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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民经济是由多个产业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为了确保该系统的正常运转，每一个产业都应承担起与其职能定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从产业职能层面看，农业问题就表现为农业能否对国民经济作出应有贡献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的经典分析，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有四个方面的贡献，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产品剩余，包括对非农产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农业的要素贡献来自于其内部的要素释放，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的市场贡献体现为对非农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对生产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农业的外汇贡献源自于出口农产品而形成的外汇储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非农产业扩张使自身积累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汇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对农业部门的要素、市场和外汇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相应地，农业在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也日渐式微。但是，伴随非农产业扩张而形成的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从而非农产业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是不会下降的。此时，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就集中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即农业能否满足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问题。
2.产业素质层面
国民经济现代化应该是均衡推进的，这就要求构成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要一同成长，产业素质要同步提升。因此，从产业素质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农业现代化就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农业规模化，是指农业从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工业化，是指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广泛应用于农业，使之改造成为受实验科学技术指导的，用工业技术装备的工业化的农业。农业产业化，就是在一体化产业组织内部把农业再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以解决农业家庭经营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业市场化，是指自给自足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变，它不仅意味着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都要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
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并达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另一方面又能及时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或补贴，农业就可以与非农产业一同发展，农业产业素质就能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杨国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农”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阻滞，而政府又不能及时主导工业反哺或补贴农业，农业发展就将大大滞后于非农产业发展，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3.产业开放层面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所有产业都面临着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从产业开放层面看，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问题。根据柯炳生(2003)的分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价格竞争力，是指农产品的价格要低廉，这是农产品竞争力的传统性和基础性要素。质量竞争力，是指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要高，品质要好，卫生安全达到规定的要求。信誉竞争力，是指农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市场信誉要高，既包括供给者在供货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也包括供给者或农产品品牌本身的声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会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突出的影响。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农业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世界农产品贸易战此起彼伏。自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决心把农业贸易完全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与监督之下，建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不扭曲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各方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了《农业协议》，启动了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多哈会议)又把农业问题列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加快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2005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六届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经过艰苦谈判，各成员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业补贴和棉花出口补贴。可见，农产品贸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更加自由化，农产品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尽快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各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二、中日三个层面农业问题的比较
1.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已基本解决，日本则十分突出
目前，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农业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结构性特征表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对非农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品贡献问题，即农产品供给问题。
自1996年中国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8400万担以来，可以说，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就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1997年以后，中国开始成为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左右。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
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则急剧下降。1947—1998年期间，日本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从38.8%下降到1.9%。农业份额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农业在要素、市场和外汇三个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也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问题。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农业本无优势，加之1960年代以后实行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战略，为了获得工业品市场而放任农产品的大规模进口，导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供的《日本粮食、农业与农村2000年财政年度报告》，日本除大米自给率维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给率分别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类54%、食糖31%、水产品65%。从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给率由82%下降到27%，以热量计算的食物自给率由79%下降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1999年进口的农产品价值为33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进口总量的10%。农产品需求高度依赖国外供给的状况已经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刘景章，2003)。
2.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中国还比较突出，日本则已顺利解决
囿于小农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思想观念，当前中国农业的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家庭经营规模太小，阻碍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国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农业产业化还任重而道远，龙头企业数量不多、带动能力不强，进入农业产业化系列的农户仅占全国总农户数的30%左右，并且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农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农业市场化程度也很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畅通，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市场中介组织不健全。因此，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会条件决定了农户经营规模一般较小(国内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小农经济，这是不妥的，因为它是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的)，这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规模农户经营基础上，日本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成熟程度与发达水平，比欧美农业毫不逊色，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迅速转移，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改造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从1960年到199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这为日本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日本政府则通过“农地改革”(1947—1950年)和颁布实施《农地法》(1952年)、《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措施，及时地推进了以机械化为主体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据199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机为0.4708台/hm2，耕地收割机为0.2487台/hm2。由于农业良种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实现了农业产业化。日本农业产业化的特点，是由农协等合作组织牵头，由农民自愿参加，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从而使农村供、产、销三大领域完全实现一体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稳定了农民收入。总之，日本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表明在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农业的产业素质得到了同步提高。
3.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中日两国均将日益凸显
由于土地资源约束，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农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在产品价格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包括粮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不具备出口竞争力。在品质方面，大宗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不高；水果蔬菜产品存在外在形态、口感和农药残留方面的问题，畜产品也存在卫生安全方面的问题。在产品信誉方面，中国更是面临着明显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应不强、市场诚信缺失、政府干预不当等。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更加凸显。
