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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态化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分析
建立复合生态系统发展模式可以作为山西省城乡生态化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内容。根据榆次区20个村、灵石县14个村和保德县16个村的调查，目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和水质改善。村建立水源保护区占调查村总数的100％，村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占调查村总数的38％，基本上切实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村委能主动加强农村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而且有30个村地下水资源受到煤矿区的影响，占调查村总数的60％，农村主动加强农村地下水资源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在榆次区、灵石县和保德县城周边村污水没有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距离榆次区、灵石县和保德县城较远、经济条件较差村庄的生活污水，没有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村尚未做到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方式，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村垃圾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直接倒入深沟和深坑内；加强粪便的无害化处理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农村户厕卫生标准，推广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2％，但各村推广的户数并不多。在农村污染治理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同发展清洁能源结合方面，能够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发展户用沼气村达到调查村总数的100％，但各村发展的户数并不均衡；村综合利用作物秸秆，推广“猪－沼－果”、“四位（沼气池、畜禽舍、厕所、日光温室）一体”能源生态模式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6％；推行秸秆机械化还田、秸秆气化、秸秆发电等措施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
企业对农村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村周边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已经建立，有效地防治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村周边不存在污染问题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在拥有煤炭资源丰富的灵石和保德县，由于煤矿企业的开采，村内存在一定面积的土地坍陷问题，村内存在坍陷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48％。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村内已经淘汰污染严重和落后的生产项目、工艺、设备，占调查村总数的100％。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各村能推进健康养殖，在强化养殖业污染防治方面，已经科学划定畜禽饲养区域，力求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但人畜混居现象彻底改变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已经建设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力求提高养殖的规模化水平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能够通过养殖小区发展沼气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能够通过养殖小区生产有机肥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但不能有效地进行无害化畜禽粪便还田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0％；重点治理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按标准化生产，强调采取技术、工程措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村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为0。能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积极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在种植区域普及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0％；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准施药等技术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0％；实施田间合理灌排，发展节水农业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50％。
防治农村土壤污染。村对农产品种植区域的土壤污染监测和修复示范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均为0；村对煤矿废弃地区域的土壤污染监测和修复示范在调查村总数中占比均为0。但所调查的村均能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灌溉，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自然生态保护。村能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为重点，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农村生态环境；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加强对矿产、水力、旅游等资源开发活动的监管，遏制新的人为生态破坏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加快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严格控制土地退化和沙化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00％。但重视自然恢复，保护天然植被的力度不够，村庄绿化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6％；庭院绿化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2％；通道绿化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6％；农田防护林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16％；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村占调查村总数的64％。
城乡生态化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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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先后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在其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预见了一种“后文明”即将出现，但没有指明这种“后文明”将是一种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2]（P5—12）。与此同时，西方生态、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异化的消费观念，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3]（P58—76）[4]（P37—52）。此后，相继出现了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理论。在实践上，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党”受到民众拥护，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议席。