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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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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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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理性的“去生态性”效应
因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在工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往往容易缺少足够的反思，受经济增长、城镇化、脱贫致富及相关政绩愿景的驱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将工业生产方式全盘引入，并在短期内构筑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系统，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因缺少开发而固有的丰富的工矿资源，决定了该地区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系统高速的“过度转移”。出于尽快实现全国统一的工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少数民族地区在工业生产开发自然资源方面自然少有考量，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最高判别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西南、内蒙古地区丰富的林地、草原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对工业化缺乏顾及的全盘引入，体现了建立在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即将工业生产视为实现有用性、最大功效的唯一路径，而将发展视为单线程的经济指标增长和人的功利目标实现。以工具理性引导下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以毫无节制地迎合现有生态资源的“失度转移”，不假思索地以促动高速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为己任，从而形成了“工业财富登场、生态资源谢幕”的去生态化效应。
（二）现代主义的“去民族性”效应
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保留着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落后于汉民族地区，在内地工业化基本完成之际，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农耕、游牧阶段，而这种特有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与风情。可以说，当代少数民族风情文化具有一定的“考古再现”价值，是研究任何民族族群曾经建基于前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活化石。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也是主打两大品牌，一是自然生态，一个是民族风情，而这两个品牌往往是共生共荣、互相交融的资源结构，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化和精神面貌也确保了生态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讲求的是整齐划一、标准规范，为求高效率和高效益而忽视个性，在以技术上的对自然资源“失度转移”的同时，又在思想意识上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标准化改造，脱离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而失去生命力。这种建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主义的自负，以压倒性的态势对少数民族区域生态文明体系中的民族文化属性进行干预、消解和驱逐，也正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反思内容之一。
（三）功利主义的“去文化性”效应
工业文明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体现在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攫取、物质欲望的自觉培养和满足上。相较而言，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力量的多形式体现，表现为一种长期、稳定而滞后的物质利益产能模式。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在物质利益面前的非独立性困境，即文化的价值已经消失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把握、本质力量对象化之中，蜕变为刺激消费、迎合市场、拉动内需的动机要素。在全国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区位中，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要服从战略性布局，要在统一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上贡献出自己的多类型资源，以支持全国化的工业生产，这里就包括独具特色又亟待呵护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而在工业生产的视野中，通过转移资源、生产产品、创造利润等一系列环节实现功利价值，自然就将代表少数民族精神本质的民族文化也单纯地视为产品或者是消费动机，将这种文化更多地赋予了物质和功利的属性和效能。比如，西南少数民地区独具魅力的歌舞，虽然通过现代化的营销模式扩大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收获的巨大经济效益足以用于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并为其文化业态的延续和发展确保了资金支持，但代价却是纯质态的民族文化基因遭到了工业化异变而成为一种橱窗化商品，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属性也慢慢退场，代之以深层次的商品观念和营销逻辑。又如，很多参加青歌赛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手，取得名次后被收编至部队文工团，经过正统训练后，包括演唱风格、作品内涵，均丝毫看不到原生态的意味，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体现着少数民族独特个性的“敬畏自然、万物有灵”的生态文化的典型的失落。
三、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环境伦理学视域构建路径
（一）立足生态事业与产业
民族生态文化是社会意识，它所竖立其上的社会存在，即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事业和生态产业。环境伦理学并不是一味地、不加节制地反对现代化，更不是拒绝、停滞工业化生产而退回到农耕时代，而是扎实深入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生产行为与生态资源之间应有的对象化、非对象化关系，自觉地诊断并克服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构建符合新型的、集约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工业反哺生态、复归生态的文明类型。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就要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政策性保护和资金扶持，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支持生态视野、协调现代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平衡的最佳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生态循环经济倡导的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有助于民族地区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把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循环的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走上发展循环生态经济的轨道。应大力扶持民族特色发展低碳特色产业，立足少数民族的族情、地方区域的区情和发展现代集约化经济的商情，选择适合本民族区域特色和实际的低碳特色产业。这种循环生态产业立足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标，往往是在维护和优化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获得发展，人民获得实惠。而这种产业模式所奉行的也正是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积极反思”价值理性的表现，即并不是把生态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将生态建设与克服贫困融为一体，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生态双赢。
