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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
（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2]刘平秀，新世纪德育人性化的走向[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篇2
2.服务主客体的选择。
第一，作为服务主体，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应发挥自身的专业服务人才资源优势，在服务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领域，主动参与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教育传承保护的科研服务和教育传承服务。在研究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发挥非遗保护研究及服务人才优势，依托两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平台及其经费支持，在边疆少数民族非遗教育传承研究中探索出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服务实践项目，重点关注遗产地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科研模式和教育服务模式。第二，对那瓜社区服务平台的选择。那瓜村位于云南省富宁县那能乡的东部，距乡政府驻地18公里，主要居住着壮、瑶两种民族。社区文化资源丰富，有国家级（云南壮剧）和云南省级（陇端街①）非遗保护名录两项，二者在活态传承方面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陇端必有戏，无戏不陇端”的民间习俗中。再次，那瓜戏班和那瓜风流街活动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具备本项目开展研究探索的条件和现实基础。第三，服务目标及服务对象。重点面向那瓜村小学自愿参与学习传承云南壮剧的业余爱好者，服务过程中也会涉及家长、戏班传承人、导演、村组长和活动组织者等服务对象。保护服务的目标重在促进戏班传授者与学员之间教学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通过培养云南壮剧遗产地传承人、壮剧爱好者等相关者自觉参与本社区本民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能力，实现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可持续发展。
3.科研服务和教育服务的方法选择。
项目服务者应坚持研究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在研究中服务，在服务中研究。首先，服务前中后期的研究资料收集方法，涉及现场观察法、半结构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其次，服务过程中社工助人自助的方法，涉及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方法。
二、社区与社会教育服务的个案实践过程
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实际问题出现和解决的先后为序，并按“问题分析能力研究服务介入服务反思新的问题出现”的过程进行循环，待阶段性问题得以解决后方可进入下一个阶段，直至服务总目标的达成。为期一年半（2012年6月～2013年12月）的项目服务，分为六个阶段。
1.第一阶段：初期阶段的研究服务
（1）问题分析。第一，如何在遗产地社区找寻可传承的对象？春节前一个月，在外打工的那瓜戏班成员赶回村中搭建木板戏台，排练风流街活动的壮剧剧目，锣鼓声和唱腔吸引了那瓜村小学生到戏台边观看。一方面，戏班传承人和导演有寻找接班人进行土戏传承的需求，另一方面，那瓜村小学生中部分学生对土戏感兴趣，有学戏的需求。于是，通过现场观摩和戏班导演技艺的传授，在自然情景中完成了师徒间教与学的第一次互动。但需要以某种相对正式而固定的方式确定其师徒关系，避免技艺传授的偶然性和片面性。第二，戏班传承人与那瓜村参演学生之间的师徒传承方式，在社区教育实践层面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戏班传承者的服务。在老戏台排练休息空闲时，通过教唱腔的方式激发围观学生学唱唱腔和学演壮剧的兴趣。并通过个案、小组社会工作方法的综合使用，认同并敬佩传承人和导演为壮剧传承工作的付出，提升其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第二，针对校方的服务。邀请村小学校长关注和支持那瓜小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与家乡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壮剧的技艺传承活动。第三，针对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的服务。一是支持鼓励社区活动策划组织者，以举办村级陇端街活动为契机，传承云南壮剧。二是支持活动组织策划人、村组长及热心的社区居民自愿组队为筹集陇端街活动经费而外出拉赞助，争取在社区外工作的那瓜籍成功人士的资金赞助与支持。三是服务者共同参与讨论传承活动的相关事宜。（3）服务反思。首先，遗产地小学生参与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克服了戏班成员因常年外出打工导致传承活动无法常态化开展的弊端，由此组建的那瓜壮剧少年班的学员，可作为那瓜壮剧民间土戏长期重点培养的对象。其次，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传承渠道，却因师资、教材、校方认识不足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现阶段并不具备壮剧进校园开展传承教学的现实条件。目前只能通过非正式途径的课外活动方式开展传承工作，但这种民间传承活动又面临种种现实的困境，需在服务实践中进行研究。
2.第二阶段：认知教育与认同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村参演小学生、戏班成员及其部分社区居民，对本民族的壮剧文化了解不够、对壮剧文化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不足，需开展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第一，针对云南壮剧是什么的问题，组织服务对象集体观看文山州电视台录制播出的富宁土戏专题节目视频，帮助其系统认知和深入了解本民族的壮剧文化。第二，在第一次小组活动中通过参演意义和行为价值的呈现，引导参演者对传承本民族壮剧的行动赋予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做法是将那瓜村社区参与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的文化自觉故事进行研究整理，坚持就地取材的原则，结合图片、视频和文字分享等方式，讲述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引导那瓜社区各类参与者思考传承价值和意义。一是在故事分享过程中创设一些问题引发思考与成长，如学员个体为何要来参演？参演有何价值和意义？家长为何要给予参演孩子鼓励和支持？导演传承人为何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传授技艺？戏班成员为何愿意请一个月以上长假或辞职，并从打工地自付交通费赶回村参与排练和演出？媒体、壮文化学者等为什么会来关注传承活动？二是认可参演者参与传承的正能量，鼓励其坚持。第三，那瓜风流街活动结束后，通过社区居民走访、半结构问卷调查反馈和家庭入户访谈等兼顾社区宣传和调查的活动方式，为那瓜社区居民提供参与国家级非遗（云南壮剧）和省级非遗（陇端街）传承价值及其意义的社区宣传，引导大家继续参与支持本民族非遗的传承和保护。（3）服务反思。在服务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员缺乏自信，应开展鼓励教育服务。
3.第三阶段：鼓励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那瓜小学生在参演活动中暴露出的舞台经验不足、自信心不足等问题，需通过服务给予关注和解决。（2）服务介入。第一，那瓜村风流街活动现场的关注服务。一是在9名那瓜村小学生参演的壮剧唱腔节目演出现场，提供照片的拍摄和视频的录制等关注服务，为近期即将开展的那瓜村参演壮剧小学生的成长小组活动，收集活动图片和视频资料。二是应主办方之邀与知名壮文化学者在颁奖晚会上为参演学生颁发奖品，给予行动鼓励。第二，为第一次上台参与壮剧节目表演的9名那瓜村小学生，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成长小组活动服务，一是通过赠送组员珍贵照片（包括组员的演出剧照、颁奖照片、活动过程的花絮照片等）的方式进行小组热身，在正面强化其积极参与传承行为的同时，激发其荣誉感和自豪感，提升发自内心的自信心。二是倡导组员分享和思考参演壮剧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学会理性的自我分析、自我肯定与鼓励。三是连结文山学院“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课堂志愿者学生的资源，并邀请两位大学生做现场分享与鼓励：一位壮族大学生以其多次参加壮族山歌比赛的经验，与小组组员们一起讨论交流克服上台紧张和不自信的方法；另一位楚雄籍的大学生通过介绍自己家乡的国家级非遗（彝族左脚舞），启发组员理解不同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拓宽了小组成员的非遗视野。（3）服务反思。本次参与唱腔节目的表演，只是壮剧唱腔中的一个部分，若参演学生要从学唱简单的唱腔到可以演出壮剧剧目，还需要长期系统的学习。但是，一年一度的那瓜村风流街活动，从壮剧排练到演出结束，也只有两个月，时间无法满足壮剧少年班学员学习技艺活动的常态化需求。那么，少年班进一步深入学习壮戏的机会该如何去争取？又将以什么方式来带动壮戏的学习与传承？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4.第四阶段：动员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社区活动组织策划人，为那瓜壮剧少年班争取到暑假参加富宁县大型壮剧腔调展演活动的机会，但戏班导演是否愿意继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担任技艺辅导工作？