例如，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德国绿党，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 1998—2002年还与社民党联合获得了执政地位，现在绿党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概念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同志专门就生态文明进行了明确阐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领导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进展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1984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10 029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陈洪波，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进展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一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等认为，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6][7][8][9]。二是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等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撑和谐社会大厦[10]。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1][12]。四是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是一种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13]。总体而言，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的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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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中，研究生在校期间基本上实行导师负责制，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的学习乃至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不仅仅只包括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应该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导师的科研能力水平从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所以，导师需要随时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水平，才能提高所带研究生的专业技能与科研能力水平，学校研究生的教育首先也要从导师科研能力的培养做起。另外，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师的教学作风，思想状态，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内心世界，对于学校研究生教育来讲，这一点同样值得重视。
下面就从学术研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方面谈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所起的作用。
一、学术研究教育方面
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在学术研究教育方面的作用是对研究生培养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导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指导，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专业科研能力。总的来说，在学术研究教育方面，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1. 指导研究生的专业学习：与本科一样，研究生教育具有专业化特点，而且相对于本科而言，研究生的学习更加深入，需要更强的自学能力，虽然同样有专业课程，但是教师的授课模式相对于本科而言已经大为不同，更为抽象。在这种情形下，导师的作用就尤为突出。导师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在相关专业领域，学习经验丰富，在研究生眼中，导师是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该领域的大局和枝节都比较熟悉，研究生在专业学习方面如有遇到苦难，大多都会向自己的导师寻求帮助。因此导师指导下的专业学习往往更有效、更省力，而不是让学生盲目地去学习，既浪费时间，又没有多大的效果。在这一方面，导师掌握了最新的专业热点与动向，可以为学生提供最新的学习资料。
2. 指导研究生的学术研究：研究生，顾名思义，就是以研究为主，追求知识的开拓创新，而不只是立足于知识的薪火传承，学术研究才是研究生的根本。研究生导师要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才能成为研究生的导师，他们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经验丰富，所以指导起来驾轻就熟。如今，学术研究被许多研究生所畏惧，在他们看来，研究是一件高深莫测的事情，从开始就在打退堂鼓，自己给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不可否认，在如今各个方面都已经很发达的社会，研究工作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也不是不可能。为了让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就需要导师的指导，导师结合自身多年的经验，在研究方法的领悟与研究方向的选择等方面对研究生进行指导，需要时与研究生一起融入所研究的课题，可得研究更加容易步入正轨，并且还能与大家交流感情。
3. 指导研究生的论文撰写：导师对研究生论文撰写的指导不仅包括毕业论文撰写的指导，还包括平时学术论文撰写的指导。毕业论文与平时发表的学术论文是研究生学习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毕业论文，它在研究生的学习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研究生几年学习水平与综合能力的展现。平时学术论文的撰写时，导师起着积极引导的作用，为所指导的研究生把握好方向，为撰写毕业论文打好基础。毕业论文是研究生学习中含金量最高同时也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对于大多数研究生来讲，这是一个难点，在研究生学习，它历时最长，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完成三到五万字的写作，很多人还会经过几次的大型修改，很多人形容研究生论文是泪与血的结晶。毕业论文主要考研究生自己完成，但导师画龙点睛的点拨和启发与茅塞顿开的指点，能使学生增加信心，少走不少弯路，并且使论文更有水平。有人形容说导师是研究生闯过毕业论文难关的强力后盾。
专业学习的指导反映出一个导师的专业功底，学术研究的指导反映出一个导师的研究能力，学术论文的指导反映出一个导师的学术水平。一个导师的能力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专业学术能力的培养。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对于研究生而言，导师的作用不光是指引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导师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并且具有一定个性化的人。许多导师思想精妙、行为高远、个性鲜明、感情真挚，是难觅的为人治学楷模，与之相处可使自己得到全面熏陶，受益终生。
由于导师与研究深的接触时最长，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导学过程中，研究生在学业、科研的过程中受到导师的指导，但是在学术之外导师的责任心、科学精神以及人生态度、价值观等对研究生也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导师在物质、就业等方面对研究生的直接帮助，这些对研究生的思想和道德品质都会产生作用，从而产生溢出效应。所以，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特色。[1]
上海交通大学认为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在学校里导师与研究生接触的时间最长，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机最多。导师有很多机会可以言传身教，使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亲切自然。相对而言，到时最了解自己所指导的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和心路历程，对道德现状有较为准确地把握。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教育，能够让学生更多地感受到关心爱护，不易产生抵触情绪，进而更好地把思想教育工作落在实处。同时，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完成和继续深造就业等也有直接的影响。导师的思想观念、治学态度和道德人品等对研究生又具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使他们成为对研究生最具影响力的人，成为道德的楷模。[2]
