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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现状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制定于1980年，最初的个人所得税全年税额只有10余万元，在我国财政收人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93年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时全年收入额也只有40多亿元。1994年实施新税制，个人所得税收入开始逐年迅速增长，当年为72．7亿元，但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已经达到了1737．1亿元，成为全国第四大税种和许多地区仅次于营业税的第二大税种。200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历史性的突破了2000亿元，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不仅没有减少，2007年则达到了3184．9801亿元，对缓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财政紧张状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税收的效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但在个人所得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效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和公平收入的功能却被大打折扣，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初衷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如果说1980年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条件下对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人进行征税的需要，符合国际惯例，而在随后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条例则是为了调整社会分配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财政收入，前者应是主要目的。1993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调节社会分配，其中财政功能应该说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且经过十余年来的运作，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功能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效率优先的实际效果，公平分配的价值功能已退为其次。从有关资料统计来看，2001年～2003年我国平均来自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已达50．93％，甚至有些地区已高达70％甚至80％。在纳税人数上也由1998年的1．09亿人次达到了2004年的2．6亿人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一方面是真正拥有高收入的人并没有多缴税。2001年在我国的7万亿元存款中，不足20％的富人占有80％的存款，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足10％。2006年实行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申报制度，但从已申报人员的结构上看，仍然由工薪阶层“唱主角”，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仅占少数，而被列为高收入人群相对集中的行业，申报人数也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市高收入集中的海淀区高收入者纳税比重仅占总额的8％；广东省高收入者的纳税比重也仅占省内纳税总额的2．33％。当然，这不只是北京和广东的个别现象。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国税局1999年统计，5％的富人缴纳了约55％的税收，最富的1％的富人缴纳了19％的所得税，55％的较低收入的人口缴纳的所得税只占所得税总额的4％。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可见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重点并没有放在调节高收人上，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富人税”，而在很大程度上却象是一个“工薪税”，或者说是一个“准工薪税”。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2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个人所得税且走过了“富人税”到“大众税”的历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就“基本到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其中固然有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增加的合理成分，但个人所得税本身的设计缺陷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所得税最初产生于英国，因战争而设，最初开征的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因此有“战时税”之称。
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其所具有的聚财和调节收入的功能而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并得以推广。公平原则逐渐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被加以确认。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之初应该说是主要采用公平原则，其目标模式的选择是采用公平原则以调节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公平。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成为现阶段我国最有影响力的税种之一，个人所得税目标模式的选择已经严重影响了该税的发展和走向。
二、当代税制原则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税制改革，而且也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其中税制原则的变化趋势有如下几方面：
(一)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
凯恩斯主义极力主张税收全面介入生活，坚持国家税收干预经济的思想被20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中寻求减税对经济适度干预的倾向所代替。如普遍降低所得税税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税收优惠等。这些都意味着政府放弃利用税收对经济和社会以及对居民和企业经济选择的干预。
(二)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对难解的矛盾，一般而言，要么强调公平牺牲效率，要么强调效率牺牲公平。实行累进税制有利于促进公平，但效率较低；实行比例税制效率较高，但有失公平。在2o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政府寄希望于通过税收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对累进税制极为重视，尤其是个人所得税，不仅最高边际税率非常高，而且累进档次多达十余个。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滞胀时期，失业率和通胀率剧增，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降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05％，法国为2．3％，联邦德国为1．65％，英国为1．15％，日本为3．7％，意大利为1．8％，这比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低得多。面对这种情形，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已显得力不从心，而各种反凯恩斯学派的非主流学派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等新经济自由主义乘机而起。这些学派的经济理论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相适应，20世纪8o年达国家相继进行了税制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合并纳税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拓宽税基，减少优惠，反映出这些国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提高效率的意向。
(三)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
这一变化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中，主要有两点：一是中等收入阶层的税率降幅与高等收入阶层相比要小得多。二是由多级累进税制向比例税制靠拢，由过去的十多个级距改为只有3—5个级距。甚至在俄罗斯还采用了单一税率制。一般而言，比例税制体现税收的横向公平，累进税制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四)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
多年来，发达国家对税收的经济效率极为重视，相对而言对税制本身的效率不够重视。而20世纪80年代的税制改革却一反常规，力求促成使经济效率同税制效率并重的趋向。最为明显的是从繁杂的税制向简化税制过渡，课税所得的计算也由复杂转变为简便。
(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各国税收竞争使各国税制出现趋同化
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24个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等形式的区域集团。经济全球化使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而要素之所以全球流动是为了寻求最优税后回报率。所以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中除了资源和投资环境外，税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大，因而税前回报率差别并不大，税收对要素流动有较大的影响，税收竞争成为发达国家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
一旦一国降低生产要素的税负，世界上的生产要素就会向该国流动，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生产要素和税基的流失，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和税基流失现象的出现，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类似的减税措施，这就是发达国家步调一致地进行税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价值目标的选择