（二）立足文化事业与产业
针对现代工业生产对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去文化效应”，就要站在文化重建的高度上，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极富民族生态个性的资源进行保护、合理挖掘并进行品牌宣传、营销，使其保留文化业态的形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点。因建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历史与内地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发生的生态文化往往奉行的是一种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从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保护环境、敬畏自然的生态思维及其文化意识，这一点在其伦理价值层面是与现代生态伦理价值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文化基因在少数民族当代生态文化构建中往往能够起到正确引导、积极促进的作用。少数民族往往是歌舞之乡，、新疆、内蒙古、云贵川等都是输出歌舞文化的特色区域，而这些歌舞文化都有着天然、直接而弥久的“回归自然、崇拜自然”的朴素生态文化观。因此，可以通过现代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的手段，将少数民族歌舞文化进行适度的、保存其生态文化内质的包装，从而辐射全国、国际，继而通过实有的产业、市场手段将相对符号化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实体化、流行化和日常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发扬并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生态观念和意识，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而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提供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国家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也应确立文化产业的政策倾向性，强化宣传教育，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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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理应成为中国化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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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拉伯语的文化的分析
（1）阿拉伯语文化，也可以称为伊斯兰文化，主要是指阿拉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间共同创造出带有伊斯兰精神且以阿拉伯文字撰写的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伊斯兰是阿拉伯文化的主要核心，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风俗等多种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说成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语文化的孕育之母等。
此外，阿拉伯语文化也是人类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创造发明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
（2）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的思想以及教育体系均是密切相连的，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不仅仅是局限于阿拉伯文化，同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文化的巨大成就，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阿拉伯文化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度展现出国家以及民族的开放胸怀等。
二、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形成
（1）阿拉伯文化主要形成于7世纪，并且随着伊斯兰教思想及文化传播，逐渐萌生出阿拉伯文化。另外，7世纪时兴起的伊斯兰教，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与阿拉伯人进行融合，并给予其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逐渐走出阿拉伯半岛，去到一个新的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阿拉伯帝国等。另外，阿拉伯人在想新疆拓展的过程中，由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的成长为整个世纪中高举文明的火炬人物。同时光荣的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语言家以及科学家等人才，并为世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迹。
（2）阿拉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与基础文化巩固，逐步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管理和摄取，并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知识”的人生格言。此外，巴格达、开罗以及西班牙等著名城市均成为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城市等。而且，在这里国家中很多地方均是文明的象征，继承属于各个城市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发展，综合多个民族综合性的创新精神，保存并广泛的传播着阿拉伯的文化。
三、阿拉伯文化的特点
（1）阿拉伯文化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集合体，不仅有阿拉伯人外、埃及人，同时还有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叙利亚人等。民族间通过互相接触和影响，逐渐进行融合与渗透，并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化。
（2）阿拉伯文化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世界文化最早发达地区有埃及、叙利亚以及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希腊与印度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四、阿拉伯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
（1）保存并传播了西方古典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期动乱过程中，很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被毁坏，其中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并将这些古代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曾经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期间，阿拉伯掀起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
（2）阿拉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人将古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成就积极介绍到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项重大发明带到了欧洲；同时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与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阿拉伯人还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比如《物理学》、《工具论》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等。
篇6
文化是文明中对民族和地域的凝聚力起正面或负面作用的因素，如哲学和政治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艺术和建筑等。而文明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建筑文化是文化范畴中有关建筑领域所体现和表达的民族或地域的特征。
