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国际贸易硕士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风险防范
如今,进出口贸易额的逐渐增长,国际贸易类型在逐渐增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来源,发展国际贸易是重中之重。在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常见的风险类型为合同风险、政策风险、货币汇率风险等,受到地域与国家的制约,对国际贸易构成严重威胁。为转变当前现状,应强化对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将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现代企业最为看重的问题。
一、国际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已然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在逐渐提升,在国际贸易方面成绩显著,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更加显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逐年提升。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达到4.6外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国际贸易大国,象征着中国在国际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该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跻身世界最强大国的行列,对于中国来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在国际贸易发展形势大好的前提下,由于跨国贸易会产生多种不确定因素,进而引发经济风险,国家信仰、种族、货币、政策和合同等的差异性,是导致国际贸易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为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风险防范措施,将风险可能自身的危害与损失降至最低,是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关键。
二、国际贸易的风险类型
1、货币汇率风险
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货币,其是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是实现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交换工具。国际贸易的开展,会涉及到货币汇率问题,主要是由于跨国贸易的持续时间较长,在支付款项问题上不可能即使缴纳全部款项,在此阶段会面临货币汇率风险的威胁,若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其支付款项就会发生变化。货币汇率风险的滋生,主要归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货币汇率处于不断的波动中,是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实际性风险。
2、借贷风险
在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交易额度往往较大,尤其是WTO成立以来,国家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交易范围在逐渐扩大,彼此间的金融往来数额会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缺乏健全的贸易制度予以辅助,部分国家由于思想上认知不全,大量举债,债权国会逐渐失去债务偿还能力,自身运行体系逐渐系统崩塌,国家地位逐渐下降。
3、合同风险
合同风险的滋生,主要取决于国家间法律体制的不同,针对同一贸易、同一事件,不同国家的法律给予了不同的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两个国家在遭遇同一问题时,若都按照各自国家法律尽心裁判与规定,会导致两个国家产生矛盾与冲突,影响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另外,国际贸易的开展,也会存在运输风险,由于是跨国运输,运输的期限较长,由于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运输出现不同程度的风险,对风险的划分与承担成为一项关键问题。
4、政策风险
每个国家有着属于自己国家的制度与政策,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与其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国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的政策风险,两个国家间形成制度、政策与文化冲突,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冲击。国际贸易的开展,每个国家都有其专属的应对政策,旨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反倾销政策为例,由于政策的存在,会使得贸易壁垒、相关条款发生不断的变化与更新,会严重影响国际贸易开展的公平性。
三、国际贸易的风险防范措施
1、及时做好国际市场的调研
现阶段,由于国际贸易往来的频繁开展,导致国际市场环境逐渐趋于复杂化,市场环境会随着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发生变化,货币汇率风险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为此,应深入到国际市场内部,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对合作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细致性的研究与分析,分析当前金融市场的运作情况,针对货币汇率的波动区间进行评估与预测,以保证货币运行的合理性,制定预警方案,以及时作出合适的选择。强化对国际市场的调研工作,应将生产国家、需求国家的具体情况予以掌握,分析各个国家现阶段的社会因素、自然灾害、战争情况等,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对市场供需情况进行评估,进而得出合理的决策,避免风险的产生。
2、建立客户信誉评价机制
为避免风险的产生,应强化对合作国家信誉的考察,通过建立客户信誉评价机制来约束与规范贸易行为,选择口碑好、信誉度高的外国企业进行合作,以避免由于合作国家信誉问题而导致的资金风险问题。在交易中,要对对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资信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对该企业的营业执照正本、副本要严格查证与验证,对其以往的经营状况、资信状况进行综合性的评定,同时对合作企业的合同履行能力、出口许可证、原料供应、货物来源等进行严格考察。通过以上一系列的了解,为企业制定信誉评定机制,通过各个标准评定,为双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借鉴。
3、科学选择计价货币
外汇风险是国际贸易中的典型,严重制约着贸易的开展。在国际贸易环境中,受到我国外汇制度的约束,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策略来规避货币汇率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为转变当前现状,应科学的选择计价货币,出口时运用硬币来计价,进口时要利用软币来计价。此外,一旦在国际贸易环境中出现问题,应对交易的产品进行价格的合理调整,做到在市场环境中可灵活应对。若在出口的时候选择软币计价,要将作价提高,在进口时选择硬币计价,应降低作价。另外,为了避免由于货币汇率而发生风险问题,应在合同中凸显出来,将价格的相关条款进行细化,会根据货币汇率的变化情况进行价格的合理化调整。
4、提高贸易产品的质量
国际贸易的开展,产品属于贸易往来的重要资源,要及时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情况,了解国际环境中产品的质量标准与规格,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若想打造知名度,应注重打造产品品牌,是提高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关键,争取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力地位,以此来反击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应注重内部的发展与革新,引用现代社会中的高科技产品,主导产品研发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研发出新型产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运行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风险,以合同、政策和货币风险为主,是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实际性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提高海外贸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强化对国际贸易的防范,必须对交易对象进行具体性的了解,建立客户信誉评价机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避免发生产品质量风险问题,优化金融运作体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交易,为国际贸易的开展提供条件和动力。
参考文献
1、国际贸易融资的新发展张东祥山东对外经贸1997-05-15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王鹏涛,刑特山东对外经贸1999-07-15
国际贸易专业硕士论文范文二：社会资本与国际贸易研究
摘要：显然，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因此，在其他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资本;国际贸易
尽管国际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理想水平，根据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模型计算的国际贸易量应该比实际贸易量更高。基于此，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传统经济学理论之外的其他因素考察国际贸易。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运输成本、贸易壁垒和关税等，而且包括产品搜寻成本、关于产品质量和贸易伙伴可信度的信息采集成本、法律成本、控制成本和汇兑成本等。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交易成本过高，必然会阻碍国际贸易增长。然而，社会资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金融危机后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中的社会资本，力求弄清社会资本是怎样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功能
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内涵还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那么它就可以取得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的地位;而如果将社会资本视为结构性的制度要素，那么它只能是改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剂而已。而实际上，在各种社会资本的界定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自相矛盾，即既将社会资本视为功能性的生产要素，同时又强调它的结构性特征。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定义中使用的术语广泛地包括合作规范、信任和使人们得以集体行动的网络。在国际贸易学领域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尤其受到关注(杨宇、沈坤荣，2010)。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改善国际贸易增长源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主要包括:①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信息分享，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②社会资本能够改变个人偏好，提高人交易的概率。交易的概率越高，双方未来合作的概率就越高，未来的合作可以补偿今天合作中的损失，合作均衡能持续存在;③社会资本能够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良性的模仿行为。共同的道德规范可以弥补缺失的正式制度，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模仿好的行为可以促进合作，提高经济活动效率。④社会资本能够解决外部性问题，降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减少利益冲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的这些积极功能意味着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二、社会网络与国际贸易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克服非正式贸易壁垒，产生净贸易创造效应。其解释如下:①在法律和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或效力较弱的环境中，社会网络可以通过道德、习俗和规范来维持彼此间的信任，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所有参与人对违反道德、习俗和规范的人的合作惩罚机制发挥作用。在重复博弈均衡中，参与合作的每一个人的最优策略就是永远拒绝与曾经欺骗网络内任一成员的人打交道。③社会网络具有信息传递优势，能够让买方更容易找到卖方，能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价格信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除了具有净贸易创造效应外，也会有动态效应，包括动态无效性和动态经济有效性。社会网络的动态无效性的原因如下:①由于交易商必须向人支付高额工资，所以长此以往，交易商不愿再维持或遵循集体主义策略，从而就会阻碍社会网络带来的静态贸易增长。②现有的社会网络阻碍了相应的制度创新。在社会网络过于发达和强大的地区，社会网络可能会使得本来可以确保合同执行的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作用减弱，甚至完全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有效性的原因如下:①对于遵循集体主义策略的交易商来说，如果厉行节约，减少对人的工资支付，那么将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进而促进贸易的发展;②社会网络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吸纳更多的外部交易商，其成本比支付高额工资成本要低。显然，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有效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网络对于新成员的开放程度(刘庆林、綦建红，2004)。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国际贸易对社会网络的未来需求就趋于减少，这有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有效性萎缩。例如，国际商业仲裁机构的出现，提供了争端解决的私人方式;而信用证交易方式的普遍运用，既能将部分商业信贷风险转嫁给银行，减少了买方违约的风险;又允许买方在货物质量检验之前延迟支付，减少了卖方违约的风险。可以说，社会网络被法律和制度取而代之，对社会网络自身的需求因此而降低。但是，另一方面，移民人数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使社会网络的供给却持续增加，有可能提高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移民人数的增长，以及接踵而来的社会网络扩大化，不仅可以促进移民国家与移民来源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发展，而且此类供给可以拉动需求，由此增加对社会网络的需求。只要社会网络的供求处于不断变化中，社会网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就值得关注。