总之，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导师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一所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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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尤其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以及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为标志。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己经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生态文明进行具体的阐释，期刊论文、专著不断问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后，学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更加深入，其理论视野更加开阔把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推向了更高层次。特别是十再次重申“生态文明”，并将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提出来，是我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可见，生态文明理念已从学术领域深入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并将在城市生态景观的建设实践中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连市黄渤两海岸线总长度约2211公里，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拥有众多的滨海景观。在形形的滨海景观中不乏一些好的设计，但就总体来说也存在众多的缺陷与不足。尤其在其人工廊道效应不断强化和提高的同时，其周边自然廊道日益被挤占，其周边原有人工廊道及城市景观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对大连滨海景观廊道进行合理的建设、发展与保护，特别解决滨海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已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二、滨海景观廊道建设主要问题
（1）城市特色缺失
如今城市的发展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再加上设计师们追求朴实的建
设原则，其中一些设计原则都是放之四海皆为准，老城市在不断地更新过程中，
特色也随之流失，而作为滨海城市，滨海景观的规划则是一种继承历史文脉的一
种重要手段，所以对滨海景观设计的特色的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由于大连滨海地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过多保留了沿岸的风貌，使滨海景观廊道特色不够明显，缺乏地域特点，也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导致滨海景观廊道面临着一定的特色危机。
（2）景观布局缺乏主次
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在主景和配景的比例分配上基本相同。某些景观段的功能分区散乱无章，没有重心，景观结构组织散乱。所以在进行滨海景观建设的时候，应首先把功能分区划定好，然后确定主体，主要在主景上下功夫，次景起到补充作用，二者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3）景观元素单一
景观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景观的个性，功能需要以多样化的形式来表达需求。大连滨海景观廊道的诸多景观要素存在单一问题。以地面铺装为例，滨海步道的地面，主要以海特产的具体形象进行表现，缺乏创意；海边雕塑和铺装材料基本是花岗岩，只是起到一种单纯的功能作用，缺乏趣味性的装饰作用。
三、滨海景观廊道建设原则
3.1人性化原则
创造“以人为本”的滨海景观，就是要充分考虑游览者在游览滨海景观廊道时对情感、心理、生理等多方面的需求。在建设中可以通过设置人性化的亲水平台、林间步道、观景台等景观设施，提供给游览者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机会。
3.2生态性原则
在大连滨海景观廊道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保护、改造或新建，都要遵循生态性原则：强调在不破坏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方法来保护和提升整体生态环境的质量，并结合人工手段充分开发滨海生态资源；充分考虑地理、地貌特征，合理安排景观要素，努力营造顺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滨海景观。
3.3 历史文脉原则
历史文脉的演进和发展所赋予滨海景观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过程性和过去性，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再造性。在滨海景观廊道的建设中，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突出历史风貌特色，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并精心设计，让滨海景观空间的游览者，身临其境感受到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传递一种价值观。
3.4整体性原则
（1）滨海景观廊道是大连市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景观建设必须从全局出发，切忌将滨海廊道和整个城市分割开来孤立地规划成一个独立体。
（2）必须将城市设计、市政设计、防潮防汛设计乃至环保，都要与滨海景观廊道建设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为政。
（3）应避免在缺乏整体构思和指导的前提下，将各个滨海景点孤立地由开发机构进行设计，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体风貌的杂乱无序。
四、 滨海景观廊道建设的优化实施途径
基于以上建设原则，拟提出具体优化实施途径。
4.1 建立生态滨海廊道网络
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为指引，对沿途区域的生态环境、地域文化、景观基质作相对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并充分保护和利用滨海岸线的生态资源，处理好水、山、土地的生态联系，探索出切实、可行的生态滨海廊道网络建设模式。
4.2强化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
一个现代化城市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相互依托，要加快现代化的滨海廊道景观建设进程，就必须在保护和利用的同时，积极推进现存滨海景观与人文新景观的融合，通过人文景观的创造反映城市的建设进程和时代特色。
4.3实现廊道建设的整体性布局
在建设过程中，要首先从研究廊道的整体环境出发，确定景观的形式、形态、布局方式及空间尺度，从而构成主景、辅景、近景、远景的丰富变化，形成和谐的量、度关系，实现局部与整体的相互协调。
4.4 提高亲海设施的建设品质
滨海景观廊道的建设不能仅从观光角度考虑，还要因地制宜、切合实际，在保证其使用功能满足的前提下进而完善审美要求，实现舒适、安全、优化的景观建设目的。例如，可结合曲线的海岸线设置曲折多变的亲水平台和滨海步道，一方面符合生态设计及防潮防汛设计要求，同时有助于整体上呈现一种动态，具有多变的滨海景观视角，可谓一举两得。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时代背景下，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以文化生态学、景观学为基础，融合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很好的做到地域文化的继承、保护、更新，实现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的地域性特色。分析不同特点滨海区段所适用的景观特征及其开发过程中可以利用或需要体现的特色；试图为面向生态文明的大连滨海景观廊道建设提供相关的策略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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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李学萍：您已出版了几部生态批评专著，如《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藩篱、疆界与领域》《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与文化批评》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等，请问以上著作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有何变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变化不大。