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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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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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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低税率、低利率和低汇率使得美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过度繁荣。信用评级低于正常水平的高风险次级债券被大量发行。这些高风险债券也成为追求高回报的投资银行看好的投资产品。2007年夏，美国住宅抵押市场转向，房价下跌。银行业持有的大量以房产为抵押的证券（包括次级债券）价格下跌。按照会计准则中的市场定价（mark-to-market）规则以及反映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协议，银行业开始大量举债来填补银行资本的折损。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次级债券引发的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在此期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美元的融资渠道被打破，出现对美元需求的全球性短缺，美元升值（徐以升，2011）。强势美元使得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美国经济衰退并直接或间接通过投资、国际贸易等渠道传递到全球。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Mundell，2011）。目前整个危机仍然继续着，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危机显露的重点会不同。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着重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各种原因。其次，分析欧元可能增加的波动性风险。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如何规避欧元汇率波动风险。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发展趋缓，进而使得原本经济发展不畅的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等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券违约的可能。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等国家（简称PIIGS欧债危机五国）。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经济出现问题，而是有更深更广的原因。这涉及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在最初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欧盟规章制度的约束力有限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外部冲击等因素。
1.欧元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1961年Mundell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在由几个国家或地区整合的市场区域中，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使用同一种货币或是有紧密联系汇率的几种货币，能减少参与成员国或地区之间的汇率波动，从而使得货币区社会总财富最优化。该理论在Mundell提出后，Mckinnon(1963) 进一步提出：越开放的经济体，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直接或间接传递到国内商品价格上，结果使得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工具的作用越小。Kenen(1969)又提出：进出口中，生产和消费多样化能减少外部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因而，含有多样化生产和消费的伙伴国家，能够用更少的成本应对外部的冲击。这样的伙伴国家能更好获得单一货币区的好处。
正是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指引下，欧洲经济一体化得到逐步的发展。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签约国统一采用欧元。欧元在2002年1月1日开始起用欧元货币，成为欧元区法定货币。使用欧元的各个成员国，放弃发行本国货币的权利，而统一使用欧元。欧元的货币政策由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各个成员国对内使用同一货币，对外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法律层面上，要求欧元币值稳定。欧元区成员国采用同一货币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成本，增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是，欧元的先天不足之处是：各个成员国仍然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为目前的欧债危机发生埋下伏笔。由于各国无法应用货币政策（使得货币升值或贬值）来调节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各国只能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一些欧元区成员国政府为扩张财政，过度运用债务杠杆，使得公共和私人债务比率上升，甚至面临国家财政有可能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破产情况。 转贴于 2.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希腊等债务缠身国家，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停滞。在加入欧盟之前，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很高，本国货币币值低。在加入欧盟以后，由于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币值升值（实际上是币值高估），同时采取和其他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利率，极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激增。同时，这些国家在福利政策上采取与德、法等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福利水准，使得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在欧债危机国家，欧元的币值所内涵的实际汇率高，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为币值高而下降，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失业率增加。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债危机国家富余的劳动力如果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就业，也能维持经济均衡。但实际上，由于文化、语言等现实因素，理论上期望的移民大潮并没有出现（余永定，2010）。对待增加的失业人员，政府按照高福利的水平要支付昂贵的失业救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由于货币政策的丧失，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只能通过增加债务的方法。
3.“稳定与增长公约”约束力有限。1997年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其目的是保持欧元区的稳定。该公约规定欧元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如果超过规定，欧盟委员会会要求成员国在一定时间框架内减少过量的财政赤字{1}。按照该公约，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如果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的0.5%的罚款。但是事实上，该公约出台不久，德、法等欧洲大国即超过公约提出的限制比率，但并没有遭到惩罚。使得该公约的信誉造到极大损害。其他欧洲小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经济衰退。如何增加财政政策实施的纪律性，已经是成为摆在欧盟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经济体的外部冲击。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客观上为PIIGS欧债危机国家受到区域外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提供了条件。始于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得原本经济脆弱的PIIGS等国家，首先暴露出其主权债务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连续下调危机各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国际投机机构大肆看空欧元的炒作，进一步加剧了欧元债务危机。
二、欧元汇率波动的可能因素
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对货币汇率有影响。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从法律上要求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年通货膨胀率2%）为货币政策目标，欧洲中央银行不可能实施让欧元对内贬值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样，欧元区是否能保持经济增长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成为长远来看影响欧元汇率的主要因素。尽管欧元区有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区更有可能通过解决这次欧债危机而加速欧洲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整合进程。Eichengreen(2010)指出，如果欧元区解体，各个成员国在经济、政治、程序和法律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各国重新启用本国自己的货币，会对各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德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国家。如果重新启用德国马克，德国经济会因新马克升值而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而PIIGS等欧债危机国家会出现本国货币贬值，资产缩水，资本外逃，融资成本增加，债务负担恶化。同时，欧元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而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基石。任何国家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在与欧洲其他国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外交领域的博弈中，将因缺失主导权而被边缘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面并没包含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规定。事实上，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以及各成员国政府积极筹集资金拯救危机各国，也表现出各国政府维护欧元区统一的政治决心。这些努力也增加了市场对欧元长期远景看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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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债危机下企业并购动因分析
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到全球的并购浪潮中，可将我国企业的并购动机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契机。
首先, 欧债危机的逐渐深化严重影响欧洲各国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大部分企业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 资源价格总体下滑, 企业陷入经济困顿之中，对于资金需求愈加旺盛。因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并购的成本；其次,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得各国政府降低并购门槛，以免企业陷入破产危机；最后，困境中的企业为尽快摆脱这种境况通常会放宽谈判条件,贸易壁垒降低，这有利于并购获得迅速成功。从以上分析来看，目前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遇。
