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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教育的涵义
社区是指一定地域空间的人们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教育是以社区为单位，为开发社区生活，以其居民为对象实施的集体教育活动，因而被称之为社区教育。在我国，对于社区教育这一概念，目前存在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通常从“社区”这一概念入手，详细阐明社区的重要性，以“社区性”为突破口，进而确立社区教育的必要性地位。教育部在2001年《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中对“社区教育”下了这样的定义：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社区教育是具有“全员、全程、全面”特点的区域教育，与各类正规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合理的分工，在对各类教育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当前侧重于对社区内各类教育进行延伸、补充。总体上说，虽然目前对社区教育内涵的诠释众说纷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社区教育的不同方面，但是对其区域性、强调其对象的全面性、突出其功能的社会性、体现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特征已达成共识。另一种观点则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将“社区教育”的重心放于“教育”这一概念，“社区”只是这类教育的一个特征，更多关注于社区教育的目的、方式方法、作用等等。其代表性的观点为：“社区教育的内涵应是在一定的社会区域内，把生活和教育结合成一体，发挥社区成员作用的、利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并为了社区的共同发展和社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进行的一种全方位、全民的和终身的教育。”根据社区的界定，则所谓“社区教育”，已不是以往教育学中社会教育的概念，也不仅是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它是一个大教育观的概念，既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还包括学前教育、青少年教育、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所以，社区教育是指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集各种教育层次、类别，以及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其目的就在于利用社区的所有资源，教育社区的所有成员，提高他们的素质、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一种新颖教育。
（三）社会教育的涵义
对什么是社会教育，到目前为止对其内涵和外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广义指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行的影响个人身心发展的社会教育活动；狭义指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开展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知识的教育活动。”有研究者从社会教育的对象的角度加以界定，认为“社会教育是学校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文化机构及其有关社会团体或组织对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所进行的教育。”有研究者从社会教育内容的角度进行界定，提出“社会教育是以社会各界人士为教育对象，以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为内容的多种形式的教育。”还有的研究者从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比较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社会教育是学制系统以外的，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社会团体和私人推动为辅助，利用和设置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对全体国民所实施的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社会教育是指有意识地培养人，并使人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
二、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对象和内容
（一）校外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少年宫为主体的校外教育机构一直是由政府出资兴建，投入运行经费，形成了一套管理和运行模式。从机7构的行政管理来看，校外教育具有弹性化的组织形式和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中国的校外教育机构可分为综合性与专门性两类。综合性的校外教育机构目前主要指政府主办的校外教育机构（如儿童活动中心、少年宫、少年之家、儿童活动站等），这些机构属于教育厅（教委或教育局）、共青团、妇联、文化局或者科技局管理，其中以前三者为主。专门性的校外教育机构是专门为开展某项活动而设立的。如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儿童影剧院、少年科技站、儿童铁路、少年农科站、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少年儿童广播站等。校外教育实施的主体也即上述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等校外教育机构。校外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平时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在课余时间，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和活动，在校外教育机构接受各种培训和指导。1995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文化部，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校外教育的内容应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科学技术普及教育、体育运动、文化艺术教育、游戏娱乐、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
（二）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社区教育实施的主体是领导主体，具有官方性，对象是社区全体成员。我国目前存在五种社区教育管理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二是“学校——社区互动型”模式；三是社区学院模式；四是自治型社区教育模式；五是媒介型社区教育模式。离退休干部、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学生家长都可以成为社区教育的实施主体。社区教育是满足社区成员教育需要的，提高他们的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新能力的全民教育，是一种“区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的教育，每个社区成员既是社区教育的对象，又是社区教育的主体。社区教育的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有研究者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把我国社区教育内容的变化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成了3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3年，社区教育包括中小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家庭、社会（社区）三结合教育，社区教育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并且是一种单向性教育；从1993年开始，社区教育的内容还包括职业教育、文化生活教育、科普教育、法律教育、卫生保健教育等，该阶段主要开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以“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理念的提出为标志，实现了社区教育研究范式与内容的转向。
（二）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对象和内容
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很广泛，无论它的创办者是政府、团体或私人，只要它是对社会成员实施了影响的教育活动，就是社会教育的实施者。广义地理解，一切社会活动和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社会教育的实施主体，狭义的实施主体是指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对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针对其中的某个特殊群体。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施教于全体国民，这决定了只要是对社会全体成员施以影响的各种活动的主体，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实施的主体。社会教育的内容包括了社会生活中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与广义教育无大异。
三、校外教育、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概念间的关系
校外教育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从教育对象来看，校外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国民，很明显，校外教育的对象包含在社会教育之中。从教育的内容和范围来看，校外教育的内容和范围都可以包括在社会教育之内。从实施的主体看，校外教育的实施主体包含在社会教育所实施主体之内，可以理解为校外教育和社会教育使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社区是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结点，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延伸和补充，是“三位一体”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日渐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成为学校教育的校外实践基地，校外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二者的边界也日渐模糊。校外教育的社区化是校外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社会单位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成为校外教育的主要力量。社会教育不一定以某一区域为限，是全社会进行的，具有广泛的区域和对象。社区教育则侧重区域性。社区教育使社会教育在特定的地域和范围即人们所居住的社区所进行的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实际上包括在社会教育之内，但不等于社会教育的全部。
四、问题与建议
（一）校外教育概念有待拓展
一直以来，我国校外教育沿袭的是50年代由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由国家包办一切，教育部门完全依靠国家投入来开办校外教育。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进行，这种单一结构、单一渠道的校外教育办学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校外教育发展的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视校外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校外教育界定的历史局限性，应该给校外教育下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当前校外教育的内涵没有说清校外教育是什么，也没有明确校外教育要做什么。
（二）社区教育概念有待细化
社区教育内涵界定及定位至今不够清晰，发挥作用受限。社区在地域上如何界定，社区和行政区域如何划分和对应等许多问题都没有明确。不管是校外教育、社区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存在管理上职能重复、责任不清等问题，因此，当前应当尽快完善上述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各自的权力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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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纲要》（试行）指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尤应渗透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幼儿的社会教育是跟社会紧密相关的，渗透在一日生活中。因此，我们必须在大量的生活细节中，在不改变生活原有的特质的前提下，将与某种生活内容或生活方式相应的社会教育目标结合起来。
（一）通过主题活动进行社会教育
主题活动，是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主题）来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应依据幼儿的特点和社会性发展的水平，制定与之相应的主题教育活动内容，围绕一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让幼儿在活动中接受社会教育，养成优良的社会品质。
（二）注重一日生活中开展社会教育
幼儿优良的社会品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以练习，进行强化训练，使良好的社会品质得以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和标准。因此，教师要注重幼儿的养成教育。在养成教育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和规则是否切合孩子实际？师生关系是否平等？是否给予孩子充分的实践机会？是否让孩子充分参与常规的制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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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教育培训机构
目前存在的问题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是指社会组织、个人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利用的经费是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它是面向社会举办培训活动的办学组织，但不具备办学历文凭资格.由于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走的是市场化道路，就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通过自筹资金，讲求经济效益，核算办学的经济效益，生源的市场调查、就业、再就业的情况的市场调查需求等.就目前而言，部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过多的强调入学规模，认为增加学生人数才是硬道理，却忽视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忽视学生们实践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也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办学模式单一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对于高素质的新型创新型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具有创新型技能的人才已成为各类企业的宠儿，待遇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尽管如此，真正有一技之长的创新型技能人才还是很短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社会办学机构的支持力度，出台了多项政策，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了政策倾斜.因此，在中国社会办学机构如雨后春笋，培训的行业种类不断扩张，培训的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各类办学机构却忽视了内涵建设的品质，培训质量和水平模式化，甚至随着培训规模的扩张而呈现质量下降趋势.许多办学机构，只是简单得拿来主义，忽视了自己办学特色的培育，忽视了特色办学模式的打造.甚至市场出现了很多办学模式相互抄袭，简单重复的现象.体现不出以能力培育，特别是新型技能培养教育理念，更不能形成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也有些培训机构所选用的教材东拼西凑，不从实际出发，而借助于某高校或者某高职院校的现成教材，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教学不符合学生实际，有的过于偏重理论，有的缺乏完整性、系统性.原因是很多高校的教材更多的强调了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度，忽视技能培养特有的操作性和实践性.有的培训机构，虽然对大中专教材进行了一些删减，但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背离了新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律，背离了用人单位的培训初衷.在常规的人才培训过程中，在教学方案的设计上，没有把用人单位的需求，转换成人才培养的目标.最终，这样的培训机构早晚要被市场规律所淘汰.
