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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道德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儿童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关于道德发展的研究，正如美国学者R.M.利伯特等人所言：“道德发展的研究有一度至多只被放在心理学的边缘，但近来它已处于显著地位，成为值得研究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课题。”［（1）］在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上，相对而言，国外起步较早。早在1894年，美国的厄尔·巴因斯和玛格丽特·沙卢伯格就在斯坦福大学开创了道德判断的研究。后来皮亚杰、柯尔伯格等人关于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国内本世纪60年代有一些关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如谢千秋的《青少年的道德评价能力的一些研究》。［（2）］但真正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始于70年代末期。1978年，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以李伯黍教授为首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组，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立足于我国国情，在皮亚杰框架的基础上，应用科学实证的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大样本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其研究主要可分为五类：一是大范围地检验皮亚杰模式，同时对它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发展；二是结合我国道德教育方针，探索我国儿童青少年以国民公德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的发展；三是国内各民族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四是结合我国道德教育实践，进行影响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因素研究；五是道德价值观和品德结构的研究。［（3）］北京师范大学章志光教授为首的心理学同行，对学生的品德形成进行了教育心理学的持续研究，他们提出为建立我国德育心理学体系而组织的研究大致上沿着三条路线来进行：一是采用间接故事法测查我国3～12岁不同年龄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水平与特点；二是运用教育心理实验法探索学生道德行为表现的心理结构及其与教育条件、方式的关系；三是通过教育经验总结法，了解学生的问题行为及其矫正方法。［（4）］辽宁师范大学韩进之教授为首的关于青少年理想形成和发展的系列追踪研究以及西南师范大学曾欣然关于小学生品德认识心理结构发展的追踪模拟调查研究均显示了各自的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的组织和指导下，我国中小学生品德心理发展研究协作组采用问卷调查、情绪回忆、实验、观察等综合方法，从分析品德心理结构入手，在较大样本的基础上，调查和研究了儿童青少年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行为的发展趋势、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取得了丰硕成果。［（5）］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和心理学工作者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幼儿品德心理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6）］所有这些研究都为我国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然而，国内外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道德发展的认知方面进行的，关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3～9岁这一年龄段儿童道德发展的连续研究更是少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道德发展过程，就是一种道德行为的学习过程，是社会道德规范经学习和实践演变为个体内在的道德品质的过程。这既是一种接受教育的过程，又是一种自我教育的过程。换言之，个体道德发展的状况，可以通过其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状况加以反映。依据品德心理能力序列［（7）］，笔者从知、情、意三方面着手，结合实际，查阅资料，编制了调查问卷，进行测试。在道德认知方面，着重考察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状况；在道德情感方面，着重考察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状况；在道德意志方面，着重考察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状况；然后综合三方面的资料，对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总体水平及各因素的发展水平与特点作出评价，旨在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提供一些科学依据。由于道德认知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在兼及这方面研究的前提下，重点研究了儿童道德行为与道德体验的发展。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本研究，将有关概念在此略加说明，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自我评价能力，是指儿童以一定社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思维活动为基础，对自己的思想品质和道德行为作出价值上的鉴别和判断的能力。其实质是指自我评价的适当性程度。一般而言，适当性越高，说明自我评价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本研究中自我评价的适当性程度，是通过比较儿童对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及其父母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而得出的。两者间的一致性程度越高，说明儿童的自我评价越适当，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所谓自我体验能力，是指儿童在对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作价值上的判断时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能力。它与儿童的自我道德认知和评价是分不开的。
所谓自我控制能力，是指儿童在道德意志行为中善于自觉地掌握和支配其情感与行动的能力。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与其认识水平有关，与他们控制自己的需要、兴趣等直接愿望的水平有关。
二、方法
本调查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学前儿童和部分年龄偏小、理解能力偏差的学龄儿童采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帮助其完成答卷，由主试逐题念给他们听，并在问卷上记下他们的回答。
测试是在江苏城乡6所幼儿园和6所小学中进行的。测试对象按年龄随机取样，分3（指满3周岁不满4周岁儿童，下同）、5、7、9四个年龄组。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有效问卷600份。为便于统计分析，每一年龄组取140份，男女各半。
测试材料及计分方法如下：
本研究共使用4种问卷：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自测量表，分对行为控制（目的性、坚持性、自控性）、对情绪情感的控制（抗感性和自制力）、以及言行一致状况三个部分，共74个题目。自我体验能力自测量表共有26个题目。自我评价能力自测量表及父母问卷（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价，内容与儿童自评量表相同）各有58个题目。
兹以自我控制能力量表题目举例如下：
1．你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吗？
2．你经常忘记该做的事吗？
3．一件该做的事，不论是否有趣，你都能愉快地去做吗？
4．只要对一件事不感兴趣，不管它是什么事，你都不会去做。
单号题为正向题，从“很多”到“很少”依次记3～1分；双号题为反向题，从“很多”到“很少”依次记1～3分，分别按男、女、城、乡、总进行统计。不同的是，儿童自我评价能力的分值取的是家长和儿童问卷二者差的绝对值。
最后，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水平将由自我控制与自我体验能力的和及与自我评价能力的差这三项总合分数反映。
三、结果与分析
（一）3～9岁儿童自我评价能力（SA）的发展
1．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
表13～9岁儿童SA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表1表明，学前儿童亦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评价能力。按理说，人的自我评价能力应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未能反映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恰恰相反，学前儿童与学龄儿童相比，是前者强，后者弱。F考验表明，各年龄组儿童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年龄组间均数考验还表明，除3岁组与7岁组、9岁组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之间均未达到显著差异（Z＜1．96，P＞0．05）。
一般而言，在对自己的评价方面，学前儿童较学龄儿童更加依赖家长和老师，而成人对儿童的评价较之儿童对自己的评价应该说更为客观一些。学龄儿童的自我评价虽然也依赖成人，但与学前儿童相比，他们已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只是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幼稚、不够成熟罢了。由此看来，调查所反映的结果，即儿童自我评价能力学前阶段高于学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常的。
2．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2。
表23～9岁儿童SA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其余各年龄组不同性别的儿童，其自我评价能力发展均无显著差异（Z＜1．96，P＞0．05），且无论是总体还是各年龄组都是女孩较男孩的自我评价能力强。这种情况可能与家长对男孩要求较松，而对女孩要求较严有关。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研究。
3．自我评价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3。
表33～9岁儿童SA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从表3可以看出，除3岁组外，其余各年龄组及总体上均为城市儿童的自我评价能力高于农村儿童，且在总体和5岁组表现为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城市儿童的自我评价能力高于农村儿童，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更有可能受到较好的早期教育，而人的认识和评价能力是与接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的。3岁组为何会例外，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今后作更进一步的探索。
（二）3～9岁儿童自我体验能力（SE）的发展
1．自我体验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4。
表43～9岁儿童SE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表4表明，总体上，儿童自我体验能力呈现出随年龄增长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发展是曲折的，不平衡的。F考验表明，各年龄组间有显著性差异。经组间均数差异检验，发现5岁组与7岁组和9岁组之间存在显著或极显著差异，说明学前阶段儿童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2．自我体验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5。
表53～9岁儿童SE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表5说明，虽然总体上3～9岁儿童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是女性略高于男性，但这种差异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而且各年龄组儿童自我体验能力的发展亦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3．自我体验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6。
表63～9岁儿童SE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1
表6表明，城市儿童的自我体验能力高于农村儿童，且这种差异在7岁组和总体上有着极为明显的统计学意义（Z＞2．58，P＜0．01）。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与儿童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相一致的。
（三）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SC）的发展
