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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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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在翻译的重心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译者为中心”是以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目的，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与文化学翻译学存在一致性，是对文化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但同时在很多方面，生态翻译学又是对文化翻译学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把翻译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生态环境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4）：50-55.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孙红梅.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学翻译观之对比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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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做首期翻译学讲座时，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原理，初步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003年11月，胡教授在国际期刊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专题英文论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自此作者将其之前所做的此项系统理论研究统称为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生态翻译学由自然法则中的“适应/选择”扩展到了翻译活动当中，提出了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生态翻译学一方面是“喻指”，另一方面是“实指”。“喻指”是把翻译生态比喻为自然生态，而“实指”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该理论主要原则是“多维整合”原则，主要指“三维”转换――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转换。
二、生态翻译学在宣传片中的应用
1. 整体和关联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生态翻译学注重的是“整体和关联”。从狭义上说，译者在翻译本质上有责任理解并保证原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平衡统一，同时应使转换过来的译文也能在译入语中实现动态平衡及互相关联。从广义上说，生态翻译学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要使翻译各个子生态系统内双向关联互动，同时又要保证翻译外却又与翻译相关的“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及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相互平衡并满足所需。
在新乡市旅游宣传片中，各个旅游场景介绍均由一个小标题引出，如：
例1：“Landscape： showing stunning natural beaut，观：见证得天独厚；Root： traces back to the ancestors，根：追溯同宗同源；Uprising： brings about dynastic changes，奋：济世扭转乾坤；Wisdom： grows with vicissitudes of history，智：感召岁月变迁，”等等。
此片中以Landscape， Root， Uprising， Wisdom， Faith， Simplicity， Happiness为主线，引出新乡市的地理风貌，由来渊源，历史纷争，巧夺天工，笃信善行，古朴民风，安居乐业。从翻译生态系统内文本层面看，字数对等，格式相似，使整篇译文浑然天成，整体性得到高度统一。而从翻译管理系统及翻译市场系统看，译者对译文的翻译符合了外部对译文的要求，依据市场所要求的外宣策略，从不同角度用形式相同的结构增加语言气势，加深外国人对影片的印象。
例2： 原文：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占尽山水风韵，冠绝天下奇景。
译文：Mt. Yuntai is marvelous with its mountain， unique with its water， grand with its peak， and serene with its valley.
原文使用了汉语多采用的四字词“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字数相同，格式工整，突出景点的特色山水峰峡。因此，为了达到动态平衡，译者在译入语以同样等效的形式，即形容词加介宾短语，突出了要宣传的对象及其特色。而marvelous一词更传神的表达了冠绝天下奇景，不必再赘述翻译。
2.多维整合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生态翻译学“多维整合”原则，包括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之间的相互转换及适应性调整。通过以译者为中心，进行“选择性适应”及“适应性选择”，经过多维度多层面的整合之后，整合程度越高，越是满足了动态平衡，译文质量也趋于更高。
（1）语言维。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了达到使外国人容易理解本民族文化的目的，在翻译时应注意翻译目的语的适应性选择。外宣翻译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译者因为一味强调外宣的政治意义而忽视来对外宣艺术的研究，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和语序结构，用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生硬的套译，结果只能产生大量不规范的表达，引起歧义。因此在做外宣翻译时既要准确传达源语的意思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进行选择与改变，不能生搬硬套，死译硬译。在词语，次序，句式等方面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此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
例如：
例1：原文：龙脉博兴 点亮荡气回肠的人杰地灵
译文：Breeds up the fertile land and diligent people with the dragon spirit
例2：原文：初见美景，人如画中
译文：At the first sight， the contour of the village is like that of a painting
在例1中，原文的意思是，代代延续着龙的精神，中原这片沃土蕴藏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并培育了无数卓越的人才。原文中点亮一词，若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应译为brighten或lighten，这样的直译会令外国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原文到底想表达怎样的意思。而breed up是根据整个句子的涵义，进行了语言上的适应性选择，译为养育，以达到译文读者可以顺畅地理解的目的。
在例2中，原文“人如画中”若按字面意义理解，指人好像站在画里面一样。直译应是people seem like to stand in the painting，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能突出视频中表现的风景如画。因此，此处意译为the contour of the village is like that of a painting更能显示出视频画面中的村落风景如画。
（2）文化维。在文化维上，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道德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的不同，对于同一事物，中西方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语言是文化的心脏，任何一种语言都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为了避免在交流过程中造成误解以及尴尬的情况，翻译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翻译时可有音译，直译，或意译。“音译可分为纯音译，音译加类属，以及音译加注释。”人名，地名或已被认为的词可纯音译，例如：baligou（八里沟），Guanshan（关
山），Bigan Temple（比干庙）。而一些食物可直译如：Niuzhongxi Sesame Seed Cake（牛忠喜烧饼），spicy soup（胡辣汤）。食物做法较复杂的可进行意译，如：Fish with Fried Noodles（鲤鱼焙面），Stewed Lamb in Brown Sauce（红焖羊
肉），此类食物可通过描述做法使国外友人明白到底其中的原材料及烹饪方法。
在翻译外宣材料时，若遇到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解说时，更应注意文化层面的转换，让译入语读者能达到与原语言读者相同的预期，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含义。“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同化。”翻译在读者当中的调节性作用使得“跨文化翻译是阐释的具体化，而不是文化形式的直接转换。”对中国文化应进行一定的解释而不是直接译为国外某种对应文化现象。
例：原文：万善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年选择云台山建寺，有位居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之意。
译文：Wanshan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Mt. Yuntai is that it’s believed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which in Chinese culture implies the source of all lives and the origin of all doctrines.
原文当中，出现了“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这样的道家思想，这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因此，解释其中蕴含的哲理是必不可少的。译文用which引导定语从句来说明选择云台山建寺庙的目的，因为它地处宇宙中央，是万物及万法的来源，通俗易懂的解释让不熟悉道家思想的人也能一目了然。
3.交际维。在生态翻译学中，交际维的转换即“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曾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翻译问题研讨）中作如下论述：“交际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到的同样效果。”只是单纯的译出原文的内容或形式，往往难以向读者准确传递原作者想要达到交际意图，因此，交际层面上的转换能有效地实现语言的语用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例1：原文：仿佛鬼斧神工雕凿而成的一个巨大盆景，又似名山大川的浓缩，园林专家称之为“自然山水精品廊”。
译文：the whole scene looks as if a huge potted scenery made by superlative craftsman， or a collection of renowned landscape， as a result of which it is called a “fine product of nature’s mountains and waters” by landscape and garden experts.
在原文中，仿佛鬼父神工雕凿而成，若翻译成made by ghost and god，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鬼和神仙造就的，在这里使用了superlative craftsman指这里的风景精巧之程度非人工可及。
例3：原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耳鬓厮磨，切切私语的情人瀑；四季长流，珠帘高挂的水帘洞；还有龙凤呈祥的龙凤壁；
译文：Many other scenic spots also spread here such as Qingren Waterfall， whose two branches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really looks like two intimate whispering lovers； Shuilian Cave， with its water flowing all the year. Longfeng Wall， with its mural of dragon and phoenix，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wall will bring good fortune to local people.