三、信任与国际贸易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交易成本实现的。国际贸易领域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定义成为了获得贸易收益而出现的摩擦成本。尽管人们难以给出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定义，但是，研究表明，交易成本非常之大。VanDalenVanVuuren(2003)研究显示1997年荷兰29%的工作人员聚集在贸易部门。国际贸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寻找潜在贸易机会、签订合约以及合约执行和控制，每个阶段都会带来交易成本。在第一个阶段，买方寻找关于偏好产品、潜在供应商的信息，如果产品没有生产出来，买方还必须要求生产商进行生产性投资。卖方通过市场活动寻找买方。由于信息不是免费的，也不是完善的，更不容易获得，所以这些活动都会产生交易成本。贸易商必须进行投资以寻找相关信息。显然，在国际环境下，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信息分布不同，交流更为困难，这就产生了较高的交易成本。降低这个阶段的交易成本涉及到两个必要的特征:第一，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必须能够传递到商业团体内所有感兴趣的成员;第二，必须保证这个信息是高质量的，也就是信息必须是真实可用的。传递可靠信息是网络的特有功能，网络成员间的共同信任增加了信息质量。Rauch(2001)和RauchandTrindade(2002)研究了共同的商业伦理网络在解决关于商业机会的信息失灵中的作用，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Combesetal.(2002)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滋生信任，有助于减少法国的信息贸易壁垒。在合约签订阶段，交易成本就是合约条款讨价还价成本。双方必须确定如何获得合理回报，如何确定合约内容。双方不可能在合约中确定所有细节问题，因为这样做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有些安排也难以被第三方证实。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有些问题也难以预见。在国际背景下，合约签订更为困难。贸易双方必须了解对方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商业规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例如，在英国，人们惯于记录每一个细节，而在其它文化环境中，如荷兰，人们却只记录合约的大致框架，细节留待以后合约履行时再补充。这些差异常常带来一些误解，因为记录所有细节问题常常让对方觉得自己不被信任。为了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认知问题，贸易双方常常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取相关信息，这就使得交易成本过高。然而，高水平的信任可以使贸易双方求助于贸易中介及其他专业的咨询机构来签订合约，也可以增进不同文化价值背景的贸易双方的相互理解和适应，建立长期的交易合作关系，节省交易成本。在合约执行及监控合约执行阶段，都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尤其涉及到远距离贸易。监控意味着贸易双方检查另一方是否按照合约承诺的内容行事，如果没有，则下一步就意味着强制执行合约。最普遍的强制执行方法就是启动法律程序，尤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极其麻烦。贸易双方在法律程序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外国人常常感觉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存在取证问题，第三方诸如法官通常难以确定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价值，所以，诉讼程序的结果相当不确定。但是，高水平的信任使得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按照合约承诺条款履行合约，不需要严格的监控程序，这样就降低了合约执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方违约，合约需要强制执行，高水平信任也会使合约一方相信违约方在司法程序下能够强制执行合约。不少研究也证明了高水平信任在减轻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方面的作用。如，DenButterMosch(2003)运用贸易引力模型采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地方，贸易规模的确较大。Nupia(2009)提供了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了信任如何影响贸易增长，他发现，为了实现贸易，社会需要最低水平的信任，但是，一旦这个最低条件达到，只有信任水平足够高，才能实现更大的贸易量。这一结论为上述实证分析中信任和贸易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信任水平低的地方，贸易量就一定低，因为Nupia(2009)的研究还发现，制度能够弥补信任水平低的缺憾。这意味着，在低信任社会，可以通过提高制度水平来增加贸易。这一研究结论为一国如何促进贸易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结论及建议
显然，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因此，在其他禀赋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社会资本达到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目的。具体地说，政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政府通过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以维护现有的社会资本及促进社会资本的生成。事实上，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与呵护，政府与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的、协同的关系，有效的政府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公共机构的参与推动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这些规范和网络运用于贸易增长目标。二是政府通过阻止一些事情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社会资本常常是宗教、传统、共享历史经验及其他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的副产品。当政府开始从事那些本该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来承担的活动时，政府将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果政府阻止对这些领域的过度干预，或者主动退出本该由民间组织承担的活动领域，则可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
篇2
李普西、维斯(lipsey，robert，1984)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的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
胡弗鲍尔等人(hufbauer.g.c，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和出口总量作比较，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和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马提亚(matthiaslucke，1999)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仅比较了eu和cees之间的fdi的外溢效应，而且实证分析了fdi对cees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全球贸易有影响的结论。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评估欧盟与东欧国家的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中东欧国家系统的估计预期的长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
费雷拉、安娜保拉 (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 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调查了股市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地理格局的贸易流量与葡萄牙的经济的关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经合组织国家加上巴西从1998年到2000年两国之间的贸易。研究发现，出口对贸易平衡产生积极影响，且大于进口对贸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解释上述的“正常”出口从候选国到欧盟低于“正常”的进口的原因。
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fdi和贸易都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机爆发有助于改善韩国的外汇储备，亦有助经济复苏。尽管存在着危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己逐渐上升。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这种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投资是较高的，这和fdi流入的财富效应假说相符合。与此同时，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导致了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购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溢出效应值得争论。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赵伟、贾玉平在《产业结构、要素察赋与中日贸易模式—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趋向》一文中以非对称经济增长下两国贸易规模扩张为出发点，就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扩张的特征、基础、贸易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如下看法:(l)产业结构差异与产业竞争力差异是中日贸易扩张的基础;(2)目前的中日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李嘉图模式”特征，属于发展层次不同经济之间的贸易，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贸易模式正在抬头;(3)促使中日贸易模式变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赋变化，而在两国相对要素察赋的变化中，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
杨逸(2000)、赖明勇(加01)、丁文丽(加01)分别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篇3
(l)调整外贸产品结构。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优势更加突显。各类高科技产品、开发软件、视听产品、法律服务等产品和服务需在政府产业扶持与出口诱导下快速发展。
(2)改变贸易条件。电子商务突破服务贸易的时空限制，为改善我国贸易条件提供良机。对于我国，因为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在中间产品和标准化制成品方面，商品缺乏相对优势。但是在电子商务引导的创新领域，相关数字产品的商品和服务，却具有共同的起点。
(3)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电子商务向我们开放了全球市场的每一个领域，它扩大了可贸易的范围，深化了国际分工，更新了交易手段，改造了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和经营方式，分化了国际消费偏好，使得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收益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从而深化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
目前，我国的出口结构基本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转型。这种替代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但也蕴含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面临矛盾:一方面根据资源享赋，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优势还必须利用。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票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
篇4
纵观近年来各国间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诸多贸易伙伴国中，日本一直是我国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我国近邻，自1972年9月两国经济破冰以来，中日两国就开始建交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均位列第一。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从商务部2001年到2014年数据分析，中日经济发展十分稳定，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趋势。总体来说，以2012年为界，2012年以前总量规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贸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偶然年度的负增长，但金融风暴过后的2010年双边贸易焕发强大动力，进出口分别增长35%、23%，总体来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到近4倍。自事件发生后，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几近断交，这种政治冷气候明显蔓延到经济领域，两国双边贸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缩减，中日贸易关系出现明显下滑信号，态势萎靡。
（二）贸易逆差加剧
2001年到2014年中日贸易数据显示贸易逆差呈明显扩大趋势。虽进口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不大，但常年维持贸易逆差态势。其中，2001年逆差额为21.5亿美元，到2012年逆差额高为261.6亿美元，相比大幅增长了12倍。虽然在2012年后两国贸易因政治等原因一时冷却，使得在中国进口猛降，同时出口只是受到微弱影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贸易逆差在急速缩减，但逆差态势依旧不变。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中日两国紧密的经贸关系来源于中日两方不同优势的要素禀赋和互补性的产业结构，经贸规模则又受制于国内经济和政治外交环境等。
（一）积极因素
1.要素禀赋差异
要素禀赋制约一国以何种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其结果是该国贸易生产方式必定倾向于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丰富要素的产品。中国掌握着绝对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存在极大优势！日本自1970年开始，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工业制成品一度称霸全世界，截止到现在制造业一直处于产业链高位。两国要素禀赋带来的贸易分工方式决定了中日贸易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
2.产业结构互补
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上。2014年间商务部网站显示中国出口位列前三的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出口额三分之二，同年中国进口额有近六成左右产品集中于机电、贱金属及制造和化工业。虽然个别行业如机械电子等行业中日贸易也存在竞争性，但日本处于产品研发和设计的上游阶段，而中国则处于原材料的提供方或是产品的组装低档环节。
（二）消极因素
1.迥异的经济发展形势
入世以来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增速赶超其他各国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奇谈。入世后我国在实施稳健或积极财政政策同时积极转型产业就结构，需求动力十足。日本则是国内需求萎靡，财政赤字严重，继2008年次贷危机后，日本缓慢恢复的经济再遭2011年日本大地震影响，日本经济一盘惨淡。综上，生产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对日本的逆差不断增加！
2.不稳定的政治关系
由近两年的贸易额很直观明了地看出政治影响或将成为未来中日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因素。2004年日本时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政治紧张同样波及经济，中日双边贸易额虽增长，但对比2003年的高位增长率，2004年当年及之后年份的增幅却黯然失色。事件发生后日本出口额也明显缩减。
三、加强中日合作的建议
中日是隔水紧邻的贸易伙伴，未来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和潜能仍值得发掘。
（一）转变外贸产品模式
从贸易模式可知，中日双边贸易中中国角色是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方，附加值低，浪费严重，生态压力大等，中国应尽快促使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赋予中国制造产品更多价值！
（二）建立多元化外交关系
国家对日政治态度殃及我国对日贸易，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贸易”，不能把重心过多过大地放在某一伙伴国身上，我国应进行多元化投资，寻求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合作，分散风险。
（三）加强经济贸易对话
中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对两国的战略规划都意义深远，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两国的政治关系数次冷却甚至断交，双方外交关系千疮百孔。为避免政治因素殃及经济，中日双方都应主动出台措施加强经济合作回话机制，着力经济外交！
参考文献：
[1]徐长文.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促进亚洲一体化进程[J].国际贸易,2013.