1．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7。
表73～9岁儿童SC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表7表明，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以7岁为一转折点，在此之前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在此之后其发展呈现为一种“高原”现象。说明7岁是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阶段。各年龄组间的差异，经F检验都达到极显著水平（F＝49．18，P＜0．01）。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2．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8。
表83～9岁儿童SC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从表8可以看出，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在学前阶段和总体上是女性高于男性，学龄阶段为男性高于女性，但这种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Z＜1．96，P＞0．05），说明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3．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9。
表93～9岁儿童SC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1
表9表明，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各年龄组，均为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儿童，且这种差异在9岁年龄组和总体上均有极显著差异。为何农村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强，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农村儿童的父母对子女要求较严，而城市儿童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较为宽容有关。
4．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
（1）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0。表10表明，3～9岁儿童自我控制能力三因素发展是不同步的。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方面能力的发展有其共同特点，即以7岁为转折点，3至7岁呈上升趋势，7～9岁略有下降，但其水平依然高于学前儿童。言行一致性则随年龄增长而提高。F考验表明，在上述三方面，各年龄组间均有极显著差异。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三因素在7岁与9岁之间以及言行一致方面3岁与5岁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间均有显著差异。说明3～9岁儿童在行为自控、情感自控和言行一致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具有较为明显的年龄特征。
表103～9岁儿童SC各因素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11。从表11可以看出，各年龄组儿童在行为自控、情感自控和言行一致方面的发展均不存在明显性别差异（Z＜1．96，P＞0．05）。
表113～9岁儿童SC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3）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12。表12表明，在行为自控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各年龄组均为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儿童，且9岁组及总体上城乡儿童得分呈现为显著或极显著差异。在情感自控和言行一致方面，除9岁组城乡差异极为显著外，其余各年龄组和总体上均无明显差异；但学阶段是城市高于农村，学龄阶段和总体上则相反的特点却也比较明显。
表123～9岁儿童SC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5．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
（1）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3。表13表明，3～9岁儿童在行为的目的性、坚持性和自控性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目的性方面，以7岁为转折点，在此之前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在此之后略有下降，但其水平依然高于学前儿童。在坚持性和自控性方面，则随年龄增长而提高。F考验表明，三因素的发展各年龄组间均有极显著差异。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发现，除了三因素在7岁与9岁之间以及在自控性方面5岁与7岁、9岁之间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年龄段之间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说明儿童在上述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
表133～9岁儿童SC各因素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14。从表14看出，除3岁和5岁儿童在行为的目的性方面以及5岁儿童在行为自控性方面存在显著或极显著性别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和总体上在行为的目的性、坚持性和自控性三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143～9岁儿童行为SC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3）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15。从表15看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情况是：①目的性方面城乡儿童无明显差异，除3岁组外，其余各组及总体上均为农村儿童得分高于城市儿童。②坚持性方面，5岁组和9岁组城乡儿童之间有极显著差异，其余各组及总体上均无明显差异，从得分看，学前阶段是城市儿童高，学龄阶段及总体上是农村儿童高。③自控性方面，除5岁组儿童有显著差异，总体上有极显著差异外，其余各组城乡差异均不明显；但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各年龄组的得分，都是农村儿童高于城市儿童。
表153～9岁儿童行为SC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6．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
（1）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6。从表16可以看出，3～9岁儿童在情感自控力的抗感（染）性和自制力方面的发展是不同步的，以7岁为转折点，在此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略有下降，但其水平依然高于学前儿童。F考验表明，各年龄组在抗感性和自制力方面有极为显著差异。各年龄组间的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抗感性方面3岁与5岁及二因素在7岁与9岁之间无明显差异，其余各年龄组之间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表163～9岁儿童情感SC各因素的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17。表17表明，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各因素的发展，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各个年龄组，均无明显的性别差异（Z＜1．96，P＞0．05）。
表173～9岁儿童情感SC各因素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3）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18。从表18可以看出，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的城乡差异情况如下：①在抗感性方面，学前段是城市儿童得分高，无显著差异；学龄段及总体上是农村儿童得分高，其差异显著或极显著。②自制力方面，除5岁儿童有显著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及总体上均无明显差异。
表183～9岁儿童情感SC各因素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P＜0．05（）P＜0．01
（四）3～9岁儿童道德的发展
1．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一般趋势。见表19。
表19表明，3～9岁儿童道德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的趋势是随年龄而增长。各年龄组间的差异，经F考验都达到极为显著水平（F＝15．12，P＜0．01）。各年龄组间均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5岁与7岁组儿童之间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年龄组间均有极显著差异，说明儿童道德发展并非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
表193～9岁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
（附图{图}）
（）P＜0．01
2．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性别差异。见表20。
表20表明，不论是总体还是各年龄组，3～9岁儿童的道德发展均为女性优于男性。不过，无论是从各年龄组还是从总体看，其道德发展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20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性别差异
（附图{图}）
3．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城乡差异。见表21。
从表21可以看出，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得分，除9岁组外，总体及各年龄组均是城市儿童高。其间差异在学龄阶段是显著或极显著的，但在学前阶段及总体上，其道德的发展均无显著的城乡差异（Z＜1．96，P＞0．05）。
表213～9岁儿童道德发展的城乡差异
（附图{图}）
（l）P＜0．05（）P＜0．01
四、结论
1．3～9岁儿童道德发展随年龄增长而增长，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年龄特征，但无明显的性别特征。虽然除9岁组外，总体上和各年龄组得分均为城市儿童高于农村儿童，但这种差异只有在学龄阶段才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
2．3～9岁儿童道德各因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自我评价能力是学前阶段高于学龄阶段。自我体验能力虽然是学龄阶段高于学前阶段，但学龄阶段呈现的却是一种高原现象。其道德各因素发展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和城乡差异，但无明显性别特征。
篇2
2.1德育内容脱离实际
在传统德育教育中往往被思想政治教育所代替，这使得当前中学德育教育的目标大都仅停留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宏观目标上。虽然思想政治课教材在不断更新，然而仍然注重于从民族和国家大义向中学生灌输“大道理”，忽视了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需求，使得德育内容脱离于社会发展实际和学生身心发展实际，一味追求德育内容的原则化和理论化，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适应社会客观形势的实际要求[1]。而课堂上教师大都还是停留于“照本宣科”的传统说教上，使得中学德育教育形式化。因此，很多中学生在进行思想学习时只是进行机械地重复背诵教材内容以应付考试，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导致学生知行分离。
2.2德育教育方式单一
任何一种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方法，而德育教育方法不仅仅是实现中学德育科学化的重要基础条件，而且也是顺利完成德育教学任务和德育教育目标的职基本因素。学生到了中学学习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对社会已经具备客观的独立判断能力，然而传统中学德育教育方式仍然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说教灌输教育方法，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思想活动，没有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自我教育主体意识[2]。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在课堂上德育教师唱独角戏,而中学生只能被专断参与，没有积极参与到德育教育实践过程，没有调动其内在积极性，使得德育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2.3德育评价方式单一
对中学生思想道德素养进行科学评定也是中学德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德育评价有利于鼓励学生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从而推动他们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然而，在现实中很多学校和教师将德育评价简单理解为评选“三好学生”，而在实际操作中更是简单地以“学习好”替代了“三好”。从2003年开始，各省市相继制定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学校并没有正确认识到综合素质评价方案对中学德育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进行科学操作，使得评价实施方案成为一纸空文[3]。
