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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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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货币一体化理论认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越不能靠经常的汇率变动来改变相互之间的贸易条件和本国的国际收支地位，这两国（或多国）走向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体说来又主要是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货膨胀率；②要素流动的程度；③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④商品多样化的程度；⑤工资、价格的（变动浮度）；⑥商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⑦财政一体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货币一体化的主要收益来自于汇率稳定。汇率经常经常性变动会影响正常贸易和投资的开展，使用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同时单一货币能减少外汇风险，而外汇风险会象交易成本一样减少一国的进出口。当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最新进展就是运用理性预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性，信誉问题以及汇率决定等宏观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理论及分析方法对货币一体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货币中立问题方面：弗里德曼和卢卡认为因为有理性预期的存在，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应该存在着与通货膨胀率毫不相关的自然失业率。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方面，在对“货币中立建议”西方学者进一步运用时间不一致性观点来考察货币一体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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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审视经济全球化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流看法为，目前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他们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从自己的国际利益出发，对于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先导和主体的，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全球化。这是一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2．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看，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从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状态，不占主导地位，更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并且这种关系在21世纪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一体化、市场世界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国家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使国际经济全球化或者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自行运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3．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对于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领域。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而且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冲突。
二、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了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贸结构的优化，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推进本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外资的进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建设和基础工业的建设，提高有关部门的效益，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贸易壁垒不断下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
4．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将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引进、学习、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体制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赖度已经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一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就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以及整个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归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的监管方法，许多深受游资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稳定与否，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受到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
2．经济全球化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誉值减少。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3．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削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种是经济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让人感到不安和对未来信心不足。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地推到全球化头上，然而，正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园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联合自强的趋势。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团结一致，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国家中，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南亚的东盟，中东的海湾合作委员会，非洲的“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加太集团，南美的“共同市场”等，都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给了发达国家有力的回击。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要敢于、善于对现存的不合理国际经济旧秩序进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争，迫使发达国家在制定全球化规则时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削减发展中国家债务，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和技术。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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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人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_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人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篇5
一、课题分析
该课题属经济学领域一般层次的理论型研究，通常情况下需要首先检索时间跨度为5年左右的文献，再视具体情况回溯5～10年。信息类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等。
（一）选择检索工具
根据检索课题的学科范围和研究的方向性质，确定需要查找的检索工具如下。
1)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2)万方《中国科技文献数据库群》
3)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CNKI《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
5)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
（二）确定检索词
首选检索词：中国经济形势（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发展方式（Development Mode）;全球经济形势（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三） 分类途径
从课题分析可知，本课题的学科分类是属于经济学。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可选用分类号S作为大类检索入口。
二、拟定检索式
CNKI检索平台基本检索式：（中国经济形势OR全球经济形势OR通货膨胀）AND(发展方式OR增长方式OR宏观调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式：k=(中国经济形势+全球经济形势+通货膨胀) ˆ（发展方式+增长方式+宏观调控）；
外文数据库通用检索式：(“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OR “gobal eonomic suation” OR inflation ˆ)AND brakˆ and (development mode OR increasing mode OR “macro-control)。
三、筛选检索结果
根据不同检索系统的语法规则，对上述检索式作适当的调整，并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进行检索，对上述数据库分别进行了检索，并利用网络搜索引擎(baidu)进行了补充查找；时间跨度均为15年。共检索出相关文献700余篇，现按文献类型部分列举如下.