2.2教师缺乏技能实训经验
在培训机构培训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直接从高校请来的大学老师，他们的长处是理论知识牢固，讲解很深入.在培训机构培训时忽视了对学生实际操作的演示和纠错.学生难于从中得到直接的具体的操作经验和实践感受.而社会大量需求是是技能型的毕业生.事实上，培训机构自身的很多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大学毕业没有经过实训，就直接走上讲台.这样的模式教授理论课程不要紧，但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特别是新型技能型人才就行不通了.因为那些老师，既缺乏实践知识，后续也没有参加实践的培训，怎么可能培养出新型技能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系统地考虑各种因素，既要有实践经验丰富，理论知识完备的教师，又要有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培养和尊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和个人兴趣.同时恰当地安排和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教会学生合理的学习方式和安排合适的学习时间.组织相关学生形成互助学习小组，利用团体的力量，既让学生们互相学习，又达到了培养个性化学习的目标.
2.3培养对象与市场需求脱节
市场所需要的新型技能型人才既要有厚实的理论知识，也要有专业的基础理论，还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广泛，它不仅仅包括专业能力，还包括社会交往技能，思维活动技能，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以及实践操作技能等等.与此同时，新型技能型人才也也包括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公民品德等方面的基本素质.目前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为了多招生源，在招生环节就不严格把关，在培养过程中也不重视学生的专业技能，只是让其能够通过相应的课程考查.而相当多的课程考查仅仅凭借一张试卷来完成.更有甚者，考试的内容是老师已经在课堂上面提前“复习”过的.在专业设置上，很少有培训机构进行市场调查，盲目地开设一些课程，学非所用，有用的又没有学.考虑到眼前在经济效率很少有培训机构愿意花费时间、经历、财力、物力去开展一些开展深层的市场调查活动.偶尔进行一些教学反馈和毕业生就业调查也只是流于形式，这样是无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培训效果的真实情况和用人单位的真实意见.这样就造成了培养对象与市场需求脱节.
3应用技能型人才社会教学模式的构建
3.1强化技能培养意识，加大技能教学力度
一个好的社会培训机构就是要及时的修正不合时宜的教学思想和理念，把教学改革作为主要工作抓手，把培训系统的教学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之重，把提升应用型技能为宗旨.根据社会需求和应用型技能人才的特点，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这样就对培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训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以高质量的就业作为标尺，来检验自身的教学效果.应用性新型技能型人才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必须然具备既有完整的理论知识，又有娴熟的实践技能.要想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对老师也同样提出更高的标准和新的职业教育理念，要加快应用型技能型教学模式的构建，不断夯实培训的基础课程，建全培养新型的教学意识和教学理念.
3.2教材选择要适合技能人才培养
社会机构培训的总目标是要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种技能人才.这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不同.社会机构人才培训的时间比较集中，培训的对象和在校学生也有区别，社会培训教材在选择上必须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需求，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使培训人员的知识和技能在宽度和深度上要达到高职教育的标准.社会培训机构更加强调理论的实用性，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至于纯粹理论性很强的推导，演算等过程性的知识一律免除.教材的选择必须要强调知识点的实用性.实用性更多地体现在教会学生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教材合理编排，内容的合理选择，学生们可以学到相关知识点的应用场合和背景.教材的形式应该要多样化，可以是传统的纸质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编排音像教材或者多媒体教材.因为多媒体或者音像教材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观察到实践操作的过程和动手操作的细节及方法.学生可以通过实用教材的学习，初步掌握既能学会动手操作的方法，又能拓展专业的知识面及应用领域；学生可以通过实用教材的学习，夯实基础，在业务广度和深度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3.3完善教学实验设备及设施社会培训的基本要求
需要教材和实验设备匹配.这个匹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个操作必须要有与之配套的实验器材，这样有利于学生切实掌握某一项技能.二是作为一个课程，必须要有系统、完整的实验器材与之相匹配.综合实验课程，在单个实验的基础上全面检验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实验的设施设备，有的培训机构不能完全提供，这就要求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开拓各种渠道，包括租用相关企业的设备，学校的实验器材等等.总之，完善的教学实验设施设备，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是整个培训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与传统理论课的课程的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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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的建立及协整关系检验首先，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LR、FPE、AIC、SC、HQ等5个评价最佳滞后期的指标中，有4个显示最佳滞后期数为3，据此建立VAR(3)模型并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在显著性水平5%下只拒绝了4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也就是说在5%的水平下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对于最大特征值的统计量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进行回归分析后结果得到表5所示结果，据此可以写出社会教育与其他变量的协整方程。这个方程是长期均衡方程，u^t是误差修正项。从所估计的方程中可以看出，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对社会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中小学的数量庞大，分布较广所致。由上文可知，学校主要为社会教育提供师资和场地，因此其规模越大，能够为社会教育提供的资源就越多，就越能促进社会教育发展。在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不变的情况下，小学校增加1%，则社会教育组织约增加78．5%。在高等学习和小学校不变的情况下，中等学校增加1%，则社会教育组织约增加267%。高等教育则对社会教育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高等学校的建立需要太多的资源从而挤占了社会教育的资源所致。在中等学校和小学不变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增加1%，社会教育将减少22823．35%。不过由于小学数量大大超过中学的数量，所以虽然其增加比率较小，但从总量来看，其对社会教育产生的作用比中学产生的作用要大。而高等教育由于总体规模不大，其对社会教育的总体影响也不大。
(四)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4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社会教育组织、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校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选择由VAR(3)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表6结果。根据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上，小学校是中等学校变化的原因，中等学校也是小学校变化的原因。小学校是社会教育变化的原因，但社会教育不是小学校变化的原因。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又以小学校对社会教育的影响较大，是社会教育的Granger原因。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具有较弱的影响，不是学校教育的Granger原因。这与上述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相呼应，也符合两者关系动态变化的事实，即虽然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具有互补性依赖，但是双方依赖的强度是不一样的，社会教育显然更加依赖于学校教育。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对资源决定权控制的集中和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共同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4］。社会教育向提供学校教育提供的某些资源并不是关键或必须的，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资源对学校教育来说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如研究材料的来源和验证的场地、就业和实习机会等等。社会教育仅是社会活动中的极小部分，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学校教育则是社会教育存在的基础，学校教育提供的理论来源、师资、场地和设备等等，都是社会教育所必须拥有的。其中最重要的师资，绝大部分都是由学校培养或直接提供。因此，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的依赖程度。也就说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其中又以小学校对社会教育的影响最大，这是由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教育的一大任务是要对失学成人开展补习教育。而这些失学成人之所以失学，主要原因便是小学教育不发达，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切实的实行。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应该是一种竞争关系，即小学校的发展会抑制社会教育的发展，但是上述协整方程的结果告诉我们小学对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小学校与社会教育历年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两者之间也不是一直呈现反向变动的趋势。如图1所示小学校与社会教育的相对规模变化呈现4个比较明显的阶段:1912—1928年，1928—1936年，1936—1940年，1940—1949年。在4个阶段中，只有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符合小学校对社会教育具有抑制作用的竞争性特征，即呈现负相关。但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小学校表现出对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的特征，即呈现正相关。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动态关系变化可知［3］，在弱共生阶段，即在1912—1928年和1940—1949年两个时期，小学校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抑制性，而在强共生阶段，即1928—1936年和1936—1940年两个时期，小学校对社会教育表现出促进作用。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教育对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学校是社会教育的Granger原因，而社会教育不是小学校的Granger原因，双方的竞争性与共生性关系的变化趋势，解释了两者的相对规模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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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一是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也制约了他们将来家庭规划的步骤和合理性，子弟学校成了一种廉价的教育消费。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都要接受9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小学校教育制度的最终出口是通过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所以解决出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工子女（新城镇子女）的在教育问题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经济社会成果显著的今天，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的落实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方案。
