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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2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及希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如何。良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可以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而相对较差的心理素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大力开展活动增强人际关系为了大力拓展少数民族的人际关系，则需要经常开展一些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使得学生们可以在活动中进行相互交流并相互促进，并为学生创造相应的机会使其更多的接触社会。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并在某些方面锻炼了学生们心理承受能力，也对其心理健康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
（二）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关怀若高校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提升，则需要对其进行了解，并通过解决实际困难使得大学生可以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东西。同时应及时在校园成立一个心理特别服务中心，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遭受一些烦闷的事情时可以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并教会其合理的运用科学方式来解决问题。应该具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学生们解除烦恼以及内心的忧虑。如此，便可以更好的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们心里状态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创造良好校园氛围良好的校园氛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影响。构建和谐的校园氛围是我国为缓解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因此，校园中应积极培养乐观、开朗的校园气氛，进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只有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才可以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广阔的空间中尽情的与人交流，并在某些方面培养其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健全的心理，进而提升高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3]。
篇3
一、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直接呼唤
贵州省之所以能将其文化旅游业做得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具有丰富多彩、神秘独特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不断推出精彩缤纷的文化节，慕名前来旅游的海内外朋友们络绎不绝。例如：全国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举办了“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成了黄金暑期海内外游客关注的焦点。多元民族文化风情得到了绚烂的展示——凯里民族饮食文化节、施秉杉木河漂流节、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节、镇远古城文化节、黎平侗族喊天节、锦屏隆里古城舞龙节等文化旅游产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动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为经济优势。
但这种经济优势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没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和宣传，贵州各少数民族及其原生态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众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跟以往的封闭状态一样，“藏在深闺人未识”，这样的话，文化旅游业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场的桥梁、也为海内外广大游客认识贵州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大众传媒及时、精彩、有效的信息传播，可让国内外的受众们尽情感受贵州各民族风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贵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中，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知名媒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和报道这一大众狂欢的民族文化艺术盛况，势必让更多的海内外人们欣赏到贵州黔东南独特的生态风光和民间文化，“原生态文化中心”的形象也会因此而大名远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众传媒报道→游客被吸引前来旅游”这一运转模式，贵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大众传媒在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功不可没，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力，我们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闻传播学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规律掌握了，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呐喊”、最大限度地让它们发挥威力，从而让贵州经济尽块地“飞”起来。一句话，现实呼唤着贵州去大力加强其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
二、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改变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相当薄弱。主是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 研究机构缺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身为贵州省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探讨富民兴黔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可到目前为止竟未设置新闻研究所，这与当前新闻传播事业在贵州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说，根本不般配。就贵州省内高校而言，据粗略统计，目前只有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3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专业，其中贵州民族学院相关专业办得最多、最齐全，在“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办有4个新闻学相关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学，贵州师范大学次之，在“文学院”中办有2个新闻学相关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贵州大学仅办有一个新闻学专业，归属于“人文学院”。这些新闻学专业均不“独立”，归并在其他学院之中，所以我们希望贵州省的高校有“新闻传播学院”出现。除此之外，省内三所高校的新闻学专业还有一个特点：创办历史较短，是新专业。例如，贵州民族学院的新闻学创办于2002年、广播电视新闻学创办于200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创办于2006年--是最新的专业。新闻研究机构过少，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形势的需要；新闻研究机构过新，又只能说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还不够成熟。2. 研究人员匮乏。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少且新的一个重大原因便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太少。目前，贵州省尚无一位新闻学界的知名学者，这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让人欣喜的是，贵州大学成功申办了新闻学硕士点，于2007年开始招生，可硕士生导师只有2位，在国内的新闻学界尚无太大影响力，所以说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贵州民族学院虽然新闻学相关专业办得最多，发展最快，拟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但这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太少，师资力量还待加强，所以说引进人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点原因，造成了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国内的新闻学核心期刊，如《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很难见到我们贵州学者的文章。在贵州省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发表的文章涉及到贵州民族新闻传播的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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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适应最初是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人类学家将文化适应定义为：“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心理学家 Graves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心理文化适应的概念，强调不同文化接触所导致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文化适应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蜜月期。初来乍到，一切都很新鲜、有趣、令人兴奋不已，简直就是一次大冒险。人们着迷于文化的不同，兴高采烈地愿意去探索去了解去感受这种新的文化。
第二阶段：冲突期。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常常会感到疲倦、焦虑、有挫败感，甚至开始想家了，再加上由于文化不同带来的困扰以及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烦恼，如语言、住房、学校、工作、交通及购物，人们经常会觉得无所适从。
第三阶段：首次调整期。当人们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开始觉得有些希望了，有些自信了，与他人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日常生活上遇到的烦恼少了，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工作了。这时，人们又处于调整期的波峰段。
第四阶段：心理孤独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离开家人和朋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因而常常感到孤单、孤独、愤怒和压抑以及总是对当地文化挑三拣四。他们会尽量避免和当地人接触，却更经常地和本国人及同是“外国人”的他国人在一起。这个阶段的负面感觉比第二阶段要强烈得多。
第五阶段：接受及融合期。再过一段时间，当人们渐渐习惯了新文化的一切，包括它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时，他们开始接受并将其视作生活的另一种方式；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一切来。他们也不再那么炫耀自己本国文化和批评当地文化了。
当对语言和生活方式越来越熟悉及日常生活走上正轨之后，人们就不再茫然不知所措，而是越来越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了。
二、文化适应模式
文化适应是在两种及以上的文化环境间展开的。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过程。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是弱势文化群体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调适。John Berry从文化适应的策略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四种模式，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
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或个人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低，从而积极融入主流文化之中，则采用了同化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觉得维持母体文化的价值较高，而疏远主流文化，则采用了分离的文化适应模式；如果个体觉得维持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价值都较高，从而积极融入两种文化的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整合的文化策略；反之，如果个体既不想维持母体文化，又不想与主流文化积极互动，此时，个体采用了边缘化的文化策略。
三、文化适应策略
（一）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整合的策略
根据郑雪和David Sung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结论，“强的主族与客族文化认同及整合的文化适应方式有助于提高的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促使他们对异质文化环境的心理适应”。采用文化整合的策略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我们建议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心理卫生工作者和班集体，通过种种途径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积极互动，同时，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从而形成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的心理文化适应，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推广双语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水平