在原文中出现了情人瀑和龙凤壁，直接译为“Qingren Waterfall”“Longfeng Wall”，则很难令不懂中国文化的人明白其中的含义，情人瀑进一步解释为looks like two intimate whispering lovers，则将瀑布如胶似漆，亲密无间的感觉直观的传达给译文读者，领会到起名情人瀑的缘由。而龙凤璧若仅仅解释为dragon and phoenix，也并没有突出龙凤呈祥的含义，因此后面进一步解释了bring good fortune（带来好运）之意，可以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能理解同样的交际意图。
生态翻译学在宏观上注重整体与关联，在翻译原则上又有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的转换，通过各种适应及调整，实现翻译各群落的动态平衡。此宣传片的译文也从整体协调平衡，在语言维上，清楚准确表达了宣传重点；在文化维上，详细补充阐述中国特有文化；在交际维上，以过译或欠译来调整信息量，实现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理解相同的交际意图。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审视，此宣传片的译文为树立良好的新乡旅游形象及宣传新乡旅游特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11）：96-99.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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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可以说是一种视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观和译者的世界观的对话和融合。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译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与异文化的协商、交流、会通、冲撞甚至部分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宗教文本不同于普通文本，往往通过隐喻性或象征性语言与读者形成一种直接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认为对话性的作用是“激发诠释”。一个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说，这个比喻毫无意义，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选择恰当的诠释方式，甚至从这个比喻中获得启迪和领受，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意义。意义是通过读者和文本的互动产生的。[3]14无怪乎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与宗教文本的互动中，读者的生活实践改变着他与文本间的关系，弱化或强化两者间的关系，读者、译者、信徒和忠信者与文本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关系，并反过来影响未来的互动。宗教典籍的这种动态语境即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
历代佛经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异解，乃至异说。就佛经汉译而言，语言和文本的客观性很大程度被动态语境的主观性所取代，译者的任务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关注文本的词语和语法规则，而是穿越时空，揭示文本的语境，并与当下的汉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基于汉语语境进行反复的诠释性反思，最终成为经典的共同创作者。可以说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被神秘高深的佛经所塑造的，也是被译者内在不断变化的思维状态甚至行为所塑造的。英语站无论是东晋道安、姚秦鸠摩罗什，还是隋彦琮、唐玄奘，以及北宋赞宁，历代的译经大师，无不是虔诚修行多年的高僧，每位译者的翻译可以说只是一种个别的诠释，而不是最终的诠释，译者可以通过不断解构自己以前的译文从而产生更好的译文。历代佛经汉译之后出转精的事实便是明证。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译经，必然导致对宗教教义理解的差异，甚而至于同一宗教内不同派别的产生。另一方面，虔诚信众的翻译标准与一般文人的翻译视角显然不同，也势必造成翻译标准的多角度与多重性。
有鉴于此，在宗教文本的翻译实践和翻译审美上，译者的思想不能囿于成见、固执一端，为保证文本与读者、译者之间的动态互动，译者要避免把文本转换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译本，简而言之形神兼备，“传神”为妥。这不禁让笔者想到鸠摩罗什“质而能雅、依实出华”的翻译思想实在是对于这种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2 鸠摩罗什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的选择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体现在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笔者认为，从鸠摩罗什的翻译操作、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翻译形式及翻译结果上看，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基本法则。
2.1 删繁就简的翻译操作
鸠摩罗什梵汉双通，为适应汉语的语言接受习惯，他对冗长繁复的经文有自己的剪裁标准，这也充分体现了译者选择上的主体性、自觉性。据慧皎《高僧传》载，在与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时，罗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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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庚申教授率先提出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的实质定义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为译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在生态翻译学中，“多维度”指的是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作者、读者、委托者等诸方面，但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上。基于此，本文将主要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分析葛浩文的翻译策略。
一、葛浩文在语言维上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对语言维（即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采用农民化语体，乡土味十足。拟声词的运用是一个重要方面。张培基指出：“拟声词的处理是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之一”。英译时如何将拟声词准确、生动地传达出来，对于译者是很大的挑战。下面我们就以第一章为例，探讨葛浩文在翻译拟声词时采用的策略及其效果。
笔者收集原作第一章中的拟声词，共计93处。但是由于句子省译译文中有5处拟声词被省略了，不能成为研究对象。因此，本部分的研究对象为第一章中88个拟声词及其英译。经对比发现，葛浩文在翻译拟声词时主要采用了三种策略，即意译、省译和改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意译”指的是用英语中对应的拟声词来翻译汉语的拟声词，如用“whimpering”翻译“哼哼唧唧地”。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拟声词各翻译策略所占比例
比例
策略 意译 省译 改写
No. 59 23 6
% 67% 26% 7%
从表1可以看出意译所占比例最大，已超过2/3。而改写所占比例最小，不足10%。下面我们通过具体例子分析。
例1：
原文：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
译文：Sorghum stems and leaves sizzled fiercely in the mist。
“滋滋”作为拟声词摹拟出高粱茎叶摩擦时发出的咝咝声。“sizzle”在英语中也是拟声词，与“滋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当英文中有表达相同意义的拟声词时，葛浩文适应原文而选择意译的方法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例2：
原文： 哑巴…..蹭蹭蹭三五下，把细麻绳挑断。
译文：Mute …… taking his knife from his waistband，and deftly cutting the ropes.由于中英拟声词之间存在差异有可能出现词汇空缺，即一种语言中存在的拟声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其对应形式。例2中“蹭蹭蹭”是汉语中的拟声词摹拟哑巴割细绳时的声音，但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拟声词。因此，葛浩文在译文中省略了拟声词而用副词“deftly”来再现“哑巴”敏捷的动作，使得译文富有感染力，迎合了译语读者的需求。
例3：
原文：……鬼子说：“呜哩哇啦哑啦哩呜！”
译文：one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Minliwala，yalalimin！” he grunted.日本鬼子要带走我们家的两头黑骡子，罗汉大叔没有听从他们的命令，于是日本鬼子发火并大声嚷嚷。由于日本鬼子讲的是日语，莫言造出一簇拟声词“呜哩哇啦哑啦哩呜”，让人感觉日本人说话快并且难懂。在英译本中，葛浩文采取改写的方式也创造了两个拟声词“Minliwala，yalalimin”再现了原文的艺术效果。
综上，在翻译拟声词时意译是葛浩文的首选；但是，当英语中没有对应的拟声词时，葛浩文会将拟声词省略而采取其他词形传达原文的涵义；在少数情况下，葛浩文会根据原文拟声词的特点采取改写的翻译策略。总之，葛浩文在翻译拟声词时为适应原文的特点及译文读者的期待，在不同的情景下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较好地保存了原作的艺术特色。
二、葛浩文在文化维上的适应与选择
《红高粱家族》具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尤以人/地名较为突出。高密东北乡在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相对落后，这也反映在该部作品的人/地名上。下面我们就以前两章为例，探究葛浩文在翻译人/地名时所采用的策略及其效果。
笔者收集了《红高粱家族》前两章出现的人/地名，共计56个。通过对比译文，笔者发现葛浩文共采用了六种翻译策略，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 人/地名各翻译策略所占比例
比例
策略 音译 直译 意译 音译+
直译 音译+
意译 音译+
注解
No. 11 10 7 22 1 5
% 19.6% 17.9% 12.5% 39.3% 1.8% 8.9%
由上表可看出，“音译+直译”所占比例最大，超过了1/3。“音译”、“直译”“意译”所占比例相当。而“音译+意译”和“音译+注解”的翻译策略使用较少。下面我们通过具体例子进一步分析（斜体部分是地名）。
音译： 余占鳌 （Yu Zhanao），戴凤莲 （Dai Fenglian），单廷秀 （Shan Tingxiu）。
直译： 墨水河 （The Black Water River），白马山 （White Horse Mountain），痨痨四 （Consumptive Four），哑巴 （Mute）。
意译： 日本北海道 （Hokkaido），东洋国 （Japan），恋儿 （Passion）。
音译+直译： 高密东北乡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孙五 （Sun Five），任副官 （Adjutant Ren），余大牙 （Big Tooth Yu）。
音译+意译： 颜爷 （Master Yan）。
音译+注解： 鲁班 （master carpenter Lu Ban），李时珍 （the physician Li Shizhen）。
通过观察上述例子，葛浩文在翻译人/地名时的策略可归纳如下：
（一）地名：若该地名在英语中有对应的表达则采取意译，如东洋国（Japan）；若该地名中的每个汉字在英文中都有对应的表达法且指代范围较小则采取字对字的直译法，如白马山（White Horse Mountain）； 若该地名为人们所熟知且指代范围较大则采取音译+直译法，如高密东北乡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二）人名：第一，所有的姓氏都音译，如余（Yu），戴（Dai）；第二，人名中出现的数字都直译，如孙五（Sun Five），方六（Fang Liu）； 第三，若此人名在文中有特殊含义则意译，如恋儿（Passion）；第四，若此人是历史人物或者和宗教传统相关则葛浩文翻译时会加上注解，如鲁班 （master carpenter Lu Ban）。
《红高粱家族》中的人/地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将其文化内涵全部表达出来实属不易。葛浩文适应性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在保存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尽量使得译文简洁易懂，很好的完成了文化维上的适应与选择。
三、葛浩文在交际维上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顾名思义，是说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在当今众多的汉语写作者当中，莫言的“声音”是独特的，听上去像是一位农民在讲话。《红高粱家族》中，“骂词”的大量出现正体现了莫言的写作特点。
笔者收集前两章骂词，共计40个。笔者对比译文发现葛浩文在翻译骂词时共采用了四种翻译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3 骂词各翻译策略所占比例
比例
策略 直译 意译 直译+意译 省略
No. 6 30 3 1
% 15% 75% 7.5% 2.5%
由上表可看出，葛浩文在翻译骂词时使用最多的是意译，超过了2/3的比例。译文中仅有一处省略骂词。下面我们通过具体例子来进一步分析。
例4：
原文：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
译文：Commander Yu froze momentarily，then kicked Wang Wenyi. “You dumb fuck！” he growled.
在原文中，“你娘个蛋”是带有中国特点的骂词，没有确切的意义。在译文中，葛浩文采用意译的策略，用“dumb”和“fuck”这两个英语里具有代表性的骂词来翻译“你娘个蛋”，不仅再现了原文的艺术效果，而且使译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换句话说，原文的交际意图在译文中得以实现。
例5：
原文： “好两个畜生！”
译文：“Damned beasts！”
在原文中，骂词“畜生”所包含的意义远远多于“beast”。因此，葛浩文用骂词“damned”来修饰“beast”，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中“畜生”的内涵，实现了与原文相同的交际效果。
综而观之，葛浩文在翻译骂词时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译语读者的期待，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译文很大程度上传达了原文骂词的内涵，实现了交际的意图。
四、结论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分析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既是探讨生态翻译学对具体翻译实践指导的适应性，也是通过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反过来审视生态翻译学“解释的有效性”。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看出，葛浩文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既再现了原文的艺术效果又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最终保持了译品的“适者长存”。
同时，该论文也有一些局限和不足。由于时间和篇幅有限，本论文只分析了《红高粱家族》的前两章；此外，数据的选取和分析很大程度上依据笔者的主观判断，具体细节部分仍有待推敲。
参考文献
[1] Goldblatt， Howard.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M].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3.