二有城镇居民教育普遍属于按照行政区划就近入学入托，对于外来人口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够享受到这一教育福利带来的实惠，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
三有外来人口为主的学校软硬件和师资的配备缺乏统筹和经费补贴，在较近的地区里显现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丽敏博士（2009）[3]认为，在社会资本融入的问题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社会交往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着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观念，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对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发现，现在我国城市、城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既城镇居民子女和农村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质量有出入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普遍因为地方环境限制，普遍就读于农民工为主的子弟学校身份，而城镇居民子女则享受公立、民办学校教育。因为固化了“圈子”和“阶层”让很多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对就学儿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够影响她们今后成长的。熊易寒博士认为（2010年），对于学生而言，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差，且教学质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鲜有机会接触本地青少年，后者则或多或少的有接触[4]。原因针对外来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关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经济稳定，而且也是城镇化扎实推荐的合理布局。笔者通过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入学资源的合理性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一部分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整合资源的政策。
2．户籍政策的限制，当地方教育资源稀缺或紧张时更容易导致外来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能够保障服务于这一群体工作人员（例如村办、民办教师）的薪资和各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费用的减免、师资的配备、培训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建设。
3．将教育贡献与投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受教育的支出成为一种负担，而如何能够通过收入的提高给予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人以财力支持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支出变成地方政府因财力负担加大而拒绝执行的理由。
4．区划问题使得学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诿对相关学校扶持的责任。
5．就学人员的固化造成了阶级的再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财政补助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我国于2001年开始试行的“两免一补”政策，该项资助政策的初衷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实行内容主要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书本费、直到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相关费用的划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而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从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紧贴实际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补助相关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鉴于务工人员和农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问题，应该在外来人口子女随迁数量多，且具备功效的地区或城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资金也可以实行效仿“两免一补”实行专户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计入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核加以监管。逐级的财政拨付在最终环节应该确认受助学生-学校-县一级的财政教育部门备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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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本应同步发展，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从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以上为大众教育阶段。据统计，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4％左右，远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这说明，近20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教育此时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转变，也只有高等教育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半是私立大学，从哈佛、耶鲁到庆应、早稻田……私立大学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顶梁柱。中国一直有私立办学传统，所谓“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虽引入现代化学校、建立现代化学制，国家对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学校仍有不小的空间，不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学，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如南开、燕京、辅仁、金陵、圣约翰、光华、中法、之江、复旦、齐鲁、协和、湘雅、华西……后，对教育实行“全包下”的方针，从1950年起开始接收私立大学，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毕，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垄断。这种高等教育体制，与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但最近20年，中国进行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胀，而高等教育制度实际却仍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虽然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重新允许创办“民办大学”，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中，民办/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毫无可能。除去政治的、观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计划体制、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等）外，发展民办/私立大学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限制。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这种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因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几十年来，要想“农转非”几乎“难于上青天”，而考入中专以上的学校，则是广大农村青年可以凭自己努力“农转非”甚至“当干部”、改变“身份”的少数渠道之一。然而民办大学则无此功能（权力），不能转户口、没有干部指标……农村学生考上民办大学虽然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目前国家批准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无法改变其“农民”身份，更难成为干部/公务员/官员，而私立大学的学历目前仍未得到国家承认，其他更不必论。所以，这些学校根本招不到较好的生源，也无法大发展，这样怎能产生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民办/私立大学呢？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民办/私立大学才能获得质、量的大发展：或是它们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权力，或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废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说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还有一定合理性，现在则很难说“合理”，甚至已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亦证明了这一点）。否则，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高教大众化也难以实现，应试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应该认识到，民办/私立高校与公立高校的区别只在于投资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应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公平对待民办/私立高校的师生，其学历证书具有与公立高校同级同类学历证书同等效力。当然，国家要对民办/私立大学进行严格的审批、监督，严格、科学地对其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但这种监管（不是具体管理、干涉学校内部事务）的目地是为了促进民办/私立高校的健康发展，而不能将其视为“另类”加以歧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国家更应对民办/私立高校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其用地、用人给予适当优惠。总之，要用政策导向使社会和私人资本流向教育领域。
进一步说，民办或曰私立大学是否发达，也是“社会”是否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衡以中国之现状，我们只能说，中国尚处为时不短的社会转型期，“公民社会”才刚开始产生。
二、考试的是与非