在《文学、自然与他者》一书中，我提出将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以及对话法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在多个学术会议发言和期刊论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绍。同时，我强调理论在生态批评中的作用。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这是因为在美国生态批评界，理论还是会遭到批评或不受重视。同时，我还对一些后现论进行了分析，讨论其对生态批评运动的价值与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还将教学法内容纳入该书，而其他研究理论和批评的学者则会在另外的著作中讨论该问题。所以，在我的第一部专著《文学、自然与他者》中，我开启了包括理论、应用批评以及教学法三者相结合的实践方式，而这个思路是我后来一直沿用的。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历程，我还提供了一些个人自传性质的信息。我的第一本专著从写作到出版历时近十年。
第二，在后来的专著中，我先后探讨了美国生态批评以及世界生态批评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在《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中，我针对的问题是文类差异、生态批评的分类以及划分问题。但是，我对生态批评所作的这一描述性的分类却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评论者认为我此举旨在为生态批评研究限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读那些指责我限定了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学者的书，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严格地限定在经典作品上，如传统的自然写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实际上，我所有的专著都涉及小说、诗歌、非小说作品，既包括传统上的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专著中，我更加关注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不仅是像电影和电视剧这样的文化艺术品，还包括大坝这样的工程技术产品。此外，我还对生态文学所反映的未来趋势进行了探讨，如气候变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资源危机等问题。我也经常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这些问题，因为一个评论者不能在每篇论文中都对所有问题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节（特别是最近专著中的）都是应专著、会议发言或学术讲座稿约而写。因此，这些章节中的话题有变化。有时，由于要出版的专著章节或讲座有特别需要，反映在专著中的章节也就相应地有特别的侧重。
第五，例如，生态批评已在世界范围获得发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约希望我提供比较文学、话语分析以及教学法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美国境外的稿约也会影响我使用的文学、文化、经济与政治案例的选择。
第六，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我也更为有意识地不断拓宽理论类型以及理论家的研究范畴，从而使我的理论与应用批评更具复杂性。所以可以说，我在方法上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理论与应用批评的思想上一直处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这一丰富的过程有时是他人观点启发的结果――或者直接来自一些人，或者来自他们所运用的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著和国际生态批评、新理论的发展、新的或我过去不了解的文学作品以及日渐加剧的气候变化和饮用水危机等环境问题之间呈对话性关系。当然，我本人的爱好、对一些理论和科学分支的兴趣不足以及对某些科幻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困难，也给我的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我也还需要尽量弥补这些不足。
李学萍：在您的《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您提出“横截性”（transversality）作为研究方法，请问如何理解该术语？
帕特里克・墨菲：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论争端，简单来说，很多当代思想家都在用“横截性”这一术语，如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举例来说，美国高校里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体而非一个学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的方向往往与该项目负责人的学科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学校不同、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同，这些女性主义研究在研究重点以及教学大纲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偏向人文，侧重文学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学校，女性主义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项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基础之上；也有其他学校结合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研究。
以上方法对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处的社会条件及其身体和心理特点都不可或缺，但却没有哪一种或哪一两种方法就是足够完备的。从某一学校某一个专业毕业或取得某种学业证书的学生感觉他们已经了解或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实际上，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学人员、专业的规模、专业成立的时间甚至院系在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都会影响该专业视域的宽度与广度。而女性主义研究的横截式方法则会提醒学生：任何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都不能解决该领域的所有问题。
在生态批评领域，至少是在美国，我们首先要使理论在研究与批评中的作用得到认可。此外，很多学者也呼吁要增强人文学者对科技文本的阅读能力。
李学萍：请问您如何理解生态批评“实践”（praxis），您如何看待环境运动中行动与理论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态批评中文学理论与文本批评的价值？
帕特里克・墨菲：“实践”包含理论与具体文本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狭义角度来讲，政治实践包含劝导大众以促进法律与管理上的基本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对一种政府形式的排斥与对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对一种管理实体的排斥（如对殖民者的排斥）和对另一种管理实体（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接受。这种转变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断扩大权利范围、赋予年轻人投票权、维护患有精神疾病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人们表达性倾向的权利等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中，实践也包括推广和执行那些基于某种哲学信仰之上的能够改变人日常行为的文化实践。通过立法将殴打儿童、吃狗肉等行为定义为违法行为是一回事，而让全社会将这些行为作为价值规范则是另一回事。在美国，道路上有提示车辆行驶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数人每天开车都超出限速。实际上，对车辆限速的立法行为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在超速问题上的观念变化，人们根本没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险的行为。然而，多数人能执行在公共场所或室内禁烟的规定，实际上，政府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的监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由于，随着相关科普知识的推广和逐渐改变的社会行为，美国公众在政府执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烟令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在二手烟问题上的态度。
