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教育法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核心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篇2
(二)把握高校法制教育基本内容应融合“三生教育”
在法治社会，人们必须遵守法律的各项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高校法制教育必须全面提高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提高大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熟悉、对生活习俗与规范的了解和掌握。法制教育涵盖“三生教育”的主要内容，坚持和谐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创新成果，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无论是职业活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规范，还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修养的培养，都是从法治角度向大学生讲授与大学生生命、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三生教育”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是现代教育的实践需要和教育价值的回归，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它有助于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实践路径应融合“三生教育”
人的发展是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整体发展，是对生命价值的诠释，对生存意志、生存理性、生存能力的提升，对生活激情、生活规律、生活品质的塑造。“三生教育”要使学生关爱生命、关注生存、关心生活，这在目标、内容、功能上与高校法制教育相一致。无论是学生、农民、工人或者军人等不同人群，还是幼儿园、小学、中学或者大学等不同阶段，“三生教育”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应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公民意识的培养，通过法律行为规范的判断与法制观念的提高，通过高校法制教育与“三生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有效融合，从生命、生存、生活等不同途径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实践路径，不断深化大学生对高校法制教育的认识，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增强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在法治社会，高校要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增强其法治观念，就要以促进个人健康成长为线索，朝着个体生命、生存、生活发展的方向，不断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实践路径。高校应始终坚持教育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坚持与大学生生活实践相结合、联系实际需求的法制教育内容;坚持认知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坚持不断深化高校法制教育本质认识，有效融合“三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实践路径。
二、基于“三生教育”的高校法制教育认识的深化
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是“三生教育”的组成部分，这三方面都与法制教育密切相关。无论是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框架考虑，还是从“三生教育”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出发，其内在要求与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对大学生基本素质要求相契合。因而，在加强高校法制教育、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增强其法治观念的目标要求下，高校法制教育应结合“三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从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等不同路径深化大学生对高校法制教育的认识，明确回答生命教育维度、生存教育维度、生活教育维度的高校法制教育“是什么”“教什么”等实质问题，以提升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一)生命教育维度的高校法制教育
以生命权利义务保护为内容，尊重各种生命形式生命教育是直面生命和人的生死问题的教育(这里的生命不仅包括自然生命、精神生命，还包括社会生命)，其目的是通过教育使学生珍惜、珍爱生命，更好地生存与生活。生命教育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与健康、生命与成长、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关怀、生命与价值的教育，是大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实现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重要途径。大学生积极、主动、健康地发展生命，提高自我生命价值，认知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存在和发展规律，有助于大学生认识自我生命存在价值和他人生命存在价值，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生命教育主要涉及生命的产生与发展、生命价值、生命伦理、生命权利的教育，而高校法制教育更关注生命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履行。无论是民法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刑法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规定，还是行政法对侵犯公民生命权利的救济，法制教育都与生命教育的内容相契合。法制教育中涉及生命教育的内容包括意识保护生命(避险意识、求生意识、自救意识等)、行为保护生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见义勇为等)、健康保护生命(远离物品、远离珍爱生命、学习相关知识预防艾滋等)、心态保护生命(培养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等)。从内容上说，生命教育是“三生教育”的前提，是法制教育的最基本内容。生命教育与高校法制教育不仅存在内容的归属与重合，在实践中也存在价值认同的问题。法律以权益保护为目的，任何侵犯一定法益或者有可能侵犯法益的行为都存在价值的抉择。生命教育缺失的严重后果是大学生漠视生命的存在价值，无论是自我生命、他人生命，还是其他生命形式，都应把敬畏生命当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道德准则。在法治社会环境下更要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法制教育要强化大学生对生命权利的认知，更应以生命教育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认知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认知法治社会对生命的相关规范要求，使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珍爱生命。不仅要尊重自身生命，而且要尊重他人生命和其他生命存在。大学生要明确生命价值的善与恶:善就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能发展的生命实现最高价值;恶就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等。动物、植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尊重一切生命形式才能促进生命的发展。
(二)生存教育维度的高校法制教育
以社会生存、职业生存法律规范为内容，受法治生存环境影响生存教育是生命教育的深入，是以尊重生命存在为前提，帮助学生了解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提升生存意志，增强生存本领，确立正确生存意识，把握生存规律的教育。生存教育分为自然生存教育和社会生存教育。社会生存教育主要教授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各种生存本领，包括生存知识、生存技能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等，它是生存教育维度高校法制教育的侧重点。社会生存教育以培养和锻炼大学生的各种生存能力为主要目标，使大学生掌握在未来社会生存的各种能力，包括社交能力、创造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独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生存教育不仅要教授大学生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使大学生将科学文化知识转化成一种生存能力，提高其生存本领，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现实社会中，大学生对生存的无能既表现在面对突况或危急情况的无能，也表现在正常社会环境下缺乏职业技能和意识。危急情况的处理不当，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自身的合法权益，造成一定侵权或者违法行为。在职业环境下无能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缺乏行业生存技能，也可能是缺乏生存意识。在大学生就业招聘中，各单位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素养提出明确要求，但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不高、法律素质低下，对所从事行业的法律职业要求知之甚少，法治社会中生存能力的提高更无从谈起。生存能力和生存环境是影响生存教育的重要因素。生存能力主要包括自然生存能力、社会生存能力，这里的生存能力主要指以社会活动能力、职业能力等为内容的社会生存能力，它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及国家政治环境等，它是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自然环境因素要求大学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涉及资源与环境保范婚姻家庭生活;社会环境生存因素以法治社会生产实践为内容，要求适应职业竞争规范和职业生存规范;国家政治环境主要指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要求大学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提高法律素质，树立法治信仰。生存教育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与法律、自律和他律、现实性规范与理想性规范的共同作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以促进生存环境的改善和提高。
(三)生活教育维度的高校法制教育
以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相关法律规范为内容，为人的生命、生存发展服务生活即人的各种活动的总和，是指人在生存期间为了生存和繁衍所从事的不可或缺的生计活动。生活教育是为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发展服务的一切活动，既包括个人衣食住行、情感、娱乐等与个人密切相关的个人生活，以婚姻家庭关系为主的家庭生活，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内容的社会生活，以国家政治参与为内容的政治生活，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生活教育使大学生理解生活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个体性和集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培养大学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正确的价值取向、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在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学生比较和选择生活，理解生活真谛，学会正确的生活，树立良好的生活追求，帮助大学生提高现实社会生活能力，使学生热爱生活、为幸福生活奋斗。目前很多大学生沉迷于手机、网络、穿戴、游戏、爱情等感性的、外在的东西，并沉溺其中，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权衡利弊，这些做法不利于大学生良好性格的养成、学习成绩的提高、现实社会的融入，甚至会成为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诱因。现在大学生社会生活条件明显优于以前，但部分大学生对生活充满恐惧，有的为追求虚拟的精神享受不惜触犯法律，这都是缺乏生活法律常识所致。因此，加强生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增强其法治观念的必要途径。教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指向生活。高校法制教育必须贴近生活，以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道德、法律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在涉法方面，高校法制教育应教授学生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紧密联系的生活法律法规，引导大学生通过合法途径正确解决有关政治权利与自由、受教育权、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法律难题，解决大学生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社会生活参与能力。