2建筑文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1)建筑反映和表达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包括哲学、经济和美学等范畴，反过来，它也巩固、强化或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建筑不仅可以体现各个时代的先进技术和人们所欣赏的形式美特征，更可以说明一种文化观念。举西方的教堂为例:中世纪欧洲教堂内部幽深阴暗，人们在那里寻求脱离罪恶的尘世，实现与天国交际;巴西利亚的国家大教堂阳光透过侧窗投人大堂，在上空，悬挂着天使的雕像，象征天使降临人间;洛杉矶的玻璃教堂，全用玻璃筑建，表达天国与人间已经没有界限，天堂就在人间。
建筑的艺术美有它的规律可循，例如，黄金比例(近似3:5)总认为是最完美的比例分割。许多历史上出现过的建筑风格，尽管已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需要，但仍以一种艺术力量感动着我们。然而，人们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例如“玻璃盒子”在20世纪中期大受欢迎，它符合了当时许多企业家要显示自己高效益的经营形象;在60--70年代它成为“俗套”，被企业家批评朝笑为“皮鞋盒子”，近年来它又以节能生态的面貌出现，试图体现信息时代“非物质性”和虚拟空间的存在而产生美感。说明“美”是受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的。
建筑是时代的缩影，然而，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从希腊的神庙可以想象它们当年如何起到巩固城邦制度的;从罗马的角斗场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又如何与一个帝国的消亡相关联。
(2)建筑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模式。
丘吉尔有句名言:“人创造建筑，建筑创造了人。”人总是以自己的理想模式来建造房子，并改造其周围的环境。然而，一旦建成，它就反过来制约着人。例如: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家庭“儿世同堂”理想的产物，它反过来肯定和强化那种“忠孝”的伦理思想。洛杉矶那无节制扩散的独户住宅，正是那种以小企业为单位的“无中心即多中心”的布朗分子运动式经济关系的典范。
(3)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开拓了一条人际对话的重要渠道。
和其他语言一样，掌握建立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建筑语言(词汇、句法、修辞、诗意、比喻、隐喻、语境(文脉)、深层结构等概念)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通过对城市和建筑的阅读加深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整体化的了解。如阿拉伯的拱券、印度的奢堵波、中国的曲线屋顶、法国的芒萨屋顶等都产生于本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并且和口语、文字一起构成了本民族或地域的独特的表述和交互手段。在美国建筑师D里布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中，他运用解构主义作了一个折线形的平面。他的理论是:既然犹太人本来是混居在柏林各地，与其他德国人成为一个整体，而希特勒偏要“解构地”把他们挑出来予以消灭，那么，现在兴造的犹太人博物馆，也就如实用解构手法来表现这一段极端反理性的历史。 转贴于 (4)建筑的营造方式和职业特点，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一种有特殊规律的经营文化，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社会的人际关系。
建筑业是社会的重要支撑经济，它涉及多个社会职业和科学学科，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和经营模式。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同制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合作制等，都构成了一种隶属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经营文化和人际关系。
在古希腊，人们把“建筑”称为architecture，也就是“最高’(arch-)的“技术”(tec-)意思。现在我们都还能知道希腊古老建筑遗迹的设计师的名字，而在世界上有最秀美建筑的中国，它们的设计者或营造师，除了个别的鲁班、喻皓之外，就像《红楼梦》中写到大观园的营造时，说到“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之野者，一一筹划起造”一样，被埋没在荒野之中。自今，我国的建筑师还没有充分地被社会和公众所理解。我们应当更多地宣传建筑师使人居环境(包括自然的、人造的和文化的环境)的设计师。社会应当更关怀建筑师的创造性劳动，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
3结语
篇7
教师应该不断为自己充电，进行法语学习，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化，日常积累时不能只上升法语基础方面，应该重视法语文化方面，多阅读这方面的小说、多看这方面的电源、多听这方面的音乐、多关注这方面的网站等等，总之，让自己爱上法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法国文化，在课堂上能够更好地向学生展示，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3.法语课堂上多进行法语语境训练
为了锻炼学生的能力，可以以课堂讨论的方式，讨论的范围主要是法国文化方面，这些也是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刺激他们多说，还可以模拟法国的日常生活场景，用法语展现出日常生活，通过学生的广泛参与，既掌握了法语，也熟悉了法国文化，此外，还能够发现学生身上的文化问题，及时纠正，效果显著。
4.要求学生课后多了解法国文化
课上，教师可以播发一些积极向上的法国电影和音乐，提高他们的法语文化素养，教会学生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掌握法语学习方法，这些是书本上学不到的，需要学生慢慢领悟，但是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有限，只靠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此外，由于课后的时间比较多，教师多鼓励学生阅读法国书籍，书籍能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特点等等，还要多看法国电影、多听法语音乐、多浏览法语网站等等，此外，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课下以组的形式查找资料，并进行整理，上课时按组进行汇报，这样能够增加学生对法国文化的了解，并且还提升了表达能力，总之，通过这种多途径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感受法国文化，深层次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进而提高自身的法语能力，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语法上比较中法文化
由于两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导致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句子结构不同，汉语中很多句子没有主语和谓语,但是法语句子中必须有主语，这充分显示了两种语言的差异，尤其法语重形式的特点反映了法国民族文化，因此，教学中比较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篇8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篇9
一、日日相伴的化学品——食盐、碘化合物
我们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这是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增加食物的味道,它是人体组织的一种基本成分,对保证体内正常的生理、生化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作用。Na+和Cl-在体内的作用是与K+等元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控制细胞、组织液和血液内的电解质平衡,以保持体液的正常流通和控制体内的酸碱平衡。Na+与K+、Ca2+、Mg2+还有助于保持神经和肌肉的适当应激水平；NaCl和KCl对调节血液的适当粘度或稠度起作用；胃里开始消化某些食物的酸和其他胃液、胰液及胆汁里的助消化的化合物,也是由血液里的钠盐和钾盐形成的。此外,适当浓度的Na+、K+和Cl-对于视网膜对光反应的生理过程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常用淡盐水漱口,不仅对咽喉疼痛、牙龈肿疼等口腔疾病有治疗和预防作用,还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碱金属》）