由于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以及政府过度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使日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国际竞争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94.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全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耕地1.47公顷，其中70%的农产经营规模在1公顷以下。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与欧美型农场相比相差甚远，如日本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与美国相差140倍。正是这种经营规模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10倍，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同时，为了缓解土地资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产资料投入以提高单产，增加农产品供给。但与美国相比，日本肥料价格是美国的1.3倍，农药农机具的价格是1.2倍、饲料是1.6倍。高昂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无疑也加大了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其农产品价格(王炳焕、陈伟红，2006)。此外，为了在廉价的外国农产品冲击下保护本国农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对农业长期实行过度的价格保护政策。然而，保护的结果却是劳动力成本越发增高、生产效率越发偏低、价格越发居高不下。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变得遥遥无期。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日本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将日益严峻。
三、结论及对几种观点的评论
首先，在农业产业的不同层面，农业问题的展开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国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产业素质层面和开放经济层面的农业问题还远未解决；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但还没有解决好产业职能和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产业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非均衡的。
有学者依据中国农产品供给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认为，尽管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农业问题已基本解决了(陆学艺，2002)。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解决论”。很显然，“农业问题解决论”是仅仅着眼于产业职能层面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片面认识，它忽视了中国农业在产业素质和产业开放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上文中所述及的当前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传统农业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农产品还面临着价格、品质、信誉的三重压力。
其次，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问题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正面临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问题；日本农业在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之后还面临着诸多“后现代”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异的。
有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农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因此农业政策的目标就单一化为追求农业的现代化。笔者称这种观点为“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很显然，“农业问题惟现代化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日本农业已经现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赖进口，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训警示我们，即便将来有一天，中国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产品供给会重新成为一个问题，而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言粮食问题已经过关。
再次，从农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看，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农民问题依然严峻的中国，还是在农民问题已经解决的日本，农业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一事实表明，农业问题导源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因而必须多管齐下，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篇2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篇3
本文作者：刘丹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克山县北兴镇政府
运作不够规范，民主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组建方式、遵循原则和运作方式差别很大，有按企业组建的，有按合作制组建的，有按社团组织组建的，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工作机制不健全，民主管理、利益分配和监督约束机制落实不到位，导致成员对组织的依存度不高，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专业人才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合作社需要具备农业技术知识，能管理、善管理的专业人才。但是由于工资待遇及思想认识等问题，真正的人才并不愿意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数仍然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技术指导，仍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了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利用科技提升合作社。一是信息到家。要及时编印农村科技、市场销售等信息，结合科技下乡等活动，进行信息指导，确保农民第一时间掌握市场需求信息。二是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建立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网站，利用互联网收集农业科技信息，特别是产、供、销等环节的市场信息。为专业合作社会员和农民提供致富信息、市场行情、政策法规服务。三是通过网站、电子平台引导，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与国内外超市、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建立销售网络，参加有关农产品交易洽谈会、博览会、展示展销会，通过订单形式建立契约关系。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强。虽然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实施4年多，但地方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相对滞后，或迟迟没有出台。省里和市、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虽有一定的扶持，但财政专项扶持的资金数量较少，受惠面窄。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支持，特别是中长期项目贷款更少。二是国农有关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居大不易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办理自产农产品的品牌注册，有机、绿色、无公害等标识认证过程中，被视同公司、企业、得不到相关政策扶持和优惠。建品牌发展合作社。品牌化建设是专业合作社应对市场挑战、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提高自身效益的重要途径。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规范的信用管理制度，树立现代农产品品牌战略意识，实施品牌化经营战略。
引导、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和地理标志产品等相关认证和申请注册产品商标，提升产品价值，以信誉和品牌赢得市场。要以农民合作示范社为标尺，推行品牌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从该市现有成功合作社的例子看，此举应当是努力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能力核心作用力。
篇4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篇5
一、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普遍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体制风险和生物风险等多种风险的威胁，农业风险损失非常严重，农业自身的承灾能力较为脆弱。与传统农业相比较，现代农业的集约化、国际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在发展的环境、条件，生产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少农业风险，反而使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压力越来越大，农业风险的扩散和传播加快。巨大的农业风险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客观要求建立日益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发达国家的农业风险保护体系主要包括农业保险、灾害救济、农产品期货、农产品价格保护等，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主要风险都提供保障选择，从而较好地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其中，农业保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临时性的事后救济和农民分散的自我保护为主，农业的风险保障程度很低。农业的高风险和低收益使我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得不到改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保险作为专业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能够将政府和市场力量有机结合，在全社会分摊风险损失，较之其他风险管理手段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而且，农业保险具有综合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不但有利于分散风险，促进生产，增进投资，提高收入，而且还能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因此，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应突出和强化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应该将农业保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坚持发展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大量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农业保险发展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农业保险市场的培育和机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加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具有公共福利性，农业保险的这些属性为政府支持和参与农业保险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农业保险在实践中面临的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失灵等现实矛盾，也对政府参与农业保险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政府运行机制的农业保险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运行机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时，给国家的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会对私人保险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保险市场的发育。况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财力还无法达到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营农业风险损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农业保险虽具有效率优势，但是，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私人保险难以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我国目前还缺乏市场化农业保险经营的基础，市场化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现阶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鉴国际国内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发展政府诱导型保险机制。