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是否会支持孩子到县城去参加壮剧展演活动？学生是否有足够自信从村级风流街的舞台走向县里更大的舞台去展演？（2）服务介入。第一，协助活动组织者在那瓜村小学召开那瓜戏班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动员大会，对活动参与者开展动员教育：一是宣读富宁县政府邀请那瓜戏班参加展演活动的文件，让家长了解活动的具体情况。二是服务者从青少年传承本民族国家级非遗壮剧所具有的价值角度进行动员，希望能得到传承人、导演、参演学生、家长、学校及社区成员的支持和鼓励。第二，对参演学生提供第二次成长小组服务：首先，动员文山学院第二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参与公益活动，为那瓜小朋友收集祝福资源。其次，通过小组游戏和视频分享等互动活动（一是让组员选择彩色纸条并念读纸条上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所写的文字鼓励和祝福；二是播放大学生非遗保护志愿者在课堂现场拍摄的鼓励视频），让组员感受外界对其传承行为的关注，激发传承动力，引发传承非遗的价值思考。最后，活动结束前邀请组员在彩色纸上写下对自己鼓励的话，进行旨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自我鼓励教育。（3）服务反思。自信心的培养需要更多此类服务活动的强化，故需要在接下来的服务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以便在学员遭遇各种困境时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及解决问题的服务活动方案。
5.第五阶段：困境时的抗逆力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在壮剧排练期间，出现了外出念书回村的小伙伴嘲笑参演壮剧学生“土”、少数学员退出和师徒教学互动方式不当等问题。（2）服务介入。第一，邀请外出念书的小伙伴一起做活动，通过分享照片、观看电视台的节目视频等方式，引导其了解那瓜村小学生参与国家级非遗壮剧演出传承活动和外界对此的关注情况，激发其反思自己的语言歧视行为，并帮助其在认知的基础之上认同本社区本民族的非遗文化，支持其他小伙伴的传承行为。第二，针对学员退出事件，一是到退出学员家中做家访，并灵活开展家庭场域范围内的小组活动，引导退出者回归。二是帮助留下来继续参与传承壮戏的其他学员，进行负面情绪的疏导服务，即通过小组互动的方式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如邀请组员匿名写下对已决定退出组员想说的话，然后由小组活动主持人大声念出来与所有组员分享，并进行灵活引导；三是邀请学员一起制定小组退出制度的契约，对不遵守制度约定者和无故退出者的惩罚方式进行小组讨论，强调任何组员都有退出的自由，但必须根据约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预先告知，经大家商议后方可正式退出。四是结合个别学员已退出的客观事实和原因分析，引导其他学员在尝试努力挽回无效的情况下，学会理解和尊重退出当事人的选择，但需说明退出者无故退出的方式是不恰当的。由此引申壮戏传承队伍建设的不易，希望组员加油坚持，抛出“一个也不能再少了”的活动主题，稳定继续坚持参与学员的情绪。第三，针对师生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教学方式、态度不当引起的小矛盾问题，一是通过个案辅导的方式，促成戏班导演、传承人对少年班学员的互动方式问题进行反思，并从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个人辅导，并提出改善建议。二是邀请师徒共同参与成长小组活动，通过传承游戏体验师徒合作的重要性，邀请学员现场分享感恩师傅的话，达成相互理解和谅解，为今后和睦的师徒关系奠定基础。（3）服务反思。作为保护教育的一个难点，学员参与壮剧传承的抗逆力培养，应以本土化方式强化其内心的认知和认同能力为突破点。
6.第六阶段：展演活动结束时的社区教育服务
（1）问题分析。一是展演结束后，如何强化参演学员的荣誉感和传承责任感，以便长期坚持传承下去？二是那瓜戏班的团结需提供引导服务。（2）服务介入。通过那瓜社区教育实现那瓜壮剧少年班成员参演壮戏过程中成长的仪式性认同。在壮剧展演活动结束的第二天上午，服务者在活动组织者的协助下，在富宁县广电大楼开展那瓜戏班成长的社区教育活动，邀请文山州壮学会会长、文山州壮剧团人员、富宁县文化馆人员、那能乡中学校长、那瓜村社区内外居民和那瓜戏班全体成员参与。活动从筹备到实施过程的要点，第一，连接第三届大学生非遗保护教育班学生志愿者的服务资源，为那瓜戏班所有成员制作成长像册，并在活动现场招募颁奖嘉宾，为那瓜壮剧少年班每一位参演学员颁发成长像册并口头赠言，由此提升戏班成员参与传承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强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戏班成员在传承困境中坚持将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行到底！第二，邀请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壮族剪纸老师，以那瓜村小学生参演壮剧传承的故事为主题，构图制作大型壮族剪纸作品，并在社区传承教育活动中邀请州壮学会会长颁发给那瓜戏班，以间接促进那瓜戏班和全体社区内部成员的团结友爱。至此，以问题与能力解决为导向的服务目标已达成，服务告一段落。（3）服务反思。由于那瓜村服务个案所依托的科研项目经费有限等原因，不具备长期在遗产地社区开展此类服务的条件，那么如何才能将此类服务可持续地进行下去，需在后续研究中思考和探索。从服务效果角度看，本项目从培养传承人才的角度为那瓜村社区两项非遗的保护，提供了一次资源整合的社区教育模式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三、小结
1.服务模式的特色
（1）服务模式的创新。首先，面对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目前招生难的困境和土戏传承人才培养的服务需求，基于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非遗传承保护中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以文山学院民研所专业人员为服务提供者，依托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完成了对“地方高校介入遗产地村寨开展壮剧传承人才培养服务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的探索研究实践，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拓展出一项新的服务领域，并为相关的研究和服务积累有益的实践经验。其次，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剧种，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的活态传承，需要节庆活动陇端街作为存续的文化土壤，两项非遗并存于同一壮族村寨社区，相辅相成。因此，对于两项非遗的保护传承服务，可以同时进行。通过服务项目从研发设计阶段到实践过程阶段“边研究边服务与边服务边研究”的互动实践，兼顾国家级和省级两项非遗项目合作传承的那瓜村模式，为地方高校将学校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引入少数民族非遗社区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教育保护服务，提供了一项基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实践。（2）服务方法的创新，即学校社工助人自助理念和方法的引入。本项目的服务和过程研究探索，是基于服务者主体与服务对象客体群之间的助人自助关系，以遗产地社区为服务实施平台，以地方高校介入整合开发遗产地村寨社区各类教育资源为重点，对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探索实践的社区与社会教育传承保护模式。（3）服务方式的适切性。首先，基于社区动员和社区营造的服务思路，本项目以整合地方高校民族研究机构的专业服务能力优势、戏班传承者的文化自觉传承能力优势和遗产地社区成员自觉参与的能力优势，对那瓜村爱好壮剧的小学生开展校外教育传承活动，在暂不具备壮剧正式进校园开展传承教育活动的现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服务项目研发的过程，在初期经历了从计划依靠遗产地中小学教育的正式传承途径，到依靠社区与社会传承教育的非正式途径介入的转变与调整，即通过那瓜村本土传统节日活动和外出展演活动带动遗产地村小学非遗爱好者参与传承非遗的社区教育传承模式，比原计划进遗产地中小学开展教育传承服务更具针对性和适切性，服务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此模式可同时兼顾培育戏班传承者群体、参演壮剧传承的那瓜村小学生、社区内外成员等相关者关注并参与传承活动的文化自觉能力，并通过遗产地社区非遗文化空间的保护，为后续的可持续保护奠定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篇3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
（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2]刘平秀，新世纪德育人性化的走向[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4]周湘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体构建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05，(1)．