[2]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3] 李国南.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4] 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5] 王守元.英语文体学要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6] 张宏.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问题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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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同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频繁。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如何满足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即如何培养合格的专业翻译人才成为相关教育机构和用人单位共同面对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几年来，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不断增加，而教学方面也达成共识，认为建立以发展翻译能力为核心的培养模式，“较以翻译理论或学术训练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更具有指导意义”[1]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翻译工作坊”的教学方法[2]，以工作实践代替教学过程。那么，是否要完全摒弃理论教学呢？当然不是。不过，MTI培养模式下的理论教学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一、MTI理论教学的目的、意义和作用
理论指导实践，这是毋庸置疑的。在MTI教学培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针对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存问题，制定理论教学的内容和范围，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对13所高校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教学中学生经常会问：“您想让我直译还是意译？”这表明学生并未明了翻译的实质。而这一后果恰恰是因为语言教学中以翻译作为外语教学手段，在学生头脑中形成非此即彼的惯性思维。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首先，要区分“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教学翻译是指翻译作为语言能力的习得和测试的手段，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单词、词组、句子或语法现象的意义，在讲解和练习过程中进行的指定性语言转换训练。优点是利用母语方便快捷的特点；缺点就是容易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一对应的理解，从而阻碍语言灵活运用，而且这一副作用越到高年级越明显。翻译教学是指以培养职业译员为目的，着眼于传译能力的训练。以MTI研究生为例，基本上都是外语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语言知识与能力的准备可以说是合格的，但只有摆脱教学翻译的束缚，职业翻译教学才具有可行性。其次，要认清翻译中的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翻译是把文本置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考量。如果只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难免会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非语言因素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文化因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学位办[2007]11号）强调翻译专业人才应掌握“宽广的百科知识”。应该说明的是，对于翻译来说，不仅仅要了解这些知识，还要了解它们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在不同语言中相应的表达。
（二）概括具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就其本质来说，翻译活动就是宏观层面的指导性策略与微观层面具体翻译方法的选择过程。翻译教学就是帮助学生组建一个储备可供选择的语料库。那么，这个仓库里应该放些什么？穆雷、王巍巍归纳的专业型学位翻译研究生培养模式图示中包括“良好的双语运用及转换能力”、“ 了解基本翻译理论”、“ 了解相关专业知识”、“ 熟练使用翻译工具”、“ 熟悉翻译流程与职业规则”、“ 较高的职业道德和译员素养”[3]。可见，入库的应是“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如果两者各不相干地堆放，对于翻译实践活动的作用是微弱的。要是将两者组合起来，以半成品乃至成品的形式储藏在仓库里，那么使用起来就会格外地得心应手。功能语言学认为，语篇体裁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不同体裁目的决定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策略选择与体裁目的对等”[4]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将专业知识按照语篇体裁分类，再根据语篇体裁采取不同的翻译处理手段。由于仓库主人的差异，物资应具有个人色彩。换言之，每个人的仓库各有特色。
（三）归纳总结翻译经验
仓库物资堆放分门别类。教师应该帮助、启发学生对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经验加工、提升。这方面学生非常渴望教师的积极引导，大多数希望“多指导、点评翻译作品的优劣”，进行翻译实训和讲评”[5]。综上所述，我们认为，MTI的理论教学应该是帮助研究生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体裁文本总结概括不同的微观翻译策略和方法，即高于加字、减字等具体的翻译处理手段，又不上升到诸如目的论、顺应论等抽象笼统的理论高度，因而恰恰适合介于本科与博士之间的研究生。我们姑且称之为“次理论”。
三、生态翻译学对次理论教学的指导意义
“生态翻译学”这一学科概念是胡庚申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提出的。引起翻译家的广泛关注，并有大量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目前已成立“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并召开了“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科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学术前景，也符合当今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趋势。这对于我们的翻译教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基于目的论、顺应理论、接受理论、关联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可以基本分为三派，一派是对读者、译文的研究，一派是对作者、原文的研究，还有一派则是两者对比研究，可以说这三派的研究都有其代表性、实用性，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三派都忽略了对译者本身的研究。其实，就翻译过程而言，无论是“顺应”还是“适应”，无论是“关联”还是“选择”都是由译者来完成的。而我们的教学恰恰是对译者的培养。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建立起来的生态翻译学明确并突出了译者的作用和地位，对翻译主体性的宏观问题进行了原创性探索，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翻译的过程，指出翻译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6]。这一定义突出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开了套在译者身上多年的枷锁，充分显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的“语境”扩展到“翻译生态环境”，其内涵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维立体翻译法：即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之间选择适合的翻译方法。交际维的提出符合媒体语言翻译的特殊性。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非常适合作为媒体翻译的教学需要，可以作为基本教学理论的指导。
四、次理论教学法
（一）认识翻译理论发展进程―三维转换
翻译理论的发展进程足以单独开设一门课程，所以在我们的课堂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长篇累牍。事实证明，只要以恰当的具体例子才能使翻译过程说明问题，让学生既有直观的印象，又有概括的理念。比如，我们选择俄罗斯大选后的新闻标题为例“У Миронова не пили шампанское”。翻译理论的第一阶段注重“字词对等”：米罗诺夫没喝香槟酒；翻译理论的第二阶段注重“语义对等”：米罗诺夫败选；翻译理论的第三阶段注重“语用对等”，即尽力保留原文语言风格和特色，包括修辞手段和文化内涵：米罗诺夫未能喝上庆功酒。这三种情况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要针对具体情况具体使用。这样，学生就不会再纠结于直译还是意译的困惑。
（二）帮助建立媒体语料库 ― 翻译生态环境认知
媒体语言内容纷繁复杂，词汇涵盖面大，是对译者单词量极大的考验。同时媒体语言趋于程式化，大量的套话、惯用语，尤其是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政论语汇复现率极高。建立自己的语料库，可以大大提高翻译效率。建立语料库的最佳方式是将两种语言对应起来，即词典方式。我们建议对比中俄媒体对共同事件的报道内容，寻找对等词和表达式。尤其关注俄媒的涉华报道，学习其对中国事务的用词，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出现中式俄语。
（三）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
选择不同体裁的媒体语料，由学生翻译后点评并总结规律性策略和方法。教师可遵循一定的翻译理论，但不必讲解理论，只引导学生达到需要的目的即可。本质就是帮助学生建立篇章体裁与翻译策略之间的直接联系。翻译以适应选择论为理论依据，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对理论本质有了感性认识和应用能力，但不必对理论本身深究。
专业型俄语翻译研究生的培养是相对较新的教学领域，在培养模式中包括解基本翻译理论和专业知识。MTI的理论教学应该是帮助研究生针对不同专业的不同体裁文本总结概括不同的微观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次理论教学。次理论教学法解决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之间的矛盾，以生态翻译学的宽广视角整合翻译理论资源，把理论糅合于实践训练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5]葛林等.诺德翻译能力理论观照下的MTI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翻译，2011，（4）.