心理学家萨皮尔和语言学家沃尔夫提出的萨皮尔. 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个体的心理过程 ，人们通过自己使用的语言进行一切认知活动。那些对教学语言（汉语）越是熟悉和理解的个体 ，在学校教育中会表现越好。有研究表明，那些接触教学语言（汉语）时间越早、 使用频率越高的个体 ，受主流文化影响越大 ，在主流文化环境中就越容易适应。目前，语言障碍已经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拓展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双语教育，结合当地民族教育现状完善双语教育体系非常重要。通过双语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而且是少数民族学生通过语言学习了解汉民族文化，为文化适应作必要的准备。
总之，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理不断调试的过程。通过掌握文化适应的规律性，积极寻求对策，帮助少数民族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文化适应能力，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未来成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的中坚，在构建和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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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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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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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长期以来，由于心理健康研究以心理咨询、测量评估等理论为基础，追求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不考虑文化与价值因素，导致在服务心理健康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近年来，文化取向的心理学研究迅猛兴起，给当前的心理健康研究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深入揭示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一、文化研究范式的复归
实际上，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心理学问题，并不是近些年才兴起的心理学思潮。其实，在冯特把心理学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时，冯特就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人类心理更靠近生理一端的实验心理学；另一部分是研究人类心理更靠近社会文化一端的内容民族心理学。[1]只是，自心理学独立成为一门科学之后，主流心理学家便将它视为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对它进行研究，最终导致它脱离了哲学而趋向于了自然科学。
继冯特之后，心理学文化科学研究传统在心理学内部几乎丢弃殆尽。却是在心理学之外，与之有联系的其他学科在其研究领域内涉及某些心理学研究时，突破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狭隘性，以吸纳文化因素为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学研究倾向。在这方面，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早期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坚持认为个体人格源于生物本能，文化不过是满足生物本能的副产品。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波亚士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人类的对比研究，发现决定人类行为习惯的不是遗传因素，而是文化因素[2]。据此，他提出了强调文化对人格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决定论。人格的文化决定论以及文化人类学中关于人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动摇了主流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思想，促使精神分析学派中产生了社会文化学派。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强调文化对个体人格的作用，并在心理治疗中注重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文化人类学的这种向文化主体倾斜的研究倾向，也使其研究重心开始从探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转向文化与自我的关系，并将触角延伸到心理学研究的广大领域[3]。
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学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对文化进行研究，例如，以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只是，自二战以后心理学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很难进入到由美国心理学家主导的研究视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维果茨基等人的研究才逐渐引起美国心理学家的注意，并成为一些研究者构建文化心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心理学家也开始重新审视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从此断裂的传统研究又接续了起来。文化取向的心理学研究迅猛兴起，有学者[4]通过对比1879年到1959年这80年间（不足10篇）与2000年至2002年间（8000余篇）关于文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论文篇数上的巨大变化，证明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发生了一个范式的转移，并预测在心理学领域在世纪转折之时将发生一场“文化革命”。
二、心理健康的文化影响因素
1.。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信奉的宗教，那么在影响心理健康的各要素中，宗教价值观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现代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精神空虚，缺乏理想信念。而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特别是宗教中许多积极的思想和观念在精神上给人以安慰，并使他们达到比较高的精神境界。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研究表明，精神疾病与宗教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精神病症状中就有一种叫作宗教妄想的症状，这种症状就是对宗教的一种病理的、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说服的信念。还有研究发现，在原始民族中，宗教文化影响该社会成员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求助行为以及心理治疗方式。例如，冉茂盛对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盐源县摩梭人对喇嘛治病与求医行为的认识进行的研究。冉茂盛通过对盐源县左所区沿海乡的摩梭人进行的对喇嘛治病认识的调查研究发现，53.2%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患病后会向喇嘛寻求帮助。在被调查者中，患精神疾病时首先会向喇嘛寻求帮助的占20.7%，明显高于患躯体疾病时的9.9%（P
2.民族认同。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几乎都面临着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少数民族通常是弱势民族，因而其文化也成为主流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弱势文化。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少数民族许多成员的民族认同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成员为了摆脱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成就的劣势，产生了强烈的融入主流文化的动机，积极学习主流文化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主流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另一部分少数民族成员则由于本民族在主流文化中的弱势与不利地位，在与主流文化的交往中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态度，致使不能实现认同自己的民族[6]。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成员与主流文化民族成员间固有的先天基础上的外部差异，他们在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主流文化群体并不会积极地接纳他们，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既不想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主流文化又不会轻易地接纳他们，从而使他们沦落为一种边缘人。研究表明，在这种无法为主流文化接纳，又不想认同本民族文化特殊的群体在人际交往中，最易引发心理问题。
3.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其作用通过家庭对个体最初的社会化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家庭是儿童早期生活最基本的环境，儿童在家庭里学到了最初的社会生活知识、技能、道德规范以及行为习惯等。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相对于主流文化，各少数民族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这些地区，由于缺乏基本的教育场所，多数人，尤其是女孩，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思维方式基本上都是在家庭中形成的。以我国藏族为例，在家庭中，长辈们很少有人能够读得懂佛经典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只会用一些浅显的语言来启蒙和警示他们的孩子。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会意识到他们将来会成为哪一种宗教的信徒。他们只是要求自己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遵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有教养，并获得更好来世的人。恰恰是这种宗教文化的无意识状态，成为了造就未来虔诚信念的最好摇篮。这样，藏族人民就形成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定式，并得到了巩固和延续。通常在这些民族地区，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交融在一起，并导致了许多社会禁忌，由宗教禁忌积淀而成的习俗形成具有社会约束效力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满足现状、不与社会抗争等心理。这种民族心理特征，使他们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冲突。
4.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除上述影响民族心理健康的文化因子以外，还有一些因子，诸如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它们通过文化因子间接影响着民族的心理健康。首先，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大多少数民族居住在的内陆边缘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少数民族狭小的生存空间与复杂的区域特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从而也构成了包涵民族意识、民族思维以及民族认知方式等在内的特有的心理模式。生活在这样特殊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也产生了特有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应对方式。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精神问题的增加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精神问题的比率往往也有所差别。那些居住在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文化较发达地区的人们，其患病率往往比生活在地处偏僻、文化落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居民要高。这一点在早期的人类学家和现代跨文化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
三、结语
如上所述，、民族认同、风俗习惯以及民族生态环境和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不同民族在文化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并制约着其心理的健康发展。但一般而言，上述诸文化因素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发挥作用的。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影响因素并不是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消除和减少不利因素，增加和增强有利因素，找到对心理不健康者进行干预的途径和方法，使健康者得到更好的发展。目前这些问题尚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参考文献：
[1]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132-133.
[2]Boas.F.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M].New York：Macmillan，1938.