[5]孙扎懿，教育失误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篇4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2]刘平秀，新世纪德育人性化的走向[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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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会功能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随着学校教育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也已结束。但是,学习化社会理论则认为,随着社会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其短暂的学校期间的学习是不可能获取人类所有知识的,即使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也是不可能全学完的。学校的教育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使学习者获得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要不断的接受该专业领域的持续学习,将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相融合进行终身学习,不断的促进学习者实现其社会化。
2对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启示
2.1实现有效教学
体育教育应该注重多元化的教育与创新,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化,有效提高体育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这是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发展的动力坐在。只有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够实现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突破。首先,这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教师水平的高低对教学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需要教师言传身授,没有高水平的理论知识和标准的动作指导很难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教学的资金投入。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不仅需要专业的训练场所,更要在教育软件方面的投资。例如,现场观看职业球员的训练、录像教学等等,这些软件方面的投入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帮助。
2.2强化学习者的主动学习
传统的体育教育学习最突出的方式是填鸭式教学,教师通过言传身授让学生学会最基本的专业技术和理论。在这种教育观念下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学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技能考试甚至成为了一个过场。学习化社会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赫钦斯认为:“教育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责任[2]”。这就意味着体育教育专业需要以人为本,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教师由原先的主导者变为引导者。教师通过“问题—构建”的教学方式,针对教学目标结合录像观察等方式提出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引导学生去联系。其次,还要针对不同学生的身体素质来训练和指导学生,并帮助学生自我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这些都有助于学习者由被动的学习转变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
2.3注重培养与完善学生的人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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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也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可以多采用综合实践、社会调查的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综合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生活责任感、明晰的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辨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经过调查之后，再让学生针对这些在生活中既普遍遇到而又认识很难统一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思考、辩论，不但能提高认识能力，收到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的作用，还能提高口头训练能力，并促进写作。例如，本学期我班进行了“学生带手机与学习成绩”调查和“假期与网络使用”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学生都进行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通讯网络的逐渐覆盖，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现象日趋普遍，即使学校明令禁止也不可能杜绝，且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学生自制力差，网络和手机上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诱惑着学生，大部分带手机上学和有网瘾的学生其成绩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3）合理利用手机和网络，充分发挥手机和网络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手机和网络转变为教育教学资源是当务之急。学生将调查、讨论的内容写成了作文或者调查报告，本学期内手机作弊、网聊、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好转。我们做到了语文的生活化，学生不觉得语文枯燥，学习兴趣自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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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卫视是传媒行业仅次于中央电视台的领头羊，算是各大卫视的领军企业，收视率每年都有所攀升，有许多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我是歌手》等几个品牌栏目，还有湖南卫视的自制大戏，每周都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湖南卫视之所以有突出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为了提高节目质量，花大价钱设计包装舞台、更新设备，高价邀请演员明星，许多创收的节目是从韩国引进，力保为观众提供强大的视觉盛宴。如此，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节目质量，而节目质量的大跨越同时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这仅仅是传媒界一个小小的成功案例，就揭示出了调整好传媒业与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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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绘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现状思考
在追求个性化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手绘展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潜力，但是在包装设计中所应用的手绘却在个性以及原创方面都体现出了不足。包装设计中优秀的手绘设计虽然可以通过电脑等现代技术来完成，但是包装设计中手绘艺术的精髓却在于原创性。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手绘的结合构成了设计行业中独特的设计体系，并且能够很好的表达出产品的艺术风格以及设计者的个人感情。在设计行业的发展中，应当扎根于中华文化并对西方设计经验进行吸收，而手绘设计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则应当发挥出手绘的艺术性与原创性优势，并体现出时代性特点，在此过程中，作为设计者应当重视考虑文化、艺术与商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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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与新，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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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查阅全国关于体育专业办学及特色人才培养相关文献、全国各体育学院学报、体育类期刊以及其他学术期刊和论著,了解本研究现状。
1.2.2访谈法
对各年级航模方向学生和国内航模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进行访谈,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2.3问卷调查法