[2]李明，仲伟合.翻译工作坊教学探微[J].中国翻译，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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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或技能建构必要的条件之一是问题解决性的学习环境。问题解决性的学习环境，能够调动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有效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新的知识和经验，用于解释和分析当前的问题，从而形成新的假设和推论，并做出检验。这一过程为新知识和技能的建构提供了理想的路径。前期一些建构主义研究对于问题解决式的学习环境要素进行了相关描述，理想的载体要素为“真实任务”，学习目标要素必须符合“清晰明确”的条件。而广泛运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项目教学作为一种问题解决式的学习途径，为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学习情景、载体和问题学习型的情景。职业教育课程中的“项目”指的应当是有结构的项目，即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存在的工作任务模块。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也是有一定结构的项目，特别是源自真实工作中的翻译项目，不仅具备真实性的特征，反映了社会和学习的真实需求;此外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具有清晰明确的目标指引，译文必须符合一定的翻译标准、能完成特定的交际功能，必须遵守国家公布的《翻译服务规范》，具体的翻译项目产出的译文还应适应具体的翻译生态——含译者、读者、委托人、社会文化因素等在内的翻译生态整体。从项目教学、国际翻译教学发展现状来看，真实情景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不仅符合最新的教学发展趋势，也为翻译课堂中学生的能动建构提供了极佳的问题解决性的情景。2.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或技能建构的有效条件之一是合作性的学习环境。在建构过程中，学习者作为学习的主体应围绕当前问题获
取有关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又要不断运用个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建构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对学习者个体的有效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问题解决过程中学习者团队合作互动，相互学习，共同协作，引发学习者个体不断反思，促进个体主动内化，最终在解决问题中完成“意义建构”。在真实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中，翻译学习者团队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协作的形式自觉主动地分析翻译项目中需解决的问题，解读源语项目文本，通过查找翻译工具、网络资源获取背景知识、平行文本等，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和策略，完成译文初稿，共同按照翻译的标准、发起者的意图、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检查润色译文初稿，最后完成翻译项目，并完成交稿。在合作完成翻译项目的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交流，学习者个体的认知结构也得以重构，所建构的翻译知识、技巧和经验也将更加完善。
二、教学实践
1.以真实项目为载体，促进学生主动建构。从教学内容上看，通过项目教学促进学生主动建构翻译知识和技能，体现了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从结构走向建构的趋势。传统教学体现的是一种传授知识的倾向，要培养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和素质，通过简单的语言对比、知识传授、技巧讲解是远远不够的。而真实项目为载体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教学能更加有效地将学生置于问题解决的情景之中，能体现翻译学习者目标工作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涉及翻译学习者思考、协作、翻译和决策的过程，需调动翻译学习者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等，能使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内化为学习者自身知识体系的一个部分，完成学习者能动建构。在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内容的选取上，应特别特别重视内容的针对性、典型性、实用性、真实性和实效性。因此，需广泛开展企业单位对翻译人才具体需求的调研、毕业生跟踪问卷调查等，确定课程的项目。基于广泛扎实的调研，针对大部分专业学生的就业岗位，选取贴近实际生活、贴近实际工作的项目。鉴于以上考虑，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商务英语专业现已编写并使用了《商务英语翻译实务》项目教材，主要涉及商标商号、商务名片等13个翻译项目。在项目来源方面，商务翻译教学团队还可以通过行业兼职教师咨询、专职教师实践等途径获取真实翻译项目。例如近年来，来自金融、商务、旅游等行业的资深行业兼职教师参与我院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也为翻译课程带来最原始的翻译项目教学材料;同时，我院还通过虚拟实体的翻译社“金苑翻译社”对外承接学院内外一定量的翻译业务，这些翻译业务经过委托人的允许也可以作为商务英语翻译项目教学的材料。此外，教师在开展翻译项目教学的过程中，可通过以上途径对项目不断更新，以保证翻译项目的时效性。项目要素把握方面，根据德国翻译家斯蒂娜·莎弗纳的“模仿真实情景”教学法，真实翻译项目教学中再现必须具备项目中翻译情景的各个要素，如翻译项目的发起者(翻译社、企事业单位等)，译文使用者(英美游客、某产品的外国使用者等)，译者，翻译目的(某文本翻译需达到的目的)等。这些要素将为翻译项目学习者进行学习时提供学习情景，同时也是学习在解决问题完成翻译项目过程中必须兼顾的因素。
2.以过程性为导向，引导学生能动建构。依托真实项目的翻译项目教学中，翻译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主动建构的过程。可见在项目教学中，应以过程为导向，参考经验译员工作过程的典型工作阶段，将项目任务分解为不同的阶段或者环节，让学习者按照工作环节解决翻译问题。国内外翻译研究已经对翻译的过程有较多的研究，大体将翻译过程分为理解阶段、重新表达阶段和检查核实阶段。但是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无法体现e时代下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环节中某些信息化的元素。例如在完成某公司简介汉译英的项目中，译前查找国内外类似企业的公司简介译文，作为平行本文进行参考，将对翻译项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环节就没有被归纳在传统的“三阶段”之中。此外译前对翻译生态的解读，译中翻译决策和网络等资源的使用，译后反思总结，都成为了译者翻译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如何科学合理地将这些具体内容与传统翻译过程进行整合是翻译项目教学的重点所在。我院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首创性地将传统译论中的三阶段论和行业资深译者的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特色的PWP模式教学模式。PWP分别代表译前(pre-translating)，译中(while-translating)和译后(post-translating)三个阶段。课程的内容组织以课程组自编教材《商务英语翻译实务》中的13个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和PWP的翻译过程为两条交叉的主线，将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渗透在这两条主线之中。在某一个项目教学中，PWP项目教学中以过程为导向，让翻译学习者能在翻译学习中针对翻译项目的每个阶段，通过翻译小组成员合作，完成主动建构(如下表)。
3.以多样的教学形式，促使学生互动建构。为了促进学生主动建构，教学中利用多种教学形式，如采用工作坊、头脑风暴赛等开展教学。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组织者、监控者，翻译学习者成为课堂的中心，通过合作学习的形式，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共同完成翻译项目。(1)翻译工作坊。翻译工作坊是指类似于商业性的翻译机构，由若干名翻译者共同完成翻译项目的形式。在翻译项目教学中，可以将学生分为5~6人的小组，即虚拟的翻译社，并让各组为自己的翻译社命名。在商务英语翻译实训中，根据真实翻译项目需求的情况，每个小组成员内部进行讨论分工。每组一名同学担任项目经理，负责将翻译项目分解分配给小组各个成员，联络项目需求方，并完成最终交稿。每组中翻译水平相对较好的同学负责后期统稿和审稿。在完成某一翻译项目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不仅共同完成了最终的翻译项目译文，且共同讨论、协作，与需求方进行交流，工作坊的形式能够促进翻译学习者就当前的翻译项目进行沟通和学习，促进学习者个体在互动中进行建构。(2)头脑风暴。头脑风暴法是一种集体开发创造性思维，集体主动建构的方法。在商务英语翻译课中，可以运用全班或者小组的形式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在翻译项目教学中可以采取这种形式，尽可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尽量多地收集同一项目的不同版本的译文，并向学生展示，让全班同学畅所欲言，对译文的优劣进行点评，最后共同分析总结和反思。笔者曾使用商号翻译、商标翻译等进行尝试，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以丰富的教学资源，支持学生主动建构。商务英语翻译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学生在翻译中常常有畏难的情绪，导致学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进行主动建构。教师在设计项目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为项目教学的每个环节或阶段设计和准备丰富的教学资源，对学生的项目学习起到一定支柱作用，同时学生也在完成任务时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利用相关资源进行知识构建。例如在安排学生进行某公司简介翻译项目学习时，教师为学生提供以下资源:公司简介翻译常用词组列表，公司简介常用句型列表，平行文本等，甚至可以提供专业词汇对照列表。这样就能有效降低学生完成翻译项目的焦虑度，支持学生主动建构。
5.以多元的考核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建构。课程的考核方式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学习的导向。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创新因此在项目教学中可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激励学生主动建构。首先，注意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将学生平时在项目学习中的参与度、个人表现、小组表现都纳入考核范围内，激励积极进行项目学习的主动建构，促使学生重视项目学习过程和小组合作;在终结性考核中体现项目考核的导向，避免学生死记硬背。其次，注意教师评价和同伴评价的结合，让小组间进行项目作业互评，通过互评促进学生进一步反思和总结，主动建构。
篇9
如何有效地传递《道德经》的精髓，实现其现代转型，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下，弘扬民族文化，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开启了翻译分析与阐释的新的篇章。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在此理论指导下，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道德经》英译本，继而加深中国古典文化在英语世界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一、生态翻译学概论
二十一世纪初，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并通过其专著及一系列论文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支持。“翻译适应选择论”明确了翻译的定义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译者中心”、“译者主导”是其核心理念，强调“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是其方法论，从翻译时间角度描述了翻译的交替循环过程；“汰弱留强、适者生存”是其目的论，指出译者和译作共同遵守的自然法则。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该学说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翻译研究，它的优势在于加强跨学科研究，使人们可以在更广阔、更复杂的生态背景下研究翻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尚属稚嫩的此论显露了蓬勃的生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二、《道德经》英译
《道德经》又名《老子五千言》，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华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哲理书。内容上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中包含不少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辩证观点，是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皆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早在16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道德经》就开始了它的译介行旅。特别是近世以来，西方各国争相从中国典籍中寻找民族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老子学说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术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做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据统计，截至目前《道德经》已经被译成28种文字，有1100多个版本，其中英译本182种。《道德经》底本及注不胜枚举，内容玄妙难懂，思想博大精深，加之中外文化迥异，语言差异甚大，故给后世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和个体参悟的机会，以至于每位译者都会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种认为已经把握住其内在哲理之思的想法一旦外化为文字表达，便立刻失去其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失去恒常性，《道德经》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此。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著名汉学家Herbert A. Giles之子）在《道德经》英译本作序时说，《道德经》就好比哲学文献中的“白矮星”，形体虽小，却有极高的密度，散发着极为耀眼的智慧之光。
因此，如何在《道德经》译介过程中恰如其分地传递其文化内涵，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彰显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有益探索。
三、《道德经》英译中的文化传递
（一）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活动即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对于“翻译生态环境”，胡教授定义为“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也就是说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必须与影响其生存发展的一切外部条件取得和谐、统一。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很多学者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老子哲学中反对战争、主张和谐的观点对消弭人类具有的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具有时代性意义，这种内向用力、十分含蓄的道家文化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能源危机、生态恶化、战争威胁、吸毒等社会问题，西方社会普遍出现信仰危机，西方希望在东方智慧典籍中寻找解脱和出路，国外的“老子热”不断升温。《道德经》在英语世界受到了其他任何中国典籍文本都无可企及的普遍关注。《道德经》的“无为”思想满足了西方人寻求救世良方的迫切愿望。根据中国著名学者陈鼓应解释：“无为”意为顺其自然，不妄为。许渊冲将其翻译为does everyth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意为不干涉之意；Arthur Waley 将其译为 relies on actionless activity，并在注脚中增加注释： because “action” can only make one thing high at the expense of making something else low， etc. 这两者与陈鼓应不谋而合，形象地刻画出“无为”即顺天意行事，不干涉自然之意，若有意为之，则势必会引起战乱纷争的不良后果，为西方人对战争所带来灾难的困惑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注脚。辜正坤译为 behaves without taking unnatural action，意为行动自然，无“不干涉”之意，而铃木大拙（D.T. Suzuki）和卡罗斯（Paul Carus）合译的译本中将“无为”翻译为 non-assertion，偏重于“没有主张，懦弱”之意，与老子的“无为”的“不恣意妄为”的核心是有差距的。
由此可以看出，译文要做到既精确表达老子的思想，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精髓，又正好满足西方人从中寻求救世良方的迫切愿望，必须实现原作、译者、译本与生态翻译环境的和谐统一。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就译者而言，他/她是一个独立主体，翻译活动自始至终必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交互点上，既是翻译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译者为中心”可以解释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能否生存。
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跨越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像《道德经》这样的哲学文学著作，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经》是迄今流传下来的极少量的古籍之一，时空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和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对其的非经典化，使其在母语内的翻译都极为困难。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要有严谨的求知态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精益求精。例如：
《道德经》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
林语堂的译文：When the six relationships no longer lived at peace， there was praise of “kind parents” and “filial sons”.