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应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原则。税制原则的发展演变及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践表明，未来我国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得以真正贯彻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宽税基、低税率、简化税制是所得税发展的国际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税制改革，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上的共同特点是“拓宽税基，降低税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政府税收政策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即长期被誉为“经济稳定器”的个人所得税制，在解决各式各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在促进社会公平问题上，已难达到预期效果。这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践中也已被证实。所以，在各国经济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明显、各国税制出现趋同化趋势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应适应这一客观形势，遵循“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原则。
(二)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目标过程中，仅靠个人所得税是难以实现其目标的。它需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诸多税种的配合和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建立与个人所得税配套的相关税种，建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立体交叉调节体系，正确处理个人所得税与相关税种之间的关系。
个人收入作为社会财富的一种流量，是不会永久停留在收入状态的，而是被所得者进行了处置，或消费、或储蓄、或投资、或购买财产、或资助他人等，因此，社会贫富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而且还表现在消费、储蓄、投资及财产上。可见要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就应建立收入、储蓄、投资、财富及财产转移的各种相应税收，这样在个人所得税没有调节到位时，会有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与赠予税补充。在这些相关税种相配套的体系中，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应以效率原则优先，兼顾公平；而财产税，特别是遗产赠与税应以公平原则优先，兼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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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
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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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
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应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是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重要手段，针对各行业各税种不同的特点，应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宣传形式。利用税务内、外网站、办税务大厅大屏显示、“税收宣传月”以及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多种形式宣传、个人所得税政策信息；税务管理员针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人群，要送税法到纳税人手中，面对面进行宣传辅导，从而全面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
二、调查摸底，全面推进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
各主管税务机关要结合本地区经济总体水平、产业发展趋势，居民收入来源和各行业的特点，重点调查摸清高收入者相对集中的行业、企业、人群，摸清其收入分配规律，建立高收入者所得来源信息库，有针对性地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进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的部署和要求，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纳入税务机关工作考核体系。要督促各扣缴义务人，严格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高质量地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2]。
三、突出重点，强化征管
加强高收入者的管理是堵塞漏洞、增加税收收入的主要手段，根据高收入者不同特点，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1、加强财产转让所得的管理
加强股权转让所得的管理，要多与证机构、产权交易中心等单位联系，主动掌握本辖区上市公司、自然人股权变更登记及股权转让的时间和数量等股权转让信息，及时跟踪管理，依法依率征收税款。
2、加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
各主管税务机关应对本辖区上市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集资单位、股份全体制企业单位的分红、派息等情况全面掌握，严格执行现行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要对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及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进行跟踪检查，及时足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3、加强劳务报酬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的管理
各主管税务机关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作，及时获取相关劳务报酬支付信息。特别是对一些报酬支付比较高的项目（如演艺、演讲、理财等）的个人所得税的管理，督促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对实行年薪制和高收入行业的企业，要汇总全员全额明细申报数据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总额，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工资费用支出总额比对，规范企业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管[3]。
4、加强各类私人办学个人所得税的管理
加强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掌握有关私人办学信息，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强源泉控管；建立健全双向申报制度，做好支付个人应税收入办学单位的代扣代缴工作，对没有扣缴单位和从两处以上取得收入的个人要加大管理力度，堵塞漏洞，避免税款流失。
5、加强外籍个人所得税的管理
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与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劳动部门、商务、外事服务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本辖区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掌握外籍人员出入境时间及相关信息，加强与文化、体育管理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境外团体、个人来华演出、比赛等情况资料，做好演出场所或经纪人对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工作[4]。
四、优化服务，注重实效
各级税务机关在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同时，要切实做好纳税服务工作。要有针对性的对高收入者开展税法宣传和政策辅导，拓展申报方式，实行一站式、一窗式服务，积极了解纳税人的涉税诉求，拓展咨询渠道，提高咨询回复的质量和效率，做好完税证明的开具，并为纳税人信息保密，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5]。
参考文献：
[1]傅剑锋.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探析[Z].厦门大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07
[2]张紫函.石家庄市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Z].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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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完善
1、 合理配置个税申报制度的权利义务
个税自行申报不能只是一个单行道，只有补税的可能，没有退税的可能。国际上个人所得税通常是采取先预征后汇算清缴再退还的方式，一般在纳税当年采取代扣代缴，但在第二年申报的时候对个人获得的工资薪金收入扣除赡养纳税人及其生活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后，多退少补，往往可以给予缴纳人部分退税，而我国目前对个人所得税采用的则是“一刀切”的综合扣除方式，对纳税人来说，有高昂的纳税申报成本，却没有相应的退税激励，纳税人 自然 就不会有太高的积极性。
鉴于此，可考虑将纳税申报制度与退税制度以及相关的福利政策挂钩，对每个纳税人提出“正向激励”，提高这项制度的普遍可接受性，调动纳税人申报的积极性。采用代扣代缴方式的税务部门要返还代扣代缴单位相当于已缴税额2%的代办费用，公民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也应该享有这一政策。同时，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义务履行情况作为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的一项重要指标，以法规形式将个人纳税信用作为个人申请注册 企业 、担任企业负责人以及进入公共部门的必要条件。此外，由于任何一个纳税人都可能在 计算 其税收收益时出错，出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考虑，应当尽快完善纳税申报修正制度。
2、拓宽申报模式
按着量能负税原则，可考虑“允许省级税务机关针对各省 经济 发展 水平、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同时，可借鉴美国的多种申报模式，规定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单身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夫妻单独申报以及户主申报等5种形式之一种，不同的申报形式有不同的扣除额和宽免额。这样，既照顾到不同纳税人收入不同、负担各异的个体差异，又体现了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保障纳税调节收入差异的实际功效，也有利于推动申报模式有序发展，让纳税人充分享受申报方式自由选择的便利性。