3针对当前中学德育教育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必须重视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
中学德育教师是开展中学德育工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德育要求在现实中的示范者和实践者，他们的道德品质、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中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中学德育教师必须在日常生活和德育教学实践中表现出一种始终如一的思想道德素养，从而将自己内在的高尚道德品质表现在日常工作中，从而使得学生“听其言，信其道”。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中学德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素养，并将它做为德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地位。要通过开展多种活动，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建设一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中学德育教师队伍。
3.2必须重视丰富创新德育教育方式
传统中学德育教育方式仍然使用单一的封闭式的说教灌输教育方法，而没有考虑到中学生的实际思想活动，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自我教育主体意识。针对这一问题，中学德育教育工作者在实施德育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根据当代中学生的思想实际状况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自我教育法、理论教育法等，将德育教育主动融入到中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尽量将“受教育者”的色彩淡化，使中学生可以感受到学习德育的快乐，发挥出自身主体教育作用，从而有效提高中学德育教育的教育效果[4]。
3.3必须重视引导学生开展德育实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学校德育教育已经没有办法再局限于传统封闭式教育方式，开放式德育教育方式已经逐渐成为潮流。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重视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德育实践，通过接触社会让他们可以正确认识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学校应该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社会德育资源资源，开辟适合中学生开展德育工作的校外德育基地,如劳动锻炼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学习雷锋基地、传统教育基地、军事训练基地等。学校不仅要积极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前往企事业、农村、工厂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且要积极地开门办学，请企业的厂长、经理介绍市场经济的知识,请民警、交警同志进行法制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交通安全教育等[5]。
篇3
古代君王常命乐官至民间采风，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情感，以及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借由音乐去了解民心是最直接的方式，如太平时代政治平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音乐的音调就是安详欢乐的；而乱世时期政治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音乐的音调也同样是哀怨愤恨的。除以上所述音乐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是艺术的陈述与呈现。以下就中国音乐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出阐述。
一、对生命的深刻认知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生命的享受，这一点便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宗教的强烈的世俗精神。而中国音乐所具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所具有的艺术都是生命的艺术。也可以说，中国音乐的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正是在这一心理的支配下，才形成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同时也包括文学和美术在内，它们都属于“乐感”文化的范畴，都体现了自遣、自娱、自得、自足的审美精神。因此，中国的文化在精神上本来就是自得、自足的文化，中国的音乐侧重生命的享乐，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只要个人自己的真正感受便足矣。因此人的心灵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自得与自足。
二、自然哲学的关照
1.“自然”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艺术中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都大量地以使用自然为艺术创作的内容，如田园诗、山水画等。隐居在山林描写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静观生命的隐士们乐在大自然的享受，这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大思想家老子将自然与人的关系喻为母子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中国人在“天人”观念上讲究“融合”与“和谐”。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是富有生命情调、富有灵性的万事万物。人们善于移情于物，将自然事物拟人化，文化肌理中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美术的范畴里，以自然为对象，无疑是想从中体会自然之趣与自然之美。而中国音乐与诗歌、书画的借物寓情的审美倾向是一致的。
2.模拟声响在中国音乐中的运用
中国人喜欢模拟自然声音，并将之直接移入到乐曲中，这一做法是非常独特的，在外国的音乐中是罕见的。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模拟声有水声、鸟叫声、风声、马鸣声等，这些声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1）模仿水声
古筝曲《渔舟唱晚》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渔民们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荡舟，当夕阳西下时满载鱼虾，荡舟归浆。乐曲前半部分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后半部分同一乐句反复四次，四种不同的变奏手法以由慢渐快的速度描绘了海上气候的变化万千，由风平浪静至暴风雨，把水声的不同变化形象地表现出来。
（2）模拟自然声
中国人爱好自然，往常模仿的对象就是山水。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琴曲《流水》由于“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而成了知音的代称，是广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之作。全曲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浑厚而优美的音色，表现出巍巍高山的雄壮气势；后半部分模拟水声，时而潺潺流水，时而急流澎湃。音响效果诗情画意，让听者有亲临水边之感。
（3）模拟马鸣声
二胡曲《赛马》，乐曲开始时描写了奔腾激越、纵横驰骋的骏马，刻画了蒙古族人民节日赛马的热烈场面。乐曲创造性地运用大段落的拨弦技巧，模拟马蹄声，使乐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把草原辽阔美丽、万马奔腾的场面和牧民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酣畅淋漓，同时把二胡的演奏技巧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4）模拟人声
管子曲《江河水》表现了一位女子在江边，面对江水，失声痛哭怀念亡夫的悲痛心情。乐曲的主题为起承转合的四句。第一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切的情绪。接着第三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为中段的转调做准备。
三、与文人的自娱相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课。修习这门课，目的在于培养情操，提升素养，使生命过程更加和谐美好。在中国文人的修身四课――琴、棋、书、画中，音乐修养被放在了第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无不精通音律、熟诸琴艺。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期，音乐也是空前的繁荣，其中唐玄宗李隆基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隆基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他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梨园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同时他与众梨园弟子创作、表演了大量的音乐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直接促成了唐代音乐的繁荣，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和发展。
四、对人生际遇的咏叹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除了歌颂自然哲学的作品外，更多的是用“哀怨地”、“悲愤地”、“深沉地”、“感慨地”等表情字眼来辅助表现的乐曲。如陕北信天游里哭腔的产生就是人民生活的苦难与伤心哭泣，这种唱法是在某些音的后面往上高四度，还不到位就在中间停住，听似哽咽却又胜似哽咽。而中国文人为国为民的感伤，在文学上、诗词中也不胜枚举。如爱国诗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当得不到重用，个人抱负无法施展时，他们便会感伤怀才不遇，于是便在艺术中宣泄人世间的曲折沧桑，从中忘却、消解心中的不满与苦闷。
因此“借物寓情”的手法在中国音乐中是常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不敢表达的情感和苦闷，往往都是借由艺术来抒发。艺术也由此孕育着一种补足的功能，此功能是以现实处境的残缺为前提，而艺术“诚于中，形于外”的心灵投射，照应到生命的不足才是它真正的基点。
此外，在中国“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是卑微低下的，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表达感情的机会，她们的情绪是受压抑的。尤其是那些被选送入宫的女子，一旦失宠，就被重楼深锁，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如琵琶曲《汉宫秋月》，乐曲曲调忧伤哀怨，把这些女性生命中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感慨描绘得淋漓尽致。
所以，中国音乐大多是属于喟叹的，喟叹人世际遇的乐曲虽无明确的描绘对象，却是最动人、最深刻的作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乱世，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些不幸者的生命所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历史上常有文人为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离别；有军人因远戍边陲而别离；也有为官被贬而远离家乡，这些离别之苦在中国音乐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对生命境界的超越
音乐是人的生命中直接流淌出来的特殊音响，在人类任何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低低地吟唱，还是铿锵有力的鼓声，或者是大型管弦交响乐，都是人们抒感的。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一样，抒发的情感是生命的情感，是对生命境界的无限超越。如山东筝曲《美女思乡》，此曲为大板第二，慢速，通过上滑音、下滑音、慢吟、按颤音等技法的演奏，描绘了一种安静、思念的状态，表达了汉代美女王昭君深处异地、思念故乡的感情。琵琶曲《双声恨》取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表达了男女主人公在哀怨缠绵之中渴望挣脱桎梏，向往幸福、自由的思想感情。
总而言之，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音乐重生命的享受，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对音乐精神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文化对音乐不同功能的要求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由文化精神而形成的主体功能的张力上。所以，中国音乐是自娱的、内敛的、自足的，并且这种艺术的陈述与呈现是由内在情感的抒发引起知音的共鸣，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与超越。
参考文献：
［1］礼记・乐记・乐本篇［M］.
