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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生物法
微生物法是检测生物体内叶酸的经典方法，通常所用的微生物有干酪样乳酸杆菌（L.casei)、粪链球菌和啤酒小球菌属。此3种微生物对不同形式叶酸的敏感度不同。粪链球菌只对非甲基化叶酸敏感，如PteGlu、二氢叶酸(DHF)和四氢叶酸(THF)，可用于鉴别分析各种形式叶酸在不同检测物的分布。L.casei对单谷氨酸叶酸、含2或3个谷氨酸叶酸(PteGlu2、PteGlu3)及其还原型衍生物均敏感，是3种微生物中反应谱带最宽的一种，也是最为常用的菌种。它对含7个谷氨酸叶酸(PteGlu7)的敏感度很小，约为对PteGlu敏感度的1％，故有人认为L.casei对超过3个谷氨酸基团的多谷氨酸叶酸无响应。但有研究发现，L.casei对PteGlu4、PteGlu5、PteGlu6和PteGlu7的敏感度分别为对PteGlu的65.6％、19.9％、3.5％及2.4％，同时对某些形式的多谷氨酸叶酸的敏感度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其机理有两种可能：其一，微生物在培养过程中合成水解酶，随培养时间延长，水解酶产量增加，促使部分长链谷氨酸水解断裂；其二，细菌在培养过程中细胞壁对多谷氨酸叶酸的通透性增加。所以，尽管L.casei对叶酸的反应谱带较宽，但如检测物中含有多谷氨酸叶酸须将样品在检测前加入多谷氨酸叶酸水解酶进行水解，使各种形式叶酸均转变成单谷氨酸叶酸，否则检测结果不能代表其叶酸总含量。
传统的微生物学检测方法是试管法，操作繁杂。1987年，Newman和Tsai［3］在进行食物叶酸分析过程中，对传统的方法做了改良，将96孔酶标板和全自动酶标板读数仪(酶标仪)引进方法中，大大减少了试剂的消耗，缩短了加样及人工读取检测结果的时间。如使用在对数生长期冷冻保存的L.casei菌种或／及对抗生素耐药菌株，还可使检测方法进一步简化。另有研究证实［4］，使用对数生长期L.casei菌种(ATCC7469)可使检测物培养时间从36～48小时减至18小时。O′Broin和Kelleher［5］用L.casei氯霉素耐药株(NCIB10463)对血清及红细胞叶酸进行检测，结果与传统的微生物法检测结果呈显著线性相关(r值分别为0.975和0.96)。使用氯霉素耐药株，可以省略试剂过滤消毒及无菌操作等步骤。
尽管微生物法灵敏度高，结果准确，但也有许多局限性，如整个实验周期长，批间检测结果重复性差，检测结果受样品中所含抗叶酸药物或抗生素成分的影响等。用β-乳酰胺酶处理样品后，可消除青霉素和先锋霉素等抗生素对叶酸检测结果的干扰［5］。
微生物法除可用于检测血清和全血叶酸外，还可用于检测纸血片叶酸［6］，检测结果为叶酸与血红蛋白的比值。由于纸血片标本制备技术简单，纸血片叶酸稳定性较好，故该法对大规模人群叶酸营养状况的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同位素放射免疫法
尽管微生物法得到各种改进，但仍因耗时大，操作复杂而不能得到广泛使用。7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同位素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叶酸。该方法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同时由于叶酸放射免疫试剂盒的出现，很快得到普及，尤其广泛应用于临床实验室。
放射免疫法与微生物法检测叶酸，除原理不同外，检测结果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对大量标本总体而言，两种方法结果相关性较好，但对个体标本，两种方法结果的差异较大。微生物法对多谷氨酸叶酸响应值低，不能直接用于检测叶酸含量。但微生物法对所有单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的反应灵敏度相同，故在用叶酸水解酶处理样品使所有叶酸形式转变为单谷氨酸叶酸后进行检测，可得到准确的叶酸值。同位素放射免疫法对多谷氨酸叶酸反应的相对灵敏度有较大的差别，随着叶酸浓度增加，反应的相对灵敏度增加，但多谷氨酸叶酸的反应曲线不可能与单谷氨酸叶酸的反应曲线重合；另一方面，多谷氨酸叶酸与结合蛋白的亲合性与单谷氨酸叶酸相比较高，不同的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反应灵敏度不同，放射免疫法也不适用于检测单谷氨酸叶酸衍生混合物。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放射免疫法可用于检测和评价叶酸的营养状况，但从定量检测的角度来讲，难以得到准确的叶酸含量值。
目前用于检测叶酸的放射免疫试剂盒已有数种，其原理基本相同，但不同的试剂盒检测结果也有差异［7］,主要区别有如下几方面：①竞争结合蛋白不同，或为猪血清结合蛋白，或为牛奶结合蛋白，或为β-乳球蛋白。(l)-5-甲基四氢叶酸与猪血清结合蛋白的亲合力好于多谷氨酸叶酸，后者又略好于单谷氨酸叶酸的其他衍生物，而5-甲基四氢叶酸的d型异构体不能与猪血清结合蛋白结合；牛奶结合蛋白与单谷氨酸叶酸和（d,l）-5-甲基四氢叶酸具有相同的亲合力，但对单谷氨酸叶酸的其他衍生物的亲合力各不相同，对多谷氨酸叶酸的亲合力高于对其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β-乳球蛋白则对(d,l)-四氢叶酸的结合力较差。②配制标准系列的溶液不同，主要有两种，即缓冲液和血清。用血清作配制溶液与用缓冲液作配制溶液的试剂盒相比，检测结果偏低。③放射免疫法检测叶酸结果与试剂盒选择哪一种形式叶酸作标准品有关，如选择的标准品为(d,l)-5-甲基四氢叶酸，则使用此类试剂盒的前提便是假设检测物中绝大多数叶酸是以此单一辅酶形式存在的，从而使检测结果与实际含量间的误差增大。以上所述的各种因素可能是造成目前各类试剂盒检测结果间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尽管各类试剂盒均有其相应的正常值参考范围，但各实验室还应结合与叶酸营养状况有关的其他指标，来确定本实验室的红细胞或血浆、血清叶酸正常值。
三、其他方法
1.气相色谱-质谱检测：血清或红细胞叶酸是目前用于评价叶酸营养状况的两个重要指标，且红细胞叶酸是反映体内叶酸贮存状况的客观指标，对诊断叶酸缺乏具有更为重要意义。微生物法、放射免疫法可以实现血清或血浆及溶血液叶酸含量的检测，红细胞叶酸均是通过某种数学公式，从溶血液叶酸、血清叶酸和红细胞压积等指标计算出来的。1995年，Santhosh-Kumar等［8］提出用气相色谱-质谱检测的方法(GC-MS)检测红细胞叶酸含量，填补了直接检测样品红细胞叶酸浓度的空白，该方法特异性好，灵敏度高，且结果准确。
2．色谱分析法:以上所述各种叶酸的检测方法，其检测结果均为单或／和多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混合物的总量。即使是微生物法也因不同微生物对不同形式叶酸的生物利用率不同，无法进行某一种或某几种单谷氨酸叶酸衍生物的分析检测。70年代，有学者提出应用色谱分析法，包括高效离子交换层析、离子对分配层析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HPLC)技术分离提取各种形式的叶酸，但由于叶酸浓度低于检测器检测下限，人们不得不在应用色谱技术分离提取叶酸后，再用微生物学检测方法进行定量检测。因该方法费时，需要样品量较大，故其实际应用受到限制。HPLC-电化学检测方法对单谷氨酸叶酸及其衍生物的检测灵敏度高于紫外或荧光检测方法［9］，对四氢叶酸及5-甲基四氢叶酸的检测灵敏度是微生物法的10～50倍。此方法可用于人类及大鼠等多种生物样品叶酸检测，且检测前无需样品浓缩处理。这项技术的应用对体内叶酸吸收、代谢及转运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96年，Gunter等［7］发现，HPLC对全血叶酸的检测结果与Bio-Rad放射免疫试剂盒对同份样品叶酸的测定结果相近，但血浆叶酸的测定结果仅为其他方法测定结果的一半，作者认为尽管HPLC对5-甲基四氢叶酸特异性好，但在洗脱过程中有叶酸丢失的可能。HPLC技术复杂，不适用于临床常规检测。
3．离子捕获法:Wilson等［10］提出离子捕获法检测叶酸，该技术可谓叶酸检测技术中的最新方法，即在实验中，样品加入变性剂后叶酸与内源性结合蛋白分离，释放后的叶酸再与带有大量阴离子的亲合试剂结合，合成产物经过离子捕获池而与阳离子纤维结合，最后通过碱性磷酸酶与喋酸(叶酸的类似物)结合物对叶酸结合蛋白上游离结合位点的探查，定量分析样品的叶酸含量。该研究证实，离子捕获法测定血清或红细胞叶酸，其结果与同位素放射免疫法的结果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96和0.93。
4．其他方法:80年代后期～90年代，有学者相继提出用非放射性标记蛋白结合技术检测血液叶酸，其中包括克隆酶供体免疫测定法(CEDIA)［11］、酶联配体吸附试验(ELLSA)［12］、化学发光受体实验等［13］。CEDIA方法的原理在激素、地高辛及其他维生素的检测中已有应用，其血清叶酸检测结果与放射免疫法相近，该方法检测速度约为放射免疫法的两倍，又无离子辐射，操作简单，可作为一般实验室常规检查。不足之处为费用高，约为放射免疫法的2～3倍。化学发光法检测重现性好，灵敏度较高，对低浓度叶酸样品检测结果明显高于其他方法［7］。
20家研究所或临床实验室对目前用于检测血清及全血叶酸的几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7］，结果显示，血清叶酸和全血叶酸检测结果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27.6％和35.7％，部分样品用不同方法检测的结果可相差2～9倍，表明不同实验室的叶酸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之间可比性较差。这种差异不利于正确地客观地评价某人群叶酸营养状况，同时也给制定每日膳食叶酸供给量带来困难。随着叶酸在巨幼红细胞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及神经管畸形的预防中的作用进一步明确，确定统一的检测方法和参照标准，提高叶酸检测准确率的需求也日益紧迫。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美国农业部等机构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参考文献
1MRCVitaminStudyResearchGroup.Preventionofneuraltubedefects:resultsoftheMedicalResearchCouncilvitaminstudy.Lancet，1991，338:131-137.