3、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首先，要完善个税扣除制度。按照纯收入征税是个人所得税最为显著的特征，因此，也就必须对有关的项目进行必要的扣除。随着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扣除制度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个人所得税法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各国扣除制度中的扣除项目一般包括成本费用、生计费用和个人免税三部分内容。成本费用是指为了取得该项所得所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扣除这些费用体现了“纯益”原则，其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实际列支或在限额内列支的方式。生存费用是指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生存所必须的最低费用，它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大多根据赡养人口、婚姻状况、年龄大小等因素进行扣除。个人免除主要是为了体现量能公平的原则而设置的对某些所得给予照顾性的减免项目。我国2005年对工薪所得部分的起点做了调整，但却未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整个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可考虑将纳税人9项费用在法定限额内允许扣除。包括个人生活费、给付18周岁以下子女的抚养费、给付18-24周岁正接受大学全日制 教育 的子女的抚养费、给付其他没有独立所得来源的受扶养人的抚养费、给付自己父母的赡养费、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的 交通 费、为购买自住房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给付与其共同生活的70岁以上老人的生活费、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个税征收前扣除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税制困境，有利于调动个人所得税的积极性。
其次，改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个人所得税的课税依据是人的总体负担能力。只有综合纳税人全年各种所得的总额，减除各项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后，才能够对应税所得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课征。各国在个人所得税法发展初期一般采取分类所得税模式，而在个人所得税发展成熟以后则转向综合所得税模式，但综合所得税模式也具有其自身缺陷，比如计算复杂，容易造成透漏税等，因此，很少有国家实行单纯的综合所得税模式，原则上是在采取综合所得模式的同时对个别所得采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分类综合所得税模式，或混合所得税模式，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个人所得税模式。从长远看，综合所得税课税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结合国情，在具体改革的步骤上，我国应先推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
4、完善税收征管相关辅助制度
首先，个税申报制度的全面推进，离不开对纳税人涉税信息的掌握，离不开对纳税申报准确性的监管。这就需要形成有效的税务机关、相关的公共管理部门（工商、海关、财政、劳动保障等社会各部门）和支付单位之间信息传递的协调配合联动机制，制定具体操作程序和细则，明确相关部门和组织向税务机关及时传递个人涉税信息的 法律 义务和法律责任，实现信息及时传递和准确查询。
其次，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和全面推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辅以个人支票制度和完备的 会计 审查制度，完善抽查和惩戒制度，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
再次，推进个人收入支付货币化、规范化和信用化。即个人所得，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收入，都应该尽量通过银行进行转账支付，不使用现金。因此，应该修改《税收征管法》和《银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规范企业和个人的支付方式，以利于国家对个人所得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另外，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推广应用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纳税号码，使之固定化、终身化，形成制度，同时推广应用个人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财富代码制度，依法规定该代码在纳税、储蓄、保险、就业、救济金领取、领取奖金、出国购买大宗财产时强制性地使用，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保障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针对高收入下的“高逃税”现象，要对高收入者实施纳税重点监控。对演艺（ 体育 ）界明星、高级企业管理者、航空、电信、 金融 等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建立专门档案，强化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征管。
5、优化纳税服务并逐渐使之制度化
纳税服务是税收征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购建 现代 税收征管新格局的基础环节。优良的纳税服务对个税申报制度推进和税收征管的高效运作的作用不言而喻。要本着“纳税人至上”的原则，把纳税服务贯穿于纳税的整个过程，税前为纳税人提供咨询辅助服务，税中为纳税人监督投诉、争议仲裁、损害赔偿提供渠道，优化纳税服务流程，使之逐步现代化，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纳税服务体系，最终确立纳税服务的法律框架。
结语
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有利于增强纳税人权利意识，有利于营造诚信纳税的税收文化氛围，有利于助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入，乃大势所趋。良法善治是解决个税申报之困的根本之道。欲促进个税申报制度的全面推进，除需要完善其本身制度设计、转变理念、健全与跟进以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之外，还要加强税务等其他税务中介的建设，同时，探索如何平衡申报公开与纳税人信息保护的冲突。这样，制度的“梦想才能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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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日起，我国开始执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新个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由九级调整为七级，免征额提高到3 500元。从整体上来看新个税法扩大了个税每档的级距，减轻了税收负担，但由于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计算及年终奖计算方法，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筹划空间仍然存在。高校的工资、薪金所得一般包括：基本工资、各种津贴、福利和补助等项目；课时津贴；指导论文津贴；科研奖励等。各高校一般平时每月只发放基本工资、各种津贴、福利和补助等项目，其他的一律在年底发放。这样导致大部分老师每月工资低于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3 500元，造成每月可扣除费用的浪费。而年终奖金又要缴纳不少个人所得税。所以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扩大了个人所得税的筹划空间。
一、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中对工资、薪金所得及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如下：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3%至45%。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3 5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应先将员工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果在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此办法对每一个纳税人一年只能使用一次。
纳税人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纳税筹划
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月薪实行7级超额累进，年终奖的计算方法不是真正分摊到12个月来计征，实际是将年终奖单独作为一个月来计征税收，只是选择适用的税率时进行12个月分摊，会导致年终奖在选择适用的税率时在税率临界点增加一元钱，累进税率上一个层级，年终奖适用的税率就提高一个档次的现象，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年终奖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全年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月薪和年终奖分配方案，可能会导致个人的实际收入相差很大，所以在全年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单位应该有合理的税收筹划，通过纳税筹划合理分配月工资及年终奖金，年终根据实际收入与预算收入的差距调整时避开年终奖的“发放误区”，以减轻个人税收负担，增加实际收入。
根据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在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筹划时作如下假定：1.年初可以预算出本年度的工资、薪金总收入；2.每月发放相同的月薪；3.年度中间不发放其他各种名目的奖金；4.首先考虑少缴纳税款，其次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在税负一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希望尽早拿到工资，月薪尽可能的多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纳税筹划：
（一）合理分配月工资及年终奖金
1.年收入在 0—60 000（60 000=3 500×12＋1 500×12） 元间，此时把收入在每月平均，不需要使用年终奖金计税，如果需要缴税适用3%的低税率。
2.年收入在60 000—78 000（780 000=60 000＋1 500×12）元间，此时月收入固定为5 000元，余下的收入作为年终奖，这样月薪和年终奖都适用3%的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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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 年制定，立法初期主要强调财政收入的功能，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2000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 的警戒线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政府对个税进行了多次调整，然而现实情况是，频繁的调整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税后基尼系数大于税前基尼系数的现象时有发生，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正式建立。至2010年底，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3O年间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不仅实行了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起征点（即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从最初的8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2011年初，备受瞩目的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被提上政府日程，历时5月，于7月27日落下帷幕。2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根据条例，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税率也由之前的9级减至7级，征税级距也作了相应调整。