［2］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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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学价值
体育舞蹈是根据人体解剖、生理特征，在音乐在伴奏下，通过人体各环节有节奏的变化而塑造出不同难度的形体动作和造型，表现不同的情感和技艺，达到自娱自乐和增强体质或进行竞技的一项体育运动。体育学是研究人的身体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综合性学科。作为体育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实现体育目的手段与方法的体育舞蹈，是体育文化系统中的新生事物，是体育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已经步入了科学化、自动化、信息化时代，人们繁重的劳动量将减少，工作时间缩短、休闲时间增多，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必然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满足自我需要的高级精神享受和追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体育内容、手段和方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通过在娱乐中运动，达到更好地完善自身， 改造自我，适应社会需要的目的。
体育舞蹈在我国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的实践证明，它是实现体育目的，使身体得到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是人们十分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
体育舞蹈的形式有个体练习，但更多的是群体练习，在运动过程中要求参加者相互配合，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体育舞蹈运动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美、创造美、实现美的过程，参加者在活动中可以表现美、欣赏美，获得美的享受。
运动学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对象是人体运动的一般规律，把运动知识化、系统化、理论化，更好地指导体育运动实践，实现体育的目的。体育舞蹈遵循了人体运动的一般规律，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运动形式，丰富了体育运动的内容，是强身健体的有效手段和可靠方法。体育舞蹈动作，以人体肌肉活动特有的运动形式产生负荷，刺激内脏器官，促进呼吸、循环、消化、神经等系统机能的增强，满足肌肉负荷后的需要，维持机体在新的情况下的平衡。由此可见，体育舞蹈具有明显的体育运动学价值，因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是当今社会中人们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项目。
2 生理学价值
运动生理学是一门研究人体对运动的反应和适应的学科。根据运动负荷的价值或理论，学术界曾提出如下结论：即心率在110次／分以下，机体的血压、血液成分、尿蛋白和心电图等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健身价值不大；心率在130／分时，每搏输出量开始出现接近或达到一般人的最佳状态，健身效果明显；心率在150次／分时每搏输出量开始出现缓慢的下降；心率增加到160—170次／分之间虽无不良的反应，但亦未能出现更好的健身迹象。因此，通常把一般人的健身效果的最佳区间保持在120—140次／分之间。生理学实验证明，心率在120—140次／分情况下活动，身体各组织能得到充分的血液供应，代谢状态最好。查阅有关资料可知，华尔兹最高平均心率为142．8次／分，探戈舞最高平均心率为142．6次／分，恰恰舞最高平均心率为145．2次／分，牛仔舞最高平均心率为172．8次／分，以上四种舞蹈对健身效果明显，具有生理学价值。
3 心理学价值
体育舞踞是一项全身性娱乐运动，对参加者的身心很有好处，有明显的心理学价值。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的注意是受指向性刺激制约的。在翩翩起舞的过程中，人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欣赏优雅的舞曲和依照音乐节奏将内心情感抒发在舞姿上，由于注意的转移，能使其它部分机体得到调整和充分休息，所以体育舞踞具有消除疲劳、陶冶情操、康复机体、消除心理障碍的作用。另外体育舞蹈还具有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由于体育舞蹈是一种群体运动，在集体场所进行，能使参加者体验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我”置于“我们”之中，起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
4 美学价值
体育舞蹈是一项融体育、舞蹈、音乐为一体的运动项目，其综合性、艺术性很强，具有丰富的美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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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运的中国体制
现代奥运发展已有100多年历史，中国历经60多年的努力，28年前再次走入奥运大家庭，从基础差、底子薄、人才弱，跃升至世界奖牌前列，成为竞技体育强国，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就在于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对有限资源的有效使用，目标清晰坚定，努力持之以恒。举国体制使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连创佳绩，它所创造的正能量，正激励我举国人民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体育振兴，是中国政治开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综合体现。举国体制在实现金牌突破上功不可没，世界上最好的训练条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教练，锻造着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在举国体制强大后盾的支持下，刻苦训练，奋勇拼搏，不断创造佳绩。如果完全靠社会赞助和个人努力，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奥运会项目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几乎全部来自个人或者双人项目，没有一块金牌来自集体对抗的项目，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靠继续发展和科学发展才能得到解决。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择优乘势而上，才能快速地走上中国体育发展的快车道。
看电视直播比赛的人，都对中国的体育竞技给予了极高的期盼，快乐和自信的主流感受在比赛中展示，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充分凸显。举国体制使中国从默默无闻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竞技体育强国；从曾经居后的惨淡排名，跃居世界大国前列。这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强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新闻舆论让受众看到奥运冠军获奖的场景，国旗高高升起，国歌在体育场馆唱响，冠军热泪盈眶，谁都会在此刻无比骄傲，这些受众得到的认知，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无可辩驳，没有争议的证据，中国人确实很强，还需用其他数据去说服人们相信中国的强大吗？于是新闻舆论的二次传播，用它的广度、深度和强度叙述了事实。社会需要强大的正能量，中国需要通过努力走向新的高度，民生问题逐步解决，举国体制逐步完善，全民体育逐步开展，这就是奥运新闻舆论引导的力量。也许会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但是奥运会进行的每一天，更多的人关注的仍然是奖牌总数。虽然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格局正处于动态变迁中，但是，在中国面临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它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支柱。
二、奥运的中国精神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的“奥运三问”： 中国何时能够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那一年，奥运会也是在英国伦敦举行。1932年，美国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作为四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奥运会，由于旅途劳顿，在100米、200米预赛中位于小组第五、第六名，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却迈出了一个民族走向奥运赛场的第一步。1984年，美国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353人出席了这次盛会，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获得金牌，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及奖牌“零的突破”。 此次，奥运会中国位列金牌榜第四，和52年前相比，中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2008年，中国举办了第二奥运会，体育代表团人数1099人，金牌总数位列世界第一。百年圆梦，中国人经过顽强、执著的努力，团结合作，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奥运梦想的实现。伦敦奥运会，中国军团，共获38金，创境外参赛最好成绩。有8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有17个项目是历史上首次获得奥运会奖牌。乒乓球运动员王皓连续三次进入奥运决赛，虽未夺冠却不言放弃；刘翔面折磨人的伤痛，勇敢走向赛场，迎接挑战；体操运动员陈一冰，用完美的表现，展示了中华民族超越的勇气；自行车运动员郭爽、宫金杰不仅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高超技术和水平，更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文明和风范。他们勇于拼搏，吃苦耐劳，团结互助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认同，这就是中国精神。
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中国选手王克楠和彭勃在男子双人三米板跳水比赛中因最后一跳失误，导致金牌旁落。当时一些国内媒体以相当严苛的措辞予以点评，更有报道称之为“不可饶恕的失误”。八年后的伦敦，同样是男子三米板，同样是最后一跳丢掉了快到手的金牌，秦凯受到的责难就小得多，媒体和网络上尽是鼓励的声音。在话语的变化中，可以见出中国民众价值共识的变化，对无论胜败者的敬仰，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2]这就是奥林匹克的中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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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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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国有银行改革问题的理论
由于国有银行地位的特殊性和国有银行改革产生影响的深远性，理论界对该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结构改革
该理论侧重于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研究国有银行改革问题，认为国有银行的市场结构会对其经营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应放宽市场准入、注意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国有银行的经营不再处于垄断状态，用良性竞争来推动国有银行的高效发展。在加强国有银行竞争方面，还存在这样的观点：通过对大型国有银行进行拆分、重组形成资产规模大致相同的小型国有银行，从而在坚持国有化的前提下，加强彼此间的竞争。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应通过提高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增加外资引入来创造较好的竞争环境。
