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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值估量法”适用于多元评价
多元评价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思想，评价者是多元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被评价的任课教师本人都可以参与评价。多值估量法是对多元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较好的统计方法。多值估量法是由多位评价者对同一评价对象的各个因素在各个等级上的属于程度进行评判的方法，它可以避免评价者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给评价带来的误差。已往进行课堂教学评价多采用二值判断，如就学生课堂的情绪状况进行评判，我们设定几个等级——很好、较好、一般、不好，评价者就某一个等级的判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属于（自信度是10），要么不属于（自信度是0）。而事实上，当该评价者认为其属于“很好”的等级时，可能并不认为完全“很好”（感觉不够完美），但又不属于“较好”的等级，所以只有划在“很好”的等级里。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用二值判断易导致某些判断结果不十分准确。多值估量则有了较好的改进，同样是判定“很好”，却可以表达出属于程度，如从0到10，这样就可以使评价更准确。试举一例，说明使用多值估量法的操作程序。为了计算简便，我们选取两类评价者（实际评价中可能会有多类）。这两类评价者是5位教师和7位专家。他们对某教师的3种因素进行评价。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处理数据。上表是评价时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由上表可知，该评价者认为：“Ⅰ”因素处于较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10，故评为“较好”；“Ⅱ”因素处于差的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5，其认为比差还要低一点或高一点，故评为“差”；“Ⅲ”因素处于很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9，故评为“很好”。计算时，分这样几步走：1.计算某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Ci表示，计算的结果是这个人的评价结果。之后，将每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表示出来。2.同类评价者的自信度矩阵求和，以获取同类评判者综合的模糊评价矩阵。3.将多类评判者求模糊矩阵，求得各类人员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一运算过程可以由计算机统计软件完成，将每个评价者的评判数据输入，编制程序，输入表达式，则可获得结果。
二、“程度分析法”确定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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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文化的内核
法律的构建事实上是一个社会共同意识形成的过程，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和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真正意义上知识产权法大概诞生于18世纪以后，以1709年颁布的《安娜女王法令》为代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建体制向资本主义、思想封闭向自由平等的多重过渡，以至于对于私权、私有财产、私人智力成果的重视不断提高。也正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之时，知识产权文化的内核逐渐构建并完善。
1.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导思想，其关键在于对人的解放，强调“私”的概念。个人主义可以被区分为价值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对于“私”和人的尊重是两层个人主义都应有的题中之义。随着个人主义的观念传播，人的独立、平等和互不干预的意识开始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基础上，以个人为中心，依个人为助力，推演开来的一切物、思想都打上了“私”的烙印，而知识产权的提出就是为了填补缺位的对于个人智力成果的保护。
2.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在18、19世纪的西欧发展到了鼎盛，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自由精神都被作为指导原则贯彻。但事实上在欧洲，自由精神由来已久，绝不仅仅是在近代才逐渐兴起。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自由权是市民极为重要的一个权利，当时的市民社会事实上就是自由人的共同体。因此，在自然法领域，自由平等观念源远流长。自由主义可以分为物质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其中的思想自由就被认为是近代知识产权法律构建的灵魂所在，保障以思想为内涵的言论、著作、艺术等等的自由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内容。
3.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受到了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推崇，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最主流的思潮。它崇尚的是人的理性，人运用理性认知世界，发现规律。这与法律上所强调的理性人的概念不谋而合，法律正是要以理性为标准对人进行约束。理性主义是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的修正，在法律文化中时一个平衡的因素，而这个因素在知识产权文化领域又显得格外的重要。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导向性和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虽然是私权但事实上受到了外在和内在多方面的制约，这就需要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来进行安排。社会科学论文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产权文化的阻滞
法律移植可以分为内源型和外源型两种，我国对于西方法律的继受显然偏向于后者，带有明显的被动和消极的因素。因此，继受法律如何适应本土文化土壤一直是近代法律界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历史上长期显现出知识产权意识的缺位，这种缺位并不仅针对知识产权的完整概念，甚至对于知识产权以上所说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内核都一直并非我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
篇3
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教育对于封闭的、非机械化的农业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来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因素，缺失了科学内涵的以伦理教化为主的传统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会产生危机感。尤其是的爆发，惊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惊醒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作为传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工具——传统语文教育理所当然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批判。传统语文教育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加速了变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话语对白话的技术化洗礼，使得以文言为学习载体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话逐步发展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载体。从表现方式来看，科学论文的公式和图表无法用竖排及无标点符号的方式表现，所以必须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从语文知识来看，过去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精神不合，必然会产生新的语法修辞知识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语文学科目标设置来看，由于科学观的介入，使得目标设置由片面到具体，由笼统到详细，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从语文学习内容来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学常识的文章被吸收到语文教材中来，成为学生了解现代科学的一个窗口；从语文教学方法来看，严密的、高效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必然会促使只重“背诵”、“领悟”、“揣摩”、“抄书”的传统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从考试技术上看，科学的测验、实验方法的运用，使得传统的考试方法得以改造和发展。