个人所得税的税源决定了它是个与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对个人收入差距应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发达国家由于具备了良好的税制环境，其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相对明显。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遗产税尚未开征，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现实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是我们为数不多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将目标明确为“担负起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任，即所谓的“调高，扩中，提低”。
具体到实施效果，根据基尼系数的受税收影响的绝对差异来对税收再分配的效应进行测量，莎娜娃·海尼通过建立税收累进性分解模型，得出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缩小了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正在逐年加强，但是调节效果比较有限的结论。
二、个人所得税发展现状
从1980年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实行至今，个人所得税走过了32年的历程，在组织收入上，它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税种发展成为全国第四大税种；但在调节作用上却大为逊色，它不仅没有起到公平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逆向调节作用。近年来，来自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根据中国税务年鉴统计资料计算，2002年，工资薪金的所得税比例为43.6%，来自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比例为31.72%，两项合计为75.32%。而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金融资产，但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不到10%。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这一旨在调节个人高收人的所得税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逆向调节作用与所得税制定的初衷是违背的，也是与所得税所应起的作用不相符的。
我国自开征个税至今，一直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是以分类表为基础，将纳税人所得依照不同来源划分若干类别，按照规定的不同等级征税率，以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课税。具体在个人应纳税11项分类中，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而稿酬所得、劳动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
大部分学者认为，分项所得税制很难实现税收公平。税收公平要求同等负担能力的人负担同样的税收，不同负担能力的负担不同税收，由此来保证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现行的分项税制采用正列举法，将纳税对象分为11项分别规定其税率与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征税款，没有考虑纳税主体的综合收入和综合赋税的能力，难以涵盖所有收入类型；加上源泉课税和累进税率的采用，往往导致所得来源较广、综合收入高的少纳税、多的来源较少、收入相对集中的多纳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纳税人分散所得来源以减轻税负；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主体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税法仅对列明对象征税，大量隐性收入排除在个税的征收范围之外，造成税制不公。
三、当前个人所得税模式的思考
从税制形式上来看，由于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税负不公、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的弊端，学界一直有学者希望将目前的个税模式改变成综合所得税制或者混合所得税制。后者有利于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且在实际操作中，后者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与便利性。但与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演进的潮流逆向而动的是，许多分类元素（schedular elements）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逐渐融入到综合所得税中。实际上所有的所得税制都充斥着针对特定类型所得的特殊规定，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综合税制而不区分不同类型的所得。从实际角度出发，综合税制的不区分性有利于税基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但综合税制对收入的不加区分是否符合处于发展阶段的国情，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从税率模式上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行的制度，对于一般性收入采取超额累进税率，对于特殊收入采取差别比例税率。人们通常认为，个人所得税只有实行累进税率，才能发挥公平分配的作用，使税收成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累进级次越多，边际税率越高，富人所纳税款在全部税款中的比例越高。但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累进所得税没有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反而还损害了效率。[5]税收会对劳动力供给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纳税人因纳税减少了收入，为了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只能增加劳动供给；替代效应是指累进税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纳税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即以闲暇替代劳动来减轻税收负担。收入效应有利于经济效率，而替代效应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一般认为，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难以确定.但实证研究证明了税收对高收入者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高收入者（月收入5000元以上）对高税率的敏感度较高，在高税率下，人们以闲暇替代劳动。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累进税率的公平特点在我国没有良好的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在于，富裕人士往往收入来源较多，而一般工薪阶级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出现了富裕人士主动或被动的方式逃脱税负。
四、个人所得税立法的展望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中，收入差距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但收入差距、贫富悬殊加剧有些是制度特别是个税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应是完善个税制度，而对于合理的收入差距，不应过度调节，否则损害市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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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型PE基金的所得税问题
1、基金公司层面缴纳的税收。公司型基金从被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性质不同。税率也存在差异，如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根据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转让股权的收益，应并入基金的应纳税所得，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2、基金投资人层面缴纳的税收。我国公司型FE基金的股东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自然人或公司)。个人投资者从公司型基金获得的收益，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视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所得税率。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率如低于或等于公司型基金的税率，则从基金获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再缴纳所得税；如果高于公司型基金的税率，机构投资者分得的税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自然人做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个人投资者；公司做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
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自然人投资者从投资公司型PE基金所得的收益，不仅要缴纳基金层面的企业所得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2007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个规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PE基金的税负，从而间接降低了PE基金投资者的税负。但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颁布相关的个人股权投资的相关税收规定，若基金公司已经足额税率缴税，个人投资者从PE基金获取的收益可以视为税后收益。避免双重征税。
二、有限合伙型PE基金的所得税问题