2GreenR,JacobsenDW.Clinicalimplicationsofhyperhomocysteinemia.In:BaileyLB,ed.Folateinhealthanddisease.NewYork：MarcelDekker,1995.99-102.
3NewmanEM,TsaiJF.Microbiologicalanalysisof5-formyltetrahydrofolicacidandotherfolatesusinganautomatic96-wellreader.AnalBiochem,1986,154:509-515.
4HorneDW,PattersonD.Lactobacilluscaseimicrobiologicalassayoffolicacidderivativesin96-Wellmicrotiterplates.ClinChem,1988,34:2357-2359.
5O′BroinS,KelleherB.Microbiologicalassayonmicrotitreplatesoffolateinserumandredcells.JClinPathol,1992,45:344-347.
6O′BroinSD,KelleherBP,DavareA,etal.Field-studyscreeningofbloodfolateconcentrations:specimenstabilityandfinger-sticksampling.AmJClinNutr,1997,66:1398-1405.
7GunterEW,BowmanBA,CaudillSP,etal.Resultsofaninternationalroundrobinforserumandwhole-bloodfolate.ClinChem,1996,42:1689-1694.
8Santhosh-KumarCR,DeutschJC,HassellKL,etal.Quantitationofredbloodcellfolatesbystableisotopedilutiongaschromatography-massspectrometryutilizingafolateinternalstandard.AnalBiochem,1995,225:1-9.
9KohashiM,InoueK,SotobayashiH,etal.Microdeterminationoffolatemonoglutamatesinserumbyliquidchromatographywithelectrochemicaldetection.JChromatogr,1986,382:303-307.
10WilsonDH,HerrmannR,HsuS,etal.IoncaptureassayforfolatewiththeabbottIMxanalyzer.ClinChem,1995,41:1780-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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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1.1 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入确认的复杂性
房地产商品的销售包括两种，一种是自行开发并销售，另一种是事先与买方签订合同，按合同要求进行开发。对于后者，应按照建造合同的标准进行收入的确认。而对于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商品，由于其开发的周期较长，耗资巨大，其商品具有较高的价值性。这些特点决定了房地产商品销售往往采用预售、分期收款销售等多种销售方式。房地产商品销售的前提是首先取得预售许可证和销售许可证，在此基础上，一般要经过签订预售合同并预收房款、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买方验收确认、收取房款、办理产权过户等销售环节。因此，房地产收入的确认同其它的生产收入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制度》中规定以结算账单提交买方并得到认可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入确认标准，该规定比较简单，宜于实际工作中的操作，但没有反映销售的实质，理论上不够合理；《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中规定以风险和报酬的实质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标准，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在会计实务中如何运用这一标准则比较混乱，核心问题在于应在哪一环节确认为收入，其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商品房所有权上的重要风险和报酬是否已经转移。
1.2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成本与售价的不配比性
首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生产周期较长，开发项目从获得土地并开发完成到确认收入短则1~2年，长则4~5年，必然使得企业投入产出比例呈阶段性不合理；在项目建设期内大量投入资金，并发生大量费用计入当期；由于项目尚未完工，即使开发产品已预售完毕，其预售款项也无法确认为收入，其结果是为配比原则的应用造成了困难。
其次，房地产开发商品的成本载体是整个建设工程，而销售则是按楼层或户型为单位，这样就造成单个楼层或户型的售价明显与其成本不配比。如同一结构的房屋，低层建筑施工成本低于高层建筑施工成本，但销售时低层售价却高于高层售价；又如“丁字形”楼房虽然同楼层成本一样，由于朝向不同，其售价相差也很大。
通常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成本结转方法是:按当期竣工后的核算对象的总成本除以总开发建筑面积，得出每平米建筑面积成本，然后再乘以销售面积得出本期销售成本。这样均摊计算的结果没有考虑房屋楼层、朝向的因素，得出的经营成果不具有真实性。
1.3 收益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反映企业业绩
房地产企业投入产出周期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表现在会计年报中往往是业绩波动较大——项目建设期内业绩不佳，验收售出后，大量预收款确认为收入，期间间隔在一个会计期内还好，但一个项目往往要跨4、5个会计期，故不适用一般的公司业绩评价指标，如净利润指标就不能正确、客观、全面地反映其真实经营情况，尤其是上市公司，极可能误导投资者。一个经营情况很好的开发公司，其净利润可能很小甚至是负数，但有大量的在建工程和很好的预售情况，现金流状况极佳，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同理一个盈利的公司也可能正危机四伏:面临着因施工质量导致的巨额赔偿，大笔银行贷款到期而无力偿还，尚未结清的担保金，由于市政规划调整，地价变化导致的土地风险等等；故此，评价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业绩，千万不要以指标论好坏，应透过指标看实质，看其资质信誉、实力、现金流量、资产质量，还有更重要的表外风险等等。当然，这有赖于我们会计界同仁对会计信息的真实反映与充分披露。
2 完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计核算规范的对策
2.1 正确确定和应用收入确认标准
房地产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应符合两个标准，即法律标准和专业标淮。
(1)法律标准。法律标淮是指我国相关法规中规定的房地产销售必须符合的条件或标淮:如对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未按照出让合同规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未按照出让合同规定进行投资开发的，以及权属有争议的、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买卖。凡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即使房地产商品已经开发完毕，甚至取得了相关报酬，并转移了风险，也不能作为收入予以确认。法律标淮是专业标准的前提条件。
(2)专业标准。专业标准是指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中规定的商品销售收入确认标淮，即收入确认的4个必要条件: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企业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上述规定中，收入确认以风险和报酬实质的转移为标准，理论上比较合理，但由于房地产业销售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实际工作中收入确认带来了困难。
笔者认为，房地产销售合同是在房屋尚未建成竣工前的预先销售行为，不论是否收取了款项，均不属于实际发生的销售业务。因此，签订预售合同并收取预收货款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不能作为销售实现依据；签订正式房屋销售合同则如同一般工商企业产品销售合同一样，从法律意义上讲也只是一种合约，房屋未经买方验收认可，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尚未转移给买方，不符《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有关规定，故也不能确认收入；购买方取得商品房产权证的环节较为特殊，尽管房地产商品最终是以产权证上权利人主体的更替为所有权变更的主要标志，但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项目开发前根据规定需要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证，并办理领取预售许可证、在工程获得有关部门竣工验收领取销售许可证、签订正式房屋销售合同，并向客户收取房款、交付买主办理入住手续的情况后才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且产权证的办理涉及到房地产管理、土地管理等政府有关部门，办妥产权证书的时间并非开发企业所能控制。如果此时确认收入，会导致收入滞后，同样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所以，尽管房屋产权证书是房屋所有权的标志，但并非是确认收入的必要条件。
2.2 引入计划销售价格的概念，使销售收入与成本配比
建议引入计划销售价格的概念，解决销售成本结转错位，与销售收入不配比这一特殊问题。即当开发的房屋达到可销售状态时，企业根据成本、市场、地段、楼层、朝向等因素制定一个计划销售价格，作为成本分配标准。
(1)实际售价成本率法，是在季度前两个月按实际售价乘以计划销售成本等于季末销售成木的方法调整。具体操作顺序是:分类明细账按开、竣工时间相同或相近且一并办理决算的项目设置账户，在此分类明细账基础上，再按计划价格相同的房屋分类设户，价格不同的分别设置。季度前两个月可按分类明细账结转成本，即按分类明细账记载的当月实际销售额乘以计划销售成本率得出当期成本结转数，对销售房屋只登记数量，待季末将未销售房的计划售价乘以计划销售成本率得出月末留存成本，用倒挤的方法结出销售成本。这种方法适用于开发规模较大的房地产企业，优点是可以减少工作量，缺点是季度前两个月受房价影响会产生一定误差，且不能及时、准确提供较详细的成本资料。
(2)计划售价成本率法，就是始终按计划售价乘以计划销售成本率进行结转。只要是开发建设工程已办理了竣工决算手续，就可以把商品房成本按楼栋、楼层、单元予以确定，甚至可以计算出每平米建筑面积成本。因此可以按单元设置账户，也可以把每平米建筑面积成本相同的商品房归类计入同一账户。销售成本按单元设置账户的房号直接对号入座结转，按每平米建筑面积成本归类设户的，可按销售面积乘以每平米建筑面积成本得出销售成本。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结转工作量较大，但遵循了一贯性原则，提供信息可靠及时，并能将结转成本工作量分散在日常工作中，适用于一般房地产开发企业。
2.3 扩大信息披露内容，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信息披露中的信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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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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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年会于2016年7月16―18日在兰州隆重召开。会议由全国企业经济统计学会主办，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重庆允升科技大数据研究中心和重庆誉锋宸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会议的主题是：“共享数据聚变时代下的经济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全国近百所高校、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博士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作了《201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北京师范大学邱东教授针对空间经济比较中由购买力平价推断存在的宾大效应等问题作了《BHPPP中的纯价比假设与宾大效应的弱存在》报告，厦门大学杨灿教授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扩展框架作了《产业关联测度与关键产业甄别》报告，暨南大学刘建平教授针对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化我国政府统计调查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建议》报告，浙江财经大学李金昌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下如何理解统计学等问题作了《统计学与大数据》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徐国祥教授针对大数据时代统计学的发展作了《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的统计改革与创新》报告，山西财经大学李宝瑜教授针对当前统计建模要求前提条件苛刻等问题作了《特征样本重复抽样建模方法设计与应用》报告，江西财经大学罗世华教授利用分形方法在非线性时间序列中的研究作了《多重分形时间序列非线性特征辨识及其应用研究》的报告。本届会议入选论文68篇，分为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大数据与统计学科发展以及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等专题展开交流。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经济统计与政府统计理论及应用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贾晓峰在《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定量研究》中，运用江苏最新公布的2012年投入产出等数据，分析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深入研究了江苏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的数量关系及内在机理，设计出多种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楚雄师范学院张无畏在《基于三角形中线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研究》中，利用三角形中线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六种形式及其内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六种形式之间的变化路径以及各种形式之间可能发生转化，一定是渐进的，不能跨越；每一种形式的数学约束可以用一组不等式表示；用三角形的三条中线来划分三次产业结构的六种形式，能简洁有效地表示这六种形式及其变化。