[3]楼培敏.论当代心理学的三大走向[J].学术季刊，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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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初班”学生大多来自我区较为偏远的地区，在语言、风俗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着较大差异，如何结合”内初班”学生自身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取得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是很多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笔者根据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进行了思考和梳理，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
一、联系学生已有知识背景，寻找切入点
“内初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家庭教育和生活习惯、汉语交流和理解上都和汉族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开设地理课前，教师就要通过与学生谈话、问卷调查、咨询班主任等多种途径深人了解学生的情况，为地理课教学做准备。在教学过程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结合教材提出很多问题，用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进行教学，这样便于把”内初班”学生生活中熟知的却不留意的一些现象引人到地理问题中，使学生不仅认识了什么是“地理”，而且能激发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把全部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己经知道了什么，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进行教育。因此学习有用的地理知识和生活地理，必须充分重视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例如：在讲“地球和地图”时，利用学生切西瓜的经验在学生中展开次经纬线和经纬度的讨论。经过讨论学生切西瓜的方式大致归纳为两种切法：一种是先把瓜从中间切为两半；另一种是先用刀把瓜从瓜头向瓜尾切成两半。教师分析这两种切法：从中间切无数刀可以切出无数个圆，每个圆代表地球上的一条条纬线圈，中间切面代表赤道，地球表而就有无数条纬线。给每个纬线圈上标上度数，就可以用不同的纬度表示不同的纬线。纬度实质是线面关系，即从每条纬线圈上任意点向中间切面(赤道面)圆心连线，所连线与中间切面(赤道面)的夹角就是该纬线圈的纬度教育学论文，纬度最大是90度。按第二种切法，并且每刀都切到瓜头和瓜尾也可以切出无数刀。每刀切出的曲线就代表每条经线，给经线标上度数就是经度。经度实质是面面关系，即两个切面的夹角，最大只能是180度。这样利用学生生活实际为课堂注入了新鲜的生活内容，把地理知识移植到生活中去，使学生在生活中学到了有用的地理。
二、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爱学乐学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后的老师，这一点对于”摘要性。
三、让学生在动手做中获得成长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看不如一验”，亲自动手体验不仅能培养”内初班”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理解和巩固，成倍提高学习效率。学生在地理学习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学习兴趣，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教师在教学中集思广益，合理的运用教育教学的规律，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善于引导，就一定能够在地理教学和学习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如：讲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时，我买了五组中国政区拼图，让学生动手，学生兴趣一下就来了。再如：地图知识一直是较为突出的重难点，但又是学好地理的重要基础知识。如何打好这一攻坚战?可以从其实用性出发，在学习一开始，就布置一道作业，学完这一章后，要结合课本上“动物园游图”和“某村平面图”，绘制一幅校园平面图。这样，学生有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会引发兴趣，激发对新知识的探求热情，学习态度认真而主动，反而会随时将自己在作业中遇到疑难向老师提出，寻求支持，最终全而掌握地图知识，出色完成这一项作业。另外，还可组织学生进行地理模型的制作(如：简易经纬网、等高线地形图模型、地形模型等)。组织学生收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明信片、邮票等，组织学生结合教学进行野外考察，组织学生进行气象观测……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地理课外活动，学生不仅体验到知识的力量，学习兴趣大增，更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四、教会学生学习，培养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
地理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是一门全新而又陌生的学科。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还有就是”内初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短，在学习中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讲授每节新内容课之前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预习时，除了要把新课内容仔细通读外，还应在不懂和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这样带着疑问，做到有目的去听课教育学论文，听课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课堂上，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还要做到积极、主动的去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并勇于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表达出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听课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自身获得锻炼，并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从而将每节课的知识理解和消化。在学习过程中，要仔细倾听、认真细致地观察、如实准确地记录、积极主动地思考，要善于合作、主动交流，敢于质疑、勇于探索。
由于初中地理知识点杂乱而零碎，教师在讲课时，都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的。因此应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要做好课堂笔记，这样不仅有利于课后进行复习，掌握知识重点，又可以有效的避免学生上课时“走神”。教导学生在记课堂笔记时，必须讲究方法，要在听清楚老师所讲内容的基础上，记重点、难点、疑点和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与课本内容相同的部分可在课本上标出，课后整理笔记时可补全。要经常不间断的进行复习，循序渐进，每天认真阅读课堂笔记，同时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达到对课本内容融会贯通。每章节讲完后还要对知识进行整理归纳。这样就可在整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便于掌握。
参考文献：
[1]周涛.如何提高内初班民考民学生的语文水平[J].和田师范专科学报，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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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静.《民族心理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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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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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有关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的理论，心理具有文化的属性，文化对于心理行为方式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在大学校园中，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根本目标而形成的校园文化，其文化环境存在的独立性、完整性和系统性，都是其他社会亚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校园文化对于处于其中的大学生心理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成长的作用机制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的作用机理，才能更好地发掘校园文化中蕴涵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1、物质环境对心理的影响
依据有关环境心理学的理论，个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环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为我们提供直接而真实的感觉刺激，即环境信息。”2个体在通过所有感官获取环境信息的同时，其心理也会受到环境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同环境对人心理的造成不同影响的描述，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在“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环.境里，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但是在“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邻游泳;……”的环境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心旷神怡，宠辱不惊，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物，田浩.文化与心理学研究方式的变革[D].长春:吉林大学，2006，马铁丁.环境心理学与心理环境学【M〕.国防工业出版社，19%:164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大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特性质环境的光彩、颜色、声音、温度、形状、构造等等，或多或少都会对处于其中个体的心理产生影响。以色彩为例，红色使人朝气蓬勃、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容易使人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黄色使人感到温暖、轻快、镇定，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蓝色使人感觉恬静、柔和、凉爽，可以减慢心率，降低血压。绿色寓意生命、希望，象征和平、自然，给人清新的感受，能调节神经系统，活跃思维，消除紧张情绪。白色清纯、素雅，让人感觉安全，利于静心休养，镇定烦燥情绪。整体而言，优美的校园环境，让学生感到心情舒畅、愉悦，并能激发学生的美感，丰富审美表象，促其审美情趣的高尚化，提高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而相反，昏暗、脏乱的教室则会让学生感到烦躁、甚至厌恶。
2、群体心理作用