篇3
（1）明确法学专业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清晰准确地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应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我国法学专业高职教育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培养具备必需的法律理论知识、综合实务操作能力（电脑速记、文书写作、现代办公技能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和较高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和辅助型法律人才。
（2）用先进的职业教育改革理念培养高职法律人才这种先进的职业教育改革理念就是对课程进行“项目化”改造，即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任务为载体、突出能力目标。项目化改造的特色与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项目化改造突出能力目标。每门法学课程都可以有多种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等，职业教育必须突出其中的能力目标。能力目标通常表述为：通过完成×××（具体任务），学生能运用×××（知识），根据×××（标准），能做×××（具体的或某类型的事情）。第二，以项目任务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能力不是“听”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也不是“看”出来的。能力只能是自己动手、动脑“练”出来的。学生在“做”中学，边做边练能力，边做边学知识，将直接经验与间接知识有效融合起来。随着课程的逐步展开，学生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学到系统的应用知识。第三，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应当兴趣盎然、积极主动地投入教学过程中去，通过亲自完成每个项目来提高应用能力。对课程的评价也应当以“学生学得好不好”为主要依据。
2、完善法学专业本科职业教育
我国法学专业职业教育体系中本科的职业教育的构建是核心也是难点所在。现阶段，想用学术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应用型、技能型的法律职业人才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法学本科教育进行彻底地职业化改造，从教育观念到课程设置、从教学方法到实践教学，从教材编写到教师队伍建设，每个方面都要进行彻底改革。
（1）明确法学本科教育目标，更新教育观念我们在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争论声中，迎来了本科职业教育的转型。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定位法学本科教育呢。笔者认为现阶段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是由通识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这个转变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是急转弯即不是对先前法学本科教育的全盘否定。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我们这次职业化改革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以适应市场需求来提高就业率，但是我国的法学还需要一定的学术研究性人才来保证法学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法学本科教育有双重的责任，既要培养法学研究的后续人才又要为社会输送大批职业素养高的应用型法学人才。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具体目标可以表述为：旨在培养理论功底深厚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和职业能力突出的应用技能型人才。
（2）完善课程设置在课程设置内容方面，除了法学核心课程以外还应增加培养职业能力的课程，如：司法文书写作、辩护技巧、证据收集、司法会计等；在课程设置阶段上，可以施行分阶段因材施教。大一进行以法学基础、法律逻辑、法制史等为主的基础法学教育，大二、大三进行以三大法、三大诉讼法为主的应用法学教育。大四则进行分流，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选择学术型的在大四主攻考研；选择职业型的在大四进行全套的实践教学。
（3）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改革是这次职业化改革成败的关键，我们可以借鉴法学高职教育的“项目化”方法，即把若干个相互联系的法学知识改编成“项目”，让学生参与其中，通过“项目”的解决全方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举个实例加以说明。这个“项目”是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问题。首先，交给学生两个典型的导入案例。【案例1】甲、乙于8月15日订立一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甲于9月1日前交货。交货方式是甲办理铁路委托运输，运费由乙支付。8月20日，甲办妥与铁路局的托运手续。问：货物所有权何时归乙所有？【案例2】甲卖一母牛给乙，价3000，约定乙于6月1日至12月1日之间，每月付500元，12月1日前付完，母牛即为乙所以。随后甲于5月31日将牛交至乙家中。后乙于11月28日付清所有价金。问：母牛何时归乙所有？其次，给学生布置任务然后分组完成。任务一：两个案例如何解决，并找出相关法律依据；任务二：两个案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任务三：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中动产和不动产的异同。任务四：归纳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原则和例外情形。再次，教师对以上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并帮助学生把相关知识点进行系统归纳和相关法理的讲解。最后，教师将近三年司法考试中本“项目”的试题交给学生，进行真题测验。这样的“项目化”教学模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锻炼了学生演绎和归纳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了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操作能力。
（4）加强实践教学现在许多本科院校都已经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开展了多层次、分阶段的实践教学活动。例如：案例教学、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模拟法庭、法律咨询、毕业实习等。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项工作真正落实好，而不是走过场。那就需要建立配套的机制，例如：建立实践教学的科学评价标准、多元化的考核形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其中，亲自动手、独立思考。
（5）重视教材编写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材的现状不容乐观，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许多院校还在使用多年前出版的由本校老师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几乎是纯理论性的从该学科的体系、历史沿革到概念、性质、特点一应俱全，有些甚至通篇没有一个案例。要编写出适应法学职业教育的各门课程的教材是个浩大的工程。首先，编写的人员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其次，编写的内容要适应法学职业教育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有理论知识，还要有现行法律的具体应用。最后，还应编出配套的习题和司考真题。
（6）提高教师职业素质影响法学职业教育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校法学教师的素质，他们的职业化水平直接影响毕业生的职业化水平。现在的法学教师大多是出学校门再进学校门，没有丰富的法律职业经验，他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可想而知。为了法学职业教育的成功，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增强法学教师的职业素养。为此，要建立长效机制，真正打通人员交流的渠道，例如，要求法学教师在任期内，最少有半年的时间在相关司法实践单位进行挂职锻炼；学校每年必须邀请现任法官、检察官或律师来学校进行讲座或进行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鼓励法学教师兼任律师。
3、改革司法考试制度以发挥其对法学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
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影响了整个法学教育体系，尤其是法学本科教育体系。一方面，许多本科院校逐渐抛弃正常的法学教育模式，开始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考核方式都围绕着司法考试转，不少高校把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作为评价高校办学质量的最重要的标准，结果有些高校演变成了司法考试的培训班。另一方面，它的实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司法考试制度，充分发挥其对法学职业教育的积极作用，实现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良性互动。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1）完善报考条件第一，我国的司法考试应该以法律教育经历为前提和基础，排除非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报考资格。纯应试的司法考试辅导班的出现使得非法学专业的考生能在短时间内提高考试成绩，这增大了其通过司法考试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使得不具备扎实法律理论功底的人员充实到法律职业队伍中。这些人员往往只会机械地运用法律条文解决案件，不懂得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对于没有具体条文可以应用案件更不懂得通过一般法理来实现公平与正义。因此，这些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应该排除在司法考试之外。当然，这些人员要想参加司法考试完全可以通过本科院校的第二学位或自修获得法学教育经历。第二，增加法学专科毕业生的报考资格。将大量法学专科的学生排除在司法考试之外是不合理的。现在大多法学专科教育都能用三年的时间完成法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因此，应该将所有的法学专科毕业生纳入司法考试范围，而不仅限于某些特殊地区的法学专科毕业生。
篇4
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孩子大小便？
大小便顺其自然，等待孩子的觉醒
女儿两岁了，每天上保育园都要带两个大书包，一只装干净衣服，一只装尿布。一个班11个1到2岁的孩子，2名老师，除了午睡用纸尿片，其他时间都用尿布，可想而知老师的工作量有多重。我想，女儿不会大小便，一定给老师添许多麻烦，于是和老师探讨。
老师说：你太心急了，孩子还太小，和她讲是讲不通的，这时候孩子的膀胱还太小，没有什么感觉，也存不住尿，我们大人膀胱感到涨了，会意识到要小便，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理解得了呢？
我放弃了对女儿的“训练”，让她顺其自然，等待她的“觉醒”。女儿两岁半时的夏天，突然就会叫“我要小便”从此很少大小便在身上。
女儿也从来没有穿过开裆裤。很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心急的妈妈，放弃那些教宝宝早日学会大小便的努力吧。老人们让孩子穿开裆裤，想尿就可以随时尿的方法，更是使不得。
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看中国孩子的开裆裤是一道“有趣”的风景。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在努力与世界接轨，我们也应该从教育宝宝开始，让我们的现代文明生活与世界接轨，不要再让宝宝穿开裆裤了。
给孩子穿多少衣服合适？