采用全面调查方法,对该专业方向09、10、11级三个年级共发放问卷28份,回收28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5份,有效回收率89.3%,满足研究需要。
2结果与分析
2.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人才培养定位决定了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向,南昌航空大学社会体育专业航模方向特色人才培养从2006年开始着手实施,初步确定了培养“航模制作与飞行能力”的人才培养定位,在2008年培养方案中进行了一定完善,但总体上目标定位较低,仍集中体现在培养学生实践动手制作飞行能力,为国内航模企事业单位提供操作手的层次上。随着历届航模方向毕业生就业情况及用人单位对专业方向人才需求,以及国内无人机、直升机方面研究不断地深入,我们认为,仅仅满足掌握航模制作与调试飞行能力的培养目标定位,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作为本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必须着眼于航模研发以及更高层次无人机研发机构。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该方向培养更高层次定位均有比较一致认可,68%的同学认为培养定位应该在无人机或更高层次研发机构领域,排名第一(见表1)。为此,学院在2011版培养方案中,已确定了培养“制作、飞行与研发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定位的提升,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航空产业对该方向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方向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该专业方向选择的学生人数来看,2009级至2011级航模方向学生人数的逐年增长,显示出了该专业方向良好的发展前景。
2.2课程设置
人才培养定位必须通过课程设置及每门课程授课内容得以体现。在社会体育专业下增设航模方向,与国内同专业相比是崭新的尝试,对于如何体现该专业方向特色,课程群的设置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2006年学院在初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培养定位,确定了“航模运动概论、机械制图、模型飞机结构工艺制作、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等六门课程,在2008版培养方案中增加了“模型飞机的调整原理”,但受当时人才培养定位局限性影响,特色仍不明显,也未设立单独航模方向课程群模块,该方向课程与社会体育专业其他方向课程混杂在一起,同学们对课程设置总体评价较低,调查显示,52%的学生对当时课程设置持“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态度。在2011版培养方案中,结合新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学院在保持原有课程基础上,又增加了能够提升学生综合研发能力等课程,更加符合目标定位及社会需求。同时针对航模方向单独设置了课程群模块,对该方向的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均有了明确界定,使课程特色更加明显(见表2),调查显示,大家对新课程群各门课程普遍持满意态度。
2.3实践性教学环节
作为航模方向的学生,学生在保证基本航模理论知识学习同时,更需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实践性环节教学与训练,小到每一架航模飞机零部件制作、组装,大到各种类型航模飞机调试、试飞等待。同时,利用寒暑假时间到国内航模企事业单位实践锻炼,也是迅速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拓展知识面,更好的迎合社会需求的重要手段。调查显示,88%的同学认为去航模企事业单位实践训练是“非常必要”和“必要”的。在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上,普遍认为应尽早安排,可以利用大二到大三的寒暑假分散进行,并在大四最后一个学年,全年安排在航模企事业单位进行实践性学习,形成“3+1”的培养模式,一方面,能让该专业方向学生尽早接触社会该领域,弥补学校知识的不足,形成学校培养与社会培养相结合的校企联合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学生亲身实践真正提高他们的实际应用能力,为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2.4软、硬件条件设施
办学条件是保证办学效果的外部条件和物质保障。该方向2006年办学至今,在实验室建设、固定实验仪器、制作工具等方面硬件投入逐年增多,基本满足了该方向学生校内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需要。但专业师资则一直是制约该专业方向做大做强的瓶颈,常年来,学院该方向一直只有一位专业教师,不仅承担大量的航模理论课教学,同时还兼顾制作、飞行等实践环节教学,师资非常紧缺,成为制约该方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学院也曾多方寻求师资,但从严格专业区分来界定,由于国内至今尚无专门航空模型专业人才培养,现有该方向教师多为具有飞行器、航空制造等相关工科专业背景教师,他们将是体育航模方向的重要师资力量。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引进相关工科专业教师承担理论课教学任务,而对于实践、制作与试飞等实践性课程可通过自身培养学生留校方式得以解决。
3结论与建议
(1)社会体育专业航模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从办学初期的培养学生“制作与飞行”能力到现如今的“研发”能力,水平有了较高提升,也更加满足社会对该专业方向人才的需求。由此可见,专业方向的办学定位必须以社会需求为指挥棒,并要有长远的规划。
(2)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必需满足人才培养定位要求,对于具有特色的专业方向应设置相应的课程群,并能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有机整合,以利于该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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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大学生多数为90后，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父母对孩子的宠爱造成孩子自理能力差、自我中心意识强。并且社会责任感降低。经常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这样的孩子走入大学校园，很难适应大学生活，遇到集体活动表现得不够积极，集体宿舍里表现得孤立、格格不入。经常被称作有个性一族。这种社会意识、集体意识薄弱的群体在走入社会后也经常表现出团队意识、合作意识不强。其次，学校对学生公德的培养欠缺，长久以来的教育体制中，注重学生的分数，忽视道德教育。学生进入初高中后，这一点更为明显。曾在2009年，湖南省一私立中学下晚自习后发生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这一事件在向我们说明学校的教育中欠缺了对学生公德意识的培养，在公共场合，楼道里行走要靠右通行，缓慢通行不推撞，互相谦让不喧哗。在学校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也更多关注成绩，最终能否考入理想的大学是由成绩决定的。而在大学开设的两课中，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生旷课、课上不听讲等现象屡见不鲜。认为思政课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其他认真听课的学生也往往是知而不行。例如课上讲到要爱护公物，课下就有在课桌上乱写乱画的。所以说培养社会公德的意识并没有落实到践行环节。所以在学生心目中考试始终是划分课程重要程度的唯一标准，这是长久以来教育体制遗留下来的阴影。再次，社会上不良环境影响。大学生在年龄上进入成年人行列，但是在思想意识上受外在环境影响较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出现形形的不分美丑、善恶现象。例如金钱至上、权钱交易、制假造假等等丑恶现象，它使得大学生容易走向功利化、世俗化。大学校园经常看到四六级替考、卖答案、毕业论文等广告。这些背离诚信、亵渎知识的行为在诱因着青年一代。势必对其社会公德的养成起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信息时代网络的冲击。在信息时代极大发展的前提下，人们生活空间由现实社会已经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中来，当代的大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超乎想象，作业、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很多情况下不经过独立思考，直接到网上抄袭。网络聊天、购物、冲浪游戏占据了个人大部分生活空间，在一个没有严格制度约束的自由空间里，道德主体需要用自律意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可是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判断标准的主体来讲，自律意识显得那么薄弱。所以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沉迷网络、欺骗、制造谣言、浏览等等行为。
3当代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手段