群体是指“一群人有共同目的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所组成的人群集合体”’。德国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们结成的各种群体，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处于各种因素不断互相作用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因此，群体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动力整体，是一个系统，其中某一部分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部分的状态发生变化;群体的行为通过协作活动所产生的力量，会超过各个人单独活动的力量总和。这是因为群体具备将个体力量聚合成新的力量的功能，其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表现在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抑制作用、群体规范的影响、群体压力与社会从众行为等。而在大学生群体中，上述影响具体的表现为大学生群体能够满足学生个体的心理需要，产生归属功能，认同功能，支持功能和塑造功能。任何群体成员都有许多需要，有些需要通过学习可以得到满足，而有些需要则必须通过群体来满足，例如，安全需要、自尊需要、交往需要、归属需要、社会化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等。一个学生当他属于某一群体时，会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产生一种归属感，特别是在涉及到群体利益和荣誉的情境中给人产生更为强烈的归属感。大学生群体具有认同功能，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对成员有吸引力，而个体也往往自愿接受这一群体的影响并与其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心理倾向;个体的思想、观点、情感特征、行为方式和具体业绩等若符合群体的要求，便会得到群体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又会强化个体的思想、情感、行为和业绩，增强自唁心，推动个体前进。大学生群体对学生个体还有塑造功能，按照规定要求评价各成员的言行和成绩，规范各成员的行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个体可以通过群体实现个人力量所不能胜任的事情，可以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相互关心照顾，解除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以达到健康心理。大学生个体的价值观主要来自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来自于他所属的群体，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受到他所属群体的巨大影响。这说明群体价值趋向、群体心理对大学生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多么的重要。群体心理的形成后不是一成不变的，除了群体内部变化引起群体局部或整体变化外，外力作用对群体心理亦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可塑性较强的大学生群体。而校园文化恰恰是这样一种非常有效的外力，它能够营造一个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大环境，通过影响、引导大学生群体，达到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最终目的。 3、环境因素对创造性行为的影响
创造能力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且是较高层次的一个方面。从创造性来分析，人类创造性的生态学理论研究者哈弗林顿通过多阶段的分析，提出了两个平行的生态系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前者指的是个体的认知技能、人格特质等，后者指的是对创造性具有影响的环境性因素，如关于智力的、审美的社会标准，合作与竞争的形式，信息与训练的获得等。当然，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生态资源，即环境性因素。哈弗林顿认为生态资源对创造性加工产生影响的机制是匹配，创造加工对创造活动的个体与环境提出很多要求，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创造性就不可能产生。生态资源主要是通过促进人格资源的表达而发生影响，如果创造性活动要求个体具有勇气，而生态资源具有鼓励勇气的特征，人格资源的要求获得满足的程度就更高。哈弗林顿认为创造活动一般受到心理社会的利益追求的激发，有必要进一步去构建这种动机关系。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创造性加工活动，个体资源与生态资源是两个平行的生态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生态资源即环境因素蕴含与创造性活动要求匹配的资源，促进个体产生动机，利用个体资源，实现创造性活动。心理健康与成长对环境提出要求，环境的好坏，将影响学生适应和改善环境的动机和方式，从而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水平。
2.2.2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功能体现
1、陶冶功能
校园文化的陶冶功能，主要是通过给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物质环境、制度环境与精神环境来感染情绪、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从而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首先，优美的校园物质环境，可以让身处其中的校园主体有意无意间受到感染和影响。鸟语花香、浓荫蔽日的校园环境，令人心旷神怡、精神振奋;整洁的教室、明亮的光线，会使人心情恬静、舒畅;年代久远的建筑、前辈大师的塑像，让人心生敬畏与自豪……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非常重视校址的选择，他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认为:“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很有密切关系。”基于这种看法，他提出了选址建校的五项目标:“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要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千百年以来之文明，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要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
其次，人性化的制度管理，可以让被教育、被管理者感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影响他们在将来处理事情时的态度和做法。在对校园主体特别是学生的教育管理过程中，与单纯的批评教育、生硬的管理者姿态相比，激励、引导等方式、亲切的朋友的角度更容易为学生接受，不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可以在平心静气中实现教育和管理的目的，也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并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接受对方的教育或管理。并且这种人性化制度管理方式还会影响被管理者的处事态度，使他们在以后处理类似事情的时候，也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人性化的方式。
再次，校园精神环境对大学生的陶冶作用更为明显。校园精神以大学精神、学风、教风、人际关系等方式表现出来，对学校的各个方面起指导性的作用，给置身于其中的大学生以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学风踏实严谨，就容易形成刻苦好学、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品格;人际关系融洽，就能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温暖以及帮助他人的快乐。校园文化通过各种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于潜移默化中感染了情绪，陶冶了情操，美化了心灵。这种“润物细无声”的陶冶教育，是其他任何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导向功能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校园文化所建立起的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影响和引导大学生的行为心理，制止不良行为的发生，通过各种文化活动，逐步把学生引导到校园文化所确定的价值目标上来。从社会大环境的角度来看，尽管大学生的主要生活限于校园以内，但校园的开放性、网络的盛行、学生自主性的增强等因素的存在，使社会文化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有增无减。对于来自国内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澎无不引起大学生的关注和反思，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的价值取向。而校园文化便成为社会文化作用于大学生的缓冲带，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校园文化帮助大学生对社会文化中的各种观念、思潮进行正确的评价、鉴别、取舍，引导他们提高认识、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最终确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的价值取向。从校园建设的角度来看，每一所高校在追求发展的既定目标之外，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有的严谨务实，有的自由活泼。不同的文化气质和行为方式在有形无形中也会影响、引导学生个体形成相近的文化气质。例如，“各高校围绕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生心理的校园文化特性各自的发展目标而开展的各项创业活动，广大师生在实践中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对每一个学校成员都是一种鼓励，一种爱校、建校的动力，对新进校的学生、老师更是一种召唤，一种要求，一种期望，使他们很快地接受高校文化的引导，认同高校文化中包含的团体意识和价值理念等。”’ 3、塑造功能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塑造功能体现在能力塑造和人格塑造两个方面。一方面，丰富的校园文化为大学生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大学生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使他们各自的组织管理能力、社交能力、自主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锻炼和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满足了大学生求知成才、开展社会交际、锻炼能力、提升自我等各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校园文化所创设的优美的物质环境、和谐的制度环境以及良好的精神环境，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影响和熏陶，对他们良好素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使他们能在轻松偷快的校园文化环境中，自然地塑造健康的人格。
4、凝聚功能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凝聚功能，体现为校园文化能够在学生中形成一种向心力，一种团结一致的合力作用。校园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体现在校园精神文化上。校园精神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它主导着校园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具体形态，一所学校与另一所学校的区别主要就是校园精神的差别。居于校园精神文化最深层的是校园人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它对大学生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学校师生员工共创和认同的价值观念，校园精神具有无形的不可低估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认识并体验到彼此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会使生存于同一所学校的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并进而升华为强烈的归属感、责任感，从而把大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生动地以“交大人”、“清华人”自居。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理想目标，就是使身居校园中的大学生们时时处处感受到师长的爱护和集体的温暖:同学之间，大家团结友爱、互相鼓励、互相关怀;师生之间，学生尊敬师长，老师爱护学生。而在他们将来走出校园后，又会以曾经身为这所学校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会为维护母校的声誉、为母校争光而努力奋斗!这种凝聚力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使得无论是在校生还是校友都自愿地、积极地团结起来，共同为学校的发展而奋斗
2.2.3校园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成长的特点
1、影响方式的潜隐性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心理成长的影响机制，既包括了能动的理性因素，同时又包含着被动的感性知觉因素，并以非理性的因素为主。校园文化往往具有规范性，但具体的规范与管理方式更多的是潜在的，不具有强制性。这种潜在的教育方式将具体的教育目的隐含于教育过程中，学生对教育者的教及自己的学都没有明确的意识，而是在无意识中接受到教育者所要传导的意义，教师是通过无意识强化的情感共鸣影响学生的心理、观念和行为，从而能够绕开意识的障碍，避免了学生对说教式教育的反感和抵触，保证育人目标的实现;同时学生以被尊重的主体角色进行交往，体验着参与者的价值感和自尊感，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与发展产生深刻的激励作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会使学生毕生难忘，而且往往具有滴水穿石的力量。