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变革，教育的格局也难有根本性变化。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凭血统、家庭出身、家长的政治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地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并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废除考试、实行“推荐”的“教改”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并不“独立”，而同时还是一个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一些地方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交不上，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即便在美国，收费昂贵的私立中学也十分注重考试，贫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费（免学费甚至免食宿费）被“择优”录取。教育产业化无疑是教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正确方向，但这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享受优质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同时，要防止现在已很严重的一些学校滥卖文凭和某些权势者拿公款买文凭的现象在“教育产业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如果要使教育产业化改革健康发展，那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累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考分低的学生就一定不如每一个考高分的学生，但如果作群体性比较，高分群体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确高于低分群体。现在有种颇为流行观点，将“高分”等于“低能”；还有人认为：“那些在历次考试中获胜的学生，他们的证书文凭是以牺牲创新能力为代价而取得的。”照此逻辑，本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专科生，专科生的创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创新能力最低的应是北大、清华的学生。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说明，从总体上说，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体现。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考试会越来越多，几乎各行各业都要经过考试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如开车的要考驾照，想开出租车更要考“五证”，当厨师的要考级，烧锅炉要考上岗证，工人学完徒要有出师考，更不用说会计、出纳、护士……种种数不胜数的专业考试和职称考试，乃至最近才有的选用官员的公务员考试。虽说这些考试不胜烦琐，但考试却有自愿性，能使“人尽其才”，使应试者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同时，考试又有筛选性，把不合格、不适宜者淘汰。正是这种自愿性和筛选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强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总该记得当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什么。同时，如果有关系，不论是否合适，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关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门”有多宽。所以，当时知青从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拉关系、趟路子、走后门，因为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可以说，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的失范，实际是从那时开始的，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但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三十年前“”开始时第一个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近二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篇7
语文学习也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可以多采用综合实践、社会调查的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综合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生活责任感、明晰的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辨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经过调查之后，再让学生针对这些在生活中既普遍遇到而又认识很难统一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思考、辩论，不但能提高认识能力，收到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的作用，还能提高口头训练能力，并促进写作。例如，本学期我班进行了“学生带手机与学习成绩”调查和“假期与网络使用”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学生都进行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通讯网络的逐渐覆盖，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现象日趋普遍，即使学校明令禁止也不可能杜绝，且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学生自制力差，网络和手机上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诱惑着学生，大部分带手机上学和有网瘾的学生其成绩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3）合理利用手机和网络，充分发挥手机和网络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手机和网络转变为教育教学资源是当务之急。学生将调查、讨论的内容写成了作文或者调查报告，本学期内手机作弊、网聊、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好转。我们做到了语文的生活化，学生不觉得语文枯燥，学习兴趣自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篇8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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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功能是：第一，指导从教者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做出理性的行动规划；第二，指导从教者完整地理解行动的规划和行动本身。要完成这样的理论功能，新教育学就必须提供以下两方面的知识。
（1）用于设计、开发和维护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这套技术必须解决需求的表征、目标的表征、各种约束条件的表征，设计对象的结构化、从需求到目标再到教育系统的操作技术，确保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目标-手段一致性，提升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性能、可适应性、可重用性等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设计和维护教育系统，确保其目标-手段的一致性、高适应性和可重用性以及降低实践成本，仅仅依赖从教者的个人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构造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新教育学将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称为教育技术。而研究创建这套技术体系的学科就是教育技术学②。目前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学设计技术是教学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开发技术是课程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系统和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实践中的很多关键问题都不是“言说”所能解决的。教育学只有发展到技术化的水平，才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才能与实践接轨，“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理论话语才可能退出市场，教育行动才可能摆脱精英主义、经验主义的状态。也只有拥有了如教育技术这样的专业技术，教育才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领域。这也使得新教育学成为一种只能通过操作才能理解的知识体系，仅仅通过阅读是无法透彻理解的。
（2）作为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其整体特征的反映性知识。这些知识必须解决教育系统的动态系统建模、系统运转机制分析、整体功能性能（一致性、适应性、可重用性等）指标分析和计算、系统缺陷归因等问题。教育系统就是一个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遵循一定规则的信息流动网络。教育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学生的成长效果，而是指学生个体与教育系统的联结点处各种信息的输出，包括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人际交往信息、管理规则信息等。而教育系统面向某个个体的信息输出则取决于其他信息源的信息输入以及实际发生的信息流动机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社会性建构和分配机制。我们将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性信息流动方面，另一个是价值性信息流动方面。关于教育系统事实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现象学，关于教育系统价值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价值学。它们分别负责揭示教育系统运转规律的事实性方面和价值性方面。这两方面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教育系统真实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育现象提供机制层次的解释，既包括教育功能是如何发生的，也包括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等等。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都属于教育科学。只不过教育价值学属于价值科学，是关于价值对象之间事实性关系的科学。这里的教育现象学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学。其实现象学教育学并不是现象学的，因为现象学教育学无法真正执行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还将个体性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主体间框架中。虽然在新教育学理解教育的整体框架中包含有“结果”要素，但新教育学更关注的是产生相应结果所需要的教育系统功能。也就是说，新教育学更多考虑的是功能而不是效果（特别是学生的成绩），因为功能可以是理论问题，而效果只能是实践问题。教育效果是学生参与教育系统耦合出来的，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系统提供给个体什么样的微观环境（即教育系统的功能），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准备和具体行动。对于学生来说，教育系统提供的是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学生在教育系统中的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教育系统所能控制的。因此，新教育学倡导一种“不败即成”态度，避免失败，忌追求某种特别的成功。教育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学。由此，新教育学与旧教育学的发问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旧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学生才会更好？而新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教育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才会更好？综上所述，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可以分为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三个分支.。教育学的这三个分支以各种教育XX学为理论基础，其实也就是以XX学为理论基础。教育技术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考察系统的目标合理性、系统要素的多元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动力水平、系统维护的成本等方面。目前教育技术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知识建模、FC知识图、知识推理路径、知识组件、开发取向、目标-手段一致性、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等。教育现象学关注教育系统中事实性信息的流动规律。目前教育现象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教学系统、激活量、IIS图，等等。教育价值学关注教育系统中的价值性信息的流动规律。教育价值学尚没有展开实质研究。