二、现代教育的深入发展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传统教育已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期间，全国各省大力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并把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还鼓励华侨兴办学堂。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体的新式学堂发展得十分迅猛，据统计仅在“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间106所，估计全盛时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2]。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学堂大都开设了语文科，然而普遍存在着奖励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旧教育体制的交互碰撞下，兴办实业和办实学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制度的改变总比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3]，影响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因此，转变观念，完备教育体制，改善教育结构和布局，已成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观念的学者（如、黄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在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理论、观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时，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育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然而，就传统语文教育而言，早已沦为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重书面语轻口语，重文言轻白话，严重脱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阻碍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与科举制度一样成为“空疏无用、禁锢人才”的批判对象。在批判和声讨之中，传统语文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1912~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以及“壬子”学制的补充和修订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废除了“读经讲经”科，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两科统称为“国文”，这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第一个正式的语文名称。该学制使中国教育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进展。教育性质的改变，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着语文教育稳步向前发展，开始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目标，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这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巨大胜利，语文学科由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白话，写的、读的却是文言。由于文言难学，所以文化教育长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也只能处于不会读、不会写、没有文化的愚昧状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许多进步的革新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都希望拥有最有利于表达和交流的语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面向过去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是不利于学习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严重抨击的对象。人们希望自己所学所用的语言文字应该是易读、易记、易写，其内容也应该是实用、高效的，而这些要求都不是古奥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备的，所以使用以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就成了人们的追求。经过时期发起的语文改革运动对“俗语”的提倡及爱国志士对文言文的“空疏无用”的批判之后，19世纪末一场现代白话文运动首先在资产阶级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达到。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以文言文为标志的传统语文教育受到严峻的挑战。白话文很快为广大民众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学率先实行国语和白话文教学。小学国语教科书逐步全部使用白话文编写；初中国文教科书在实践中不断进展，与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话文最终占据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约占五分之一左右。现代汉语修辞、语法及各种语文知识开始在语文教学中穿插学习，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日益受到重视，文言文的学习难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仅要求能读平易的古书即可，高中作文有专作文言文而改为文白兼作或文体不限。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口头语言的学习从无到有，听说能力训练开始在语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打破了传统语文教育只重书面读写而轻视口头表达、只重文言而轻视白话的局面。学习普通语言文字，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应付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语文教育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强。总之，在现代语文改革运动的冲击下，20世纪早期的语文教育在革新传统语文教育基础上，日渐走上现代化、实用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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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皖本来是个轻易不起急的音乐人，幼年学琴，入学之初即被老师告知“绝对不要提篮子”，手上生茧就不能弹琴了。他深知音乐之路的纤细与艰难，拳起双手，南京求学、上海深造，在钢琴和扬琴上下足了功夫。在南通大学执教时，詹皖曾花8年时间潜心谱写南通生态音乐《崇川古意》；为了不让做学问影响生活质量，实现自己对妻子、女儿的责任，他在课余授琴，上午上7个学生，下午7个学生，靠自己的十个手指，硬是买了大学里第一辆奥迪车，搬进了宽敞的新居。音乐，原本给了詹皖足够的生存智慧与耐心。
但让他起急的也正是音乐。2008年2月6日，詹皖在民间采风时，走进了一个90岁高龄的长者的家，老人曾就读于南通海安西城著名的榕塘小学，一听是有关小学的事来了精神，一口气写下了校歌，一个字没有错。但6个月后老人就过世了，他留给詹皖的最后一句话是：“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此前詹皖已经开始研究南通地方音乐文化，2002年时偶然看到张謇作词的校歌，顺藤寻去，七八个月收集了18首。有个电视台的朋友看他做得很辛苦，把他引荐给南通电视台，以“江海雅韵”为题拍摄了电视短片，意在抛砖引玉。此后线索越来越多，2002年到2005年间，南通很多中小学陆陆续续纪念百年校庆，各种纪念的册子出来了，大量的校训、校歌也被发掘出来，詹皖又从中又整理出几十首校歌。在此后看文献、看书、与老人们的交流中，他就有意地收集，这原本是件繁复但趣味颇多的学术工作。
没想到这一次，匆匆一面之后，校歌竟成绝唱！老人的遗言让詹皖痛定思痛，发现南通校歌决不只是词曲铿锵的音乐作品，所有的校歌，都饱含“教育救国”的理想。张謇在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南通师范的校歌中就以点晴之笔写道“民智兮国牢。校有誉兮千龄始朝。”而直到110年后的今天，这种理想仍然让一个个耄耋老人在接近生命终点时挺直了腰板，能唱的敞亮了喉咙，能写的提笔挥毫，仿佛霎时进入了青春永在的初始。