有限合伙制基金是指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Patt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Patter)组成的合伙制基金。有限合伙人作为基金投资者，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出资比例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99％，基金进行分配时。有限合伙人可以收回本金。并获得80％左右的利润分成。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出资比例一般是基金总规模的1％，基金分配时，普通合伙人同样可以收回其投资本金，同时在基金收益率超过预定的最低收益率时，还可以获得20％左右的利润分成。
1、基金公司层面缴纳的税收。合伙企业因不具法人地位，不是独立的纳税单位，故在税法上无需缴纳所得税。合伙企业的所得或损失，全部传递到合伙人层面。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或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由此可见有限合伙制PE基金在基金层面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由基金的合伙人在取得分成收益时分别纳税，避免了公司制基金的“双重课税”问题。2、合伙人层面缴纳的税收。我国的有限台伙制PE基金的构成中，有限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普通合伙人同样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自然人作为有限或普通合伙人投资PE基金时，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9月19日颁布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额规定》，在取得基金分成收益时，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法人作为有限或普通合伙人投资PE基金，根据新《合伙企业法》规定，必须对其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收入，经与其自身的其他收入和亏损合并计算后，再根据其适用的所得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自然人担任有限合伙人，税负较重。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此规定，5万元以上的收入部分都要缴纳35％的所得税。但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并不参与基金的经营管理，其收益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同于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更类似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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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税制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是一个国家的直接收入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大小密切相关的事情。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讨论，个人所得税税率已成为我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设计的重点之一。在税率改革的过程中，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是税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采用的是分类，多元个税税率的方法进行征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以下方面：
（1）个税劳务所得的税率设计复杂，有碍税收公平
根据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劳动收入按不同的收入段进行区分，进行税率多元化征收，其超额累进税率为3%到45%和5%到35%；其比例税率为20%。而这样的税率设计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的累退效应和税收负担的横向不均。举一个简单例子，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均属于个人所得税中的劳务所得税目，而上述分类所相对应的纳税人受到的税负是不同的。这样的复杂设计会加大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工作量，增加征税成本，同时也会导致税负不均。
（2）个税资本利得的税率差异，有碍税收公平
从90年代至今，居民的收入来源组成越发复杂，人们不仅仅只有工薪劳务收入，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所得大有增长的趋势，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源较大比例。然而，利、股、红同样都是资本收益，但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且它们所适用的税率也不同，这样的税制设计缺陷会产生纳税人避税行为，不利于公平税负。此外，如财产继承和股票转让所得，不包括在征税范围，而它们恰好属于资本所得。这样的现状与我们的税收制度设计的目的——实现公平税负——是相悖的。
(3)多元税率设计会导致避税行为增加，不利于国家税收收入
根据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其中包含十一个应税所得项目，而该十一个项目的税率设计又不同，所以，在给定应税所得的条件下，不同税目的税负大小不一。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中，有些个人所得的界定模糊，根据这样的税法界定漏洞，纳税人存在着避税动机，将个人所得在税目之间转移，移花接木。这样的避税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税收缺口的扩大。
(4)累进税率的边际税率高、级次多与税收制度的复杂性
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主要是为了实现量能负担的目的，但我国在税法制度设计的缺点，它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这特别体现在税率累进档次和累进级之间的差距上，我国的档次较多，而级距较小，设计的过于复杂，这样允许了更大的税收筹划空间，所以不利于该组织的财政收入。高边际税率的负面影响对经济，税收征管级率过高带来了很多麻烦。
二、工资薪金税率设计
（1）费用扣除标准（免征额）
虽然个税税率不设计费用扣除标准，但是我们认为个税的设计必须将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发挥个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此首先对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讨论。我们将2008年的全国收入的统计数据将其进行分组，可以得到表1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根据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收入确定的中位数（半分点）相应的每月工资收入为160867元，该数据低于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三分之二的位点相应的收入为每月工资不足2200元，而四分之三对应为2600元。根据陈建东、蒲明的理论，考虑中低层收入的人群，按3500元的生计扣除标准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是确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将不会受到影响，中等偏下的生活类标准。具体来说，一方面，考虑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价格调整的影响，可以直接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另一方面，考虑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帐户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金额可以是人民的利益比例。
（2）、关于边际税率
为了培育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本文认为应该保留3%的低税率，从而保证“宽税基，低税率”的理念能够实现，而鉴于世界各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对个税税率的最高边际税负调低的经验，目前我国个税占财政收入的总比例仅为63%左右，在这一比例是很难发挥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的。因此，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我们建议最高边际税负参考日本税率降低到37%这一世界中等水平。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参考文献：
［1］ 崔志坤，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0（4）；
［2］ 徐海鸣，关于改革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思考，［J］，会计之友2011（5）；
［3］ 马骁、陈建东、蒲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及调节收入差距效果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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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人们各类收入的增长达到一定水平，给个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使个人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使人们开始重视个税的节税避税。近日，越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影响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工薪阶层，于是工薪收入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显得越发重要。
一、工资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所得。其所得来源地是，纳税人任职受雇的单位所在地。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工资和薪酬混为一谈，实际上，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随着企业间人才争夺战的愈演愈烈，工资和薪酬已演变成2个不同的概念。
薪酬制度包括5大内容：岗位工资、年终奖、人力资本持股、职务消费及福利补贴。岗位工资只代表薪酬中的一部分。年终奖是本着责权利对称的原则，对在年终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部分给予的奖励。人力资本持股主要指期权和股权，它强调差别，区别于以社会保障为目的的员工持股，后者还是一种大锅饭思路。职务消费指由职务引发的消费，应计入薪酬制度中，而目前许多国内企业把它计入会计制度，会引出一大串弊病。对人力资本的福利补贴，通常表现是为特殊人才购买种类齐全的各种保险。本文只就工资部分探讨。
二、工资个税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2000元后（2008年3月1日前扣除额为1600）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具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三、避税技巧
