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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篇2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篇3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篇4
1.2汉江水运发展重要性
政府已对水运发展加以重视，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利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畅通、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到2020年，全国内河水运货运量达到30亿吨以上。第一，水运对环境污染最小，符合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德国各种运输方式的环境影响指标统计如下：（1）完成单位货运周转量的CO2排放量(克/吨km):内河航运33.4，铁路48.1，公路164。（2）完成单位货运周转量的柴油消耗(升/百吨km):内河航运1.3，铁路1.7，公路4.1。（3）完成单位货运周转量造成的噪声、空气、水污染和引发交通事故的损失金额(马克/百吨km):内河航运0.36，铁路1.15，公路5.01。（4）相同的能源消耗条件下可运送货物的距离(Km/吨):内河航运370，铁路300，公路100。可见，水运相比铁路及公路运输，环境污染程度较小。第二，汉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使发展多种运输方式成为必要。虽然我国公路、铁路、航空运输发展日益加快，且已逐步走向现代化，但水运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运量大、投资少、占地少、成本低、能耗低。汉江承南启北、横贯东西，如此重要的交通要塞，水运的发展自然十分重要。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求汉江水运尽快发展。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势必涉及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而汉江是长江所有支流中距离入海口最近的，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商品运输需求，汉江水运的建设十分关键。
1.3现代信息技术在水运中的应用
目前水运运用最多的信息技术有6个：电子数据交换，管理信息系统，无线终端，电子商务，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应用总结如下：
1.3.1电子数据交换
将数据和信息规范化、格式化，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处理，可将港口物流业务中的邮件、电话、传真等信息传递交由计算机网络实现。
1.3.2管理信息系统
以计算机为基础、以系统思想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为业务管理和经营决策服务的信息系统，可为水运企业的日常工作及时全面地提供所需数据和信息，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过去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对未来运营情况做出预测。
1.3.3无线终端
集无线通信与计算机网络功能于一体的新型通信系统，是保证各种动作包括桥吊、轮胎吊、叉车、集卡等，时刻与中心计算机之间保持数据通信。无线终端的应用围绕港口基本作业过程进行设计、数据采集、计划执行，是数据库的信息源头。
1.3.4电子商务
在线商务活动，是水运服务的重要需求来源。
1.3.5全球定位系统
以地理空间为基础，利用地理模型的分析方法及时提供多种地理信息，是对货物、集装箱、船体等进行实时监控、查询、跟踪与调度。
1.3.6地理信息系统
一种将图形管理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对各种空间信息进行收集、存储、分析和可视化表达的信息处理和管理系统，为水运业务提供全面而准确的基础数据，帮助分析及预测货物流量、流向及变化规律。杨承新指出，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于水路运输的发展影响巨大。信息技术对水运业务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三点：（1）信息技术是水运供应链上各实体沟通的渠道，加强各单位的信息共享；（2）信息技术是每一家港口企业必须具备的竞争要素；（3）信息技术改善了水运业务的服务质量，不仅使决策制定更具有数据支持，而且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也避免了人为失误造成的损失。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与其在汉江水运上充分的应用，相信汉江水运会实现新世纪的一次复兴，为汉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信息技术与汉江水资源的利用
2.1汉江水资源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一直是我国政策重点之一，201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通知：“推进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实现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的主要目标”，将水资源管理推向最严格的管理程度。汉江水资源能否合理利用直接关系到汉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其水资源利用现状却不容乐观。胡国芬等指出，主要存在四个问题：（1）管理水平落后，部分地区供水紧张，部分地区却浪费严重；（2）管理体制较为分散，存在“多龙管水”现象，权责不清；（3）节水意识淡薄，水的重复利用率低，居民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严重；（4）对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思想认识不够，“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顽疾依然存在。在国家整体政策严格要求和汉江水资源管理低效的矛盾下，亟需找到合理使用汉江水资源的出路，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2.2云服务的WebGIS技术推动水资源高效管理
在上述汉江水资源管理现存的四个主要问题，后两个问题需要更高强度的教育以及激励机制来改善，前两问题可概括为“整合不力”。管理的分散以及资源利用的不均衡，这种问题在信息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解决方案同时在蓬勃发展之中，即所谓的云计算。如今GIS技术已逐渐网络化，形成一种新兴的技术-WebGIS技术，这一技术在水利行业的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很多国家和地区基于WebGIS建立起自己的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然而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已不能满足于传统信息系统对结构型数据的分析与应用，面对的是更大量的、更多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水资源信息中日渐丰富的图像、文字、监控录像等新型数据，这些数据必定比传统关系型数据库能够容纳的信息更多、更有价值，但同时处理起来也更有难度。为收集这些数据，需要运用云计算的思想建立数据库，比如韩冬提出的通过Google公有云、ArcGIS私有云，以及在Flex客户端实现的公有云与私有云的融合建立云端数据库，从而实现跨地域、跨空间的水资源数据云端共享。为分析这些数据，需要足够的数据处理能力，而云计算中的计算能力共享即发挥作用。其作用原理用12306订票网站来解释，春运期间订票业务激增，但平常时段又显得冷清许多，如果计算能力太小，容易造成春运期间网站瘫痪，计算能力如按照春运业务量设计，又造成大段时间资源浪费，这时就需要云思想发挥作用，在高峰期租借其他行业服务器闲置的计算资源应付大量涌入的业务，在低峰期依靠自身的服务器完成业务清算。而水资源系统中的数据处理同样可以采用这种做法，随着河流状况的变动，在数据高峰到来之际从云端租入更多的计算资源，而在数据流入较为平缓的时候，租出计算资源以节约成本。
