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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认识论背景，国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比较强调从莱布尼兹、沃尔夫到鲍姆加登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注：见邵大箴，《温克尔曼及其美学思想》，载《希腊人的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5—6。） 但是，西方研究温克尔曼的专家阿历克斯·波茨(Alex Potts)则认为，温克尔曼关于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并不像是歌德、施莱格尔和黑格尔那样的德国唯心论者或浪漫主义者，倒是更接近于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必要继续作一番研讨。
我们都知道，尽管温克尔曼在1738年进入曾是沃尔夫的讲坛所在地的哈雷大学学习神学，而且他还听过沃尔夫的学生、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加登的课，（注：鲍姆加登于1737—1740年间在哈雷大学任教。） 但是他对鲍氏的哲学很是不以为然。（注：见[德]西海·贝格瑙，《论德国古典美学》，张玉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6。） 通观温克尔曼的著作，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温克尔曼是在德国的学术中心哈雷大学接受了正规的神学教育，他也熟知莱布尼兹、沃尔夫一派的哲学理论，但是温克尔曼的著作中并体现不出德国哲学家擅长的形而上思考的特点。显然，从温克尔曼对待鲍姆加登的态度来说，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给人以鲍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对于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却是不能因为作者的主观姿态而否定掉的。温克尔曼史学思想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作为体系的艺术史、自由与艺术的繁荣、关于理想的美——事实上都与他之前的理性主义者的哲学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克尔曼把艺术史作为一个“体系”去进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国所接受的哲学训练，这种探索体系形式的理论训练先是由莱布尼兹灌输到了德国哲学中，继而在沃尔夫那里得到了强调，最终影响到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而英、法的哲学在笛卡尔之后对于庞大哲学体系的建构则基本上持着一种排斥的态度。（注：关于德国哲学在体系思维上的训练及其与英、法哲学的区别的论述参见[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26—327。） 正是因为温克尔曼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已经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专家，而是德国人温克尔曼发明了现代的、综合的艺术史学科。在讨论自由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时，温克尔曼把“自由”这一基本的原则当作一个对于艺术之繁荣来说必须事先存在的理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美”的问题上，温克尔曼根据他对希腊艺术的研究勾画了一个理想的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因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绝伦，因此一些学者把温克尔曼称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注：“美”的性质在温克尔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者意见不一。克罗齐、韦勒克、贡布里希、朱光潜都把温克尔曼看作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而文杜里则对此予以否认，黑格尔也把温克尔曼归为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美的学者之列。相关论述见：[意]贝内戴托·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袁华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105；见[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凯身、杨自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页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18，鉴于朱光潜受克罗齐影响之深，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一看法来自于克罗齐；[意]L. 文杜里，《西方艺术批评史》，迟轲译，(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页1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页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尔的见解。） 然而，无论说温克尔曼的美是来自于夏夫兹伯里这个赞成理性主义的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说它来自于莱布尼兹对于“美”的理解，在我看来都只是看到了温克尔曼关于美的论述的一些表面的问题。恰恰是温克尔曼的这两位前辈在模仿普罗提诺，而温克尔曼则是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使理想的美从具体的材料中生发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把理性主义者的论述用经验主义的方式颠倒过来了。
对于温克尔曼来说，经验主义的影响确乎更大。经验主义在当时整个德国的文艺理论界也是占优势的。18世纪初的德国思想对于温克尔曼的确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当时的德国学术比起英、法两国的学术来说实在是太薄弱了。（注：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状况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79—282。） 对于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来说，更多的影响来自于英、法。当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进行“古今之争”的时候，德国人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古今的优劣，而是他们的文艺是应该借鉴法国还是英国，足见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莱比锡派与以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争，本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在德国的延续，其结果则是以经验主义的胜利告终。（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页282—286；以及[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11—281。） 法国的启蒙思想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当然是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注：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思想家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这与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参见[英]柏林，《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载《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193—224。） 而在哲学史上，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事实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根据罗素的分析，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除了英国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吸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牛顿对于宇宙演化的解释超越了笛卡尔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学在英法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牛顿的威望，而把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到法国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尔泰。（注：见[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175。）