碘化钾、碘化钠、碘酸盐等含碘化合物,在实验室中是重要试剂;在食品和医疗上,它们又是重要的养分和药剂,对于维护人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碘是人体内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是甲状腺激素的重要组成成分。正常人体内共含碘15mg～20mg,其中70%～80%浓集在甲状腺内。人体内的碘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生理作用通过形成甲状腺激素而发生。因此,甲状腺素所具有的生理作用和重要机能,均与碘有直接关系。人体缺乏碘可导致一系列生化紊乱及生理功能异常,如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导致婴、幼儿生长发育停滞、智力低下等。我国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地区,全国约有四亿人缺碘。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供含碘(碘的化合物)食盐和其他食品(如高碘蛋),井水加碘,食用含碘丰富的海产品等,其中以含碘食盐最为方便有效。1991年3月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2000年在中国大陆消除碘缺乏病。（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一化学的《卤族元素》）
二、人生五味子之一——醋（酸）
醋的化学名字叫乙酸，分子式为CH3COOH。醋不仅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有很多用途：1、在烹调蔬菜时，放点醋不但味道鲜美，而且有保护蔬菜中维生素C的作用（因维生素C在酸性环境中不易被破坏）。2、在煮排骨、鸡、鱼时，如果加一点醋，可以使骨中的钙质和磷质被大量溶解在汤中，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体对钙、磷的吸收率。3、患有低酸性胃病（胃酸分泌过少，如萎缩性胃炎）的人，如果经常用少量的醋作调味品，既可增进食欲，又可使疾病得到治疗。4、在鱼类不新鲜的情况下，加醋烹饪不仅可以解除腥味，而且可以杀灭细菌。5、醋可以作为预防痢疾的良药。痢疾病菌一遇上醋就一命呜呼，所以在夏季痢疾流行的季节，多吃点醋，可以增加肠胃内杀灭痢疾病菌的作用。6、醋还可以预防流行性感冒。将室内门窗关严，将醋倒在锅里漫火煮沸至干，便可以起到消灭病菌的作用。7、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8、铜、铝器用旧了，用醋涂擦后清洗，就能恢复光泽。9、杀鸡鸭前20分钟，给鸡鸭灌一些醋，拔毛就容易了。10、衣服上沾染了水果汁，用醋一泡，一搓就掉。11、用醋浸泡暖水瓶中的水垢，可以达到除垢的目的。12、夏天毛巾易发生霉变而出异味，用少量的醋洗毛巾就可以消除异味。（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烃的衍生物》）
三、自愿吸食的毒药——香烟
从化学角度介绍一下吸烟过程中产生有害成分的结构、性质及危害。香烟点燃后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大致分为六大类：（1）醛类、氮化物、烯烃类，这些物质对呼吸道有刺激作用。（2）尼古丁类，可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血管内膜损害。（3）胺类、氰化物和重金属，这些均属毒性物质。（4）苯丙芘、砷、镉、甲基肼、氨基酚、其他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均有致癌作用。（5）酚类化合物和甲醛等，这些物质具有加速癌变的作用。（6）一氧化碳能减低红血球将氧输送到全身去能力。最近日本学者研究表明，烟雾中还含有迄今为止已知物质中毒性最强的化合物"二恶英"。它们会引发和恶化各种疾病，例如，癌症、肺炎、气管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哮喘以及不育等病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全世界每年约有10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呼吸道粘膜容易受损，吸烟的危害性更大。据调查，小于15岁开始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高17倍。所以，我国中小学生守则规定学生不准吸烟。（此知识在人教版高二化学的有机物中贯穿）
四、学习的助手——笔
1、铅笔芯是由石墨掺合一定比例的粘土制成的，当掺入粘土较多时铅笔芯硬度增大，笔上标有Hard的首写字母H。反之则石墨的比例增大，硬度减小，黑色增强，笔上标有Black的首写字母B。
2、圆珠笔：油墨是一种粘性油质，是用胡麻子油、合成松子油（主含萜烯醇类物质）、矿物油（分馏石油等矿物而得到的油质）、硬胶加入油烟等而调制成的。在使用圆珠笔时，不要在有油、有蜡的纸上写字，不然油、蜡嵌人钢珠沿边的铜碗内影响出油而写不出字来，还要避免笔的撞击、曝晒，不用时随手套好笔帽，以防止碰坏笔头、笔杆变型及笔芯漏油而污染物体。如遇天冷或久置未用。笔不出油时，可将笔头放入温水中浸泡片刻后再在纸上划动笔尖，即可写出字来。
3、钢笔：笔头用各含5％～10％的Cr、Ni合金组成的特种钢制成的笔。铬镍钢抗腐蚀性强，不易氧化，是一种不锈钢，该种笔的抗腐蚀性能好，但耐磨性能欠佳。
五、生活中得力助手：
（一）、除去衣服上的污渍：
下面向您介绍几种常见的污渍的简易的除去方法：
1、汗渍：方法一：将有汗渍的衣服在10%的食盐水中浸泡一会，然后再用肥皂洗涤。方法二：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汗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2、油渍在油渍上滴上汽油或者酒精，待汽油（或酒精）挥发完后油渍也会随之消失。3、蓝墨水污渍：方法一：在适量的水中加入少量的碳胺[（NH4）2CO3]和少量的食用碱[Na2CO3或NaHCO3]，搅拌溶解后，将有蓝墨水污渍的衣服放在里面浸泡一会，然后反复揉搓。方法二：将有蓝墨水污渍部位放在2％的草酸溶液中浸泡几分钟,然后用洗涤剂洗除。4、血渍因血液里含有蛋白质，蛋白质遇热则不易溶解，因此洗血渍不能用热水。方法一：将有血渍的部位用双氧水或者漂白粉水浸泡一会，然后搓洗。方法二：将萝卜切碎，撒上食盐搅拌均匀，十分钟之后挤出萝卜汁，将有血渍的部位用萝卜汁浸泡一会，然后搓洗。5、果汁渍新染上的果汁渍用食盐水浸泡后，再用肥皂搓洗。如果染上的时间较长了，则可以用洗汗渍的法一。6、铁锈渍：在热水中加入少许草酸，搅拌，使草酸全部溶解，将有铁锈渍的部位放在草酸溶液中浸泡十分钟，然后再用肥皂搓洗。7、茶渍将有茶渍的部位放在饱和食盐水中浸泡，然后用肥皂搓洗。
（二）、水壶巧除垢
1、将空水壶放在火上，烧干水垢的水分，看到壶底水垢有裂纹时，将壶迅速取下放到冷水中，壶底水垢因热胀冷缩而脱落下来。2、在烧水的壶中放一团口罩布，水垢会被口罩布吸附，壶上就不易结水垢了。3、烧水的壶中有了水垢，可放入一些醋，再加水，烧开一会儿，水垢可除去。4、用铝壶烧水时，放一小勺小苏打，烧沸10分钟，水垢可除去。
（三）、快速彭胀馒头
在面粉中加入适当的白醋（CH3COOH）和苏打（Na2CO3）使之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使馒头彭胀，松软可口。化学反应请大家想一想？
此外,通过高中化学理论中，还可鉴别“真丝”与“人造丝”、鉴别真假金银、食品中的防腐剂、酒精和苯酚的消毒作用等。
总之，生活处处有化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留心观察，在生活中学习到知识。今后，让我们继续为“高中的化学理论在生活中应用”累积知识。
参考资料：
篇10
1923年美国化学家路易斯发展了柯塞尔的理论，提出共价键的电子理论：两种元素的原子可以相互共用一对或多对电子，以便达到稀有气体原子的电子结构，这样形成的化学键叫做共价键。例如，氯气分子是。
科塞尔和路易斯的理论常叫原子价电子理论。它只能定性地描述分子的形成，化学家更需要对化学键作定量阐述。
1927年，海特勒（W．H．Heitler，1904——1981）和伦敦（F．London，1900－1954）用量子力学处理氢分子，用近似方法计算出氢分子体系的波函数和能量获得成功，这是用量子力学解决共价键问题的首例。1930年，鲍林更提出原子成键的杂化理论（杂化轨道理论）。1932年，洪德把单键、多键分成σ和π键两类。σ键指在沿着连结两个原子核的直线（对称轴）上电子云有最大重叠的共价键，这种键比较稳定。π键是沿电子云垂直于这条直线方向上结合而成的键，这种键比较活泼。这就使价键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使经典的化合价和化学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由于上述的价键理论对共轭分子、氧气分子的顺磁性等事实不能有效解释，因此本世纪30年代后又产生一种新的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2-0107-05
收稿日期：2012-2-6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明德中学曾请我讲“文化立校”。我想，这个讲话本身就应当有文化含量。讲话有一个特殊的开场白，我提到了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惟志，格物惟勤。做人、做事都说了，又恰与明德中学的校名完全吻合。这样，我自然地靠近明德中学，并由衷赞扬“文化立校”的思想有深度，有广度。这对于大学亦必是很有意义的。
我首先对“文化”一词释义。
对“文化”可作浅层的理解。如父母送子女上学，就是让他们去学文化。文化被等同于知识。
也可做深层的广义的理解。源于拉丁文的文化即cultura，现代英语则是culture，有耕耘、栽培之意。
一、再细说那个“文”字
在我们说天时，雅称天文；说水时，称水文；说人时，有人文之说。人文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为何要一个“文”字呢？不完全是雅的问题，不完全是修辞问题。文是着重于精神、思想、观念一类无形的内容。天文既是指天，尤指与天相关的情意、意蕴等。水文亦如此。人文更是指人的精神、情感、情操、学识。文是一个很高雅的字眼。
“文”字作为修饰词时，构词十分丰富，文采，文笔，文章，文雅，文静，文物，文明，文人……文身即在人体身上绘图案。从现代汉语词典上看，由“文”字构成的词即达96种，显示出极强的构词力。文含有美丽、雅致、珍贵之类的众多含义。
坟，右旁是“文”字。它不只是坟墓的坟，它还是指水边的高地、平原上的高地，古代则指大著作，三文五典。墓被说成坟墓时，也包含了对人逝后安放之地的纪念之意。