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社会公德是衡量其个人品质的重要标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自我价值，而在于他的社会价值，这一点不仅指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在于他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要提升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公德意识。笔者认为高校尤其是思政课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前沿阵地笔者也试图探索出能内化道德行为意识，外化道德行为习惯的一种模式，从根本解决问题。
3.1教与学结合，注重细节
高校开设“两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站在理论前沿，对于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具有战略优势，高校要抓好时机，利用教的优势，培养学的兴趣。主要体现在课堂的教学环节，要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站稳大学生思想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培育学生。在教学方法上要选取真实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在讲授文明过马路时，选取中国式过马路的惊险片段播放，以此加强学生对社会公德的敬畏意识。让教与学间有结合，让学生体会学的必要性、紧迫感。所以要抓住教的细节，切忌过粗、过于形式化的泛泛而谈。文明出游、餐桌礼仪。握手礼仪、水电资源的合理利用、助人为乐等等教学环节。尤其要强调对细节的关注。
3.2信与守统一，坚守信仰
在社会生活中，当面对道德困境时很多大学生往往表现出困惑，例如当问道“有老人路边被撞倒，你是否敢扶?”时，大家会联系到2008年彭宇案，大学生扶老人被判赔7.9万元。同样在2014年，发生在武汉街头，一老人骑车摔倒手骨折，“最美女生”勇敢扶起。所以善恶美丑的鲜明对比更有利于锤炼大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要广泛开展学习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和身边好人活动，用人们信服的榜样进行引领，用令人敬仰的模范先进示范，形成见贤思齐、尊道尚德的浓厚氛围。使大学生群体坚信社会的道德主流是向善的，培养大学生对社会公德的坚守。提高其道德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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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结论
（1）需求意愿强烈但“一座难求”。
宁波目前就读老年大学的学员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初、高中学历合计达80%；老年学员基本都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71.5%的学员月收入2000元以上，且参与老年大学学习都得到了家人认可与支持，他们对各种课程的学习意愿整体比较强烈，“需要”和“非常需要”的比例都超过60%，最高达90%。但目前各老年大学学员的课程学习数量整体不多，约80%的学员选择就读的课程数为1-2门，就读5门以上课程的人数不足4%。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政策的包容性不够,各老年大学采取提高入学门槛的方式，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弱势老年群体”较难获得学习机会，“一座难求”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宁波属老年大学招生对象以市级机关和市级企事业单位的退休工作人员为主，且限于海曙、江东、江北老三区户籍，必须凭退休证报名，处级、正高级职称人员和部队师级以上干部具有优先报名及录取资格。
（2）需求层次整体不高，相对偏好应付需求与表现需求的课程。
当前老年学员需求最强烈的是应付需求的课程，表现需求和贡献需求的课程次之，对这三种需求的课程，需要和非常需要的比例合计都达到70%以上，对影响需要和超越需要等较深层次需求的课程需要程度相对较低，也有部分成员对贡献需求、影响需求和超越需求的课程表示出“不需要”的态度，反映了老年教育需求主体的接受意愿不足，这可能跟该市区学员整体教育背景有关，高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占到了学员总数的近80%。
（3）学习目标超越了功利主义，具有持续的学习兴趣。
目前老年教育需求的目标已超越了功利的实用价值，更多是为了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使人生在最后阶段更积极、充实和有意义。学习动机调查显示，老年学员的学习动机排在前三位的是保持身体健康、学习新事物和结交新朋友,合计占比72%；对获取文凭持“不希望”以及“无所谓”态度的学员数占总数的92%，调研还有62%左右的老年学员在老年大学就读的年限超过3年，说明老年学员具有持续的学习兴趣。
（4）不同背景的学员课程需求差异化明显。
70岁以上的老年学员对贡献需求的课程学习需要高于70岁以下的老年学员；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学员对表现需求的课程学习需要高于高中以上的学员，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学员对目前学习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经济收入越高者对整体各项学习需求越大，收入在4000元及以上收入的老年学员在表现需求、影响需求以及超越需求上要显著高于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学员；市属老年大学学员比区属的老年大学学员具有更深层次的需求，体现在市属老年大学的学员对应付需求和表现需求的课程学习需求显著低于区属老年大学的学员，但对超越需求的课程学习需求反之。
二、老年教育社会化的提出
众多实践表明，过去的“全能政府”显然已经不能充分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随着老龄化理论的发展，世界范围的老龄观及应对老龄化的模式也正从危机、问题、压力等负面认知转向建设性的、具有发展潜能的积极向度，健康老龄化、产出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都代表性的主动乐观地迎接老龄化，凸显老年人发展需求的重要性和社会参与这一精髓，从新的高度诠释了老年群体的价值，为老年教育发展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在实践界，为增加老年教育有效供给，各国也都在积极探索老年教育的资源组织模式，政府、高校和民间力量都在普遍参与、共同促进老年教育，走社会化办学道路已成为老年教育的必由之路，老年教育也因此呈现出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政策法制化、办学对象细分化、课程教学多样化、队伍建设专业化的发展态势。当前，世界各国养老模式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为主转变，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本研究提出“老年教育社会化”，意在强调养老教育的社会参与性，包括政府、高校、非营利性组织、社区等在内的多元主体互相配合、联动发展。从需求角度，体现养老教育发展的以人为本与需求导向；从供给角度，指养老教育打破了传统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供给的现状，促进养老教育供给的多元化发展及协作发展。本研究认为，老年教育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对传统老年教育缺失的补充，这种补充体现在：一是整合各种资源，满足老年群体的受教育权，促进他们适应社会变迁，参与社会发展，实现继续社会化；二是着眼于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基于群体性差异对需求做进一步细分，在教育内容、方式、提供主体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差异化制度设计；三是重点强调传统办学体制下相对忽视的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作用，通过教育机构多元化、运作机制社会化、教育资源全社会筹集，实现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满足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四是为老年人提供有质量的教育服务，致力于对老年人健康素养的全面提升，不仅让老年人保持生理、心理、智能等方面的良好状态，而且要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融入社会，与外部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三、需求导向下的老年教育社会化关系网络及实践方式
推动老年教育的社会化实践，整个社会也必然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当前，与老年教育发展发生联系的主要关系人除老年大学外，还主要包括政府、高校、以企事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力量、社区等，对关系网络的分析旨在分析不同关系人所拥有的资源类别、丰富程度与支持意愿,其实践方式的分析旨在研究如何发挥各主体优势和最大效益,以满足老年教育需求。
1.政府：推动老年教育法制化