（一）期刊论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
2.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二）博硕士论文
1.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2. 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
（三）学术会议论文
1.祖强；梁曙霞。后危机时代加快我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思考[A]。江苏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11
2.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四、文献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仍是全国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且我国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达到或者出于领先水平，如：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
但目前类似的研究大多比较狭隘，从检索的结果看，其纵观整个经济运行层面及其它相关领域的交错分析较少，因此，此课题——“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价值以及学术意义显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五、学术论文写作
众所周知，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较困难又比较复杂的一年，是两个问题兼而有之的问题。从困难程度来说，没有2009年那么困难，保增长不是主要任务。复杂程度也没有2010年这么复杂，2010年所谓复杂，是很多问题我们看不清楚，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间会孕育什么风险。在2009年预计2010年的时候，大家说今年的膨胀压力会比较大。从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调控政策就出台了。包括限制房价的政策。到了5月份，当时在人民银行开会的时候，很多学者又担心中国也会出现通货紧缩。3月份，又开始发生新变化，美国开始货币放量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就显示出了2010年宏观调控的一些复杂程度。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在总的态势来看对往后经济发展将起着一定的经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经济仍可维持温和复苏态势。世界经济的复苏势头要强于预期，且具有一定的韧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和随后的欧盟刺激政策退出的冲击。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势，经济增长将较2010年有所放缓，预测在4%左右。美国经济仍可维持适度增长。欧盟经济增长超出预期，表明市场信心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响，继续增长的可能性也较大。日本经济增长前景相对暗淡，但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日本经济又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因而日本经济仍可保持正增长。
其次，国内发展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级政府积极谋化发展，项目储备与准备情况良好。经过多年的准备，目前中西部地区发展已步入快车道，大规模基础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正在展开。产业转移趋势进一步加强，有利于现有优势产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加快创造出新优势产业。消费的环境和支撑条件可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仍具备较大的运用空间。尽管2010年继续实施了大规模一揽子刺激计划， 2010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仍在1%以内，国债余额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合计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两项指标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其他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家。这表明，当前财政仍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财政政策运用仍有很大空间。
第四，全球通胀压力仍保持在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受到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发达国家产出缺口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国内价格水平特别是PPI与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高度相关，明年国际价格的稳定对保持国内价格稳定比较有利。
现在我们需要的发展不单纯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即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实现“四个转变”。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问题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4.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作者简介：崔柏（1972-），男，河北联合大学理学院，实验师，本科；研究方向：图书学与信息学技术
孙毓川（1974-）男，河北联合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理馆员
参 考 文 献
[1] 艾慧。中国当代通货膨胀理论研究（1979-1996）[D]。 复旦大学 2005
8]阎虎勤。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及其协调性的研究[D]。厦门大学。2008[2] 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展望[J]。中国国币市场。2009/01[3] 施发启。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形势[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02
[4] 迟福林。“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和重点。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篇6
一、受金融海啸冲击的巴基斯坦经济
2008-2009财年伊始，巴基斯坦经济就开局不利。前四个月（2008年7月至10月），巴基斯坦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48.5亿美元，其中出口67.6亿美元，与上财年同期相比增长16.6%，进口142.8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贸易逆差达75.2亿美元，同比增长33.3%。[1]从而严重恶化了巴基斯坦的金融形势。受贸易逆差影响，本财年头两个月，巴经常账户赤字高达25.72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63.72%。同时，巴基斯坦政府正面临严重的债务偿还能力的压力。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巴基斯坦外汇储备仅为81.35亿美元，其中，巴央行外汇储备为46.86亿美元，外汇储备除去相关国际债务外，只剩下不到30亿美元，仅够支付一个月的进口费用。鉴于上述严峻情况，全球知名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最近将巴基斯坦信用等级下调为“垃圾”级别，其中，长期外币债务等级由“B”下调为“CCC+”，长期本币债务等级由“B-”下调为“BB-”，短期信用等级由“B”下调为“C”。这意味着巴政府债务偿还能力正面临巨大压力，如果商业、金融、经济条件恶化，且外部援助和贷款等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其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将更大。
由于外贸赤字扩大、卢比下滑、外汇储备萎缩，加上人们对西方金融危机的担心，巴基斯坦股票交易量创11年低点。与此同时，受金融海啸的冲击，国内消费者购买力下滑，巴基斯坦的房地产市场也迅速萎缩。尽管目前房价降幅已高达25%，但购房者仍在犹豫和观望。[2]另据最新资料显示，巴基斯坦卢比已贬值21%，通货膨胀达到24.64%。[3]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巴国内安全形势影响，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正步入严冬，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二、互利共赢：进一步加强中巴经济合作
从目前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来看，单凭其一己之力显然难以走出困境，走向经济崩溃边缘的巴基斯坦亟需外界的援助。中巴两国一直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保持着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在当前两国均面临这场破坏力巨大的金融海啸冲击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中巴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无疑是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