（2）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外汇储备充足。
尽管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中国经济仍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健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出口结汇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积累了大量的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对于并购有着强烈的需求以及适宜的能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外汇储备为我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提供了有力支撑。
（3）资源类原材料需求旺盛。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匮乏，特别是对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石油、矿产等资源尤其稀缺，供给量远远低于需求量。据统计，到2020 年，中国发展必需的45 种大宗矿产资源，将只有6 种能够自给自足，其中全国现有的铜矿储量则仅够使用10 年。
二、欧债危机下企业并购会计处理方法选择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所说的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企业并购会计方法指并购日对并购交易的确认、计量和报告等一系列手续，它影响期末和日后各期的会计信息。迄今为止的会计实践中主要有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本文的研究也主要针对于这两种方法进行展开。
（1）购买法
购买法是指把购买被并企业的净资产视为一种资产交易的行为，即对被合并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以一定的价款购买企业的各项资产，承担各项债务。成交价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商誉，被合并企业在合并日前的利润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目前，许多国家都倾向于采用购买法。
1）购买法的特点。第一，被并购企业的净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同时确认商誉。购买法的核心问题就是确认企业的合并成本以及商誉。购买法的合并成本是指购买方为购买股权付出的对价，具体包括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非现金资产、需要承担的债务、发行的权益性债券等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第二，合并发生的相关费用根据情况不同，处理也不相同。如果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取得被并购企业，那么与股票相关的发行和登记费用要减少资本溢价；与企业合并有关的咨询费、佣金等直接费用作为企业投资成本的一部分；而其他的间接费用则计入当期的费用。第三，购买日起被并购企业实现的利润都记入合并报表中。
2）选择购买法的理由。第一，企业在进行并购业务中，很多情况下是根据公平自愿的原则进行的，企业并购在实质上就是双方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的购买行为。因此应该采用购买法进行核算。第二，购买法能够反映并购业务的实质，并且对企业并购操纵利润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自从2006年我国颁布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来，与国际趋同的步伐就没有停止。近年来，购买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这主要源于我国对公允价值和购买法在思想上有了客观的认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允价值的可靠性会越来越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由于使用历史成本计量所产生的会计操纵现象。
（2）权益结合法
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并购过程中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的最终控制并非是暂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以账面价值为基础的权益结合法。权益结合法是指在对企业并购业务进行处理中，对被并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记录，而不确认商誉的一种处理方法。
1）权益结合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并购发生日，合并方应以并购日当天应享有的被合并方的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份额入账。同时，与购买法不同，被合并企业的利润在合并日前以及合并日后的利润均列入到合并财务报表中，这样就会增加合并当期的利润。此外与并购有关的直接或间接费用，都应记入当期费用。第二，使用权益结合法在物价上涨时将会造成利润的增减变动。例如在企业并购当期正处于物价上涨的时期，并购方很可能将并购资产出售，由于物价上涨，会使得并购方的本年利润增加；如果企业选择继续使用该资产（即不进行出售），则由于并购日是以账面价值入账的，并购方有可能把并购的资产出售，获得本年利润的增加；如果企业继续使用资产，由于被并购的资产是以账面价值入账的，因此，在本期或者以后的年度中，也可以通过降低折旧或摊销费用，来实现各期的利润的增加。
2）选择权益结合法的理由：第一，权益结合法和持续经营假设以及历史成本原则是相一致的并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虽然较为迅速但仍不够完善，这就使得公允价值的获得存在一定的困难，采用权益结合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困难。第二，在购买法下，在企业合并后，并购方仍然以账面价值核算各个事项，而对于被并购却仍以公允价值计价，双方计价不统一，造成了矛盾，而权益结合法则很好的避免了这一问题。
三、欧债危机下企业并购会计处理选择
结合上述的阐述以及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的相关环境，本文认为保留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并存的二元格局是明智和现实的选择。
从国际环境来看，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公允价值受到严重挑战，单纯为了赶时髦取缔权益结合法而一味使用购买法，会存在潜在收益操纵的问题。从国内环境来看，目前我国的企业并购规模虽然说有一定的扩大，但是总体仍偏小，难以与国际大型企业进行抗衡，购买法不利于现阶段我国企业进行规模扩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我国应当选择的是允许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并存的二元格局，但由于不同的企业并购会计方法对企业利润影响较大，并购会计信息也因使用不同的会计方法而缺乏可比性，不利于使用者理解并购会计信息，因此，应对权益结合法的适用范围实施严格限制。
参考文献：
[1]朱珺.企业并购会计处理问题探讨[J].财会研究,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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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论社会层面上的欧盟认同建构》（论文）、《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英国社会改革》等。
摘要 欧洲社会模式是欧盟对其成员国在社会层面上共性目标的概括，指的是在增长、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建立平衡关系。这种模式最突出的共性就是公共开支占比大，国家承担的经济与社会职能多，社会再分配程度高。欧债危机后，欧洲各国普遍实行了以财政紧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但欧洲的根本出路则在于适应世界经济格局与自身社会层面的重大变化，这也决定了欧洲社会模式的调整方向。
关键词 欧洲社会模式 公共开支 财政紧缩 德国模式
欧洲社会模式是欧盟对其成员国社会层面上共性目标的概括，指的是在增长、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建立平衡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社会模式最突出的共性就是公共开支占比大，国家承担的经济与社会职能多，社会再分配程度高。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普遍进行了以财政紧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这固然是应对欧债危机所必须的，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限制。财政紧缩有助于欧洲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公共财政平衡，但欧洲的根本出路在于适应世界经济格局与自身社会层面的重大变化，这也决定了欧洲社会模式的调整方向。
欧洲社会模式的共性：公共开支比重大
欧洲社会模式是欧盟于2000年提出的概念。当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宣称将在欧洲建立“世界上最具竞争力与充满活力的知识经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更多更好的就业以及更大的社会聚合”之间的平衡关系。同年6月，欧盟委员会在《社会政策日程》中提出，“要实现这种目标，需要欧洲社会模式的现代化、投资于人并与社会排斥斗争”。关于欧洲社会模式，该文件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而是根据约定俗成的观念对成员国在社会层面上的共同特征进行了概括，认为其基本特征是“将良好的社会条件与高生产率和高质量的商品与服务结合起来”，①这种界定强调了传统的欧洲社会价值对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过去，社会政策使得欧盟能够以最小的负面社会后果来处理（经济）结构变化；将来，现代化的欧洲社会模式和投资于人对于保持关于团结与公正的欧洲社会价值，同时改善经济，将是至关重要的。”②2000年12月，欧盟尼斯首脑会议通过了《社会政策日程》，使得“欧洲社会模式”成为一个联盟层面上的正式官方语汇。
实际上，欧洲国家在社会模式层面上的差异性很大，主要包括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和南欧模式等，新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国家模式还未考虑在内（参见表1）。
与其他国家相比，欧洲国家经济社会模式最突出的共同点是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目前，除波罗的海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新成员国之外，欧盟成员国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都在40%以上（参见表2），丹麦、比利时、法国、芬兰、奥地利等国均高于50%。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0%～40%之间，③日本的公共开支水平也与美国相当，比欧盟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
公共开支比重大的内涵是指政府承担了较多的经济与社会职能，社会再分配程度更高。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模式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分担责任与权利的方式上面，而不在于社会政策功能的“有”与“无”之间。曾任欧盟委员会就业与社会政策总司负责人迪亚门托普罗（Anna Diamantopoulou）女士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虽然瑞典的公共开支水平比美国高一半，但“如果我们更深地观察社会支出在私人家庭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就会发现两国家庭的负担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瑞典家庭在社会政策、教育、健康、福利、社会保护方面要支出41%，而美国家庭的支出是40%”。④也就是说，瑞典和美国在社会开支方面的本质区别是，瑞典的社会再分配比率要远远高于美国，个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要小于美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别是价值的差别，而“不在于社会开支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方面”。⑤ “一方面是欧洲更加平均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美国的私有制度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是在（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和自愿性之间的比较。”⑥