老年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应首当其冲成为主要的供给主体，并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上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管理体制、发展取向、教育规划与管理制度制订上具有领导规划责任，在权责界定、方略谋划和区域联系等方面发挥统筹管理职能。我国当前的老年教育基本是在政府财政或企业的支持下运转的,但政府对老年教育经费投入尚未列入财政预算，供给主体的制度支持普遍不足，尤其是政策法规缺位缺失，阻碍了老年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和长效机制形成。进一步发挥政府在老年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目前关键在于推动老年教育法制化。当前老年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都通过老年教育政策法制化、建立支持性的制度政策环境等措施，来提升老年教育的功能定位、开拓老年教育的渠道、完善老年教育的管理体制和保障老年人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比如，当代民主代议制度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以《盎格鲁-法兰西声明》、《老年人教育权利论坛宣言》、《老年教育》和《老年人教育工作手册》等形式，呈现了老年教育政策的基本方向，美国制定了《老年人法》、《成人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内志愿服务法》等重要法案，使老年教育相关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合法性基础。政府应从刺激老年群体有效需求和保障老年群体受教育权的公平性出发，把老年教育纳入法制管理轨道,通过减税、补贴、公共财政预算等方式，形成稳定的财政供应机制；应发挥政策引领与组织协调作用，探索实施社会参与式管理；应建立综合评估与监督机制，确保老年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
2.高校：推动老年教育专业化
近年来，高校作为开展老年教育的一支特殊办学主体逐渐受到重视，高校在老年教育中的广泛参与及所提供的老年教育活动已成为各国老年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并在各国老年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大学免试招收老年学员、举办暑期大学，兴建“退休村”推行寄宿教育，瑞典老年教育与正规教育融为一体,所有大学都对老年人开放,日本高等教育机构实行公开讲座制度、科目选修制度和函授教育制度，都较好地契合了老年人的学习特点，满足了老年群体的教育需求。高校参与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视野下高等教育功能观的提升和飞跃，是教育本性的复归和本体功能的凸显,是高校发挥大学功能的良好体现,也是老龄化背景下服务社会的直接途径,更是高校多样化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科研、教学资源、教育管理技术和手段、教学管理经验等方面具备参与老年教育发展的天然优势，也为高校开发社会学习资源、建立终身学习网络和服务平台、开展老年教育与培训等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高等教育向老年人群开放，将在规模上和层次上迅速推动老年教育发展。高校应担当起老年教育科研主力军的角色，发挥其在老年教育中的高水平示范作用，加强老年教育的内涵建设，促进老年教育向专业化发展。首先,基于目前老年群体由于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家庭背景等因素差异而存在较大异质性，求学动机也因此不同，高校应在注重老年人学习需求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细分。第二,基于目前老年教育形式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群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的现状,高校要结合老年教育特性和区域文化特征，主动分析正规教育、公开讲座、旁听、选修、暑期大学等教育形式的可行性和适应群体，研究弹性化、多样化的招生条件与学制设置，探索多样化的课程类型设置和课程层次定位，研究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应用，探索不同教育类型的差异化管理模式，适量兼顾继续教育和补偿教育。三是基于目前以休闲教育、实用教育为主的老年教育课程设置不能满足老年学员及未来“准老年人”学习需求的现状，应根据时展需求和老年人身心特点，不断更新课程内容设置，促进并引领老年教育需求。
3.以企事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力量：推动老年教育多元化
以企事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和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们也是老年教育办学资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基于当前老年教育供给总量不足，老年教育机构覆盖面比较狭窄的现状，以及随着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方向的嬗变，新旧观念及制度的转换便会给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发展带来一定的弹性空间。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老年教育也可能面临如何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适度的产业化,鼓励老年教育供给主体的广泛参与,满足老年教育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发展需要。甚至有研究指出，非营利企业、民间自组织机构也可以成为公共资源组织的核心主体。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年教育发展旨在促进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参与养老教育体系。鉴于目前老年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建议首先应从制度供给与市场培育两方面，主动分析社会资源配置主体需求，从机构设立、教育资金使用、监管等方面，通过体制机制、法律政策等制度性供给，制订社会力量进入老年教育领域的平台性规范，探索形成社会化特点的引导鼓励制度和规范政策机制，协调整合各种异质资源供给的工作制度，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发展的内驱力，满足多元化的参与需求。特别要重视社会力量进入老年教育服务领域后的运作效率，以及优化教育部门职能范围以外的整体性配套环境。第二，可借助市场机制，通过董事会或理事会方式吸纳企业直接参与办学，也可立足于实体化，通过投资建设、无偿捐赠或共享的方式引导其投入教学建设；还可以立足于市场化，创新运作机制，引导其运作部分老年教育活动，实现了公益性与市场化的双赢。第三，应将老年教育纳入社会发展规划，根据老年大学阶段性办学战略的需要，从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将各种渠道资源进行功能性整合、规划与配置，构建不同功能与渠道资源交叉整合的外部关系网络，形成对社会资源的战略性运用，比如搭建立交桥，发挥各种老年教育协会、组织和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在老年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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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功能是：第一，指导从教者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做出理性的行动规划；第二，指导从教者完整地理解行动的规划和行动本身。要完成这样的理论功能，新教育学就必须提供以下两方面的知识。
（1）用于设计、开发和维护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这套技术必须解决需求的表征、目标的表征、各种约束条件的表征，设计对象的结构化、从需求到目标再到教育系统的操作技术，确保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目标-手段一致性，提升各级各类设计对象的性能、可适应性、可重用性等问题。在教育实践中，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设计和维护教育系统，确保其目标-手段的一致性、高适应性和可重用性以及降低实践成本，仅仅依赖从教者的个人经验是不够的，必须依赖构造教育系统的技术知识。新教育学将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称为教育技术。而研究创建这套技术体系的学科就是教育技术学②。目前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是教学设计技术和课程开发技术。教学设计技术是教学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开发技术是课程系统的设计技术。课程系统和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实践中的很多关键问题都不是“言说”所能解决的。教育学只有发展到技术化的水平，才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才能与实践接轨，“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理论话语才可能退出市场，教育行动才可能摆脱精英主义、经验主义的状态。也只有拥有了如教育技术这样的专业技术，教育才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领域。这也使得新教育学成为一种只能通过操作才能理解的知识体系，仅仅通过阅读是无法透彻理解的。