篇5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超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层次上自由兑换、流通，进而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储备以及国际市场干预中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的职能，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的经济过程。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历史。若传统的商业惯例都愿意接受和使用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就容易成为国际货币。二是贸易和金融发展水平。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天然优势。三是自由完全发展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四是对货币价值的信心。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债危机的蔓延，世界经济总体不景气，使得美元和欧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有一定的削弱。然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以及中国政府在历次危机中展现的高度责任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人民币FDI已进入试点阶段
2011年6月，央行公布了《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明确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试点办法，成为推进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又一重大举措。
（2）在贸易计价结算领域
人民币主要在我国与周边一些小国的贸易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和企业中使用，2010年6月，结算试点地区范围扩大至沿海到内地20个省区市，境外结算地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人民币在部分国家、地区和部分行业中已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结算货币”，且这一势头还有继续扩大迹象。
（3）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扩大
2008年12月以来我国先后与韩国，马拉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4）发行人民币债券
2007年6月，首只人民币债券在登陆香港，此后内地多家银行先后多次在香港推行两年或三年期的人民币债券，总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
1.进出口结算比例有所改善，不平衡风险依然存在
2010年以来，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至20个省区市，境外结算地扩至所有国家和地区，结算业务发展非常迅速，但还存在着进出口比例不平衡，即进口结算支出远大于出口结算收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结算比例不平衡的现象，2010年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贸易结构5.5:1，大部分人民币升值的益处都被输送到了国外市场。尽管2012年第一季度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贸易比例达到1.4:1，但这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被广泛接受的结果，更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弱，导致利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额提高，不是一种正常的平衡，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再次提高，进出口结算不平衡的状况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2.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进入阻挠
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进入阻挠是现有国际货币对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进入国际市场的阻挠行为。从宏观方面来说，在以美元和欧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下，美、欧也不愿意把原有货币体系中的“铸币税”收益与中国分享。况且美国和欧洲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拥有强势货币，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买方市场仍然占主导地位，美国和欧洲掌握了货币结算的选择权。从微观方面来说，原有货币体系中的很多制度也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比如，国际上大宗商品、重要能源以及与能源相关的一些衍生工具都以美元来计价、交易，这一点对于人民币来说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必然导致人民币在国际上使用时，投资渠道受到限制。
3.宏观金融调控难度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风险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其流通范围会继续扩大，世界市场上的人民币存量剧增。境外人民币资产不仅会对境内人民币的汇率、利率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也会冲击境内的流动性管理并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境外人民币资产的汇率和利率价格会对境内形成冲击。突然大规模的货币回流或货币需求都可能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陷于被动局面。
四、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防范
1.稳步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如果脱离与之密切关联的经贸与投资网络，是不可能深入发展的。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该从加强人民币交易结算网络系统入手，注重发展我国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扩大人民币记值定价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规避外汇风险。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检测；尽快解决人民币回流途径问题，我国政府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协商，通过缔结人民币境外流通双边协议的形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2.增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完善中央银行职能，确保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从根本上说，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的程度，较大的经济规模、较强的国际支付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态势是建立交易者对该种货币信心的经济基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并且承担更大的金融稳定的责任。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建立更加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更加灵活的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及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及其他间接的调控手段，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执行不受干扰，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3.发行“熊猫债券”
“熊猫债券”指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虽然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不健全及存在资本管制等问题，债券发行规模有限，但其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有利于改善外汇储备的结构，降低或者减缓外汇储备中美元进一步增长，避免汇率波动给外汇储备带来的不利影响，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建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卉.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篇6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参考文献】
[1]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2]叶兆木：环境损失与环境成本评估研究进展、问题及展望[J].四川环境，2007（1）.
[3]李宏：环境经济损失评估方法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
[4]郝红彬：生态公路建设环境损失经济评价的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李红莉：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
[6]姜涛：山东省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评估[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
[7]陈葵容：煤炭企业资本补偿问题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8]郑文莉：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9]田华：高速公路环境损益后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化模型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刘文明：山东省沂蒙山区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恢复对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11]李瑞俊：山东沂沐泗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篇7
王力（1982-），男，安徽合肥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技术经济；沈蒙蒙（1991-），女，安徽庐江县人，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汽车产业链合创新行为与效率分析——以安徽省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sk532。
一、合作创新的四个发展过程
（一）封闭式创新
作为传统创新的起点，封闭式创新试图以获得核心能力来创造竞争优势。Whelan（2011）认为封闭式创新主要是在雇员网络中产生。企业在组织内部进行能力开发，而这些能力对外界是完全秘密的，具体的研发模式是封闭式的、高度集权的内部开发模式，建立在纵深研究结构基础上的中心研发实验室模式，研发资源自给自足。基于此，如果创新成功，则企业会成为市场中的先发者。
（二）协同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市场呈现诸多变化，加之日益复杂多样的产品，使得组织很难期望依靠单一能力优势保持竞争优势。以自我依赖和自足性来对应全球竞争及复杂多样产品的研发来说已无法完成目标。因此，吸纳合适的合作伙伴加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中去，联合企业核心能力与其他企业优势能力，进而实现优势互补。市场开发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能使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合作机会，形成跨组织的合作关系。
（三）开放创新
Chesbrough（2003）提出“开放创新”这一名词作为内外合作创新以此来实现价值创造。与协作创新相同，开放式创新表现为创新不局限于企业内部，也包含其他合作主体不同之处是，开放创新强调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创新生态系统来建构一个覆盖世界范围的价值链。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类元素可以组成连贯性、具备“无缝”协作安排的价值创造方案。其中，组织自身能力与外部创新能力的集合是开放创新的核心。
（四）合作创新
当前，集体智慧和众包（Crowdsourcing）通过正式渠道或社会网络进行传播越发可能。Von Hippel（2011）强调，合作创新强调的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新创意和方法从多元化的、内部和外部源头获得，以此为股东、消费者来创造新价值和经验。合作创新平台有效稳定运行通常是根据合作主体之间协议、经验及合作来实现。如此，即使通过竞争也很难实现对创新产品的模仿。
二、安徽汽车行业合作创新平台构建