爱国尚智，校歌育人，詹皖的音乐世界里，一扇贯穿百年，直面未来的大门訇然而开。不幸的是，此后的采风过程越来越沉重，常常是走访一个人，过了不久再打电话，人就不在了，“采一个走一个”，情感和文化的哀痛压抑得詹皖足足病了半年。詹皖的老师说这是“阴魂上身了，你拿走了人家的精神你要回报他”。深思良久，詹皖下了决心，“我有回报，他们人是死了，但作品我会全带出南通、带到北京，留传给后人，他们的精神不会死”。
为了实现这个回报，詹皖向学校请了假，停止教学工作专心做课题，同时遣散了70多个跟他学琴的学生，除了在市里采风，他有时间他就到南通各县去跑，有文献他就去翻，为了一首校歌，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从凌晨五点忙到深更半夜。郊县的路不熟，他就全程打车。已过不惑之间的詹皖完全放下了修身齐家的矜持，决心要走遍江海大地，寻觅那些即将逝去的百年遗韵。当他摊开手，从老人们手里接过一份份珍贵的曲谱与歌词时，他觉得自己天生就应当是个行走在田间巷尾的音乐人，发掘着每一段旋律背后动人的故事，让张謇“弦歌育桃李，栋梁振家邦”的教育思想再现于世。两年多时间，他从南通的城市记忆中搜集了69首校歌，编成《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准备进京了。
人与人之间，文化最近
歌曲集齐了用什么形式到北京展出呢？
采风的过程中，詹皖走访了百岁老人吴志仪，她是南通最早期的教育家，詹皖问老人会唱校歌吗，老人指了指自己的嗓子，示意自己发不出来声了，她取来纸笔，写下歌词后还给给詹皖写下了“研究张謇新领域，光大先贤的思想”的条幅；2008年詹皖还走访范曾的妹妹范济时，68岁的老人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曾祖母――中国第一位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范姚女士所写的歌词，并挥毫写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秋何有穷”。看着眼前有形的歌词，詹皖心思一动，很多校歌的歌谱已经找不到了，但用书法直观地表现给大家看，同样传神、同样精彩。当他了解到南通的学校还走出了一批以江上青、刘瑞龙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校歌鼓励了一代英杰，他们的诗词作品是对母校最好的纪念，时值100周年，为什么不把校歌校训、诗词作品一起，用书法的形式在北京展出呢？
这个想法一出，响应者众多。
首先是书法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江苏美术馆馆长孙晓云、南通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袁运甫，原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原全国政协常委张绪武，中国画院副院长范扬等几十位书法家就因着詹皖发给他们的几条短信，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就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詹皖。很多人看着价值百万的书法作品惊叹不已，詹皖却早就给这些字想好了归宿，书法展之后他要在南通建一个文化展览馆，专门陈列这些作品。“我只是要把文化延续，传播开来，这也算是对先贤和免费为展览题字的书法家们的回报。”
如何让展览的内容更加丰富？南通民间文艺家协会终生名誉主席、《秋山红叶――江上青烈士传》的作者，85岁的张自强老先生帮助詹皖拣选文稿、协调沟通、出谋划策；中国南通沈寿艺术馆馆长卜元先生主动为展览的筹备提供方便，还昼夜赶工，为书法展的部分优秀作品制作沈绣样品；校歌要出书，书法作品要装裱，早已疏于教琴的詹皖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詹皖高中时的好友，江苏华瑞国际集团董事长康宜华为整个展览提供所需的一切费用，而后又坐公交乘地铁，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书法展；很多校歌没法唱响，中国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长江之歌》作者王世光又为展览亲谱开幕序曲……
展览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观众在一幅幅作品前流连沉思，还有的观众拿起毛笔，现场书写张謇的教育理想：民智兮国牢。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的长女刘延淮女士代表家人来观展，在缅怀父亲的同时，对筹展的各方表示了谢意。一切的一切，都远远超过了詹皖自己的预期，3年的积累，4个月的准备，幸福的泪水成了最好的回报。有人替他感叹大学教授办展览的多艰，他想了很久，说“其实有了共同的理念，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
“为南通就是为中国”
展览开始前，有北京的朋友提醒詹皖，主办方写“南通沈寿艺术馆”太小气了，至少要写“中国南通沈寿艺术馆”，詹皖在更改展板之余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忙了半天，还是为了让南通文化走向全中国。弯弯曲曲的学业、创作、学术、文化之路，最终还是绕着家乡的水土在打转。想明白了，付之一笑，值了，对詹皖而言，“为南通就是为中国”。
詹皖出生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南通市海安角斜，从小受家庭浓郁音乐氛围的熏陶和乡土、乡情、乡音的滋润，音乐随他一路成长。在南通大学任职后，在著述钢琴、扬琴专著的同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南通民间音乐上。
2005年，他的学术代表作《南通地方性民间音乐文化资源研究》参加全国首届艺术教育科学论文评选，获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他遍访南通民间音乐家，出了两本书《一路音符》，纪录了50年代至今，收集民歌的老音乐家的奋斗的历程。如今他又要出一本书《南通原生态民歌集成》，收录他实地采风而来的千余首民歌，用号子、山歌、小调来记载南通千年的文明历史。冯翼材在为詹皖题写书名时，开玩笑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在忙死人留下的东西，你在忙活人的声音。你这本书出来能得‘山花奖’”。能不能得奖詹皖没想过，但他很喜欢自己写书的方式：一条腿走在田埂上，另一条腿走在寻觅千年遗韵的车轮上。那是“田头阡上天籁音，琼楼玉宇哪得闻”感觉，那是泥土的气息、溪水的淙淙、甚至粪土的芳香、花的甘美都可入乐的自在之境。“听100岁的老人唱山歌，真是终身难忘，她还会告诉你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歌……”民歌即民声，民声唱民心，如今已经年近半百的詹皖在田间山角，行走得越发自如、轻快。
可惜不久，他曾采访过的102岁的朱漱梅先生，96岁的曹心泽先生、90岁的仲贞子先生和著名的书法家范济女生相继辞世。詹皖知道噩耗，总是在第一时间为逝者送上最美的鲜花，还把范济给他和给朋友们的作品收集起来，印行《范济遗墨》DVD以寄缅怀之情。詹皖感到再缓一步，包括近代校歌在内的南通民间音乐资料就会在历史中湮没。为了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皖自费花去30多万元，于2010年兴办杂志《江海雅韵》，随时记录南通音乐界的动态和研究成果。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徐沛东对对此十分赞赏，亲笔为他题写了刊名。
为了让南通文化真正走向全国，他自定了用音乐诠释南通的“五个一工程”：“一山、一水、一人、一书、一曲”。“一山”是江上青烈士歌诗过的南通狼山，“一水”是环绕南通老城区的濠河，詹皖筹次50万航拍了音乐纪录片《狼山》、《梦回濠河》。“一人”是对张謇音乐和教育思想的全面研究，在书法展上亮相的《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和即将出版的史料集分别由南通大学党委书记顾晓松及南通大学校长袁银男作序，成为张謇校园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书”即历时3年，实地采风、校正而来的《南通原生态民歌集成》。“一曲”是詹皖与王世光合作的长达20分钟的管弦乐《江海交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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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形成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之无陶阶段，古人类学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时期，距今约20万年左右至距今1万年左右。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形成以晚期智人为主，我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遗址中，比较重要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资阳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等。
二、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形成期的主要标志是人工取火时期
原始人类人工取火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人类人工取火与原始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原始人类所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以及制造这些工具所采用的技术、原始人类大脑的生理机能、原始人类动物原料熟食等因素息息相关。
1.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人类人工取火的社会背景。