1726—1729年，伏尔泰流亡英国三年，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曾写道：“尤其在哲学方面，英国人是其他民族的导师。”（注：见[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496。） 在自然科学方面，伏尔泰成为牛顿的信徒；在历史学的领域，他则创立了一种以《风俗论》(1756)为代表的新的方法论方案，也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卡西勒指出，这种方案就是不让历史写作单纯的依赖哲学或者神学的建构力量，而是试图直接从生动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注：见[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195。） 伏尔泰的兴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继，而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它的诸因素内在的关系。伏尔泰抱怨历史知识较之自然知识而言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历史也应当能够类似于牛顿的科学，能把事实还原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历史以《圣经》作为基本的叙述结构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顿的力学从最基本的历史材料出发建构新的历史模型。这个历史模型把人类的历史从神学的救赎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试图通过对人生活的环境气候、民族、风俗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考察勾画一个世俗的人类文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洛维特把从鲍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风俗论》的转变称作是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精神史上危机的标志。（注：见[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页121。） 卡西勒对伏尔泰历史编纂观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认为伏尔泰并不否认理性作为一种人类先天的禀赋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够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经验的历史才能够充分地展现理性的发展。（注：[德]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页213—214。） 而伏尔泰是温克尔曼艺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前导，熟悉伏尔泰的温克尔曼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启发。事实上，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也表现出了与伏尔泰的历史逻辑相似的一面，尽管他深受德国理性主义哲学训练，却也用一种经验的方式去进行艺术史研究。
二
前述的认识论背景对于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艺术史》绪言中，温克尔曼说：
“我所着手写作的古代艺术史不仅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编年史，也不仅仅是要说明在那些年代里发生了些什么变化。我是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历史’这个词，这种意义就是它在希腊语中所具有的含义；而且我的目的是试图提出一种体系。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古代国家之艺术的论述——涉及到每个单独国家的艺术时我已经力图实施这个构想，这一点在论述希腊艺术时尤为显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这一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温克尔曼提出了他的艺术史不是一部罗列事件的编年史，而是“提出一种体系”。把艺术史作为一种体系去研究，也就是说要用一种体系性的思维去构架艺术史写作的结构，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体系”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涉及到图像、风格、文献材料的考据等一般的艺术史方法，它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西方现代哲学史上，从莱布尼兹开始，德国的古典哲学大家们多倾其一生，努力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像康德、谢林、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也被称作“体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对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论述的相关研究中曾用相当的篇幅讨论过“体系”的概念及其历史，特别是“体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认为，这一渊博而又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很有帮助的，这一论述不只对谢林有效，因为体系的观念是近代哲学思维逻辑的一个基本的“语境”，所以我想首先简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尔的研究。（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0-65。）
海德格尔首先考察了何谓“体系”？“体系”来自于希腊语συνιστημι，意为“我来安排”，他有两个意义的指向：其一是内在的、给事情提供其根据与支点的结构；其二是外在的随意的堆积框架。后来“体系”这个词逐渐被使用于认识领域，由于其本来所具有的两种意义指向，从而使得人们一方面创造真正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随感堆砌起来，以“体系”的名义招摇。海德格尔简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的开端，也就是古希腊，如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在中世纪，像托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学大全》也不算是体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乱，就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不及，更不用说是和像黑格尔、谢林那样的真正的体系相比，因而中世纪的各种神学“大全”不算“体系”，而是神学的教科书。接着，海德格尔对于“体系”的概念进行了集中的论述，他反对把“体系”当成是对现有的教学材料进行的划分排列，指出：“体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仅仅是给现有知识材料以一种次序，以期适当传达知识，反之体系是可知东西本身的内在安排，是给其以论证性的形态和展示，更真切地说，体系是对存在东西在其存在性内结构与衔合的合知识性的安排。”（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45。）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体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纪形成的，因为直到近代“体系”才具备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数学的理性体系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在进行了以上论述之后，海德格尔指出，在从17—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变迁的过程中，“体系”是“整个哲学的主导词语”。（注：相关的论述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薛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55。）
从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出一条最为核心的理念，即“体系”必须是某种理论内在的结构秩序。然而，海德格尔的论述是着重于德国的唯心论哲学传统。前文中，我强调了温克尔曼与经验主义的关系，那么，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接近海德格尔所谓“体系”概念的实质，而与温克尔曼的联系又更为直接的论述呢？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对“体系”一词有专门的词条解释，解释者正是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伏尔泰说，“所谓体系，无非是一种艺术或科学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组合，这种秩序使他们彼此相互依存；从其原始因素可以导致并说明其最终因素。那些用以解释其他因素的，称为原则，而原则的数量愈少，体系就愈完善，最好是减少到只有一个原则……在所有的体系中也只有一个首要的原则，而构成体系的各个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梁从诫译自[美]斯·坚吉尔的英译本，(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页349—350。） 伏尔泰认为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有三类原则，他们形成了三个类型的体系：第一类原则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种原则的体系被称为“抽象体系”；第二类原则是一些假设，以此作为基础的体系称为假说；第三类原则是由事实所构成的，这些事实，是在实验中收集到并经过考察和鉴别的。伏尔泰认为“真正的体系是在最后一类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体系。”（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0。） 而且，真正的体系要以事实为基础，它要求有大量的观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种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伏尔泰坚信“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或艺术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体系的。”（注：伏尔泰释《体系》，见[法]丹妮·狄德罗，《百科全书》(选译本)，页353。）