大冬天穿短袖光脚丫，喝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牛奶
记得女儿在保育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把孩子送到教室，老师立刻不客气地说：她穿得太多了，活动不方便，把袜子脱了，光脚不会滑倒。东京的冬天，室内大约22至24摄氏度，室外一般在0到3摄氏度。保育园对1—3岁的幼儿规定，冬天，内衣只能穿短袖，外罩一件绒衣，外出可以加穿一件绒背心，在室内要光脚。穿短袖内衣是因为孩子洗手常常把长袖内衣浸湿，容易着凉。3岁以上孩子穿着比较自由、内衣可以是长袖，也可以是短袖，袜子穿不穿随意，但要穿屋内专用的布鞋。在保育园里，很少有孩子穿毛衣，大多是纯棉的绒衣，没有一个孩子冬天穿两条裤子，都只有一条单裤，我的女儿也不能例外。
篇5
一、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教育理念的争辩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教育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而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是对教育精神的理解和对教育价值的解读。
1、是强化管理还是着力教育。此前的戒毒制度（指《禁毒法》实施以前的劳教戒毒、公安强戒，主要指劳教戒毒），虽然理论上确立了“教育第一”的地位（“教育人是劳动教养的核心”、“教育是处在首要的位置上的”①），但在实际执行中，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依法管理、科学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围绕管理做文章，围绕管理下工夫，教育居于从属的地位，起到的是一种辅的作用。这种重管理轻教育甚至以管代教的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视了教育工作的长效治本功能。
2、是强化行为养成教育还是着力素质教育。此前的戒毒制度希望通过对戒毒人员良好行为的培养，达到用“好行为”代替“坏行为”的目的。当我们审视劳教教育的目的时，会发现“劳动教养教育并不是一般社会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的养成式教育，而是具有特定目的、特定手段的矫正式教育②”这样的论断。也就是说，劳教戒毒教育在理论上其实已经否定了“养成式教育”（劳教戒毒教育是从属于劳教教育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用的还是这个被否定了的教育形式。究其原因，这是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祟，因为行为养成教育“看得见”——站有站的规矩，行有行的标准；“听得到”——凡事报告，礼节礼貌；“管得着”——违反了行为养成能够准确地予以评价，利于操作，便于考核。但行为养成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被教育者的心态，“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表达，就不得而知了。因此准确地把握行为养成教育，应当把它归结到素质教育诸内容中所涵括的一个方面，而且仅仅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3、是封闭式教育还是开放式教育。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中的“隔离”二字，指的是阻断流通的渠道，坚决杜绝流入所内，而绝不意味着关起门来办教育。开放式教育一是指把握素质教育的规律，整合所内所外法律的、政策的，人力的、物力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教育，而不是从主观愿望、更不是从形势需要来办教育。二是指教育工作的社会化。应当努力创新教育形式，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社会力量，使强戒人员所学知识、技术与社会需要相适应，以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三是指有条件地对外开放戒毒教育。在保证安全、保密和不影响强戒人员戒毒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让更多的人了解强制隔离戒毒教育，从而关心、支持、参与、援助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的建设与发展，以促进我们的教育工作，使之充满新鲜活力。
二、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教育实践的难点
1、教师队伍参差不齐，专业化水平不高。社会分工愈细，人类文明的程度就愈高，这是马克思揭示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此前的劳教戒毒工作要求每个民警都是“挽救灵魂的工程师”，都要扮演好“特殊园丁”的角色，这种大而一统的分工方式，使民警集各种职能于一身，实际上模糊了分工的意义，造成了教师队伍三个方面人才的匮乏：一是法律型人才的匮乏。某所法律专业的民警虽然占到了民警总数的10%，但这部分人大多是通过党校、自考、函授等成人教育方法获得文凭的，专业知识不牢靠。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的民警则不到1%，他们是近几年通过公开考试招聘的公务员，但都被安排在带班一线，没有机会从事专门的教育工作。二是心理矫治型人才的匮乏。目前在强制隔离戒毒所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认证考试的人非常之少（通过了这个考试才具备心理咨询执业资格），受过心理知识教育培训的人也不多，而且在这些受过培训的民警当中，目前正在从事强戒人员心理矫治的就更少。某所在湖南强制隔离戒毒业内心理矫治专业是比较出名的，但也仅有两名民警在从事此项工作。三是医疗型人才的匮乏。医疗工作虽然不直接与教育工作发生关系，但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它与教育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身体的直接痛苦都不能治疗，何谈教育？强戒人员都是病人，他们中一部分人有艾滋病、结核病、性病等，而我们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医生，尤其是艾滋病专业的医生严重缺乏。
2、教育工作考核仅仅为了应付检查，流于形式。教育工作考核是对教育工作成效的直接检验，它的结果将促进教育工作的良性发展，提高教育工作的水平、质量，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重记录轻效果、重结果轻过程、重所内轻所外、重外在轻内在的表现，严重弱化、扭曲了教育考核的本来意义。如司法部制定的部级所全年720课时的“三课教育”、每天6小时劳动3小时学习的“六三制”，几乎得不到落实，严重挫伤了民警从事教育工作的热情。
3、劳动作为创收的手段，严重削弱了习艺功能。因为戒毒经费得不到足额保障，强制隔离戒毒所只能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经济效益，以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样就不得不以占用大量时间、牺牲劳动的习艺性作为了惨痛代价。
4、教育目标局限于所内，没有着眼再社会化。对于成瘾者而言，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当包括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和重返社会三个必不可缺又互相衔接的阶段。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只注重生理脱毒，用所内改好率、所内戒断率作为教育工作的目标，是脱离实际的，因为从终极意义上来讲，后两个阶段更为重要，强戒人员不能再社会化，则意味着他们戒毒的失败，人生的失败。
三、应对策略
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是我国戒毒教育工作中一项新的事业，关系到国家戒毒工作的未来，民族素质的未来。搞好这项事业，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只有生产劳动不再作为创收的手段，教育工作才真正谈得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我们应当争取政策的大力支持，保证戒毒经费足额、按时到位。戒毒经费应当纳入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建立戒毒经费保障机制，并逐年适当增加经费，使戒毒经费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同时，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应当面向社会，制定鼓励社会慈善事业的捐助政策，充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前文所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解决的途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大教育”体制
“大教育”是劳动教养教育和劳教戒毒教育的有识之士曾经提出过的一个概念，散见于论述这两种教育的多篇文章中。虽然关于大教育的提法已经显现，但对它的全面论述则还比较缺乏，这反映了人们对戒毒教育的深层次思考，看到了戒毒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希望用“大教育”这个概念来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怎么改？从何下手？都是论断式而非论述式的，即应当要做，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思考还很不够。
我们认为，所谓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大教育”，是指强制隔离戒毒机关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所实施的，以素质教育为中心，通过提高强戒人员的综合素质从而转化其思想、矫正其恶习、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发展其健康人格为宗旨的人文关怀活动。
要建立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大教育”体制，应当做到：
1、全面树立强制隔离戒毒素质教育理念。戒毒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操守率在我国现在也很低，这个不争的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戒毒教育不单单是一种戒毒的教育，它应该研究人类教育的一切精华，让强戒人员在走出强制隔离戒毒所、回归社会以后不再吸毒、正常生活。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看到造成“复吸”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外部环境，二是主观愿望。在这二者之中，外因是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内因是起作用的根据，这个内因，就是强戒人员的综合素质。素质教育不是外在地按照某个标准去塑造人，而是激活和形成强戒人员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的人，拥有自我建构和发展的内在活力和机制。没有强戒人员素质的极大提高，“戒断毒瘾”就只能流于口号。
2、把强制隔离戒毒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学校教育体制。十七大报告把“学有所教”放在民生第一位，意味着不管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是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农民工培训、职业教育等，都被纳入了“学”的范围。“学有所教”的政策指向就是让每一个适学个体，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由政府财政提供的优质的教育资源。要想办好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必须把它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和学校教育体制内，以获得财政教育专项资金和教育福利、教育优惠政策。
3、建立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与此前的戒毒教育工作相比，它的针对性更强、专业化更高，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就是“戒毒”，这就涉及到专业的心理学、医学、知识。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内强素质。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造就专业性的技术人才。二是引进人才。一个是从社会上直接引进，一个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取。
（二）建立以提高强戒人员素质为目的的“大文化”教育机制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敞开心扉，吸取营养，接受教育，产生追求。大文化教育机制的教育内容是为提高强戒人员的综合素质而服务的，只要能够提高强戒人员素质的教育方法和手段，都应该视作大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健康教育、习艺教育、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等等，它们无一不是为素质教育服务的。大文化教育的教育观念是立足于所内教育，着眼于所外学会生存，适应社会，学习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极广，是一个多样的、开放的、综合的系统。