在汽车产业合作创新平台构建上，Consoli，D等（2008）根据菲亚特汽车发展历程，在各阶段创新模式特征的基础上，构筑了菲亚特汽车合作创新平台。对中国汽车产业合作创新平台构建，朱杰（2008）从产业集群角度提出我国汽车产业集群创新的三大创新平台，包括管理创新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和品牌创新平台。对安徽企业创新平台建设而言，也有一些具体平台构建理论研究和实践。如解双青（2009）在汽车行业技术战略选择中，构建了安徽企业产业技术创新平台；郝丹（2011）则更为细化地构建了汽车产业战略联盟信息服务平台。其中，菲亚特合作创新平台搭建，将研究视角注入到创新平台微观企业的创新行为及其交互机制上，对于其他涉及创新行为的影响者，特别是政府并未做到深入研究，这可能是因为具体国情上的不同。在研究中国和安徽汽车产业具体创新过程，均看到了政府的具体行为。其涉及内容在于创新制度环境建设和服务上，而对于微观力量自发行为或短视特征，有时需要政府的直接推动和主导。同时，在安徽汽车产业创新平台建构上，也是将创新平台建设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对细化的合作创新平台构建，并未涉及较多。具体实践上，安徽汽车产业正逐步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如2010年成立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涉及23个单位，包括整车企业、核心部件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目标是为推动整个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发展，带动省内关联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
图1为安徽汽车产业合作创新平台。第一，构筑汽车产业合作创新的内部平台，即以汽车整车企业为核心，在各类合作伙伴（供应商、高等院校等）、外部者（信息服务公司、培训公司、营销、物流等）、政府、消费者构建外部联系，形成集中化的内部网络体系；第二，则强调与各类国际平台的对接，包括国外汽车创新平台、整个创新平台上所包含主体的对外连接。第三，上述内部创新平台和外部创新平台强调并举性，即安徽汽车产业合作创新平台内部平台与外部平台构建的同时性。
图1安徽汽车产业合作创新平台
三、促进安徽汽车产业合作创新平台发展建议
（一）增强自身发展能力
汽车产品创新平台所涉及行为者较多，内部各创新主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整车集成商、与汽车产品关联的电信运营商、IT服务和软件服务供应商，都需要以自身能力开发为依托，构建自身优长能力优势，并结合安徽地方汽车产品实际特征，注重能力集成，形成能力体系。
（二）树立开放思维，积极探索关联渠道
要求各创新主体能够树立开放思维，积极探索与汽车产品相关联的渠道，注重对潜在创新主体的选择，强调建立综合科学的评价体系来对可能的创新主体进行筛选。注重与各现有和潜在的创新主体的交互，形成“端对端”的交互机制，并构建相应的协议安排来维护合作创新各主体的利益。
（三）深入研究消费者行为
注重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区分影响国内和国际消费者行为的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消费市场调研，并针对消费者行为特征开发适应当地市场的产品，并制定适合的、有针对性的各类营销策略，做好市场开拓和维护工作。
[参考文献]
[1]Von Hippel，E，Ozawa，Sand De Jong，JThe age of the consumer-innovator[M]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11：27-35
[2]Consoli，Dand PPPatrucco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the governance of knowledge：evidence from Italy and the UK[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8，17（6）
篇8
1 世界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
自由贸易区从其建立的背景和发展来看,公认的最早的是设立于1547年的意大利热那亚湾的里窝那自由贸易区。目前在世界各地设立的自由贸易区有1200多个,其中425个分布在15个发达国家,占35.4%;775个分布在67个发展中国家,占64.6%。美国是世界上自由贸易区最多的国家,至2001年为止已设立256个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体制下,自由贸易区由于其设立宗旨和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宗旨的一致性,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 中国保税区的发展现状
从1990年起国务院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到现在,我国已建或在建的有上海外高桥、天津港、深圳福田、沙头角和盐田港、大连、广州、张家港、海口、厦门象屿、福州、宁波、青岛、汕头、珠海等十五个保税区。至2004年底,全国15个保税区批准的总面积达到49.75平方公里,实际运作面积为38.50平方公里。十八年来,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组成部分的保税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保税区在对外贸易、出口加工,增进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联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我国天津保税区与第二大自由贸易区――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的比较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海口处,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转口站。科隆自由贸易区成立于1948年,位于科隆市东北部,初期建区面积为49公顷。
中国天津保税区地处环渤海中心,座落在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天津港港区之内,是华北西北地区唯一的保税区,背靠京津两个特大城市,辐射中西部地区,服务腹地包括 11 个省市自治区,2 亿多人口,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速度快,外向型经济日趋活跃。
3.1 定性方面
把自由贸易区视作“境内关外”,免征关税,并赋予其他税捐优惠,简化海关监管手续是我国保税区和国际上其他自由贸易区的相同特性。但是从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定性方面来看,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国际上其他的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初就定位在“境内关外”这一基础上。我国国家没有对我国保税区的定性进行明文规定,致使各部门认识不统一。
国家海关总署对保税区的认识是“海关监管的特殊经济区域”,只是把保税区当作放大了的保税仓库区来监管的,区内仓库与卡口同时监管,没有真正地放开一线,造成了监管手续烦琐。外汇管理部门对资本项目下外汇收付是管住“一线”,即视同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外汇收付是管住“二线”,区内企业视同“关外”公司。
在定性上的混淆,是我国保税区和世界其他自由贸易区的本质区别。使得我国保税区的进出口行为手续更繁琐,很多优惠政策不能具体落实。
3.2 管理方面
巴拿马科隆自贸区区内管理非常严密,采取的安全措施也非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区所能比拟。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内设有海关官员办事机构,但海关对区内货物的储存、流通、销售等正常经营活动不加以干预,海关业务只在进、出区与外界的通道发生。对进出商品的控制很少,豁免关税的范围相对较宽。进出关口手续十分简便,通关效率很高。
我国天津保税区是在政府行政和海关较严格的管理下的,区内采用的货物监管进出性管理与进出区管理存在着双重管理机制。在2007年底,天津保税区海关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通关系统,把原来的通关手续时间缩短到3小时。但是我国保税在本质仍然是把保税区当作放大了的保税仓库区监管,仍然存在着管理效率不高、管理层面混乱的问题。
3.3 优惠政策方面
国外设立自由贸易区前,是先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建设先立法、后设区,以确保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保税区优惠政策较发达国家多,但是各个地区的优惠政策不统一,位于特区和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在所得税优惠上要优于其他保税区,致使国家各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存在相互矛盾、缺乏衔接,难以操作的问题。
在科隆自由贸易区内,境外货物进入贸易区或从区内出境,免进出口税,货物销售对巴拿马运河区或过境船只,视为出口,免税。对区内公司所得税采用累进制,税率2.5%-8.5%,两年内免利润所得税,若雇佣巴籍员工,再给予减免0.5%-1.5% 所得税的优惠。对源于境外的股息、自由贸易区内商品销售免税,投资税、地方市政税豁免。
我国天津保税区区内企业从国外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建筑材料、合理的办公用品、从境外进口用于加工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交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出口货物进出天津港保税区可以视为进口或出口,用外汇进行结算并办理报关手续;境外与天津港保税区之间的货物交易可以免交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且不需办理许可证;企业可以直接从区外采购原材料、原部件,加工增值后报关出口或部分直接销往国内市场;采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在销往国内市场时,可按进口原料件计价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比较起来,两者在各类优惠政策上大同小异,最大的差异在于我国保税区内的所得税税率要高于科隆自贸区的税率。
3.4 功能方面
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位于巴拿马运河的的大西洋入海口处。而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南美、北美、欧洲转口的重要通道,它横贯本土,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非常利于利于存仓售现和商品的周转。因此,科隆自由贸易区的主体功能定位为转口贸易,而为主体功能配套的辅助功能有保税仓储功能、金融功能和服务功能等。
我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经过十余年的开发建设,以自由港区为发展方向,正努力建设海铁、海陆、海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国际物流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高速公路。为此,天津港保税区积极构筑综合优势,是建立现代先进国际物流的有力支撑。
4 结语
通过从微观层面对我国天津保税区和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的比较,我们可以可以看到我国不断把我们的保税区做成物流更方便、资金流动更自由、优惠政策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吸引外资、促进贸易,带动保税区周围的区域一起发展。
总的来说,我国保税区建立之初就是以国外的自由贸易区为准则提出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自由贸易方式。也同样是由于我国资金缺少、劳动力丰富、市场和法制等设施不够齐全的原因,我国的保税区和国外的自由贸易区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尽管我国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很多,但是但是存在海关监管过严、手续过于繁琐,区内管理部门效率低下,物流等配套服务设施不够齐全等问题,这都是我们以后需要努力解决的。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中国保税区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篇9
3.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适用
4.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
5.视阈融合下的知识产权诠释
6.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7.知识产权法价值的中国语境解读
8.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
9.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
10.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构想
11.论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
12.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13.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
14.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15.构建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16.我国反垄断法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再思考
17.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8.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研究——以南昌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试点为例
19.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
20.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21.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司法判例实证研究——以维权成本和侵权代价为中心
22.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吗?