欧债危机难解欧洲社会改革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面临福利国家危机的挑战，普遍面临财政困难、失业增加、劳动市场僵硬、社会排斥加剧等问题。但是，在问题的性质与程度、改革的措施与思路方面，西欧福利国家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更不用说福利国家制度尚不成熟的南欧国家和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了（参见表3）。从那时起，由于过高公共开支的拖累，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遭遇质疑。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经济方面，高税收和高劳动力成本制约了欧洲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社会方面，高社会保障制约了人们的工作动力和劳动热情，造成了普遍的低效率和高失业。同时，欧盟国家以人口老龄化和单亲家庭数量增加为典型特征的内部“人口统计学变化”，使得现有的社会保障标准需要更高的公共开支水平，而这是欧洲经济难以承受的。实际上，上述判断的逻辑链条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只是在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下，这已成为欧洲各国的共识。即使如此，欧洲国家限制公共开支规模的努力并没有见到多大的成效（参见表2）。因为欧洲国家的公共开支是其经济社会模式的产物，具有顽强的制度刚性，很难轻易降下。
欧债危机给欧盟国家降低公共开支的改革提供了新契机。2009年底，希腊出现债务危机，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先后倒下。概括地说，欧债危机的形成机制是，欧元区成员国为应付巨额公共开支而大量发行国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使其偿债能力降低，国际评级机构据此下调这些国家的信用评级，造成欧元区重债国融资成本激增。这不仅使其经济前景更加暗淡，就连偿付现有债务也面临困难，债务违约风险迅速增加。从机制上看，欧债危机的根源有两个：一是公共开支过高、财政入不敷出，只能举债度日；另一个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分离，成员国不能自主增发货币，多年来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缓解公共开支的压力。
那么，欧元区国家到底发行了多少国债呢？根据欧盟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第二季度，欧元区17国国债总量为85171亿欧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0%。经济总量占据前三的德国（82.8%）、法国（91%）和英国（86%）的国债比例大致在平均水平。国债已遭评级机构降级的国家中，希腊国债比例为150.3%、意大利为126.1%、爱尔兰为111.5%、葡萄牙为117.5%。⑦按欧元区人口3.2亿计算，欧元区17国人均负债超过26000欧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
欧盟治理债务危机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要求重债国通过财政紧缩来缩小财政赤字、控制国债规模，否则就不给援助。第二，在联盟层面上建立应急性的金融救济机制，2010年欧元区17国建立总额为1万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对已按欧盟规定实施财政紧缩的重债国进行救援。该机制将于2013年转化为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第三，通过“财政契约”建立无须成员国讨论的自动惩罚机制⑧，规定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洲法院有权对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国家进行处罚，虽然最高金额仅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但毕竟建立了联盟对成员国财政状况实施治理的机制。显然，这些举措的前提与基础都是要求成员国实行财政紧缩，实现收支平衡。⑨
从理论上说，平衡公共财政可以从“增收”与“节支”两方面入手。目前欧盟推行的财政紧缩是在节支，而增收则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加税，二是出售国有资产。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为吸引投资、刺激经济，欧洲国家普遍下调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和企业所得税，公共财政的税基持续缩小。即使如此，目前欧洲国家的税收负担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加税的空间不大。同样，欧洲国家的国有资产相对于它们的国债规模来说，即使大批出售也未必能起到救急作用。如果将欧元区成员国央行储备黄金全部变现的话，也只能还掉欧盟成员国公共债务的6.3%左右。因此，面对严重的债务压力，欧洲重债国采取的主要措施只能是向欧盟和IMF伸手求援，而要得到援助就必须压缩公共开支。
即便如此，欧盟政府要想通过减少公共开支来实现财政平衡也非常困难。目前，欧盟减少公共开支的主要手段是裁撤公共部门、减少公务员岗位、降低公务员薪酬待遇、延长退休年龄等。所有这些举措，都招致了国内民众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抗议。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政府先后，每次通过财政紧缩预算案时都会出现政治危机。在欧盟政治制度下，主张财政紧缩的政府很难得到选民的支持，这就给改革造成了根本的限制。卢森堡首相容克曾无奈地说：“我们都知道欧洲应当改革，以及应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当选。”
欧洲转型，路在何方
重建增长、就业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是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转型的最终目的。从欧洲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来看，欧洲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出路，并没有万全良方。这是因为，财政紧缩有助于欧洲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公共财政的平衡，但是欧洲的根本出路则在于适应世界经济格局与自身社会层面的重大变化。目前，在社会模式转型方面走在前面的三个欧洲国家是英国、德国和瑞典，它们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较好的增长与就业效果（参见表4），但其经验对别的国家来说恐怕只有借鉴意义，不能照搬照抄。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改革的特点是起步早。在社会层面上，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实际上已经转型。布莱尔执政10年的社会政策实践，核心内容就是在这种转型的基础上推动福利制度的现代化，使其适应英国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新变化。新工党社会改革之后的英国社会政策安排与其经济结构紧密契合，曾经给英国带来了长达1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工资增加和高就业率（参见图1），同时保持了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参见表5）。英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后的英国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业为龙头的新型产业体系。据统计，2007年金融服务业产值已经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1%，而在2001年时才占5.5%。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其金融业产值已经占到城市的总产值的近1/5，加上其他各项服务总值可能占到1/3，在比例上已经远远超过纽约（15%）。不难想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种经济结构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沉重灾难，英国社会改革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结束。目前执政的保守党和自由联合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和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考虑，已经将主要注意力放在财政紧缩方面。
欧债危机背景下，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参见表4）。但实际上，按照德国著名学者沙普夫的看法，施罗德改革能够取得成效，根本原因是其在欧元区强化了德国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甚至是南欧国家经济过热，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因素之一。
按照罗兰·贝格教授的说法，德国模式的优势包括七个方面：贸易出口数额巨大、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高（参见表6）、保障劳工利益的公司治理模式、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学徒制”的教育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系统的结构改革。从模式层面上看，德国能够成功地实行审慎的财政政策、降低劳动力成本，与德国的社会模式之间有直接关系。目前德国较低的失业率与“减薪不减人”的就业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由于欧债危机引起的欧元贬值，德国的贸易出口既使本具有成本优势的德国产品向欧元区之外的出口更具竞争力，同时，世界经济的总体复苏，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需求扩张有力地拉动了德国的出口（参见表7）。所有这些，都是南欧重债国所不具备的，其经济结构、劳资关系、社会文化也与德国迥然不同（参见表1），恐怕很难照搬德国经验。
那么，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欧重债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统一的答案。从原则上说，只能是向英国、德国、瑞典这些先行者一样，积极适应世界经济格局与自身社会层面的重大变化，依据国情重建经济、就业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而这也就决定了“欧洲社会模式”调整的方式方法在不同国家必然有不同特点。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财政紧缩虽然有助于欧洲国家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公共财政的平衡，但并非其最终出路，以高公共开支为特征的欧洲社会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总的来看，欧盟提出“欧洲社会模式”概念的主要意义就是强调它与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表明了在保留其基本价值追求的同时对其进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在内的多种挑战的态度。从理论上说，正是因为在全球竞争中存在着其他的模式，才有必要提出一个整合性的“欧洲模式”来。在《社会政策日程》中，欧盟对于“欧洲社会模式”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健康与教育方面的社会开支是一种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与生产率水平是“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的关系；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转移支付不仅具有在“一生（lifetimes）”和“社会群体”等方面维持收入的平衡和再分配的功能，而且对于提高就业质量也是有好处的。该议程认为，应将合理的社会开支视为一种“生产性的要素（productive factor）”，这不仅不是箝制欧洲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能促进欧洲经济发展。“良好的社会政策就是良好的经济政策，社会排斥、健康恶化、贫困、低就业和低水平的教育是糟糕的经济状况。社会政策也就是最低的社会标准，但是这些社会标准和作为整体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是竞争力和凝聚力的基石，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于我国而言，吸取欧洲国家公共开支过高的教训固然重要，但是深入理解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对于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EU， Social Policy Agenda， Com（2000）379final， 2000， p.7， ， .