暨南大学刘建平、陈冬进在《名录库调查――基于行政记录的统计调查方法》中，为了破解抽样调查和普查费用不断攀升、无回答率持续升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越来越低、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难题，提出将基于行政记录的名录库调查作为我国官方统计调查的新思路，阐述了世界主要先进国家使用行政记录进行统计调查的基本现状，讨论了建立名录库调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与传统的普查以及抽样调查方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名录库调查在统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深化我国政府统计改革的若干建议。
东北财经大学屈超、杨森森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了2001―2011年东北地区按注册类型分组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变化，详细考察了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在观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使用CCR模型和BCC模型，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得出相关结论。
暨南大学夏帆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产业聚集现象之检验――基于微观地理数据的分析》中，使用了Duranton和Overman（2005）提出的第三代测度方法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制造业的空间聚集现象进行了检验，发现三大经济圈的大部分产业呈现出聚集特征，呈现分散特征的产业不多；通过对距离上聚集特征的考察，发现聚集总是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一般在50公里以内；分析了各个产业的聚集程度后发现三大经济圈聚集程度最强的十个产业各不相同，且都与各自的产业特色有关。
青岛大学张迎春、袁伟萍、管琪在《基于最小间隔树法的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试算》中指出，最小间隔树法是国际比较测度各国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有利于识别不同国家经济的相似性，并尝试将其用于中国地区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得出相关结论。
上海财经大学郑正喜在《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辨析》中，辨析了产业关联效应的虚拟测度理论（HEM）研究方法，认为其核心假设的实质是改变被抽取产业的主体属性，指出应当采用完全抽取的基础假设才能构建出相对合理的测度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
集美大学陆晓倩、王立凤在《厦门潜力产业选择及与台湾产业对接问题研究》中指出，选择和培育合适的潜力产业可充分挖掘区域优势，建立和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考察厦门的产业结构及第三产业细分行业增长差异，结果显示厦门市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增长优势明显；借助区位商的定量标准探讨厦门与台湾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的异同，确定了厦门潜力产业选择的重点，并提出促进厦门与台湾潜力产业对接的策略。
重庆工商大学刘浩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R&D资本化》中，通过对R&D核算方法调整的动因，阐述了核算体系中增加研发支出核算具有的重大意义，系统整理了现有核算方法的利弊，在GDP框架下对R&D资本化的核算方法作了相应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R&D活动核算提出对策建议。
河北经贸大学王会英在《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研究》中，选取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外向性5个方面的16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采取客观赋权方法建立加法合成评价模型，并基于2013年的统计数据对河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了定量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二、大数据时代统计学与统计学科发展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李勇在《基于物联网时代的工业大数据挖掘方法及应用研究》中，针对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特征，从大数据来源、基本特征、处理技术和大数据思维4个维度提炼出大数据的概念；阐述了数据挖掘基本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分析了物联网下工业大数据呈现的本质特性；比较分析了消费大数据和产业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和分析方法的异同，指出工业大数据分析和挖掘中存在的难点和重点；结合工业互联网阐述了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
云南财经大学张敏的《多水平贝叶斯模型在大数据挖掘中的应用》从线性回归模型扩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将线性回归统计学习方法的基本思路拓展到多水平线性模型，借助于贝叶斯统计方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算法，将多水平线性模型应用于大数据的挖掘中并进行了实例应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洪在《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大数据分析方向）培养模式探索》中，从项目背景、国内外相关项目现状、数据分析师需具备的基本技能和课程体系设计4个方面，对当前大数据分析方向的专业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和探索。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在《“数据工程”方向课程设计》中，从全国统计学专业数据工程方向教学联盟、“数据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数据工程师专业人才培养和“+数据工程”技能培训4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针对大数据时代如何从统计学科角度培养大数据人才。
重庆工商大学李禹锋在《基于互联网白酒消费市场现状的大数据分析》中，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和清洗数据，借助词云图和文本挖掘技术等，对品牌销售额、品牌销量以及白酒香型、酒精度和规格的消费倾向等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市场的消费趋势作了展望。
闽南师范大学陈立双、祝丹在《大数据推动下中国CPI测算方法创新趋向与挑战》中，基于居民消费领域大数据对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了大数据在CPI测算中的可能应用路径，探讨了大数据推动中国CPI测算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趋向和面临的挑战，探讨了大数据在中国CPI测算的方法论问题。
三、统计理论与统计应用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杨贵军、孟杰、蔡凯月在《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人口红利测度――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的经验分析》中，阐述了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测度人口红利对全面掌握中国人口变化规律、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指出现有研究普遍仅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测度人口红利，忽视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两个角度下，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测度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并得出相应结论。
华中师范大学王江涛、冯元化在《如何确定即时波动率核估计量的最优窗宽》中指出，在即时波动率的各种估计量中，非参数估计量因其能准确地度量即时波动率成为研究热点，但这类估计量在应用中面临最优窗宽的确定问题。其借鉴非参数回归分析中窗宽选择的思想，以即时波动率的核估计量为例，构建了一种能从数据中准确计算出最优窗宽具体值的算法，从理论分析和数值验证方面看，该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收敛速度。
厦门理工学院陈安全和浙江工商大学李海涛在《一种新的四格表独立性检验――基于回归模型的方法》中指出，传统四格表的独立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若采用回归模型技术将四格表中的定性变量量化后引入到模型中，同时利用回归模型中的系数显著性检验来检验四格表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等效性和一致性。
楚雄师范学院梅莹在《经济新常态下云南省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研究――云南省城镇居民消费现状分析》中，针对云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构建了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比较模型，得出相关结论。
重庆工商大学周世铭、付安瑶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新特点现状分析》中，通过文献资料分析、网络爬虫技术和问卷调研分析，对旧媒体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当前新媒体时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三种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和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目前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篇5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表明，市场上交易的很多信用结构衍生产品既带有信用风险的特征，又带有市场风险特征，在可能的将来人们甚至还能看到由操作风险外包手段引起的带有三大风险特征的产品。这无疑对我们旧有的风险划分、计量和管理无疑是个严重的挑战。鉴于此，厘清对新增风险的认识，以及如何计量新增风险，对于当前业界和监管当局更为科学地认识和应对市场风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新增风险在市场风险中的重要性
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交易账户的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该定量影响测算基于10个国家43个银行的交易账户的实际测算。测算的关键结果如下：
(一)定量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按现行方法测算出来的交易账户资本要求将使得总体资本要求至少增加11.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要增加223.7％。这不包括标准法或综合风险资本要求法(comprehensive risk capital charge)下未进行再资产证券化的证券化暴露的资本要求。这一平均水平，尚不包括银行对某些修改调整没有报告数据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资本变化假定为零。考虑到这一种情况，最低资本要求的实际变化将更高。