伏尔泰的解释使我们意识到，“体系”的问题在17、18世纪是欧洲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说：“为了认知人类文化和社会某些关键层面的经验的多样性而精心构建一个体系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课题。”（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温克尔曼与孟德斯鸠和卢梭相联系。的确，有许多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体系”，但是这些“体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区别的，并不像阿历克斯·波茨说得那么简单。从伏尔泰对于“体系”的解释看，“体系”的概念以及人们对于体系思维的认识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种笼统的趋势概括它在当时的发展和影响。卡西勒曾指出，当时的英、法正流行着一股反体系的潮流，对温克尔曼具有重要影响的夏夫兹伯里甚至说“体系是把人变成傻瓜的办法”。（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327。） 孔迪亚克在1759年发表了《论体系》一书，他强烈地主张在物理学中消灭“体系癖”，而17世纪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大厦正是从这种“体系癖”中产生的。孔迪亚克反对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释，而是主张必须直接对现象进行观察，通过对现象的经验性质的联系作出清楚的规定。接着，把牛顿奉为经典的伏尔泰也用这种理想向笛卡尔的物理学发难。（注：转引自[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页51。） 伏尔泰在解释“体系”的词条时，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反对以前的理性主义者主要通过演绎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主张一种基于现象的观察建立的经验的体系的思考。按照伏尔泰的设想，关于艺术的研究显然也应该能够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体系”，也就是基于观察的、由事实建立的体系。温克尔曼在大家都在反对“体系”的时候却提出了要建立一个艺术史的“体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体系”，这首先应该说是莱布尼兹灌注到德国哲学中“体系精神”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应。当然，深受英、法经验主义哲学影响的温克尔曼不会把这个“体系”建构成“抽象的体系”，而是伏尔泰所说的那种新的经验的“体系”。
由于温克尔曼本人并没有对他的“体系”的概念作出说明，阿历克斯·波茨在研究温克尔曼的艺术史的“体系”概念及其理论结构时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把《古代艺术史》“体系”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体系”原则相类比得出结论。（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讨论“体系”的概念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从海德格尔和伏尔泰的相关论述中抽象出来的，可以作为阿历克斯·波茨的相关论述的补充。涉及到温克尔曼的“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阿历克斯·波茨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既是一个从那些作为自明真理的原则中推衍出来的概念结构，又是一个从实物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分类框架，这些实物证据联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现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艺术。”（注：Ibid. p. 33. ） 进而，他又对这一论点作了发挥，认为温克尔曼的体系尽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之上，却不能被完全认作是来自于先验原则的推演。他认为这个体系乃是为了认知经验的材料而组成的“假设的结构”(hypothetical constructs)。单是推演或归纳性的论述都不可能证明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说过，温克尔曼的思想从大处说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综合影响。理性主义注重演绎，经验主义注重归纳，在他的“体系”中，无疑也反映了这种影响。但阿历克斯·波茨的这种表述过于折中，而且从基本的原则往下推演逻辑方式涉及到温克尔曼的“美”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问题。温克尔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历克斯·波茨所说的“先验的原则”(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这些原则是可以“经验”的，而且在古希腊是已经“经验”过的，只不过对于当时来说像是一种“先于当下经验”的存在罢了。我赞成关于“体系”是一种思维综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种折中。我不否认这些原则在温克尔曼的脑子里先是作为一种预设的结构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温克尔曼的这个“体系”中的原则都是由经验建构起来的，他以具体的艺术作品和史料为基础对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鉴别，其“体系”不是“抽象体系”，也不是假说，完全可以把他归入伏尔泰所谓的“真正的体系”。
三
温克尔曼的“体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则、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以及具体的论证过程。古代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自由与艺术的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想的美等问题都是构成温克尔曼的“体系”的基本原则；《古代艺术史》中比较初级的风格分析、题材与历史、神话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辨别真伪的分析等问题都是具体的、操作性的历史学方法；涉及到具体艺术作品、碑铭的论证则更多。我们可以把后两者全部归入到一般经验的领域，而组成“体系”的基本原则却是由这些最基本的经验论证所支撑的。作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们只研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古代艺术的发展规律问题，也就是温克尔曼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也就是古代艺术的兴衰模式，他说《古代艺术史》的目的“是要说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国家、时代和艺术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风格，而且要尽可能地从现存的最古老的遗迹开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样，把艺术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过程。但是，在温克尔曼那里艺术并非如瓦萨里所言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他认为艺术以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却没有证据表明艺术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来，温克尔曼关于艺术发展过程的描绘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是陈词滥调，因为把历史的发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荣衰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是在温克尔曼的表述下面却是不平凡的发现。首先，尽管温克尔曼继承了瓦萨里的艺术进步论，（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释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时却已经不像瓦萨里那样套用《圣经》的历史序列了。（注：见[意]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译本《中世纪的反叛》卷，刘耀春译，(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页21—23。） 他摆脱了一般的历史循环论，（注：德国学者汉斯·贝尔廷将温克尔曼与瓦萨里相比，认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模式，而阿历克斯·波茨则认为，比之一般的艺术史循环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体系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不能通过《名人传》和《古代艺术史》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观是循环论的结论。《古代艺术史》写的只是“古代”，而《名人传》则一直写到瓦萨里的时代，后者是能够全面反映作者史观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艺术的历史序列，不构成作者完整的历史观。温克尔曼对于当代艺术要朝着古典的“美”前进的观点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没有讨论新的历史循环。启蒙的时代是历史进步论的时代，温克尔曼也是进步论的，只不过他的历史进步的目标是“好古”的罢了。关于贝尔廷和阿历克斯·波茨的观点，参见《艺术史终结了吗？