2、影响范围的全面性
篇11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田野调查；大理双廊村
一、概念简述
“族群”一词来源于英文“ethnic group”，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 [1]，在文献中有时还等同于“ethnos”或“ethnie”，即文化性民族。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ethnic group”一词开始出现于民族研究中，
用来称谓具有共同族源的群体，侧重群体成员在文化及血缘上的共同性。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渐深入，该词通过港台学者的著作被大陆学者引用，并逐渐出现于相关研究文献中。现有研究中，“族群”通常用来指“具有共同血缘及文化性质的群体，注重群体成员在文化上的共同性”[2]。因此，“族群”通常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本研究中的“族群”即用来表述居住于大理双廊村的白族群体。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族群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定义。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先生把族群认同的发生称之为“人己之别”形成过程；梁启超先生则将其视为“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Phinney认为，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4]。Carla等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族群身份的承认[5]。族群是人类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分类系统，综上所述，族群认同的内容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个体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四个方面。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族群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族群间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促使族群认同需要愈来愈强烈，族群认同成为社会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孙九霞对不同类型旅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环境和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她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类，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如云南迪庆州的雨崩村；第二类，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第三类，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 在该类型社区中， 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6]。
对族群认同变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以某一民族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情况。如：赵红梅以丽江白沙乡为田野点，通过考察族群的节日、音乐、宗教等文化要素，分析了旅游情境下纳西文化的内外部展演方式，同时审视在“主-客”互动关系类型下旅游民族的形成与旅游人群的诉求，进而阐述了文化差异、“舞台真实”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7]。刘青梅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苗族及土著民族聚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旅游开发背景下屯堡人族群认同的传递与转变过程[8]。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详细分析了旅游业开发对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如：通过对安顺屯堡社区实地调查，黄瑾发现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屯堡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重构并不断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变迁，经历了对立、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逐渐走向和谐[9]。陈浩通过考察三亚回族社区，发现旅游业开发以后该社区的族群认同和宗教意识得以强化，旅游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更多回民参与到朝觐活动中，但旅游发展刺激内部贫富分化造成了族群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10]。罗芳洲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傣族文化逐渐凸现出强势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傣族人对自我文化价值的重视，使傣族人重新构建自己新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进而在傣族村寨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11]。
以上研究对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探讨，但对于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积极作用，提升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强化族群认同较少提及。本文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田野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情况，积极探讨有益于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保护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三、调查实践
（一）田野点情况简介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双廊村位于云南省第二大湖泊――洱海的北岸，地处东经110°11′，北纬25°33′，背靠青山，面朝洱海，远眺苍山，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素有“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的美誉。双廊处在“萝莳曲”、“莲花曲”两曲交界，居沙洲之上，沙洲又有“南诏风情岛”、“玉几岛”分列其左右，且“双曲”环抱“双岛”故而得名――双廊。双廊村为双廊镇的七个行政村之一，先后隶属于大理州的宾川县和洱源县，2004年开始，为了统一保护洱海，双廊镇划归大理市行政管辖。双廊村是双廊镇沿湖四个村中最北端的一个村，也是镇政府所在地，包括双廊、康海和天生营三个自然村，人口902户，3578人。双廊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渔村，近年来为保护洱海而实行的“双取消”（取消机动船只，取消网箱养鱼）政策，使渔业逐渐衰退，传统渔业劳作方式慢慢消失，但仍保留着浓厚的渔文化。此外，双廊村人多地少，常年干旱，农业种植受限，经济十分相对贫困。为实现脱贫相关部门积极筹资，先后投入6000万元将金梭岛建成集旅游、度假、观光为一体的“南诏风情岛”。1999年洱源县通过多方筹资投入45万元改造双廊老街，建成双廊民族文化街。近十年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风情，以及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使双廊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成为大理州旅游业发展中的典型代表。
（二）大理双廊白族村族群认同现状调查
1.调查内容与方法
在以往族群认同现状的研究中，大多通过对诸如语言、服饰、饮食习惯等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进而得出“更强”或“更弱”的结论性抽象描述。为了使族群认同现状描述更加直观和具体化，本文以构成族群认同的四个基本要素――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为调查内容，对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成员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田野调查。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年龄构成方面老、中、青各约占30%，14岁以下儿童占10%；其二，以上成员中参与旅游业从业人员（Tourism Involved）和未参与旅游业人员（Tourism Uninvolved）各占一半，其中：旅游业从业人员包括导游、旅游餐饮店经营者、旅游商品销售人员、民族歌舞表演者、旅游汽车司机等，未参与旅游业的人员包括教师、政府职员、各类企事业职工、私营业主以及农业劳作者等。通过对众多访谈对象进行筛选、分类与编号，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年村民（OR，编号001-100）、中年村民（MR，编号101-200）、青年村民（YR，编号201-300）、儿童村民（CR，编号301-400）共20位族群成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见表1）。
为了考察不同旅游场域中白族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情况，我们在人类学田野周期内选取了四个旅游活动最为密集的时间段进行调研：第一次为 2011年 10月1日至7日的“国庆”长假期间，共计7天；第二次为2012年1月25日至2月6日的春节（双廊白族传统的本主节）期间，共计13天；第三次为2012年4月5日至11日白族传统节日“三月街”期间，共计7天；第四次为2012年7月26日至8月15日（恰逢农历6月25日的白族火把节）期间，共计21天。四次田野调查历时48 天，期间通过参与观察法、个别访谈法获取相关信息。
2.田野调查实践
（1）族群自我认同调查。族群自我认同，也叫族群自我界定或族群自我标定，是个体为自己所贴的族群标签。族群自我认同的主要任务是看个体能否正确地标定自己的族群身份。
在受访的14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与长期“驻留”在双廊的赵青、杨丽萍等名流之辈以及在此经商和生活的外地“驻客”①不一样，自己才是真正的“双廊本地人”。对儿童的自我认同情况调查，主要是看儿童能否根据父母的族群身份标定自己的族群角色，在问及“你是否是双廊本地人？”时，100%的儿童均回答“我的父亲（母亲）是双廊人，所以我也是双廊人。”
“我的小儿子在广州工作，多次要求我到那边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我是白族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靠打鱼为生，到我小孙子这一辈，已经九代人了。落叶归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方。”――TU-OR002
“我爸爸姓杨，是丽江的纳西族，而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双廊白族，我随妈妈姓寸。假期我和爸爸去奶奶家做客，但奶奶说那里也是我的家，自出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双廊，我是白族，还是更喜这里的白族生活。”――TU-CR302
“年轻时在外面开货车，常年东奔西走，每次吃到我们白族的凉粉都觉得很亲切。这几年很多外地人来双廊旅游，给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往外走了，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踏实一些。”――TI-MR103
（2）族群归属感调查。族群归属感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人虽然选择了相应的族群标签，但内心深处可能对自己所选择的族群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在研究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族群自我归属感。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可以通过“我对所属族群的生存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我的族群有强烈的依恋感”等方面进行测定。就目前双廊旅游业发展导致本地乱建房屋、周边洱海遭受污染、白族文化移植与失真等问题，受访者均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努力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几年来双廊的外地人，不是来看新奇、就是冲着‘钱途’而来，很多人在这里干几年赚一笔钱之后就转到其它更赚钱的地方，根本不会用心保护村里的环境卫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自己要长期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生活在这里，现在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白族人民就更应该齐心协力保护好家园，不然我们的后代还怎么生活呢？” ――TU-OR003