“咬文嚼字”通常是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我这里，对“文”这个字也在咬和嚼。不过，它确实很有味道，很有嚼头。文人，文人聚集的学校，能不对“文”字仔细咀嚼吗？所以，在力主文化立校的明德中学这样的学校里也咬文嚼字了一番。
接着，我从多角度对文化分类，并通过分类进一步了解文化一词的丰富内容。
按大的类别分，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问题立即来了，文化不是主要指精神面、思想面吗？物质也谈得上文化？有物质文化吗？事实上，当我们说物质文化时，着重是指附着于物质上的观念、意蕴、思想及其所体现的精神。一座建筑物，它是物质，但建筑物可体现或反映许多精神的东西，通过它甚至可看到民族风格、时代特征等。一座桥梁、一辆汽车、一个门楼……都不只是纯物质的东西了。对于一块普通的石头，一坨泥巴，人们不会使用文化这样的大字眼。
按地域分，有湖湘文化、湘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南美文化、北美文化……全世界现存语言还有6 000多种，每种语言都负载着文化。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汉文化、藏文化……50多个民族，又有相应的50多种文化。
按内容分，有观念文化、思想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它们又各自包含许多种文化。
按性质分，还有儒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甚至，还有法西斯文化、武士道文化。文化中，有精华，有糟粕；有古典，有现代；有民间，有上层。
还有一种分法，从有形和无形来分，或从显性和隐性来分，这就是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
上课时，老师所讲的、所写的，这是显性的。但他在讲课中体现的态度、热忱、认真以及对学生的关爱是隐性的。课堂上那唰唰作响的粉笔书写声，是显性的。那一片责任心、事业心是隐性的。无论好与差，都包含着两个方面而又形成一个整体的课堂文化。这是校园文化里最重要的一块，校园文化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内容。
这种更广泛的内容需要学生更丰富的心理活动才能习得。听讲、看书，靠认知心理；而对学校隐性文化的习得，则主要靠非认知心理，靠学生的直觉、感悟、体验，靠“第六感官”，不只是靠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和味觉之类。因而，这也就需要学生更积极更主动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学校努力去创造丰富的显性和隐性文化；另一方面，学校的各种条件也应能让学生更有效地展开自由而全面的活动。
在学校里，文化就是课程；课程是文化，但文化就只是课程吗？这就有一个对课程的理解问题。
关于什么是课程，有数十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更具代表性的说法是：课程乃学生在学校里习得的文化之总和。这种说法或理解就把课程归结为文化了。这种文化就既含显性文化，又含隐性文化。在这种理解下，学校隐性文化也纳入课程了。于是，学校课程也可分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这种观点之下，显然扩大了课程的视野。
这样，学校文化建设也可归结为课程建设。而文化立校，也就是课程立校了。
华中科技大学要把自己办成有国际水平的大学。校方认为，国际水平的大学就应当有国际水平的课程来体现。这是很先进的大学教育思想，他们就明白课程的地位。于是，校方就要求下属的各二级学院都要开出国际水平的课程来。国际水平的课程是由本校教授还是外校教授开，是由本国教授还是外国教授开，这无关紧要。
华中科技大学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院也要开出国际水平的课程来。于是请了我去，共计十讲组成这一课程，每一讲的内容都很充实。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授刘献君、沈红、周光礼等来听了讲座，周光礼还是该讲座的主持人。行间，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也有人来听了。
像这样重视课程地位的大学，在中国并不多见。在中学，也许课程的门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但课程建设的其他方向依然有很丰富的内容。而像明德这样重视文化与课程的中学，也不多见。
比较自觉地重视学校隐性文化或隐性课程建设的大学校长更不多见。有一些，可能无意地做过，有一些可能还做得相当有成效，还有少数的人是有意地自觉地去做的。
这一建设的重要性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两所同样的大学，所开设的显性课程在名目上可能是一样的。但隐性的东西就可大不一样了。剑桥大学开设《微积分》，长沙大学也开设《微积分》，就因为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开设的，从而作为不同的文化存在，其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它们的区别主要在隐性文化上。也可以说，学校与学校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上及相应的课程上，尤其是隐性课程上。
校长应是学校课程建设的主导者、亲历者。他对课程建设负有最大的责任。如果一位校长的工作没有做到课程上来，这位校长真是白当了的。凡著名的校长，大都在课程上有特别的建树，有先进的理念并影响至深。、博克、赫钦斯即是。
校长对隐性课程或隐性文化的建设负有更大的责任。学校能否让自己的建筑物也成为教师？能否让墙壁也成为教师？让校园里的花草树木、校园里的羊肠小道也成为教师？校园能否让学生更亲近自然、热爱生活？这都是校长需要作为的方面。
隐性文化可以简单地用一个“风”字来描述。学校里的学风、教风、校风怎样？这个校园所刮的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风”是无形的旗帜，因而，换句话说，就要看学校里是否飘扬着那种无形的旗帜？飘扬着怎样的旗帜？而所谓旗帜，即无形的引路者、照耀者。它引导学生去崇敬什么、鄙视什么，指引学生去追求什么、拒绝什么。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珍贵的呢？还有什么是更值得校长去关注的呢？
二、具体地讲讲文化建设
学校的一切本已是文化，为何还要建设呢？所谓建设，就是要使之更充实、更丰富，有更大的发展。
学科建设就是文化建设，课程建设是文化建设，这是非物质文化建设。实验室建设，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和博物馆的建设又何尝不是文化建设呢？虽然与物有关，但可谓物质文化建设。当然，一个更根本的建设是师资建设。
以上，大体上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文化，如观念文化，精神文化，相关的是无形文化的建设。电脑分硬件和软件，大智大慧更表现在软件建设方面。我们可以把学校里无形文化的建设比喻为电脑的软件建设。当然软件常常与某种硬件相关联。无形文化有时也附着于一定的有形之物上。
图书馆、天象馆、天文馆的建设当然在有形之列。既然它们都是文化，所以我在其建设之中也增加了许多考虑。湖南师范大学（下称师大）图书馆的土木工程设计是由湖南大学的黄善言教授主持的。我不可能去直接参与土木结构设计，但我参与了结构理念、布局设计、风格设计的讨论。黄教授也十分愿意跟我一起讨论。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施工过程之中。无疑，我们这座图书馆与众不同的极其丰富的文化含量是与我当年的构思有关的。
在图书馆的正前方道路两侧的四座雕像是我提议修建的。纪念的是四位中国古代文人，屈原、孔子、司马迁、祖冲之，雕像基座上分别刻有这些人的一段名言，而这些名言又分别由我校的四位名教授书写，他们是刘筠、李盛华、马积高、尹世杰。这就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史在我们校园中，在我们心中。
在文学院大楼前方，我们修建了杨树达先生的雕像，他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有学问的人。雕像上的文字是请李维琦教授书写的。
显然，我们崇敬的是学人、文化人、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而无任何政治家。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政治家也是值得纪念的。但这不是学校的事，我们依据自身对“大学是什么”的理解纪念相关的人物。大学研究政治学，但不从政；大学与政治学有关，与政治无关。就像大学研究商学却并不从商那样，就像大学也可能研究军事学却并不从军那样。
这些雕像的制作，用了优质的石料，它们将永久耸立于我们的校园。
我还有修建几位外国的，世界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的雕像的计划，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牛顿等人的雕像。但是，这随着我卸任而再没能实现。也怪我见事迟，为什么没在18年的任期中的早些时候去做呢？
我想，所附着于这些建筑物、这些雕像上的文化将永在，所体现的精神将永在。
我还提出了四维绿化的概念，让校园成为学生贴近自然、亲近自然并由此而更热爱生活的佳境。首先是全覆盖地面的绿草，再是由灌木自然生成的篱笆，第三、四层就是两种不同高度的树木了。我还提出了整个校园除必要的水泥路面外，不要有任何的地面。
此外，我还希望校园里有百种花卉，四季皆有。最终究竟有多少种，我没再仔细过问了。
事实上，我和刘志辉、戴海以及后来的学校负责人罗维治、陈钧、龚维忠等，都很重视学校的“风”。戴海还写过专门的文章来论述“风”及其建设的意义。
学校的“风”，不只是包括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特别更宝贵的是学风、教风和由此而生成的校风。
1992年春，大学刮起创收潮、下海潮、经商潮。那时，我们在校园最核心地带挂出了两条巨幅标语：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学习是学生的天职。很震撼，很闻名。这就是当时师大的特立独行。