(二)平均而言，新增风险资本要求将使总体资本要求上升6.2％，使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上升102.7％。相比较特殊风险资本要求而言，新增风险资本要求平均为其九倍之高。这一结果与第二次定量影响测算结果一致。
(三)压力下VaR(stressed VaR)方法的引人，使得总体资本要求平均上升4.6％，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上升110.8％。平均而言，压力VaR是非压力VaR的2.6倍。没有证据表明，压力VaR的分散效应低于非压力VaR。
(四)对于再证券化风险暴露，新标准化的特殊风险资本要求的引入使得总体资本要求平均增加5.4％，使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平均上升92.7％。
(五)标准法下，证券的特殊风险资本要求使得总体资本要求平均上升0.2％，使得市场资本要求上升了4.9％。
从上述结果来看，使得现行方法下交易账户资本要求增加的要素由大到小依次排列为：新增风险资本要求、压力下VaR、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证券的特殊风险。
上述结果导致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剧增主要是因为现行(新)方法与先前(老)方法的不一致。老方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未使用内部模型而采取标准法的资本要求(包括：一般和特殊利率风险、一般和特殊证券头寸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内部模型法下的资本要求(为前一日VaR与前60个营业日日均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
新方法下，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未使用内部模型而采取标准法的资本要求(包括：一般和特殊利率风险、一般和特殊证券头寸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内部模型法下的资本要求(前一日VaR与前60个营业日日均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最新可得的压力VaR值与前60个营业日压力VaR均值*乘数因子中的较大值+新增／综合风险资本要求)。
二、新增风险定义、演变和特征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2009年7月的《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新增风险主要为金融机构面临的违约风险和信用迁移风险。新增风险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弥补风险价值(VaR，99％，10天)模型存在的缺陷。据此，新增风险资本要求(IRC)代表了对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的非证券化信用产品的违约和信用迁移风险的估计，并同时考虑了个别头寸和组合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
根据新增风险的定义及其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与一般市场风险和特殊风险比较起来，新增风险具有以下特征(参见下表2)：一是风险覆盖的范围不一样，一般市场风险是由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特殊风险主要针对历史价格变异、集中度风险、名目基差(name-related basis)风险以及事件风险；而新增风险是覆盖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与信用迁移风险。二是流动性差异。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市场风险的VaR模型忽视了交易账户头寸中潜在的流动性差异，无法完全反映出每年发生不到两三次的单日大规模损失，也不能反映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期间内大规模累积价格浮动的潜在可能。而新增风险主要针对这种交易频率较低，流动性较弱的资产组合带来的风险。三是置信水平和时间周期不一样。一般市场风险和特定市场风险的VaR模型置信区间为99％、时间周期为一天的风险价值，最多可以扩展到10天。而新增风险考虑的是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时间周期更长的情况下的风险。
表2交易账户最新定量影响测算中对特殊风
三、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方法比较
由于当前业界对新增风险的关注刚刚兴起，目前还没有就潜在流动性差的交易头寸的风险计量达成一致，所以巴塞尔委员会没有规定新增风险资本计量的具体方法，但是在其资本计量指引中规定了基本原则和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
(一)基本要素
第一个基本要素为稳健性标准。即，巴塞尔委员会规定新增风险的计量必须反映出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置信区间为99.9％的稳健性标准，且同时考虑单个或组合交易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
第二个基本要素是资本计划期为一年的稳定的风险水平。这一假设表明银行在为期一年的资本计划期内以一种维持其初始风险水平的方式再平衡或叙做其交易头寸。这意味着考虑那些在流动性计划期开始时与原始头寸具有相同风险特征、但在流动性计划期内其信用特征改善或变差的替代头寸的影响。
第三个基本要素是流动性计划期。流动性计划期是指在压力市场条件下销售头寸或对冲IRC模型中涵盖的所有实质风险所需要的时间。单一头寸或头寸组合的流动性计划期至少为三个月。一般而言，在设置流动性计划时期时，一个非投资级的头寸通常比一个投资级的头寸具有一个更长的流动性计划期；银行可以头寸或一个集合为基础(“桶”)来评估流动性，但应能够有效反映出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对于集中度高的头寸，流动性计划期通常会更大；一个证券化仓库的流动性计划期应反映出在压力市场条件下建立、销售和证券化资产或对冲重要风险因子的时间。
第四个基本要素是要考虑相关性和多样化。一
是违约和迁移之间的相关性，包括在债务人中违约和迁移事件的相关性的影响，以及群体违约和迁移事件的影响。二是违约或迁移风险和其他市场因素的相关性。由于在交易账户中违约或迁移风险与交易账户中其他风险多样化带来的影响目前还尚未被很好地理解；因此，在目前阶段，违约或迁移风险与其他市场变量多样化的影响不会被反映在新增风险的资本计算方面。
第五个基本要素是集中度。必须恰当地反映发行人和市场集中度。一个高集中度的资产组合应比那些较分散化的组合计提更高的资本。压力状况下，产品类别内部和产品类别之间可能产生的集中度也应得到体现。
第六个基本要素是风险缓释和多元化效果。在IRC模型内部，风险暴露金额只有在多头和空头头寸指的是同一金融工具时才可以进行净扣处理。否则，风险暴露金额则必须以一种总量的方式(例如：非净扣)来计人。产品的主要基础风险、在资本结构中的排位、内部或外部评级、期限、冲销头寸的期限以及冲销工具手段之间的差异(如：不同的支出触发和程序等)都应反映在IRC模型中。如果一种工具的期限比流动性计划期更短或没有合同确保期限比流动性计划期长，则IRC必须包括在工具期限和流动性计划期的间隔时间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带来的影响。
对于通常是以动态对冲策略对冲的交易账户风险头寸，还需要识别被对冲头寸的流动性计划期内对冲的再平衡。这种识别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被接受，即银行：1、在相关的交易账户风险头寸中都选择一致的再平衡对冲建模；2、证明引入再平衡能够改善风险计量；3、证明对冲工具的市场即使在压力情况下也有足够的流动性容纳这种再平衡。任何动态对冲策略所产生的剩余风险都应在资本计提中得到体现。银行需验证他们计算剩余风险的方法，力争让监管当局感到满意。
第七个基本要素是期权性。银行的IRC模型应该包括期权的非线性影响和针对价格变化有显著非线性表现的其他头寸。银行还应当关注和这些产品相关的估值以及价格风险评估中所固有的模型风险的额度。
(二)方法比较
根据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对新增风险资本计算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对新增风险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思路来进行(可参见Avantagecapita有关材料)：一是构造一个统一模型，模型包括三大块，即评级迁徙模块，交易对手违约事件模块，及评级迁徙、交易对手违约事件之间以及与其他风险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矩阵模块等。同时考虑资本计划期和流动性计划期之间的错配约束条件，在此条件下根据相关历史数据得出相关系数，然后形成完整的模型，根据构造类数据或当前数据，进行相关的IRC的VaR值计算。二是对评级迁徙和交易对手违约事件单独建模，在此基础上考虑相关性和多元化以及期权性等要素，求得相关系数矩阵，然后在资本计划期和流动性计划期之间的错配约束条件下，考虑上述三大块，即评级迁徙和交易对手违约事件以及相关性和多元化等，最后根据历史数据拟合出来的相关数据形成完整模型，再进行相应的VaR值计算。
根据Nykredit银行的Johannes Rebel的相关论文，计算IRC的步骤大致可分为：定义IRC模型的所有头寸－II0；设定流动性期限结构；对于t=ti时都先从t=t0时开始，然后对整个债务人集合模拟(预先定义的)随机过程，直到t=ti+1，在现有时间和评级情况下将所有头寸映射到模型当中来，计算损益表，然后根据交易策略重新促使资产负债表平衡(即风险水平不变)，反复执行这些步骤直到t=T，重复前述第三个步骤“10000”次；计算损益分布中的99.9％分位下数值。
现阶段对于评级迁徙如何计量的模型已有不少，同时对于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如何计量的模型也不少。其中，对于评级迁徙的经典模型有多重要素的merton模型、布朗桥模型以及creditmetrics相关模型，也可参见Jones和Cynthia McNuhy等人的论著。
根据附件，我们发现，2007年9月份金融危机爆发前，使用IDRC模型计算新增违约风险监管资本要求的六大国际金融机构中，已经有两家不复存在，一家已经转型，其余三家深度重创。但是其IDRC模型仍旧可以为我国银行业提供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就模型本身而言，六家机构利用的IDRC模型都是建立在IRB模型之上，其中前三家模型(CS公司的汤姆模型、摩根斯坦利的查尔斯模型和花旗的依云模型)更为类似，后三家(RBS的简和理查德模型、德累斯顿银行的马克思F和马克思S模型、雷曼的依德雷多模型)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前三家机构的IDRC模型中对违约事件、跃阶和完全不流动资产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后三家更多考虑了评级迁移问题，但都剔除了完全不流动资产的考虑，具体的做法基本是建立在Moody的KMV模型基础上。
就关键变量而言，六家机构都考虑了违约时间以及违约下的PD和违约跃阶，但这些参数具体的算法，每家机构都有些不同。其中，摩根斯坦利更多考虑的是取决于评级、规模、指数容量、活跃交易数量；而RBS考虑的是1－(1-PD)T算法，而德累斯顿银行考虑的是转换矩阵等。
就关键假设而言，六家机构都考虑了99.9％下的系统变量VaR。其中，CS、摩根斯坦利和RBS还考虑了最差情形，以及资本覆盖时不同头寸还是每个敞口。而摩根斯坦利和德累斯顿银行明确表示其资本覆盖不同头寸时，属同一发行人时可进行轧平之后再算。
就集中度附加资本要求而言，除了CS公司认为这一问题是政策事宜，其他五家机构都认为其IDRC模型反映了或可计算集中度风险的资本要求，其中，花旗、RBS和雷曼认为其模型反映了这一风险，而摩根斯坦利和德累斯顿银行认为可计算这一风险。
就监管意见而言，由于不同的监管当局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对这一风险关注的不够，对模型的审查和验证也没有完全进行，只有两家机构的模型相关监管当局给出了监管意见。其中，就CS公司的模型而言，美国监管当局Gordy给出了监管当局开发了类似模型的意见，但对其违约跃阶的独立性表示质疑。对于雷曼的模型，给出了在相应条件下，其模型可能趋于银行账户模型的判断。
四、启示
篇6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3―0309―03
一 仿真在现代通信技术中已成为重要的工程设计手段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通信系统仿真技术已经逐渐成为通信系统设计和验证的主要手段。近二十年以来，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和软件无线电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传统的设计手段和设计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急剧增加的通信系统复杂性的要求。今天，如果没有计算机仿真方法，系统设计和性能测试是不可能完成的。
传统的通信系统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对热噪声的性能指标问题。传输信道一般建模为加性高斯信道，性能指标的评估采用传统的解析计算方法就可胜任。然而，许多现代通信系统，尤其是工作环境十分复杂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和抗干扰通信系统中，其工作频率在数千兆频带，电磁波传播特性也十分复杂，衰落和多径效应成为系统设计主要问题。相应接收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例如复杂的同步算法，信道估计和符号检测，RAKE体系结构以及非线性系统在现代无线电通信中被广泛采用。对此，传统的理论解析分析方法都不再总是有效的，对于现代通信系统而言，仿真方法是必需的设计和分析手段。
现代通信网络和网络协议的复杂也是必须采用仿真方法研究的原因。传统的排队理论和运筹学可以解决对简单通信信息流量模型的性能分析和计算问题，但是现代通信网络协议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数学的分析能力。为了快速、便捷而且准确地对通信网络协议性能做出评估，采用基于事件的离散事件仿真方法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采用仿真方法可以避免理论性能分析的障碍，通过系统建模，参数选择和调整，能够迅速得出系统在模拟真实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从而对所应用的信号处理算法、通信协议做出评估和改进。