“很多城里人嫌我们的碗筷不干净，要求用一次性餐具，旅游旺季时，我们快餐店每天要用掉200多个饭盒，很多游客根本不像在家里一样爱护卫生，吃完之后就随手扔在路边，天热时招来很多苍蝇，气味也很大，每天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饭盒及时送到垃圾站去。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当然应该爱护环境，如果路上到处是垃圾，不仅我们本地人生活不舒服，来玩的人也会不尽兴。”――TI-YR203
“最近几年，外来的开发商在村子里盖的房子越来越多，而且全是钢混结构，这些房子虽然更结实、更干净，可看起来就像鸟笼一样，把人关在里面，很不舒服。我觉得我们白族的三房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房子不仅漂亮，而且住起来冬暖夏凉，老人和小孩也不用爬楼梯。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院子，可以摆放车辆和其它东西，生活很方便。”――TU-MR102
（3）族群态度调查。族群态度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持积极族群态度的个体，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族群认同，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并为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族群文化感到自豪；反之，消极的族群态度促使个体以悲观、颓丧的心态看待本族群的一切。在受访的80%以上的族群成员眼中，本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等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用以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主要依据，也是促使双廊这一小小渔村的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协调发展的宝贵资源。
“来我们店住宿的很多外地人都说我们白族话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有些人还跟我们学了几句打招呼的话呢，后来每次见面就用白族话跟我们打招呼。每天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也听了很多方言，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白族话好听，不然那些外地人也不会学了。”――TI-MR104
“很多游客告诉我，他们来双廊除了想一睹杨丽萍的别墅外，主要是想感受一下白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他们说大理古城里到处都是浙江和福建人开的商铺，几乎见不到白族人。当得知我是白族时，他们挺高兴的，除了和我合影外，还不停问我白族的饮食、歌舞和节日等习俗，有时候我就一边介绍一边表演。我觉得我们白族的这些文化习俗挺好的，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TI-YR202
（4）族群卷入程度调查。通俗地讲，族群卷入是指族群成员对本族群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和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之一，其外延十分广泛，包括语言使用、服饰偏好、饮食习惯、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的操守、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等方面。田野调查期间，我们目睹了白族接本主的壮观场面，在阵阵唢呐和鞭炮声中，男女老少穿着白族盛装，手捧祭品，浩浩荡荡的队伍尾随本主花轿涌向村子中央的本主庙，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近年来，名人效应带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很多人选择“驻留”双廊，与当地人“共享一片天地”。尽管如此，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长期生活在双廊的本地人，仍习惯讲白族话，过白族节日，穿白族服装，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信仰。
“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信奉本主，本主是我们的保护神。不管贫富贵贱，家里有升官发财、疾苦病痛、婚丧娶嫁、生儿育女这些大事的时候，都要去村子的庙里祈求本主的保佑。以前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会在心里默默请求本主的保佑。”――TI-MR101
“在外面工作那些年，时常觉得生活枯燥，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现在回到村子里，感觉踏实多了。每天晚上村里的很多老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到本主庙前唱唱歌、弹弹琴，聊聊天，生活充实多了。每逢本主节和火把节，村里还会组织唱大戏、歌舞表演和舞龙耍狮，很多年轻人也会情不自禁的参与进来，非常热闹。”――TU-OR001
“现在村子里每个月都会安排一些歌舞表演来吸引游客，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很多人拿着相机不停的拍照，有些游客还不停的追问舞蹈和乐器的名称。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这些习俗挺喜欢的。每次表演都有很多人围观，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很自豪。” ――TI-YR204
四、结论与建议
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缘于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带来的“井喷”式旅游业发展，不仅使双廊这个长期以来“深在闺中人未知”的千年小渔村迅速出名，同时也从两个迥异的方向深刻影响着当地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一方面，正如安顺屯堡社区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一样，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白族文化凸显出其强势存在，族群意识得以加强，族群认同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下的白族文化在各类展演活动中也难逃商品化、舞台失真的厄运，同时随着族群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群体成员间相互妒忌、相互仇视，关系日渐疏远，族群凝聚力不断减弱。此外，双廊村族群认同的强弱程度与族群成员的旅游业卷入程度密切相关，参与旅游餐饮与住宿、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和导游服务等行业的族群成员，能直接从旅游业中获益，在与外来游客长期互动中，他们从“他者”的眼光中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因而，比之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和需求更加强烈。
双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引来了众多外来投资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念和文化，像磁盘一样以插入的方式融入当地社区，争相租用海边农户的土地，按各自的印象碎片建造各种房子，致使洱海沿岸的土地租金在几年内增长数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对此秉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对于靠山和没有土地的村民来说，却看在眼里，妒在心里。此外，接踵而来的游客和各类投资者给双廊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破坏环境、与原住民争利、文化移植和失真等问题。几十年来，这种情况在中国数个旅游社区不断重演，空间和时间上与双廊最近的先例要数丽江：古城的原住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外地人，自己搬到新建的现代楼房里，世界文化遗产只剩下一具躯壳，她的灵魂已不复存在。如何避免“丽江化”？是目前双廊面临的最大难题。发展旅游业固然是好事，但核心问题是当地人，旅游开发时一定要兼顾不同族群成员的利益，如果找不到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开发之路，族群认同和文化保护将无从谈起。
因此，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调控和引领作用，积极探索社区参与旅游业的良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村民，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让其免费接受旅游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最后进入各旅游企业从事服务工作；对于有土地的靠山村民，通过项目扶贫让其从事家禽家畜养殖和蔬菜瓜果种植，满足双廊村旅游餐饮业的食品需求；此外，将村子中掌握白族传统文化的年长者聚在一起，从州财政中下拨经费，成立白族文化研习班，吸收部分白族青年参与学习白族传统歌舞、戏曲、乐器和其它文化知识，定期在村子中开展歌舞、戏曲等文化表演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旅游内容，增加游客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的机会，还可以在自娱自乐中增强族群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族群凝聚力。
总之，旅游业的发展应该让尽可能多的村民受益，有了利益，族群成员自然会重视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本族群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白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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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1 背景音乐对动画的作用
动画片的背景音乐对动画有突出影片主题的背景、暗示环境氛围、预示未来、暗示角色的内心情绪动作、同时起着引导观众情绪波动的作用。
（1）突出影片主题的背景和暗示环境。广义上来说音乐没有国界的限制，但是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却有着不同的地方特色，承载着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情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特质表达的载体。随着世界交流的频繁，音乐也将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呈现出独特地域化的风格，每首歌曲所表现出来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影视动画环境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听到的音乐可能不是朗朗上口的，有时候甚至不被大众所理解。这就需要我们从民族心理学的观点把音乐放在属于他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以及感受特定环境下的独特文化魅力。这也就把音乐放在了民族文化背景的层面来分析和探讨其蕴含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味。另一方面，影视动画卡通音乐对于影片的环境暗示也有一定的作用。音乐的节奏与影片整个大的基调总是保持一致的，音乐节奏随着背景的改变而不断产生变化，遥相呼应，共同烘托出影片的主题。《喜洋洋与灰太狼》中，每当杨村遭遇到危险时，快节奏的打击乐背景很好地烘托出环境的危险性；而在天高气爽的季节，羊村处于一片祥和的状态之中，相应的背景音乐也是轻松愉快的氛围。
（2）预示未来的发展。音乐的缓慢流动还有预示未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甚至于有时候能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宿命预知。音符的轻重缓急就像影视动画中人物情绪喜怒哀乐的呈现。时而舒缓，时而沉重，无论愉快抑或伤感都能带动观众进入身临其境的情绪状态。《机器人总动员》中，主人公陷入绝难中时，沉重的背景乐音缓缓升起，正如导演提前预知我们灾难就要来临。这就是音乐再用一种独特的形式传到出剧中人物命运的来临。一部影视动画的音乐片段也是由好几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主题音乐背景往往在剧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或是影片处于情节的时候出现。寄意获得最完美的表达效果。