（2）作为教育自身规律的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其整体特征的反映性知识。这些知识必须解决教育系统的动态系统建模、系统运转机制分析、整体功能性能（一致性、适应性、可重用性等）指标分析和计算、系统缺陷归因等问题。教育系统就是一个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遵循一定规则的信息流动网络。教育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学生的成长效果，而是指学生个体与教育系统的联结点处各种信息的输出，包括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人际交往信息、管理规则信息等。而教育系统面向某个个体的信息输出则取决于其他信息源的信息输入以及实际发生的信息流动机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实际上就是信息的社会性建构和分配机制。我们将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性信息流动方面，另一个是价值性信息流动方面。关于教育系统事实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现象学，关于教育系统价值性信息方面的知识体系被称为教育价值学。它们分别负责揭示教育系统运转规律的事实性方面和价值性方面。这两方面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于教育系统真实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教育现象提供机制层次的解释，既包括教育功能是如何发生的，也包括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等等。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都属于教育科学。只不过教育价值学属于价值科学，是关于价值对象之间事实性关系的科学。这里的教育现象学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学。其实现象学教育学并不是现象学的，因为现象学教育学无法真正执行现象学还原和本质直观，还将个体性主观的现象学方法运用到主体间框架中。虽然在新教育学理解教育的整体框架中包含有“结果”要素，但新教育学更关注的是产生相应结果所需要的教育系统功能。也就是说，新教育学更多考虑的是功能而不是效果（特别是学生的成绩），因为功能可以是理论问题，而效果只能是实践问题。教育效果是学生参与教育系统耦合出来的，一方面取决于教育系统提供给个体什么样的微观环境（即教育系统的功能），另一方面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准备和具体行动。对于学生来说，教育系统提供的是现实的可能性空间。学生在教育系统中的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教育系统所能控制的。因此，新教育学倡导一种“不败即成”态度，避免失败，忌追求某种特别的成功。教育原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学。由此，新教育学与旧教育学的发问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旧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学生才会更好？而新教育学这样发问：怎么行动、条件如何，教育系统的功能和性能才会更好？综上所述，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可以分为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三个分支.。教育学的这三个分支以各种教育XX学为理论基础，其实也就是以XX学为理论基础。教育技术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考察系统的目标合理性、系统要素的多元性、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动力水平、系统维护的成本等方面。目前教育技术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知识建模、FC知识图、知识推理路径、知识组件、开发取向、目标-手段一致性、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等等。教育现象学关注教育系统中事实性信息的流动规律。目前教育现象学已创生的独特概念包括：教学系统、激活量、IIS图，等等。教育价值学关注教育系统中的价值性信息的流动规律。教育价值学尚没有展开实质研究。
二、新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
很明显，在“目标-手段-结果”的整体框架中，作为手段的教育系统必须先设计出来才能得到执行和修改，而一切教育改进都必须以设计为抓手，一切修改意见只有嵌入设计才能稳定地发挥效用，所以新教育学主张践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设计为中心的研究（Design-CenteredResearch，DCR）范式。DCR是针对DBR（Design-BasedResearch，基于设计的研究）而提出来的研究范式。DBR是一种“在真实情境中，以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协作为基础，将科学的方法与技术的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反复循环的分析、设计、开发和实施，开发技术产品，在改进教育实践的同时，修正和发展新的教育理论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焦建利，2008）这里的教育理论不是指泛泛的教育理论，而是指“对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和理论”，（Wangetal.，2005）被称为教育的设计科学。DBR可以区分为实践取向的DBR和理论取向的DBR。实践取向的DBR实际上是教育领域中的软件工程过程，而理论取向的DBR由于误解了迭代、教育行动的不可重复性、不具备正确的认识论基础而无法发展出教育的设计科学。（杨开城，2013b）实际上DBR只是一种精细版的行动研究，无法承担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任务。它唯一的贡献是让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设计属性。（王文静等，2008）与DBR不同，DCR是一种关注教育干预的设计过程，旨在发展教育设计的技术知识，并探索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的研究范式。DBR与DCR的差异很明显。DB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本身，着眼于教育干预的有效性，而DCR关注的是教育干预的设计技术，着眼于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DBR的目的是发展情境性“知识”，而DCR的目的是发展脱离情境的技术知识；DBR与情境紧耦合，不具有可重复性，而DCR可以重复。在DCR指引下，当面对教育实践问题时，我们总是首先回到教育设计的技术过程。
而教育学理论的进化总与教育中的设计技术有关。这种与技术知识关联密切的新教育学理论研究自然采用开发取向。所谓开发取向，“是指通过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原理以及各种可重用的技术来尝试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理解教育教学规律，以形成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独特认识的研究取向。”（杨开城，2004）开发取向主张将教育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知识产品看作是一种技术人造物，即人们利用某种特定技术所创造的事物，（杨开城，2005）强调从设计过程入手，基于实际数据和层次模型去理解它们。对于教育技术学来说，DCR主张采用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来改进设计技术。所谓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法，“就是通过分析某种技术所生成的产物的缺陷来分析和反思所运用技术的缺陷并使之得到改进的研究方法。”（杨开城，2005）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的基本流程见图2。图2技术人造物缺陷分由于技术体系是由技术效应件、技术系统和技术产品构成，因此技术的进化表现为技术效应件的进化、技术系统的进化和技术产品的进化。（杨开城，2008）除了基本技术效应件的发明之外，技术进化都源自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发现的功能不足，即缺陷。为了弥补缺陷，人们会将技术操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化，或寻找更加合理高效的效应件。对于教育技术来说，它的缺陷首先表现在它的生成物即教育系统上。虽然并非所有教育系统的缺陷都源自教育技术，但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必定表现在教育系统之中。所以，通过识别教育系统自身的缺陷，再沿着教育技术的操作链条反向追溯，我们会找到教育技术自身的缺陷环节，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改进技术。教育技术学的技术人造物缺陷分析在教育领域中首开缺陷分析之先河。对于教育科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来说，DCR主张采用基于信息流的分析方法来探究教育系统的运转机制和整体特征。教育科学需要对现实的教育系统进行系统建模，找到构成系统的最基本、最微观的构成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组成整个系统的层次模型。由于教育系统在性质上属于信息系统而非物质系统，因此最微观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是信息流，因此教育系统的建模及其分析必然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建模和分析。这就需要对直观的教育系统进行信息流切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运转机制模型、探求整体特征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教育系统的信息流分析基本过程见图3。
三、新教育学的理论旨趣
新教育学并不关注教育实践的所有方面，而只关注教育系统，为教育系统的设计、开发、评估和维护提供理论知识。教育实践的其他方面由其他学科来支撑。