（二）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理论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其核心观点为国有银行经营效率低下是由产权关系界定的不清晰所导致的，国有银行改革应从产权改革入手。具体来说，国有银行应明确产权、建立多元化产权结构，借鉴世界范围内大型银行的发展经验，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而解决由于产权不清晰问题所引起的政企不分、主体虚置现象。此外，在改革步骤和推进方式上，有学者认为，应采取先试点、后推广，先部分、后整体；先内部改革、后外部上市的方式，从而使得产权改革工作有序高效进行。
（三）公司治理改革
该理论认为良好的治理结构对国有银行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注意国有银行在该方面的缺陷，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同时，需加强对国有银行的内部监管，制定科学的决策流程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此外，还应注意解决银行业经营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存款人、贷款人与银行之间掌握信息数量的差别会引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的产生，因此国有银行在改革过程中除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治理改善外，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信息不对称现象。
二、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实践历程
我国在国有银行改革方面的实践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四大专业银行形成
1979年，为适应后农村的快速发展，我国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的正常运营，由农业银行负责开展农村信贷工作、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此后，中国银行也被分离出来，在外汇市场上充当专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也不再隶属于财政部，而是直属于国务院，负责开展国家国定资产投资管理工作。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成为管理城市工商信贷业务的专业银行。至此，我国形成工、农、中、建这四大职责分工明确、业务范围相互独立的专业银行，从而改变了由人民银行同时完成业务经营和监督管理工作的局面。
（二）国有商业银行正式形成，金融危机后出台系列改革整顿措施
1994年《商业银行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独立主体地位的形成，真正形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发展方式，不再受限于过去的专业性分工，从而使得国有银行之间开始出现业务范围重叠、交叉的情况，由此加大了市场竞争。1997年，一场由泰铢贬值引起的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使我国认识到金融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从而增加了对整顿国有银行、提升风险抵御水平的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包括补充资本金、加强内部管理、加快完善机构管理工作步伐在内的改革措施。客观来说，虽然这一阶段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有银行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国有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但其并未真正触及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性内容。
（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这一阶段的改革触及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的关键阶段，目前我国在这一阶段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仍有一些工作需要完成。具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实践主要有：
1.财务重组
这一工作主要包括对国有银行资本的补充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具体来说，国有银行通过发行财政注资增加核心资本，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混合资本债券、可转换债券等增加附属资本，同时也通过核销、出售等手段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理，从而使得资本充足率提高，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
2.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架构
这项改革是指在国有银行中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等现代公司组织管理体系，将股东大会明确为银行的经营决策机构，而董事会则是最高风险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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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华伟（1977-），男，山东聊城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生管理理论。
从语义学上看，“生态德育”是20世纪末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化和生活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教育方式构成冲击后所出现的全新概念；从词源学上看，“生态德育”概念的产生一则源于“生态学”和“德育学”单一学科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无奈，二则肇始于学科交叉研究的创造性和新颖性。在国内，最早提出“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是刘惊铎和王磊。两位学者在1998年第5期《教育评论》上共同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的论文，指出，“生态德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由于生态德育在价值链上强调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且在目的论上强调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作用，故而该理念提出之后，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很快传播开来。随后不久，吴鼎福在《教育生态学》中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生态德育”既是一种新的德育观，又是整合传统德育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范式。“它试图把长久以来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确认的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处理。其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培养一种具有更高品性的新人。”很明显，吴鼎福的定义充其量是对生态德育概念的深度诠释，而不是系统定义。随后朱小曼等学者均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生态德育”概念的界定，我们发现，尽管学者们看到了源于生物学上的生态概念可以被移植到德育领域，但对于这两个概念的链合问题以及有机契合现象却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限于概念的游戏和文字的堆积。本研究认为，生态学和德育学的交叉研究从本质上看源于两个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相继出现在媒体上的20多篇研究生态德育思想的论文以及5部相关领域的著作，还有不下10余种有关“生态德育”的定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突出进展，但由于基础概念界定的模糊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比较肤浅，相关的问题没有被继续推向深入。事实上，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体之间（主体间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实践锻炼体系）、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强调的主旨是教育活动的关联性、教育参与者的相互关怀性、教育方式的有机性、教育效果的时代性。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界定了基本概念之后，本课题对有关生态德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要想使生态德育学的学科发展继续推向深入，必须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德育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德育变迁路径的多样化，而且可以深化学术界对生态德育史领域的后续探索，其意义重大。
一、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哲学上来看，“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西方近代一直追问的世界“客观实在性”悖论的中国式表达。如果说，中西方自古至今都在探索世界的本质存在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则具有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却以“天道附会人事”的迷信因素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生态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在教诲人们要“大道归于自然”方能保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话，那么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论调就多少带有了教育悲观主义的痕迹。依此而论，天人观所体现的正是“以自然为师”的生态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用在道德领域就是“以教化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根据上文的假设，“生态德育”是一种关联性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借助于继承性的理念才能完成相互教育的目的。在文化传承的显性领域中，儒家的生态德育思想最具典型性。在儒家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孕育化生的结果，“天、地、君、亲、师”，“仁者”之所以无敌，实乃“泛爱众”伦理学说的必然结果。生态教育理念实际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人类以各种行为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充其量只是改变了自然界的暂时存在方式，并没有把大自然彻底征服。“征服”哲学只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怯懦的主观心理反应，不具备实然的哲学意义；二是大自然的逻辑在客观上指引着人类所有行为的价值取向。“会用则存，节用则生”，人类节约的理念与其说是为生计所迫而必然形成的民族传统美德，倒不如说是自然之道在指引人类生活类行为的必然结果。《正蒙・至当》有云：“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此话是说，人类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要遵循自然界的生长发育原理，对万物要加以保护性的、节约性的、合理性的利用，不能竭泽而渔，毁坏子孙的基业。