（3）暗示角色的心理活动。影视动画作品中音乐也有暗示人物内心情绪活动的作用。《狼的孩子雪和雨》中，当雪和雨因为究竟是做狼还是人而争论，并最终演变为一场厮杀的时候，重节奏的鼓点迅速响起，粗狂而急切，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不仅暗示了雪和雨争斗的壮烈，同时也是主人公内心的独白，都在为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而进行抗争。暗示了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个狼人姐弟因为命运的分化而出现的分歧，同时也意味着主人公内心平静的情绪状态被打破，他们将分别走向不同的命运，并将渐渐成长起来。《狮子王》中辛巴，彭彭和丁满聊天吃饭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的场景。“辛巴伤心，现在，他独自走在悬崖上看着天空，叹了口气。”此时的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是辛巴的伤心，难过，伤心的描述，特别是他们的困境，与此同时悲壮的音乐声音飘起，仿佛是辛巴痛苦心情的写照，扣人心弦，表达出极度伤心难过的凄凉心理。
由此可见，影视动画中背景音乐与影片本身以及观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音乐既可以暗示环境揭示人物心理，同时也推动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对人物的心理变化也起着大大的推动作用。
2 音乐与影视动画画面的假定性关系
首先，音乐与画面的完美合一，一部伟大的影视动画片中音乐和画面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作为影片组成的重要造型元素之一，音乐与画面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音乐与背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更好的表达出导演的意图和影片的主题。实现音乐和背景更加完美的融合。得到更好的表达效果。声画同步表现为音乐与画面的一致，节奏的统一。并起到烘托渲染画面的作用。声画分离，如同影视剧作中会出现声音画面分离的情况，动画片中同样会出现这种声画分离的局面，但是他们在叙事意义上是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的。《蜜蜂总动员》的开场时候就先有一段旁白，而画面上却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创作字幕，可是他却暗示着马上要播出的动画片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先从旁白中了解动画片的主人公，这样也可以造成了声音与画面各自独立的一种独特效果。
（1）音乐与画面的对位。声音与画面在一部影片中根据自己的独特规律表达出不同的意蕴，又都在影片主题的统一下共同结合在一起。然而，在一部影视动画剧中声音与画面严格分离是不对的。《功夫熊猫》中阿宝当选为神龙大侠的时候，欢快的背景音乐与大家的欢快心情相匹配。而主人公本身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在音乐的推动下，声画出现了二元对立的情景而产生了一个不小的片段，即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迎合了观众猎奇的心理感知。
（2）音乐与画面的影响。音乐在剧情表达上有效的弥补了画面表达的不足，即可以独立存在，又可以与画面一起共同推动剧情变得更加生动，带动观众的情趣走向。声画结合利于观众内心在大画面之间游走，所以屏幕上的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有时会影响音乐剧是根据音乐的公众的理解来设置。在制作动画片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做同样的音乐格调背景。这样的动画后期制作和图像融为一体，使得整个影片得到升华。
3 结论
综合上面所谈到的关于音乐在动画片中的作用，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配乐给观众的心理感受。对于一部好的动画片，选择背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动画片选择的音乐与画面相互融合了，才能让整部动画片得到更好的表现效果，产生共鸣。美妙的音乐加上完美的画面，产生的一定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所以说动画片中的背景音乐在画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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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斌.在多元化的交融中凸显民族个性――新时期中国动画电影音乐发展的思索[J].当代电影，2011（02）.
篇13
1.能够正确认识到民俗文化历史的发展轨迹，定位及其现状，了解民俗文化的渊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2.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检验公共文化改革对民俗文化的引导的科学性，有效性，全面性，增强我们实践中制定文化政策的能力。
3.能够增强我们的民俗文化保护意识和树立促进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观的培养，为制定引导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打好思想基础。
三、研究现状
在对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方面，目前还没有较完备的专门的政策体系，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文化书刊类关于民俗文化的专著都较少的给予深入研究，大多数都是从某一个方面去论述民俗文化的意义，都是一些零散的言论，缺乏系统性，本文在参考多数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整合这些方面的理论资源，并提出了个人的观点，看法，为进一步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四、研究方法
系统综合，比较分析，列举事例。
(正文)
一、民俗文化的概念和范围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为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仅构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还构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 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民族学家和民族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论着，从而给人们提供了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发展与心理特点形成不同的视野和角度，也提供了认识不同民族心理及其独特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原型。在人类文化意识形态“宝塔”中民俗文化处在低层，如同未提炼的矿石①是一种综合性的原生态意识团在人类文化意识的长河中，民俗以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为核心构成了人类文化意识与心理的意想原型。
民俗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文化：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都是重点：精神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各种禁忌、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游艺竞技等，此外还有心理民俗是指民俗对某一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
中国各民族在其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以及移民迁徙、地域变迁、民族融合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事象和民俗行为，以及独特的民俗艺术。例如，心意民俗中，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精卫衔石填东海的悲壮举动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②中国民俗文化以文化和风俗为主体包括了生产与生活习俗、娱乐竞技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礼仪制习俗、民间文艺等。内容非常庞杂丰富。
二、我国民俗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落后
由于学术的偏见和学科自身研究的不足，不够深入，民俗文化被误解为没落文化遗留，是农民、陋民、落后人群的专利，认为民俗文化对现实和现代化进程没有意义。于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对民俗文化没有好的感觉。不会在认识方面给予其过多的探讨与关注，人们在对其的学术研究领域步入了死角，导致学识理念的落伍与滞后，遏制了民俗文化前进的步伐，于是便出现了对民俗文化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批判与否定，认为那是愚蠢之行。这些以神话构筑的民俗成为不少现代人攻击的对象。
事实上这种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和立场正是现实中学术偏见的结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相当多的民俗文化用今天的眼光看是落后的，腐朽的、倒退的，同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般而言，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文化生活现象，在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就是民众生活里那些没有明文约定的规矩，或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是流传程序化的不成问的规定。任何民族中每个人都无法脱离一定的民俗圈而生活。在他们身上都打上这样或是那样的烙印，以科学思维的尺度衡量，难免看出某个民俗事象形成中的无知，愚昧和荒谬，可是它并不是个体的失误，也不是现代人全盘否定的依据。”③又如由于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东北民俗文化--二人转也遭到了相当多的批判，对这种民俗文化的认知在学术界也是批判多于赞扬，骂声多于掌声，批判它“低级，庸俗，丑恶”，骂它“黄的不能再黄”强烈批判它的庸俗化和难登大雅之堂。
显然这种论断有失对民俗文化的全面性了解，这种思想意识领域对民俗文化的极端性的做法，首先将民俗文化置于遗弃的状态。因此在大众化的思想领域里，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被遗弃的考验。
（二）民俗文化的遗失与没落现象严重
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战争﹑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灾难﹑时间与空间交替﹑沧海桑田，不断变化，同时也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前进，民间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越来越虚弱了，原本强势的地位已变得极其脆弱了，其中大量的民族文化被遗失和伴随时代的变化而没落，比如在贵州有三万多个自然村寨，生活着苗、瑶、布依、侗、水、仡佬、土家、彝族等17种少数民族他们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民俗文化只占30%而70%的者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其中包括大量优秀的民俗文化。而黄河流域可谓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中河南省是中原文明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据《河南民俗志》记载有近八成以上的有如各种历史上出现过的如神话故事，节日，歌舞，民俗礼仪风尚等没有流传到今天而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④
（三）现实的羁绊束缚了民俗文化的发展
1.长期以来，民俗文化领域由于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工作思路以及运作方式，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导致文化单位较多的强调民俗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民俗文化事业属性忽视民俗文化的产业属性。对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心存疑虑放不开手脚。
2.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来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家办什么，老百姓就无偿地欣赏”什么的被动接受状态，文化消费的结构单一消费促生产的氛围始终没有形成，导致民俗文化发展缓慢。
3.有利于民俗文化发展的有关政策不配套，在税收，土地，政府补贴，社会融资及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还没有完善的配套政策。
4.整个文化体制的不到位机制不顺畅﹒而作为文化子目的民俗文化必然受到影响。因而，缺乏强有力的发展民俗文化的驱动力。