篇5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就是在教育公平、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国家制定的有关基础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制定的有关基础教育法规、政策，都要体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思想，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的基础教育资源，必须均衡配置；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在具体教育活动和教学活动中，要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均衡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从教育资源的配置看，教育的“硬件”设施，包括生均教育经费、校舍、教学实验仪器设备等的配置，教育的“软件”，包括教师、图书资料等的配置是否均衡；从教育目标看，包括学生能否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均衡发展、全面发展；从教育的功能看，是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达到相对的均衡。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均衡”，即：入学权利和入学机会实现均等发展，其中包括有能力就读的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学生，都享有均衡的受教育机会；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即在省域之间、市域之间、县域之间、乡域之间统筹规划；城乡间实现均衡发展；校际间实现均衡发展，包括学校布局和规模均衡合理，教育经费投入、学校设备设施、师资配备、生均教育资源、学生生源的均衡等多方面；学生间实现均衡发展，包括校内各班级在设施、师资、生源和管理等方面的均衡；不同类别、不同级别教育间实现均衡发展，包括基础教育内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也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教育质量实现均衡发展，包括课程设置、教学水平和效果的均衡；教育结果在学校教育中和受教育者间实现均衡发展。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是学校的均衡发展，因为学校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实施机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坚持哪些基本的发展观
1.责任观。教育均衡发展首先是政府责任：一方面，教育均衡发展，应该成为政府发展教育，特别是实施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政府推进教育发展的主要职责是为教育，特别是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提供均衡的办学条件，在资源配置、政策制定以及宏观调控等行政决策中，要体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为社会和教育发展建立一个公平规则，因为教育均衡是公民的基本教育权利保障和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演变的必然趋势。教育均衡的实质是，政府作为控制社会运行的中枢与公共资源分配的主体，对全区域内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确保受教育群体和个体的权利平等。政府应办好每一所学校，为每一位学生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条件。
2.过程观。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发展目标，更是一种教育发展过程；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目的，更是一种促进教育发展的途径。均衡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其本质目标是追求一种理想、公平、高效、优质的教育状态。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辩证的历史发展过程。教育均衡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相对的、具体的、发展的，绝对的教育均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均衡发展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相对的均衡发展。每一个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教育均衡有着不同的表现。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由“均衡——不均衡——均衡”，不断地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发展的动态过程。教育均衡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平均发展、均等发展，它更加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过程，是整体办学条件和水平提升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不均衡逐渐走向均衡，然后均衡再次被更高一级的发展需求打破，出现新的不均衡，并在更高层次上再次从不均衡走向均衡。
3.公平观。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新型教育发展观，其实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核心是追求教育公平。教育均衡是指政府提供给每个孩子的学习条件、权利、机会是平等的。保证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所必需的校舍、设备、师资等基本条件，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是让全体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平等教育的基本体现，也是教育事业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教育均衡的目标是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教育均衡的基础。
4.人本观。教育均衡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教育发展观，促进各级各类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以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从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出发，努力创造相对均衡的受教育机会，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力求使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均等地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优质教育。
三、教育均衡发展具有哪些阶段性特点
教育均衡发展必须把握特点不同对待。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1)低水平均衡阶段，也就是普及义务教育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2)初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以追求教育资源合理均衡配置为目的，具体体现为公民就学平等和受教育条件的均等。(3)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加强学校教育内部建设，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办出学校特色，让每个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学习潜能。(4)高水平均衡阶段，教育资源极大丰富，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差别极大缩小，每一个学生都能接受相对均等的教育，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学习潜能、获得学业成功。目前，我国东部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基本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初级教育均衡阶段，有的正在努力向高级的教育均衡阶段迈进，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已经或正在进行“两基”攻坚，尚处于低水平均衡阶段，还需要国家加大支持的力度。这时，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
任何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教育三个发展过程、三个发展阶段。就基础教育而言，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从教育均衡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比较容易的阶段是普及阶段，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阶段迈进并基本实现普及的阶段目标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好时期。而实现了普及，进入巩固提高的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好、办学条件较好的地方和学校又会有新的发展愿望、要求和发展提高的趋势，这时，在普及阶段大大缩小了的教育差距就会重新出现新的扩大的趋势。因此，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要把握好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而采取不同的对策。
四、教育均衡发展需要面对哪些实际问题