在儒道法各家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思想中，除去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合人”的思想（炼丹术）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天文学）。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二、义利观所体现的人品识别和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人是无往而不利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不断为了利益而东奔西走，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基于权力关系的利益争夺，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变迁的机会成本。那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的类本质在生存意义上的必然体现，也就是竞争造成了上述现象的必然显现。但长期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逻辑使先发和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产生了诸多灾难性的变异后果，细究起来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达尔文法则不无关系。
既然狼奔豕突的物欲世界不能约束人的理性，那么什么样的规矩能够使人变得有所收敛呢？法学家们指出，“乱世用重刑”，当今之世，只有完善的法治才是矫治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可当金融危机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的心志和理性的时候，“法治万能主义”的神话被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在被“紧箍咒”式的法理哲学束缚了较长时间之后，人们开始回归到了德性软力量的研究。于是“以德治国”的理念便顺理成章地打入了受众的视野。但传统的德育理念过分注重各种硬性的制度和规范，又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承受度和受教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于当前道德教育领域教育投入虚置、教育资源浪费、教育过程庸俗、教育主题单一、教育主体失态、教育效用弱化等突出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生态德育”的全新理念，指出生态德育是综合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它强调的是一个社会德性的循环和共生，它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军事等诸领域规约到一个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的内生态系统中，让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遵循生物自组织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自发的进行链合和融合，最后使任何一个受教育者都在生态理念的教诲下，得以德性自生和价值重生。
在所有生态德育的理念中，对“义利观”的认识当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处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和声色犬马的滋扰，但却无法摆脱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市场规则的束缚。如何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呢？在这方面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哲学观更具现实意义。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人家。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此言是说，在纷纷扰扰的物欲世界里，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来识别人品呢？那就是要以传统的儒家义利观为基本的识别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这一标准不仅是商家生意上必须遵循的最为简洁明了的基础法则，而且也是学术界必须牢记的一条最为灵验的识人逻辑。除此之外，单靠一个人的言语是很难识别其内在本质的好坏的。如果靠上述标准还不能看破人品的优劣，不妨再使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行为逻辑。这一规则强调的是人的品质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讲心胸狭窄的人、心地不纯的人、心怀鬼胎的人、心眼偏执的人、心地不诚实的人都会外在于不大方、不爽快、不痛快、不洒脱等必然的行为或动作。
除了人品识别要遵循一定的生态德育理念以外，在现实的社会中，还必须本着相互帮助、共存共荣的逻辑进行一切行为和活动。在这方面，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的思想对我们不无裨益。墨家的义利哲学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和互利互惠，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现代宏观经济学所指出的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遵循着“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资源配置逻辑，而忽视了人在两次分配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也就使得人与资源的生态融合被强制性割裂。事实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甚或是三次分配、四次分配都要讲求分配的公平问题，“利益均沾”只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非常规手法，但利益分配公平却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和社会的长久稳定，其意义不可小视。所以，墨家一直以来都把“兼相爱”放到“交相利”的前提阶段，原因就在于只有以“爱”（良善即道德指引）的理念作为指引，才能使利益得以公平实现；否则交易主体的生态联结将会迅速断裂，交易无法实现，利润无法产生，自然市场的逻辑就形同虚设了。联系当今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借鉴。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和同观所体现的知人善任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则是与识别人品紧密相连的一个“知人善任”的宏观标准问题。在这一领域，孔子的哲学可以给我们指引。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和同”只是一个意见上的分歧问题，按照现代民主制的运作逻辑，意见分歧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毕竟人是千差万别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缺失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机制和平等意识，使得君主识别人的品性变得十分困难。不能正确甄别自己的属僚，就不会把合适的人才提拔到适合的岗位上来。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将相们都会把孔子的“和同论”搬出来加以变通使用，并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接班人。除却孔子和同思想的糟粕成分，我们发现在现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古老时代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就不会在人才任用问题上犯大的错误，而如果仅仅依靠考试分数或外在的东西，就有可能把各种腐败分子遴选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和同观不仅为政府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种参考，而且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借鉴。比如在任用学生干部问题上，如果单纯依靠对学生表面语言和行为的考量，往往不能选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还会给学生管理工作造成诸多障碍。相反，通过某些问题的讨论甚或争论，密切观察学生的潜意识行为和语言表现，就可以及时发现学生深层次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导向，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和任用合适的学生干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应该说，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四、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心理哲学的角度讲，“荣”和“辱”都是人作为类本质的心源性条件反射。当人们遇到高兴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光荣；当人们遇到沮丧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耻辱。这种条件反射实际上是人的本能性直觉。也就是说，荣辱感是人的精神性因素在内生态角度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荣辱思想。儒家认为，“知荣能够自强，知耻方能奋进也”。孟子则从荣辱感的人性角度探索这种心理反应的意义。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作为我国生态教育学的代表之作，《管子》的生态德育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管子》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灭亡”。也就是说，学礼仪、知廉耻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他的民众知荣辱，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人们在良心深处失却了根本的依靠和精神寄托，所剩下的就只有行尸走肉了。针对春秋时期战乱丛生的实际情况，《管子》还谆谆教导人们：“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即要想结束春秋时期战乱纷飞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应该以和为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发展互惠贸易，不要兵戈相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体恤百姓的苦楚。只有安民惠民，才能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稳定了，才能发展生产，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老百姓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百姓衣食无忧的时候，社会才能形成追求礼仪、尚荣驱辱的大好民生局面。由此看来，《管子》所提倡的荣辱观是一种追求社会内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德育观。在这一点上，《管子》生态德育思想的政治价值取向与孔子的“仁者爱人，行之有耻”的政治目标不谋而合。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辱思想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