微处理器和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技术的进步在硬件上保证了现代通信系统的实现问题，在此背景下，算法和协议的软件实现越来越成为系统功能实现的主要手段。仿真中应用的算法和真实系统中的功能实现算法已经融合。同时现代微型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大大超过了数年之前的大型计算机，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通信仿真软件和仿真数值计算对计算机运算能力和存储空间的需要。现在，在整个通信业界，基于仿真技术的系统设计分析已经被广泛采用，成为研究新理论，开发新技术的主流方法。掌握仿真技术也是通信业界所必需的技能之一。
二 仿真技术是现代通信实验必不可少的环节
学习和研究现代通信技术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通信工程实践环节中，仿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透过仿真技术，通信工程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研究比传统通信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更为复杂，更为接近真实工作环境的通信模型。而在传统理论框架中，系统模型必须加以简化才能得出解析结果。另外，利用仿真技术可以十分方便地修改系统参数，并且可以很快评估这些参数变化对系统整体性能的影响。随着交互式仿真环境的成熟，设计者利用简单的程序编写和系统方框图建模方法就可以模拟出复杂系统的工作行为，这样，通信工程师就能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通信系统的设计和本身改进的关注上，而不需将精力浪费在仿真程序，的编程技巧和调试上。
在复杂工作环境中，通信系统性能研究的基础是对传输信道的建模仿真问题。因此，信道仿真也就成为了系统评估中所必需的。同时，为了适应复杂的和时变的传输环境，现代通信系统的信号处理算法趋于复杂化。例如采用信道估计自适应算法，多天线技术，智能天线波束成形算法，CDMA蜂窝网络中的多用户检测算法，正交多载波调制算法，信道编解码算法等等。这些技术的实现必须依靠高速信号处理芯片和软件实现。对算法在实际通信环境中的适应性验证和评估就必须借助于仿真来完成。
现代通信系统中，通信协议设计和验证几乎都是基于仿真技术的。为了保证通信的实时性和利用效率，现代通信系统中提出了各种复杂的具有层次结构的通信协议，从而构成通信网络。排队理论和运筹学只能对通信协议做出简化的性能估算，与实际系统中的运行往往存在较大差别。由于实际系统行为的复杂性，解析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通信协议在实际网络环境中的评价就成为了网络协议仿真分析的主要任务。
现代通信系统的实现也是基于仿真技术的。通信功能的软件化实现、通信节点传输行为的智能化以及软件无线电技术本身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的结果。通信系统的电路级设计已经从基于纯硬件集成电路的模式转变为以可编程逻辑器件为编程对象的VHDL软件编程映射模式。VHDL程序设计和调试都是以仿真方法完成的。在系统级设计中，系统仿真和系统实现是统一的，仿真算法可以直接映射为DSP的实现代码。而在更高层的协议级设计中，通信网络协议仿真代码也就是协议实现的核心代码。软件无线电技术使得通信信号处理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在基带信号处理中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信号处理变换，得出射频波束成形，预编码，自适应均衡，自适应数字调制，解调，信道编解码，信源编解码，信息安全算法等等，而对这些算法的仿真算法和实现算法相同，代码可以直接应用于实际系统中。
现代通信系统的测试设备价格高昂，而且，实际工作中的通信系统往往具有不可测试特性。例如，对营运中的通信网络性能测试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也是营运通信网络所不允许的。但另一方面，对于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络的研究是必须有实践对象的，在这种情况下，通信仿真和网络仿真是就必然成为唯一的选择。
总之，现代通信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对现代通信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必须采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现代系统论指出，复杂巨系统往往是非线性系统，对系统的数学建模已属不易，对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解析分析计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关键在于把握系统在外界环境中的交互行为和系统状态的变化。对于计算机仿真来说，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的数值计算能力，在解析计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用相对简易的数值计算获得工程上可用的结果。工程设计的目的是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仿真方法是一条捷径。
三 仿真是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性思维、建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
通信工程专业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要求高，除了传统微积分知识之外，还要求具有积分变换，概率论和随机过程、信息论的基本知识，排队论和离散数学的基本知识等等。通信工程专业课程都是建立在这些数学基础之上的。对通信工程本科学生的学习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是出于对就业前景憧憬和单纯向往选择了该专业的。他们对通信工程专业的
技术素质要求和未来从事的工作性质并不十分了解。于是，虽然学生有很高的学习热情，但又普遍存在着对数理基础知识的轻视和畏惧。抽象的理论和工程实际脱节是本专业面临的教学困境之一：一方面通信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实验室不可能拥有系统级实验环境，另一方面通信工程的实际工作环境正是对系统级的通信网络设备的设计、运营和维护。如果把通信工程比喻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那么通信理论就好比是人的骨架。如此，学生对学习理论知识的畏惧心理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如何在通信理论这个骨架上附着血肉，将专业知识作为活生生的技术事物展现给学生，是专业课程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学习兴趣是通过教学艺术培养出来的，教学艺术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适应与专业特征的方法。学习心理学指出。对于学习成效而言，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刻苦精神重要得多。
在多年探索中，我们发现，对于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实践，通信仿真方法较成功地成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首先，仿真方法将纯粹的数学理论知识通过计算机转化为生动的数学实验，成为理论实验的有效工具。利用仿真方法，通过数值计算得出生动的曲线图表，学生可以从中理解数学理论的实际内涵，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重建学习的兴趣。其次，仿真建模分析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仿真过程去对比理论解析结果，将抽象的理论模型通过仿真实现为具体的可以进行行为调试的软通信机。通过仿真建模过程，学生既对理论分析有了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清楚了实际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系统参数对通信机性能指标的影响。例如，对调制解调的波形及其频域分析使得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调制解调的作用，噪声对传输的影响以及傅里叶分析的应用：对纠错编解码的仿真可以直接测试出编码的抗干扰能力；而对信道和通信收发信机的仿真可以得出信号噪声功率比对系统传输差错率的曲线关系，并可比较各种调制制式的性能。这样，通过仿真实验将通信理论的核心问题实例化，从而深刻理解理论本身的实质和意义。通过系统仿真，学生可以从理论到数学建模，再到计算机建模和仿真，在得出结果的过程中，从建模过程和实验结果中体会通信系统的实质。经过这样的过程，学生就不再视通信系统是抽象的死的东西。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对专业知识的灌输，专业教育应更加重视创造力的培养。没有适当的实践手段和方法，是很难有效地培养创造性，利用仿真手段，学生可以将其头脑中利用专业基础知识和创造灵感得到的系统模型在计算机中加以实现，创造性地构建通信系统，验证其思想，不断总结工程经验，验证系统行为的过程，如此反复，会使得学习的主动性大大提高。创造能力也就在这一生动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培养得以形成。
通信仿真实验是对传统硬件软件实验的综合和升华。对于通信工程的学生，具备基本的电子技术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实践经验对于专业学习和未来的工作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电路模块是通信系统的构成元素，线性系统是电路的功能模型，而信号处理则是线性系统理论的应用提升。通信工程专业是一门系统级的工程学科，通信系统就是通过通信协议联系起来的以信号处理为功能实体的复杂系统。从层次上，只有对传统的硬件和软件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通信系统，也才能在系统仿真中把握物理实质。通信仿真实验通常是系统级的，即把通信系统模块视为功能模块。以协议联系这些模块，仿真就是考察系统行为的过程。
四 现代通信仿真技术的层次和软件需求
根据仿真对象的不同，相应的仿真手段、方法和适用的软件也有所不同。随着仿真技术在通信领域的推广，在通信技术的各层次都产生了相应的仿真工具。通信技术从底至上，大体可以划分为：电路系统、功能模块、通信系统方框图以及通信网络等几个层次。
在电路系统层次，工程目标是设计满足要求的电路系统，对于模拟电路，如设计放大器、频率综合器、锁相环、变频、调制解调器等等。对于数字电路，如各种时序逻辑电路、伪随机码发生器、编解码器等等。在电路系统层次的设计关键是电路拓扑设计和电参数选择。仿真语言Pspice可以胜任模拟电路领域的设计和仿真问题，集成了Pspice语言的可视化仿真软件众多，常用的有EWB、ORCAD、Protel DXP以及最新的Altium(Protel)EDA设计软件。其中EWB简单易用，目前已经广泛用于模拟电路课程教学和实验中，0RCAD和Protel DXP是电路设计的专业软件，从电路原理图设计、原理图级仿真到印制板图生成和印制板级仿真都可完成，Altium(Protel)EDA设计软件则逐渐成为了现代电子系统设计中从芯片开发、板级设计、电磁兼容到机电一体化设计整个环节的统一仿真设计平台。数字电路的设计现在已经转入了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时代，主要以VHDL语言作为软件设计语言，不同厂商为其产品提供了相应的设计和仿真平台，如Max-Plus Ⅱ等等。对于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的设计，也有厂商提供的编程仿真环境可用，如T1的DSP编程仿真平台CCS，可完成编程、软件仿真和目标板硬件仿真直到代码下载全过程。功能模块层次的仿真任务是解决通信功能模块的输入输出参数指标设计问题，也包括模块内部的结构和算法问题。如电磁传播环境仿真、信道均衡，波形估计和信号参数估计，智能天线、编码调制等等。在通信系统方框图层次的任务是根据设计目标构建通信系统，包括发信机、信道以及收信机。仿真目标是研究整个通信系统在使用信道环境下的适应性，如传输差错率性能，抗干扰性能等等。
适用于功能模块层次和通信系统方框图层次的仿真软件众多，有Matlab／Simulink，Scilab和SystemView等等。其中，SystemView是通信系统专用的系统级仿真软件，软件模块库提供了全面的通信系统模块，完成可视化模块建模后立即可得出仿真结果。Matlab／Simulink则是较为通用的系统仿真和科学计算平台，几乎所有理工学科的仿真实验和数值计算均可在该平台上完成。Matlab通过编程可完成算法仿真，Simulink是Matlab的扩展，是可视化方框图建模仿真工具。Matlab提供了C／C++编译和C／C++语言的接口，其信号处理工具箱还提供了DSP代码翻译接口，将仿真和算法实现统一起来。Scilab是法国国立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INRIA开发的一个开放源码的免费科学计算仿真软件，与Matlab相兼容。
在通信网络层次的仿真问题以通信网络协议仿真为主，主要以网络信息流量和阻塞率指标为参数。广为采用的仿真平台有OPNET和NS，OPNET是商用专业网络仿真软件，工作于Windows平台，在C++编译器的支持下，可进行从广域到局域，有线到无线的全网络仿真。NS是Linux下的开源软件，也是广为应用的网络仿真平台。