（一）分拆年薪法：对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一次取得数月奖金或年终加薪、劳动分红，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如果年薪所得一次性发放，由于其数额相对较大，将使用较高税率。这时，如果采取“分摊法”，就可以节省不少税款。此法关键是要与公司沟通，分次发放一次性年薪等收入
[案例1]：小王2009年2月份取得工资、薪金3000元，当月又一次性获得公司奖金9000元，那么，按照规定，他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款计算过程如下：
工资部分应纳税额为（3000－2000）×10%=100（元）；一次性奖金部分应纳税额为9000×20%－375=1425（元）；3月小李共应纳税为100+1425=1525（元）。2009年3月份，小王同样还得缴纳100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小李2月、3月2个月共应纳税1525+50=1575（元）
其实，如果小王和公司老板进行一下沟通，将奖金分为2月下发，即2月、3月每月平均发放4500元，这样，小李2个月的纳税情况起了变化：
2月、3月应纳税额各为（3000+4500－2000）×20%－375=725（元）则2个月共应纳税725×2=1450元。通过上述计算可以知道，第二种发放奖金的方法可以使小李少缴纳税款1575－1450=125元。
（二）转化福利法：如果将超过个人所得税免征额（2000元）的工资收入部分用于职工福利支出，这将减少了个人支出，同时减少计税收入，降低其个人所得税负担。关键是将一些每月的固定支出补贴采取实报实销方式由公司负担。其主要方法有：（1）提供交通便利，一部分工资以交通补贴形式发放；（2）为职工提供周转房，部分工资以住房补贴发放。[案例2]：张经理每月工资为6000元，每月需支付：房租补助2200元、交通费补助150元、电话费补助150元，误餐费500元。除去以上生活开支，张经理可动用收入为3000元。张经理每月应纳税额为（6000－3000）×15%－125=325元。
假如张经理和公司领导商定以上每月固定支出由公司采取实报实销方式负担，而每月工资下调为3000元，则每月应纳税额为（3000－2000）×10%－25=75元。经筹划后，公司支出不变，但张经理每月可节税325－75=250元，全年共节税250×12=3000元
（三）合并分拆法（主要针对工资与劳动报酬并存的情况）：我国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是20％的比例税率，而且对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此法一般而言，对较低收入者适用合并法，对较高收入者适用分拆法。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是否“受雇”。
[案例3]：刘老师2009年1月从单位获得工资、薪金收入共15000元。另外，该月刘老师还为某生物制药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收入20000元。
方法1：分拆纳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不同类型的所得分类计算应纳税额，因此计算如下：工资、薪金收入应纳税额为（15000－2000）元×20％－375元＝2225元，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为20000元×（1－20％）×20％＝3200元，该月刘老师共应纳税5425元（2225元＋3200元）。
方法2：合并纳税。如果刘老师与该生物制药公司签订了雇佣合同，则不对这两项所得分开缴税，而是合并纳入他的工资、薪金所得缴纳，陈先生1月份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为（15000＋20000－2000）元×25％－1375元＝6875元。
刘老师1月共节税68755425=1450元，可见，对收入较高的用合并法更有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合理的避税节税可以明显的增加我们的实际收入，其宗旨是(1)纳税人应尽量避免一次性取得大额收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例如可用“分拆年薪法”；(2)当适用累进税率计算个税时，应考虑避免适用税率档次爬升导致个税支出加大，在合法的前提下将所得均衡分摊或分解，增加扣除次数，如，“转化福利法”和“分拆合并法”。
当然，合理避税的方法不仅限于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可否享受税收优惠，看看自己是否适用减免税政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应具有一定的节税意识，但前提都是在税法允许的合理范围内，毕竟，避税不是逃税。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做到既要依法纳税，又不冤枉多缴税款，实现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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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征税范围
从理论上讲，凡能增加一个人负担能力的所得，只要符合税法规定都可以列为应税所得。从现在所得来源的多元化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与现在相比必须更明确，更广泛。可以考虑变原来的正列举征税范围的方式为反列举免税项目的方式，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方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常用的。这样，可以转化为现金的福利性收入就被列入了征税范围，如雇主给雇员提供免费午餐、福利房、交通工具、免费休假等，应该作为雇员个人的应税所得计入其总所得中。
除此之外，现在争议较大的是非法收入的纳税问题。税务部门可以对尚未立案查处的非法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大量非法经营活动往往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许多人通过消费、储蓄等形式，最先使高收入以来路不明的方式暴露出来，司法机构还未立案查处，税务部门往往先掌握了其应纳税收入的情况，及时地对这些收入征税，可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高收入的调节作用，减少不必要的税款损失。当然，征税并不等于承认非法收入为合法收入，征税后，若收入性质暴露为非法的，可继续运用司法力量打击非法收入者。
二、简化税率结构
纳税人在其税基一定的前提下，其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税率上，税率设计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功能的核心。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对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对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其中工资、薪酬的累进税率有9级，导致计算公式非常复杂，征收管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而且容易造成纳税人为了逃避高税率而偷逃税的行为。可以考虑简化现有税制，把现有九档的税率精简为3——5档，扩大级距。同时，目前我国最高税率过高，差不多占收入的一半，税率越高，偷、逃、漏税的动机越强，反而不能真正起到调节作用。建议适当下调税率，最高档税率不超过35%，每过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做适当调整。
此外，对于分类课征的部分仍可以实行比例税率，但不宜一刀切。如对利息所得税可以考虑实行分档累进税率，而且应设立起征点，如月利息超过100元人民币的才征税。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等维持20%的税率，而对彩票中奖等偶然所得，则应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三、完善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必须结合居民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物价水平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发展战略来考虑。如今物价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各纳税人的不同情况，虽然新《个人所得税法》对此做出了改进努力，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与费用扣除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免征额的提高问题。前些时候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标准，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尘埃落定：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应该说，这一标准的大幅提高，考虑了物价上涨，货币分房、医疗改革、教育费用、养老保障使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情况。但是起征点实行“一刀切”做法是否科学还有待商榷。显然，1600元的免征额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说是偏低了，但是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如西部农村而言则应该是比较高的。因此，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的差别，应该在全国统一扣除额的基础上，给予各省一定幅度的上下浮动权力，各省依据地区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确定纳税免征额。其实，相对于设定免征额，更为重要的是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应该充分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医疗费用、养老、住房、教育等因素。例如教育费用，当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增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人们开始自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了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鼓励人们主动掌握科技知识，应该对纳税人实际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进行必要的扣除。在实行医疗保险情况下，可以对其因参加医疗保险而支出的保险金作为费用扣除。对于房屋购建费用，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励人们购买住房，对房屋购建费用如贷款购买住房所支付的利息应给予一定的扣除。
四、以家庭为纳税单元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可以根据综合能力来征税，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如对老年人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对有在校学生的、贷款购房的、购买保险的、捐赠的项目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行为，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是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例如，购房贷款、医疗费、保险费、子女教育费等消费性支出，以及储蓄、投资行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对其扣除免税额、总计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等）的计算更为合理，征税更能反映其实际纳税能力。