篇6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篇7
世界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下一步的发展趋势
如果按照风险程度划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最坏的情景是发达国家无法有效化解公共债务风险，尤其是在欧洲债务出现大规模重组困难或者违约的情况下，债务危机通过银行体系冲击到实体经济，不仅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而且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因外部环境恶化而大幅下滑，世界经济增长将明显放缓，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第二种，最有可能的基准情景是部分发达经济体2012年可能出现一到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同时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世界经济将保持低速增长，增速与今年基本持平;由于美、欧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通胀压力仍然很大。
第三种，最为乐观的情景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好转，新兴经济体也能够延续较快的增长势头，世界经济保持加速态势，增速快于今年;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出现小幅调整后再次攀升，通货膨胀风险加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存在继续下行的风险，但因债务违约而造成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较小，世界经济最有可能的前景是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局面，预计2011年和2012年增速均维持在3.8%的水平(PPP法)。
此外，尽管全球经济放缓削弱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但由于全球流动性依然充裕以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仍总体宽松，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全球通胀水平也将在高位运行。而且，一旦美联储推出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大宗商品将迎来新一轮的上涨过程，各国的通胀压力也将随之加剧。
1、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较长时期滞胀
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低增长将是美国本次经济复苏的常态。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仅是前期经济恢复性增长过后向正常增速的回归，也与国内通胀水平快速上升以及日本地震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中断等临时性因素有关。随着这两个临时性因素的消退，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可能并不会像预期那样悲观，但未来美国经济仍将维持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的局面，而且由于国内通胀水平的提升，滞胀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预计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5%左右，远远低于2010年的3.0%。
2、欧元区经济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
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迫使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紧缩的力度，而紧缩财政又必然会对正在复苏的欧洲各国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压力。目前，反映欧元区经济信心的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而更为严重的是，组成经济敏感指数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零售业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连续3个月下滑。这种只在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才有过的现象再次出现，反映出欧元区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未来的整体经济形势相当悲观，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欧洲经济的下一轮全面危机可能即将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欧元区2011年将不太可能实现1.7%的预期增长，预计在1.5%左右。而2012年则由于欧元区可能会有更多国家被牵连进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甚至衰退，预计在1.0%左右。
3、日本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
尽管日本二季度经济依然保持负增长，但下滑幅度较一季度已出现明显收窄，而且日本的出口、国内消费者信心、制造业PMI值等数据均显示出回升势头，表明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在逐渐消退。四季度，日本经济将有望结束连续下滑势头，但全年仍无法摆脱负增长局面，预计收缩0.5%。2012年，由于灾后重建的促进效应低于预期，同时世界经济放缓、日元升值以及国内产业向海外转移将对日本经济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日本经济回升势头也将低于预期。
4、新兴经济体仍将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由于前期连续紧缩对实体经济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新兴经济体经济在年内将继续放缓。但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转型，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依赖内需，虽有增幅放缓的趋势，但增长依然强劲。同时，随着美欧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新兴经济体紧缩政策的步伐将减慢，有助于经济平稳增长。在美、日、欧经济前景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形下，新兴经济体仍将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二、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1、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面临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困境以及国内通胀压力上升,危机后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2011年转向稳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平稳减速，使国民经济总体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未来全球经济低速增长以及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我国经济增速可能出现进一步放缓的趋势，这将使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面临挑战。
2、外需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面临挑战
篇8
这些重大事件具有全球影响力，是众多媒体关注的重点，如何避免同质化，就必须注重策划，凸显主题，各显神通。
有7家媒体关于神九的报道做得有特色，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策划中充分利用了图片，无论是实景图还是示意图，都非常抢眼到位，如湖北日报“顶天立地”的一个大图，把“神九”和“天宫”的“载人舱”、“实验宫”、“返回舱”图解得非常清晰、明了、直观。
荆门晚报用一个通版很好地把“神九飞天”的方方面面展示给了读者，特别是“实验舱”的三维解剖图，令人身临其境。
长江商报在封面版别具匠心地用一个卫星的图标框进文字要点，既活跃版面，大气，又起到导读的作用。
恩施日报大小图片搭配恰当、合理，大图气派，小图照应到“神九”升空的分镜头，有一气呵成之感。
除了图片，文字内容以细腻为主，各报都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神九航天员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后，逗留天空13天的穿、吃、睡、动、乐等方方面面，细致、生动、详尽，将航天员的试验、生活等，全镜式地、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读者。