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运行机制既非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即商业化的农业保险模式)，也非政府运行机制(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更不是政策性和商业性的简单混合。它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通过为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平台，创造经营环境和条件，降低经营成本和控制风险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与完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变为间接，由台前走到幕后。从市场的培育角度，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开放国内农业保险市场，适度放松农业保险市场的准人限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各地实际情况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除了组建国家型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公司外，积极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并引导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代办或共保农业保险业务。从农业保险机制的塑造角度，应该通过政府经济政策的诱导、法律法规的规范、保险的监管等手段，塑造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通过再保险和巨灾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风险分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培育，逐步完善农业保险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农业保险的发展效率，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发展。
三、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度，刺激农业保险需求
保险文化是在长期保险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保险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思想、经营哲学，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等范畴的总称。保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保险精神文化、保险制度文化和保险物质文化三个方面。保险文化决定人们对保险的认同程度、所持的社会心态、行为规范，以及受这些因素影响构成的保险关系。因此，保险文化不但影响保险供给，更影响保险需求，保险文化在保险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保险文化发展和传播滞后，农民保险知识匮乏，对保险了解较少；保险意识落后，保险的认同度很差。保险是一种知识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产品，特别是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环节较为复杂，制度和规则十分严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险知识。农民对现代保险知识和文化的接触较少，缺乏对保险功能和作用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合同与契约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错误的认识，例如如果没有发生损失、没有赔付，那么购买保险就是浪费钱财；如果在保险期间没有遭受损失，就应该退还保费等，显然这些认识是对保险缺乏基本了解。
农村保险文化发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传统自然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和非市场性，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缺乏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人们在面临风险损失时，缺乏运用市场手段寻求缓解社会矛盾的方法。传统农业文化重视家庭保障，没有建立起现代商业意义上的风险意识，而缺乏全社会普遍保障的思想，这种思想几千年延续下来，使家庭保障变成一种思维惯性，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人们相信、信赖于家庭单位，不太容易接受现代社会保险。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认为保险不吉利，宁愿以血汗钱去祈求菩萨保佑，也不愿花小钱获得保险保障。
因此，加强保险文化研究，加快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增强农民对保险的认同和接受程度，改变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意识，是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农业保险的经营来看，保险公司输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产品，更应输出保险文化。保险经营者承担着创造、传播和经营保险文化的职责。保险文化传播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应切合农村社会的特点。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交通与通讯落后，人口居住分散，农民的文化素质总体较差。因此，农村保险文化的传播较为困难。在保险文化传播的途径方面，可以选择广播、当地闭路电视、农村科普读物、农村的黑板报、标语以及专门的农业保险专题讲座。在传播的形式上，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逐渐理解和接受保险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宣传材料的选择上，要针对农民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行重点分析，让农民知道风险和灾害损失可以预防，可以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增强农民对现代农业保险的价值认同与接受。此外，当前应重点加强保险制度文化建设，特别是《农业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进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设”。保险法规是保险制度的核心，是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应当尽快制定农业保险相关法律。
四、建立农业风险信息系统，创造农业保险发展基础
农业保险是以农业风险为经营对象，因此，对农业风险及风险损失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是农业保险开展的重要前提。例如，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保险费率的厘定，都必须以过去一定时期的风险损失数据作为基础。农业保险的营运和管理，特别是保险的防灾和减灾都需要以准确的农业风险信息作保证。目前我国缺乏权威的、系统的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即使在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中，也是仅仅能够从分散在民政部门、气象中心以及部分统计年鉴中收集部分数据。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专门从事农业风险信息和数据的处理和交换的中心，包括农业风险的预测，风险损失的测算、记载、加工、存储以及农业风险信息的和交换等环节。农业风险信息系统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跨部门的系统，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进行连续动态地输入和输出各种农业风险数据和信息，满足农业保险当事人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要。从农业保险的发展角度，农业风险信息系统不但是保险产品开发的基础，而且还是保险营运的重要外部条件。现代风险信息系统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断成熟的高科技技术，例如现代的卫星遥感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农业风险信息的预测和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在农业减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降低保险损失和提高保险经济效益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农业的减灾信息系统通过对灾害全程动态监测及资料处理、分析、模拟和预报警报制作系统，预报警报的传播、分发和服务系统等，能够大大减少灾害的危害程度。农业风险信息应该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提供。我国可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国家气象中心、民政部、商务部联合成立农业风险信息中心，该中心可设在农业部。
五、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关系，切实保障农业保险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农业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诱导型发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试点时期，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保险推广的重要条件。国外农业保险发展也证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推进农业保险具有关键作用。在分级财政、预算约束的财政体制下，对农业这样一个具有全社会公共福利的基础产业，扶持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财政支出，应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建立合理的分工关系，才有利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投入的到位。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有积极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义务，但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各地方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农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大多地方财政相对困难，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较弱。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基础较好，但农业的比重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财政具有全社会利益分配的调节功能，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应当承担主要财政支持责任。在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及地方财政的积极性。从操作层面看，中央财政的义务包括：(1)承担全国政策性农业再保险的经营补贴；(2)在试点时期，承担全国粮、棉、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经营补贴。地方财政的义务则主要承担养殖业、地方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经营补贴。建议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与40%的比例出资组建全国农业保险巨灾基金，为农业巨灾风险损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实施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扶持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农业风险和灾害损失的区域性、农业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性等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走区域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统一的发展模式将扭曲农业保险价格机制、弱化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机制、抑制农业保险的创新机制等，从而阻碍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坚持区域化发展战略。所谓区域性农业保险政策是指国家在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政策时，将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差异的政策，以促进农业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在相当时期客观存在，实行区域化的发展政策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总体较为薄弱，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的抗灾能力和承灾能力都严重不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农业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对西部农村落后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是许多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现实原因。目前，农业生产方式还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传统农业色彩较重，农村还比较封闭，农民的风险理念和保险意识落后。这些因素使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发育更为缓慢和困难。此外，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也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资金较为紧张，很多地区只有长期依靠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因此，地方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农业在西部落后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人口的比重很大，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大大高于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西部地区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求更为强烈。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西部落后地区的农业保险政策应该实施重点扶持，建议中央财政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专项的农业保险支付资金，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灾基金的地方筹集比例上，给西部地区一定幅度的优惠。