2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实证研究——国际比较与适度性评判
24.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适用
25.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26.转型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增长效应研究
27.国际知识产权协定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世贸组织和自由贸易区的知识产权协定/条款为视角
28.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发展现状与战略思路
29.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30.知识产权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及实证研究——以某国立科研机构为例
31.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
32.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吗?——来自中国省际层面的经验研究
33.企业知识产权人才实证研究——以四川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为例
34.东莞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研究
35.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其完善对策研究
36.国外主要科研机构和高校知识产权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37.知识产权国际强保护的最新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知识产权主要内容及几点思考
38.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之研究
39.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述评
40.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41.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
42.上海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执法:自由贸易与打击侵权的平衡
43.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解析
44.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理论思考
45.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46.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47.知识产权法基本功能之重解
48.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文化融合问题研究
49.知识产权保护与防止滥用
50.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51.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
52.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收益分成率研究
53.我国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问题成因与改进
54.知识产权人才的知识结构与培养模式研究
55.行业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
56.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
57.美国知识产权执法战略及中国应对
58.日本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及其借鉴
59.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研究
60.知识产权“入典”与民法典“财产权总则”
61.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及其优化策略研究
62.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政策与理念
63.我国知识产权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法律原则
64.知识产权垄断呼唤反垄断法制度创新——知识经济视角下的分析
65.投资协定视阈下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冲突与协调——由两起“菲利普·莫里斯案”引发的思考
66.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
67.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现存问题及完善建议
68.知识产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69.面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知识产权管理及其促进政策
70.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
71.知识产权本质的多维度解读
72.中国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实证研究
73.知识产权理论的体系化与中国化问题研究
74.对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思考
75.知识产权客体之哲学基础
76.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不足及TRIPs协议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
77.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策略探讨
78.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制度定位研究
79.从知识产权滥用的国际立法看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的适用
80.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企业与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81.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82.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研究
83.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就TPP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的博弈研究——以TPP谈判进程中美国的知识产权草案为视角
84.论涉外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85.知识产权服务业培育视角下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发展研究
86.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
87.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基本问题研究
88.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视野下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研究
89.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90.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工业创新能力——来自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91.对知识产权质押的澄清
92.知识产权法律硕士教育模式的完善研究
93.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硕士的培养
94.企业需求视域下工程硕士知识产权教育教学改革探析
95.工程硕士知识产权实务课的教学实践与探讨
96.对工程硕士培养阶段增设知识产权课的重要性分析
97.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
98.知识产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99.知识产权许可限制反竞争审查的一般分析框架
100.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十年反思
101.知识产权法体系下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优势和基本原则
102.知识产权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
103.借鉴欧洲经验开展中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对策
104.知识产权风险与创新联盟形成绩效:快速信任的调节作用
105.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不对称与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
106.论二元知识产权体系
107.论我国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实施
108.中国转基因作物知识产权战略分析
109.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
110.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30年
111.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
112.共享模式与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兼评“知识产权替代模式说”
113.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变革
114.《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研究
篇10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减少和人口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正在收敛；加上新劳动法的颁布，新一代工人要求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上升的趋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对中国的劳动成本产生上升的压力，并削弱中国建立在低劳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中国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贸易顺差也可能会显著减少。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它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出口竞争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劳动力成本继续显著提高，它会对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是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比较优势都做过研究。何为(2001年)利用1990年-1999年的数据计算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变化，得到结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不断降低的，因此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不断提高的。都阳等（2009年）通过对2000年-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的测算，认为劳动报酬的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减弱。
在中国的比较优势方面，一般认为劳动力成本是中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Harrigan和Deng（2008年）提出，中国的贸易模式受到劳动力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地理的影响。Batra和Khan（2005年）通过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发现，中国和印度在国际贸易中偏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源密集型行业。高敬峰（2009年）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万余进出口的数据,计算出了我国制造业各行业从1992年至2006年15年间的比较优势指标，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禀赋特征，指出劳动要素优势仍是我国制造业当前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是我国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行业。
然而，在现有的文献中，考察劳动力成本的并没有将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直接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联系起来，只是一般地认为，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是不断有所降低的，因此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是增强的；考察比较优势的一般也只计算了显示性比较优势，但是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是对事后结果的判断，所以只能从显示性比较优势主要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事实来推算出，我国出口竞争力还在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上。两方面的研究都还没有把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竞争力直接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劳动力成本变化与贸易顺差的变动直接联系起来。
本文将重点研究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竞争力及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下面先简单分析一下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然后在重新估算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基础上，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化与出口竞争力及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纳入影响出口价格竞争力和贸易顺差的其他因素的基础上，作简单的计量回归分析,最后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和价格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几乎是国内生产总值两倍的速度增长，由于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从1994年起出现了持续的顺差，特别是从2004年起，贸易顺差由320.9亿美元剧升至2008年的2954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不断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以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年均增速远远超过初级产品，而在工业制成品中，资本相对密集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增长要大大快于劳动相对密集的轻纺产品等和杂项制品。
（一）中国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上述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其实反映了中国在过去30年里比较优势的变化。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我们常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判断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由巴拉萨首先提出的，可以用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其中，Xij表示i国j商品的出口总额，i表示不同的国家，i=1，2…m，j表示不同的产品，j=1,2…n。分子表示i国j商品的出口额占i国全部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分母表示所有国家j商品出口额占所有国家全部产品出口总额的份额。当RCAij>1时，说明i国j商品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且RCA值越大，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当RCAij1时，说明i国j商品具有显示性比较劣势，且RCA值越小，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弱。
许多学者都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作了研究。在对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研究时，一般都将出口产品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即SITC分类）。在一位数分类中，前5类（SITC0-4）属于初级产品，后5类（SITC5-9）为工业制成品，① 其中第6和第8类是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而第5和第7类是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我们利用联合国COMTRADE商品贸易统计数据计算了2002年-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SITC中的共9类产品的RCA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RCA系数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总体上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工业产品中一般制成品（SITC6）和杂项制品（SITC8）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比较优势，但是有下降的趋势；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7）从本世纪初以来从原来的比较劣势转变为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迅速增强；工业产品中只有化学品（SITC5）始终处于劣势，而且这种劣势并没有好转。显然，所有这些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变动都是与上述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动相一致的。