邻近的大学，外地来参观的大学，都能看到，师大的学生竟不为潮流所动而那样专注地学习。
我们是师范大学，学生未来大都是教中学的，教教中学，还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还需要高深学问吗？还需要讲究学术水平吗？但所有这些，对于我们这所师范大学都不是问题。我们有着无止境的追求。
“风”，实际上是无形的旗帜。在师大，飘扬着两面无形的旗帜：真理至上，民族至上。
真理至上是第一位的。真理常常是超民族的，然而，一个民族需要意识到保障真理的至上地位才是在根本上有利于民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民族至上是相对于社会政治的，民族的利益是超政治的，并且，只有当政治不损害民族根本利益时，政治才获得应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是从属的。
谁拥有真理，这与“谁”的性别、种族、权位、钱财等等毫无关系。
有一次，一个关于文学评论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我们学校举行。这个会议有一个简短的开幕式，由我致欢迎词。因是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想用英语讲。我的英语很差很差，写了一个稿子，还预念过几次。我担心发音不准，请来白解红，让她听听我发音有什么毛病。她听后很高兴，说“太好了”。我说：“不会没有毛病吧？”她说只要注意一下两处需有一点停顿。
平时，我是决不会用英语跟外国友人谈话的，一则，我没有这个能力；二则，就说那么一两句，让别人还真以为你懂英语，这样反而更尴尬了。从根本上说，我在学问面前，是决不会装模作样的。真理至上，首先是我自己在真理面前无条件的虔诚。
在学校里，我本人对待真理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我是学校里有权有势的人。故而，我对真理的虔诚与尊重格外重要，比权势重要得多。
罗××是那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为此请来了一位副省长。事先，我对他说：“有必要吗？”他答：“有，这体现了会议的档次。”我实在不能不说了：“这与档次有关吗？”虽然说过了，但无济于事。由此，我深知，“官本位”已深入学校，已感染到了年轻一代学者身上。罗××当时40岁才刚出头啊。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重了我的使命感，我得为改变这种现状而不懈努力。大学需要官员有投资的自觉，但决不希望他们来捧场。他们是从政的，我们是从教的，两回事。况且，学术，学问，靠捧场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观念上的问题，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是相关联的。所以，我在校内不仅从观念上“去行政化”，而且还必须从制度上“去行政化”。唯有如此，真理至上的旗帜才可能在我们这里高高飘扬。
为什么省府多次想帮我们建一个像样的办公楼而我始终未予采纳？这座办公楼既小又旧，小到不足千平米，旧到在所有建筑物中它年岁最大。然而，不是说要“小政府，大社会”吗？学校里，为何不可以是“小行政，大学校”呢？大学应当比社会更有觉悟，难道它需要一座雄伟的办公楼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吗？
真理至上，就是我们不仅崇尚真理，还要探求真理，发展真理，维护真理，让真理成为我们心中最宏伟的大厦。如果真理至上的旗帜在大学里还飘扬不起来，在哪里还可能飘扬起来？
为什么在我们学校，在教职员工中地位最高的，最受尊敬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教授呢？原因还不简单吗？他们可以最好地体现真理的含义，他们以探求真理为己任。
我任职时的师大，教授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比别的学校更有地位，更受尊敬。对此，有的学校不以为然，有的学校将信将疑。山东大学的一位校领导（党委负责人，女性）专程就此来考察。考察前，她心中的问题是：“真这样吗？”考察后，她得出结论：“真这样。”显然，她是认真的。我相信，她决不会只是看看的。
车队长辉常为刘筠院士开车。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对他说：“给院士开车你是特别小心的吧？”他答：“当然。”我进一步说：“给我开车问题不大。校长乘车撞死了，今天死，明天就可再任命一个。院士出事了，多少年出不了一个啊。”他听后，觉得我讲得不对，于是回应道：“像你这样的校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啊！”我很欣慰――我们学校的工人也懂得教授的价值和教授的地位。
始终让真理至上的旗帜飘扬在师生员工心中，这就是极珍贵的学校文化。建设这种文化，需要真正的本领。
On School Established by Culture
篇12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经常出现制定出来的制度得不到员工理解,管理办法受到员工抵触,企业对员工不信任,员工对企业也没有认同感,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等等不和谐现象。究其原因,不仅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认识错位及素质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缺少文化底蕴。因为没有企业文化作为“指南针”、“发动机”、“黏合剂”和“剂”,人力资源管理的盲目、散乱、生硬、低效及短效就凸现出来了。要根本改变这种现象,企业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文化底蕴。
1明确企业性质,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底蕴
明确企业性质,就是企业人应该深刻地理解“企业为什么而存在、应该如何存在和发展”,清楚地知道企业应该如何去做、做什么、为什么要做、怎样才能做好等问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许多不和谐现象的产生,归根到底,源于企业人对企业性质的迷茫。
大凡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和成功企业,对企业性质都有深刻的理解,比如,被誉为“日本财神之王”、“企业之王”的涩泽荣一用“论语加算盘”的经营哲学来回答企业性质问题,认为企业应该追求“道德经济合一”,并把其作为经商的最高境界;松下公司用“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丰田公司用“既造车,又造人”的经营理念来回答企业性质问题,认为企业应该把生产产品和生产人有机结合起来;美国企业家不仅仅把企业员工看成“经济人”、“社会人”,而且看成是“文化人”,确立了企业文化的重要地位;中国不少成功企业,明确企业性质,自觉把社会责任、员工需求与企业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事业做得越大越强。正是企业人对企业性质的哲理性思考和正确的解答,使企业确立了正确的管理思想、管理者树立了正确的经营理念、员工形成了正确的工作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哲学,犹如企业发展的“指南针”,为企业进行各种活动、处理各种关系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反映了企业对发展经济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的认识与态度,同时决定了企业对各种事物的偏好及行动,决定企业对某类人才的偏好、招聘及使用,还决定企业发展的高度。
俗话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成功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们能从宏观战略高度看清企业的性质和地位,能从未来趋势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能从人的本质掌握员工的需求,能用辨证的观点理顺和处理好企业活动中的复杂关系。而这些均得益于它们对企业性质的清醒认识。因此,在企业中经常开展有关企业生存之道的讨论,重视企业哲学的宣传和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企业管理层才能多一些理性思维,才会用客观、辨证、发展的观点处理好人企关系、社企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真正做到人力资源管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而企业员工明白了企业及工作的性质,才能激发其责任心和自豪感,真正关心企业命运,实现人企之间的和谐发展。
2塑造企业灵魂,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文化底蕴