七、加快推进农业保险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加快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
农业保险的复杂性对农业保险经营人才及技术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专业人才匮乏，经营技术非常落后，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发展。从保险人才的培养角度，应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培养农业保险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农业保险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人才、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一批热爱农业保险，具有经济学、保险学、金融学、农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复合型研究人才积极投身到农业保险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水平，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提供理论支撑。应该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家和各级政府、研究基金应向农业保险类的研究项目提供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过这些重大专项研究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科的发展；从现有保险公司、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社会等多渠道积极引进农业保险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稳定和发展农业保险人才队伍。近年来，国外农业保险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农业风险证券化产品、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为农业保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我国的农业保险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增强农业保险的自我发展能力。
八、循序渐进、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农业保险的试点和在全国的推广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经营风险和难度很大，主要表现在：国家的财政支持能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进程、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农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由于当时的急躁冒进，引起许多农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区盲目推进农业保险，在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和有效管理情况下，结果造成很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少数保险公司拒绝向农民赔付，引起农民的不满，同时，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这些教训都表明，农业保险的试点和推广，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要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品的设计要讲求科学性，要遵循市场规律，要赢得农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农业保险发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近段时期来看，应优先选择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农业保险项目试点，待经验逐步积累，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农民的保险意识渐渐增强时，再深入推进。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是有条件的，主张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并不等于不顾实际一哄而上，现代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树立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
九、建立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保障农业保险的稳健运行
农业特别易于发生巨灾风险和巨灾损失，严重巨灾损失的发生将会使农业保险系统崩溃。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是影响农业保险市场发育的重要因素，是农业保险市场化经营的重大障碍。无论是从保护农业，稳定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方面，都必须重视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的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是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业再保险、农业巨灾基金、农业灾害救济，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除了分别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灾保障体系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以使三者相互促进。农业再保险的目的是分散农业原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农业巨灾基金是为农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提供分散风险保障，而农业灾害救济则是起到补充作用，弥补农业保险的不足。
十、强化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提高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是多种组织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体共同参与，而且模式在探索阶段，制度在形成时期，法律在酝酿过程中，机制在培育阶段，市场在培植时期，各主体在磨合阶段。因此，农业保险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和经营监管制度。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应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督和管理。监督管理的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人保险行为的监督。对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应严格要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准入的经营范围积极拓展农业保险业务，杜绝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作为“概念”来操作，避免农业保险业务空心化；二是监督政府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况，保证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到位，并切实保证财政资金真正在动植物生命保险中发挥作用，防止财政资金被挪用；三是监控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建立保险人的硬财务约束制度，保障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四是监督农民的利益保护情况。农业保险应办成支持农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在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除国家和省级政府明确规定的少数法定农业保险业务外，任何保险人不得采取强买强卖农业保险的手段，更不得骗保拒赔。要通过保险文化的建设和传播、经济利益的诱导和良好的保险服务等方式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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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问卷调查情况
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黄梅县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总人口约1500人，计400余户。全村耕地面积约2000余亩，土地肥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250天，每年平均温度16.6℃，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在中部几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选取该村开展此次农业保险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关于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购买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被调查的农民90%知道或听说过保险，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的占30%，认为有必要购买保险的占40%，只有15%的农民能看懂保险条款。60%的农户认为保险费负担过重，真正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户只占20%，加上民政部门购买的养老保险也只有30%，其中为农产品、农具投保的为0%。而在投保的30%人群中，有45%是被迫购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和民政部门的养老保险），80%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得到及时的赔偿。这说明该村村民的保险意识很弱，而且保险负担较重。在问及“您的庄稼或者家禽遭到损害时，你会”的问题时，有80%的人回答“自己承担”或“听天由命”，10%的农民回答“靠国家救济或集体承担”，靠亲朋好友的为10%。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以发现，该村购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很少，购买农业保险的则为0%。这说明农业保险机制没有深入到该村村民心中，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非常淡薄。
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
1、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指被保险人由于参加了保险而放松对风险的预防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做了手脚，而保险人却难以了解。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被保险人对于土地的产出能力和风险状况等信息比保险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们实际风险水平的费率，从而导致保险效率的降低。在具有一般程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标的物中，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发生。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其标的具有生命性且标的价值会随着生长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且农业经营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时，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农民对于农业风险以及土地特质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要比保险人多。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实际保险损失率过高，在按照损失率确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当保险费率高到超过农民自己分散风险的成本时，市场失灵就会发生。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8.46亿元，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到1元，而养殖业保费赔付率竟达232.2%。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逆向选择的结果相吻合，即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导致农险市场萎缩。2、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则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整个社会；相反，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会波及整个社会。投保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但无论是保险人还是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就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农业保险市场必然失灵。