二、新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很明显，在“目标-手段-结果”的整体框架中，作为手段的教育系统必须先设计出来才能得到执行和修改，而一切教育改进都必须以设计为抓手，一切修改意见只有嵌入设计才能稳定地发挥效用，所以新教育学主张践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Design-CenteredResearch，DCR）范式。DCR是针对DBR（Design-BasedResearch，基于设计的研究）而提出来的研究范式。DBR是一种“在真实情境中，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协作为基础，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的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反复循环的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开发技术产品，在改进教育实践的同时，修正和发展新的教育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焦建利，2008）这里的教育理论不是指泛泛的教育理论，而是指“对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和理论”，（Wangetal.，2005）被称为教育的设计科学。DBR可以区分为实践取向的DBR和理论取向的DBR。实践取向的DBR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中的软件工程过程，而理论取向的DBR由于误解了迭代、教育行动的不可重复性、不具备正确的认识论基础而无法发展出教育的设计科学。（杨开城，2013b）实际上DBR只是一种精细版的行动研究，无法承担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任务。它唯一的贡献是让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设计属性。（王文静等，2008）与DBR不同，DCR是一种关注教育干预的设计过程，旨在发展教育设计的技术知识，并探索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的研究范式。DBR与DCR的差异很明显。DB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本身，着眼于教育干预的有效性，而DC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的设计技术，着眼于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DBR的目的是发展情境性“知识”，而DCR的目的是发展脱离情境的技术知识；DBR与情境紧耦合，不具有可重复性，而DCR可以重复。在DCR指引下，当面对教育实践问题时，我们总是首先回到教育设计的技术过程。
而教育学理论的进化总与教育中的设计技术有关。这种与技术知识关联密切的新教育学理论研究自然采用开发取向。所谓开发取向，“是指通过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原理以及各种可重用的技术来尝试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理解教育教学规律，以形成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独特认识的研究取向。”（杨开城，2004）开发取向主张将教育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知识产品看作是一种技术人造物，即人们利用某种特定技术所创造的事物，（杨开城，2005）强调从设计过程入手，基于实际数据和层次模型去理解它们。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DCR主张采用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来改进设计技术。所谓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某种技术所生成的产物的缺陷来分析和反思所运用技术的缺陷并使之得到改进的研究方法。”（杨开城，2005）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的基本流程见图2。图2技术人造物缺陷分由于技术体系是由技术效应件、技术系统和技术产品构成，因此技术的进化表现为技术效应件的进化、技术系统的进化和技术产品的进化。（杨开城，2008）除了基本技术效应件的发明之外，技术进化都源自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的功能不足，即缺陷。为了弥补缺陷，人们会将技术操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化，或寻找更加合理高效的效应件。对于教育技术来说，它的缺陷首先表现在它的生成物即教育系统上。虽然并非所有教育系统的缺陷都源自教育技术，但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必定表现在教育系统之中。所以，通过识别教育系统自身的缺陷，再沿着教育技术的操作链条反向追溯，我们会找到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环节，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进技术。教育技术学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在教育领域中首开缺陷分析之先河。对于教育科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来说，DCR主张采用基于信息流的分析方法来探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教育科学需要对现实的教育系统进行系统建模，找到构成系统的最基本、最微观的构成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组成整个系统的层次模型。由于教育系统在性质上属于信息系统而非物质系统，因此最微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信息流，因此教育系统的建模及其分析必然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建模和分析。这就需要对直观的教育系统进行信息流切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运转机制模型、探求整体特征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教育系统的信息流分析基本过程见图3。
三、新教育学的理论旨趣
新教育学并不关注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而只关注教育系统，为教育系统的设计、开发、评估和维护提供理论知识。教育实践的其他方面由其他学科来支撑。
（1）新教育学不宣布一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而是为制定清晰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撑。“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来看待”是实践问题，“应该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是理论上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新教育学眼中，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是综合权衡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要和人类文化遗产三方面信息以及各种行动约束条件的结果。对于教育目的，新教育学关注的是它的可达性而不是应达性，是它的清晰无歧义的表征而不是形而上泛泛的空话。
（2）新教育学不关注泛泛的方法模式，而关注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设计教育系统以达到具体的目标。新教育学不认为“有目的的行动就是理智的行动……而理智行动就是意味着有目的和符合目的的行动”。（杜威，2009，pp.98-99）教育目的无论多美妙、多高尚、多和谐，它与教育手段之间都不会自动建立联系，不会是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实践的结果。新教育学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形而下的“技术活儿”，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务，是一种教学方法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新教育学要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理论知识。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育学不可能是形而上学。
（3）新教育学不关注有效性，而关注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在教育研究中，有效性通常指的是某种教育干预在某种（研究）情境下令当事人（甚至蜕变成当权者）满意的程度，主观性、情境性很强。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存在归因困难（无法从效果出发检验方法模式的有效性）、适用范围狭窄（只适用于教学领域）、难以适用于反思性分析（没有客观判据确定教学失误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因而拒绝理性）等困境。我们将有效性研究称为“有效性陷阱”。一致性研究则不同。一致性是从微观数据分析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不一致或者某种一致性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标准时，我们可以从分析机制和微观数据中找到这种不一致的来源，归因不存在困难。一致性这个概念贯穿整个教育领域。从社会需求感知，到教育目的目标的确定，到课程产品及其体系的构建，到将课程意图转化为教学方案，到教学方案转化为教学行动，直到各种考试测验，都存在着各种一致性问题。确保各种一致性是教育实践的基本要求。相应的，基于一致性的反思性分析的逻辑是这样的：若目标是合理且完整的（价值取舍合理、期望合理），教育系统设计与目标是一致的且可行的（包含着设计者对各种规律的理解和遵循），且行动与系统设计是一致的（临场处置没有偏离预设），那么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何种效果，则取决于非可控要素）。如果某次行动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可以怀疑某处的一致性被严重破坏。沿着上述逻辑链路进行回溯，结合同行对话、经验借鉴，进行反思性分析，从而改进理念、技巧、技术、经验、视野等等，进而提高从教者的综合职业素养。
（4）新教育学不关注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关注教育自身的规律。新教育学认为反映教育基本矛盾的规律才是教育规律，即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才是教育规律③。教育原理是指教育系统何以达到目的的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一种技术性原理。实践中的教育问题都是算法问题，教育规律也就必然是指这类“算法”的外部特征、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等。所以，新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单单是指某种静态结构，而且指系统运作所表现出来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理解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系统结构的关系；从构造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
（5）新教育学不关注实践的成功，而关注教育系统的缺陷。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么就从消灭已知的丑陋开始。新教育学坚信，既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普适的、无缺陷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那么就从识别教育系统的缺陷入手，通过调整系统的内容、内在结构和适应性以避免缺陷再度发生，促使教育系统可以与它的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由于新教育学提供了构造和理解教育系统的知识，那么它便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些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并对症改进。
四、新教育学如何走向实践
现代教育需要教育成为一个专业性领域。利伯曼指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专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钟启泉，2001）（1）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对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工作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从业者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业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从业者直接负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的目的，以服务为动机；（7）拥有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具体的伦理纲领。概括地说，当一个行业能够有组织地利用专业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在专业精神、专业伦理规范的约束下，为社会提供专门的专业服务，并赢得社会信任、拥有专业权力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成为了一种专业。而专业领域的诸多要件中，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是专业的最核心要件。（杨开城，2012）没有了这个要件，其他要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新教育学只有包含了技术知识，才会使得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成为可能。现代教育需要的是专业性的从教者群体，而不能单纯指望教育大师——教育思想、经验、成功的集大成者的横空出世。个别人因机缘巧合而成为教育大师是可能的，但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大师是不可能的，可是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专业人员是可能的。个体的教育行动的确需要一些旧教育学所说的智慧，但整个社会的教育行动更需要专业的新教育学知识。新教育学为从教者提供的指导绝不是“只要按照某某原则规范去做就会取得何种理想的效果”的承诺，而是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新教育学能够为教育实践独立地提供知识，因此面对实践问题，新教育学主张分工原则，只提供学科理论，并不直接参与从教者的问题解决。实践问题是从教者的问题，新教育学并不代替从教者定义问题，也不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武器。但这些武器的学习及有效运用并不简单。