关于当代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史学的反思》，载《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页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艺术的进程重新确定为对至高无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寻。无疑，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温克尔曼跳出了瓦萨里无法逾越的属于中世纪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给整个古代世界的艺术发展勾画了一个合理的图景，这个图景也就是一个描述古代艺术的通史的结构。正是在这个通史的结构中，希腊真正成为古代艺术的典范，成为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缩影。哈斯克尔所说，“温克尔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贡献是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鲁斯坎人在内的整个古代艺术——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个完整、综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学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温克尔曼不仅给古希腊勾画了艺术的兴衰，而且给整个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个民族之间建立了一个关于艺术兴衰的参照体系，轴心是古代希腊的艺术，这是一个大跨度的人类精神实践的历史综合。他说，直到希腊人去发现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艺术如同一棵没人知道它的好，却被悉心照料的树木；伊特鲁斯坎人的艺术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腊人的艺术则像是一条穿越富饶峡谷的弯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满河道却不泛滥。（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这一点对于他以后的西方艺术史的价值描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他还给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的古希腊艺术勾画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轮廓，把古希腊的艺术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种风格从远古到菲迪亚斯为止，相当于政治上希伯战争之前的时间，风格以直线和僵直的造型为特点，被称为“远古风格”。第二种风格延续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当于雅典自由城邦极盛的时期，风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称为“崇高风格”；第三种风格随着上述三人学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风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时期了，风格以模仿为主。（注：[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载《希腊人的艺术》，页173-201。） 以前的法国古物学家也想构建一个希腊艺术史，但是只有温克尔曼给希腊艺术拿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年代学框架，从而描绘了希腊艺术发展的历史序列，这个历史序列也就是希腊艺术风格演变的序列。这个风格序列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它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出发，通过对风格的历史分析从而达到对古代艺术的认知。
篇2
民间艺术渗透到了文人画中，这是不能够否认的，从版画等绘画的形式具有属于自己独特魅力，在文人画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和民间艺人的合作中，将风格和民间审美结合在一起，将带有木版韵味的话谱开始流行，促使文人画家也受到了绘画的影响，开始与民间艺术结合。在明清木刻版画中，文人画十分具有艺术魅力，其影响最大的是民间艺术的刻板画、瓷器绘画等。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不断进步，所以，小说等俗文学开始出现，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一带，印刻十分兴盛，戏曲小说连官府都在大量的进行印刻。由于大量的插图类书籍开始进入，所以很多商人开始请文人画家进行插图创作，陈老莲、萧云从等人十分出名。老莲曾经创作的《水浒叶子》等插图是当时最流行的作品，这也是典型的文人画家和民间刻工一起完成的艺术作品，是中国版画史上的宝贵财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优秀作品，如《九歌》等。
三、文人画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互渗性
民间艺术的基础性和“母体性”都十分重要，在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民间艺术和文人画艺术的交流影响方向，主要是在明清时代，是其文人画家和民间文化的融合，在色彩等运用上更加的突出只有，对于民间艺术中色彩的吸收十分明显。直接将清末上海画派各大画家色彩浓厚的风格表达出来，甚至还汲取了西方的画风，采用了鲜明的红和率绿对比；做到了画面感很强。其实所有的艺术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人画家在民间艺术中汲取优点，促使文人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其实民间艺术也收到了文人画艺术的影响很深，我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在明清时期中，能够看到与之前构造具有差异性的青花瓷绘作品，其中都汲取了民间艺术，最具有代表的就是龙凤花草图案，其采用的题材是以山水、花鸟、人物，通过瓷绘的创作出来，将笔墨的效果和趣味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文人的艺术气息和民间艺术味道都包含了，是将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画风。
2.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的产生衍生了民间木板画，特别是到了明清末代的时候，是这种艺术形式发展的巅峰，获得了大量劳动人民的喜欢，所以当时的画作坊遍布全国。里面有很多的作品还是出自于文人画艺术的影响，有的还是文人画家亲自操作，将“雅化”带到民间木板年画中。例如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风格与山东潍坊、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的木板年画，其画风突出，采用了强烈的色彩对比，但是去细致。
篇3
民间艺术的基础性和“母体性”都十分重要，在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民间艺术和文人画艺术的交流影响方向，主要是在明清时代，是其文人画家和民间文化的融合，在色彩等运用上更加的突出只有，对于民间艺术中色彩的吸收十分明显。直接将清末上海画派各大画家色彩浓厚的风格表达出来，甚至还汲取了西方的画风，采用了鲜明的红和率绿对比；做到了画面感很强。其实所有的艺术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人画家在民间艺术中汲取优点，促使文人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其实民间艺术也收到了文人画艺术的影响很深，我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在明清时期中
能够看到与之前构造具有差异性的青花瓷绘作品，其中都汲取了民间艺术，最具有代表的就是龙凤花草图案，其采用的题材是以山水、花鸟、人物，通过瓷绘的创作出来，将笔墨的效果和趣味表达得淋漓尽致，将文人的艺术气息和民间艺术味道都包含了，是将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画风。
2.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的产生衍生了民间木板画
特别是到了明清末代的时候，是这种艺术形式发展的巅峰，获得了大量劳动人民的喜欢，所以当时的画作坊遍布全国。里面有很多的作品还是出自于文人画艺术的影响，有的还是文人画家亲自操作，将“雅化”带到民间木板年画中。例如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风格与山东潍坊、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的木板年画，其画风突出，采用了强烈的色彩对比，但是去细致。
3.在明清时代中
有许多的文人都是属于没落了，导致民间出现了大量的文人画家，将民间艺术和文人画艺术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好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将民间画师的表现手法带到了文人画艺术中，所以导致文化画家还是变了风格。例如仇英、华岩、黄慎、任伯年等都是这种转化形态的代表人物。
篇4
一、“丰腴之美”:厚积薄发的盛唐气象