意识形态的讨论、解释、理论发展与批评都要依靠话语完成。当阐释与批评的劝导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分析、评判以及发展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涉及思想实践，并会对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冲击，因而都是实践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们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行动主义者，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理论家。然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需要理论与行动共同发挥作用以促进变革。
生态批评是一种实践形式。它通过对特定主题的强调、对选定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行为的认可和评论，进而改变人们的感知方式。这样的新感知还会进一步影响读者和观看者对阅读和观看材料的选择，对文化作品与实践的阐释，以及在其意识形态领域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发展使其走向新意识形态的理论立场。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写作、教学与言说能够引起人们对文学或文化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引起人们对自己在自然与环境方面的态度与行为进行思考和再思考。这种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个人和局域范围，例如垃圾循环、食用有机食品、成为素食主义者、改变对其他物种的态度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涉及个人所作的一些政治决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对一些法令或选举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或代表某一环境团体从事志愿者工作等。
关于理论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要强调的是，评论者有时倾向于用某些理论去分析文学作品，或从某一作家作品中总结出某种理论，但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没有义务固守某种理论。最激烈的争论往往不是最具说服力的。虽然我认为恩格斯将机械论、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直接应用到自然问题上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说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内在劝导功能的小说，是那种以巴赫金对话性而非权威主义独白式呈现主题的小说。我在最新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李学萍：生态批评发轫于西方，现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请问：世界范围的生态批评呈现何种态势，不同国别的生态批评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对于此问题是最差的听众。这样说是因为，正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角度来回答此问题。我不知道“国别”是否是最好的术语。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时候是国别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术语。然而，这些疆界和差异并不妨碍生态批评获得某种统一的方向。即便从宗教角度出发，人们也可以为生态批评找到超越国别和文化差异的某种统一的大方向。
关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我所看到的差异往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所关注的问题之间的差异。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相比，欧洲生态批评更为关注虚构作品。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只注重诗歌分析，完全无视其他文类。在西班牙，由于该文化对女性主义的抗拒，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结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国家的学者们对这一结合并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则未遇到大的障碍。
或许，由于生态批评进入学术领域之时包含太多西方理论，中国生态批评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内的以及更早的经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之特色，如侧重美学研究。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情况以及生态批评学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也影响生态批评作为主题性或政治性批评的发展。
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对生态批评整体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对国别文学大量作品的重估，这也是快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一些国家，生态批评使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原住民的写作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在避免那种将所有土著文学看作同质性文学而忽视每种土著文学背后重要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理想化、浪漫化倾向。
总体来说，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变化在于对理论的认可，而理论部分又是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所持续抗拒的。当然，这些理论的范围也是令人震惊的。每个理论都以不同方式改变着生态批评这个领域，而这些理论的结合、改变、综合又不断生成新视角和新思想。
李学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多民族、多文化范围内的运动，业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态批评还面临何种问题与挑战，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认为生态批评还会继续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我把一些学术文章在adademia.edu这个网站，当有人用谷歌在该网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时，我会收到通知，大约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在该网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尽管这个数字不算非常庞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来自穆斯林国家，当我在网上收到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发来的问候时，很受触动。我还有一些学生现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和我讨论与生态批评教学相关的问题。
当然，这些学者都主要从事美国和英语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具有很强的英语文学阅读能力。所以，对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学者数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还要多，因为这些学者的同事也可能通过德语或法语或其他语言发表的著作来接触生态批评。