（1）先进生产生活工具的出现。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各类遗址出土了大量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水洞沟遗址出土有骨锥、北京山顶洞遗址出土有骨针和钻孔的兽牙、许家窑遗址出土有骨铲以及一千多枚石球、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出土有石矛头，山西朔县峙峪和沁水下川遗址出土有石镞，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有骨镖，柳州白莲洞遗址出土有骨锥与骨针等等。
（2）狩猎经济和渔猎经济走上历史舞台。随着石镞、石矛、飞石索、弓箭、骨鳔等一大批先进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狩猎业、渔猎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活动中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采集、狩猎、渔猎已经出现分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原始社会的狩猎经济和渔猎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狩猎经济和渔猎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人类人工取火的条件
（1）技术条件：人工取火所用到的技术有打、钻、摩、刮等几种，而在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中，这些功能都清晰可见。北京山顶洞人遗址，据碳十四测定，下窨骨化石年代距今18865，误差在420年，文化层中的兽骨年代距今10770，误差在360年。文化遗存有骨针（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眼系用尖状器挖成的，针眼直径3.1毫米，最大直径3.3毫米）1件、磨光的鹿角1件、磨光的斑鹿下颌骨1件、磨钻穿孔石珠7件、钻孔小砾石1件、穿孔各种野兽兽牙125枚、磨制骨坠4件、磨制穿孔海蚶壳3件、钻孔鱼骨1件等等[1]，这些文物的出土，标志着旧石器时代中、后期，磨制、钻孔等制造生产工具的先进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工具的制作之中，人工取火的技术条件已成熟。
（2）智能条件：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人类大脑机能的完善为人工取火提供了保障。原始人类大脑的生理机能与脑量的大小有很重要的关系，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在前一百多万年内，人脑的脑量只有600-700毫升，大约一百万年前后，人类的平均脑量是800-1000毫升，在二十到三十万年，脑量的平均值与现代人相近，更后的人脑量虽在体积上没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但脑子的形态还在改变，内部结构日趋完善和精致，脑细胞的数量增多，密度加大，新的联络在发展。”[2]医学家严健民在论述人脑进化时认为：“所谓人脑组织结构的进化，是指脑量的增加，脑神经元数量的不断增多。如古猿的脑量只400-650毫升，经漫长的进化，猿人的脑量，早期猿人在800毫升左右，晚期猿人在1200毫升左右。25万年前的古人，脑量已达到1300毫升左右。有资料反映，‘现代人的脑量多在1100-1500毫升之间，男人比女人稍大’。”[3]说明在大约距今20万年左右，人类的大脑机能已经非常完善了。
（3）客观需求条件：熟食是人工取火的核心推动力。旧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类狩猎水平非常低，能够捕获猎物机会少之又少，所以用火烹饪动物原料的需求不大。原始人类保存自然火御寒，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原始人的体质特征跟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他们体表有一层厚厚的皮毛完全可以抵御严寒，实在严峻，冬暖夏凉的山洞完全可以居住。需求是决定人工取火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旧石器时代早期，对火的需求不是很大，原始人类在保存利用自然火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断火是非常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一区域或某一群落有连续存火的现象。但是，在旧石器时代的中、后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狩猎业和渔猎业的讯猛发展，狩猎动物和渔猎水产原料急剧增加，这些动物原料不适于生食，不然危急人体健康，用火烹饪食物的概率大幅度提高。一种既简单又经济实用符合历史潮流的用火方式的出现势在必然，在人类熟食的召唤下，人工取火便悄无声息来到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一个斩新的时代-人工取火的时代诞生了。
3.中国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人工取火的时间。
与我国古史传说中“燧人氏”和“伏羲氏（庖牺氏、伏牺氏）”时期相当。《韩非子.五蠹》曰：“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纪》记载：伏羲氏“结网罟以教佃以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尸子.广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虑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周礼.含文嘉》云：“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等等，这些都是对人工取火的权释。中国原始人类人工取火的年代在距今20万年左右到距今1万年左右。相当于考古学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时代前陶期，古人类学智人时期、新人初期。
三、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形成时期的特征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后期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无陶阶段各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充分反映中国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形成时期的特征。
1.烹饪原料
旧石器时代中、后期，距今大约20万年左右至距今1万年左右，烹饪原料仍然以采集为主，但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狩猎工具大量涌现，不仅可以捕获中小型的动物，还可以捕获地面上的豺狼虎豹、空中飞禽和水中的鱼类。狩猎经济和渔猎经济在原始人类的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旧石器时代中期许家窑遗址，1976年发现了1059个石球，最大的重达1500克以上，最小的不足100克，利用这些石球可以制作“飞石索”，石球与飞石索对狩猎都有重要的意义[4]。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峙峪的动物化石至少有一百二十匹野马，八十八头野驴[5]，说明该时期的峙峪人已经以猎取大型动物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无陶阶段，随着砍伐器、石斧、石锛、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的出现，农牧业文明的脚步慢慢跨入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原始人类的经济形态在“攫取性经济”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经济形态“生产性经济”，原始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产食物，但规模有限。
2．烹饪热源形态
热源多元化是火食时期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显著特征。北京人遗址第四文化层距今27-33万年[6]。第四层为上部灰烬层，由上紫、红、黄、灰、绿、黑色等杂色灰土组成，内含烧骨、烧石。被烧过的动物骨骼中，有的变形或变成灰色。被烧过的石块上，有许多裂纹。厚度大约6米。第六文化层有5米厚，也含有烧骨与烧石。中国旧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的文化遗存几乎都有烧骨、炭灰、烧石、烧土，而且随着年代的推移，烧骨、烧石、烧土、灰烬层在文化遗存中越来越丰富。烧骨、烧石、烧土、灰烬这些物质都富含热能，都有烹饪食物的功能。热源越多，相对应的利用热源的方式就越多。原始人类在烹饪食物时，除了直接让烹饪原料与明火直接接触外，还有更多选择，除明火外，还可用烧骨、烧石、木炭、灰烬、烧土来加热食物。明火有很重的烟熏味，烧石、烧骨、灰烬、木炭、烧土已充分燃烧，有充足的能量，但几乎没有异味，不仅如此，许多还有特殊的香味，经这些热源烹饪出来的食物，风味更佳。
3.食物分解工具