如果说企业哲学贵在企业人对企业性质的哲理性思考,从而明确了企业发展的方向及生存发展之道。那么,企业精神的培育,则贵在塑造灵魂,凝聚人心,激发干劲,把人力资源的潜力转化为动力,让人力资源活力迸发。一般来说,企业员工的动力主要来自物质刺激、精神激励、以及制度约束等几个方面。但相比而言,物质刺激短效而有限度,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能保证企业只有盈利而没有亏本;制度约束立竿见影,但生硬而冷酷,易引起员工的抵触;精神激励无形,但它一旦形成并在员工内心树立,其作用是巨大而恒久的,是任何物质和制度都不能取代的。就是说,没有企业精神的企业如同一盘散沙,聚不起,拢不和,缺乏生命力和竞争力;而没有精神动力的企业犹如没有前进的号角,缺乏号召力和吸引力,难以召唤人才,育好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企业精神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精神作为一种群体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和理想追求,是企业主人翁精神、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服务精神的集合,这些精神像“发动机”和“灵魂”,应该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成为企业求才、育才、用才和留才的重要法宝。如大庆油田用“艰苦创业、忘我劳动”的“铁人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大庆人,成就了大庆油田的辉煌业绩;同仁堂把“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同仁堂”精神代代相传,使百年老店经久不衰;海尔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激励员工,实现了海尔人让民族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梦想。总之,重视企业精神的培育,不仅可以塑造员工的个性,培养员工的情怀,陶冶员工的情操,使企业精神成为一种激励员工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奋发向上的号角和进军鼓;对于企业来说,还可以降低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凝炼企业核心价值观,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文化底蕴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无非四个环节:人员招聘和录用、员工培训和开发、人员晋升、员工跳槽监管等,由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游离于价值观这条主线之外,看似简单的四个环节却频频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按企业标准录用到的人才到了岗位不能胜任工作;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员工频频跳槽走人;员工纪律松散效率低下,主管琐事缠身工作漏洞百出;企业士气低迷,牢骚满腹,无学习欲望、无信心、无主动性、无责任心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有诸多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企业缺乏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企业通过现代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使员工与企业在价值取向、价值判断等方面趋于一致,是化解以上难题的有效途径。
如何凝炼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世界百强优秀企业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从价值取向来说,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人的价值高于一切;在人的价值开发中,认为人的知识不如人的智力,人的智力不如人的素质,人的素质不如人的觉悟;在企业共同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关系中,认为的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共同协作”的价值高于“独立单干”的价值,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的价值高于赚钱的价值……[1]等等。世界百强企业这些价值取向的变化说明:企业越是向更高的层次和方向发展,越是以人为中心,以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思想为导向。而基于现代价值观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世界百强企业成功的奥秘。
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文化底蕴,首先,要树立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管理理念。要坚持不懈地以人为中心,以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思想为导向,辨证地看待管理者的权力、企业员工的权利、以及企业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问题,逐渐摒弃过分强调行政权威的作用,动辄用命令、计划、制度等手段对员工的行为实行硬性约束的权利主义管理文化。其次,要把核心价值观作为招聘和录用人才的重要标准。企业要把“适合职位要求”的标准和价值观标准结合起来选人才,尽力吸收那些具备企业某些重要价值标准的、其个人需要与企业需要以及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有更多共同点的人才。再次,把核心价值观溶入员工培训、考核、晋升中。灌输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员工培训的重要内容,考察员工不能单一地以业务能力为主要指标,而要以人际关系能力、素质、觉悟和善于把握方向为主要指标;不单凭工作绩效标准来提拔员工,而是用企业价值观和工作绩效两个标准综合考虑实施晋升。总之,如果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它就像“粘合剂”一样,使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变得起来,使企业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变得更牢固,有效地克服单凭技术管理而造成的生涩、短效及散乱。
4强化企业道德建设,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伦理文化底蕴
企业伦理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参与市场角逐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企业伦理不仅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商誉和绩效,同样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败。无数事实表明,一个没有良好的商誉和口碑的企业,是很难吸引人才和赢得合作者的。
道德建设是企业伦理文化形成的核心。基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的道德建设,主要包括企业信用和职业道德两方面。企业信用是现代企业伦理的基点,是企业吸纳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最强有力的武器。一个讲信用的企业往往是人才的向往之地。而企业信用建立起来的商誉和口碑,不仅可以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而且可以提高效率,消除管理阻碍,使企业管理成本大大减少。同时,还可以赢得更多的合作者,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这就是企业信用带来的商誉竞争力,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竞争力。职业道德是现代企业伦理的核心,是企业信用赖于存在的基础。职业道德作为员工工作所遵守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要求员工忠于职守、热爱本职,热忱服务、文明生产或文明服务,讲究质量、注重信誉,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钻研业务、提高技能,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企业员工都能自觉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将使企业信用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也人力资源管理变得轻松自如起来。
篇13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观点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得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随着货币学派的成功，不仅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作为重要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因素。因为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的经济学家的相对悲观的经济观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全球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让人觉得民族市场正在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可这一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如果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不是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有如同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有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结果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由于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因为绝大多数的额外风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些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由此可见，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区域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有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