篇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政府外事接待部门、单一机构发展成为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产业，2011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4.77%，旅游产业地位不断提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在快速发展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时，所出现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效益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事实上，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已引起政府、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早在1986年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纲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旅游业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只有优化结构，才能更大地发挥功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1]。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确定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转型升级”，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战略部署，党的十进一步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结构性问题。因此，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国内旅游产业结构相关研究文献，对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领域的重要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现状、研究领域和研究特点，进而提出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趋势。
二、旅游产业结构概念与内涵研究
旅游产业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2]。一般而言，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旅游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间以及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后者是指以食、住、行、游、购、娱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内部各大行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与比例关系[3]。旅游产业结构也反映了稀缺旅游资源的配置问题，表现为旅游劳务在不同旅游部门之间进行的与一定旅游需求包括潜在旅游需求和实际旅游需求相适应的分配，分配的直接结果形成旅游要素存量在不同部门间的组合，即旅游产业结构[4]。它既包括旅游产业各要素在规模上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各要素之间投入产出的关联关系，分别用以反映旅游产业结构量的内容和质的特点[5]。同时，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得旅游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6]。在现代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旅游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制约着旅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7]，因而旅游产业结构对于区域旅游增长影响重大。根据对旅游产业结构的要素分析，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旅游产业不仅仅包括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的旅游景区、饭店、旅行社等，还与交通、园林绿化、制造业等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旅游产业界限的确定成为一个难题。旅游产业边界的模糊广泛性，使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的确定也呈现出一种不明确性。马波[8]认为在研究旅游产业地位及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时应采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考必须从全球、全国或地区社会经济的背景出发。张涛[9]将旅游产业流行的新旧三大支柱产业说和新旧四大支柱产业说进行比较，分析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杨振之、陈谨[10]将旅游产业结构分为基础要素和提高要素。张立生[11]依照旅游产业结构内在规律将旅游产业划分为基础层次产业、中间层次产业和核心层次产业三个层次，并分析它们彼此间的演进规律，提出旅游产业部门结构演进的三种结构模式理论。马波[12]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点出当下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在旅游产业总要素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导致旅游产业链条拉长，对旅游产业的结构产生影响。尽管众多学者对于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结论，但都认识到旅游产业结构要素的强关联性，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
三、旅游产业结构测度方法与模型
旅游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中重要的一部分，适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研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方法论及其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借鉴产业结构论、系统论、运筹学理论等中的方法，结合旅游产业的特性进行分析。在旅游产业结构测度研究中较常使用的方法有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区位熵、集中度等。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模型
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经济关联性很强的复杂动态系统，其发展不仅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联，且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这就使得界定旅游产业的全部关联因素及因素间的作用机制变得较为困难。为有效分析各类因素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者将旅游产业整体看作是一个灰色系统，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有效测度旅游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一定地域内的旅游产业结构是现在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带有“旅游产业”和“灰色关联分析”词语的旅游学科类文献，可查到有效文献约为1500篇，其中硕博士论文达700篇，可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王淼[13]较早将灰色系统理论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中，其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定量分析江苏省大旅游产业结构状态及发展趋势，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一些思路；陈雪琼、任晓春[14]运用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法，对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动态分析，提出优化建议；苏林宁、谢新丽等[15]运用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判断影响区内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就是结构合理化和发展高级化；廉同辉[16]通过对黄山、九华山景区旅游产业结构关联度的实证分析，比较二者的差异，提出完善旅游产业结构协调性等建议。
（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测度分析
目前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一种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普遍使用的方法。该分析方法是将某一特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变动分为区域增长量、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这三个分量，以此评价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较早将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是潘景胜、王淼，评价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现状，根据计算结果给出提高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建议对策[17]；杨新军、马晓龙[18]等运用SSM分析法分析陕西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并指出SSM法在旅游创汇部门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效果；汪惠萍、章锦河[19]运用该方法对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对策；康传德[20]对青岛市旅游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并给出诸如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及区域整合、塑造旅游精品工程等发展对策；葛军、刘家明[21]综合运用静态、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及竞争力进行分析，提出针对不同相关部门的发展状况，应采取不同的优化调整策略。张明磊[22]、付岗[23]、刘月皓[24]、张晓明[25]、郑平[26]等分别运用SSM分析方法对云南、四川、山东、秦皇岛、西安、广西等地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各地状况，提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相应建议。除上述普遍从产业效益角度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分析外，杨勇[27]、李文静[28]尝试从产业角度、结构红利角度结合偏离-份额法分析旅游产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潜力的关系。
（三）旅游产业关联及其波及效应
旅游产业不仅产业内各行业紧密联系，旅游产业与其相关的产业部门也具有较强的关联，可以说旅游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研究旅游产业结构时，为有效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得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经济贡献，常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又称“部门联系分析法”或者“产业关联法”，它主要以均衡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量化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度出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闫敏[29]通过比照分析《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按照旅游研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行业划分，得出中国旅游业的直接投入结构和完全投入结构，并论证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阶段旅游业并非“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的观点。戴斌、束菊萍[30]从产业供给和产业关联的视角，结合投入-产出表分析北京市旅游产业结构，指出该地区旅游业的前向关联度与环向关联度较弱，中间需求率偏低的现象。乔玮[31]侧重于从经济效应的基点出发，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行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关联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王丽、石陪基[32]通过对甘肃省旅游业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感应度与感应度系数等指标的分析，探讨甘肃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卢璐、宋保平等[33]运用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中间需求等指标测度中国旅游产业，定量分析中国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指出在国民经济中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大于推动作用。张吉林[34]提出为准确衡量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以及其产业关联度，投入-产出理论的应用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马仪亮[35]从经济学原理内核出发，提出强化各级旅游与统计部门的协调合作，扩大推广旅游卫星账号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调整投入产出表的流量矩阵，使投入产出数据分析更加合理和客观。根据以往研究可知，将投入-产出分析法应用于旅游产业关联及波及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广泛的，得到的相关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该方法用于分析旅游产业关联这种复杂现象，有时会由于对投入-产出方法只是单纯在片面、静态理解的基础上的运用而致使出现一些错误，因而投入-产出法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解和更加合理、科学地结合旅游产业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和应用。