分解食物的工具形态小形化、刀刃复杂化、用途专业化，骨刀、骨锥广泛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后期的遗址中，研磨器、研磨棒等具有新石器文化标志的工具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无陶阶段的文化遗址中。器形变小与狩猎业相适应，许家窑遗址是我国小型石器出土最多的遗址，许家窑遗址出土的与食物分解有关系的石器分刮削器、尖状器、石砧、磨石、石球等。刮削器有七大类，尖状器有五大类[7]，小型刮削器和尖状器可用于分割野兽的皮肉以及割断动物的筋肉。石砧的出现，为分解食物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使食物分解卫生快捷。磨石可以将分解食物的工具加工得更加锋利，方便食物的分割。石球既可以用来狩猎，又可以用来砸碎动物骨骼，取食骨髓。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无陶阶段，原始人类对于动物肉类的利用更加平常，该时期内各遗址的文化遗存中骨器很多。例如骨锥和骨刀，骨锥比起石尖状器，更容易分解动物的皮肉。骨刀的出现，使食物的分解变得更加容易，骨刀刀刃通常都非常锋利，在分解食物时的阻力更小。切割后刀口比石刀切割的刀口更清晰、食物形态更美观，符合人类的审美要求。骨刀可以将食物分解得更小，保障食物均匀受热、减少有害人体物质产生的概率，方便原始人类的进食。既丰富了烹饪饮食保健文化的内涵，又促进原始人类的文明进步。随着研磨器、磨棒的出现，食物的形态除经石刀或骨刀分解成块状外，还可能将食物加工得更细，比如颗粒状或粉末状，无疑对食物的深加工具有积极的意义。火食时期分解食物的工具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砍斫器、石砧、石球、骨锥、骨刀、研磨器、研磨棒等。
4.烹饪方法
烹饪方法产生的客观因素。热源多元化、分解食物的工具多元化，决定了烹饪方法的多元化。石器时代的传热方式主要是辐射传热，其次是传导传热和对流传热。烹饪之法有烤、熏、炮、燎、炙、烧、燔、焐。其中烤与炮近似、燎与炙近似、烧与燔近似，东汉人郑玄认为：“燔，加于火上；炙，贯于火上；炮，裹烧之也”。最古老的烹饪方法应当是焐和烧，原始人类抓住猎物，直接将食物放在炭火上或灰烬中就可以将动物烧熟或焐熟，这是最简单易行的烹饪法，越简单越符合原始人的审美观。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有没有用泥土将食物包裹起来投入炭火中或灰烬中焐熟呢？旧石器时代许多遗址的文化遗存中都有烧土，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居住在巴西中部地区的克林-阿卡洛列印第安人其炊煮食物的方法是，用野香蕉叶把木薯和香蕉包起来，放在烧热的石块之间烙烤[8]。倘若果真如此，在旧石器时代烹饪饮食保健文化将翻开新的一页，食物避开了与热源的直接接触，使食物受热时的温度更低，经这种工艺烹制出来食物更加安全卫生。烤的工艺是食物置于悬在炭火或灰烬之上，比食物直接放在灰烬中焐熟更卫生。“从人掌握了火的时候起，就开始了动物以及植物食品的烧和烤。最原始的烧和烤是在篝火上、在木炭上、在热灰上、乃至在被烧热的石头上进行。”[9]样的论述不够全面。原料烹饪时的存在方式有四种：在热源体中；在热源体表面；在火苗中；在火苗或热源体上方。在热源体中，烹饪方法称之为焐；在热源体表面并且有火苗燃烧，烹饪方法称之为烧；在热源物上方的火苗中，烹饪方法称之为燎；在无火苗的热源体表面、在热源体或火苗的上方，没有烟雾或烟雾较少的，烹饪方法称之为烤；在无火苗的热源体表面、在热源体或火苗的上方，烟雾较大的，烹饪方法称之为熏。《古史考》：“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这里的炮是在原料表面包裹有一层物质，比烤更进了一步。烤的年代远远比《古史考》上说的燧人氏时期要早。原始烹饪方法烧与现在烹饪方法烧的内涵完全不一样，现在烧是指水传热。
煮、烧（指具有现代烹饪法意义）、炖、焖、煨、炒、烙等烹饪法的萌芽。我国旧石器时代许多遗址之文化遗存都有烧石、烧骨、烧土，这些富含能量的热源物、食物以及水常常出现在原始人类的视线中，存在决定意识，将热源物与食物、水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原始人类狩猎后，将大型猎物剥皮后，去掉体内肮脏，将烧热的石块投入腹腔，再置于烧热的坑内盖上泥土加热成熟[10]。近代美洲大草原印第安人烧煮肉食，是将水和肉放在辅了皮革的坑里或放在用木栓绷紧的形似锅子的皮革内，然后向皮革内投进烧红的石块，直至把肉煮熟[11]。根据民族学资料，我国已有类似的情况：东北鄂伦春族淬瀹肉：将肉与水放入刳成空心的木头容器中，不停地投入小烧石，以致肉熟。鄂伦春族吊烧：猎获的兽胃洗净，放进水和肉块，吊在火上烤，胃焦肉熟。云南的傣族，杀死牛后，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剥下的牛皮垫于坑中，盛上水放入牛肉，投入烧红的石块，直至肉熟。食物的加热方法是以水传热来完成的，这是煮、炖、焖、煨等烹饪方法的前奏。谷类、坚果之类的小形体原料，采用石上燔谷方式进行烹饪，《礼记.礼运》：“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捋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此段话语隐藏了两种烹饪法―炒和烙。将石板用火烧至很高的温度，小形体整粒食物置于石板上炒熟，这是烹饪方法炒的原生形态。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前陶时期的文化遗址有研磨器、研磨棒出土，可用之将谷米研细，与水和浆，入烧石上烙熟，把食物经放在炽热的石板上使之成熟，烹饪方法为
烙。根据民放学资料：独龙族和纳西族人用一块圆形石板架在火塘上，把和好的饼浆倒在烧烫的石材上烙熟。的门巴族和珞巴族在烧热的石上烙饼。它们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来自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无陶时期。
参考文献：
[1]《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 作者张汝玖、胡晓春编《裴文中科学论文集》[C]科学出版社 1990年出版P123-133
[2]吴汝康著《人类发展史》[M]北京科技出版社1978年P209
[3]严健民著《远古中国医学史》[M]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P5
[4]《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作者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54
[5]《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作者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75
[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著《中国原始社会史》[M]文物出版社1983年P31
[7]《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作者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39-141
[8]刘达成等编译《当代原始部落漫游》[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234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发表著述或各种文字作品必须有署名，无论出现在文头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对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的确定，以及要背负起因文字内容传播而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从文献发展历史来看，署名的出现稍后于书籍、文献的产生，它受到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和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文化权利越来越表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的剽窃事件已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责自负之余，署名权和署名利应该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署名牵涉到责、权、利和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署名发展史略述
汉代以前的书籍都没有署名。春秋战国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文献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学在官府”、“王命作册”“官守其书”是文献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翻勿庸讳言，书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众是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到官书的便利，修《春秋》、定《礼》《乐》、删诗书、序易传，将知识和思想向下传播。虽然孔子自认为“述而不作”，《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他的所作所为所述，被其弟子理顺出一套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为后人作述和统治阶级束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虽然没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学思想精髓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记。