其次，翻译作品还会增加。现在，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生态批评作品越来越多，但是把其他语言的作品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翻译工作需要跨国合作。由于在学术风格、读者期待以及我所说的“文化语法”（cultural grammar）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虽然熟谙英语阅读，口语表达也很好，但用英语撰写学术论文则有很大难度。因此，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对其文章或作品进行翻译和编辑可能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除了对批评类和理论文章与著作进行翻译，我们还需加强对环境和自然文学作品的翻译。由于出版商对市场和销售量的顾虑，加上他们对推广此类作品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一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当然，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掌握更多语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需要用翻译的生态文学作品来进行课堂教学。
篇7
一、国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在2007年达到高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哲学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二种视角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整理。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来反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代表性学者包括庄友刚教授，刘岩博士和教授，这些学者分别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贝克风险理论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庄友刚教授首先梳理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解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经过分析阐明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分别包括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构成风险社会的历史前提，在风险的形成和应对中，市场、科学等因素都是现实风险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促成全球风险社会的直接因素是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并且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就是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庄友刚教授在其专著中针对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历史审视，指出该理论的理论困境与不足，贝克的风险理论正是缺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导致了其理论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而且，贝克正是由于避开了风险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而流于改良主义（庄友刚，2008）。
教授和黄承愈教授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以认识论为基本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从知识并非从实在出发的知识风险观，也正在于此这种知识风险观造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困境。以至该理论分别在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层面都存在着矛盾冲突（，黄承愈，2006）。教授和王晓宁学者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他们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来作为参照点，提出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研究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王晓宁，2007）。教授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以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终结观――作为该理论的本体论前提，他们认为虽然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缺少了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该理论具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该理论倾向于不可知论和宿命论。（，2007）。通过以上论文可见，如果要克服以上所提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需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具体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律性历史过程。
学者刘岩立足于的实践二重性理论揭示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的两重性，这一理论缺陷导致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聚焦于人本身之外的各种不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上，忽略了风险社会中的人本身这一因素（刘岩，2008）。
（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容的综合整理
国内的一些学者归纳总结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内容，归纳出贝克所提出的现代化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整体性、人为不确定性、建构性、平等性、全球性以及自反性这些特征（赵延东等，2007）。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来临的关键原因是一直以来人们引以为豪的知识以及相关的决策、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最后还有风险的无责任主体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最后是失败的现代社会管理（程新英，柴淑芹，2006）。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逐渐向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转变，因此风险生产―分配逻辑成了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标志（闫顺利，吴晓梅，2011）。贝克建构的风险社会理论以新视角向人们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变迁。现代化风险突破了地区的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地域的方式传播，在此程度上，风险逐渐演变为全球化的风险，并在此意义上，风险社会也是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知识风险因此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同全球化主题结合一起提出了“文明风险全球化”。（章国锋，2006）。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包括倡导反思性现代化，建立完善的安全性策略和相关决策机制，建构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崔德华，2010）。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立足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科技、结构、政治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潜存着巨大的风险，在风险社会时期，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会具有人为不确定性，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同的专家会针对自己的不同利益偏好和不同的动机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刘岩，2008）。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风险被科学化了（赵延东，2007）。贝克针对第二次现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个体化，认为个体化是风险社会的新社会模式（刘秦民，2012）。针对个体化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认为，从社会传统及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看，个体化社会是无法容纳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它与传统之间的拉锯战将会使每一次的个体化过程都相应伴随着传统的再次整合，并且对于这种整合之后所形成的综合体却不是由原子般的人组成的（谢友倩，2007）。贝克认为现代化风险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结果（刘秦民，2012），为解决现代化风险转型所带来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贝克特别强调了“亚政治”（刘岩，2008）。除此之外，贝克还强调世界生态民主政治，这是一种通过国际条约和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民主政治（王小钢，2007）。