经过隋代的过度，李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人们不用再逃难避乱，不用仅仅寄情于山水之间而求得慰藉，开始尽情享受生活。贵族阶层中更流行着崇尚物质享受的享乐思想。这种安定富庶且显奢华的社会氛围，为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精深的文化养分，张萱、周昉的绮罗人物画派就是产生于这一时代趋势中。仕女画的兴盛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对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的描绘为标志，真实地反映出唐人肥的现实及唐人尚肥这一审美时尚。第二阶段以张萱、周昉等仕女画家的创作为标志，是仕女画丰肥样式兴盛及流行的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各出现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女性，分别是武则天和杨玉环。她们的出现为社会妇女地位的改变，同时也为仕女画提供了权力支持，为“丰腴之美”铺垫了通途。仕女画的兴盛，也是政治在艺术上的折射。关于唐代以丰腴为美观念的形成原因，学术界有几大看法:首先是唐代生活习性的胡化。这与唐皇室中融有胡人血统有一定的关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通婚形成的血统互融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的审美风尚。其次是唐代帝后审美的影响。唐代绝大多数皇室后妃都是关中人或中原人，使她们形成了丰态健貌的审美追求。这其中对盛唐绘画艺术影响较大的就是杨贵妃姊妹，丰腴的形貌直接影响人物绘画造型及审美标准，成为盛唐艺术中的普遍风习。再次是外来宗教观念、宗教艺术之审美意趣的沁润影响。佛教艺术传入初期人物造像皆为天竺犍陀罗风格。这种外来风格曾和我国魏晋时代人物画的秀骨清像相得益彰。而两国经历隔断、交流停滞，后而复起的传入，人物造像变成了面短而艳。这正是“丰腴之美”的特点。隋唐是中国人物画民族形式得以高度发展和成熟的时代，它的演变历程，正是画坛佛画典范样式张家样到吴家样到周家样的发展过程。尽管他们都是佛教美术的式样，但吴周二家样式已彻底摆脱天竺式(超脱)的影响，完全形成了中国式的风格(来自现实的、富有生趣的世俗美)。唐代人物画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弥漫在作品中的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深层次精神内涵的刻画。张萱、周昉的功德，不仅在于他们能适时地从画坛主流佛像画热中分离，扛鼎世俗人物画，推动了用画笔反映现实的局面，带动仕女画也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更在于他们开创了宫怨体裁，巧妙地把宫中仕女们的冷清寂寞、空虚迷茫连同作者的同情惜悯，掩藏于丰腴美的光环中，交于天下人去解读。二人笔下的“丰腴之美”，有着比整个大唐气象更深刻的审美意义、社会意义。
二、宗教观念、宗教艺术风貌的时代变化及渗透
一种样式不可能永远不变，魏晋名士服药的时代已过，那种越瘦越美的观念也已改变。佛道造像艺术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急速发展后，更进一步形成了适合国人审美意趣的佛像风格和造型体系:其一，二戴像制和张曹样式一方面得到工匠的效仿和丰富，同时又与新传入的佛像式样相融合，至隋唐逐渐脱去秀骨清像而具有方正丰圆的样式风格。其二，李唐尚丰腴之美，佛道造像随时代风气的转变，更呈现出取法世俗的趋向。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入，推动了石窟艺术的兴起。也成为人物造像由“清癯美”向“丰腴美”过渡的忠实见证。北魏西魏北齐的麦积山佛教造像秀骨清像成为主要风格。143窟的交脚弥勒眉细目长，鼻尖唇薄，造型俊逸清秀。这种飘然自得，似乎褪去了人世间的一切凡俗，这正是晋魏时期世人形体、神情、风貌的理想凝聚。隋代早期的菩萨像继承了北周的风格，头大身短，面相丰圆，肩宽腹圆，体态健美。但比例不够协调，有头重脚轻的不稳定感，后期的形象身材渐修长，逐步出现女性曲线姿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佛菩萨逐渐从类似苦修的形象中解放出来，走向世俗化。唐代早期的一些石窟，如敦煌328等窟的彩塑还是很清秀的。到盛唐以后人物形象开始丰满。第194窟的几身彩塑是盛唐晚期泥塑的完美代表。南北两侧的菩萨面如满月，体态丰腴，面带笑容，让人感觉不到神的威严和肃穆，给人一种庄严而又带有人间气息的美妙体验。与前朝相比，艺术家更倾向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佛像中的神性少了，人性的因素则不断增加。宗教与世俗社会的交融，正是安定富庶了的隋唐人民不愿再效仿晋人修道成仙而面向现实的审美追求。外来的佛教艺术学会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趣。佛教题材中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都退去了。李泽厚《美的历程》:“……这里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山林荒野，有的只是绚烂华贵的色调，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氛围。衣襟飘动的舞蹈美代替了动作强烈的运动美，丰满圆润的女使代替了消瘦超脱的士大夫，绚烂华丽代替了粗狂狂放。马也由瘦劲而丰肥，飞天也由男而女……”周昉及中唐以后的绘画，宗教美术开始出现世俗化的趋势。其结果是使孕育其中的现实性因素充分显露出来，成为世俗美术的营养，最后世俗美术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得到独立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是造型艺术的进步，它代表着艺术进一步走向了现实。魏晋六朝与隋唐时期，是人物画发展衔接成熟的阶段。两时期体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简言之即“清癯之美”和“丰腴之美”。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出现和转换，缘于复杂的契缘，也缘于画家们睿智的努力。其间经历了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等立清癯倡神韵;到张僧繇、曹仲达等一改前朝出俗超脱之风，回返世俗;至阎立本、吴道子、张暄、周昉等挥洒出丰腴的大唐气象。
作者：朱文晶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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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人生的艺术
万一战争爆发，罗兰和他的同辈青年一样，势必应征入伍，被送上火线。青年罗兰氶于在文艺上留下一点成绩，便开始了他的创作，其创作的目的不在于追求个人名利；他追求的是“光明”,是“真理”，他说：“我在地底下盲目地、长期地摸索，竭力设法达到光明之路。光明在那儿，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中途而死，我一定能达到光明。”后来《约翰•克利斯朵夫》被他写下。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刻，写下了被众多有识之士赞誉的《超乎混乱之上》，它能凌驾于国家边界，种族矛盾等问题之上。他无视当时的法国当局对他嗤之以鼻，仍然相信自己是正义且正确的观点。在《贝多芬.序言》中有几句曾经脍炙人口的名言，说得非常动人：“欧洲的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快打开窗子吧，让英雄的气息吹进来！”几乎同时，他给友人索菲亚的信中又说：“我们需要找到给人以清新之感的灵魂。这种灵魂是不多见的，我们必须创作它。1916年，罗曼•罗兰被瑞典文学院宣布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当时的法国抛弃的他，获奖后说：“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他是属于整个法兰西人民的。如果这个荣誉有助于传播使法国在全世界受到热爱的各种思想，我感到幸福。”胸襟博大，正如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所写，“他不知道自己满腔的热爱在四周发射出光芒，而便是在这个时候，他自以为永远孤独的时候，他所得到的爱比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还要丰富。”西方的评论家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艺术而艺术”；另一类是“为人生而艺术”。罗曼•罗兰的艺术属于后者。罗曼•罗兰的艺术以表现“和谐”为最高境界。他的主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都是用最后若干页表现主人公临终前的心情时，突出“和谐”的意境。这正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处。他既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又强调艺术的个人主义特点；既强调艺术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又强调艺术的“纯洁性”，甚至提倡“纯诗”。“纯诗”的说法是他在1934年5月给苏联作家协会写信时提出的：“必须为诗歌保留‘纯诗的沉思’的自由场所和精神的广阔天地”。他在日记中写道：“谁也没有像我这样提倡艺术家和具体现实的活生生的结合任何不以行动为归结的思想，不是流产，便是叛卖。我一贯努力使我的著作成为行动。”他认为必须“抢救”人的灵魂：“现在我觉得我的第一责任在于将人从虚无中抢救出来，在于不惜代价地给人灌输魅力、信念与英雄主义。”以上各观点，都体现在罗曼•罗兰早期创作的剧本当中。戏剧代表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这种艺术观点主要表现为“人类爱”，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一切使人团结的是善和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丑和恶。”代表这一阶段的作品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人生而艺术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从“人类爱”转变为具体行动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作品是《母与子》。罗曼•罗兰认为艺术应当为人生服务，应当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它的最高使命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相团结，因为艺术的灵魂是一种博爱。
2豪爽质朴的文风