长江日报总编室主任彭西平认为，我们要发挥纸媒的优势，图文皆细腻，才有竞争力！
版面呈现：内容与形式并重
面对海量的信息，你选择哪一个角度，借助哪些美术元素，营造怎样的视觉盛宴，使读者一眼就能感觉到，这些都决定了创意在版面创新中的作用。如长江日报在表现2012十大智慧发明时，版式整体上像一个发光的灯泡，足以点亮读者的心灵。三峡晚报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式，设计成一张泛黄的文稿纸，让读者感受到文学的积淀，仿佛闻到淡淡的书香，独到的创意为内容增色不少。荆门晚报做的海上军演专题，用一个通版描绘盛况，重点介绍了很多新式武器和新的战术，如果不是“骨灰级”的兵器粉丝，很难做得这么专业。湖北日报选送的“周天下”版面，讲的是欧盟贸易，时事编辑没有满足于电讯通稿，而是邀请武汉大学专家作独到的解读，并且配以时评，是强化编辑力的体现。
三峡晚报副总编辑郭孝洪认为，2012时事新闻好版面总的印象可用8个字概括：内容为王，创意为魂。
标题制作：准确与意境兼具
本次参评的标题大多数制作精良，力求“准确概括，意境新奇”。作者运用比喻、对仗、粘连等多种手法，做到简明准确，生动自然。像《装无赖耍无赖真 日外相访欧三尝“冷面”》（湖北日报）、《万辆劣质自行车爆了慈善“内胎”》（楚天都市报）、《登月第一人“逐月而去”》（楚天金报）《炒股炒成股东 泡妞泡成老公 Facebook上市第二天扎克伯格婚了》（武汉晚报）等。孝感日报副总编殷贤彬深有感触地说：生动的标题可以为新闻内容“点睛”。
理论研讨：贴近与深度并举
此次评选会提交论文16篇。研究主题贴近实际，研究角度独到。主要表现在：
篇9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刘志彪教授首先作主题报告。他全面阐述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升的必要性和路径，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别与全球资金流动、经济泡沫、环境污染和创新资源流动的关系，还向与会者提供了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深入研究的思路。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刘惟蓝副主任在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外贸增值率，强化自主品牌，提高服务贸易占比，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发挥好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要更大力度地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在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得不到普遍性事实的验证，更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增长“陷阱”与中等收入阶段并无内在联系，中等收入更不是“陷阱”的原因，而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空间仍然巨大，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和开放型经济“两头在外”的特点，揭示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主要变化，提出了我国开放战略调整的方向。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朱乃新研究员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对策，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特点是低增长、多起伏、深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努力营造积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程极明教授今年已经84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他系统总结了美欧大国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认为发达的高等教育和领先的科技水平是支撑美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而重视实体经济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他还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美欧大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
篇10
为了解公共环境管理对包钢稀土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我们根据包钢稀土近五年来国内营业收入与国外营业收入总额，以及其占主营业务收入比的变化情况来研判公共环境管理对包钢稀土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尤其国外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的变化情况，既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价格变化带来的营业收入的变化影响，因为目前稀土市场国内和国外的稀土产品价格存在比较明显的一致和联动性的同向变化，消弭了国内国外区域销售的变动因素，另外一方面也消除了价格变化带来的总量的变化影响。
2.数据的分析
包钢稀土国内外营业收入图示
可以看到公共环境管理的逐步增强对包钢稀土出口贸易影响比较复杂，由于公共环境管理加强的影响，世界市场稀土产品的价格飙升，短期内稀土价格波动也比较剧烈，因此体现在包钢稀土国外市场收入逐年不断增长，2011年底其国外营业收入达到9.79亿元，远远高于2002年底0.41亿元的水平，同时国外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增减的波幅也加剧了，2009年中期国外营业收入比2008年中期锐减了85.82%，而2010年中期随着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国外营业收入相比2009年中期则暴增406.62%，过度剧烈的市场波动是生产经营的重大隐忧。
再结合国外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率来看，国外营业收入的比重虽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还是明显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2年―2006年国外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率大约维持在14%左右，而2007年―2011年该比率已经下降到8%左右，2009年中期最低下探至2.50%。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强化公共环境管理导致世界市场稀土价格大幅上涨，而同时日美欧等国外主要稀土消费国经济相继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而消费需求下降，国外采购商纷纷减少或终止订单，甚至转而动用本国稀土储备来平抑稀土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冲击，或重新开启稀土开采计划寻找替代供应商。这充分印证了公共环境管理对稀土产品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
3.结论及建议
工信部2012年印发《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对稀土指令性计划的管理思路作出具体阐释，对稀土矿产品生产企业和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的申请计划条件，均设置了严格的环保门槛。具体为，除符合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这些企业必须“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且列入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公告”。而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在环保部此前公布的两次环保核查结果中，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均没有出现在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名单公告中。在不断强化的公共环境管理条件下，如何实现稀土出口稳定持续的增长是未来包钢稀土面临的重要课题。
为了规避中国公共环境管理加强的影响，日本、澳大利亚及马来西亚联手行动，澳大利亚出资金、马来西亚提供土地、日本保证市场，建造全球最大的莱纳斯稀土提炼厂。一旦运营，每年将生产2.2万吨的稀土，能够满足大约全球三分之一的需求量，对世界稀土贸易市场格局产生很大影响。尤其该厂提炼的正是和包钢稀土白云鄂博稀土矿同类的轻稀土，但是由于对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该计划已经被搁置了。由此更需认识到，环保清洁开采提炼稀土矿，不但能提升包钢稀土未来市场竞争能力，也有利于包钢稀土走出去，成长为国际化采炼巨头。 [科]
【参考文献】
[1]季永杰，徐晋涛.环境政策与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以造纸企业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78-82.