中国经过改革开发以来近3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中国也受到金融海啸的波及，但由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丰富的外汇储备、广阔的内需市场和作为新兴市场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相对较少，仍然具备一定的抵抗金融海啸的能力，甚至还有一定的余力来协助其他国家共同应对这场金融海啸。但是中国毕竟也身处这场金融海啸所波及的范围之内，自然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这其中，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的中国对外贸易就受到了极大冲击。作为中国外贸产品重要市场的欧美等国，经济已经陷入萧条，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受到重创。外贸市场的萎缩，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形成了剧烈冲击。另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和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大幅缩水，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也愈益严峻。而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对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造成影响，导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一旦出现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中的两架---外贸出口和国内需求萎缩的局面，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令人堪忧。因此，在目前这种处境之下，中国除了应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内需市场，尤其是广阔的农村市场之外，也应该将目光投向外部市场，进一步加大“走出去”的步伐，积极扩大海外市场，谋求内外两个市场的合力，来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在中国应该积极开拓的海外市场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值得合作的伙伴。
尽管从目前来看，巴基斯坦受到了这场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经济萧条，市场萎缩，但巴基斯坦毕竟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加上国内建设相对落后，商品、服务、技术以及资本等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从长远来看，巴基斯坦市场潜力巨大。另一方面，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开始了贸易往来，但从当前总体情况来看，中巴经济合作的层次还比较低。在产业合作的大多数领域，两国还停留在人员的交流和讨论阶段，具体的合作计划还很少，进入实质性合作的更少。在投资合作方面，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投资数额与中国的庞大经济规模相比而言数额还太小，而且中国对巴基斯坦为数不多的投资还集中于制造业，对其它领域的投资则非常少；而巴基斯坦由于相对缺乏发展资金，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不具备增加投资的能力。因此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现状与两国之间的合作潜力相比较是不相称的。
中巴两国之间开展深入而广泛的经济合作不仅有着地缘上的先天优势，而且两国在资源、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方面还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特别是在机械设备制造、纺织工业、矿产资源开发、能源电信、投资和科技等领域，中巴两国有着相当大的合作和发展空间。未来两国如果能以这场金融海啸所带来的危机为契机，通过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外汇资本援助，协助其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有效结合中国的资本、技术、人才优势和巴基斯坦的能源、市场潜力，将对于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经济上的更紧密合作，将对中巴两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和文化交流，以及两国间的互信起到十分重要的稳定和促进作用。对中国而言，一个经济上稳定而健康并与中国保持政治、军事上友好合作的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存在，是中国所十分乐见的，也是符合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的。
参考文献
[1]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商处：《巴基斯坦本财年前四个月贸易逆差为75亿美元增幅达33%》2008-11-12
篇7
《国企》：通货膨胀问题刚刚得到控制，经济下滑压力又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难题。中国经济似乎总是充斥着抑制通胀和保增长的悖论。这些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行，增长速度在放缓。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
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内需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形成了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好，所以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投资增长带动产能持续扩张，紧接着出现的问题就是内需越来越不足，产能扩张后产品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国企》：那么，应对这一阶段的经济下滑，能不能继续刺激投资来保增长？
王小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几乎到50%了。如果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方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国企》：您如何看待这一阶段政府宏观层面的应对？
王小鲁：现在官方已经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但我认为经济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转，从大量的钱放在投资上，转而放在为小企业减税，改善社会保障，改善和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能够拉动经济。现在再搞继续大规模投资扩张，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更加恶化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国家的小企业一直面临很多方面的经营困难，面临融资难等问题。所以，通过给小企业全面减税，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刺激就业，带动内需，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其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些年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实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农民工。到现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劳动力中是半边天，几乎支撑一半的城镇就业，这些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当然会对内需有重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下一步的城市化进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资金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问题 ，他们才会有消费需求。
第三，改善医疗教育，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医疗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各级政府在投资上很舍得花钱，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钱。我们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费用在城乡间、各地间、不同人群间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这种情况急需改变，而且教育医疗投资对经济的长远带动作用要远远好于继续把钱投在钢筋水泥上。
凯恩斯主义并非一概有效
《国企》：经济形势每年都很困难，经济发展每年都还不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忧中国经济的未来？
王小鲁：中国经济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过去有很多困难都过来了。但并不是说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错误的方向努力，这些困难也会自然而然过去。目前我们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并且还在加剧。就算今年和明年经济发展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不能保障。
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解决眼下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应当系统地解决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保证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企》：回顾过去几年，似乎又是一个“经济刺激―通胀―经济紧缩―通缩―再刺激”的轮回。是否需要反思现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