风格是灵魂的镜子，罗曼•罗兰的豪爽质朴的文笔成就了他的艺术成就，刻画了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追求光明、正义识分子形象，他无愧于“人”这个称号。他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典型，几个从个人奋斗、个人反击出发，在时代的风浪中受到教育，在艰苦的生活中受到磨练，逐步提高觉悟走上进步道路。他能够把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分析和表现出来，也能够在反映这类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将处于剧烈动荡与深刻变革中的社会生活的一些横断图展示给大家。罗曼•罗兰的文章，常常掩卷沉思，觉得这个作家豁达的气度，宽广的襟怀，和他的经常面向未来和全人类的激情，确实能使读者的精神世界也被引向无限开朗的地平线上，瞩目于辽阔和光辉的愿景。罗曼•罗兰认为在艺术风格上的优点只希望别人用诚恳二字来评价，他一生的最高奢望和抱负，就是能够做到始终如一的诚恳、真诚。罗曼•罗兰生平最憎恨文学艺术上的谎言。1959年增订重版的《内心旅程》中，有一段从1912年的日记中摘下来的话：“从全部文学中，经常出现谎话，像一团腐臭的烟雾，冉冉升起。谎话等于死亡。这些作家，如果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生活要表达，何至于这么说谎一切风格上的花花草草，都是发臭的有病的躯体上掩盖的衣服。艺术的第一条规矩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干脆闭上嘴；如果有话要说，直截痛快地说，别扯谎。”他对自己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真诚”分为两方面：一是提笔来写作品的原因是有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二是不要口是心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言必由衷。这两条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都不容易做到。要做到，必须付出代价，下苦功，要正确地用最清晰、最准确、最直接和最简练的方法，正确地表达你要说得真实情况。“真诚”的先决条件，是言之有勿。罗曼•罗兰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艺术创作的大前提。在小说《比哀和吕丝》中，他写道：“你不应当去搞艺术，除非你所感觉的东西实在太多，绝对不能将它们闷在心中而不加以发泄”。创作是什么？创作是艺术家内心火山的喷爆。喷射出来的是光和热。不能设想，一个艺术家心中冷冰冰的，根本没有火山，却偏要假轰隆轰隆的爆发和喷射。不幸的是，这样的“艺术家”，世界上确实是有的。而罗曼•罗兰绝对不是这样的艺术家，也绝不欣赏这样的艺术家。罗曼•罗兰心中充满了非发泄不可，非表达不可的激情。往往他一个作品尚未完成，已经忙于构思第二个，第三个了。创作是他唯一的乐趣：“我所有的一点快乐，几乎全部从创作中得来。”总而言之，如果艺术家内心充实，不必借助于华丽的外衣，也能产生好作品。如果艺术家内心空虚，华丽的外衣，是足以证明他在说谎。罗曼•罗兰说：“一句漂亮的句子不是艺术。一处漂亮的笔触不是艺术。这都是物质标志，通过它们，眼睛瞧不见的艺术得以表现。艺术存在于艺术家的内心。”因此，在20世纪初，西方文坛正面形象聊聊无几，颓废派作家们塑造的那些意志消沉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人公战胜了，感情反常的有气无力的人物，在英雄消解的时代屹立不倒，并且与作品所描绘的强烈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光辉图景一起向读者展示了向上的生命力量和不息的奋斗精神。罗曼•罗兰的一生是处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重要的交叉路口。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他来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罗曼•罗兰认为，人们精神的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生命力强烈，对于浮华表面下虚假的艺术他给予无情的批判，尖利的嘲讽和苛刻地指摘，他认为，应摒除所有缺乏生命力的艺术，他要创作乐曲要震撼欧洲，他要把响彻世界的英雄交响乐建立在艺术废墟之上。在世纪末的欧洲，他恰似一盏指路明灯，探索拯救人类精神的方略，一生追求人类生存的真理，照亮了处于迷茫、颓废的人们前进的道路。在罗曼•罗兰的一生中，塑造了许许多多为其所定义的英雄，始终关注的就是—人，他有崇高理想，为传承西方人文精神做出了卓越贡献。莎士比亚的脂汁，伏尔泰的沃土，瓦格纳壮士们所饮的蜜酒，托尔斯泰纯净饱满的谷粒，还有斯宾诺莎那美妙的葴言为年轻的罗曼。通过罗曼•罗兰自己的融会贯通，化成他独特的生命泉流，罗兰提供了精神世纪的一切甘露，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融欧洲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的人文精神及自己人生感悟于一身，使濒临衰败断裂的艺术精神得到凤凰涅槃般的新生。
作者：兰铁梅 单位：辽宁省辽阳灯塔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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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教学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培养初中生的合作意识，促进人格的健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天地，有效证明了合作可以将个人的力量放大，扬长避短。初中是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教师必须抓住这个关键期，利用历史课堂，通过交流、讨论、观看影像资料等多种形式，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勇敢、诚实、坚强、谦虚等多种良好品质，促使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
3.历史教学能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品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初中生，觉得发明创造是科学家的责任，离自己很遥远，殊不知创新其实就在自己身边。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善于挖掘他们的创新潜能，告诉他们历史上很多人最初都是普通人，只是他们善于发现常人熟视无睹的事物，对此产生疑问，积极研究，反复推敲，坚持不懈，才取得了创新的成果。如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飞机制造者莱特兄弟、改良蒸汽机的瓦特，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发明出改变生活的东西。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列举此类例子，以吸引学生的注意，鼓励他们积极发现身边的事物，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策略
1.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
教师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他们学会从生活中看历史，以科学的态度讲述历史上的辉煌与耻辱，使忧患警钟长鸣。如在教学明清史时，教师可以指出曾经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落后腐化，守旧不革新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又如在教学近代列强发动时，教师不仅要痛斥列强的罪恶，而且要与学生讨论，认识失败的结果和不平等条约的出现都是国力、制度的巨大差异导致的，理解强盛国力是一雪前耻、振兴国家的根本所在；再如在教学共和国史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讨论及全面建设时期的成败得失以及对今后的启示，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养成重视社会隐患，善于发现问题和联系现实的学习品质。
2.课堂教学必须与实际紧密相连
在我国近代史中，沙俄割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在教学这段历史时，笔者建议学生比较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图和前的疆域图，看看蒙古和库页岛、黑龙江以北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乌孜别里山口以西地区等在不在今天的疆域范围内，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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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的形式也就同样可以引发出“同构”的二人转情感欲望。二人转是二人转观众的心理原型，是他们的欲望形式、情感形式、生命形式。这种原型就自然拨动了他们的心弦，使他们在灵魂、精神、情感甚至潜意识深处去随着二人转而二人转。这才是二人转令二人转观众痴情、陶醉、迷狂的原因。二人转以它“二人转”的圣婚仪式原型结构“召唤”它的观众，吸附、裹卷它的观众，去重新加入圣婚仪式；二人转观众的圣婚仪式“期待视野”驱使他们在二人转中重返圣婚仪式，去再次体验圣婚仪式的情感。圣婚仪式是东北先民最古老的民俗；二人转在把圣婚仪式转换成自身的符号形式时便把古老的民俗性内容蕴藉在自身的象征形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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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发现，有着良好的嗓音条件，并相应地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的发声方法和技巧的学生所表现的声乐作品演唱却不能打动人。这是因为学生对歌曲的内涵没有深入了解，对作品的风格把握不到位，从而没有真正表达出歌曲的意境和音乐美。就像著名歌唱家苔尔巴迪所说：“他们想到的只是怎么唱得更响些，而根本没有考虑到歌唱的表现力和自己的理解。”所以，在教学中要求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等途径对歌曲的内容、作者、音乐背景等做详实了解，然后通过进一步教学讲解，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将歌词内容认真、细致地分析，深入到唱词的情景中，使学生正确把握歌曲的风格，进行有表现力的歌唱。有表现力的进行歌唱，首先是抒发自我的情感，在表达自我情感的同时用优美的声音打动他人，这是艺术表演追求的目的与效果。因此，在歌唱教学中时刻提醒学生：要演绎好每一首声乐作品，都应该全身心投入，深入到歌词意境中，为其感动、受其感染而后感动他人。真实的情感来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要想成为一名好的歌唱演员，就应该深入生活，用心体验，时时刻刻用心观察，积累情感素材并用之于表现音乐。
三、重视伴奏在歌唱艺术中的表现力