（1）新教育学不宣布一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而是为制定清晰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撑。“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来看待”是实践问题，“应该把什么作为教育目的”是理论上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新教育学眼中，合理的教育目的和目标是综合权衡社会需求、学生发展需要和人类文化遗产三方面信息以及各种行动约束条件的结果。对于教育目的，新教育学关注的是它的可达性而不是应达性，是它的清晰无歧义的表征而不是形而上泛泛的空话。
（2）新教育学不关注泛泛的方法模式，而关注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设计教育系统以达到具体的目标。新教育学不认为“有目的的行动就是理智的行动……而理智行动就是意味着有目的和符合目的的行动”。（杜威，2009，pp.98-99）教育目的无论多美妙、多高尚、多和谐，它与教育手段之间都不会自动建立联系，不会是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实践的结果。新教育学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形而下的“技术活儿”，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务，是一种教学方法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新教育学要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理论知识。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育学不可能是形而上学。
（3）新教育学不关注有效性，而关注教育实践中的一致性。在教育研究中，有效性通常指的是某种教育干预在某种（研究）情境下令当事人（甚至蜕变成当权者）满意的程度，主观性、情境性很强。教育中的有效性研究存在归因困难（无法从效果出发检验方法模式的有效性）、适用范围狭窄（只适用于教学领域）、难以适用于反思性分析（没有客观判据确定教学失误到底发生在哪个环节，因而拒绝理性）等困境。我们将有效性研究称为“有效性陷阱”。一致性研究则不同。一致性是从微观数据分析出来的。当我们发现不一致或者某种一致性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标准时，我们可以从分析机制和微观数据中找到这种不一致的来源，归因不存在困难。一致性这个概念贯穿整个教育领域。从社会需求感知，到教育目的目标的确定，到课程产品及其体系的构建，到将课程意图转化为教学方案，到教学方案转化为教学行动，直到各种考试测验，都存在着各种一致性问题。确保各种一致性是教育实践的基本要求。相应的，基于一致性的反思性分析的逻辑是这样的：若目标是合理且完整的（价值取舍合理、期望合理），教育系统设计与目标是一致的且可行的（包含着设计者对各种规律的理解和遵循），且行动与系统设计是一致的（临场处置没有偏离预设），那么行动就是可以接受的（具体何种效果，则取决于非可控要素）。如果某次行动是不被接受的，那么可以怀疑某处的一致性被严重破坏。沿着上述逻辑链路进行回溯，结合同行对话、经验借鉴，进行反思性分析，从而改进理念、技巧、技术、经验、视野等等，进而提高从教者的综合职业素养。
（4）新教育学不关注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关注教育自身的规律。新教育学认为反映教育基本矛盾的规律才是教育规律，即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律才是教育规律③。教育原理是指教育系统何以达到目的的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一种技术性原理。实践中的教育问题都是算法问题，教育规律也就必然是指这类“算法”的外部特征、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等等。所以，新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功能与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单单是指某种静态结构，而且指系统运作所表现出来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理解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正功能、负功能、显功能、潜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系统结构的关系；从构造的角度，新教育学关注教育系统的构造技术。
（5）新教育学不关注实践的成功，而关注教育系统的缺陷。既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美好的，那么就从消灭已知的丑陋开始。新教育学坚信，既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普适的、无缺陷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那么就从识别教育系统的缺陷入手，通过调整系统的内容、内在结构和适应性以避免缺陷再度发生，促使教育系统可以与它的外部环境协同进化。由于新教育学提供了构造和理解教育系统的知识，那么它便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那些系统缺陷是如何被人为地引入的，并对症改进。
四、新教育学如何走向实践
现代教育需要教育成为一个专业性领域。利伯曼指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专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钟启泉，2001）（1）范围明确，垄断地从事对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2）工作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智性技术；（3）从业者需要长期的专业教育；（4）从业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均具有广泛的自律性；（5）专业的自律性范围内，从业者直接负有做出判断、采取行为的责任；（6）非营利的目的，以服务为动机；（7）拥有综合性的自治组织；（8）拥有具体的伦理纲领。概括地说，当一个行业能够有组织地利用专业技术和其他专业知识，在专业精神、专业伦理规范的约束下，为社会提供专门的专业服务，并赢得社会信任、拥有专业权力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成为了一种专业。而专业领域的诸多要件中，以专业技术为核心的专业知识是专业的最核心要件。（杨开城，2012）没有了这个要件，其他要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新教育学只有包含了技术知识，才会使得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成为可能。现代教育需要的是专业性的从教者群体，而不能单纯指望教育大师——教育思想、经验、成功的集大成者的横空出世。个别人因机缘巧合而成为教育大师是可能的，但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大师是不可能的，可是所有从教者都成为教育专业人员是可能的。个体的教育行动的确需要一些旧教育学所说的智慧，但整个社会的教育行动更需要专业的新教育学知识。新教育学为从教者提供的指导绝不是“只要按照某某原则规范去做就会取得何种理想的效果”的承诺，而是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新教育学能够为教育实践独立地提供知识，因此面对实践问题，新教育学主张分工原则，只提供学科理论，并不直接参与从教者的问题解决。实践问题是从教者的问题，新教育学并不代替从教者定义问题，也不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武器。但这些武器的学习及有效运用并不简单。
作为技术与科学的新教育学具有可用性、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不一定具有易用性。新教育学对于从教者来说是有门槛的学科。新教育学所支持的教育实践的基本模型如图4所示。新教育学走向教育实践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准备：第一，人员素质准备：通晓尽量多的哲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有一定的学习毅力。新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庞杂，涉及面广，这需要实践者具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否则难以理解教育学中各种操作技术的合理性。此外，新教育学包含大量的技术知识。大道至简、宏术至繁。技术总要比科学更复杂，而且它们需要操作才能理解。这就需要实践者有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学习毅力才能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第二，数据准备：学科知识库、学习活动库、课程组件库等数据库。新教育学所支持的现代教育是基于数据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教育科学，都不是仅仅基于常识和经验来思考的，它们的运用都需要数据支撑。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的数据基础之一是学科知识体系，从教者之间还需要共享可重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和课程组件，这些数据必须以数据库的方式存放才可能使它们在从教者群体中长时间广泛流转。从教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构建这些基础数据。第三，工具准备：各种设计、开发、维护、分析、诊断的自动化软件工具。新教育学不但需要数据的支撑，还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软件工具的支撑。只有这些工具软件解决了信息的重复加工和自动处理以及工作效率等问题，从教者才可能从繁重的信息加工工作中摆脱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的创造性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