“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争鸣为文化特色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将学问视为天下公理，而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样自然也没有在作品上标明作者姓名的诉求。”“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领域内各思想流派的代表。虽然各门派都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隧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之学。”《老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没有署名。徐嘉锡先生认为：“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乃题姓氏于传之上以为识别。其后一传之中，又多别自名家，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对于古书不具署名还有一种看法，“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于诗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辙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陈氏的话虽然是就《诗经》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书。大概最初作家进行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署名与否，无关紧要；人们传诵它，采风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内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这是古书不题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不题撰著人。”此观点认为，先秦诸子书，撰非一人，成非一时，实际是各个学派的集体创作。
对于汉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观点认为“作为书籍领域后起之秀的经籍与子书，无法摆脱官书及其悠久传统的制约，只能继承官书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加以变革。因此，官书之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不仅是官书的基本特征，也是汉以前经籍与子书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汉以前书籍虽以著作为主，却没有署名。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同时，还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从汉朝到隋朝的几百年间，编著以传注、义疏、史书为主要出版书籍，不仅著述出现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书籍可以从书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参看《汉志·诸子略》中的很多文献名可见一斑。署名的出现不是出于偶然，“晋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渐规范，说明著作署名权问题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作品与作者的归属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了强化。”唐代雕版印刷术以后，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书籍文献传播的范围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带的信息更加详细。“汉以后，文献多署作者名姓，但标法不一。有的先标籍贯（郡望）再写姓名或字号，有些署名将时代、籍贯、官职、封号、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几项连写，宋及明清著作书名多采用这种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还署“主修”、“协理”、“鉴定”、“校阅”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实姓名，而属字号。古人名号情况复杂，加上职官就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职官制度及名号知识。”很显然，署名现象已经受权利、名利所累，通过明确的分工细做，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符号。
总之，古代图书作者署名从无到有，署名前的修饰附加成分由简到繁，不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视通过著书立说来阐述个人立场、主张、思想，标记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响，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著述立说只围绕经典，论经明道，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署名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试想，如果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专制思想的制约，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局面会大大改变。比如西方具有较早文明史的古希腊就是如此。“古希腊时期宗教的势力尚未强大，这就为历史、哲学、医学、诗歌和戏剧等非宗教类著作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学术和文艺创作比较自由公开，不少文人和学者纷纷通过自己的著作署名来扩大影响或创立学派。这就导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其哲学著作奠定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基础。”因此，著书立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行为，它受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影响。著述作者阐述观点时，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为阶级阶层服务。
古人能够著书立说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仅包括他必须有较广博的学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通常是史官、诸侯、博学之士或藏书家。从文献发展历史脉络来看，他们中间最早能够触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到王室或皇亲国戚家的藏书，后来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够得到赏赐书籍的王爷和官员，以及在皇家整理书籍中形成的书院或由于宗教发展而形成的寺观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带有时代、官职、爵位、封号，采用何种体裁等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近代，人们明显地认识到署名已经牵涉到了个人利益、权利和名誉。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资刻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在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和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的双胞案的大辩论中，明确地反应了学术界对著作权的重视与对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的深恶痛绝。”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官方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署名的尊严、权利和义务，以及受到国家机器保护的不可侵犯性。
（二）现代社会署名多样化现状分析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署名无论从形式、内涵和权力都发生了变化。拿纸本书为例：一本书的问世，不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还有出版单位署名，策划编辑署名、责任编辑署名，封面设计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现的是分工责任的明确和市场化反作用于著述而体现出的利益均分。同样，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不好的结局或反响，不仅作者有责任，连带著作上相应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反响等等方面。
随着各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体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现代署名方式与古代大有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国，做学问其实都是围绕经、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经是一切学问的本源，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指天下学问源于经，尊于经，不可背道而驰。古人历来有鄙视“小说家”的风气，认为小说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不能与正统学术思想相提并论。也就是因此，文学创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为文献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认为，“文学署名之所以落后于历史、哲学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应有文学意识不强、文学没有独立性的原因，当然也还有文学不及历史、哲学那么受重视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学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体现出来。