王小鲁：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遇到，西方国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家应对经济紧缩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或者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进行政府投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而且过去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已经采取的大幅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消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继续用大规模刺激投资的方法，否则不仅会造成滞、胀循环，还有可能陷入滞、胀并存的局面。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宏观政策不能继续单走扩张投资这条道路了。
《国企》：这些调控的理论源自西方，而今他们形势更为困难――美国引发金融危机，欧洲正在发生欧债危机。那么，是否理论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鲁：我认为是这样的。凯恩斯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在上个世纪30年代解决西方的经济萧条问题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长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这个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经常会同时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我想这个问题和经济结构有关，根据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以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别是刺激投资的政策。
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投资过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凯恩斯刺激投资的政策，我认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失衡
《国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历史。如何评价他的成绩与缺陷？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难点是什么？
王小鲁：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国这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改进了微观层面生产者的激励机制，所以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过去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改革不单纯涉及经济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滞后的。
我们这套政府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政府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又发生了很多变形。政府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垄断资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场，但同时并没有通过改革建立一套社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因此围绕权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演变。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比如腐败和大量的寻租问题、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资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认为都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消费和储蓄之间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过大？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迟缓，导致政府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关的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
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需要改革，我们的房产税改革需要推进，还需要推进更加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资本市场监管，进一步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第五，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改革的难点在于，现在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牵扯面广、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也肯定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及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碍改革，这点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难点了。
《国企》：中国市场经济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国国企、央企，这是研究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您认为国企尤其是正在不断强大的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王小鲁：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存在国企。不能说国企不必要，因为在经济领域中，涉及公共产品的领域、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单纯靠市场来调节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来弥补这些不足，我认为还是需要的。
在一些资源性领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如果不是政府垄断，就会是私人垄断。但私人垄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当年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通过一夜之间的私有化，结果从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寡头垄断。这样并没有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反而也没有解决效率问题。
篇8
Abstract:Although the influence of price factors， the actual investment in China this year the growth rate has declined， but continued growth in investment demand is still great potential for investment growth is not because of the long-term driving force and the apparent attenuation of short-term adjustment， there should be no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growth rate of investment situation.
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述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不断扩大与蔓延，已经对我国的当前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对外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外销产品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幅度的减少，受成本激增、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一些中小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的困境，原油、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还是被各国所看好。首先，虽然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还是一直保持向上的。其次，我国政府积极地进行宏观调控，积极稳妥的推进中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开拓国内市场、及时的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以此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再次，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尽快改变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三，积极采取相关优惠措施，以资金来支持，加大大学生就业，确保就业率稳步上升。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只不过速度缓慢了而已，但对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
国际环境现状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盘踞世界首位，多数用于对美国的投资（包括持有美国的国债），国际经济形式的下滑，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近四成；全球市场萎靡及各国的保护政策以及国际市场的疲软，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大幅度的下降。
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渗透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
2、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