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家庭结构不一定是同质的，设计税率时一般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出发点，纳税单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本单位，如果是三代同堂等，即一个家庭生活有两对夫妇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如何设计联合申报与单身申报的不同税率，需要对税负水平进行一定的测算。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收政策作为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重要调控手段，应当不断得到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2.王诚：“中国收入分配类型、差距及其政策取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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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人们各类收入的增长达到一定水平，给个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使个人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使人们开始重视个税的节税避税。近日，越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影响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工薪阶层，于是工薪收入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显得越发重要。
一、工资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所得。其所得来源地是，纳税人任职受雇的单位所在地。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工资和薪酬混为一谈，实际上，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随着企业间人才争夺战的愈演愈烈，工资和薪酬已演变成2个不同的概念。
薪酬制度包括5大内容：岗位工资、年终奖、人力资本持股、职务消费及福利补贴。岗位工资只代表薪酬中的一部分。年终奖是本着责权利对称的原则，对在年终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部分给予的奖励。人力资本持股主要指期权和股权，它强调差别，区别于以社会保障为目的的员工持股，后者还是一种大锅饭思路。职务消费指由职务引发的消费，应计入薪酬制度中，而目前许多国内企业把它计入会计制度，会引出一大串弊病。对人力资本的福利补贴，通常表现是为特殊人才购买种类齐全的各种保险。本文只就工资部分探讨。
二、工资个税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2000元后（2008年3月1日前扣除额为1600）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具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三、避税技巧
（一）分拆年薪法：对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一次取得数月奖金或年终加薪、劳动分红，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如果年薪所得一次性发放，由于其数额相对较大，将使用较高税率。这时，如果采取“分摊法”，就可以节省不少税款。此法关键是要与公司沟通，分次发放一次性年薪等收入
[案例1]：小王2009年2月份取得工资、薪金3000元，当月又一次性获得公司奖金9000元，那么，按照规定，他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款计算过程如下：
工资部分应纳税额为（3000－2000）×10%=100（元）；一次性奖金部分应纳税额为9000×20%－375=1425（元）；3月小李共应纳税为100+1425=1525（元）。2009年3月份，小王同样还得缴纳100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小李2月、3月2个月共应纳税1525+50=1575（元）
其实，如果小王和公司老板进行一下沟通，将奖金分为2月下发，即2月、3月每月平均发放4500元，这样，小李2个月的纳税情况起了变化：
2月、3月应纳税额各为（3000+4500－2000）×20%－375=725（元）则2个月共应纳税725×2=1450元。通过上述计算可以知道，第二种发放奖金的方法可以使小李少缴纳税款1575－1450=125元。
（二）转化福利法：如果将超过个人所得税免征额（2000元）的工资收入部分用于职工福利支出，这将减少了个人支出，同时减少计税收入，降低其个人所得税负担。关键是将一些每月的固定支出补贴采取实报实销方式由公司负担。其主要方法有：（1）提供交通便利，一部分工资以交通补贴形式发放；（2）为职工提供周转房，部分工资以住房补贴发放。
[案例2]：张经理每月工资为6000元，每月需支付：房租补助2200元、交通费补助150元、电话费补助150元，误餐费500元。除去以上生活开支，张经理可动用收入为3000元。张经理每月应纳税额为（6000－3000）×15%－125=325元。
假如张经理和公司领导商定以上每月固定支出由公司采取实报实销方式负担，而每月工资下调为3000元，则每月应纳税额为（3000－2000）×10%－25=75元。经筹划后，公司支出不变，但张经理每月可节税325－75=250元，全年共节税250×12=3000元
（三）合并分拆法（主要针对工资与劳动报酬并存的情况）：我国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是20％的比例税率，而且对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此法一般而言，对较低收入者适用合并法，对较高收入者适用分拆法。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是否“受雇”。
[案例3]：刘老师2009年1月从单位获得工资、薪金收入共15000元。另外，该月刘老师还为某生物制药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收入20000元。
方法1：分拆纳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不同类型的所得分类计算应纳税额，因此计算如下：工资、薪金收入应纳税额为（15000－2000）元×20％－375元＝2225元，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为20000元×（1－20％）×20％＝3200元，该月刘老师共应纳税5425元（2225元＋3200元）。
方法2：合并纳税。如果刘老师与该生物制药公司签订了雇佣合同，则不对这两项所得分开缴税，而是合并纳入他的工资、薪金所得缴纳，陈先生1月份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为（15000＋20000－2000）元×25％－1375元＝6875元。
刘老师1月共节税68755425=1450元，可见，对收入较高的用合并法更有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合理的避税节税可以明显的增加我们的实际收入，其宗旨是(1)纳税人应尽量避免一次性取得大额收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例如可用“分拆年薪法”；(2)当适用累进税率计算个税时，应考虑避免适用税率档次爬升导致个税支出加大，在合法的前提下将所得均衡分摊或分解，增加扣除次数，如，“转化福利法”和“分拆合并法”。
当然，合理避税的方法不仅限于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可否享受税收优惠，看看自己是否适用减免税政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应具有一定的节税意识，但前提都是在税法允许的合理范围内，毕竟，避税不是逃税。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做到既要依法纳税，又不冤枉多缴税款，实现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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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精神，2015年5月12日，国家财政部网站公布了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保监会联合制发的《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税[2015]56号）。这一通知改变了现行只有符合规定的三险一金、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及公益性捐赠等极少数支付项目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历史，开启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先河。本文现对该“试点政策” 作一解读。
一、适用地区
因对商业健康保险实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是一项全新的业务，为保证试点工作的平衡实施，财税[2015]56号文规定“在各地选择一个中心城市开展试点工作”，具体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全市范围内展开试点。
第二层次：其他各省、自治区分别选择一个人口规模较大且具有较高综合管理能力的试点城市。当然，一般情况下，能达到“人口规模较大且具有较高综合管理能力”的城市，非省会城市莫属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省、自治区选择其他符合条件的非省会城市了，如广东可以选择在深圳实施试点、福建可以选择在厦门实施试点，等等。
二、适用保险种类
财税[2015]56号规定，试点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由保监会研发并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也就是说，现行市场上销售的商业保险产品（包括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均不在试点扣除的范围之内，而由保监会研发全新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据专家预测，这个全新的保险产品可能是一个包括医疗、重疾、失能等不同责任范围的组合型产品。
财税[2015]56号时，保监会暂未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公布试点扣除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名称（或名单）。因而，财税[2015]56号通知规定的扣除政策暂时只是一个方案，向国人表明一个态度和方向。
三、适用的对象及所得项目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可以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适用对象及所得项目，包括：
1.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
2.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
很明显，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11项个人所得项目中，个人除取得上述项目之外，取得的其他如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不能扣除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
四、扣除限额
对于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的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实行的是按年（月）限额据实扣除的办法，即：按年（月）予以税前限额扣除2400元/年（200元/月），但如果最后一个月的未扣除余额不足200元的，则只能据实扣除。
财税[2015]56号通知特别强调，2400元/年（200元/月）的限额扣除为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减除费用标准之外的扣除。因此，以后实际发生个人购置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后，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的应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就应该是（暂不考虑公益性捐赠及年金个人缴费部分）：