（四）旅游产业结构综合测度研究
除运用单一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或者一定地域的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建议之外，部分文献还基于产业经济等理论运用多种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吴铮争[36]将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动态研究规律联系起来，采用比较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内部结构、结构效益、结构关联性三个方面分析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演化趋势和优化现状；黎美洋[37]运用偏离-份额法、效益指数法、差异比较分析法及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指标等相关分析法，对四川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进行了测算分析和验证；王松茂、何昭丽等[38]在对新疆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运用了偏离-份额、灰色系统关联度以及绝对集中度指标等方法；杨琴、王兆峰[39]试图根据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技术创新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作用，探讨湖南省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崔振兴[40]在产业组织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区位熵、系统熵、偏离-份额等方法量化分析陕西省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效果；张佑印、顾静[41]利用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和产业结构变化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方向四个理论模型，阐明我国不同区域旅游核心产业之间的变化及差异；廖涛[5]运用发展经济学中分析生产力结构的定量分析法，从理论上提出旅游产业的构成比重、结构变动指数及结构生产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此外庄小丽[42]、刘水良[43]、张广海[44]、甘永萍[45]分别在对湖北、张家界、山东、广西的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综合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专业化指数等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计量、产业经济学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和测评，使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和科学，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目前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评分析的方法除常见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这些基础产业结构分析方法之外，国内学者也试图将效益比较分析法、效益指数分析、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产业结构变化指数、生产力系数等计量方法运用到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中，对国家、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科学测算和评价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
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应用研究
（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实现旅游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在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达到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产品供求结构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46]。随着旅游经济规模扩展带来的资源要素在旅游产业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和再配置，从而使得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出现合理化、高级化现象。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旅游产业内部保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比例，保证旅游产业持续、协调发展，同时促使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保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旅游产业内部协调发展条件下，新兴旅游景点和服务设施迅速发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旅游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47]。目前我国旅游产业优化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能合理化，主要表现在旅游业的六大要素未能协调发展；二是未能进一步高度化，主要表现在六大要素的每一要素内部未形成完善的体系[48]。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中的许多产业部门高度相关，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使得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困难。事实上，在旅游产业高级化的工程中，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配置”[49]。
我国学者结合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陈仙波[50]基于需求与供给理论的运用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的特征，指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探索其优化模型与优化措施。郭胜[51]、高维忠[52]分别探讨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目标和措施。随着我国各省市纷纷提出旅游产业调整与优化升级的目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表现出由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转移的趋势。顾朝林等[53]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量化分析江苏省旅游行为特征、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空间结构，指出江苏省处于产业结构明显转型期，强调产业优化的重要性；李刚[54]对辽宁省的旅游产业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促进辽宁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宋静[55]针对重庆市旅游产业结构具体情况，评述重庆旅游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优化；任建华[56]在分析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优化建议；马勇[57]、王迪云[58]、吴冬霞[59]、单珍[60]等分别对福建、南岳旅游区、广西、浙江等地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优化政策进行了阐述。以上学者都是通过分析一定区域内旅游产业结构的现状、确定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指标，进而得出该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策及发展路径。
（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仍然表现出很强的政府推动型特征，产业政策仍然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除了区位条件、资源基础、开发环境等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融合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旅游产业区域结构优化的进程。王兆峰、杨卫书[61]从微、中观层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动态视角、系统学的耗散结构角度，构建了旅游企业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的演化模型，提出旅游产业集群在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方面的作用。麻学锋[62]借鉴价值链和系统论的理论，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与动态演化，建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循升级轨迹进行系统自适应的调整。王云龙提出旅游产业结构概念模型和运行模型，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李峰认识到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演化方面的重要动力来源，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生延超在构建多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测度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政策扶持和措施实施在显著改善旅游市场、投融资等产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地区间绝对差异的扩大仍不容忽视。以上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机制、动态演进等空缺，对于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研究述评及展望
近年来旅游产业结构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旅游产业管理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地位提升与深入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和质量亟待提升，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型已迫在眉睫，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凸显。通过梳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第一，研究内容日益多样，部分领域相对不足。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现出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及应用对策研究等成果逐年增多的态势。同时，研究普遍认识到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旅游产业的升级是旅游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有些不吻合。第二，研究范式较为成熟，研究视角需要拓展。纵观国内研究，绝大多数采用“分析发展现状—提出存在问题—给出优化建议”的研究范式。研究侧重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机制作用、地区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而从旅游产业市场机制自身调节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明显不足，较少结合旅游产业集聚、城市化发展等视角进行综合探讨。第三，研究热点相对集中，理论体系尚需完善。