3、农业风险区域性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6个气候带。这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强，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很高。
三、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须由政府来提供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既应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场的灵活性，并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1、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政府首先要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各级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相关责任和利益，避免各级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随意性。其次，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保险机构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减免。对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应为60%～100%，因为这类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创汇能力强、投入成本高。对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为40%～60%，对此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少了农业保险机构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补贴过多则涉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问题。房屋、机械及个人医疗、责任、意外伤害和养老保险应发挥“以险养险”的功效，其补贴值为40%以下。此外，应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也可与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设立地方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2、实行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民直接进行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直接对农民进行保费补贴，把农民推向保险公司，将使需求曲线上移；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补贴，使其获得必要利润，将保险公司引向农业，供给曲线下移，供求曲线就会相交。“以险养险”特许农业保险人经营一定范围的农村险，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
3、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难以发展。再保险的形式多样，国家政策农业保险公司应为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可以从县、市及区域性的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分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恰恰反映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和保险公司坚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就可以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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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不明确
为什么要试验举办政策性农业保险，这种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目标和导向是什么?这是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地政府至今还不统一或存在众多疑惑的问题。他们说，办农业保险是中央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但我们地方花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有什么好处?加之中央没有相关配套政策，害怕遇到大灾还“吃不完兜着走”。这样，地方上的积极性会打折扣，而且这点有限的积极性也很难持久。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给农业保险试验以补贴，而且还想从农业保险的经营中得到一些好处(从保险经办公司得到一些手续费收入)。这就更难期待农业保险试验的真正启动。
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组织和推动农业保险的费用分担无章可循
各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不可能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以行政组织和推动为主。有的试点省，例如浙江省、江苏省淮安市都将农业保险承保面作为试点市、县政府的业绩考核重要手段。因此，在推进的过程中，除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外，地方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的农经中心等都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宣传、展业、收费、查勘、定损、理赔工作。但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实际上是他们临时附加的一项工作，由于没有专门的编制和行政职责岗位，有关农业、财税、发改部门只能临时抽出一部分人员开展此项业务。鉴于我国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和小规模经营，各地用于农业保险的宣传、展业、查勘、定损的成本相当高，而保险公司从所收取的保费中提取的经营管理费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员，这部分费用实际上还是由财政负担，但“师出无名”，有的试验地区根本没有这项费用，这些地方的区县乡镇基层干部也就没有积极性。这将可能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持续推进。
三、农民的自主投保意识参差不齐
农业保险对农业经营者来说虽然可以帮助他们分散生产风险，稳定其生产收入，保证简单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但是，由于农业灾害频繁，风险大，费率高，投保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庭收入主要不靠农业的农户来说收益更是相对有限)，农户购买保险的支付能力有限或者虽然有支付能力但不感兴趣，这就使很大一部分农民即使有政府的部分保费补贴也不会自愿投保。但对于费率相对较低、政府补贴较高险种(例如浙江温岭的露地西瓜保险)，农民感到有利可图时，其参与热情就比较高，甚至排队投保，100%投保。这种情况给农业保险经营如何平衡农民自愿投保和准确费率、适度财政补贴关系的研究带来了挑战。
四、地方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缺乏长效机制
不少省、市、自治区虽然在试点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时提供了一部分财政补贴(有的补贴保险费的50%，有的补贴35%)，但是，他们也担心全面铺开以后，财政补贴的压力必然增加。例如，江苏省金湖县现在只在该县的塔集镇开展农业保险试验，市县财政2005年的补贴额为13万多元，如果在全县推开水稻、三麦、养鱼保险，县财政每年将要为此补贴200多万元，而且这种补贴一旦实施，就不可能收回来，只可能增加，不能减少。因此，地方财政存在补贴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建立巨灾补偿基金的条件下，真的发生大灾需要巨额赔付时，财政兜不了底，到那时政府将失信于民。
目前能得到中央财政补贴的黑龙江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拿到了4400万元的补贴，但是不仅数额不足，而且都是临时性的安排，没有长期保证。这对于一家只有数千万元家底的相互公司来说，经营风险相当大。
五、中央的财政扶持手段和力度是一个未知数
政策性农业保险离不开财政支持，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支持。财政支持一般包括保险费的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在发生巨灾损失条件下的财政支持等。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条件下，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离开了中央财政的适当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恐难建立。而直到目前，中央财政没有任何有关政策期许和支持承诺，这是大多数省、市、区不敢进行试验的重要原因，即使开始试验的财政状况较好的省份，也对试验的可持续性没有信心。这一点也正是前20年农业保险试验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当时不少地区也曾给与农业保险以补贴，但是他们能补“一阵子”，难补“一辈子”。六、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缺乏巨灾补偿准备和分散直接保险经营风险的再保险机制
各地在农业保险的试点中发现，如果不出现自然灾害或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农业保险费可以作为补偿基金积累起来；如果出现了较大灾害，农业保险可能会出现超赔(基金积累不足赔付)的现象；如果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损失巨大的自然灾害，靠农业保险的保费收人以及艰难的积累来赔付，很可能就是杯水车薪。这就要求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再保险机制，使得风险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有效分散。而现在，尚无一个省、市、自治区在试验之初就着手建立“巨灾补偿准备金”。同时，部分试验的省、市、区也没有安排再保险。缺乏巨灾赔偿准备，也五分散风险的其他安排，这样的农业保险试验经营就成了一着“险棋”，等于将风险都集中到了政府身上。
七、某些筹资渠道的随意性对正规制度建设效力有限
在一些试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地方，当地政府或保险经营机构力图拓展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渠道，寻求一些产业化组织、龙头企业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或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展业，但这种非正规手段和制度是一种自愿行为，没有任何政策和规则约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只可以提倡，不可能要求。有多大推广价值，对正规制度建设能产生多大效力，还无法预见，因此也恐难纳入正规制度建设中来。
八、缺乏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的其他配套政策
除了财政支持政策的缺失之外，农业保险试验的其他配套政策和措施也还没有踪影，例如：
1.税收优惠政策。迄今为止，对农业保险的经营尚无任何税收政策的支持。曾有“经营农业保险免除营业税”的不成文规定至今还没有明文认可。而所得税对农业保险原则上依然征收。实际上，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费率和高赔付，使农业保险的试验经营已经举步维艰，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可能的经营结余并不能将其当作利润，而应当将其作为非常年份的赔偿准备基金。取消33%所得税征收规定是试验地区的普遍期盼。
2.“以险养险”政策。为了弥补农业保险准备基金的积累和增强偿付能力，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之一是给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某些盈利性较好的商业保险险种，甚至对这部分险种也不征营业税和(或)所得税。目前的试验中也有不少地方在这样试验。但因为没有任何规范和依据，各地也只能各行其是。例如，江苏让承保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借助该渠道同时向农民推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浙江省把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动车辆保险”都指定向经营农业保险的“共保体”投保(7月1日“交强险”实施后尚无明文)，上海允许专门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公司经营“农村建房保险”、“农业机械设备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但是各地的做法或者毫无依据，或者只是将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当作一个保险市场上的一般竞争主体，或者对这部分非农险业务的税赋不免，因而对补充农业保险准备金或者“养险”的正面意义有限。
九、缺乏农业风险区域规划，费率厘定和调整没有依据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教训表明，农业保险成功经营的基础之一，是做好农业风险区域规划。因为这是正确厘定和合理调整农业保险费率的最重要的依据。我国虽然试验了几十年的农业保险，但至今没有启动农业风险区划工作，这对试验非常不利。据浙江省的某些地方反映，该省某些地区农业自然风险比另一些地区大数十倍，但省里定的农作物保险费率全省各地相差很小(风险系数最大相差是1：1.6)，显然违反了保险经营的风险一致性原则，致使其经营公平性受到广泛质疑。因为出一样多或略有差异的保险费而获得风险损失补偿的机会大不相同，风险小的地区的农户只有向风险大的地区的农户做贡献的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低风险地区的积极性。但是，因为没有风险区划作依据，同时又没有相关经营的长时间数据资料积累，其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做农业风险区划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或某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立项并由各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实施和完成。