篇11
课题来源：经过老师推荐，自己慎重选择后确定的方向与题目
课题类型：本课题属于宏观角度下的研究，通过对中国股市成长性的认识和对投资机会的定性研究，来分析和总结其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秩序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也日益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法力度的强化，使得股票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得以充分体现，中国股市经历了2007年至2012年底长达5年的大熊市。股票价格已大幅度的下跌，相当一部分蓝筹股具有投资价值，股票市场投资机会凸显没产业升级时新兴产业在经济中比重日益提升，政策扶持的行业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当大，对这些增长型行业在股票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必将获取丰厚的回报。但是中国股市仍然是一个相对不承受的新兴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因而研究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对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
首先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中国股市已经走过二十几年，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成长性和其对应的投资机会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人研究过同样的课题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一些十分有意义的借鉴。
《中国股市成长与宏观经济》作者周垂日；2000年出版，本文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近十年来，股市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及居民储蓄的关系，并与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美国、韩国股市的同类数据比较，中国股市发展速度较快，论述发展股市对中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义。由于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所以对投资者的价值并不是很大，而且它的出版时间较早。对现在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代价最小的股市路径之争——中国股市十八年的回忆与思考》作者刘纪鹏；刘妍；2007年出版，本文主要说的是从1990年深交所试运行和上交所正式运行起步至今，中国股市历经十八个年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八年来，中国股市的成长史到底是一部不规范的成长史，还是一部国情和西方规范成功结合的发展史？到底是一个充满了投机、泡沫和赌徒的赌场，还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可或缺的主战场？在中国二十九年的改革中，没有一个领域像股市这样，争论如此之多、如此之激烈。"强调国情为主的实事求是派"和"强调海外规范为主的照搬照抄派"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例，"市价减持"变"对价改革"导致天壤之别。因此，敢于正视这十八年发展史，客观科学地总结我们在股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至关重要。本文试图从中国股市发展中争论过的几个焦点问题入手，对过往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寻求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最优路径。他给我们讲述了中国股市的成长历史，但没有对未来的中国股市走势进行展开分析。
《见证成长》作者周宏波；2011年刊登于《股市动态分析》<正>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20岁生日，《股市动态分析》作为中国最刊创刊的专业性证券类期刊也见证了中国股市的成长历程。而中国机构投资者初具规模也就是三五年内的事，每年的"最佳机构投资者"春节特刊也正在见证中国投资人成长的步伐。自2008年首次推出"最佳机构投资者"特刊以来，每年上榜机构风云变幻，新机构名字层出不穷，今年也不例外。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投资者队伍的不成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开始有些机构连续两年上榜，比如公募基金界的华商基金、华夏基金，私募机构的尚雅投资。《中国股市成长质量及其对策研究》作者牟长利；龙子泉；2003年出版。本文主要给我们讲述了我国的沪深股市自九十年代初成立以来，经过短短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以及对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分析。并给投资者以建议。
《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背后的制度建设缺失》作者：王一静，文献来源：[J].现代商业，2008股市18年的成长，也是中国股市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国股市经过了两年的股改，终于解决了积压已久非流通股问题。本文就中国股市最近出现的一涨暴跌的行情，分析了中国股市制度存在的缺陷。说明我们国家的股市发展存在着制度的缺陷，需要更近一步的改进。
《从A股市盈率变化看股市投资机会》作者：金开安，文献来源：[J].投资北京，2011<正>股市的低估，对于长期投资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买入持有的好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2009年触底反弹，2010年到2011年长期盘整、交易低迷的弱势阶段。本文主要说了我们怎么利用市盈率来把握投资机会。
《危机下的中国投资机会》作者：马晨文献来源：[J].中国金融家，2009文献主要讲了大中华区是如何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一个充满投资机会而且经济结构互通的地域？中国的股市表现领先全球，哪些行业将出现最佳的投资机会？A股市场的短期和中长期走势如何？流动性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老龄社会养老产业的投资机会研究》作者：刘红，唐继碧，文献来源：[J].会计师，2012，摘要：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四二一"为主的家庭结构模式导致了养老方式从以家庭养老为主转变为以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重的养老模式过渡，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年人收入也不断增加，政府对养老产业大力支持，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养老产业的落后和养老产品、服务的严重缺失，因此，我国养老产业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中国股市投资组合规模的进一步研究》作者：方少含，文献来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摘要：采用"沪深300"成分股中的280只股票，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建立等权投资组合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股市投资组合规模的非系统风险分散效应，计算了沪深A股系统风险总量，并从马可维茨投资组合理论出发探讨了合适的规避风险的投资组合。
《股市投资机会在哪里？》作者：刘浩，文献来源：[J].卓越理财，2008，摘要：<正>2008年上半年，根据各种理论推算出的"铁底"——5000、4800、4000、3500……，都没能阻止股市大盘的下跌、再下跌，股指在所谓"铁底"中一路畅行。大跌之后，下半年股市能否绝地反击？《中国股市投资策略探讨》作者：刘光彦文献来源：[J].商业研究，2005，摘要：14年来中国股市大幅波动，暴涨暴跌的次数不计其数，许多参与群体损失惨重。然而，中国股市在让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的同时，也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机会，认真研究中国股市的运行情况及涨跌机理，探讨其投资策略是很有必要的。
《争夺资源：故事远未结束》作者：彭波，文献来源：[J].证券导刊，2006，摘要：一年来，一边是股改轰轰烈烈地进行，一边是牛市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股市随着最大的制度障碍的消除，被压抑的上升动能开始逐步释放，除了制度的原因，资源与能源、人民币升值、消费升级被视为这轮牛市的开始。
《中国股市投资价值分析：基于行业角度》作者：钱竞，文献来源：[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2，摘要：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经历了欧债危机，中国股市持续低迷，大盘指数不断跌破低点，中国股市仿佛在一夜之间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众多股民被套，财富大幅缩水，基金公司普遍亏损。中国股市到底具不具被长线投资机会还有待考验。
《中国股市投资风险结构性失衡分析》作者：李玮，陈卫平，文献来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摘要：从介绍股市投资风险特征着手，通过对中外股市风险结构的实证分析比较，指出了当前中国股市系统性风险比例过高，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结构性失衡，并围绕这一失衡现象对其成因、危害进行了分析。
《运用投资机会集方法研究公司成长性》作者：潘立生，任国宏，赵惠芳，文献来源：[J].财会月刊，2010，摘要：本文使用投资机会集方法并选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来度量公司的成长性，并对投资机会集方法和传统的托宾Q值方法和市净率方法进行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机会集方法比托宾Q值方法。
《时变性投资机会条件下的战略资产配置决策：理论与中国实证》作者：范利民，陈浩武，文献来源：[J].管理工程学报，2010，摘要：本文分析了投资机会的时变性特征对长期投资者战略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并实证，表明时变性特征降低风险资产长期收益率条件方差的增长速度，降低其在长期投资视角的风险。
从上我们得到：中国股市成长性与其他的一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投资机会与其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借鉴他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有利于我们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
四、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在广泛阅读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理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进行研究。论文通过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投资机会各自分析和实证研究后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最后综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以下为提纲：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是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背景、概述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详细说明中国股市的成长性，对中国的成长性展开分析
第三章，详细说明中国股市的投资机会，并研究不同时期的投资机会是怎样变化的
第四章，通过选取样本和萃取数据对中国股市的成长性与投资机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五章，对本出总结，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五、完成论文的条件和拟采用的研究手段(途径)
首先，通过研读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各类研究成果，并以此为思路来寻找出我所需要进行的宏观方面的研究。
其次，借鉴国内学者的理论成果及实证检验成果找出我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与实证方法，并找出各类实证检验结果的相同于不同之处，提出我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理论依据及实证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根据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找到能够验证我问题的方法。