3、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我国市场潜力依旧很大 经济持续增长可期望。
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大开发建设正在积极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为保证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较快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与政策的扶持。
篇9
总体来看，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经济增速达11.1%。预计第三、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将放缓，呈现前高后稳的格局。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要关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缩与内部紧缩带来的叠加效应。
从国内的情况看，一方面要降低对政策刺激的依赖，另一方面市场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还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经初见成效，交易量大幅萎缩，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调整还并不明显，房地产调控的力度还不能轻易放松；节能减排的压力不小，同时今年第一季度单位GDP能耗还有所上升，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还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蕴含了一定的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过于严厉的紧缩可能产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对经济复苏的冲击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劳动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内过大幅度的工资上升也会转化为物价的压力。
这些两难问题，应当说是中国经济从应对危机的超常规的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转向可持续的复苏进程中，所必然会遇到的挑战，也可以说是这种转换中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化解这种两难，需要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放松管制，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从政策基调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应当以稳定政策为主基调。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观政策不会过早退出，也不会匆忙加码。一方面，今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政策，如楼市调控、对信贷总量和节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规范化、节能减排、出口退税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观察，可能暂时没必要进一步收紧，否则可能导致“超调”，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只要经济增速回调在预期范围内，也没必要过于匆忙地出台所谓“二次刺激”政策，否则会助长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
篇10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否定了重商学派所提出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一定是非赢即输的理论之后，提出可能实现双赢，即绝对优势理论，也就是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针对李嘉图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的产品时的比较成本的差别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进行了回答。这个理论首先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各国或区域的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不同，不同商品的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
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从各国的分配领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不同。按照新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
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比较优势的认识与运用的发展。
中国对于比较优势的运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从起初的不认识，到后来的自发运用，再到自觉运用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推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差异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之间的差别。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当作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为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得不动员中国成立之初极端有限的资源去扶植和发展极少数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通过早期的建设我们认识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那么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没有资本的支持，必将处于落后的位置；同时我们所扶植的产业也处于国家扭曲的价格机制下，再加上国家的层层保护措施，这样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有竞争力的，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我们的长项，我们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我们要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在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之后，我们认识到，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地域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借鉴上述国家经验的同时，力图将这些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市场经济，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但除此之外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中国的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在今后的贸易当中要继续发挥优势，并扬长避短。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发挥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
众所周知，中国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不易过早放弃。目前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欲速则不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
（二）发挥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其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再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内部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化，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发挥。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有以下方面：
第一，进一步开拓国内的区域经济。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自主发展的效果明显，中国发挥沿海开放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优先发展东部地区，而后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同时着力于中部的发展，这样就展现了中国在未来经济实现内部良性循环大格局的前景，就目前来说，这种格局并未完全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过去30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加以了实施。
第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传统产业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尽管目前这种优势仍然存在，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三）打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的积累相对充足时，就可以在发挥中国经济传统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开发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换。这一点可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更有利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来实现制度的创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实现。这一点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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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