声乐演唱虽然以人声为主，但伴奏为完整体现歌唱的音乐的艺术魅力，烘托歌声，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教育学生不能忽视伴奏的重要性。学生在进行歌曲学习或舞台表演时，首先应注意歌曲前奏。就是指在进行歌曲演唱时当伴奏响起第一个音符到演唱开始之前学生就要立即进入歌曲所要求的歌唱状态和氛围之中，同时也为学生准确把握歌曲的其他音乐要素提供依据。学生在进行歌曲主体部分的演唱时需注意加强对歌唱旋律的和声衬托和渲染，不能脱离伴奏进行声音自我表现。当歌曲出现间奏时，学生虽然没有演唱，但内心感觉应与间奏同行，不能因间奏而产生情绪上的音乐的空白或断裂。到达歌曲的尾声时应加强歌曲的结束感。学生在歌曲结束之后，不能立刻松懈下来，内心仍应保持与尾声相一致的音乐感觉，直到尾声结束。这样的歌唱才能使歌声与伴奏统一、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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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的代表画家有王维、苏轼、李公麟、米芾。
唐·王维（701-761），字摩诘。善画人物、山水，作品诗意赫然，被后人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开创文人画以佛理禅趣入画的先锋，把画意和禅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禅意画，这种禅意画后称为墨戏，到明代又称作画禅。王维的泼墨山水可以说是开一代绘画先锋，并且从此以后扭转了中国画的绘画风格，并最终推向中国绘画的最高峰。为文人画找到了最恰当的表达语言——水、墨，王维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的提出文人画，但是他以自己的作品明确的表达了文人画的形式。
宋·苏轼（1037-1107）第一个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士人画”，也就是后来的“文人画”概念。如果说王维文人画的实践上先行一步，那么苏轼就是提出了文人画的内在追求。他提出“写形传神，形理两全，然后可以言晓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使绘画从实用功能中脱离出来，强调画家的主观感受，将绘画作为一种自我消遣的载体，即在笔情墨趣中融入自己的心境。在艺术创作上他主张“画以适意”，是性之所发，笔之随之，无法无派，不拘泥古法。在观察描绘对象时、进行艺术构思时，强调画家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合二为一，融合成为审美意象，再通过艺术手段将审美意象物态化，从而更好的表达情思，达到“适意”的目的。所以说不管以后文人画如何衍变，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苏轼提出的“意”。
宋·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能诗善文，绘画技巧全面而且娴熟。李公麟对绘画史的重要意义是，他在总结吸收前人的笔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不着彩色，以单线勾勒来表现对象的形体、质感、量感、动感和空间感，完全以笔墨线条塑造形象的画法---“白描”。这种单纯洗练、精密严谨、朴素优美的艺术形式，充分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致，成为后人的一代宗师。
米芾（1051-1108）北宋末年时期的著名书画家和鉴赏家，米芾在绘画上努力使书法和画法想贯通，他的成就主要是在山水画上，他在基于王维的水墨方式上，开创了一种用浑圆凝重的水墨横点错落排列，连点成线，以点为皴，干湿并用，再辅以渲染，贴切的表现出云雨微茫的江南山林景色。后来人们称这种画法为“米点皴”，米点画法是从巨然的“矾头皴”的印象派效果脱胎而得的。这种创新的画法丰富了文人画的语言形式。
二、文人画的产生、衍变、成熟
中国文化在唐安史之乱之前一直呈上升趋势，例如汉代的大气，盛唐辉煌。但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就处于下降态势，文人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一种失望，他们的心里状态变得封闭、内向，个性也趋向细腻，多愁善感。中国文化由注重外观的宏大转到注重内在的精神世界，后期的社会出现一种阴柔美的气氛，并且这种气氛被推波助澜，并最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绘画方面，这种思潮形成了中国的特色，使人只要提起中国画就让人想到文人画，想到水墨画。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时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文臣儒士出任要职。经过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宋朝的政治稳定，物质生活富足，人们渴望一种平淡自然的生活，转向追求内心精神世界的充实，表现在绘画上就是这时苏轼提出士人画。
士人画在元达到鼎盛，明清成熟。元代社会急剧变化，同时带来了审美趣味的变异。元代是异族治国，民族等级制度很严格，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打击，他们被迫或自愿放弃官位，把精力和情感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因此，元代的画坛上，绘画题材多是对古今文人雅士及文学作品的描述，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特征。元代的院体画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绘画的主导权落到在野文人的手里。人的“主观意兴”被极力的张扬，对笔墨情趣的追求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们将自身的情感完全投射于对象世界，再将对象世界转化为笔线墨道，继而又将笔线墨道转化为自己独特的情感符号。在元人的笔下，笔墨表现为一种净化了的审美趣味。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干湿，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意兴、气势及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学境界，其本身成为了一种被净化了的“有意味的形式”，把文人画推向高峰。
文人画的成熟是在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提出“一画”说。一画的意义为三个合一，画道与天道合一，自然与心灵合一，本原与境界合一。“一画”说表明文人画与传统文化合而为一；文人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文人画以传统文化为营养，同时文人画又脱离了匠技的地位，而具有了“道”的大用；文人画与诗文、音乐、建筑、园林实现了融合，也就是说文人画已经达到了“化境”，这标志着文人画走向成熟，同时表明文人画的气运与传统文化相呼应，同盛衰。
三、文人画的主要艺术特色——“平淡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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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创新创业背景下，艺术设计类人才的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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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图书馆的概念
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DL），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产生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数码存储与传输技术等的全面普及，使得人们对文献信息的加工﹑存储﹑查询﹑利用等方面有了新的要求。因此，数字图书馆也就应运而生。它是一个新生事物，目前，在图书馆界甚至整个学术界还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有定义。从众多的定义表述中其中认为数字图书馆是：以组织数字化信息及其技术进入图书馆并提供有效服务。几乎图书馆的所有载体的信息均能以数字化的形式获得，包括所有联机采购﹑编目﹑公共查询；对各种信息资源的检索，通过网络组织读者访问外界数字图书馆和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如电子杂志﹑电子图书﹑声像资料﹑动画片﹑影视片﹑多媒体资料等：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图书﹑期刊等的读者服务；图书馆利用网络连接到全球各个角落，让人们很方便地共享资源。这一概念尚较为大多数人接受。
2.建立数字图书馆的意义
传统图书馆担负着信息采集、存储、传播及版权控制的重任，DL也同样要完成这些任务，只是各项任务的内容、采取的手段及服务方式发生变化。建立数字图书馆的主要意义：
2.1由于数字图书馆是虚拟与现实相结合，大量的数字化信息存贮在无数个磁盘存储器中，通过计算机网络联接形成的一个联机系统。因此，与传统图书馆相比，它占用的物理空间相对很小。
2.2数字图书馆收藏数字形式的信息，除了纸介质的书刊资料外，还收录其它一切可以数字化的信息，如视频、音频资料、计算机程序等等，可以满足读者的多种需求。
2.3数字图书馆建设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以中文信息为主的各种信息资源，这将迅速扭转互联网上中文信息缺乏的状况，形成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上的整体优势。数字图书馆还是保存和延续发展民族文献遗产的最佳手段，所有的珍贵资料都可以经数字化处理后，将原件保存在更适宜的环境中，而数字化的资料由于实现原件的复制，并不影响一般意义上的查阅。
2.4利用数字化图书馆的用户可以不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直接见面，而只通过网络与图书馆联系，图书馆专业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及电子咨询台与用户联系。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取决于软件设计、图书馆专业人员对用户回应的速度和质量、数字化信息的制作、网络的传播速度及人性化界面的设计等；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电脑登录至数字图书馆的主页，随意浏览、查询、下载、打印有用的信息。
2.5数字图书馆扩大了读者的范围，普通图书馆因为读者对象与地理位置的限制只能为少数人服务，数字图书馆则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任何身份进入图书馆自由查询。