1、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组成部分，强戒人员从小在祖父母、父母、学校、邻居长辈那里听到的、看到的，无不是传统文化的丝丝牵绊，因而传统文化元素是深入其骨髓、融于其血液、帮助其思想、指导其行动的，是他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接受、心理上不会予以排斥的。湖南省白泥胡强制隔离戒毒所2008年对强戒人员率先进行了《三字经》、《弟子规》、传统文化知识抢答赛、“日诵一诗，月熟一文”等传统文化教育，突出对人的生命动力、生存价值、理想追求、健全人格和情操陶冶的关怀，贴近生活，深受强戒人员欢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已经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
2、重视学会学习教育。学会学习是在充分发展健康人格，不断增进个体的自主性、判断力和责任感基础上开展的包括形成自信、开拓态度在内的教育。它既是一种基础教育，内容涵括对人的发展必不可少的一整套知识和技能，包括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数学、逻辑等训练思维的学科，哲学思想和道德原理的学习和实践，以及有助于人们思想交流的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人文艺术学科，还包括卫生、营养教育、环境教育，强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等。同时它又是一种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教育，强戒人员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培养了学习的兴趣，在今后的人生中，他们就会自觉地学习，从学习中不断修补认识的缺陷，从而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3、重视人文关怀教育。强戒人员是“病人、受害者、违法者”，这三重身份表明，他们是社会的弱势人群，需要强烈的人文关怀，“一切为了强戒人员”，应当成为强制隔离戒毒教育工作实行人文关怀教育的核心主题。我们所做的一切，教给他们的一切，他们在接受教育中所感受的一切，决定了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和人生境界。因此要创设一种人文关怀的境界，重视培养强戒人员的人文情怀。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基本的知识体系，一个基本的认识体系，一个基本的价值体系和一个基本的人文体系。
（三）、建立以提高强戒人员认知水平为目标的针对性教育系统。
1、着力戒毒知识教育。戒毒知识教育为的是强化强戒人员的主观戒毒愿望，实现从“要我戒”到“我要戒”的认知过程。一是要开展戒毒知识宣传。利用戒毒宣传片、戒毒漫画、戒毒图片等，教育他们学法守法、珍爱生命、远离。二是开展戒毒知识讲座。邀请戒毒专家、学者、社会戒毒志愿者，宣讲禁毒、吸毒、戒毒的相关知识。三是开展互动的戒毒警示教育。通过现身说法、参加“国际禁毒日”、举办戒毒文艺演出、“走进戒毒所”等活动，使强戒人员在与社会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对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身体和精神的摧残。
2、着力意志品质训练。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是戒断毒瘾的重要保证，是实现“我要戒”到“我能戒”的信念基础。应当开展以“强我体魄，练我意志，塑我风采”为主题的强戒人员意志品质训练。可以包含军事、体能训练——增强体魄、树立集体责任感；格言警句、古诗文朗诵，太极拳锻炼——磨练意志、培养慎独修身法；音乐欣赏、琴棋书画习练——铸就品质、提升审美感受力等多方面的内容。
3、着力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矫治工作。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100个强戒人员中，几乎有100个人能够认识对自身的危害，并有戒断毒瘾的意愿。但同样，100个强戒人员中，几乎有99个人认为戒毒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里既有病理学的原理，也有心理学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教育的关键在于去除强戒人员的“心瘾”，帮助他们消除心理障碍、矫治不健康的心理、恢复和重塑健康的心理。一是应当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为强戒人员设立心理档案。二是应当营造友爱和谐的心理氛围，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三是应当做好强戒人员心理咨询与指导工作，建立心理咨询机构，实施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四是应当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合力系统，开展强戒人员心理问题的课题研究。
4、着力疾病防控教育。强戒人员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感染者”）一直在呈上升的趋势，而所内艾滋病专家和医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使民警和强戒人员产生恐惧，给教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由于大部分强戒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生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因此必须格外重视疾病防控教育。一是对“HIV感染者”，要按照有关制度规定迅速上报，让他们充分享受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二是要加大疾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做到每个强戒人员都能掌握基本的防控知识。三是对重点人群的关怀力度要加大，使他们能够安心戒毒。
篇6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二、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三、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篇7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篇8
学习效果观察见表1。
讨论
肿瘤学的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在前人教学的基础上不断摸索，找出结合当前实际的最好教学方法，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加强临床医学生的学习效果。医学生只有掌握了各种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特点，懂得其病理生理机制，了解恶性肿瘤的三级防治知识，熟悉各种常见肿瘤的临床特点，才能比较好的诊断所收治的病人是否为肿瘤病人以及肿瘤的类型，对继续在本科收治还是转科治疗的决策具有现实意义。
本组实验研究发现创新教学实验组的考核结果要显著优于传统教学对照组（P＜0.01）。PBL的以问题带动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授课期间的精力相对集中，记忆效果加强。CBL的教学方法使用具体案例为导向，通过讨论的方式，显著激发了学生自己根据所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结合文献检索进行探索新知识的自觉性，可以把学生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笔者根据我校本科临床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在吸取上述两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科室带教条件的实际，通过NCCN指南中文版部分打印稿为切入点，糅合PBL和CBL方法灵活教学，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有长足意义上的提升。
篇9
学生管理是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性环节，配合新时期各高校发展的新形势和学生新特点对大学生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更加需要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90后大学生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针对性，我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已经远远不再适应现阶段的学生思维模式以及教育管理现状。这一时代的学生思维现状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速食主义明显，探求问题只讲求表面现象而缺乏深度，二是思想独立反叛意识较为明显，相较于80后更加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三是思想方面功利色彩明显，效益行为模式已经较为突出，四是内心丰富但过于敏感，情感思想较为浓重。随着我国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大众化倾向，而我国的高职教育作为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众多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我国高职教育这些年的不断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所以，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许多新问题，高职学生无论在其学习方式以及就业方式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在新形式下，我们教职工作者应该通过何种新思维科学地教育管理学生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学生教职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
篇10
（一）法律权利与救济的一般关系
法律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1]而救济则是指社会主体有权通过一定途径和程序，解决权利冲突或纠纷，以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其规范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2]从本质上看，救济也是一种权利，只不过救济是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原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为基础。从结果上看，救济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显而易见，法律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就不存在救济，合法权利是救济存在的前提；反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根本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任何权利的真实享有不仅仅要看其实体、程序方面规定得如何，还要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权利的实现不仅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而且取决于是否有相关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而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而言，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而系统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的救济手段，具体而言，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二）受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的基本手段法律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只是对权利的认可，而受教育权人是否能够实际享有受教育权则取决于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如前所述，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救济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笔者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论述。1、教育申诉制度申诉是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申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法律层面的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涉及个人利益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原处理机关或上级机关或法定的其他专门机关声明不服，述说理由并申请复查和重新处理的行为。