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反思而激流猛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耀”，才能以荣为契机奋发图强。那种不经历知耻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的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积蓄力量，以寻找机会东山再起。“荣”和“辱”的客观生态关系，使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有时为了获得荣誉还应该给自己人为寻找一些压力，让自己在“知耻”的境界中为新的光荣积累动力；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暂时获得了一定的荣誉也不要沾沾自喜，应该回味成绩的来之不易，要继续坚持以“耻”为动力的思想，为了新的荣耀而卧薪尝胆。这就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德育”理念。坚持生态德育的链合思想，就能做活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启蒙，使受教育者不至于走向生态链的极端，而遗憾终生。
五、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道德教育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身垂范。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示范性地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以启迪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相反，如果教育者要求受教育者做到的规范自己都没有做到，那么受教育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掌权者来说，只有以身作则带头搞好道德修养，才能使百姓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才能安民治国。“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身令观”所体现的身教和言教的关系反映到为人处世的微观领域，就是要做到“己”和“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只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之间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才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遵循利己利他的生态法则；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示范作用转化到负面的方向中去。至于如何做到社会个体之间的生态和睦，孔子强调要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孔子指出：“克己复礼，天归仁焉。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即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充分体谅他人的想法和社会需要，才能成为知书达理的人；修心养性的关键是自己，自己德行的养成要靠自己的艰苦修炼，不能靠别人的督促和劝说。这种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哲学，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恕善解的类生态规则。当然，注重自身的修养，并不是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心里要时刻想着别人的需要和看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时时关心民众、事事想着民众，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己”说恰恰是“身令观”所延伸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基本生态哲学。这种突出人己关系、强调以身作则的教育学说对于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六、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出的“上下观”旨在说明：从循序渐进、教不躐等、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来看，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孔子强调“中人论”并不是说人是预先可以划分成三六九等的，除却孔子“中人论”中的历史制约成分，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也曾经研究过人的悟性差异对人接受学问深浅的影响，并适时提出了道家的“上下观”。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曰不笑不足以为道。”从表面上看，老子是在向他的弟子解释什么是“道”，但细心纠察我们发现，老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智力差异对人接受教育方式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老子分明是在教诲世人：如果没有悟性，即使通过巨大的外力作用，逼着做、哄着做、催着做，效果也不会太好；而只有因势利导，采取与受教育者密切沟通的生态教育原理，才能打通受教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鸿沟，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正所谓“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虽然老子的“上下观”具有预先设定好等级成分的嫌疑，但老子所指出的根据人的自身智慧素质和身体素质进行分类教育的生态德育学原则，时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惊铎.生态德育是一种崭新的德育观[J].新华文摘，1999，（1）.
篇9
通过解决中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等现象，可以使中西文化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要解决不平等的意识，教师就要帮助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文化平等、语言平等的观念。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交流，进行跨文化交流。此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学会使用英语传播和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应彼此尊重，本着互相平等的原则进行交流和对话，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三）注重在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
语言教学不仅仅要培养学生在语法、语音和词汇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既包括对相同文化的吸收接纳，又包括对自身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传递，因此它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衡（西方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占有强势的地位，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从而陷入被其他文化同化的危局之中）是不能进行正常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加强两种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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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本文由收集整理
《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於经典，两不相损。”《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祭祀之理，制於圣人，载於经典。”
1.2 指宗教典籍
如：《圣经》《古兰经》《大藏经》等。
1.3 指文献典籍
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司马迁《史记》，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等。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经典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著作。
2 学生必须知道为什要读经典
中学生读经典就是因为让他们能从经典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朱自清曾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藉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所携带的“形上”价值。没有这一点，经典便称不上经典。
在经济全球化、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让学生多读经典，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人的素质单靠学英语和电脑是培养不出来的。人的素质只能靠人文教育来培养；而阅读经典，应该是人文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学时期，对于文字已经有了相对较好的理解能力，中学生读经典，不但能培养其内涵，也可以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一定的导向。
3 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方法
第一是把人文经典当作主要读物。读什么书是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现在的学生常对漫画，杂志，故事类的书比较感兴趣，一让他们读经典，他们常会唉声叹气，说经典乏味难懂，所以应让学生从小学养成读经典的习惯，把经典当作最主要的读物。
第二是用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轻松的方式来阅读。只要有正确的态度，有兴趣，有自己的判断力，会活读就好。把阅读经典看作是一件轻松、简单、有效的事情。
第三是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经典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宝库，它就在我们身旁，其中的财富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阅读经典，就是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凡是领略过此种享受的人都一定会同意，倘若一个人活了一生一世，从未踏进这个宝库，那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作为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现今社会的应试教育下，很少有学生去读经典。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并不反对影视和网络阅读，并且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像鲁迅所说的胡乱追逐时髦：随手拈来，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阅读—— 这颇有些类似今天的“快餐式阅读”，吃下的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鲁迅大声疾呼：“我们要有批评家”，给青少年的阅读以正确的引导。
经典阅读正是这样的导向：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
4 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国学经典
我国的国学经典有很多，我个人认为，在小学阶段，学生应该完成《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的阅读。而初中阶段则应该阅读四大名著，《庄子》《道德经》《古文观止》。
5 国学经典在我班的渗透过程
（1）每周课时有限，这就要求教师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好合理的计划，才能在保证正常教学，又不给学生增加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渗入。教师要做好每学年，每学期，每个月，每周，每天的阅读计划，按照计划给学生布置阅读经典的任务。至少保证每周一课时的经典阅读。
（2）要求学生准备阅读经典的记录本，记录经典语句，读后感以及对经典内涵的理解，从而明白做人的准则，原则。
（3）要做好五个一。
第一，每天都读经典，可以是一则论语，一章《老子》，也可以是一首古诗。
第二，每周都要写读后感，不限字数，但一定要写出人生道理或者自己最大的收获。
第三，每月都有笔记展览，口语交流。同学可以通过交流进一步加深对经典的理解。