作为技术与科学的新教育学具有可用性、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一定具有易用性。新教育学对于从教者来说是有门槛的学科。新教育学所支持的教育实践的基本模型如图4所示。新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第一，人员素质准备：通晓尽量多的哲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有一定的学习毅力。新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庞杂，涉及面广，这需要实践者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以理解教育学中各种操作技术的合理性。此外，新教育学包含大量的技术知识。大道至简、宏术至繁。技术总要比科学更复杂，而且它们需要操作才能理解。这就需要实践者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学习毅力才能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第二，数据准备：学科知识库、学习活动库、课程组件库等数据库。新教育学所支持的现代教育是基于数据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教育科学，都不是仅仅基于常识和经验来思考的，它们的运用都需要数据支撑。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的数据基础之一是学科知识体系，从教者之间还需要共享可重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和课程组件，这些数据必须以数据库的方式存放才可能使它们在从教者群体中长时间广泛流转。从教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构建这些基础数据。第三，工具准备：各种设计、开发、维护、分析、诊断的自动化软件工具。新教育学不但需要数据的支撑，还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软件工具的支撑。只有这些工具软件解决了信息的重复加工和自动处理以及工作效率等问题，从教者才可能从繁重的信息加工工作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的创造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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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左大脑负责词汇、逻辑、数字等，右大脑负责直觉、抽象思维、创造力和想象力等。我们在学校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大多都是促进左脑的发展，而艺术教育能够促进右脑发展，能帮助大脑处在最佳的学习环境中，平衡大脑两部分的功能。高校要重视艺术教育的培养，通过艺术教育进行教育中的右脑革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对学生而言，要强调创新，就需要想象力。想象力是人类最宝贵的资产之一，艺术教育有着能够发展学生发挥想象的能力。大学生是具有想象力的群体，充分挖掘大学生的想象力，将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艺术教育能够完善人身品格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理念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人们在注重科学教育的同时，正在逐步重视和加强人文教育，全面发展人的素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至高理想，作为精神活动重要内容的艺术必然成为人的发展的自觉需要。艺术作品能够发展人的价值，在对人进行教育的时候常常是在毫无强制的情况下,使欣赏者不知不觉、自由自愿地受到感染,在这种渐渐地长期作用下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对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丰富受教育者的整个心灵世界，激励我们去感受生活，体验生活，在艺术教育学习中提升个人的素质、完善人格。艺术活动是一种感性活动，艺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法，艺术教育并不拘泥于固定内容，它包涵多种多样艺术形式和教育方式，但所有的艺术教育都能从精神层面让人感觉愉悦，对于情感困惑、心理失落等负面情绪具有良好的调理功能，有益于心理健康。艺术教育则能让大学生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类事件，重新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增进他们的情感控制能力，从而在遇到情感波折时，他们自身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尽快回归正常情感。
（三）艺术教育能够升华价值观，提高生活情趣
随着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社会成员艺术修养的高低，一方面影响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也决定着其自身生活是否充实。美学家朱光潜认为“: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1]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艺术作品能够唤醒、鼓励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感受。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在生活中唤醒智慧和美感，从而提高人生命的质量。艺术教育能够拓展我们的兴趣爱好，让我们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情上，让身心得到愉悦，让我们热爱生活，懂得欣赏生活，善于去发现生活中美的东西。艺术教育所创造的艺术活动能让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艺术教育也提醒我们要认真观察和尽情感受环境，让我们形成有自己品味的生活品质，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二、艺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面临的困境
高等院校在艺术教育的普及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其困境表现在：
（一）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高等教育在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时候，注重专业知识的培养，忽视艺术教育所能够带来创造力的发展、情商的发展、兴趣爱好的发展等。艺术教育未能同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艺术教育被放到次等地位，一直充当着辅助科目的角色。学校对于艺术教育课程从教师的备课、上课的要求到上课时间的保证上都或多或少的被降格处理，让人觉得可以粗制滥造、短斤缺两。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教育薄弱的发展。艺术教育是育人、是高层次的素质教育，但是艺术教育在高等院校受重视程度不够。高校对学生的培养，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对学生的情商培养，艺术教育就是种情商培养，是对学生情商培养的一种投资，高校忽视艺术教育的诸多功能或没有充分利用艺术教育。
（二）艺术教育的方式过于单一
我们所说的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将某种艺术技巧传输给学生，而是对学生进行美育，是一种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课堂，教育方式单一，很多教师局限于习惯，将同一内容在同一时空以同一方式去对不同学生进行教学和训练，目的在于向非专业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单纯的知识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忽视对学生内在情趣的培养。教师教学手法的生硬，未能显示出艺术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益处，也使得学生为了完成学分而学习艺术教育课程，使得课程开设缺乏足够的意义。艺术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让学生热爱生活，充实生活，艺术教育课程不是摆设的课程，艺术教育如果脱离了生活，只是单一的以一种讲解的方式呈现在学生眼前，学生对于艺术教育的吸收也是有限的。
（三）艺术教育的环境建设不够
这里所说的艺术教育环境，指的是艺术教育的校园环境氛围和艺术教育课程的评价环境。校园环境同样是种教学环境，学生每天都要接触到校园，校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校园环境散发出的学校氛围能融入学生的生活，学校环境和学校氛围就是一个学校的一面镜子，都能影响学生的内心，但是很多高校盲目扩张，求大而不求美，求表面而不求内在的建设学校，让学校的内涵在减弱，艺术呈现的表达方式在减少，表达的效果也不尽人意。很多高校对于艺术教育课程评价体系缺乏导向性，不能让教师创新的教，学生充分的学,只保证了课程的完成，却忽视课程的质量，评价方式表面化，忽视课程的内在引力。
三、促进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措施建议
（一）改变传统观念，提高艺术教育的教学地位
加强艺术教育是实现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艺术是一门没有固定模式和条框的科学,在高校中加强艺术教育,不仅能促进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开发,让学生的脑功能和思维功能协调发展,还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直觉、想象、灵感、创造等创造性思维。如大学生们能够通过艺术鉴赏活动,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艺术教育活动能够给大学生带来难以忘却的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具有较高艺术素质的毕业生更能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重视和加强素质教育,就不能不重视艺术教育。学校领导方面，需要树立艺术教育和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重要一环的新观念。在日常的素质教育实践活动中有意识地加入艺术教育知识，鼓励学生进行艺术能力培养的实践行为。从教师层面来说，要树立起没有艺术教育的教育是残缺不全的教育观念,更多研究艺术教育课题知识，充实自身艺术教育能力，通过教学实践将艺术教育传达给广大学生。这样，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具有良好艺术教育氛围的大环境。
（二）采用多元化的艺术教育方式
在艺术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创立能激发学生思想兴趣、产生思维动力的良好艺术教育环境，应用研究式或探索式等的多元教学方法,尝试新型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的思维产生新的动力刺激。其次,教师要善于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注重让学生进行艺术思维和对学生创新思维技能的指导、点拨,让学生直接了解思维的一般知识,掌握思维的一般技巧，在组织艺术教学活动过程可以充分借助多媒体进行教学，进入由色彩、声间、形象等混合构成的氛围,使教学过程情境化增加课堂的的互动性、趣味性来诱发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吸引学生更好地投入艺术的学习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加大有效信息的接受量。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开展思想和思维活动,探索情境的意义，鼓励学生提出有创造性的结论，然后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并在与他人观点的比较中反思自己的思维。最后,要引导学生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想象和联想等思想活动,提高大脑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发散性思维能力，主动、自觉地进行创新实践活动。在艺术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实践活动是能力发展的培养平台，能力的发展需要在活动实践中进行。艺术课外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创新，能够让学生提升思维想象力，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艺术就在他们的周围。学校可以将课外艺术活动纳入课程计划，在艺术活动中强调学生主体,鼓励学生动脑动手，运用艺术欣赏与艺术创造的规律大胆的进行艺术作品创作。学校同时可以建立开放式的艺术美育平台，积极开展艺术讲座、艺术节等大型艺术教育活动，鼓励学生社团积极组织美术、摄影、书法、演讲、体育等比赛活动，创设生活中生动、有趣的的情境，强化学生艺术的感性认识，使学生体验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艺术在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加深对艺术的理解。