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能否发挥效用应该先考虑货币的中性非中性问题，即名义的货币量的变化是否会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而在实践中，我国把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实施之前的理论假设即是货币非中性，而此时评价其政策效果，则应该是看其实施后，该政策能否及时有效地达到既定的经济调控目标。
1.2 货币政策目标的界定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标应包括：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其的界定：“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把货币政策目标界定为保持低的通货膨胀和实现高的经济增长。由此，评价货币政策是否实现这两个目标，本文主要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政策最终目标的评价指标，其间会通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介指标做出分析。
2．本轮“从紧”货币政策的回顾
2007年，中国经济有转向过热的苗头，价格上涨压力大，CPI从2006年的1.5 % 上升到3.2% 。此时，货币供应量在高位运行，同时有过快增长的趋势。存贷款方面，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过快，存款有活期化的趋势。
根据经济形势，中国人民银行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的问题，2007年上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说经历了从2007年第一季度“稳健”的货币政策到“适度从紧”，进而到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1月5日、2月16日、4月5日、4月29日、5月18日 7月30日、9月6日、10月13日 、11月10日、12月8日，在2008年1月16日、3月18日 4月16日、5月12日、6月7日15次宣布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7年1月5日的9 %上调至2008年6月25日实施的17.5 % 。
在存贷款基准利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2日、9月15日、12月21日6次宣布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2.52 % 上调至 4.14 %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6.12 % 上调至 7.47 % 。
除了利用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银行信贷以及利用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外，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一时期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还加强了公开市场操作、加强了“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指导。如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央行票据的发行力度并适时延长票据期限，旨在收回银行体系多余的流动性。又如中国人民银行分别在2007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召开“窗口指导”会议，传达防止经济转向过热的信息，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货币信贷业务。
3．对本轮“从紧”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
3.1 通过GDP增长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验证
2007年全年中国GDP为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 ％，而且各季度同比增长均保持稳定，所以从GDP增长率来看，该轮“从紧”的货币政策基本发挥了作用，即保证了经济的稳健快速发展。
3.2 通过CPI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验证
月份123456789101112CPI2.20 %2.70 %3.30 %3.00 %3.40 %4.40 %5.60 %6.50 %6.20 %6.50 %6.90%6.50%
2007年物价水平上涨压力大，这正是“从紧”货币政策出台的主要背景。以下是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各月份CPI 。
2007年各月份CPI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PI
2.20 %
2.70 %
3.30 %
3.00 %
3.40 %
4.40 %
5.60 %
6.50 %
6.20 %
6.50 %
6.90%
6.50%
2008年上半年各月份CPI
月份
1
2
3
4
5
6
CPI
7.1%
8.7%
8.3%
8.5%
7.7%
7.1%
（数据来源：新华网、凤凰网）
从上面两个图表可以看出CPI 在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变化：2007年，CPI从第一季度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4月份、9月份、12月份回落外，其他各月均上升，上升幅度在0.3至1.2个百分点之间。进入2008年，1月2月份CPI保持上升趋势，3月4月CPI仍然在高位，直至5月6月份有下降的趋势，6月份CPI回落到1月水平，但仍高于2007年12月的CPI水平。总的来说，CPI从2007年开始逐渐上升，中间虽然有几个月份回落，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08年2月至4月更是在8 %以上高位徘徊，直到5月6月份才开始有回落趋势。
央行从07年开始，几乎每隔一个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每个两个月上调一次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但直至2008年第二季度，CPI才有所回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CPI的角度看，该轮“从紧”货币政策的出现了一些时滞，没有及时抑制住物价上升的势头，但从最终效果来看，该轮货币政策还是抑制住了物价上涨。但如果结合2008年第三季度的相关数据，又可以看出，该轮货币政策在最终抑制住物价上涨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有可能回落到8 %。
3.3 通过货币供应量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验证
货币供应量（M2、M1）作为货币政策重要的中介指标，也是验证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
2007年第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7.3%，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增长19.8%，增速同比提高7.1个百分点。2007年第二季度，6 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7.1%，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1.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增长20.9%，增速比上年同期高7个百分点。2007年第三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22.1%，增速比上年同期高6.4 个百分点。200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7%，增速比上年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增长21%，增速比上年高3.5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可见，07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速 一直偏快，M2余额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但M1余额的增速则明显偏快。但到07年下半年M1余额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到2008年第一季度，M2、M1余额增速显著下降：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余额为同比增长16.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 余额为同比增长18.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6个百分点。2008年第二季度维持增速下降趋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同比增长17.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同比增长14.2%，增速比上年同期低6.7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就货币供应量的角度上看，该轮“从紧”货币政策在07年下半年有效地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并在使其在2008年增速继续减缓。但若联系08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减速似乎损害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国家不得不在08年第三季度开始出台政策解决许多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难问题。
4．结论