全球化的运作不仅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理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付这些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政府效力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认为发达国家在适当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失败了，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许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乏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征，但东欧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经历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东欧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有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突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政府看上去处境好一些，但非常类似于政府的真空状况，因为波兰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尤其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其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发展。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遇方面更为有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转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很多，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普遍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最近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收缩和税收的持续下降中可以看出。这些福利项目曾经可以与发达经济区域，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现在正在被遗弃，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很远了，并将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状况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维持生存。
各种垄断势力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普遍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善的状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主张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很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肯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合入世界市场时，垄断必须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着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1989年之前，这些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些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状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现在愿意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利用其影响力从现有的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繁荣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国家通常是成熟的经济区，没有丧失战后的推动力，并保持低增长率，但最近十年增长率突然飙升。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很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伴随的这种反常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仅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下降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严重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本的重新配置
人们认为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很有助益，因为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说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回报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遇也会增加，最终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由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廉价出卖的结果。
依照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出售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美元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有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有被国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下降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提倡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合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国外宣传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性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现状。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例如，对积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为政府仍具有内聚力，它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减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实际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利于外来者的利益（例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资几乎处于独占状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愈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的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所取代，那它仅仅是东欧和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所取代。
全球化有着这样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如此。是重访它的竞争对手———凯恩斯主义和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一切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的作用有着更高的评价。■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