教育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但是，《教育法》中只是十分简略地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法规或规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细化，因而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没有设定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申诉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学生申诉的性质认识不清等等。而且《教育法》第42条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定的救济制度。因此，《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虽然对维护学生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构建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和随意性，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受教育权人的权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教育申诉制度是当务之急。要建立专门性的教育申诉救济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教育申诉的主体。根据《教育法》规定，申诉主体包括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在校学习的学生，当然也包括被教育机构开除而就此提出申诉的学生，即，只要是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学生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载体。结合《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应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教育申诉机构。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理决定以及其他损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不服的，向直接主管该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而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服的，可直接向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再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范围。申诉的范围因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赋予的权利以及教育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损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受到侵犯的权利应当是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范围内的。但由于我国相关的教育法制日前尚不完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很不充分，甚至一些正当的权利尚未被立法所涵盖。因此，在遵循权利法定的原则下，还应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目的出发，将那些尚未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利法定化。从《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来看，教育申诉的范围包括一切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不仅包括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以及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受教育权的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受教育权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而且还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的行为。再次，教育申诉中的时限。在现行教育法制中，受教育权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在何时申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而且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实现，迟到的“正义”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因此，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诉的期限，在此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即，当学生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在知道处理决定60日内向有关申诉机构提出申诉。有关的申诉机构按照相关的期限对申诉予以受理和解决。最后，教育申诉的审理与决定。专门的申诉机关对申诉案件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中可以适当引进听证制度，从而给予受教育权者充分的辩护的机会。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原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给予补救，由受理的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对发生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其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而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受教育权人认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能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受理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相对来说，行政复议途径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制度上比教育申诉要完善一些，而且行政复议的成本低，灵活便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对于解决教育纠纷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高校因学术自治而拥有的自治权力（包括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力），从而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就教育行政复议的实践而言，尽管高校自治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若其不当行使，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干预），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对行政机关与高校的权力分工以及权力机关对高校权力运作的监督缺乏具体的规范，从而使得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差，对高校基本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是受教育权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更大的办学自，从而使得教育行政复议只适用入学阶段和毕业阶段，而在学阶段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因此，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是解决目前教育行政复议困境的关键所在。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第一，教育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为侵犯受教育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认为学校因非学术原因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以及实际剥夺受教育权人受教育机会的学籍管理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颁发学位证的职权源于《学位条例》的授权，对于学生学籍的管理则出自《教育法》的相关授权。因此，在学位授予以及学籍管理上，可以认定学校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学生对学校因学生英语四级未过、违纪被处分以及其他非学术原因而拒绝颁发学位证的，以及开除学籍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第三，对于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应该受理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的，可以以此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次，关于教育行政复议的自身定位。教育行政复议应设置成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但应规定教育行政诉讼不是行政终局裁定。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有限的司法资源。3、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对公民受教育权而言，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为权利设计平等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法院为权利平等地提供救济。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最终途径。教育行政诉讼不仅是司法介入受教育权救济的具体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教育行政纠纷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实践之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行政诉讼法律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棘手，常常处于尴尬的窘境。争议的焦点就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为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此，很多受教育权利受侵害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3]从以上可以看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新构建，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情形，则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教育行政案件中这类案件的受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到学校的被告资格，即学校是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籍管理和非学术原因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学校应该是适格的主体。其次，涉及受教育权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举的受案范围虽然不包括公民受教育权，但《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排除条款列入第12条。因此，受教育权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可诉性完全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法》第42条规定“对学校给子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则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对这一规定所指的可以提讼的“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受教育权，特别是不服校纪处分的争议，能否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因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而当某一法条含义不够明确，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必须向更易受到伤害的弱势一方倾斜。正如加里克利斯所言：“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4].