再次，对我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此部分相对于前面较理论化，但是会更加具体到细节。
六、本课题进度安排、各阶段预期达到的目标：
1.2.28-3.6：确定论文题目，明确论文目的、内容及进度安排，开始查阅资料。
2.3.7-3.20：收集资料，撰写任务书和文献综述。
3.3.21-3.27：收集资料，完成开题报告。
4.3.28-4.3：整理资料，拟定论文大纲。
篇12
地方债务的井喷式扩展源自2008年的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但是绝大部分配套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筹集，加之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需要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渠道来筹集资金。2009年3月，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在这之后，地方融资平台横空出世，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资工具。但是由于管理混乱，某些融资平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债务风险问题，2010年7月30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了《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对融资平台开始了清理整顿工作，融资平台风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变开始暴露。但是仅仅又间隔一年多，在2012年初，关于融资平台的发展道路就又出现了转折，发生了两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故事，首先，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危机是意料之中，但是随后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导致中国经济快速下滑是意料之外，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危机甚至超过了2007-2008年度；其次，融资平台在2011和2012年的兑付高峰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如此多平台公司的债务无法按时归还是意料之外的。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宏观调控的政府开始转向“稳增长”的政策，地方政府跑部委、上项目，新一轮的地方投资热情高涨，而地方债务扩张之路似乎要再上征程。
相关研究综述
尽管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并没有量化指标，但是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当期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王贤彬等，2010），由此可见，GDP是衡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指标之一，政绩的驱使成为地方政府高增长和高波动的政治原因。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模式外化为GDP锦标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在地方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必然要求地方政府积极举债，从而铺就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之路。
本文将近些年地方债务增速的变化情况和同期GDP增速叠加到一起，我们可以发现某些规律（见图1），地方债务扩张速度最快的分别是1998年和2009年，同比分别增长了48.20%和61.92%，而这两年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时期，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年，这两年我国GDP的增速分别为7.8%和9.2%，都处在阶段性的衰退期。而我国一直信奉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和力度都比较强，而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都遵循着“逆周期”调节的特征，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对中央决策的执行力远远大于国外地方政府，进一步增强了逆周期调控的特征，我国的大部分地方债务都是这两段时间内形成的，而目前巨大的地方债务问题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反危机刺激政策过猛带来的“后遗症”，它潜藏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的表面繁荣之下，2-5年后就会开始表露。
目前，审计署并没有公布各省市余额明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各省市公布的2010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整理出19个省市的债务余额情况（见表1），结果显示，北京、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债务余额比较多，而海南、甘肃等地区的债务余额较少，但如果我们从存量角度考虑债务率（政府债务/GDP的比重），则发现排名靠前的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不得不依赖政府债务的扩张获取资金支持，例如海南、宁夏、吉林、甘肃四省的债务率超过了30%，此类经济欠发达地区未来可能成为信用事件爆发的源泉。
目前，国外在对政府债务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国家宏观层面，原因在于外国的地方政府享有自主举债的权利，故政府债务在地方与中央间无实质性的差异。而我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赋予负债的权利，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因此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国内关于对地方债务规模进行定量研究的论文较少，已有的文献主要采取KMV模型估计违约的可能性，根据可接受的违约概率选择适度的发债规模。例如张旭等（2011）探讨了广西省地方债的发行规模适度性；蒋忠元（2011）分析了江苏省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问题。此外，也有部分文献基于理性预期均衡模型的研究，例如王昱（2011）等以辽宁省为例分析了各因素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影响。国内关于地方债务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深入的分析，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以及融资平台的相关数据确实难以获得，限制了学术界开展规范性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从而无法系统性、针对性的对地方债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二是研究成果中绝大部分出现2009年之后，原因在于融资平台的始于2008年底，风险显现于2009年。三是地方债务风险的隐匿性，很难获得精确统计数字，也很难进行风险控制模型的研究。
我国目前是否存在债务风险？这成为继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断崖之后有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如果按照警戒线指标看，中国的总体债务规模以及占GDP的比重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仅仅考虑债务率这一单一指标并不适用于各个省市的具体情形，例如，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不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融资能力更强，发债的合理规模更高。本文在汇总各种影响债务合理规模的基础上，合理判断我国地方债务的合理规模。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由于仅仅使用财政收入反映地方债务的不够全面，本文基于1990-2010年的近百个国家地方债务合理水平的估计模型，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Debt=αFd+βPgdp+γUrban+
Revenue+c+ε
其中Debt表示中央政府债务/GDP。其中中央政府债务是政府在某一特定日期欠他人未偿还的直接定期合同债务的全部存量。它包括国内和国外债务，例如货币和存款、除股票外的其他证券以及贷款。它是政府负债总额减去政府所持有的股票和金融衍生物的差。由于债务是存量而非流量，所以要在给定日期（通常为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进行衡量。资料来源自世界银行WDI统计数据库。FD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如果某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其融资的能力越强，债务规模的承受能力越强。Pgdp表示人均GDP水平，代表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程度越高， 债务的偿还能力越强，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对债务的需求也相应降低，因此其对债务规模的影响并不确定。表示城市化水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城镇化水平越高，对债务的承受能力越强。表示财政收入，财政实力越强，政府偿债能力越强，贷款违约的机率越小。以上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WDI统计数据库。
实证结果分析
如表2所示，由于面板数据假定扰动项为独立同分布，但是对于我们选取的跨国面板而言，同期的经济活动可能会相互影响，从而出现截面相关（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引发异方差。此时估计系数依然会出现偏误，处理办法是采取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我们使用Wald检验判断组间异方差，原假设为组间同方差，结果为76.70，强烈拒绝了组间同方差的假设。因此我们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利用FGLS估计法进行检验，同时也列出了面板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面板固定效应、随机效应进行估计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原假设为随机效应为正确的模型。Hausman P值为0.258，无法拒绝原假设，表明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更加适合。
同时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时采用系统广义矩（sys GMM）的方法进行估计。我们使用Sargan 检验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使用Arellano- Bond二阶序列相关统计量检验模型的残差项是否满足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原假设。根据Arellano-Bond检验扰动项2阶自相关的检验，得到的P值分别为0.99和0.5180，无法拒绝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此外，由于GMM估计存在多个工具变量，需要Sargan 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无法拒绝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的设置是合理的。
以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为例，FD的系数为0.223，并显著为正，表明贷款/GDP上升1%，债务/GDP的合理规模比重上升0.223%。人均gdp的影响为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债务的合理规模越小。城市化显著为负，城市化越高，债务规模越小，一点与国外的债务用密切相关，国外的中央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国民的福利建设，而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我国的债务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此变量在中外有不同的含义，在之后的回归中我们考虑将其剔除。财政收入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大于金融市场发展，说明财政收入仍然是负债规模的最本质的影响因素。