辜正坤的译文：Filiality and benevolence come along with the family feud.
许渊冲的译文：When the family is at odds， filial sons and kind parents are needed.
Arthur Waley 的译文：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 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 同时，Waley在附注中指出“六亲”为“father， son， e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 husband and wife”.
西方人注重个人主义，东方人则看重家庭人伦，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亲人之间出现矛盾，才有父慈、子孝价值的提倡。“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
林语堂的译文当中“六亲”直译为“six relationships”，指代不够明确，这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便会感到茫然、费解。辜正坤、许渊冲直接以“family”代替，“六亲”的含义被泛化。Waley根据自己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字功底，以及对老子思想的深刻理解，用心独到地采取深度翻译的方法，在篇末用心考察中国文字后作出注解，所以读者看了注释一目了然，会领悟这句话的含义，从而积极引导西方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这充分体现了Waley在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了其“译者中心”的主观能动性。
四、结语
在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突出强调译者为中心主导的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在典籍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导作用，从而使翻译生态系统和谐，使原作的生态文化得以传播，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的文化元素，更好地完成翻译的使命，向国外传播原作的生态文化，这样就可以达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Krohne，T.David.General Ecology[M].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2001.
[2]Lance，H.&M.Jacky.Redefining Translation：The Variational Approach[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1.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胡庚申.翻译选择适应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5]老子.道德经[M].Arthur Waley，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6]老子.道德经[M].辜正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老子.道德经[M].许渊冲，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2.
[8]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老子的智慧[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王宏印.探索典籍翻译及其翻译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规律[J].中国翻译，2003，（3）.
篇10
一、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介绍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和当代翻译研究的方法，然后概述了始终贯穿本书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学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基本模式，最后详细具体地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语言中的音、词、语篇等各个层面对翻译的影响。由此该书共可分为四部分，即，第一部分，关于翻译学的一些简介概述；第二部分，翻译与语言；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参考文献和索引。
第一部分，翻译学的简介，包括第一章“从翻译著作到翻译研究”和第二章“翻译研究的描绘和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发展的几个重要步骤：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the target text turn）理论。然后在第二章中，作者先介绍了Holmes对Toury绘制的翻译学学科图（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解释。他的划分出来的许多翻译学门类及其理念是现在翻译学家们学习研究的基础。作者接着讨论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进行翻译研究的主要四种方法，即，语言的方法、描述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文化的方法。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翻译与语言”是该书的关键部分。在这部分，作者主要关注两个影响理论家关于翻译本质的更详细了解的因素：一个是语言、文化、本体相对论。另一个就是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相对论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多多少少世界观都会不同。而与之相对应的普遍论则觉得差异总是建议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作者在讲述相对论时，把文化相对论、语言相对论、本体相对论分开来，并将它们分别与它们各自的相对应的普遍论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来说明问题。接着作者从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功能说及语域概念来说明文化普遍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比较理解。在语言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方面，作者先总结了过去大家所公认的两种关系：1.翻译研究是语言学的数据源；2.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数据源。然后通过语言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发生的对等、错误、篡改。最后作者简要地介绍了如何把语言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信息资源。作者认为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是完全可能，而把语言学作为分析文本中语言现象类型的信息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在翻译研究中注重翻译语言是对翻译采取审美态度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采用语言学的见解来分析译本与源本之间关系的本质。
本书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包括五个相比前面三个章节更具应用性的五个章节，即第四章到第八章。第四章“翻译中的声音与节奏”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声音模式对翻译的影响。本章分两个方面来讨论：声音和节奏。第五章“翻译中的词和意义”中作者解释了什么是词，以及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是如何处理词的，然后介绍了词的几种分类，并通过分析Lewis Carroll的一首诗中不同词类的特点及它的译本来说明语言学的词类的划分对翻译的帮助，并结合翻译介绍了词的语义方面，包括词与述词（predecates）之间的意义关系和词汇的灵活性。第六章“词公司”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几种翻译时需要的词库资源，包括字典、语料库和搭配，通过例证分析了它们的概念及特点。然后作者提出了我们在使用语料库时要注意的几点问题。第七章“从词到语篇”表明要开始从语篇的层面来分析语言和翻译。在这章中，作者结合结合格莱斯（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对文本性（texture）、含义（implicature）、语篇体裁等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的来说，介绍了作为行动的语言概念。第八章“翻译中关于短句和语篇的观点和思考”主要是用功能方法来研究短句。韩礼德认为是英语中的短句使得三个语言系统（语气系统、主位和述位系统、及物性系统）能让三种功能（交流获得信息、解构信息、表达）得以在短句水平上都实现。最后，作者简要地、总结性地介绍了语言、思想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可以用来帮助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而由于两种文化中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不同，所以翻译显然会产生不同于原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理论是始终贯穿着这部分的。该部分就是通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由小到大的各个语言单位是如何影响语言的意义从而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翻译的。
二、简要评述
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角度新颖
随着翻译学的兴起，对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有从各个角度解释翻译、分析翻译的，其中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则大多都是把某个语言学分支与翻译结合起来，虽然这些研究成果都给学习翻译的人提供了理论实践的指导，但像《语言学与翻译语言》这样把翻译与语言学系统地结合起来，为学习翻译理论的学生们打开深入研究之门的作品则很少。本书既可看作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也可看作是从翻译角度研究语言学的佳品。正如来自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温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教授所言：“这本书很好地论述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内容全面
本书的全面系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看。从纵向来看，本书系统全面地从语言学角度详细对翻译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比如在该书的四、五、六、七、八章中，作者分别从音、词、意、语篇、短句的层面对翻译语言进行了分析，而分析过程中则涉及语言学中的音位学、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以及各个像格莱斯和韩礼德这样的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理论。同时，在翻译简介的部分本书也做到了全面。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理论，本书都作了简要的介绍。从横向方面来看，本书不是只对翻译学或语言学作了研究，还涉及了很多其他学科。比如在第二、三章对翻译学研究的介绍中就涉及了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三）结构合理
本书作者很好地考虑了读者，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结构。从整体看，作者先用一、二章对翻译学作了简要的介绍，在第三章中则开始把翻译和语言学联系起来，接着则开始一步步从语言的各个方面对翻译语言进行分析。全书章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从整体到细节，从介绍到研究，把读者慢慢引入翻译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中。从部分看，作者不仅在每个章节的开头都有简介，对本章的主要观点和难点作了简要说明，使读者在学习每个章节前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而且在每一章节中都安排了供学生们自己思考提高的质量较高的练习和讨论。这种种安排都能引导读者的学习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本书作为教科书的一面。
（四）语言简朴，文体活泼
作为一本全英的外文学习书籍，语言的难易、文体的沉轻对大部分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本书不同一般的理论书籍，正如文迪·安德森所言：“它用生动活泼的文体，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和争论点进行了清晰的讨论，并使之与书中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和理论及其实际应用的恰到好处的结合一起为本书添色。”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轻松活泼的像小说一样的文体及大量的实例来说明理论问题，所以正像作者自己所说，该书既可以作为研究生的学习教材，又可以作为学习翻译的本科生的教材。
（五）不足之处
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对翻译学的各个理论虽都作了介绍，但不够深入详细。特别是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生态翻译理论等新近翻译理论涉及得很少。这无疑对翻译学习读者来说是一大缺陷。其次，本书中的实例多为西方国家素材，少有中国语言素材，导致中国读者在理解时稍有生疏感。
三、结语
篇11
Analysis of Public Sign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Publicity Methods Related Papers Keyword Statistics based on Corpus
YUAN Changwan， JIN Shuangjun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has strong practicability and wide application，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keywords of 2196 CNKI articles on public signs using corpora. The analysis and statistic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error analyses， theory and methods of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and that field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ountries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public signs; translation; corpus; frequency
0 引言
公示语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方梦之，1996）。公示语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种突出的应用功能（吕和发，2004;戴宗显等，2005），它通常被喻为“城市的名片”，规范、得体的公示语翻译是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对外交流的需要，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城市形象、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等的有效途径。
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专家委员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公共场所中文名称英译基本规则》（2004年8月），《上海市道路名称英译基本规则》（2007年6月）;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6年先后了《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通则及其组成部分;深圳市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编制，于2013年9月颁布了全国第一个公示语译用管理法规《深圳市公示语英文译写和使用管理办法》。各大中小城市的公示语翻译专家委员会相继成立，公示语译用办法不断出台。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和数据采集