（1）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立法者的法治意识，法院的能力和地位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及自我约束状况。[5]笔者建议，在对《教育法》的修改中，对于诸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并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限制其能够享有的包括学习权在内的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该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受教育权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处理决定，应该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首先，因为《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决定是终局裁决。其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给予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校纪处分，“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学历文凭，痛失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这事关教育资源的开发分享，事关社会的稳定”[6]，而且会使其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惨遭损害，这都事关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权。使这类纠纷免于司法审查，不仅体现不出平等权的精神，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公正。再次，高等学校办学自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大学自治是从西方兴起的，但西方国家同样对教育进行必要管理和法律约束，许多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来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制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由西方兴起的大学自治的初衷是针对政府和教会的干预而言，并非针对司法。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高校自一方面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高校的自律又不够，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事屡有发生。因此，大学自治的实现不能没有司法的保障，而这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要求。享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历来都是相对等的，高校不能只要求对办学自的司法保护，从而排斥相应的司法审查。但是，正如前面的诸多论证，司法介入的范围只能是非学术的领域，一方面，学术的专业性不是法院的强项，另一方面，司法的介入也是以尊重学校的基本学术自由为前提的。4、受教育权救济的其它手段（1）教育调解制度调解是指由第三方居中协调，使矛盾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从而解决争议的行为方式。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调解，二是司法调解，三是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因为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通常情况下不是独立的调解制度，而是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的前置程序，而民间调解是唯一独立的调解制度。所以，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对相应的教育法律纠纷进行协商以解决矛盾的法律制度。在教育纠纷的调解中，要达到一个当事人都能满意的结果，调解机构就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其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在有关调解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调解机构以及如何制定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据。在教育调解制度中，笔者建议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切实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而《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可以供教育调解制度借鉴。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其中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由此，教育调解制度中可以在学校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委员会，该调解机构应当由教师代表、学校管理部门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组成，由其制订自身的相关活动准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纠纷的调解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下，由调解委员会独立做出决定。调解的范围应为受教育权者认为学校给予的一切的侵害受教育权人的受教育权的行为，但重点应放在纪律处分等处理决定的纠纷解决上。由于此制度下的委员均来自于受教育者熟悉的环境之中，并可以对一切教育纠纷予以调解，不仅易于被受教育者接受，而且也具有高效公正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2）教育仲裁制度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由于仲裁具有自治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一般不进行深度的干预（除非仲裁违反国家强行法的规定）。相对于以上几种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仲裁不仅简便，迅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仲裁具有准司法性以及高度的专业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公正性。构建教育仲裁制度的关键在于仲裁组织的设立，因为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现有的仲裁机构显然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受理教育纠纷的仲裁组织和适用公正、中立的仲裁规则。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建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通过对英国的教育行政裁判所和仲裁机构、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以及印度的学院法庭等专门解决教育纠纷的机构的考察，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教育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的修改，由政府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其中，教育仲裁委员会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和委员若干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或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教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有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代表。高校教师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学生代表则由高校学生会来推荐或自愿报名。[7]另外，教育仲裁规则应基本上同民间仲裁规则相近，以此来保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而仲裁规则中的受案范围，可以进行广泛的规定，但教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的主要优势应该是针对因学术权力而产生的纠纷，如学位论文、学业成绩等纠纷。总之，引入发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仲裁机制将是解决教育纠纷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具体化的重要途径。注释：[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2][英]戴维斯·M·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3]赵利：《当代教育科学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载于《理论纵横》，2005年第20期。[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商务印刷馆，1987年版，第30页。[5]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6]宋立会：《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载于《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7]阮李全，王志，余晓梅：《高校教育纠纷与解决机制创新探究》，载于《宪法与行政法论坛》（1），文正邦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60—261页。
篇11
一、教师为什么倾向使用“惩罚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倾向于使用惩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教师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本身的原因，还有家长的因素。
1、使用惩罚可以直接发泄教师的消极情绪。从一般意义上讲，教师对学生均有一种期望心理，“恨铁不成钢”。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笋学生的学习行为没有达到教师所期望的目标或走向目标的反面时，很容易引起教师的不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教师感到心情不愉快时，就会想办法来宣泄这种消极的情绪。显然，使用惩罚是最直接的办法。
2、使用惩罚简单省事。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本来就有一种作出省力反应的倾向，而直接使用惩罚，一般都不需要经过周密的考虑，付出的身心能量较少。这是教师无意中倾向于使用惩罚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3、教师的应激行为。在教学中，学生缺乏纪律性、成绩不佳时，教师施以一定的惩罚，如斥责学生、令学生离开课堂等等，是教师常常采用的一种应付行为。这种应付行为表明了教师正处于对困难问题的应激状态。
4、对学生观的错误理解。现代教学论认为，学生是有思想、有感情、活生生的人，在学习中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但部分教师却错误地把学生看成被动的“机器”，总喜欢安静、听话、服从领导的学生，而对活泼好动的学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把他们看成“破坏分子”而严加管束。持这种学生观的教师是很容易相信教鞭的力量的。
5、传统教学的影响。在我国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惩罚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认为，惩罚对学生具有威慑作用，“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另外，我国古代的个别教学中还有“头悬梁，锥刺股”、“朴作教刑”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着“鞭子本姓竹，不怕书不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成才”、“放下棍子，宠坏孩子”等俗语。这些故事和俗语都强调了惩罚在教学中的作用。于是，作为一种传统，惩罚被人们一代一代不加思索地承袭了下来。今天的教师深受传统教学的影响，而且，部分教师从小在课堂上所受的就是这种惩罚性教学。从自己和他人的成长经历出发，习惯性地，他们相信惩罚可以起到惩一警百的作用，惩罚学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在教学实践中，惩罚的方式在发生变化。教师也许不打骂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逃离了惩罚，比如，学校分班了，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到一起，称为“尖子班”。而剩下的学生也集中到一起，虽然没人说这是“傻子班”，但学生内心都清楚这是咋回事。