（二）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实际上也反映了一国某一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因此，显示性比较优势也常被拿来衡量一国某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前面关于我国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计算可以看到，我国工业出口品总体上竞争力是强的，在劳动相对密集产品的竞争力没有显著降低的同时，资本密集产品的竞争力也在迅速提高。但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是一种事后的衡量，是结果的显示。从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来看，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价格、质量、品牌、销售、服务等多种因素。而中国出口产品总体上还是以价格竞争为主，质量、品牌、销售、服务等其他方面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
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以价格竞争为主，又由于过去30来年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成本是不断有所下降的，所以出口产品的价格也就能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劳动力成本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劳动力的工资报酬，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去30年，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即使剔除通货膨胀因素，还是不断有所上升的，只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因此单位劳动成本并没有上升，反而不断有所下降，但是近年来这种下降的势头有所放缓或停滞。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出口低价格还能维持吗？如果出口低价格不能维持，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否会缩小乃至消失？
三、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出口及贸易顺差的影响：回归分析②
从一般逻辑上说，劳动力成本会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会影响到出口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会影响贸易差额。给定进口，如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下降，出口价格竞争力提高，出口增加，贸易顺差就必然增加。反过来说，给定中国目前很大的贸易顺差，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必然会减弱，贸易顺差也一定会有所减少的。但是，劳动力成本主要是通过影响出口产品价格来影响出口和贸易差额的，因此，我们在做回归分析时，还将汇率、出口退税等其他影响出口价格的主要因素一起考虑。
（一）劳动力成本与出口的关系
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分别以出口（EXPORT）和贸易顺差（NX）为被解释变量，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实际有效汇率（REER）、出口退税（T）为解释变量，分析对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影响。由于变量中存在指数形式的变量，为了数据的统一性，将所有数据变成以2000年为基年的指数形式。检验其平稳性发现，实际有效汇率是平稳序列；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一阶单整；出口、净出口、出口退税是二阶单整。在回归后检验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平稳的情况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下面首先用单位劳动成本、实际有效汇率和出口退税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对出口的影响。建立模型：
LEXPORT = C(1) + C(2)*LULC + C(3)*LREER + C(4)*LT （1）
经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变量 LT与变量LULC、LREER间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LREER对LEXPORT存在弱相关性。解决多重共线性的方法是减少变量或增加样本。由于样本不可能增加，因此这里用逐项回归法，逐步加入解释变量来构造方程。
将LULC和LREER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广义差分法得到以下方程（AR（1）代表误差项一阶自相关）：
LEXPORT = 20.887 - 2.646 *LULC - 0.825*LREER +
（10.52 ）（-7.30）（-2.59）
[AR(1)=1.25, AR(2)=-0.538] （2）
（6.06） （-2.29）
经修正后的模型，根据T统计量值可证明两个变量具有显著性，F统计量值=265.0675，方程是显著的；决定系数R=0.981486，拟合度高；DW值为1.968161，通过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平稳，且通过White检验，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从系数的符号判断，单位劳动成本和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都有负向的影响。单位劳动成本上升1%，会使出口减少2.65个百分点；实际有效汇率上升1%，会使出口额减少0.82个百分点。
将LT作为解释变量，这里同样存在检验序列自相关问题。通过广义差分修正后，得到：
LEXPORT = 0.637 + 0.845*LT + [AR(1)=0.372] （3）
（2.85）（17.78）（2.68）
R=0.978506，F=455.2414，DW= 2.191167
根据检验结果我们看到，出口退税会促进出口额的增长。出口退税的系数是0.845，即出口退税额每增加1%，出口额会相应增长0.845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对于出口额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二）劳动力成本与贸易顺差的关系
下面以贸易顺差为被解释变量，单位劳动成本、汇率、出口退税为解释变量来做回归分析。经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变量LREER与LULC之间，以及 LT与LULC之间都存在多重共线性。与前面一样，这里也用逐项回归法，逐步加入解释变量来构造方程。
先以LULC和LREER作为解释变量，得到：
LNX = 28.555 - 3.455*LULC - 1.645 *LREER +
（4.15）（-3.32） （-1.54 ）
[AR(1)=0.323 ] （4）
（1.03）
R=0.820267，调整后0.771248; F=16.73391; DW= 1.485396
我们看到，单位劳动力成本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是很大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1%，贸易顺差会减少3.445个百分点。实际有效汇率也对贸易顺差有较大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上升1%，顺差会减少1.645个百分点。实际有效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作用大，是因为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不仅会使出口减少，还会使进口增加。
以LT作为解释变量，得到
LNX = 0.423 + 0.931*LT + [AR(1)=0.403] （5）
（0.32） （3.67） （1.58）
R=0.758625，调整后0.721491；F=20.42909，DW= 1.686504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出口退税通过出口的变动影响到贸易顺差。出口退税额每增加1%，贸易顺差额会增长0.931个百分点，可见出口退税额增长会扩大贸易顺差。
四、劳动力成本的变动趋势
我们认为，只要工资的增长不是非常快，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是太慢，也就是只要单位劳动成本不上升或者上升较慢，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能够保持的。理由如下：
第一，按照我们的计算，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2008年比1980年低一半以上，以1980年为1，2008年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只有0.45。因此，即使回复到1980年的水平，劳动成本还有55%的上升余地。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速度来看，过去30年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比工资增长速度快将近3个百分点，这也说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工资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只要这个速度不大于3个百分点，中国相对低的劳动成本仍然能够维持。
第二，从出口单位价值指数来看，中国的低价格优势仍然是明显的。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上升了13%，而世界平均上升了60%，发展中国家平均也上升了55%。如果中国要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仍然有大约42个百分点的余地。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这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石油、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带动的，而中国是石油、原材料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出口的制成品价格不可能有相应那么大的上升幅度，但是出口价格还是有上升空间是毋用置疑的。
第三，上面只是从中国本身来看的，如果有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具有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的出口还是会受到威胁和挑战的。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威胁和挑战还不是很严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韩国等，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中国了。在比中国低的国家中，印度的制造业并不发达（只占其GDP的18%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显著高于工资的增长；越南可能是一个威胁，但是越南的制成品出口2008年还只相当于中国的2.6%，总量上还不足为虑。其他与越南类似的国家可能也不是很多，短期内难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因此总的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得以维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具有竞争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会影响我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事实上，回归分析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变动对出口和顺差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如果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影响到出口价格的明显上升，即使其他国家的产品不对中国出口产品构成直接竞争，只要需求对价格的弹性较大，④出口就会下降。在进口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顺差也一定会减少。
五、结论和建议
（一）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的出口产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主要还是依靠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是资本密集的机械和运输设备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转变。但是对此我们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真正转变了，由于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加工出口，如果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主要是加工装配出口的，那么很可能它在中国的生产过程还是劳动相对密集的。
第二，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处于低位的。尽管出口单位价值水平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速度远慢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远慢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更慢于中国的进口单位价值，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相比，还是与中国自己的进口产品相比，相对价格都是下降的。
第三，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劳动力成本应该对出口价格，从而对出口和贸易顺差有比较大的影响。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不断有所下降的，这并不是因为工资没有上升，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快。这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在过去的30年间下降了一半以上。简单的回归分析也显示，劳动力成本的变动比汇率和出口退税对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影响更大。
（二）政策建议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阶段，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还没有丧失。在比较优势还没有真正转变，其他优势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仍然是中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主要法宝。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要维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并不是说不让工资上涨，而是要使工资的增长不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然，在特定时期，为了解决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让工资有较快的增长是可以的，但是长期来看，工资的增长不应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时候，政策重点不应是抑制工资的上升，而应当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第二，如果政府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则可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降低其他要素收入的比例，使总成本不变。国家应当让市场力量决定初次分配，尽可能地抑制垄断势力的作用；而在再分配时利用政策手段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如果政府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而提高劳动者收入，但不降低其他要素收入的比例，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必然上升。
第三，要保持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保持和提高现有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升级，促使比较优势尽快转变。但是总体上，技术进步的重点应当放在现有产业的提升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当然应当有若干个战略性的高技术产业，但是在总体技术水平还较低，劳动者素质还不高的情况下，提高现有产业的技术水平，培训现有劳动者的技能技艺，提高他们的素质可能是更重要、更迫切的。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产业的技术水平上去了，劳动生产率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注：
①在SITC一位数分类中，SITC0为食品及食用活牲畜，SITC1是饮料和烟草，SITC2是未加工的原料（非食用、非燃料），SITC3是矿物燃料、剂及相关材料，SITC4是动物和植物油、脂肪和蜂蜡，SITC5是化学品及有关产品，SITC6是制成品（以材料划分的），SITC7是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8是杂项制品，SITC9是其他未分类商品。
②这里是简单的回归分析。为了更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能够考虑到动态因果关系，我们另外用VAR模型做了检验。该模型比较复杂一些，但基本结论是一致的。
③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 第231页。
④由于篇幅和资料所限，我们没有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进行分析。但是一般而言，对制成品的需求弹性会大于1的。
参考文献：
1.Batra, Amita and Zeba Khan,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Analysis for India and China”,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No. 168, 2005