十、专业技术和人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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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级农业行政执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专职执法人员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对农业法律、法规系统学习时间较少，缺乏行政执法所必备的法律知识及相关的执法技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执法人员不善执法和不敢执法的现象。
1.2管理相对人和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舆论氛围不浓
在市场检查过程中，管理相对人受到处罚时，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为由，推卸责任，逃避处罚，干扰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3农业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县级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属于行政机关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编制、理顺体系”的办法组建起来的，属事业性质，农业行政执法分散于各个基层单位。有的没有解决农业执法办案经费，农业行政执法没有专项经费保障，导致执法手段落后，执法检查、调查取证和实施处罚困难。缺乏相应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响了执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1.4行政执法面临的难点
农业行政执法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相对人、执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素质不同，导致执法难，难执法。有些由于认识不到位，行政执法难以放到应有位置，执法中取证难，处罚决定难以实施，执法机构履职无法独立完成，干扰因素多，法律法规未能有效落实；在少数地区，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日趋严重，管理机构重标识、轻质检，重处罚、轻管理，重外地、轻本地产品现象普遍存在。
2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2.1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完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
将分散在各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统一起来，单立机构，专司执法工作，单独行使职能；把农业行政执法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人头经费、日常办公经费和执法办案经费，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保障体系；努力提高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清政廉洁、秉公执法、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2.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管理相对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只有努力学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传教育要建立一些长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标语、印发资料等多种宣传形式加强农业法律法规宣传，推动全社会依法治农氛围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执法行为
通过制度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重大案件审批、查处、备案制度、执法过错和错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责任到人。依靠制度，强化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行为合法、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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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规模效益不明显
种植模式仍以一家一户为主，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占主体地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开始凸显;同时，近年来天气复杂多变，冻害、大风、干旱等自然灾害和农作物病虫草害频繁发生，给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威胁;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投人成本逐年上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受多种因素影响，粮食等农作物价格波动频繁，农业比较效益低、规模效益不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受挫。
3 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农业优势产业不突出，支柱产业不强，加工转化能力较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够，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偏小，生产基地分散，规模效应、示范带动作用不强，规范化建设还有较大差距，经营体制机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产业化经营内容单一，产业链条较短，基本停留在农资供应、生产管理、产品销售等环节上，主要经营模式是生产、销售初级农产品，在产品加工、仓储、运输、品牌创建、营销网点等环节上还比较欠缺，从事系列产品和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经营的少之又少。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1 强化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打牢农业发展基础，落实农机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集成推广高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技术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绿色高产创建示范方进行技术跟踪服务，争取实现粮食生产“十四连增”。加大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培养力度，确保农技人员引得来、留得住、干成事，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构建新型农技推广体系，不断提高推广人员技术素质和区域科技水平，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服务能力，增强服务效能。
2 发挥农业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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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峰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尚未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基本上沿袭了末端治理的传统观念。此外，现行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优惠手段比较单一，优惠政策相互不配套，各项政策相互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政府财政投入有限。与循环工业不同，循环农业的操作人和受益人大多是资金匮乏的农户，依靠个人力量和小群体的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循环农业经济中长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发展循环农业必须依靠财政的大量投入，而当前投入的财政资金还十分有限；四是大部分投资农业的投资人和企业急功近利，不愿意投资具有长远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循环农业项目，只把眼光盯在那些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第四，资源利用率低，水土流失严重，耕地生产潜力挖掘不足。随着人口增长、土地沙化、流失等要素存在，我国耕地日趋减少。若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对耕地数量、质量的控制，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确保有限的耕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但是由于风沙危害的程度仍呈上升趋势，滥伐、盗伐、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等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除，耕地资源已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和资源安全的潜在隐患。如果不加以强力保护，很可能会危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五，环境污染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由于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大量化学肥料、农药基础上的化学集约型农业，长期不合理地使用化学物质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产量上去了，但代价是巨大的，环境遭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给当代甚至后代子孙带来了极大危害。此外，由于长期不重视清洁生产，我国农产品出口屡遭绿色壁垒，进而导致市场需求的不足，从而影响了当地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对策发展循环农业经济，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若要取得实效，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与措施。笔者认为，近期应着力加强的工作包括：制定循环农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开展循环农业技术研究与示范，加快制定循环农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循环农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大宣传教育与树立循环农业发展理念等。其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出台规划、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加强指导。政府应尽快出台循环农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制定循环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强力推进循环农业发展计划的实施。1．推进循环农业立法进程，出台有关限制性法规和补偿性政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农民、企业和政府在推进循环农业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以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和技术补贴机制为切入点，完善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和公众行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2．建立乡村物业管理法规体系，构建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物业化管理是我省农村废弃物处理利用的一种全新的模式管理和运作机制。实施物业化管理不仅有利于发挥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而且有利于转变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式，对推进农村废弃物处理资源化利用、培育和壮大农村环保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加快循环农业技术创新，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快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目前农业科研人才不足，特别是一线农业科技人员的水平不高，对循环农业技术的研发推广形成严重制约。在技术层面上，紧密围绕农地养护、水体净化、生物质能源、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区域生态保护、农村社区建设等循环农业重点领域，加强纤维素转化利用技术、快速堆产经分析肥技术、沼气发酵技术、生物质能源技术、生态修复技术、能源及环境新材料技术等的研发，建立全方位、系统集成的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因此,必须加大循环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制定科技人才培养规划,力争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适应循环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科技人才。根据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循环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关键上还要注重资源的多级循环利用、农业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农业废弃物及相关产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农业清洁生产、节水农业等技术与模式的研发力度。开展循环农业技术研究，总结成功模式以达示范。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或农场，在农户、乡村、园区、区域四个层面上开展循环农业技术、模式以及产业化的研究与示范，为循环农业的健康发展积累经验，也为国家制定正确的循环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第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完善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循环农业经济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没有资金投入,经济效益就难以显现。