韩沛伦学者不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而且还批判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局限性。首先，该理论未能深入揭示现代化风险的根源所在，其次，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出路探寻明显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最后，因为贝克的风险社会文化批判就理论上而言具有片面性，导致了该理论最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也没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韩沛伦等，2007）。
以上述国内学者们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来看，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仍然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理论化及系统化，其研究主体有待进一步凝练，特别是该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险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发展。
篇8
课程实习安排在大学二年级,在培养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学分(时)数以及实习要求和考核方式。实习场所包括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园区、大型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政府环保部门等实践教学基地。实习的形式包括参观考察以及专题调研等。
2.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学生完成《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学》、《生态学》、《环境微生物学》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学习后的综合性实习,在大学三年级下半学年进行生产实习。实习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政府环保部门、研究院(所)或在本校进行科研实习等,要求学生上岗实习,直接参与教师科研工作。
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与具有良好环境行为、环境绩效的研究机构、企业集团、社会团体等组织,以双赢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有效科研的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拓展视野、亲身体验的场所。通过有经验的环保技术专家指导学生实习,进行现场教育。通过课程实习、生产实习等过程,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需求及自身的不足,明确学习的目的,激发学习的动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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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结果与分析
3.1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35.03%，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51.52%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群体性事件为主。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22.83%。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42.50%；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38.41%；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38.41%；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5.88%。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3.2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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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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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化，是指以科技为支撑，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前提，以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为目标的工业化方式。换言之，新型工业化是指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化。
毕节试验区是典型的“欠发达、欠开发、欠开放”地区，生态脆弱，地理区位没有明显优势，人口多而且密度大，民族成份较多，人民收入较低。因此，在1988年即被国务院批准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但同时，毕节试验区也是资源富集地区，是国家资源安全检查保障的重点地区，是国家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上的重点地区，在新型工业化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如何选择新型工业化的路径，对于毕节试验区今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毕节试验区工业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毕节试验区三大产业产值结构排序长期表现为“一、二、三”的格局本科毕业论文格式，直至西部大开发以及西电东送项目在毕节地区启动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转折，2004年第二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产业产值结构开始由“一、二、三”转为“二、一、三”。2005年，三次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32.17%、37.51%、30.32%。2007年，三次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30%、39%、31%，形成了“二、三、一”结构。
从三次产业内部分析，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绝对比重，从1991的59.97%上升至1996年的72.17%后，开始回落至2005年的57.62%；牧业比重有所提高，由1991的29.77%上升到2005年的39.55%。随着煤电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将处于快速调整升级中，至2005年第二产业比重达到38%。第二产业内部重工业的比重也快速上升，由1998年的17.54 %迅速上升到2004年的59.66%、2005年的80.55%， 2006年为96.21%。同时，能源工业发展较快，据预测，到2008年毕节地区能源工业将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将达65%以上，会比2002年的22%提高40多个百分点，取代烟草工业占据主导地位。
纵向分析，1949年以来毕节试验区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工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依据）：