2.Busse, Matthias, “Do Labour Standards Affect Comparative Advantage? Evidence for Labour-intensive Good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0142, 2001
3.Harrigan, James and Haiyan Deng, “China's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963, 2008
4.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No. 22, pp. 139-191, 1954
5.都阳、曲，“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5期，25-35页
6.冯冰，“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升级”，《中国合作经济》，2006年4期，56-57页
高敬峰，“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变化及其要素禀赋特征分析”，《商业经济》，2009年4期，53-59页
7.何为，“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亚太经济》，2001年3期，52-53页
8.李伟，“中国劳动成本研究――与美国、韩国、印度的比较”，硕士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3
9.徐同道，“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生产力研究》，2009年7期，81-83页
10.张卫军，“中美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比较及其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苏州大学，2009
11.张亚萍，“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探析”，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
篇11
一、我国电子产品遭遇美国337调查的现状分析
1.我国电子产品遭遇美国337调查的现状
我国电子产业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行业，已连续多年居工业产品出口首位。据德国联邦对外经济信息局于2007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电子产品出口额为780亿美元，已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我国电子产品的出口继续扩大。 美国是我国电子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随着我国电子产品出口美国的份额不断增加，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我国出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漠，所以我国是近年来遭受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在所有涉华337调查的案件中，电子产品占绝大部分，已超过50%。可见我国电子产品已成为美国发起337调查的重点。
截至2008年4月底，涉华电子产品337调查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注：上表资料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topic.mofcom.省略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2003年至2008年4月，38起涉华电子产品337调查案件中，专利类侵权调查有36起，占95%，商标类侵权调查有2起，占5%。在上述所有案件中，除了12起未做出裁定外，其余26起已结案的337调查案件中，只有2起胜诉，即被ITC裁定未侵权，占所结案件的5%，有17起案件与控方达成和解，以交纳专利费来换取和平，占以上所结案的45%。有7起被ITC裁定侵权成立，占上述所结案的19%，其中1起发出了普遍排除令和禁止令，另外6起发出了有限排除令。
2.涉案电子企业的回应情况
过去，由于我国电子企业大多对美国337调查不大了解，更不了解不应诉的后果，再加上诉讼费用昂贵（一般在100万至1000万美元），程序复杂，手续繁琐，所以我国电子企业多采用不应诉的回应方式。结果被诉企业不应诉，就自动败诉，ITC就会作出缺席裁决，裁定申请人陈述的事实成立，发出永久排除令，使得我国所有生产该产品的企业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企业逐渐认识到不应诉的严重后果，开始主动应诉。在主动应诉的过程中，为了保证不会因败诉而被ITC下达禁止令，从而达到保住一定市场的目的，大部分企业通过努力争取庭外和解来解决问题，庭外和解可以通过互相交换知识产权技术进行合作，也可以通过向专利权人交纳一定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来达到和解的目的。这样，不但可以免除高额的诉讼费用，还可以保住市场。到目前为止，面对337调查，积极应诉的企业很少。
二、我国电子产品遭遇美国337调查的法律分析
1.美国337调查的法律依据
337调查的基本框架最初由美国《1922年关税法》第316节确立，后来在《1930年司莫特-郝利关税法》第337节中被进一步明确。经过《1974年贸易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以及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等三次修改，337调查的申请门槛被大大降低，美国国内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证明进口产品侵犯其知识产权。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利用337条款对进口产品提起侵权调查。在实体法方面，337调查主要适用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款的有关规定、美国联邦和各州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认定的各种法律，以及其他关于不公平竞争的法律等；在程序法方面，337调查主要适用包括《联邦法规汇编》关于ITC调查的有关规定、《ITC操作与程序规则》、《联邦证据规则》关于民事证据的规定、《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调查的有关规定等。
2.美国337调查的主要程序
(1)发起调查：337案件可以由原告提起或由ITC自行发起，但多数都是由原告提起的。原告提交调查申请应以书面方式提交至ITC秘书处。ITC收到申请书后将进行审查，并在3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如果决定立案，ITC将在《联邦纪事》中登载原告和事项，并向每位被告送达申请书和调查通知。如果ITC决定不立案，应当向原告说明理由。
(2)开始调查：立案后，ITC会立即向申请书中列名的美国被告，以及外国被告所在国驻美国大使馆送达申请书副本及调查通知。如果申请书及调查通知未能由ITC送达，原告可以在行政法官同意的情况下自行送达。 被告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20日内针对调查通知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决定是否应诉。被告没有做出反应的，视为缺席(不应诉）。调查开始后不迟于90天内，ITC根据原告的请求发出临时驱逐令，这适用于不需要证明国内工业损害的侵权案件。
(3)听证与裁定：在调查期内，当事人和ITC指定的行政法官要举行两次听证前会议，之后，将由行政法官主持召开听证会，根据听证会记录和相关证据事实，行政法官做出初裁决定。初裁决定决定一经做出将自动地为ITC所接受并把它作为ITC的最终裁定。除非至少有一名ITC委员在45天内建议对初裁决定进行复审。
(4)复议和上诉：在ITC做出裁定后的14天内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对裁定进行复议。如果当事人不服该裁定可以在终裁决定生效后60天内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不服，还可以再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具有终局性的裁决，当事人不得再提出上诉。
3.美国337调查的救济措施
如果ITC经调查认定进口产品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ITC有权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有限排除令，即禁止申请书中被列名的外国侵权企业的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2)普遍排除令，即不分来源地禁止所有同类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3)停止令,要求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行为，包括停止侵权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库存、宣传、广告等行为。任何违反停止令的企业将会被处以每天十万美元的罚款，或等同所涉商品当日销售额两倍的罚款，两者中取高者。
(4)没收令,如果ITC曾就某一产品过排除令，而有关企业试图再次将其出口到美国市场，则ITC可没收令。根据该没收令，美国海关可以没收所有试图出口到美国的侵权产品。
救济措施没有确定的有效期，除非ITC认为侵权情形已不存在，否则排除令和停止令可在涉案知识产权有效期内一直执行。
三、我国电子企业应对美国337调查的策略分析
1.对337调查应对策略研究的总结
从目前的应对策略研究现状来看，研究最深入、发展最系统的是法律类应对策略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事先预防策略。我国电子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推动新技术的研究和现有技术的保护，培养自主知识产权。在出口前应进行周密的市场调查，特别要进行必要的专利和商标检索，在合同中对于侵权和应诉责任进行相关的认定，订立仲裁协议，排除ITC的管辖权。
（2)应诉策略。一旦企业遭遇337调查，应主动、及时、联合应诉，聘请有经验的中外专业律师通力合作，分摊费用，积极配合调查机构，寻找对方的权利瑕疵，如原告是否为权利的合法持有人，原告的权利技术与商标是否与我方构成相同或类似，原告是否符合国内产业的定义。另外，企业为了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可以利用中止程序。最后企业也可以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和解。
(3)进攻策略。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利用337条款，在美国及时申请专利，获得相关的知识产权，排除美国国内竞争和来自国外竞争对手的压力。
（4)事后策略。即使被裁定败诉，企业首先可以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降低损失。如在侵权被诉中有与自己有合同关系的第三方责任的情况下，败诉后，应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的纠纷解决条款向第三方要求损害赔偿；其次对产品进行技术改进，绕开原告所持有的专利，积极地向ITC申请撤销有限排除令或普遍排除令。最后，企业要为产品寻找生路，应积极开拓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2.关于建立、完善对美337调查应诉机制的若干建议
（1)明确应诉主体。337调查的应诉主体不是政府和行业协会，而是企业自己。虽然政府和行业协会起来很大作用，但如果让政府和行业协会完全包办了诉讼，有关诉讼的企业就会置身事外，认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企业要重视开发自有知识产权，同时应积极在国外申请和维护知识产权。所有涉案企业应积极应诉，才能维护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
（2)充分发挥政府、行业协会的职能作用。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建立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开发、积累和转化，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让知识产权所转化出来的强大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助推器。同时，政府还应建立预警制度，在信息提供、政策指导，以及对外交涉等方面发挥作用。最后，政府不妨考虑建立反337调查的基金会，专门为我国企业应诉337调查提供经费支持，减少应诉企业的应诉风险。
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是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能够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职能分工缺陷。由于行业协会对本行业情况比较了解，其具有较强的行业代表性。在企业遭遇337调查后，行业协会应积极、主动地与涉案企业联系,帮助企业想方设法应对337调查。
（3)建立中国式的337调查制度。在对美337调查反诉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自己的337调查制度，采取进攻策略，保护我国涉外知识产权。该制度的建成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在与外国贸易时因知识产权纠纷受制于人的局面。我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已经为建立中国式的337调查制度提供了最直接法律依据，该法第五章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对外贸易以及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29条规定“进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禁止侵犯人生产、销售的有关货物进口等措施。”但从实践来看，这一法律规定并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
要建立中国式的337调查制度，首先我国立法机构应制定保障贸易知识产权的《反知识产权侵权法》，其次，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改进知识产权立法的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加强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对反知识产权的规则和调查裁决进行合法性控制上。
参考文献:
[1]薄守省 杨 麟 周 勇:美国337调查实务[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刘述莉:论中国制止侵犯知识产权进口行为法律制度的建立[D].中国硕士论文数据库，2007年
[3]白泓渌: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美国遭遇337条款调查[D].中国硕士论文数据库，2007年
篇12
一、国际技术转移对输出国的影响
对于技术输出国的积极影响。1.扩大出口。技术出口可带动设备、零部件、劳务的出口，据统计，技术出口与其带动出口的比例是1:50。2.通过技术贸易，输出国企业走向国际，可以利用国际资源、市场，获取规模效益。3.通过技术转让、东道国资源开发，进口该国资源，满足国内经济发展之需。4.技术贸易使出口增加，国外收益汇回本国，改善国际收支。5.国际技术转移有利于扩大输出国的经济影响力，使本国处于国际分工的有利位置。
对技术输出国还有很多负面影响。1.技术优势丧失。技术具有无限扩张和再造性。国际技术转移使输入国的技术提高，削弱了输出国的技术优势，很多输入国创新能力较强很快在技术上超越输出国。2.造成国内产业的竞争压力和国际贸易赤字。技术输出使国外生产更加廉价，对国内产业造成压力，不利于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长期内，使输出国产业不能自给，进口增加引起贸易赤字。3.技术研发力的流失。技术输出可能造成研发和人员培养向成本低、效应好的地区转移，导致输出国研发力的丧失。以上是国际技术转移的对技术输出国的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可能性大于现实性。
二、国际技术转移对输入国的影响
国际技术转移对输入国来说也有两方面影响。积极影响有，1.通过技术引进，输入国调整了产业结构，增强了产品品种、质量和档次，提高了自给和出口能力。2.进口技术优化了产业结构，加强了各部门、行业间的协调，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本国的人力、自然、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3.促进科技文化的进步。输入国引进技术过程中，不仅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而且开阔了视野，有助于更新观念及时吸收人类文明的新成果。4.输入国通过国际技术合作，提高本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改善国际环境，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技术输入的负面影响，1.使输入国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输入国引进的多是过期技术，涉及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导致受制于输出国并且加剧环境污染、能源耗竭。2.多数发展中国家研发力不强，只是拿来主义，国际技术成为国内研发替代品，造成输入国创新力减弱甚至丧失。3.输入国由于机制落后，技术引进适应性不强，造成引进成本过高和资源浪费，影响本国经济其他部门的投资。4.技术输入过程中，输出国往往掌握主动，技术输入国不仅要付高额的成本还往往要附带其他的条件，影响到国家完整和独立。国际技术输入对于输入国，尤其是经济、科技实力较弱的国家，负面影响的现实性超过了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影响
国际技术转移是一种生产力和资源的在全球范围的再分配，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首先国际技术转移使国际经济关系不断深化扩展。以技术贸易为例，1985年贸易额为500亿美元，2000年则激增至5000亿美元，平均5年翻一番。国际技术贸易增长本身代表了国际贸易和服务的发展。伴随的是是国际投资的增长，从1993年起年均增长达21%。国际技术转移还深化了国际分工。20世纪60年代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国际分工转向产业内。进入90年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国际分工发展到全球范围产品内的分工。国际技术转移，加强了各国联系，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其次，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1.经济主导权的变化。工业技术的扩散促成19世纪末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德也超过英国成为新的经济大国。二战使大量科学家逃到美国成就了美国经济科技的强大，而美国对欧、日的技术援助、技术贸易，也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三足鼎立的形成。2.确立了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技术转移促成了世界经济中心-边缘的格局，北南方技术转移是垂直型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加工厂，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位置。3.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东亚为例，日本70年代开始实行的“雁行战略”，将东亚经济产业层次化，各国经济互补，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最后，国际技术转移促进了各国合作-竞争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美日欧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科技发展计划，其背景是国际技术贸易竞争的激烈化。另一方面，现有科技研发费用高、任务繁重，又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开发。因此，国际经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得到激化。