3数字图书馆的特征：
3.1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分布式的图书馆群体。数字图书馆通过宽带高速互连的计算机网络，把大量分布在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的众多图书馆或信息资源单位组成联合体，把不同地理位置上及不同类型的信息按统一标准加以有效存储、管理并通过易于使用的方式提供给读者，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使读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网上远程跨库获取任何所需的信息资源，达到高度的资源共享。
3.2数字图书馆是面向对象的数字化多媒体信息库。数字图书馆的存储介质已不限于印刷体，它具有文本、声、光、图像、影视等多种媒体，其存储的载体也相应的有光盘、录音带以及各种类型的数字化、电子化装置，它通过多媒体、超文本、超媒体等技术，提供智能化的信息检索手段，向读者展示各种生动、具体、形象、逼真的信息。
3.3数字图书馆是与平台无关的数字化资源集合。数字图书馆可实现异种数据库之间、服务之间、工作站之间的可互操作性，并正在探索深层语义上的可互操作性。它采用一种联合式或协调性软件，从类型相似的数据对象和服务中，取得一致性和连贯性检索内容。目前在网上查资料，需逐个站点地查询，实现数字图书馆以后，读者只要提供某个检索点，计算机就会按统一的用户界面提供所需的全部资料。
3.4数字图书馆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与功能。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与传统图书馆有着重大的差别，它变传统图书馆的被动式服务为主动服务。它可以通过网络随时和传播各种文献资源的信息，对读者进行“引导”或“导航”，向读者提供多种语言兼容的多媒体远程数字信息服务。
4。数字图书馆的基本模块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开放式的硬件和软件的集成平台，通过对技术和产品的集成，把大量的各种文献载体数字化，将它们组织起来在网上服务。它由五大模块组成：各种载体数字化，数据储存和管理，组成有效的访问和查询，数字化资料的传递和接收，权限管理和版权保护。
4.1各种载体的数字化
将书刊、古籍、善本等各种文字、图像（包括地图），缩微制品包括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等，利用计算机和相关设备，将这些资料数字化。
关于录音、录像、电影胶卷、唱片等可采用各个公司提供的产品，将音频、视频信息资料数字化，各公司往往提供压缩技术的先进工具来处理。
4.2数据的存储和管理
数字图书馆大多数采用客户机／服务器的模式。客户、图书馆服务器和对象服务器构成信息传递的核心结构。图书馆服务器主要管理数据的目录、索引和查询，而对象服务器用于管理数字化的对象（即各种类型载体的原文献），当对象数据直接到达客户的时候，就实现了图书馆对象数据的传送。它存储和管理的数据量是巨大的。
4.3组织有效的访问和查询
文本类型的文件检索，实现在网上的快速全文检索软件：如何为多媒体信息建立索引，让用户进行有效的查询，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直接针对图像建立索引，可以按照颜色，图案来索引纺织品的图案；用边缘轮廓结合其它图像处理技术索引人脸照片等；用同样的方法，对数字化的视频和音频信息内容进行查找，这是访问DL的关键技术。
4.4数字化资料的传递
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目前已成为多媒体通讯的基本传输网络。ISDN分为窄带（N-IDFN）和宽带（B-ISDN），前者美国、欧洲、日本已投入使用，它可以传输声音等连续媒体和低质量的视频信号。有线电视（CATV）广播网络，可以说是DL最有前途的传输环境。美国一些专家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公里”。我国只要对目前的有线电视网络作适当改造，使其具有正反向传输功能之后，就可以用它实现高品质的计算机联网、信息终端和交互式电视等功能，就可以作为DL的传输环境。
4.5权限管理和版权保护
数字图书馆的安全性显得很重要，它要有一般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管理功能，要重视各种类型用户的权限管理；更重要的是，必须用适当的技术确保版权人的资源不被滥用。
5数字图书馆建设应解决的问题
5.1关键技术问题
数字图书馆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所支持的系统工程，信息技术的集成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的来说，数字图书馆涉及数字化技术﹑超大规模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信息处理技术﹑数据库与分析处理技术﹑信息抽取技术﹑基于内容的检索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等等。我们必须针对数字图书馆的应用背景，综合运用有关原理和方法，重点突破关键技术，才能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超级秘书网
5.2标准与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在进行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数字资源库的过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经验教训，尽早制定统一的适合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资源描述﹑标识﹑查询﹑交换和使用的标准规范及法规；尽量地使用国际标准，对那些不是按标准格式进行组织伯资源库，也必须考虑数字项的充分描述，并要有灵活的接口，以保证日后对数据的转换与衔接；同时在进行资源库的加工过程中要考虑对版权问题和处理，以做到充分的尊重知识﹑尊重智慧。使我国数字图书馆在建设伊始，便遵循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发展道路。
5.3各类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数字图书馆建设必须以建立丰富的数字资源库为基础，否则要实现数字图书馆就是一句空话。各类型图书馆应针对本馆实际情况，将本馆馆藏资源数据化，建立具有本馆特色的数据资源库。数字资源库中包括中文数字资源群﹑引进国外的专题数据库。通过相接的网络系统实现大部分地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联机采编和馆际间互借。
5.4人才培养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离不高素质人才。数字图书馆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素质，需要掌握多方面知识结构的人才，如计算机﹑网络信息加工与管理﹑知识产权与保护﹑数字图书馆运营与管理等方面人才。图书馆只有培养出这样的高素质的人才方能保证数字图书馆持续不断地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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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由两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艺术表达层面，即将较为抽象的理念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这不是简单地被理解为“形象化政论”，或者“解说词+画面+访谈”的技术拼凑，而是通过艺术表现形式（表现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修辞（表层结构），将深层结构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社会核心价值观乃至哲学体系进行影像化的转述和彰显。历史人文纪录片艺术意象的第二个层次是理念诉求层面，即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和社会价值观的追求。历史人文纪录片与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最深刻的区别即在于，它们不止于让受众浅层次、娱乐化地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将影像视听感受升华为生命体验和审美意境的自觉追求。从《舌尖》系列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正试图脱离消费性的视听感官刺激与单纯的趣味迎合，而深入到更为丰富的意境审美阶段，主创者以高度主体性的审美思维主动把握驾驭作品的审美格调和思想品位，力图将个人化的自我情感体验与富有理性思辨的历史反观相勾连，由此，受众不再是媒介的“俘虏”，而开始有了自觉意识。概括起来，这些优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具有以下特征：
1.建构性特征。后现代语境下的广播影视艺术体现出碎片化、消费性的意象特征，在大众化叙事的影响下，深沉的历史精神被猎奇式的图解所消融，庄严的英雄主义被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所颠覆，充满韵味的艺术内涵被视听奇观所淹没，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解构”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片精神和文化的荒原。但幸运的是，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专业创作者，依然通过自己的作品坚守着精神家园，整和起民族精神、历史意识和人类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建构所追求的正是“诸如东方文化中的现实情怀，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情怀，在人类文化的古典时期通过无数的艺术的经典所展现出来的，某种体现着人类思想、文化、精神的终极灵魂与本质的品格与境界。”④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似乎能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所在，能预见到民族优秀传统在未来的发展希望，在对传统味道的品味咀嚼、对传统技艺的追寻和反思、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慨叹中，能让观众带着一份感悟和理性的反思，思考自己在当下的坐标和人生价值，这对于许多年轻观众而言尤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