（三）在环境建设中突出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改造校园环境和艺术教育的评价环境，在环境建设中显示艺术教育。艺术教育表达着学校的文化气质，能够促使学校文化的显现，在艺术化的校园环境中也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校园环境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是学生的“隐性课堂”。在学校、班级营造和形成创造的文化及心理氛围,宣传、普及和推广创造的信息、知识和成果。改革考评机制，加快建立起一种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和对学校办学方向、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的科学评估制度和标准。对高校艺术教育,要制定出明确的、可以量化考核的水平指标,纳入整个教育考核体系。充分发挥改个考评机制的导向作用,正确引导教师创造性地进行艺术教育活动，首先来说,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室们要提倡学习方法的创新性；其次,要鼓励学生多多参与各种艺术实践活动,如唱歌比赛、经典电影赏析等活动提高自身对于艺术作品的赏析能力；再次,在期终总评中增加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的加分,使艺术教育在学生整体素质评价体系中占有一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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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会计教育分析
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为适应工业经济发展，特别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大型工业组织，会计发展成为一种结构化的定量技术方法，是科学管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框架下，政府外生于人类系统，会计师一般地以公共利益行事，会计被定义为客观地计量经济绩效的中立性社会机构，会计是一个理性的信息生产系统，以满足有效地制定决策的需要毕7，从这个方面看启挤十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叭会计技术被普遍认为是客观的、中立的。这种中立性观点是经典框架的关键，由于会计涉及主观认识和判断，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哲学立场，或者是政治联盟，因此，客观性和中立性成为会计的一个重要问题;承认会计数据与主观隆和相对性有关，将根本性地改变会计的社会职能;通过挑战经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原则，以及质疑科学管理名义下应用的方法，会计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被认可的职能将遭受怀疑眼。会计.被建立在良好结构性和数学逻辑基础之上卿;会计教育通过采用基于经典经济理论和经典科学方法的理论概念，接受了静态的均衡模型，使用结构化的、定量的方法，以明确定义的、简单的、结构良好的方式来讲授会计学科。
然而，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表明会计数据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会计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在一个政治环境中，有关会计程序是中立性的传统观点，将不再成立;会计人员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下行使会计职能，他们被自利驱动，被各种反映不同政治程序的社会经济利益诉求所捕获。由于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政策选择，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从哲学上看，这些决策属于“道德实践活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会计哲学和政治观点发生重要变化;会计实践发展变化更加复杂，明确界定的、有因果关系链的、结构良好的问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量新的复杂问题出现。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中，会计不再被视为一种独立于政治力量与社会利益的中立的、客观的职能，会计也不可能只关注经典框架下狭窄的职能，而不注意会计准则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尽管会计信息所处的相关新理论，例如，信息经济学、系统理论、控制理论、混沌理论数学等领域，及其哲学框架，在20世纪末期已经被考虑，但是会计教育却抵制了这些威胁，仍然将会计视为结构良好的技术规范，忽视了会计行为的政治化及其哲学立场。
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国会计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根本性转变阎。通过中国会计学术界“外向求索”，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会计经验，建立中国会计体系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会计改革30年，不断修订和完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会计发展的因应性，决定了各国会计因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同，而存在国家差别。会计研究都是以解决会计实务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基本出发点的哗。对中国会计发展而言，一方面，会计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会计实务要求会计人员在充分理解、吸收西方会计经验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将它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及资本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历经30年改革开放，正值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不断涌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特殊的社会与经济转型问题。针对新兴经济中的会计教育与会计研究及会计实务三者的关系，美国会计学会前任会长迈克尔。戴尔蒙德(MichaelA.Diamond)特别提道，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要求可能会使这些群体之间产生更多冲突，解决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和紧迫阴。中国会计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的会计实务和会计研究人才，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重要使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会计教育迫切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
二、知识社会的教育改革与学习革命
(一)知识革命对现代教育的挑战和冲击
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科学与高技术迅猛发展，世界的运行方式发生根本的变化;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推动了知识经济崛起和知识社会变迁。由于知识的穿透性和吸引力，这场革命迅速传播到全球，使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变化不断加快，其间依赖程度增加，相互影响越来越复杂。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认为，这种变革的经济和社会越来越建立于知识之上，知识社会的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劳动力，而且将来也会是知识，社会价值是由“生产力”和“创新”创造出来的，这两者都是知识在工作中的实际运用。因而，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甚至伴随产生知识霸权，使知识成为民族国家在世界权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赌注。Schlechty认为，知识经济开发的不是机器的力量，而是大脑的力量—思考的力量、学习的力量、创新的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学习型经济”，是信息发展模式所特有的，它驱动知识爆炸式激增，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新学科知识门类涌现，并且分化和综合化趋势并存。夸美纽斯(enius)要求“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教育宏愿变得渺茫，现代教育与学习方式因此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是最大的知识产业，对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引发各国相继掀起教育改革和学习方式变革的热潮。实际上，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学习社会”、“终生学习”概念以来，教育如何培养学习社会的公民的终生学习能力，以适应变化莫测的知识经济社会，便成为全球教育改革关注的中心问题。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也给现代教育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它摧毁了学校教育对知识的垄断地位，网络提供全球性的、个人的、交互的、廉价的、永远在发展中的知识资源，给每个人能够获得所有信息的工具;并且打破了有关学习的神话，例如，学校是学习最好的地方，只有教学导致学习，以及同一种方式学习等。这不得不引起对学校教育定位的重新思考，最终使教师的作用发生非常必要的变化。另一方面，知识爆炸使信息充斥，产生“数据烟雾”问题，大量信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递，需要依靠大脑和思维才能处理这些来自各个渠道的数据、观点以及信息交流。但是，正如尼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所说，“对于应该如何选择信息或者如何评价信息，信息技术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智慧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指导”。另外，知识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fundamentalism)，决定了它既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市场固有的超道德性局限，会引起与其他社会价值观的冲突。这表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更需要知识社会的教育重在培养批判性思维，以人文精神、人类智慧来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实现超越知识经济。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正如WillardDaggett所说，“我们注意的是大学需要什么，而不是现实世界不断变化的需要”。也许正因为如此，拉塞克等认为，教育的内容对于这一使命的成功具有特殊重要性:一方面，它应当提供生活在一个带有科学的深刻印记的世界上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另一方面，它还应当鼓励一些与这种科学相符的态度，以便在科学和道义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恢复平衡。
(二)建构主义认识论与知识社会的学习革命及教育改革
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教育学界试图从新的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对仍然误导教育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作深刻的反思。尽管建构主义的各范式之间本身存在分歧，但是所有的建构主义范式都采用超越主客二元论的方式来看待知识，主张知识是在动态互动中形成的，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建构，它开创了参照人脑的机制构建学习模型，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学习研究的开端;由此，学习理论和教育研究领域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学习的理念与方式的革命已经兴起(总序)。这场学习革命与信息革命并行，是将现代有关人脑研究的令人惊异的发现与信息技术的力量相结合，其影响将甚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将触及和引发教育、文化、人性的一系列革命，改变学习者的学习观念、学习方法乃至整个人生(导论)。这场深刻的学习革命，使有关学校教育与教育过程的看法发生重大的转变—教育具有前所未有的鲜明的服务性质，即新教育是为学习服务，为学习者服务。教育过程应该是认知和学习技能发展的源泉，这些认知功能必须在学习过程中建构起来。人脑是学习的自然引擎，“基于脑的学习”被认为能够提供有关学习过程的最好决策的基础，因而，围绕脑的自然学习方式重新创设教育实践，可能是最简单和最为关键的教育变革。迄今为止，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发掘的领域，被冀盼着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以实现真正的学习革命。国际教育改革专家麦克尔·富兰(MichaelFullan)的研究认为，关于学习理念的知识创造，一包括最前沿的脑研究、认知科学等，必须成为教学和学校教育的中心。