研究对象为公示语相关学术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因为学术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部分具有语言简明、规范，结构严谨的特征外，还从内容上客观地反映了调查研究的目的任务、主题范围、理论方法、结果结论以及研究者突出强调的观点等重要信息。
数据采集基本情况：登陆（2014年9月30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http：//），以“主题=公示语（模糊匹配）”为检索式进行简单检索，返回自2002年以来检索结果2278条。选中全部检索结果，CNKI E-Learning文献输出，以excel形式导出。以输出字段“题名”、“摘要”、“关键词”为主要依据，人工辨别论文是否与“公示语”密切相关，对导出文件进行筛选（删除不相关的82条），以实现对目标文献的查准查全，共计余下相关论文2196条。
1.2 研究方法和工具
建设“公示语”论文摘要微型专用语料库。对采集到的公示语相关学术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进行语料库建库清洁、整理、标注。
采用语料库NLPIR汉语分词系统（ICTCLAS2013）对公示语相关论文摘要语料进行分词处理。利用语料库工具wordsmith对关键词等进行量化统计;采用wordsmith的词表工具生成“公示语”相关论文的关键词（非语料库Keywords）词频表及关键词词云图。
2 统计分析
2.1 论文关键词统计
以上述“公示语”相关文献微型语料库中的论文“关键词”为语料（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2196篇文献的8736个（形符）关键词），采用wordsmith的词表工具生成关键词（非语料库Keywords）词频表。将关键词形符分类汇总，将形符转换为类符，类符共计2750个，以及每一类符的出现频次及百分数。
2.2 论文关键词分析与分类汇总
将cnki“公示语”相关论文的关键词词频表进行语义上分析和归并汇总。将关键词词频表中出现频次大于等于10的关键词归并汇总，这些关键词共计101个（类符），其在关键词中出现的频次占总频次的54.10%。
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公示语”相关概念关键词（括号内数值为该关键词在词频表中的频次，下同），如：公示语（1152）、公示语翻译（208）、公示语英译（47）、标识语（44）、旅游公示语（26）等。其次是“翻译”相关概念关键词，如：翻译（405）、汉英翻译（267）、公示语翻译（208）、英译（137）等。
公示语翻译相关论文主要涉及常用翻译理论，原则、方法和策略等。
常用的翻译理论包括：目的论（138）、功能翻译理论（87）、关联理论（28）、顺应论（22）、模因论（21）、翻译目的论（18）、功能理论（13）、功能目的论（13）、翻译理论（13）等。
翻译原则、方法和策略等相关的关键词包括：翻译策略（154）、对策（90）、翻译原则（67）、交际翻译（60）、生态翻译学（57）、策略（55）、功能对等（47）、翻译方法（37）、原则（32）、跨文化交际（32）等。
与公示语翻译错误、问题相关的关键词如：问题（80）、错误（56）、语用失误（54）、规范（48）、规范化（40）、翻译错误（32）、错误分析（30）、误译（25）、翻译问题（20）、翻译失误（19）等。
此外，与文本类型相关的关键词如：文本类型（42）、语言特点（18）等;与文化相关的关键词如：文化差异（39）、跨文化交际等;与旅游相关的关键词如：旅游景区（39）、旅游景点（34）等;其它常见高频出现的还有：外宣翻译（33）、对外宣传（13）、国际化（12）、语境（12）、翻译生态环境（10）等。
3 讨论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十年来公示语相关研究集中于公示语的英译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公示语翻译的常用翻译理论、原则、方法和策略;公示语翻译错误、问题相关分析;公示语翻译的文本、语言风格特征相关分析;公示语翻译的文化内涵及跨文化交际;公示语在旅游、外宣等领域的翻译应用现状等。
结合相关论文及其摘要分析发现：翻译理论、原则与公示语翻译实践联系不紧密。通用公示语（各国家、地区共有的公共场所标识，如：出口（EXIT）、停车场（Parking）、禁止吸烟（No Smoking））的重复研究较多，各自为政，资源浪费。非通用公示语（具有明显区域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旅游等特色的公共场所标识，如：颐和园（Summer Palace）、天坛（Temple of Heaven）、孔庙（Temple of Confucius））研究有待深入。公示语翻译错误、问题相关分析较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公示语纠错、调查、统计占有较大比例，分析、建议有待深入、拓展。
基于上述统计分析，建立公示语语料来开展通用公示语的纵深方向研究，适当减少公示语翻译相关的实证调查统计。对各国家、地区共有的通用公示语翻译研究应在翻译理论指导下，通过大量实地采集目标语的公共场所标识，搜集、整理建立公示语语料库。通过语料库工具统计分析，以目标语的使用频率为重要参考，以功能对等为主要依据，分析研究，甄别选用恰当、得体、规范的公示语译文。基于目标语国家公示语的语料库大数据统计分析，忽略语言的历时发展、区域变体，重视当代英语的高频使用公示语，有利于公示语的规范、得体，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同时，具有明显区域特色的非通用公示语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展。这部分公示语翻译应符合国际通用惯例，重视源语言的文化内涵，尊崇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推动源语言的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翻译公示语时，译者应该熟知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和功能意义，了解汉英公示语的文化差异，并将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放在首位，才能得出正确的译文（贺学耘，2006）。
基金项目：2014年四川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批准号：SC14WY23）、2013年度南充市社科联南充市“十二五”社科规划课题（批准号：NC2013B043）和川北医学院2014年科研发展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戴宗显等.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以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J].中国翻译，2005（6）：38-42.
篇12
continue our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Key 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 translation practice ， translation teaching
翻译教学是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的翻译教学从新时期以来逐步繁荣，除外部因素如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需求之外，翻译学的发展是翻译教学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因，而翻译学的发展则得益于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从上世纪60 年代以后进展迅猛，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纷纷涌现，翻译教学开始受到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 年有关保护翻译人员和改善翻译人员生活条件的文献中指出:“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教学区别于纯正意义的语言教学，翻译教学需要进行专门的翻译训练。”(让·德利尔，1988 :96)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翻译人员的培训，许多大学设立了翻译本科或研究生专业，授予合格的毕业生翻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参阅柯平鲍川运，2002) 。
我国的翻译研究繁荣于20 世纪80 年代，与翻译教学几乎同时起步。1987 年“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可视作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队伍的第一次大检阅，因为出席会议的100 多名代表绝大多数是大专院校的翻译教师以及他们所带的研究生，还有少数职业翻译中的翻译理论研究者。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队伍主要是由这两部分人组成，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与翻译教学关系密切。
在翻译教学，尤其是研究生的教学中，翻译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四个意识，即敏锐的学科意识、方法论意识、自觉的理论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挑战和创新意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意识也需要注意培养，如充分占有资料的意识、学术研究的规范意识、团结协作的精神、对话和宽容的态度等等) 。翻译教师只有注意将自己的教学观念现代化，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这里重点讨论理论意识的重要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翻译教师都对翻译理论的重要意义有足够的认识，有人认为，翻译教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水平。这一认识中包含了几个问题: ①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②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③翻译教学的层次与翻译理论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香港岭南大学孙艺风(2002) 已经有长文专论，笔者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故此不赘。对于第二个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讨论过(如杨自俭、许钧、谢天振、朱纯深、王东风、潘文国、张南峰等) ，本文只稍加补充并重点讨论第三个问题。
多年来，一谈到翻译理论，总有人提出资格问题，即什么人才有资格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也就是学术身份的合法性问题，甚至强调只有那些翻译出版过大量文学作品的文学翻译家才有“资格”谈论翻译，这是不恰当的。我们知道，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其他学科领域里，没有人要求从事理论研究者必须首先从事一定数量的实践才能取得研究资格， 也无人坚持要求实践家必须研究理论。有能力既从事实践又研究理论固然是好事，但毕竟只有少数人愿意并有能力为之，此其一。其二，翻译实践既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包括其他文体的翻译，如科技、政论、法律、实务等翻译。
在当今社会里，文学翻译在所有翻译实践中所占的比例极小，文学翻译实践不能替代其他文体的翻译实践， 文学翻译家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并不一定对其他文体的翻译具有普遍性或针对性的指导意义。尽管文学翻译作品比其他翻译作品容易出版并得到流传， 但是，没有或很少出版文学翻译作品不等于缺乏翻译实践。其三，根据调查，目前我国从事翻译研究工作者绝大多数为高校翻译教师，而翻译教师几乎人人都从事翻译实践，担任各种口、笔、译工作，翻看各校外语教师的成果目录就不难看到，外语教师都不缺翻译成果(暂不论质量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 ，他们评职称、报奖项、申报学科点时都有大量的翻译成果，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翻译理论研究者都在“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对翻译实践一窍不通。也就是说，即使按照这些人“有了实践才可谈翻译”的“标准”来看，也没有什么人“不具备翻译研究的资格”。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从事翻译研究的真正资格倒应该是接受过严格的理论研究方法训练。再说，如果自己不善于总结提高，就算翻译出版了大量作品，也不一定就能跻身翻译家的行列，而总结提高更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最后，经常有人从翻译理论研究者的译作中挑出一些错误，并以此证明“理论无用”，或理论研究者没有资格谈论翻译，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种做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样一个原文文本，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翻译是正常现象， 何以见得自己那种理解和翻译就是最佳版本呢? 优劣应由读者去加以判断。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再优秀的翻译家，也难保证自己所有的译作百分之百正确无误、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如果从其译作里挑出几个硬伤就断然说该译者翻译能力不行的话，恐怕就找不到翻译家了。擅长从别人译作中挑错并以此证明自己高明者，就敢保证自己的译作十全十美、没有硬伤吗? (这里还涉及翻译批评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在此不谈。)
诚然，的确有的理论研究者动手能力不如职业翻译家， “眼高手低”，这也不足为怪。一个人的10 根手指还各有短长，一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也不会齐头并进。举例来说，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但语言学并不能帮助小孩子学习讲话， 甚至无法让所有的语言学家自己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语言研究者不善言辞的并非罕见，许多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反倒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民间艺人和一些老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讲起话来却不乏机智幽默。这难道就可以证明语言学没有存在的必要、语言学家没有讲话的资格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美食家和营养学家不一定会亲自下厨， 是否就没有资格评论厨师的手艺呢?反过来，天天在家炒菜烧饭的家庭主妇对美食的门道大多也谈不出一二来。只知埋头搞翻译实践，而不善于总结提高，就算翻译了几百万字，充其量也只是个翻译匠，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家，更不用说获取所谓谈“翻译理论”的资格了。
有人指出翻译理论无用论的根据是理论与实践有距离。
不错，理论与实践之间确有一定的距离，不仅如此，这个距离还是必不可少的。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对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一点孙艺风和谢天振都有详细论证。理论与实践中间隔着经验，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之后，一部分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从而对实践具有直接的或针对性较强的指导意义，另一部分则推演出具有认知意义的更高层次的理论，一方面可以使人们对翻译现象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从事翻译活动具有间接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规律有所认识，或对翻译现象作出预测。如果只满足于经验层次， 翻译实践就会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止步不前， 或一直在主观经验里徘徊，难于提高， 往往陷于就事论事而无法跳出局限。所谓“当局者迷”，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出“庐山真面目”，缺少客观的参照，缺乏理论的指导，翻译实践能力就得不到有效的提高。理论与实践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比较清楚、公正、客观地认识实践中的问题，发现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者有必要与他感受到的事物在真正的意义上保持距离。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使研究者在思想和验证之间、理论想象和研究方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平衡并非意味着妥协性的折衷主义，而是为了在平衡中建构起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保持距离也并非意味着逃避，而是为了更客观、更冷静地审视翻译。”(傅敬民，2002) 因此，理论与实践有距离并不等于理论就没有用了，相反，这样的理论往往用处更大，更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的传统译论，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满足于经验的总结，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当翻译实践快速发展以后，原有的经验就不再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从而导致“翻译理论无用”论，其实“无用”的并非真正的理论，而是已经过时的经验。认清这一点对于翻译教师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翻译教师必须向学生讲清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关系，指出各自的意义和局限。