四、总结
国际技术转移在利弊博弈中，改变了当事国，也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但弊端不可忽视。当代存在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各国技术差距不断加大的同时，国际技术转移速度也不断加快。这一现象可能加剧技术转移的负面效应，输出国可能加强输出限制，输入国可能为输入付出更大代价，进而使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来说，加强技术合作、加快国际技术转移制度建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志军著：《当代国际技术转移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陈绍荣著：《国际技术转移法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13
一、文献综述
1、文化贸易文献综述
最早对文化贸易有一定研究的要追溯到1994年Marvasti的《International Trade in Cultural Goods》，他指出各国的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与国的文化贸易，从而可以保护本国的文化产业。Schulze（1999）在《International Trade in Art》中指出：文化认同与文化交流影响着文化贸易，过去的文化贸易会大大促进当前的文化贸易。
由于文化贸易这一研究对象属于交叉学科，国内学术界在近几年才出现相关的研究。李怀亮、闫玉刚（2005）初步探讨了国内外文化贸易的现状与特点，并对文化贸易的持续发展提出了相适应的政策建议。在文化贸易概念特征逐渐清晰之后，国内的学术界学者纷纷对文化贸易进行了一系列定性、定量的研究分析。项莹（2007）从投入产出两方面出发，对中国和世界主要文化贸易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了测定与比较，并对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正、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另有部分学者专门分析某个特定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贸易。卢倩（2008）从总体规模、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实力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中美文化贸易的态势。方英（2012）通过对中国文化贸易结构、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等指标的分析，得出结论：知识密集型的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影响了中国文化贸易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
2、竞争力评价文献综述
在评价某个产业竞争力时，许多国际机构运用多种指标来进行综合比较。贸易绩效指数是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开发出来的一种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而工业绩效指数则是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开发的。周广威（2010）构建了以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服务质量优势指标为核心的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隋福爱（2006）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计算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指标评价法能够对产业的竞争力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却不能深刻的了解具体某项因素的影响力。波特的钻石体系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王军（2012）基于钻石理论模型对绿色产业的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综合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针对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文献虽不少见，但大多数研究方法单一，运用常用的指标来评价竞争力；或是借助特定模型为理论基础来进行分析。由于现实情况中信息的不对称，数据的不完整，有关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研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地选取文化贸易地统计性指标，结合波特钻石理论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构建对其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概述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的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依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相互关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因素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
灰色关联分析相比较其他传统的分析方法而言，对数据的要求比较低而且计算量小，这便于它的广泛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的相关研究程序如下：
（2）将时间序列的原始数据作初值化或者均值化的变换处理，通过消除量纲来增强各因素之间的可比性。由于相关数据的量纲及数量级都不相同，原数据的比较便很困难，因此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之前需要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常见的方法是初值化、均值化等。
2、无量纲化处理，目的是消除各个因素的量纲，使各个因素之间更加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初值化法。
3、进行灰色关联系数和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根据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的公式得出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用灰色系统分析软件计算的灰色关联度。
化产品出口额为参考序列的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关联度依次为：国际旅游收入>FD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专利申请受理数>文化载体经济总量>文化财政支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GDP>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从表1可以看出，9种影响因素的关联度高低可以分为3层：国际旅游收入、FD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专利申请受理数、文化载体经济总量与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联度达到0.8以上，为高关联；文化财政支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GDP与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联度在0.7-0.8之间，为中关联；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与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联度低于0.7，为低关联。
四、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分析
1、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主要分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文化贸易的各类行业中，初级生产要素可以发挥的作用比较小，主要是高级生产要素在影响着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一定的资本是文化贸易得以稳步发展的基础，充足的资本量可以决定规模经济的大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本文计算结果显示文化载体经济总量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达到0.815，属于高关联。这表明充足的资本可以为文化贸易竞争力增加资本投资水平，促进文化贸易的结构优化与升级。
其次，人力资本要素对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高素质人才可以根据国内国际的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变化等适时地改变文化贸易产品与服务的发展策略，使其更加具有竞争力。虽然本文计算结果显示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只有0.681，表明其影响的显著性没有很高，但也说明其存在关联，不能完全忽视人力资本要素对文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为具有专业人力资本的文化贸易国家可以创造出更高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和生产方法，进而推动文化贸易的持久发展，增强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2、需求条件
需求条件中最基本的是国内需求，因为国内需求是提高本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的原动力，对文化贸易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在庞大的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文化企业才会扩大国际渠道，让本国的文化产品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国内需求条件的改变可以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文化需求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可以反映一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决定消费者的需求。本文灰色关联计算得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分别为0.837和0.761。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大幅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刺激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的速度和程度，这对于文化贸易从整体上提高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3、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
中国的文化贸易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使文化产业在国内得到充分地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有一定实力的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相关产业是指因其使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或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或互补的产业。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后很有可能形成一系列的文化产业体系，这会同时促进各个产业的共同发展。本文涉及到的相关产业是国际旅游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灰色关联度计算得出国际旅游收入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为0.873，属于高关联，这表明：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还能通过旅游业让各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有所了解，为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文化产业自有的特性也决定了其与旅游业密不可分。当前，国外投资者与消费者通过旅游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与贸易，通过投资、消费等方式促进了中国文化贸易的长足发展，并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具有创新力，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将会得到一定的提高。
另外，计算得出的互联网普及率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为0.774，属于中关联。这表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对文化贸易的影响开始逐渐突出。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数字化媒介拓宽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渠道，提供了更多类型、更大范围的服务，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信息技术的进步可以大大降低文化贸易的成本，充实文化贸易的内容，从而提高文化的可贸易性，来突破传统文化贸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时空限制。当前正在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正是信息技术对文化贸易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好例证。
4、企业结构、战略与竞争
一国的研发活动和其他创新活动，通过国际经济活动促进了其他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这种外部现象通常被称为“技术溢出效应”。全球范围内文化贸易的技术溢出现象无处不在，例如跨国界的在线数据库交易、各类远程教育等。此外，FDI的进入可以产生竞争效应，以此降低国内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提高国内文化产品的质量。
计算得出的FDI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为0.861，属于高关联。这表明在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浪潮中，中国可以通过吸收FDI来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不仅可以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资本水平，而且外资企业以示范和人员培训等途径产生出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不仅提高了中国文化贸易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增强了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5、政府扶持
政府的扶持对文化贸易的发展非常重要。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政府是作为辅助因素，但是由于文化贸易的特殊性和中国经济本身的特性，本文将政府作为重要影响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得出的文化财政支出与专利申请受理数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达到0.795和0.822，这表明政府在增强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对产业、行业、企业的激励机制以及对文化贸易规则制度的完善和监督上，虽然其作用是间接的，但政府的扶持确实对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企业结构、战略与竞争和政府扶持都对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有一定影响。其中，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扶持、企业结构、战略与竞争以及政府的扶持对其影响的关联度较大，尤其以国际旅游收入和FDI最为明显。相比较而言，生产要素和需求条件对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关联度较小，尤其人均GDP和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影响关联度最小。
将实证分析结果与现状结合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与对策：增强经济整体实力，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文化消费；改变传统文化观念，支持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发展，不断拓宽经营范围与空间，集中优势力量，从而组建一流的跨国文化企业；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文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力[M].华夏出版社，2002年.
[2]李怀亮.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3]朱.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库，2009（4）.
[4]张彬，杜晓燕.美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4）.
[5]朱小娟.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应用[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5）.
[6]方慧，尚雅楠.基于动态钻石模型的中国文化贸易竞争力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2（1）.
[7]孙妙凝.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J].国际商贸，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