6、家长的支持。在孩子的学习上，有很多家长历来都对惩罚持有肯定的态度，非常支持教师的惩罚行为。在调查中，据一位家长反映，他正读小学二年级的孙女的数学教师很受家长欢迎，原因是他一开校就在课堂上正告学生“谁敢不做家庭作业，老子就打谁的手心”。听到这话，学生非常害怕，而家长心理则十分了然。因为，在家长看来，孩子一送到学校，管教权就完全交给了教师，教师可以随使打骂学生。有的家长甚至认为，惩罚学生是教师具有责任心的表现。这种偏见就为教师滥用惩罚开了方便之门。
二、迷信“惩罚教育”的不良后果
从古今中外的教学经验来看，惩罚和奖励一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学生的学习动力除了来自于正面的激励以外，有时还就是来自于对威胁性事件的紧张反应和对不利后果的担忧。可见，在教学中通过惩罚来保持适度的学习压力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迷信惩罚却决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因为它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
1、损害学生的身体。大量的实践证明，许多教师在使用惩罚手段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学生身体的承受能力，从而给学生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比如，让学生在烈日下暴晒而中暑;让学生在寒风中受冻而感冒等等。其实，惩罚对学生身体健康的危害，人们已有所认识。现在，很多国家都明令禁止惩罚学生的身体，将体罚宣布为非法行为。1986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禁止体罚学生。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对于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教师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美国一些州尽管容许教师体罚学生，但对惩罚有相当严格的法定程序:学生犯规—教师找一个见证人—命学生摆好姿势—教师持木版—心平气和—打—填写书面报告—见证人签字—送交校长室存档。这种规定，目的在于限制教师体罚的范围和程度，防止学生的身体受到伤害。
2、损害学生的学习心理。惩罚对学生身体的损害，大家有目共睹，而惩罚对学生学习心理的危害，则容易被人忽视。这主要是因为人的学习动机、学习情绪等心理因素具有内隐性，即使有的学生受到了伤害，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其实，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过度的惩罚对人心理的影响是长期的、严重的。阿德勒在《挑战自卑》中分析说，孩子在童年时所受到的挫折，很可能在他成年后还深深影响着他的行为。
第一，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学校情境中的学习动机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认知内驱力、自我提高的内驱力、附属内驱力。这三种内驱力都与学生在学习中所获得的成功体验、自尊心的提高及奖励紧密相连。而惩罚带给学生的往往是失败、痛苦的体验，它所激发起的常常是学生的外部动机，即尽快完成教师交给的而自己并不喜欢的额外任务以结束惩罚。这种外部动机会削弱学生在学习上已经形成的内在动机，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形成敷衍了事的学习态度，继而影响学习效果。另外，惩罚很容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自尊是学生内心的自我肯定，是自身内在力量的显示，是推动学生积极上进的一种动力。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生的自尊心往往会越来越强。但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忽视了这一点，认为有的学生缺乏自尊。一些教师甚至认为，“对于自尊心强的学生就给他留面子，缺乏自尊心的学生就可以不给他留情面”。其实，在学习上“缺乏自尊心”的学生往往是由教师的不当惩罚造成的。
第二，影响尝生的学习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惩罚具有唤起恐惧的作用。当惩罚过于严厉而使学生感到难以接受时，会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担优和焦虑，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对教师的不满和对学校的厌恶情绪。事实证明，过强的惩罚会使学生处于紧张、冲突、提防、优虑的状态，在这样的气氛中，学生容易产生学习障碍，如学习兴趣单一、情绪低落、反应迟钝、注意不集中。经常受到惩罚的学生，由于常常处在压抑和恐惧的不良心境中，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做事谨小慎微，担心事情做错，时间一长.他们就会厌学、惧考，严重的学生还会出现学校恐怖症。这些不良的学习情绪会引起学生不良的学习行为，如毁坏学习用具、毁坏学校财产，还有一些学生则采取逃避教师和学校的方式如逃学、离家出走等等。
第三，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威胁时，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并出现与学习要求相反的行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给予学生的惩罚常常是以强迫的方式提出来的，学生尽管接受了，但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这就很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形成对学习、教师的反感。大量的教学实践证明，经常严厉的惩罚会提高学生对惩罚的感觉阂限。一些学生由于长期受到严厉的惩罚，逐渐会失去对惩罚应有的敏感性，心灵麻木，对各种惩罚都无动于衷。这种学生慢慢地就会成为教师真正难以管教的问题学生。
三、应该恰当地运用“惩罚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怎样才能恰当地运用“惩罚教育”?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正视惩罚的教学意义。何为惩罚?本文所主张的惩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对学生的体罚，也不是教师对学生生理缺陷或人格上的歧视，而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对在学习上犯有过错行为的学生施行的一种处罚，是消除某种过失行为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制止某种已经发生的不良学习行为或对可能要发生的不正确行为构成威胁，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健康成长。这种惩罚是一种符合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正当的教学行为，具有丰富的教学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使师生双方明确在教学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使学生的学习行为能得到控制，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体现了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任务除了“教书”，还要“育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失误，往往能体现他们对学习、对人生的态度。教师对学生错误行为的批评，常常直接影响着学生人格品位的确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学中的惩罚体现了“教书育人”的本性，体现了教学的教育性原则。
2、运用“惩罚教育”时不应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身心健康的人常常具有积极的自我认识倾向。在学习中，身心健康的学生对自己的认识也是健康的，他们会认为“我是能学好的”、“我是值得别人尊重的”等等。这种自尊、自信会促使学生的行为方式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因此，教师在运用惩罚时，一定要注意学生身心的接受能力。违背教学原则、不注意学生身心健康的惩罚，是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的，它只能显示教师的无能，降低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同时，它还会造成学生厌师、厌学的心态。
3、运用“惩罚教育”时要坚持说理的原则。在教学中，一些教师认为。直接施用惩罚简单、省事、见效快，而说理则费时、费力、见效慢。这是不正确的。其实，直接施用惩罚，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制止学生的错误行为，但难以让学生心服口服，长时间地发挥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做了错事而被惩罚的学生都没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教师通过说理，这种情况会得到大大的改变。在说理时，教师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耐心、真诚、信任、期望，这对受罚的学生而言是一种很有效的感染力，有助于学生认识的提高和行为的改变。大量的教学实践表明，单独讲清道理比单独使用惩罚有效，但都不如两者结合使用的效果好;当惩罚和说理相结合时，较轻的惩罚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见，知道受罚的原因，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所以，教师在进行惩罚时，应注意让学生明确他为什么受罚。
篇12
2.利用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农村幼儿园
当前是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良好时机。首先，国家实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减轻了乡镇政府的财政压力；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又创设了乡镇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客观条件，使其能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和支持学前教育；同时乡政府还可调动村级兴办幼儿教育的积极性。其次，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之后，闲置了一批校舍，可以通过就近合并、强弱联合、新建扩建等措施，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为学前教育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这样，政府在办好骨干园的同时，遵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个体、民办幼儿园。所以，政府要针对农村实际，制定实实在在的支持社会力量办园的政策，根据教育成本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在登记注册、分类定级、教师培训、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于政策倾斜，做到与政府办园一视同仁，从而有效地促进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3.树立正确的儿童教育观
正确的儿童教育观，一方面，把儿童看做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不同于成人的独立主体，而儿童的潜力只有在与适当的教育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从幼儿的特点来看，幼儿是在真实的自然和社会情境中成长起来的，影响其行为习惯养成和智力形成的各种不同因素在作用上具有一定的均衡性。另一方面，贯彻“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的原则，就必须严格把握教育对象是学前儿童这一基本特点，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既对幼儿提出统一的教育要求，又注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幼儿都能在原有的水平上有所提高，得到发展。
二、统筹规划，建立机制，加强管理
1明确管理责任
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规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自己承担的管理责任，切实履行管理职能。具体负责拟订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动员并组织各方面资源举办幼儿园，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各类幼儿教育机构的管理，负责幼儿教育科学研究和对各类幼儿园的业务指导，建立视导和评估监测制度，组织培养和培训各类幼儿园园长、教师，做好园长、教师的考核和资格认定工作，办好示范园和骨干园，认定和指导社会力量举办的示范园，等等。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配备专职幼教干部，教研部门必须配备专职幼教教研人员，乡镇也必须设有幼教辅导员，对幼儿园进行管理。
2．设立民办幼儿园管理专项基金
对民办幼儿园发展好的乡镇村，县里要设立专项经费，定期划拨，支持其发展。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主要用于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支付教师工资等，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向民办幼儿园搞摊派和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以确保办园投资主体能取得合法回报，保护其办园的积极性。