通过上述三点的验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该轮“从紧”货币政策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基本完成了任务，而在稳定币值稳定物价方面则出现一些时滞，但最终还是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但也应该看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虽然在2008年下半年逐渐新一轮的货币政策所取代，但“从紧”的“效果”似乎仍未为结束，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经济很可能出现从通货膨胀迅速进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放缓的时期。
参考文献：
1、 2007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 侯超惠 《论中国的货币政策》 中文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3、 张凯 廖慧杰 刘启峰《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广西农村金融研究 中文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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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完善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农村人口养老问题紧密相连。考虑到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背景, 面向大多数人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在新时期防范风险、防止农村老年贫困、调节农村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就必然持续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政策议题。
二、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保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不完全成功的。
1.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
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法律法规层次低，缺乏约束力。特别是对养老保险金流失和挪用等行为，未规定有效的惩罚措施。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相当严重。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制度和屡见不鲜的违规行为挫伤农民投保积极性，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困难重重。
2.自给来源少，吸引力不足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集体补助不到位或数额少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或只在部分地方或人身上得到体现；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再无其他的扶持政策；地方财政，除经办机构费用，也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强制性的情况下，仅靠这些政策，难以发挥吸引作用。
3.基金增长慢，难以为继
基金增长速度跟不上养老金发放的增长速速，出现负增长。农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债券利率和银行存款率都很高，因而给农民承诺的保险给付率也高达12%，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债券和银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调，致使基金增值缓慢。加上缺乏稳定的投资渠道，农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现负增长。
三、完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养老将呈现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养老将居主体地位，社会养老保险将得到新的强化，从而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为农民养老建立一道比较可靠的屏障。
1.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
市场经济本身是法制经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实施。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改革，尽快制定并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对资金来源、运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标准、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规范其操作行为，以法制的形式将这项合法权利确定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社会，是以社会运作的方式实现的。而能够代表社会。管理社会的主导者是政府。在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强调个人应承担义务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针对目前集体补助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应当考虑如何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和养老的优良传统，这为家庭养老制度的实行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现阶段，由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原因，农民养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政府可以从制度上鼓励农村家庭养老。
四、结语
从农村和整个国家现代化长远角度看，建立农民养老制度是对农民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护。严峻的人口发展现实、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以及有限的可供学习的国外经验, 都迫使中国不得不用创新的思路、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和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 走出一条城乡之间相对独立而又良性互动的、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希望本文能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近一步完善，有所启示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桂世勋.关于探索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的思考[J] .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8 (7) .
[2]乐章.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向[J] . 中国人口科学,2004 , (5) .
[3]俞仁龙.浙江农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行性分析[J] .嘉兴学院学报,2005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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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用于课程分析的主要工具有两个，分别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国际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基础便是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所以，国际经济学中的所有分析都离不开这两个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课程体系中，也可以大致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划分，其中国际金融便属于宏观经济领域，而国际贸易则属于微观经济范畴。
（二）研究内容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经济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因此，在研究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除了研究与分析微观领域中的国际贸易政策、贸易理论、贸易需求要素流动，以及宏观领域中的经济政策、货币制度等传统国际经济学问题，还需要突破传统的单一性研究模式，研究经济变化过程中的相关领域，从而让国际经济学更加适应世界经济发展。
（三）课程体系
国际经济学是一门系统的学科，与很多其他的经济学科都有很大联系，因此，想要学习好这门课程，就需要打好相关基础，在课程前期做好学习准备，学习一些货币银行学、经济学、金融学等课程，这样有助于以后对财政、投资、贸易等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另外，这门课程与国际金融学以及国际投资学等以后要学习的课程也有很大联系，学好国际经济学，有利于后期课程的学习。
（四）教学要求
国际经济学还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运用到数学思想与数学模式，其理论体系也与数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数学素养与扎实的数学知识，如若不然，则很难真正了解与吃透国际经济学，学习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当前课程中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企业竞争力也有很大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外资的利用率也逐年增加，在千变万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养出更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就必须对原有课程进行全面分析，找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问题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当前《国际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材定位问题