地方政府债务合理规模估计
我们将跨国数据剔除城市化之后，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可以得到FD、Pgdp和Revenue的估计系数，分别是0.206、-0.0006918和0.2675158（这三个系数均在1%的水平位置上显著，且其它指标均高度显著）。之后，我们整理了2010年我国各省区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和贷款/GDP的相关数据，资料来源自中宏数据库（见表3）。
将这三个系数代入到以上指标后，我们可以估计出各个城市的合理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国际上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曾将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60%作为警戒线，但是根据表3的计算结果，我国没有一个地区的合理债务率为60%，其中北京最高，其合理债务率为46%，其它各省区的合理债务率规模均在30%以下，如果仅仅按照国际标准的60%去计算，现有样本的债务率均处在合理范围之内，但是按照本文推算的合理债务率，绝大部分的省区债务率都偏高。
我们通过各省的审计公报整理了2010年14个省区的地方债务规模，根据图2可知，北京的实际债务规模远低于其合理规模，山东、河南和重庆的实际债务规模与其合理债务规模相近，基本处在合理负债范围之内，而其它10省区的实际债务规模均超过合理范围，属于过度负债的范畴。
结论
综上所述，与发达国家直接负债驱动模式不同，中国的风险在于投资驱动下的债务扩张，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债务风险。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膜拜，投资自然对其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无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其最后的去向都是进行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
今后十年，中国要把“城镇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那么城市化所引发的“公共部门投资”将迫使中央政府必须妥善解决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断地用更高的投资规模来刺激放缓的经济，最后很可能导致重蹈其他国家泡沫危机的覆辙。因此，为避免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出受到不可预见的巨大冲击，切断“投资扩张债务扩张”的高风险链条，中国必须实现“投资软着陆”，而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中长期的供给管理和建立缓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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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炳才，田青，李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防范对策[J].中国金融，2010（1）
篇13
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要求我国境内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应当将拥有控制权的境内外子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虽然我国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或并购形成的跨国公司数量还不及欧美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但跨国公司的数量明显加速增长。跨国公司的境外子公司通常以功能货币结算，然而随着我国汇率市场改革步伐加大，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富弹性，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明显，近三十年人民币对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波动趋势如图1所示。
欧元区成立后，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如图2所示。
欧债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送来了百年难遇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势必要面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管理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民币汇率波动使企业合并报表中固定资产折旧加快。人民币升值使我国企业境外子公司的资产在不同时间点不能汇总核算，违背了会计基本原则中的货币稳定原则，近十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快了境外子公司的资产减值，增加了跨国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减值准备，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跨国公司的合并报表不能如实的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
第二，汇率的大幅波动影响企业合并报表的可比性。人民币升值使境外子公司的资产评估价值不具备纵向可比性，比如某公司境外子公司于2006年12月31日购入一台10万美元的大型设备，按照20年以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残值为零，则每年的固定资产折旧为5000美元。2006年12月31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合并报表时，此设备的折旧计提398.59万人民币。2007年12月31日，由于汇率变化母公司合并报表时计提380.02万人民币，差值18.39万人民币计入管理费用或财务费用。以此类推，2008年计入32.95万成本费用，2009年计入5.7万成本费用，2010年计入3.07万成本费用，2011年计入15.54万成本费用，累计要将75.65万元计入成本费用，而按照年数综合法计提折旧也需要将50.74万元计入成本费用。人民币对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变化不同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在日本和欧美的子公司的外币财务报表就不具备了纵向可比性。
第三，我国汇率波动趋势不同，跨国公司的合并财务可理解性降低。当前我国企业公开公布的财务报告多数是合并财务报告，财务报告编制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养对财务报告的质量影响较大，我国当前的会计准则明确了很多会计信息处理操作原则，但细节的操作空间仍然很大，财务部门或者高管可以借由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外国通货膨胀环境下存货折算和历史原材料成本折算之间的差额虚增利润，以此美化公司财务报告达到某种目的。
三、汇率波动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研究模型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真实性和可比性，本文以某电子公司为例，分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对案例公司2006年至2011年的财务报告中固定资产核算的影响，所有财务数据源自其公司官方网站公布的财务报告和境外子公司财务报告。
本文案例企业固定资产为因变量y，分别计算人民币对日元和美元汇率波动对固定资产核算的影响，选取汇率波动x和时间t为自变量。
案例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核算固定资产，公式如下：
其中：C为固定资产购入价格，C0为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Dt为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为保持与母公司采用统一的会计核算方式，本文采用加速折旧法核算固定资产，并考虑汇率波动对固定资产核算额的影响，将境外子公司的外币核算固定资产用以下公式折算：
其中：C为固定资产购入价格，C0为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Dt为固定资产年折旧率、P（rt）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并且rt用以下公式表示。
其中：λ等于无风险汇率。境外子公司的年固定资产的计算公式如下：
四、汇率波动对固定资产核算影响结果分析
货币稳定是会计核算的基础原则之一，只有当本币汇率保持稳定时，跨国公司的财务报告才具备可比性和参考价值，所以在人民币汇率将持续波动的现实情况下，应当确定汇率波动对会计核算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汇率波动对固定资产折旧核算的影响为例，分析汇率波动对跨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按照案例企业境外子公司的季度财务报告上的固定资产折旧额转换为以人民币计量时，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时需多次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准备或成本费用。按照新会计准则中以控制为基础的合并理念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后资产和负债规模发生明显变化。根据合并报表准则将境外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并酌情考虑合并抵消因素，直接影响了合并后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等方面的规模。合并报表过程中可调整的空间越大，越容易给财务舞弊行为提供操作空间，使企业的内部财务控制和监管风险增大，因此汇率波动对于合并报表的影响应当得到重视。
跨国企业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内部固定资产交易抵消，还应当重视会计处理方式对合并报表结果的影响，以保证合并报表的可比性和真实性。跨国公司在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时应当重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合并报表的外币折算差额处理需要恰当，大型设备等固定资产买入时应当根据历史数据分析汇率波动对计提折旧的影响，子公司的净资产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现行汇率折算，固定资产和资本项目按母公司投资时的历史汇率折算，由此降低企业高管和财务部门的盈余操作空间，降低跨国企业的财务管理风险。第二，汇率波动不但影响到合并报表的固定资产的核算和折算，而且会影响到境外子公司存货和现金存款等科目的核算和折算。我国汇率改革之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单向升值，但去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双向浮动的趋势，预计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将增强，对跨国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外币折算影响更加复杂。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本文建议考虑应用平滑指数预测法预测汇率波动，并在资产和成本折算时降低汇率波动的影响，改进的资产折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固定资产购入价格，C0为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Dt为固定资产年折旧率、Ti为固定资产剩余可使用年限，λ等于无风险汇率，L为根据汇率变化方向取±1，即当人民币升值时L取1，当人民币贬值时L取-1。P（rt）是服从正态分布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应用式（5）计算案例企业的固定资产折算结果相对变化较小，合并财务报表的可比性相对增强。模拟结果如图4所示。
五、结论
人民币不断升值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为众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国跨国公司应当加强对汇率波动的预测，并且关注汇率波动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以求为投资者和相关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更高可比性的合并财务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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