因此,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预算,要适度向循环农业倾斜。其一，各级政府应设立循环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循环农业技术的培训、应用和推广；其二，金融机构要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增加贷款额度，支持循环农业建设，特别要适度增加面向农户的小额贷款额度，综合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和农业；其三，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完善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结合，多层次、多元化的循环农业建设投资体系；其四，要探索完善循环农业发展的投资、金融、价格、财税和收费政策，改进发展模式。第四，积极培育循环农业经济载体。园区经济是多种现代生产要素整合于特定空间而形成的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一种经济形态，因此，要像建设工业园区一样搞好循环农业经济示范园区建设。一是科学设计、合理规划，将具有上下游共生关系的项目集中到园区中来，形成特色和绿色产业带，实现有害污染物质在园区内的闭路循环；二是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发挥区域优势的原则，加强园区设施与农业技术的组装配套，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高效化生产；三是注重农产品良种、良法配套，完善农产品高效、优质、高产综合生产技术体系。第五，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农民虽然是主体，但也要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需建立起门类齐全、功能多样的循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主要包括农业人才培养交流体系、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体系、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等，围绕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农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经济实惠的服务。第六，加强循环农业的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有计划地与相关国家开展人员互访、交流研讨、项目合作等活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大对国外发展循环农业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力度，更快更好地研发出符合我国发展循环农业所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第七，加大宣传教育，树立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发展循环农业经济，各级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其有全新的认识，树立循环农业发展新理念。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不断通过实践把循环农业思想和模式有效的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去；二要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使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能够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营造良好氛围；三要普及推广各类循环农业新技术，重点利用广播、卫星电视、网络、光盘等现代媒体与技术，结合宣传卡片、村务公开栏、科技入户等形式，对广大技术人员、农民示范户，开展更实际、更便捷、更有效培训。确实作到“政策措施落实到村，技术要领普及到户”，把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农村环境污染控制有效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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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做法及成效
一是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在全所人才资源现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所学科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需要,制定了《辽宁省果树所“十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辽宁省果树所“十一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制定培养计划,确定培养目标,根据辽宁省果树科研所科研、开发、管理工作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分学科、分层次进行不同形式人才培养,既要突出科研人才,又要重视经营开发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既要开发现有人才,也要培养后备人才。二是将人才培养与所重点学科的建设结合起来,培养硕士以上研究生人选,必须是重点课题或重点研究领导的优秀青年,引导人才的走向。三是选派一些政治素质好、有事业心、专业拔尖的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到国外进修,或到高等院校攻读学位,“九五”以来,已选送6名同志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进修,6名攻读博士学位,已有2名毕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0名,在读10名,学费等相关费用由所、课题、个人按比例承担,先以个人借款形式支付,毕业后按规定报销,签定协议并由经济担保人担保。四是设立“青年科技基金”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申请所自选项目,经过个人申请,所学术委员会对论证报告把关,由35岁以下优秀青年主持,给科技人员提供脱颖而出的条件和环境,课题人员组合上,明确规定在科研项目执行中要有青年科技人员担任课题主持人,副主持必须是青年科技人员。五是注重学历层次,把好进人关。为全面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文化层次,建立起一支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队伍,除鼓励在职人员继续进行学历教育外,重点把好进人关。规定今后新进人员原则上要求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实行考试、面试评议制度,严格把好入口关。六是创造用好人才的环境。在职称的聘任上按照科研、科技服务、科技开发、管理各岗位的不同特点,制定各岗位的聘任标准,单独打分排序,同时将指标数按同比例分配到各岗位中,在职称聘任上创造同等机会;对学术造诣较高、承担国家重点课题的博士研究生、学科带头人提供楼房1套;对新分到所大学生安排食宿,每人每月给100元生活补助,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关心人才成长,营造一种环境的亲和力。对于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能够推动“三农”发展的优秀科技人员,不拘一格让其脱颖而出,在职称晋升、奖励措施等方面给予倾斜[1]。七是创新激励保障机制。党政班子共抓人才发展规划以及人才培养、引进、优化人才结构的工作机制;制订人才激励政策,在优势学科中筛选出学风正派、学术造诣较高、熟悉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能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具有组织和指导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力的学科带头人,对获得国家、省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员进行重奖。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5万元,获二等奖每项奖励3万元;获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每项奖励2万元,获二等奖每项奖励1万元;获国家其他各部委一等奖,每项奖励1万元,二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成果鉴定每项奖励2000元;取得专利的技术(或产品、品种)或保护权的品种每项奖励2000元。品种鉴定并登记备案后,通过杂交自育的品种每品种奖励5000元,芽变选种每品种奖励3000元,引进品种每品种奖励2000元。获院科技创新一等奖,每项奖励5000元,获院科技创新二等奖,每项奖励2500元,获院科技创新三等奖,每项奖励1000元。不断完善培养、引进、使用等激励保障措施;创造人才施展才华的科技发展平台,促进人才团队优势的集聚;营造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创业环境[2]。通过实施人才战略,科技人才的总量和结构得到了优化,质量得到了提升,科技人员的内在动力极大地得到了激发,“十五”以来,共承担各级、各类研究、开发、推广等项目143项,科研经费从2000年的42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35万元,获得省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1项。其中,国家农牧渔业丰收计划二等奖2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政府成果转化二等奖1项,省农业科技贡献一等奖3项。18个新品种通过省级品种备案登记,获专利2项,产生社会经济效益30多亿元。
2存在的问题
一是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1990~2006年,辞职、调出25人,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原因是农业科研单位的科研经费、科研任务不足,科研条件相对较差;环境条件艰苦,科技工作者福利待遇低、负担重、压力大;由于和其他部门、行业比收入差距大,人才流向其他部门;地理位置偏僻,子女上学就业有一定困难;用人机制不灵活,缺少有效的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等。二是人才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人才总量不足,在职职工354人,包括:专业技术人员130人;其中高级职称52人、中级职称40人;管理人员17人;工勤207人,专业技术人员130人,占职工总数的37%,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偏低,工人比例偏大。人才质量不高,缺乏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群体,尤其缺乏能解决辽宁省果业生产重大难题,能支持、开拓一批新兴学科或能够组织协调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科带头人高学历人才不多,硕士生以上21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16.2%,与一个省级科研院所的发展目标要求相距甚远。三是开发经营人才缺乏,管理及科技服务人才不稳。目前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130名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农业研究系列70人,科技服务11人,管理47人,科技开发5人。从事开发经营人才少,管理及科技服务人才不稳。缺乏经营、营销管理专业的人才;开发经营部门大都是所办实体,逐步走向经济独立,有一定的风险;个人的职称上,现行的职称制度评审上,过分强调、获得的成果、承担的课题以及排名等,从事科技开发、管理者科技服务大都与此无缘,高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不愿意长期从事此岗位,人员的流动性大,工作连续性差。四是创新能力不强。我国是农业大国,但目前农业科研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有很大差距。缺乏创新人才战略的实施计划,经济时代的“论资排辈”现象严重。
3对策
一是紧密结合科技创新、产业开发、科技兴农、管理创新战略,结合农业科研单位实际,抓住人才培养、引进、使用3个环节,重点围绕建设科技创新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3支队伍,着力培养推进科技创新的高层次人才。重点培养:能统帅学科、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能将科研成果物化成产品、善于开拓市场的企业经营人才,具有理论素养又有战略眼光、勇于创新管理提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人才。二是建立以工作需求为导向的多形式的继续教育工作,根据科研、开发、管理工作需要以及各类人才成长目标和自用标准,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专业的短期培训,如外语培训、农业科研中生物统计的计算机培训或派出到大中专院校或科研院校有针对性以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和提高业务水平为目标的短期培训,同时鼓励自学。着力提高科研、管理、开发3支队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三是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高培养的起点,加强与高校、国家级科研单位的联系,有目的地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国内专长学科高研班,参加国家重点开放试验室工作和专业学术会议,充实专业前沿知识和交叉知识,掌握高新技术[3]。对于梯队人才要结合科研项目,立足实践培养。四是组织各种形式所学术研讨会,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发现人才,不断完善职称的评聘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岗位倾斜;完善各种奖励制度,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保证人才的福利待遇水平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从而有力促进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人才备出[4]。要着力推进人才机制创新。用好人才、引进人才、发展人才的关键是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在机制上大胆创新,使荣誉、地位、条件支撑向中坚力量和科技骨干倾斜。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和完善人才使用、管理、激励、保障、评价和有效约束等机制,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环境,使农业科研单位成为能干事业、能干成事业、能干成大事业的舞台,成为工作的乐园、生活的家园,促进人才队伍的全面建设和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4参考文献