《国际经济学》中并不是单纯包括经济学知识，还涉及到投资学领域，属于一种交叉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相应的，对国际资本管理与运用的人才也高度缺乏。所以，我国在一些高校中创设了《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以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国际经济学教材也开始陆续出版。但当前出版的绝大多数教材都更偏重理论性研究，教材中的案例非常少，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些经济学相关理论太过艰涩，如果没有案例做支撑，很难真正理解与掌握。
（二）内容设计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日益改变，对于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也需要在内容上进行及时更新，如国际上的贸易机理、分工模型、贸易政策、收支调节等，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国际投资形势与状态及时有效的反映出来。但现阶段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在设计《国际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却只是依照着传统教材，一部分院校的教学内容甚至停留在几十年前，这样的教学内容无法将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反映出来，也无法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的。
（三）教学方法问题
《国际经济学》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还具有一定的实务性，需要与国际贸易、国际商务、国际管理、国际金融等学科相适应。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一些理论知识淡化，着力突出课程的实用性。举例来说，在《国际经济学》中，国际投资理论是一节比较难理解的课程，单纯的讲授理论，不仅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学生也难以理解理论的真正含义，因此，教师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将真实的经济现象还原，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另外，在讲授一些国际投资知识时，可以通过图表或数据对知识进行辅助说明，将抽象问题具象化，缩短学生的理解时间。但现阶段，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却很少运用这些方法，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欠佳。
（四）课程考核问题
当前绝大多数高校中的《国际经济学》还运用传统的考试形式进行课程考核，基本模式便是将平时表现与期末成绩相加。一般情况下，平时表现分为出勤与作业两部分，期末成绩便是单纯的分数决定。这样传统的考试形式很难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出来，也无法体现出《国际经济学》的应用性特点，无益于学生相关能力的提升。
（五）教师素质问题
教授《国际经济学》课程的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当前的很多高校中，教师虽然具备较高的理论基础，但实践经验却相对欠缺，教师没有在外贸企业工作与实践的经验，空有理论，却无法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实际的经济工作没有全面认识。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师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也无法做到与实际相联系，削弱了教学效果。
三、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我国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学》课程急需改革，以适应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应用性人才。因此，针对当前课程在以上几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一些改革的主要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重新定位教材
应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养出更多应用型人才，就需要对教材进行重新定位，对于《国际经济学》来说，相关教材不仅要有经济学知识，还要与管理学知识相联系。教材需要重视基础知识，整体思路需要由浅入深，再深入浅出，在理论部分，除了必要的理论介绍，还需要运用图表等具体形式加以说明，帮助学生理解。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教材还要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并保证案例的新颖与生动，最好能够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以引起学生共鸣。另外，设置一些“知识拓展”等板块，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
（二）更新教学内容
《国际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内容在于“国际贸易理论与相关政策”，而课程的难点内容在于通过数学模型方式，对这些理论与政策进行阐述，因此，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讲解这方面内容。如果学生的数学基础较好，可以对数学模型进行比较深刻的讲解，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其前提、论证、结论等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对数学模型中所蕴含的经济含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学生的数学基础一般，则需要着重讲解数学模型的基本原理与概念。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换挡期，因此，《国际经济学》的课程内容需要以我国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更新，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新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现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但教材无法实时进行更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时刻关注进一阶段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方向，并在教学时及时将新的经济内容与数据引入到教学中来。举例来说，在“国际贸易理论”一节中，教师需要将当前新的思想与理论介绍给学生；如在“欧盟经济一体化”一节中，需要及时的更新新的相关数据，并向学生讲解欧盟当前的发展情况。
（三）改革教学方法
由于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理论，还要考虑实务，充分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而通过案例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
在课堂上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需要教师对国际热点进行实时关注，并将其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各种渠道查阅大量文献，在这些资料中挑选典型案例，还要针对案例设计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在“跨国并购风险”的相关问题中，便可以举2009-2010年间的海外并购热潮为例，并提出并购热潮产生的原因、海外并购的特点、不同企业并购产生的不同结果等问题，并组织学生讨论，最后总结，以培养学生的问题分析、独立思考、团队协作等相关能力。
2.多媒体教学法
该课程的信息量相对较大，在教学过程中，比较适合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教学，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将课堂内容以更生动的形式传达给学生，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个幻灯片，并在课堂上拿出一些时间，让学生自己讲解。举例来说，让学生制作跨国公司家乐福在中国的发展的幻灯片，并以此为基础，论述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以及其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四）运用综合考评
对于《国际经济学》这一实用型学科而言，单纯的试卷考试是无法真正对学生成绩进行评定的。因此，可以将笔试作为考核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缩小其占总成绩的比例，加入案例讨论、论文、作业、出勤等多方面因素，对学生进行综合化评定，通过“考”和“评”的结合，才能全面的对学生进行评价，让教师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提升教师水平
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增加自身的实践经验，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学校可以与相关企业相联系，将教师送入企业中的国际经济部门进行学习，如外贸部、金融部等，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能够通过理论，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有利于以后教学。另外，学校还可以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来学校做兼职教师，以弥补教师队伍缺乏实践经验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