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旦成为著作出版，俨然带有科学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标注出该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应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和全体参加人员。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著作若为一人独立完成，则在题目下直接单独署名；若为几人合作完成，则为几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应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列，不应‘论资排辈’；若作者较多，则可在题目下写出若干个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记中逐一列出。”“在论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已说明其对论著应负有的责任。”科技著述相对于文学作品更加具有严谨性和严肃性，署名的顺序表明个人在某项研究中的贡献大小。
随着网络普及化发展，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网名。网名更与真实姓名相去甚远。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们以网络为媒介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观点的一种写作方式。用真实姓名作为网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实姓名较多，他们的言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网络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微博或博客，作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稳定性不高，但它们涉及的范围、内容较广，可以作为信息检索的线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利用名人导读书目获取图书信息。比如，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名人撰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择名师名人之撰著，是研读古籍之捷径。
对于现代人来讲，图书馆和网络是获取知识和信息主要途径。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图书馆使用过很多种文献目录，其中有一种责任者目录就与署名有关。“它是按照文献责任者（包括个人、机关团体或会议等）的名称字顺组织而成的目录。其主要作用有：1、以责任者名称提供文献检索途径。2、揭示图书馆入藏某一责任者的全部著作。责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编者、辑者、校订者、注释者、绘图者等。对于某些知名责任者的笔名及其他别名，必须采用参照法引导读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献；对于刊载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关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给予适当反映。”嗍
当机读目录成为图书馆查阅书籍的主要手段时，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检索条件。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更成为许多高校和公共图书馆信息存储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开任何电子资源数据库，利用作者署名检索相较于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以作为经典论文进入数据库，以供作者写作时进行阅读、吸收、参考：其参考文献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引用认同文献与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论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在某种程度上，署名成为衡量文献质量的标准。
通过网络博文获取信息也成为当代读者在除图书和数据库之外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界领军人物。他们通过博客这种便捷的方式。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角度，对社会热点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比如邹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举例了北大名师如张颐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从北大学者博客的内容看，这些博文相当于书写时代的日记、札记、随笔等，这些资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史和传记的重要资料，也是北大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博客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随意的特点，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学者的真性情，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论文中难得一见的，因此更显珍贵。”
相反，署名问题也会给资料搜集工作带来困扰。我们在搜集网络信息时，不能判断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缘于署名问题。网络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门，网络作者根据自己的爱好、习惯、引人关注程度等起网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网名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搜集起来很麻烦。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线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头进行判断。比如，我们在做民俗图片搜集时，经常会遇到没有时间、地点和详细描述，又有资料价值的图片或视频，必须咨询学者专家的意见，对资料做简单的描述，以便录入数据库。还有一些网友会将自己家乡发生的民俗活动视频或图片发到网上，只有网名和上传时间，其它我们想知道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这种记录民俗的资料很稀有，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著录并保留下来，遗留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篇7
很多著名的音乐家，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凡的成就，在绘画上也有着较高的天赋。天才的音乐家勋伯格就是一个天才的画家，他1907年才开始涉猎绘画领域，三年之后，就在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举办了“勋伯格画展”，维也纳的博物馆已经收进了七十余件他的画作。他独树一帜的“音色旋律”创作方法，和绘画领域的“点彩派”绘画心契神会。康定斯基对他的绘画才华也赞叹不己，并写出文章对他的作品做了分析。德国歌唱家狄斯考很早就开始接触绘画，他说“音乐的意向可以隐喻地用线条和色彩来再现，有时我真的想表现我所歌唱的事物”，并与于1980年在德国的班贝格，1983年在日本成功的举办了个人画展；法国作曲家古诺髙强的绘画才艺曾让他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左右为难。他获得罗马大奖后被派到罗马去进一步学习音乐的时候，每周都要到西斯廷教堂去做礼拜，他一面玲听弥撒曲，一面观赏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并能把它们临蓽得惟妙惟肖，音乐院院长为此忧心忡忡，他善意地提醒古诺：“天啊!你以为我们给你奖学金是要你来学绘画的吗?”；圣桑的心智包罗万象，音乐上的早慧让他享有"莫扎特第二”的美名，而在音乐之外，他精通几国语言，对美术、数学、天文学、考古学、哲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皇室曾根据他的请求为他拨數购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用于观察星空，他写过不少的科学论文或研宄文章。在美术方面，他著文《论古罗马剧院的装潢装饰》，讨论庞贝城的壁画。17岁就写了著名的《仲夏夜之梦序曲》的门德尔松在他周游世界的时候，总忘不了随身携带的画本，他不仅用音符刻画了优美的名胜风光，也用画笔勾勒所见所想。瓦格纳虽然和门德尔松友谊不佳，但在听过门德尔松的《赫布里底岛序曲》之后，也忍不住由衷的称赞他是“第一流的风景画家”；除此而外，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才能也不容小觑 音乐家与美术家们所结成的深情厚谊，也使得他们在彼此的交流、欣赏中互为影响并推动着音乐与视觉艺术创作的共同发展。如在古典音乐的创始人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生涯中，许多美术家和诗人都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好友，交往密切，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则是画家毕加索。毕加索曾为他的而芭蕾舞剧《炫技》、《普尔欣奈拉》设计了舞台的布景、道具、服装和海报，毕加索由于经常改变风格而在美术界成为最著名的人物，而音乐界的斯特拉文斯基与毕加索恰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也并不愿意重复自己的风格，不满足于刚刚创立的辉煌，当人们刚刚熟悉了他的某一风格、或者刚学会对他的某一音乐特征加以模仿时，却又困窘地发现这种风格的创始人己经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春之祭》引起的骚乱余波还未平息，斯特拉文斯基又己经开始了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探索了。正是对美的共同追求使他们心意相通走到了一起。