3切实加强对改制的农村幼儿园的管理
对已经改制的幼儿园，绝不能一改了之，不闻不问。教育行政部门同样要加强管理，跟踪调研，时刻关注这类幼儿园发展的状况，要结合本地区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改制问题深入研究。
三、遵循规律，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1.认真贯彻《纲要》精神
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是农村幼儿园提高保教质量的指导性文件。各乡、村教育部门和广大农村幼儿园园长、教师要认真学习贯彻《纲要》精神，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转变幼儿教育观念，并将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渗透在幼儿教育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不断提高保教质量。
2.优化幼儿园(班)环境
首先，要改善农村幼儿园的物质环境。物质环境的改善应与教育目标相一致。为此，应鼓励教师和幼儿一起布置环境。其次，要创设民主平等的师幼关系。再次，要建立互助友爱的同伴关系。幼儿园(班)是幼儿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幼儿在班级中，不仅模仿教师的言行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从同伴身上获取社会交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师要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扩大幼儿交往的范围，增加幼儿交往的机会，以提高幼儿交往的能力，进而形成并巩固幼儿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同伴关系。
3．科学安排幼儿一日活动
幼儿园(班)的保育和教育任务是通过一日生活来实现的，因此，科学、合理地安排幼儿生活和各项活动(游戏、上课、休息、饮食、睡眠等)的顺序和时间，对于保证幼儿有规律地、愉快地生活和活动，就显得特别重要。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动态、静态活动适时替换，室内、室外活动交替开展；全班活动、小组活动和个人活动相结合；体、智、德、美教育活动相统一。
4．发挥县、乡两级示范幼儿园的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挥示范幼儿园的示范、辐射和导向作用，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学习、观摩活动，具体指导其他各类幼儿园的教育行为。其次，要加强对幼儿园日常的管理和检查，重视安全、卫生和环境治理，特别要重视对幼儿园危房的检查，不得含糊。
四、加强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幼儿教师素质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事业，要根据“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相结合、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幼教理论与农村实际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提高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培养与造就一支稳定而合格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提高其专业水平。可采取统一培养、短期培训、巡回指导等方式对幼儿教师进行培训。实践证明，建立由县幼教干部、乡镇辅导员(或乡中心幼儿园园长)等组成的较完善的领导体制和业务辅导网络体系，对培训幼儿教师是卓有成效的。这样可以对幼儿教师实行逐级管理和进行全面指导；活动中以乡中心幼儿园为龙头，成立教研组，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和集体讨论、备课，共同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方案，组织观摩、评估活动，进行经验交流，以老带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五、为学前教育立法，为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国家颁布与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但是，《教育法》所规定的4个学段的学制教育中，还没有为学前教育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学前教育的地位明显不高。由于学前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极易受社会变革的冲击，直接影响到学前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九五”期间，国家在学前教育政策上又过分强调实行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出现了出卖公办幼儿园的现象，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办幼儿园办学机制失去了政策保障，部分地区农村学前班的教师也失去了正式的国家编制，造成了大批优秀的农村幼儿教师流失，很多学生不愿意报考幼师学校、不愿意从事幼儿教师工作等后果。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准义务教育的范围。如果我们国家能为学前教育立法，把学前教育尤其是农村学前教育纳入我国的义务教育范围，坚持以乡、村举办的幼儿园为主体的办园体制，将农村幼儿教师确定为国家正式在编教师，将有利于稳定幼儿教师队伍，有利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未来农村人口素质。
篇13
一、学生教育管理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的基本内涵
学生权利本位是指在肯定学生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的前提下，以学生权利而不是以学生义务为起点、轴心和重心的教育管理。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以学生权利为本位，是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从以道德和政策管理为主转向依法管理和以德管理相结合的必然趋势。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缴费上学制度以后，相当一部分学生必须付出一定的，甚至昂贵的成本才能进人大学。大学毕业后，国家不再统一分配，就业竞争越来越大。自费就学、自主择业使得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自己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当自己觉得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就更多地利用法律去寻求保护。近几年高校教育管理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法律纠纷，已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的权利正在从一种潜在需要迅速地成为显性需求，学生越来越追求教育管理过程中的自由、公平与公正，越来越重视教育活动中对自身权利的确认与维护。从学校看，大学生的合法权利能否实现或不被侵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管理是否坚持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是否在制度设计或执行时都遵循了合法、公正的原则，尊重了学生的权利。
过去由于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教育管理往往重义务，轻权利，以学生义务、学校权力为本位。这种教育管理主要以道德标准来评价学生的行为，用学生应当或不应当等限制或禁止的义务性规范来设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并以道德规范为基础构建学生教育管理规则。当然，在高校的特殊环境中，这种教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符合我国学校传统的道德文化，也保证了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秩序。但这种教育管理理念对法治原则与精神重视和遵从不够，主观随意性大，特别是在从严管理的思想指导下，在制定或执行一些规章制度时，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而忽视学生的权利，从而导致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甚至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相应也加大了教育管理的难度。
因此，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以学生权利为本位，必须明确学生权利的范围。首先，绝大多数高校的在校学生不是未成年人而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自主能力的人，其法定权利大于中小学校学生的权利范围，这是高校学生不同于中小学校学生的根本特点。其次，高校学生具有双重身份，一是受教育者，二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由此决定了在校大学生权利的双重性。作为受教育者，高校学生享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规范规定的受教育权，如学习权、听课权、结社权、勤工助学权、毕业权、学位权等权利;作为公民，高校学生享有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规定的完全的公民权，如人格权、人身权、结婚权、选举权、财产权等权利。目前，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对于学生两种权利的关注尤其是对高校学生公民权完整性的关注很不平衡，重视学生的受教育权而忽视学生公民权的完整性。所以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充分反映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完整的公民权。
二、设计学生管理制度要遵循学生权利本位的原则，完善权利保障机制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属于学校管理的抽象行范畴，是针对全体在校学生所做出的学校教育管理行为规范。一般而言，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制度:一是实现学生合法权利的制度，包括教育救助制度和教学公开制度、生活保障制度;二是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制度，包括学生处分等级、处分决定、处分告知等制度;三是学生合法权益的救济制度，包括校内申诉制度和听证制度。学校制定这些教育管理制度的宗旨和目的必须符合学生权利本位的原则。因为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实践中，之所以可能对学生合法权利造成侵害并引发诉讼案，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下位法违背上位法，校内管理规章违背法律法规，对学生实施开除学籍、剥夺学位权等重罚，从而直接侵害到学生的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另一个是学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对学生做出处罚时，缺乏符合法治要求的正当程序，学生没有参与的机会，只能被动地接受处罚结果。因此，高校要真正构建起一套集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于一体的学生权利保障机制，应注意和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间题:
首先，制度内容的合法性。这是学生权利保障的前提和基础。任何模式的学生教育管理都必须首先制定内容相对完备的规章。法治化模式下规章制度的制定绝不能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悖或相抵触，尤其是涉及学生权利的限制或剥东
其次，处理程序的正当性。这是学生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没有程序的正当，就不会有过程的公开和结果的公毛高校在学生管理活动中，特别是在做出影响学生权益的处理或处分决定时，应当事先告知当事学生，向其说明理由和依据，同时要通过适当方式给当事学生以陈述、申辩的机会，让当事学生参与到处理程序当中来。
第三，权利救济的必需性。这是保障学生权利完整性的必要环我有权利就必然有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权利的事前保障，还应体现在权利的事后救济上。就高校内部而言，申诉权是救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学生认为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恢复、补救和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途径。虽然新的《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机构与人员的设置、申诉主体、申诉范围、申诉程序、申诉的时效与处理期限等，必须根据本校的实际，形成合法的制度机制，并积极创造条件，使其更加完善。
三、学生教育管理以学生权利为本位并不排斥德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