工资、薪金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收入-3500-“三险一金”-200）×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五、单位统一购买时操作方法
财税[2015]56号通知还明确了试点地区企事业单位统一组织并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的税前扣除操作办法：“分别计入员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
意思就是说，如发生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的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应视同员工个人自己购买的，并入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并按规定的限额（200元/月）实行税前扣除。
六、试点开始时间
如前文所述，因保监会暂未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研发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财税[2015]56号通知暂时只是一个态度和方向，因此也无法明确统一开始试点的时间，但授权由各省级财政、税务和保监部门研究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分别上报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联合上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保监会审核备案。
不远的未来某个时候，保监会研发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正式后，纳税人即可按统一的政策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税务部门按规定执行。
七、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第一，何谓“连续性劳务报酬”？
财税[2015]56号通知中所说的“连续性劳务报酬”如何确认？除按月取得劳务报酬之外，按季、按年取得劳务报酬，或者同一个劳务项目在一个年度内不定期结算取得劳务报酬，哪些情况可以确认为“连续性劳务报酬”？再比如，某专家兼职一家杂志社的审稿劳务，每月审稿劳务的工作量是不确定的，有可能一个年度内某几个不连续的月份里没有接到审稿任务，其劳务报酬也不是按月结算，可能是按季或按年结算取得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可按通知规定扣除商业健康保险支出？
第二，如果一个人从多处同时取得多项所得，是否可以分别按限额扣除？
比如，老张本月除从所在的A公司取得工资、薪金之外，还从兼职的B公司取得当月劳务报酬（连续性劳务报酬）；或者，老张除从所在的A公司取得工资、薪金之外，还从其举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取得所得，等等。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老张从所得项目、分别按限额扣除其购买的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
第三，对于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在按月或按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是否允许扣除？抑或者预缴税款时不得扣除，只在年终汇算清缴时允许按2400元/年予以一次性扣除？
篇13
[Keywords]Personal income tax system
前言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也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经济杠杆。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征收个人所得税具有增加财政收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等重要作用，同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影响着每个公民的可支配收入。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发展速度一直较快，随着征收范围的扩大，目前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已占我国总人口的10%左右，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税种之一。同时个人所得税收入在财政收入总额中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已成为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税种。现就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状况、存在的问题还有如何更好地解决作如下探讨。
一、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基本状况
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于1799年在英国诞生。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于1981年开征，征税内容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经营所得以及其他的各类规定的收入和报酬。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所得的，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均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特征:
1.分类征收
分类所得税制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所采用的税制，即将个人收入划分为11大类，采用不同的费用减除规定和高低不等的税率及优惠办法是该税制的特点。这种征收办法的好处有很多，因为实行分类征收可以较为全面的采用源泉扣缴办法，对征纳双方都具有操作方便以及减少漏洞的优势；同时，又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的所得实行不同的征税办法，防止“一刀切”，便于体现国家的政策。
2.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用
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一般采用比例税率，而综合所得税制一般采用累进税率。现如今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就是融合了这两种税率的优点，即累进税率体现公平，比例税率体现效率；同时累进税率调节收入水平，比例税率实现普遍纳税。
3.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纳方法
根据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应纳的税额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取有支付单位源泉扣缴，另一种是纳税人自行申报。对于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的支付环节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均由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代缴税额的义务。对于没有扣缴义务人的或者是不便于扣缴的情况，以及个人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均采取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的方法缴纳税款。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偷税现象比较严重
首先，源泉扣缴和主动申报的方式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方式，之所以纳税人有逃税的空间是因为税务部门对于纳税人的收入来源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其次，就是社会评价体系存在问题。有人一方面为社会捐款捐物，另一方面又在大肆偷逃税。因为社会和个人都存在着捐赠比纳税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富人逃税、明星偷税时有发生，有些人认为是无所谓的事情；另外社会上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不好道德败坏，而在国外偷税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就会有一系列难以想象的问题，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这就是我们评价体系的偏差。还有就是历史原因：受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我国个人纳税只知服从官管，依法纳税意识薄弱，这也是该现象产生的一个方面。
（二）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不健全
分类课征的方式是我国当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其内容是将个人的全部所得按应税项目分类，对各项所得分项课征所得税。其特点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 分项计算税款，分项确定适用税率和进行征收的办法。这种模式，广泛采用源泉课征，虽然可以控制税源，节省征收成本，减少汇算清缴所带来的麻烦，但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能很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的构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分类税制必然会出现取得多种收入的人，多次扣除费用、分别适用较低税率的情况，使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收效甚微。这样不但不能完整、全面的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反而会造成综合收入高、所得来源多的纳税人不用纳税或少纳税，收入相对集中、所得来源少的纳税人却要多纳税的现象。
三、结论
由上可知，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国税收规模比重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与完善，劳动分配制度的日益多元化，课征个人所得税的税基越来越宽，税源越来越广，其在我国整体税制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突出，所以，对个人所得税的研究及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调整以使其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应当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不应急功近利也不应坐视不管。而应让个人所得税真正起到既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又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我们相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所得税会逐渐完善起来，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税种。
参考文献：
[1]王广伟. 货币、利率与汇率经济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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