三、美术流派影响下的音乐
音乐中一些流派的形成无疑也受到过视觉艺术流派的影响。如以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主义音乐就是在印象主义画派和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下形成的。印象主义艺术首先是在视觉艺术方面兴起的，19世纪末，以马奈、莫奈、和雷诺阿为代表一些年轻艺术家们，他们希望打破学院派的严谨和保守，反对单一的在宗教和神话故事中汲取题材，主张走到大自然中去，把注意力放在自然光色的变化效果上，尽量避开写实体裁，以光和色彩为视角，去捕捉一个个瞬间飞逝的印象，用精细的笔触，模糊的构图，借助光、色的变幻来表现渲染闪烁的气氛与色彩、倏忽朦胧的自我感觉和印象。1874年，这帮年轻人在法国举办了一次叛经离道的画展，莫奈风景画《日出.印象》的出现，在当时更是受到众多的非议和攻击，从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被贬为“印象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的“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力求在音乐上突破传统的德彪西、拉威尔等作曲家。开创了一种注重和声的倏忽变幻，音响色彩的细腻斑斓，模糊的曲式轮廓，细致入微的听觉感受，突出精致、纤巧的风格，从此确立了印象主义音乐流派，对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音乐的主要流派一表现主义最初也是受到视觉艺术思潮的影响，1911年，画家康定斯基、马尔克、玛克等人在德国创办了《青骑士》杂志，刮起了一股表现主义运动的风潮，发表了多篇有关视觉艺术的表现主义言论。以勋伯格和他的两个学生贝尔格、威伯恩为代表人物的表现主义音乐，无疑是受了视觉艺术中表现主义画风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的观点也是相同的，都认为表现主义应该表现的是人们内心，而不是对外界的印象的形象描绘，强调的不是客观物体的外貌，而是人们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感觉和情绪。表现主义音乐与18世纪的理性、均衡与和谐，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注重自我世界，关注和听众通过音乐进行情感上的交汇的音乐描述完全不同。对此勋伯格就曾说过：“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如同常用变形和扭曲手法描写真实的表现主义画家一样，他们用怪诞、奇异的音响去表现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绝望、压抑、恐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目睹到种种黑暗、腐败现象，感到强烈不满，却又无力改变，从而陷入迷茫、无助的境地。所以惊悚、死亡等等是表现主义常常关注的题材，充满了精神上的荒诞。伯恩斯坦曾在评论勋伯格的代表作品《月迷彼埃罗》说：“这些歌永远使我感动，但也使我有点恶心。连唱带讲，还加上。在这些歌曲的有些地方，我真想跑去打开窗子，呼吸一下健康而清洁的空气。但这也就是它的成功之处。”另一位评论家却说：“如果这是音乐，求求上帝，别让我下次再听它了。”下面的两幅作品中，僵硬平直线条、变形的构图、大片涂抹的色块，似一声声尖利的喊叫刺透我们的耳膜，充满了绝望、惊恐，形象的表明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内在联系。和音乐家爱画、作画相映成趣的，另一边就是画家爱乐、作曲了。在美术史上，出现过许多用绘画表现音乐的大师和杰作，如：美国早期画家华尔特狄斯纳，他曾根据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创作了三幅画作；被誉为19世纪最优秀的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所创作的名画《墓地上空》表现的也是是贝多芬的名作《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据他的一位女学生回忆说：“当列维坦创作这副作品时，坚持要我为他弹奏贝多芬的曲子”，可见，正是贝多芬的音乐唤起了画家的创作灵感。美国绘画史上第一位纯抽象派大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1894—1964)的创作是与他对爵士乐的热爱分不开的，他认为，画家可以从现代爵士乐中发现一种新的绘画观念，他就是利用夸张变形的色块、色调、线条、等绘画语汇，运用抽象化主观化的写意传神手段进行着一幅幅只可以眼观的“乐曲”创作。当观众们走过他1932年为纽约一座新落成的音乐厅所绘制的大型壁画前都不禁感叹这是一幅‘‘可以用眼睛来欣赏的变化莫测妙不可言的音乐作品”。另一位出生于美国近代著名绘画大师惠斯勒(1834-1903),—生都试图把绘画艺术与音乐艺术巧妙地结合为一体，并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努力，有着突出的成就，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音乐画家”。他采用音乐术语为他的画命名，如把《白衣少女》称之为《白色交响曲》、《母亲的肖像》称之为《灰色与黑色的交响曲》、《茫茫之夜》则称之为《夜曲》。另外他还用和声、变奏曲、旋律、音调、幻想曲等音乐名词来命名他的画作。这样的画家还有很多，如马蒂斯从小酷爱小提琴，他常一天练六个小时的琴，因此在他的绘画出现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主题《钢琴课》、《音乐》、《内景和小提琴》、《爵士乐》等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俄罗斯抒情抽象绘画的大师康定斯基在绘画中表现出的独创性更是值得一提的，从小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钢琴弹的特别好，作品《送葬队伍》，基本上是从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得到暗示的，还有《相互的和音》、《赋格》、《带伴奏的中心》、《有规律的飞翔》等等与音乐有关的作品，都无不体现出康定斯基在用绘画表达音乐、抒发自己的情感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篇8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 ）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 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 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 ）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 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 ）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 ）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 ）他指出， “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 ）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 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 ）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 ）由此可见， 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 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 （［6］，p.218 ）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 ［6］， 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 ” （［6］， p.222 ）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 （［7］，p.228 ）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 （［5］，p.158 ）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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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Lmagery，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