对理论本身的认识也有待进一步深化。有人认为，理论的特征或者说本质属性就有功利性和非功利性两种(曾利沙，2002 ;钱冠连，2002) ，或者可以分为有意识性和无意识性两种。功利性或有意识性即指上文所说的对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理论，非功利性或无意识性则指那些对实践具有间接指导意义或者对世界具有认知意义的理论。也有人认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种理论来自于实践，还有一种理论来自于公理，既由前一种理论或一些不证自明的道理经逻辑推理而产生的。因此，理论是分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理论对实践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中观层次的理论可以描写和解释现象，宏观层次的理论则具有再造理论的功能(杨自俭，2002) 。更有人认为，翻译理论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六大功能:认识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方法论功能、批判功能和实践与检验功能(侯向群，2002) 。
转贴于 具有描写和解释功能的理论一定是“马后炮”，事件发生之后才去描述和阐释;具有认知功能或不需证伪的理论则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预测某些尚未发生的事件。具体到翻译理论来说， 一部分理论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一部分理论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某些翻译现象，还有一部分理论则可以提出一些假设，做出某些预测，加深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深化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 甚至可以由此推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 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理论的层次性，把微观层次的理论误作理论及其意义的全部，就会一叶障目，得出片面的结论。“有些理论产生于非事实或非经验性的思考过程，如想象、推测或者思辨。理论未必完全来自于实践性经验资料，因而翻译理论不能仅仅当作是翻译实践的附庸，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翻译实践的反映。翻译理论可以产生于非事实或非经验性的翻译思考过程， 翻译理论的建构也可以是一个与翻译实践乃至具体性翻译研究相对的学术过程。”(傅敬民， 2002) 作为翻译教师，认识到理论的层次性更加重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部分理论是必须教给学生的，同时如果自己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就可以发挥理论的“再造”功能，一方面不断反思并设法解决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 同时在翻译研究中做出新贡献，这也为自己的学生树立了榜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治学和人生态度。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实用性，翻译界更是特别强调理论的实用性。然而，如果只看到并强调理论的实用性，忽略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视野，影响学科建设的发展。著名华裔科学家丘成桐说过，中国的数学虽然在历史上曾取得过一些成就，但由于中国的数学家过于重视应用而忽略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很难对国际数学界产生影响，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会太大，不像阿基米德定律那样能持久地得以普及。目前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太讲求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应用科学，更应该重视基础科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乐思教授也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础科学，就好像一个人只有身子，没有脑袋(《文汇报》，2002(8) :14) 。翻译研究也有同样的问题，过于强调能够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理论，忽视对翻译基础理论的研究，导致翻译的地位一直不高，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也受到很大影响。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任务之一就是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这一过程历经20 年而进展缓慢艰难，跟我们自己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无关系。一个人没有脑袋如何生存? 一个学科没有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研究作支撑，如何能自立于学术之林?我国内地的翻译教学主要可以分为下列几部分: 外语专业专科和本科高年级的翻译课(人数最多) ，翻译专业或方向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的培养，还有非外语专业各级学生公共外语学习中的翻译技巧、翻译知识等内容的教学，以及目前尚未普及规范的职业翻译在职培训。作为翻译教师来说，从事任何一类教学，都应了解翻译理论的基本内容，认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密切关系，并能结合理论对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进行分析研究，这样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翻译实践和教学能力，真正达到教学目的。
从学生方面来看，除翻译专业或方向的学生外，其他的翻译教学都以教授翻译技巧和翻译知识为主要内容，似乎不需要直接讲授翻译理论，但是，如果教师能结合自己的研究，把翻译理论融会贯通在技巧和知识的传授中，会使学生不仅知道应该怎样译，而且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学生在翻译实践中才能独立解决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克服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尽快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能力。对于翻译方向的学生来说，翻译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区别只是根据不同的年级，翻译理论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学习的不同阶段，所应掌握的理论内容不同而已。本科生只需了解翻译理论的基本内容即可，研究生则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例如，对于本科生来说，只需了解翻译学的构成及其基本分类，学习和研究翻译必备的条件与方法，翻译的定义、分类、基本方法与技巧等。对于研究生来说，则要学习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翻译学基本原理、中外翻译实践简史、中外翻译思想沿革、各种翻译流派产生的背景、各流派之间的关系及区别、翻译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这里还要呼吁，我们的翻译教学急需制定一套相应的、专门的教学规范，包括各级各类翻译教学的基本大纲、主要教学内容、教学时数和必读书目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7713 —87》中明确规定了学位论文的要求:
学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层次的学生，都必须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生更要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无论是什么专业的学生，都没有不学习理论的理由。如果我们的翻译教学只满足于单纯讲授翻译技巧，那也不用读什么本科生或研究生了，三年专科就够了，何必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 我们不妨试试，教师和学生通过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学习，是否可以对学生有所帮助。有的翻译教师做过试验，给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教授翻译课时，在不教授任何翻译技巧的情况下，让学生做翻译练习，结果证明，仅一次短文翻译实践，传统教科书上所列举的翻译技巧，学生几乎全都能无师自通，而且运用自如。教师进一步结合学生的翻译实践，针对典型个案，随机插入相关的理论分析，如语言学的意义理论、功能理论、语境理论、衔接理论，文体学有关变异和常规的理论、文论中的陌生化和文学性理论、文化研究中的民族身份理论、修辞研究中的隐喻理论、美学研究中的言语美理论等等，有效地解决了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学生不仅翻译水平很快得到提高， 而且加深了对翻译的认识，还提高了对理论的兴趣。也有的教师给本科生上课讲文本对照，给硕士生上课也是讲文本赏析，给博士生上课同样还是谈文本分析，而且他们的讲授并不结合什么理论，就是对照原文和译文，一词一句一章一节地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讲翻译技巧和翻译经验，学生从本科生读到博士生，都跳不出同一个文本的单纯的词句对比，接触不到任何理论，这其实是一个尴尬的局面。不是文本对比研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果只读文本不学理论，如何提高学生的鉴赏水平和分析能力? 文本对照、文本赏析或文本分析，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论作基础，没有理论指导，简单的原文译文对比能看出什么问题? 有多少指导意义? 没有扎实的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没经过系统的理论研究训练，学生如何具有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这些能力不可能是生来就有的，只能是后天培养的，学校教育就担负着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任务。从高等教育史来看，现当代的大学理念与传统的大学理念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学不是单纯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机构， 大学应该是知识创新的源泉(丁学良，2002) ，教师和研究生都必须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进行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和充分的理论学习。因此，翻译专业教学必须包括翻译理论的传授和训练，这一点毋庸置疑! 大学教育不是传统中小学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方法的简单延伸，研究生教育也不仅仅是本科生教育时间和方法的简单延伸，决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灌输知识和提高实践水平，必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必不可少。
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这一教学观念的转变更为重要。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之间，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之间， 不仅仅是教育时间量的积累差异， 而且是教学理念本质的差异。
研究生教学必须要引导学生在大量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的基础上， 扩大学术视野，培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提高研究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把学生引入本门学科研究的前沿。否则的话，按照中小学生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大学生，按照本科生的教学模式来培养研究生，会留下潜在的隐患，使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后继队伍严重先天不足，难以承担翻译学建设的重任。
其实，我们只要看看研究生们撰写的毕业论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所在学校的翻译教学是否重视理论的讲授，是否重视科研方法的培养。一部分研究生将来会从事职业翻译工作，接受过起码的理论训练，他们就能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研究加以解决，或者通过研究总结、归纳翻译实践中的困难，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对同行或后人有所帮助。另一部分研究生会充实教师队伍，他们更加需要理论的指导， 不仅自己可以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提高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的水平，而且可以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如果教师本人对翻译理论持排斥的态度，在教学中只讲实践不讲理论， 他们指导的学生论文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吗? 他们的学生如何才能站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上? 这些学生的研究如何才能具有新的见解或者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这些学生就算拿到学位，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我们的翻译教学，难道就仅仅满足于一年毕业多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在乎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翻译事业发展的重任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翻译教学是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我们所说的翻译人才不仅仅包括具有较强翻译实践能力的职业译员，更要包括翻译教师、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管理人员。上述人才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理论素养，接受过严格的科研方法训练，才能担当得起各类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研究和翻译管理工作。学习翻译理论，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还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翻译活动的基本规律，更快更有效地提高翻译实践的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学习翻译理论，才能认清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清翻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了解自己工作的社会文化价值，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因此，翻译理论是翻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教学绝对离不开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
文的编写格式.