[1]吴林妃,符建荣,陈志兴,等.浅析科研院所如何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满意度[J].农业科技管理,2008(1):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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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篇13
Keywords:agriculturallogistics;agriculturalproduct;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logistics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篇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村的小康，开辟专门章节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农产品供给及其国际竞争力问题。
农业物流是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分销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信息传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执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农业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连接着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何有效地保证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开拓市场、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农产品的价值等，已成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发展农业物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善和发展农业物流是促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
1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把采购、制造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它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物理性流动的全过程，包括物资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
现代物流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我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比如失地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状况就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因为物流条件的限制，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特别是农产品运销不畅，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物流在农资、农产品的采购、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需要改造或建立一批诸如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为农民协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专业仓储公司等物流主体企业，而这些环节都可建立在乡镇一级，对农资和农产品进行货物的疏散和汇集，便于更好地配送和大批量干线运输，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能够就地消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减小了大量农民集中涌向大中城市带来的就业等负面影响。配合已经出台的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措施和农村子女上学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应该说，农业物流的良性有序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2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村问题的促进作用
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开展种子、农机具、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连锁经营；建立由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开办的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发展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帮助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依托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的拣选、分类、包装、保鲜、深加工等，形成农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制造业；通过建立冷冻、冷藏和仓储保管以及农产品的货代、配送和运输建立农产品储运企业。
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和运输人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收集和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通过以上非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农村县乡一级基本具备现代农业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而可以整合农业物流主体，发展多元化流通渠道。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壮大专业从事农业物流主体，使其在农业物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原有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改变目前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产品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和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依托，组织农产品运销协会，鼓励“生产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农户”、“运销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户”等模式的发展，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配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强农业物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通过农业物流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3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分散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格局，导致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农产品难以满足远距离大批量运输要求，造成生产和运输中极大的浪费，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农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矛盾，农业物流能够有效地协调农产品生产地域性与消费普遍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产品，通过农业物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解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农产品具有特有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让分散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进入物流系统，经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物流起到关键的联接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能使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及时化的需求，赢得市场和客户。
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物流的效率和减少在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中的货差、货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应积极开展农业物流的增值服务：第一，农产品分类与分类包装增值服务；第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后的小包装增值服务；第三，农产品配送增值服务；第四，特种农产品运输增值服务；第五，特种农产品仓储与管理增值服务等。农业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优势，对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现实的推动作用，没有高效的物流能力，我国农产品很难获得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4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现有条件
现阶段发展农业物流，在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政策方面存在着政策体系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物流市场存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人才方面，存在着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相对短缺，管理水平低、现有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物流主体企业不发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不足，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物流投资结构不够合理；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农产品的加工开发落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制约着农产品的物流质量，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物流发展缺乏整体规划。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物流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发展我国农业物流有很多约束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
随着《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国家发改委等9个部委联合《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的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物流统计及社会物流总量核算的试算工作的开展，多层次物流专业教育体系和培训、考试与认证的启动，政府对农产品与农资连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从政策层面为农业物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95％的行政村通电话的电话村通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县乡公路将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将达120万公里，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都将基本实现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物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1）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智能交通保证物流的高效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内部流程改造，积极探索物流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2）政府应重视软环境建设。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国情，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行业协调自律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提倡农资、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涉农商贸企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物流管理水平。
（4）发展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农业物流。供应链管理从系统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无缝衔接和协同运作，可以有效减少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农业企业间的物流合作，逐步建立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农业物流服务水平，培育社会化物流的需求基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
（5）加强科技投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物流规划和决策科学化，物流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
6结论
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现代物流的发展，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物流，对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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