第四，每学期都有一次经典阅读竞赛，学期末小组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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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说到底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品析和感悟，而品析、感悟语言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过程。语文教师要设法让文字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化为学生的内心体验，从而达到思想境界的有效提升。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作者在文章开头就描写了清国留学生的种种丑态，他们沉迷于玩乐，终日无所事事；他们服饰怪异，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作者巧用比喻描写清国留学生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形态，又用反语“标致”表现作者的反感与嘲讽，并用动词“扭”表现清国留学生的扭捏之态。作者仅用寥寥数语便勾画了清国留学生附庸风雅、不学无术的丑态，表现了作者的失望与厌恶之情，因此作者离开东京前往仙台寻求真知。在仙台，一次看电影时日本学生狂呼“万岁”，而电影内容是枪毙中国人，这深深刺痛了鲁迅的心：“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至此，教师可以问学生“刺耳”的原因。很明显，日本学生的欢呼，伤害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以致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鲁迅赴日留学，本为学医，这次看电影之后，他弃医从文，改走文学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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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人善于观察自然，对风霜雨雪等现象的描述也极为形象，如“二十四番花信风”，①就是以各个不同时节的花卉命名的，具体可感而人人皆知。通过检索相关的文献我们发现，古代对雨的说法也类似于此，人们往往以该地区当令的植物命名相应时节的雨，如“杏花雨”、“桃花雨”、“梨花雨”、“榆荚雨”、“荷花雨”、“梅雨”、“豆花雨”等。在古代有关的文献中，“梅雨”起初是一种天气现象。与其它“雨”物象不同的是，梅雨是江南地区独有的天气现象，三国时吴陆玑撰，明毛晋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卷上之下：“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间，梅欲黄落，则水润土溽，础壁皆汗，蒸郁成雨，其霏如雾，谓之‘梅雨’，沾衣服皆败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谓之‘迎梅’，五月雨谓之‘送梅’。传曰：‘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亦花信风之类。”②梅雨又是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宋代以后的作品中较为常见的文学意象。古代文人对梅雨的体悟颇为深刻细致，从文学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梅雨的自然特征。通过梅雨意象描绘出江南的雨中美景，寄托了丰富的思想感情，从而塑造了一个内涵丰厚的梅雨意象。从一种天气现象到文学意象，这其中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目前，学术界有关的成果绝大多数是气象或者气候学方面的，而未见将梅雨作为一个文学意象、从古代文学的角度加以研究的成果。笔者拟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本文在分析有关文献和古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论述梅雨意象的形成、内涵的丰富，探讨梅雨意象的文学和审美意蕴。
一、魏晋至唐代：梅雨意象的形成
“梅雨”一词较早见于西晋周处《阳羡风土记》，云：“夏至之雨，名为黄梅雨，沾衣服皆败涴。”周处：《阳羡风土记》，广陵书社，2003年，第18页。《风土记》即周处所撰《阳羡风土记》。阳羡，古地名，址在今无锡宜兴市南。《阳羡风土记》所记地区，据姚鼐《江宁府志》考证，知其“皆概言吴越风土，非专志阳羡也。”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15-16页。又《晋书》卷五十八：“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可见，西晋时，吴越地区已经有“黄梅雨”的说法了。这则记载点明了梅雨出现的时间、特征，但并未说明梅雨得名原因。初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二：“《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江东呼为黄梅雨。”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3页。点名了梅雨得名的原因，并指出，在唐代，梅雨是“江东”即芜湖以东江南王青：《唐前历史地理和诗歌地理中的江南》，《阅江学刊》2010年第3期。地区的人们普遍熟悉的说法。《初学记》所言《纂要》，有梁元帝萧绎撰《纂要》和唐韩鄂辑《四时纂要》两种。《纂要》为梁元帝在荆州为政时所撰，荆州是梅雨发生的典型地区。韩鄂的生平事迹不详，但一般认为其生活在晚唐至五代间；《初学记》为初唐时类书，所引当出自前代即梁元帝萧绎《纂要》。由此可见，“梅雨”的名称最早在西晋就已经有了。但是，在唐代之前，文献对梅雨的记载尚不多。
梅雨的自然属性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断积累，逐渐形成了原始认识，即梅雨的原型意义，此后，文人便借景抒怀，赋予梅雨以思想、情感，逐步形成了梅雨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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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学英语教学越来越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也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与认可，成为了英语教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与开发项目。大学英语教学不仅应包括语言知识的讲授，而且更应包括文化知识的传递。这其中当然既包括西方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
一、利用大学英语教材导入中国文化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作为“文化使者”的英语教师，不仅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教材的开发利用，更要挖掘教材里所涵盖的中西方文化词汇及讯息，提高学生的文化差异敏感度，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笔者在教授《新编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导入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探索：
（一）将中国文化融入英语词汇教学
1.通过列举相关的中国文化专有词导入中国文化。在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列举一些与所教词汇相关的中国文化专有词来阐释其含义及用法，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例如，在讲授第一册11单元“project”时，教师可以通过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词，如“Anti-Poverty Project（扶贫工程）”“Hope Project（希望工程）”等激发学生的兴趣，并能灵活运用；第一册5单元“harmony”的讲解可以结合“harmonious society（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引出单词的各类词形变化；再例如结合“Go-West Campaign（西部开发战略）”阐释第一册6单元的“campaign”。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在学习英语词汇的过程中习得中国文化专有词的英译，以此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词汇积累，一举两得。
2.通过中西方文化特殊含义词的对比导入中国文化。教师在词汇讲解过程中，应该针对中西方文化对相同词汇内涵的不同理解及用法进行对比阐释。比如，在第二册1单元Food and Culture中，狗被西方人看成是人类的朋友及伙伴，甚至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从英语谚语“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及“lucky dog（幸运儿）”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狗对于西方人的重要意义。而中国的许多词语中，如“running dog（走狗）”“mangy dog（癞皮狗）”等，狗常被赋予消极、贬低的意味。教师还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扩大词汇及文化含义讲解。如蝙蝠，由于其发音与中国的“福”字相同，所以蝙蝠被认为能带来好运，而西方人常用“as blind as bat”“as crazy as bat”来贬低、诋毁他人。
（二）将中国文化融入与课文相关的各种文化课堂教学活动中
1.角色扮演。以第一册3单元Special Taboos为例，首先，教师可以针对文章中提到的数字13的特定含义进行展开讲解，可以结合中西方对于不同数字的不同理解，引入中国文化。数字13在英语当中是“坏运气”的代名词，正如在中国，数字4因为与汉语的“死”同音，所以成为了中国人的忌讳用语。相反，数字7在英语中意味着重生，因此七喜饮料“seven-up”在国外十分受欢迎，正如在中国数字6和数字9分别代表了“顺利（smooth going）”和“长久（everlasting）”，数字8意味着“发财（make a fortune）”，这些数字成为了人们追捧的幸运数字。其次，学生按照教师设定的情景模式，根据对不同数字的中西方理解差异，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制成情景对话并进行角色扮演。此类活动不仅能活跃课堂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表演热情，提高课堂参与度，还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提高语言的应用技能。
2.话题讨论。以第三册12单元Food for Thought为例，针对文章中提出的西方快餐食品，如“hamburger（汉堡）”“pizza（披萨饼）”“Italian sausage（意大利火腿）”等，教师首先要逐一讲解让学生了解西方饮食文化，然后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进行中国美食图片的展示，让学生了解中国美食的英语表达。如“馒头-steamed buns”“凉面-cold noodles”“北京烤鸭-Beijing roast duck”，“糖葫芦-sugarcoated haws on a stick”等。然后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针对设定话题（对中国传统美食与西方快餐文化进行对比，哪种更健康，更喜欢哪种）进行讨论。限定时间为5分钟，然后选派代表进行观点阐述。这种话题讨论的教学形式为学生提供了面对面的英语交流机会，活跃了课堂气氛，突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唤起了学生对文化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结论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由于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学生普遍缺乏用英语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进而影响其文化对比意识的形成。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发掘教材中的文化内容，积极设计课堂文化教学环节，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文化敏感度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1]路景菊.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导入研究[J].英语辅导（疯狂英语教师版），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