[2 ]傅敬民. 试论翻译研究中的理论关照[J ] .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9) .
[3 ]丁学良. 什么是一流大学[J ] . 中国大学教学，2002 (4) .
[4 ]侯向群. 翻译理论有用吗? ———论理论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
[J ] .“全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年会”论文.
[5 ]柯平鲍川运. 世界各地高校的口笔译专业与翻译研究机构[J ] .
中国翻译， 2002 (4) 、(5) 、(6) .
[6 ]穆雷. 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7 ]让·德利尔著.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法[M] . 孙慧双译. 北京:国际
文化出版公司，1988.
[8 ]孙艺风. 理论·经验·实践———再论翻译理论研究[J ] . 中国翻译，
2002(6) .
[9 ]王东风. 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A] . 面向21 世纪的译学
研究[C]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0 ]谢天振.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A] .
译学新探[C]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11 ]杨自俭. 关于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A] . 面向21 世纪的译学研
究[C]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篇13
生态概念的雏型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三世纪的雅典学派首领赛奥夫拉斯图斯，他在其植物地理学著作中已提出类似今日植物群落的概念，不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851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后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概念及方法的引入而使其逐步完善。由于它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生态学本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强调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其核心是协调、适应、共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导致的环境变化成为人们研究和学习的重要课题，包括环境化学、环境物理学、环境医学、环境地学、环境管理学等环境学科成为较新的学科。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环境的恶化，生态研究的视角逐步从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拓展到人类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世界发展的关系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生态化系统理论最早是有美国心理学家UrieBronfenbrenner在其论文中提出的，其定义为：研究一个积极主动并不断成长的人类个体和最近近景（即发展的个体所生活的环境）的变化的性质之间的相互适应，并且这一适应过程受到了不同环境间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了包含这些不同环境的更大的情景的影响。
二、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的崛起
生态心理学是生态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结合的结果催生了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这两个新兴学科。生态心理学是从生态学的出发的研究，是考察生态环境、生态危机中的人的心理行为问题。但是，所谓的心理生态学则更进一步去考察反过来的问题，也就是从心理学出发的研究，去考察心理生活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把人的心理生活看做是包容性和完整性的生态系统。（葛鲁嘉）生态心理学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特勒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办了《心理生态学》期刊，他开创了心理学生态化研究的先河。其理论核心是巴克和吉布森为代表的理论范式。他们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心理学以一种研究动物（或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是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倾向或取向。然而生态心理学的发展并非一帆分顺，它在主流心理学蓬勃发展时却备受冷落，它的种种长处被暂时地遮蔽。只是当主流心理学敗于解释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心理现象时，由于生态心理学采用生态效度实验法和自然主义研究法相结合的策略，它就把自身更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易于解决实际为题的优势展现出来，此时它才从边缘地带渐渐回到关注焦点。由于生态学反对孤立、片面、割裂地认识与思考，而强调联系、整体、协调、适应、共生地认识与思考，它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拓展了各自学科研究的疆域。例如，生态翻译学已成为目前翻译学研究最热门的科目。随后诞生的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发展和壮大。80年代年伴随着国际心理学学会的创建和《生态心理学》的创刊而走向完备，生态心理学自身含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而我们通常提到的是狭义生态心理学。在这一阶段生态心理学完成了其最重要的理论构建，尤为可贵的是，生态心理学相关原理被应用到认知心理等领域，扩大了生态心理学的影响力和应用范畴。生态学和心理学及生态学和翻译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较晚，但是它们自从诞生之日就显现出勃勃生机。因为心理学形态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包括宗教形态、哲学形态、常识形态、科学形态、类同形态、资源形态等等。人的心理存在即体现在个人的心理存在，又体现在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存在上。个人心理如同它们的细胞，个人心理的延续、发展、变化汇集成它们的存在与变化。细胞与整体本身就具有生态学含义。因此，心理学本身就该具有生态观，心理学树立自己大科学观，不仅仅和它们紧密相联，而且充当各个学科生存、发展和避免极端的根苗。例如，西方的科学危机及人文危机可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危机，包括李约瑟等人极力主张儒家和道家思想对危机具有积极的修正作用。同样，各个学科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瓶颈时，只有心理上的认识性转变才能使其走出泥潭。从宏观的角度，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往往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身心关系，而人的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是塑造和创造的关系。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无论如何发展变换，它们的存在或生存首先需要人们的领悟和认知，这时人们摈弃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定生存或存在的方式，而是用“心灵”感受到它们存在的意义。然后，人们对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本质的、基础的、具有原理性的东西进行筹划和设计。在领会和筹划之后，学科并未自身具有生存或存在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掌握学科脉络和实质，人们需要对它们进行阐释，只有这样学科本身的生存空间才能极大地拓展。因此，各个学科都与心理学有着通达的联络，深受心理学的指导和统筹，它们本身和心理学在根源上就是动态地互涉关系。他们的存在心理学是可以提供各种思维方式的源泉或根苗，它对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是像“水和阳光”一样的源泉，促使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根苗、树枝、树叶形成了生态链，心理学和各个学科演变成学科群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1994年，UrieBronfen-brenner和StephenJCeci根据个体发展受到生物特性和环境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从而把这种观点概括为生物生态模型。运用生态学原理及方法能够较好地协调人和自然、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带有生态学倾向，同时也促进了心理学的生态化思潮的发展。科学技术过度发展带来的危机和隐患首先反映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三、生态学带来的研究方法
生态学为一些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尽管它还没有形成成形的研究范式，但它带来的是新的研究取向和趋势。生态心理学由于吸收了生态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改变了心理认知范式，使认知过程达到单一到多维，从横向到横纵交融、平面到立体的提升。许多学科领域和研究领域，例如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翻译学等等，专题类地被划为某一特定的研究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界定和固定。因此，它们只好在固有的疆界内进行研究和探讨，往往是只知道此在，忘记了彼在。生态学则强调彼此之关联，即强调心理学的存在，又重视与其横纵关联的学科关系。首先，它强调共生、互惠、整体的思想方式，建构出宏大的视野来对心理学进行探索。其次，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和对象可以在其他学科中找到证据和证明、逻辑和启迪、方法和验证，强化了各个学科间的互通和互融。再次，用生态学中进化论隐喻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共同“动态发展”，促进了心理学不断上升、不断促进、不断协调、不断融合、不断多样化、不断复杂化的发展。心理学生态化研究，既可以维护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又可以借以生态伦理来规范和协调“与心理学相关学科群落”。心理学生态化即有责任协调心理学内部各方向的关系，又有责任平衡各个学科与心理学的关系。心理学生态化讲求的是心理学诸方面所形成生态的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强调的是心理生态的平衡和共生。另外，生态化研究改变了割裂的静态研究方法，促使心理学研究具有动态范式的性质，为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及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1]BronfenbrennerU.TheDevelopmentEcologyofHu-man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
[2]葛鲁嘉.心理资源论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0-141页。
[3]胡珍生,刘奎林.创造性思维方式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35-136页。
[4]葛鲁嘉.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
[5]肖志翔.生态心理学思想反思[M].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