目前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的优化理论和方法测度主要集中在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大多借鉴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较为成熟的公式或基础理论，缺乏结合旅游产业特殊性对这些公式和方法进行的调整和改良，分析手段较单一，比较分析方法的使用较少，缺乏创新实证研究，旅游产业结构量化分析方法与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综合看来，尽管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在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优化仍是今后的研究重点：首先，重视旅游产业结构理论体系的构建。深入探讨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构成要素、划分等基础理论，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产业特性，完善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体系、评价模型与测度方法研究，还应加深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动力研究，注重将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区域经济、城市化等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其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机理的研究。在定量研究中，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往往关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联、产业影响和效益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影响机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较小，因此，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优化机理将会是今后关注的重要领域。再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需重视产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环境效益，注重与其他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等。对旅游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政府政策正确引导是避免产业结构失衡、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力量。区域政府应正确发挥其引导和服务职能，防止盲目干扰旅游产业发展，尽量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促使旅游市场机制发挥出调节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魏巍.辽宁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研究[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0：5-6.
[2]罗明义.旅游经济分析：理论、方法、案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7-38.
[3]王兆峰.基于产业集群的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8-63.
[4]陈玉英.关于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的几点认识[J].旅游科学，2000（1）：28-30.
[5]廖涛.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定量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2（17）：131-132.
[6]张辉.旅游经济论坛[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5-8.
[7]江世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4-26.
[8]马波.试论旅游产业经济学的建立[J].旅游学刊（基础理论与教育专刊），1999（51）：24-28.
[9]张涛.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辨析[J].旅游学刊，2003，18（40）：24-29.
[10]杨振之，陈谨.论我国旅游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5）：30-34.
[11] 张立生.旅游业部门结构演进规律及演进模式[J].经济经纬，2005（2）：120-123.
[12] 马波.中国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J].旅游学刊，2007，22（12）：12-17.
[13] 王淼.旅游业的产业结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1）：72-76.
[14] 陈雪琼，任晓春.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及其优化对策[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20-26.
[15] 苏林宁，谢新丽.环三都澳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66-68
[16] 廉同辉.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旅游产业结构研究—以黄山、九华山景区为例[J].旅游论坛，2011，4（4）：66-68.
[17] 潘景胜，王淼.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J].上海大学报，1998（5）：37-42
[18] 杨新军，马晓龙.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合理性的SSM分析[J].人文地理，2005（1）：49-52.
[19] 汪惠萍，章锦河.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与优化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7，21（1）：12-15.
[20] 康传德.青岛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20）：23-25
[21] 葛军，刘家明.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偏离-份额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1，30（6）：760-765.
[22] 张明磊，孟庆红.云南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1（2下）：163-164
[23] 付岗，赵爱婷.秦皇岛旅游产业结构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科学社会版），2007（4）：101-105.
[24] 刘月皓，孙虎.山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偏离-份额分析[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08，34（3）：113-117.
[25] 张晓明，刘总理.基于偏离-份额法的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25（1）：103-105.
[26] 郑平，汪东亮.四川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产业结构分析[J].产业观察，2011（18）：120-121
[27] 杨勇.结构变迁效应与旅游业发展潜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8-113.
[28] 李文静，乔小燕.省际旅游业结构变迁中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检验[J].产业经济，2012（10）：29-31.
[29] 闫敏.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J].旅游学刊（双月刊），1999（5）：10-15.
[30] 戴斌，束菊萍.旅游产业关联：分析框架与北京的实证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7-15.
[31] 乔玮.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6，26（12）：63-66.
[32] 王丽，石培基.甘肃省旅游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3（1）：68-72.
[33] 卢璐，宋保平，等.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旅游产业关联度分析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43-48.
[34] 张吉林.旅游业—一个产业化组织的过程[J].财贸经济，1999（2）：61-64.
[35]马仪亮.对旅游业几个重要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5）：852-856.
[36] 吴铮争.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4：1-5.
[37] 黎美洋.四川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分析[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6：1-3.
[38] 王松茂，何昭丽，等.新疆国际旅游业集中度及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1）：81-84.
[39] 杨琴，王兆峰.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技术创新模型的构建—以湖南为例[J].求索，2009（10）：86-71.
[40] 崔振兴.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可持续性优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12-32.
[41] 张佑印，顾静.中国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变化的空间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2，32（4）：155-172.
[42] 庄小丽，康传德.湖南省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51-54.
[43] 刘水亮，田金霞，等.张家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与优化[J].商业研究，2009（3）：200-203.
[44] 张广海，孙文斐.山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及其优化措施研究[J].青岛酒店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0（3）：1-8.
[45] 甘永萍.基于偏离-份额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广西入境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1）：79-82.
[46] 谢春山.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0，33（1）：37-40.
[47] 师萍.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方法初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9（1）：85-88.
[48] 兰楠.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实际中的约束分析[J].四川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1（3）：15-18.
[49] 张凌云.试论有关旅游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J].旅游学刊，2000（1）：10-14.
[50] 陈仙波.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策略[J].未来与发展，1995（6）：27-30.
[51] 郭胜.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目标与措施[J].财贸研究，2003（4）：18-20.
[52] 高维忠.新时期优化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途径探讨[J].经济师，2003（4）：70-71.
[53] 吴泓，顾朝林，马荣华，徐晓勤.江苏省国内旅游结构特征研究[J].地理科学，2003，23（6）：755-761.
[54] 李刚，赵静玮.辽宁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06，15（2）：93-99.
[55] 宋静.重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反思[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1-5.
[56] 任建华.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评价及优化建议[J].山东纺织经济，2012（5）：102-105.
[57] 马勇，王春雷.福建省旅游业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地理，2000，20（5）：103-107.
[58] 王迪云.南岳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2002，22（6）：754-759.
[59] 吴冬霞.广西旅游产业结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