5.资金投入不足，经营人才缺乏。在民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上，民营资本投资民俗文化建设的数量仍显不足，特别是缺少大手笔的项目。另外，民俗文化的产生需要经济，文化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缺乏。民俗文化领域的人才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创新能力。
三、发展思路及对策
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订应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建设小康社会，文化更加繁荣的要求。在正确对待民俗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民俗文化产业的高度来引导其可持续发展，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拓展民俗文化的产业领域，不断丰富产业样式，努力提高民俗文化产业效能。
（一）发展民俗文化应遵循的原则
1.宽容性原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公共文化政策制订过程中应当具有允许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胸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指导思想，担负起保护民俗文化，发展民俗产业的责任，扮演民俗文化“守夜人”的角色。
2.选择性原则
不可否认民俗文化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文化理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是其特点。在比较优劣中筛选，对其精心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真正的做到去粗取精，去芜存真的目的。
3.创新性原则
把高新技术引入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文化的科技含量以求以信息化推动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民俗文化发展政策体系的完善
政府大力加强建立健全民俗文化产业扶植政策，确保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1.重点引导和培养典型民俗文化政策
公共文化政策出台为一些典型的民俗文化“正名”给予其政策和机会，及公平的竞争环境。如东北二人转不应再认为它是“黄”不应再认为它是低俗，没落的代名词。要进一步放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其以产业化竞争的姿态走向世界，以同等的文化身份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正如二人转专家田子馥所认为的 “专业二人转演出的潜在市场很大，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他们开辟一个市场，那么专业二人转演出市场将有一轰而起之势”。
由此可见二人转受到的“压抑”和它期待发展的渴望。事实上二人转这个东北的民俗文化已经彰显其潜在的产业优势，以长春和平大戏院为例，他们在长春市共有4个剧场，以观众1200人计，每天的票房收入可达27600元一年的票房收入就达上千万元。这便是一个显示民俗文化潜在经济价值的事例。与此同时公共文化部门更要注重对二人转的引导，如对二人转艺人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对欲从艺者进行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实行持证上岗提高演员素质，对二人转艺人艺德试行年终评审制。坚决杜绝“脏口”，发展“绿色二人转”，以政策的推动确保这一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
2.优秀民俗文化发掘保护政策
联合教育 ，宣传部门搞好民俗文化的发掘，宣传，教育工作。在对待民俗文化的问题上，文化主管部门以政策待遇鼓励考古研究人员，认真发掘发现我们已经遗失或没落的优秀民俗文化，来重新评估他们的价值。
对优秀者加以继承和弘扬，协助好教育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民俗文化的教育宣传和保护工作。
如在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公益性事业单位进行民俗文化教育增强民俗文化意识，培养优秀民俗文化人才，提高受教育者的民俗文化素质。
3.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经费用于民俗文化发展的贷款贴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发展前景好的民俗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拓展适合民俗文化产业机构特点的贷款融资方式和相关保险服务。
4.投资政策
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形成多渠道投入的体制。提倡事业型文化单位走国家投资和自我发展并重，向经营管理型转变的道路，鼓励适当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以弥补事业经费不足；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和企业横向联合，争取企业长期稳定的投资；吸纳社会捐资赞助；允许文物，博物机构利用外资合作进行考古发掘，文物研究和保护；鼓励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兴办国家倡导的文化事业或公共文化设施。
5.人才培养政策
鼓励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放宽政策、简化手续，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各类高素质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实行人事制，逐步推行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自主择业。允许有特殊才能的民俗文化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以其拥有的民俗文化品牌、创作成果和科研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占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参与收益分配。鼓励民俗文化产业单位与高校联合，发展与民俗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等教育如可尝试在各级学校教育中设立民俗文化相关专业，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中培养民俗文化高级专门人才，为民俗文化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
如二人转进入中戏，长春师大等高校就是鲜明的例子，试想还可以设立民俗文化考古专业专门培养民俗文化的考古发掘人才，同样还有民俗戏曲，民俗舞蹈等等，总之在如何保持良好的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必需的要务。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工作，让民俗文化氛围在整个文化氛围中不再如以往的冷清与沉默。
重点培养一批熟悉民俗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业务并掌握有关国际规则的人才，以及民俗文化经纪人、主持人、艺术家和会展策划等专门人才。
6.扶植民营民俗文化产业政策
鼓励个人，企业社会，以各种形式创办国家政策许可的民俗文化产业，对其在规划建设，土地使用，税费政策，从业人员职称等方面与国有民俗文化单位同等对待。
（三）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政策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某些变迁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不应阻挠也是无法阻挠的事实上任何民俗文化都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民俗文化要充满活力就必须与其它文化相接触交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弘扬本民俗文化的同时去吸收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借鉴国外先进民俗文化成果，然后在与这些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实现民俗文化的发展创新促进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四）民俗文化改革和发展并重的文化政策
文化部门制定政策引导民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认识到民俗文化尽管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的不科学的成分，我们当在认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同时尽量最大程度的反映真实的民俗文化。因为“如果一种民俗（如传说神化，民间故事，成年礼）等内容，与当前社会盛行的价值和态度偏离太远，他将会被遗忘而不会继续被流传下去，既然某一民俗能够流传至今，则其价值观必有于现代的价值观相通之处。”
所以说在坚持对传统民俗文化改革的时候要保持其原生态的一面。我们应当认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自己民俗文化的特色，也基本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更无法实现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
同时在对民俗文化进行产业运做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我们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不能只是单纯的利用民俗文化追求经济利益，如果只顾赚钱使具有文化属性的传统民俗，因商业气息过浓而流于庸俗化，失去了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与质朴，那么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实践中应当做到保护民俗文化的职责。
四、公共文化政策对民俗文化发展的意义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许多传统民俗文化濒临消亡，这是非常严酷的现实。面临着这种窘境，我们制定公共文化政策来引导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研究、开发民俗文化能充分认识到民俗价值所在，“找到我们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智能、灵感源泉和启动创造力的钥匙”，能揭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的真谛，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方面
我国56个民族的民风、民俗各具特色，多彩多姿，民俗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人文性格，因此，尊重民俗，尊重民俗主体，促进民俗文化的持续发展，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维系民族感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新时期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方面
民俗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历史积累，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是生产力，因此民俗文化资源可以作为产业经济去经营、可以作为文化资本去投入生产，“民俗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一旦植入经济，必将发挥巨大作用”因而它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如当今兴起的民俗文化旅游业，就是把民俗文化作为经济资源与旅游业的紧密结合而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所以引导和保护民俗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因此，研究民俗文化要与振兴经济相结合，打造自己特有的品牌，扩大影响，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保护传统民俗文化对经济文化产业的开发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社会生活方面
对于传承统民俗文化来说，保护传统美德、传统歌舞、民族服饰、传统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民俗是传统民俗能够在现代生活中传承发展的基础，民俗文化的发展也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生活，积极的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同时也有利于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使我们有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
注释:
①陈勤建：19 89《中国民俗》中国民间出版社
②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04年9月20日本版语萃
200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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