第一阶段(1949-1977年)。这一阶段，毕节地区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属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资源投入产出效益值(按多元化系数法)均小于2的经济体。煤炭开采主要为民用煤，是典型的“以煤代薪”、“以煤取暖”论文开题报告范例。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发展了一批“五小”工业(即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变化不大，产业结构排序呈“一、三、二”格局。
第二阶段(1978-1988年)。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土法炼锌”、“土法炼硫”等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由于乡镇企业和烤烟用煤量加大，煤炭资源开发加快。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上升，产业结构排序呈“一、二、三”格局。
第三阶段（1989-1999年）。这一时期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二、三产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04%、9.74%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两烟”和煤炭工业发展迅速，毕节卷烟厂1995-1997年销售收入达到13亿元，利税7.1亿元。1997年开始，由于市场变化和国家宏观调控，“两烟”的销售收入和上缴利税连续下滑；取缔“五小”，小煤窑、焦化厂、铅锌炉等的关、压、停产，经济增长速度、上缴利税有一定幅度的下滑。总体而言这期间第二产业比重呈快速上升态势，由1988年的39.32%上升到1999年的56.55%，上升达1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排序呈“二、一、三”。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国家“西电东送”的实施，一批火电厂陆续兴建，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大批中型规模煤矿相继建成投产，工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2001-2005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速达19.53%。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快速上升，2000年为37.55%，2004年为59.66%，2005年为80.55%，2006年为96.21%。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快速改变，产业结构排序呈“二、三、一”格局，且第二产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二、毕节试验区工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毕节试验区自建以来，工业产值不断增加，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初步形成了以“两烟”、“两电”和煤炭为支柱的工业体系。到2007年，全区工业产值达到259.10亿元。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为30:39:31，初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格局，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初级阶段。
（一）有利条件：
1、自然资源丰富：一是能源资源丰富。二是组合良好的矿产资源。三是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四是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浓郁。
2、地缘区位优势：毕节试验区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规划建设的毕节飞雄机场、成贵快速铁路、隆（昌）黄（桶）铁路、清（镇）织（金）快速铁路、厦蓉、杭瑞高速公路的建设等构筑了区域中心枢纽。
3、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毕节试验区人口730万，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4、国家和省的政策支持：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试验区政治优势，给毕节的工业化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5、已经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经过20年的发展，毕节试验区已初步形成了“两烟”，油菜加工，煤炭、铁、锌采掘业，水电站、火电厂等具有相应规模和一定竞争力的工业产业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1、内部结构：（1）产业层次低，产业竞争力低下，结构性矛盾突出：从工业总产值结构分析，2007年，煤炭采掘业46.24亿元 ，占17.8 %；电力工业69.36亿元，占26.68%；烟叶复烤与卷烟56亿元，占21.54 %；其它工业企业的产值与资源开发产值的比例很小，仅占33.98%。（2）技术装备水平低，资源开发粗放：区内企业（除大方火电厂、黔北火电厂、黔西火电厂、纳雍火电厂、力帆骏马车辆制造厂、毕节热电厂、卷烟厂、康星炼油厂等几家屈指可数的企业外）大多数长期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装备，经济效益差、资源利用率低、物耗高、环境污染严重。近几年来，全区工业企业每消耗1元原材料，创造的产值（当年价、下同），约为2.5元；每消耗价值1元能源量，创造的产值约为18.2元；每消耗1吨煤实现的产值为3212元；每消耗每千瓦/小时电实现的产值仅为6.73元。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全区年均废水排放量为5483.32万吨，经过处理的只占12.97%；年均燃烧废气排放量为873612.37万标立方米，经过消烟除尘的只占15.72%。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6.09%。（3）产业关联度不高，产业链不长（4）工业经济外向度低，市场化、国际化步伐缓慢，利用外资水平低，项目储备不足
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毕节试验区的工业发展必须靠投资拉动。受交通等自然条件限制，区外企业进入我区投资总量仍然较小，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区内农产品加工企业融资、贷款困难。地县市财力紧张，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成本高，政府负担重，对企业难以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论文开题报告范例。项目储备严重不足。地、县（市）有关部门和领导重招商引资、轻项目库建设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项目基础工作薄弱，影响向外推介和争取上级支持。
毕节试验区2003-2007年招商引资项目及到位资金情况
单位：个、亿元
指标 时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招商引资项目
110
151
161
228
278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4.8
28.8
篇11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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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肖宏伟，易丹辉，周明勇.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http：///zcfb/zcfbtz/2010tz/t20100527_349482.htm，2014年元月8日访问.
[6] 周明勇，易丹辉.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3，（4）.
[7] 徐孟洲.耦合经济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 黄卫平，胡玫.美国次贷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5）.
[9] 搜狐新闻.湘西集资案：曾成杰担责最重数十政商人士受处.http：///20130718/n381 982879.shtml，2013年12月8日访问.
[10] 曾鸣.神木民间借贷调查：所涉官员高至厅局级有人获利2亿.http：///shendu/nfz- m/detail_2013_07/25/27902117_0.shtml，2014年元月2日访问.
[11] 张成.重庆市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碳排放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学位论文，2011.
[12] 武俊奎.城市规模、结构与碳排放[D].上海：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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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