斯特弗等说，“对于一个建构论的教育者来说，主要的挑战是使学生加人一系列的对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角色从被加工的客体转化为对话关系的主体。教育主要通过相互间的互换，即通过协调对话参与者的行动而产生”。建构主义在教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在教育思想上强调认知主体的主动性，教育应该把主体性的发展本身作为目的。教育为了改变学生，使学生在主体性学习活动中实现对象与自我的双向建构，活动目标，不是直接指向学生，而是要指向学生的活动。建构主义的中介行为的社会文化观，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维果斯基的观点。根据维果斯基理论的主要继承者之一阿莱克斯·柯祖林(AlexKozulin)论述，维果斯基洞察到教育过程对学生认知发展作出根本性的贡献，他认为，在教育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专门化了的学习活动，学习活动包括了符号工具和合作学习程序，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工具要有成人中介在其中传递，最终使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动力学习来源;真正的学习主体是包括学生、成人以及社会给予的符号工具在内的互动的整体。斯特弗等论述了文本的“对话功能”(dialogicfunction)，在教学互动中的重要作用，拓展了维果斯基的观点，他们认为，文本作为有意义的符号集，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明确单义功能，关注如何“充分地传达意义”‘第二种是“对话功能”，则考虑如何“产生新的意义”，第二种功能在于产生内部的多样化，对内化认知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当文本的对话功能在课堂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时，学生会把自己的话语和他人的话语作为思维的工具，并非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可以接收、编码和储藏的信息;当单义的功能占支配地位时，出现相反的情形。对于建构论者来说，教育对话与实际应用环境尽可能地紧密结合;对教育过程的挑战不是在个体的头脑中存储事实、理论以及合理的探索程序，而是产生各种语境，使其中所形成的对话的价值和意义能被最充分地认识;或去创造各种条件，并使该条件下的对话能跟个人、共同体或国家当前的实际追求联系在一起。
三、知识社会的中国会计教育与学习和会计发展
(一)知识社会需要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
对知识的不同看法，影响着人们对学习、教学的认识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建构主义不再将知识看作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而认为知识是发展的，知识具有建构性，和其他强调知识的社会性、知识的情境性、知识的复杂性、知识的默会性等全新知识观，使强调知识客观性的本质主义及其支配的中国现代教育模式中知识传授式教学和接受性学习遭受到质疑。具体地，以会计学科为例，会计实践发展变化更加复杂，而会计教育滞后于会计实践发展，仍然脱离现实地以明确定义的、简单化和结构良好的方式讲授会计学，这些预先设定的知识仅仅只能用于同初始学习时相似的情境中，从记忆中原封不动地提取。然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推动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下的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能够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快速变化，特别是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现实问题的高素质会计人才。这些复杂的结构不良性问题，需要他们能够在新的问题解决情境中重组已有知识。显然，传统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下的会计课程体系改革，不能满足高素质会计人才培养的需要。
斯特弗等强调结构不良睦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在初级学习阶段，以及结构良好的问题中，按分科课程体系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是有效的，但是存在着“简化倾向”，尤其是“分割化倾向”，使现实中相互高度依赖的概念要素被孤立地对待，而忽略了其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这些课程内容通常只有在被纯化的、被限定的教育系统的氛围里，才能被理解和应用。他们认为，这种简单化妨碍了后来获得更高级的学习，或者导致错误的理解，因为即使在那些整体上结构良好性的知识领域，也有结构不良的方面，而且涉及到将知识应用到不受限制的、自然发生的情境或案例中的所有领域，都有着实质性的结构不良特点。因此，在人类社会从工业化社会经由信息社会向着鼓励知识创新、以培养知识创新人才为己任的知识社会转型之时。‘总序’，为克服知识传授的传统模式教学，可能导致学习者不能独立地将获得的知识迁移到与初始教学条件不同的新情境之中的障碍，需要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促进认知弹性的发展，适应理解的需要或问题解决情境的需要。
(二)基于建构主义的会计教育和会计发展
在21世纪之交，学习革命风起云涌，教育过程为建构终生学习所需的认知功能的看法，为知识社会的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其教育计划及其实施都需要“教育想象”(educationalimagination)，这成为学校教育重新定位和教师作用转变可赖以的重要资源;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而不是探究有严格的程式、处方或规则可供遵循的普适性教育规律。因而，本文旨在尝试性地探讨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念，希望为深人地开展中国会计教育改革实践的探索提供有益的思考。基于建构主义的会计教育，不仅旨在培养会计人员的终生学习能力以适应会计的扩展变化，而且最关键的是通过会计教育功能促进会计不断发展，在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就两个问题提出个人敝见来结束本文:
第一，关于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及其发展。
篇12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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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会服务视角下高职教师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
随着当下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服务视角下高职教师继续教育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纵观当下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现状，观念滞后、目标不明确、动力不足、培训形式和培训手段相对落后、培训内容缺乏实效性和前瞻性，培训机制未完善，特别是当下高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内容过于片面化、模式相对单一化、功利性和关系性都比较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二、当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现状窥探
我国自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以来，其中就明确了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的话，社会服务功能无疑已经是高职院校各项功能当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社会服务功能既体现了各个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展现各高职院校办学实力，同时也是高职院校日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纵观当前各高职院校对于社会服务的途径和发展建设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社会服务观念相对落后。
很多高职院校仅仅是把社会服务功能定位为高职教育的辅助部分，鲜有主动开展社会服务的办学意识。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当中缺乏和地方企业、单位等的主动联系和交流，特别是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选择上，缺乏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的及时调整能力。
2．2在社会服务机制上还不够健全。
由于当前高职院校缺乏独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职能部门，因此很难有效开展一些必要的社会服务工作。另外在社会服务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上设置还不够健全，很多师资考察项目当中都缺乏有关技术资格和专业技能的认证。
2．3缺乏面向社会服务的针对性建设。
一是在师资建设上，很多高职院校缺乏教师专业的实践经验，缺乏对行业和职业足够的了解，以至于高职院校很难有效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二是在课程专业体系建设上，部分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知识不能贴近市场需求、专业知识更新速度比较慢;三是在教学体系建设上缺乏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足够的重视，缺乏开展足够多的实践项目，譬如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实训基地建设等等活动，在面向社会服务的视角下，高职院校显然缺乏完备的人才培养途径。
三、社会服务视角下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有效途径选择
3．1创新高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改革机制。
首先就从继续教育保障机制着手，加大高职教师继续教育的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各项相关法规，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切实落实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新理念。加强高职院校师资人才队伍储备，落实文化保障，提倡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创建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高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改革机制创新。其次深入落实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改革机制。既要建立健全终身教育机制，统筹高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发展，成立社会服务专项职能机构，促进高职院校教师形成终身学习理念;同时在办学体制上争创先锋，充分利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来降低培训成本，扩大高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的受益面，依此提高继续教育的实效性。
3．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推进高职教师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
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上要灵活开放，统筹教育资源，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培训服务。特别是在继续教育途径拓展方面，各高职院校应当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积极交流和沟通，凸显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满足经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坚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标杆，融入德育为先的教育指导方针，确立高职院校教师重义轻利的继续教育理念，淡化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功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