1.难点问题。(1)公平与效益。如果完全只从公平角度出发去制定和实行有关政策，就必然会丧失教育效益，也是有许多弊端的。近年来，韩国、日本等国家就发现，他们在推行“平准化”政策后，义务教育逐步丧失了效率。中国的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笼统地讲义务教育资源均衡，是没有意义的。合理和可行的策略应该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近似的区域内，努力追求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我们强调社会公平，不会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是当前社会关心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难点。(2)示范性学校建设与教育均衡发展。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从教育管理的角度看，要推动教育发展，既要抓一些示范性学校，又要抓一些示范性学科，从而带动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示范性学校发展起来之后，必然导致学校之间新的不均衡。因此，如何处理好示范性学校发展与教育均衡发展的关系，也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难点。
2.关键问题。(1)学校办学特色与教育均衡发展。办学要均衡，更要有特色。如何在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上，面对学校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形成更多的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特色学校；如何处理好学校办学特色与教育均衡发展的关系，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2)教育创新发展与教育均衡发展。如何在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建立相互竞争机制，不断激活学校向更高水平的均衡阶段发展，是教育均衡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在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才能带动高质量高水平的均衡。要使均衡不断向深度、广度和高水平阶段拓展，必须抓住教师队伍这个核心，通过制度创新，激发教师和校长的职业活力、专业创造力和教育教学热情；必须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不断增强学校的发展动力、活力，激励学校之间、区域之间向更高水平的教育均衡目标发展。(3)弱势群体教育与教育均衡发展。弱势群体教育包括经济困难家庭子女的教育、残疾儿童少年的特殊教育、一些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等。弱势群体教育是教育均衡的难点，也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3.认识问题。(1)均衡发展不是限制发展，而是共同发展，分类发展。均衡发展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造峰扬谷”式发展。发展是教育事业永恒的主题，没有发展，就谈不上均衡。落后地区、薄弱学校需要发展，发达地区、基础好的学校同样需要发展。均衡发展不是限制或削弱发达地区、优质学校和强势群体的发展，而是要在均衡发展思想指导下，以更有力的措施扶持基础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教育和农村学校加快发展，进而把基础教育办成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不断实现高位均衡。均衡发展决不是教育的平均主义，不是把高水平的教育拉下来，而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分区规划、分步实施、分类发展。(2)均衡发展不是划一发展，而是特色发展。均衡发展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刀切”，要鼓励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教育，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优势互补、特色发展、整体提升。教育个性化、办学特色化，不仅是国际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实现更高层次均衡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相对均衡的情况下，要鼓励学校办出特色，为每一个孩子的发展留有个性发展的空间。(3)均衡发展不是短期发展、单一发展，而是持续发展、整体发展。教育发展不均衡有着长期、深刻的历史原因，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促进教育均衡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辩证的历史过程，需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整体发展，当前最需要关注和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只有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能获得真正的城乡教育均衡和有效发展。要切实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权，同时关心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4)教育均衡不是同步化发展，而是要积极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每一级政府管理所辖地区，因历史造成的教育差异，不可能立即解决。在鼓励教育发展快的地区继续快速发展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后进地区加快发展。教育均衡不等于区域之间教育发展的同步化。(5)教育均衡不只是办学水平的均衡。那种认为只要校际之间、区域之间的办学条件、教学设施、师资力量处在同一水准上，就达到了教育均衡目标，是不科学的，忽视了学校内在发展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学校之间、区域之间地域区位不同、历史文化积淀有别、生源差异等方面的不均衡，以及办学理念、管理水平之间不均衡。
五、警惕教育均衡发展中低水平和高水平陷阱
1.低水平教育均衡陷阱。“低水平均衡陷阱”描述的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的持久均衡状态，该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这一理论认为，贫困地区的农户经济，已经实现了一种在贫困状态下的均衡。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经济学家称之为“低水平均衡陷阱”。
如何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均衡呢？对此，“临界最小努力”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困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行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大到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水平，从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
借用这一理论，描述发展层次与发展规模之间的均衡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层次不高，发展规模的扩张是在低层次上实现的，发展规模的扩张不仅掩盖了发展的低层次性，而且进一步强化这种低层次性。这就陷入一个困局，越发展，原有的低层次特征越明显。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同样要注意“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我国基础教育这种低层次性的突出标志：一是大而不强，即教育大而不强，存在大量的薄弱学校；二是发展不均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三是教育均衡发展层次不高，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处于普及教育的低水平或初级教育均衡发展阶段；四是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
如果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长期投入不足，不能促使教育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就容易出现“低水平均衡陷阱”现象，使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发展状态，仅满足于受教育者权利和机会均等的“低水平均衡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可以说是我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临界努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努力促使我国义务教育教育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的重大举措。
2.高水平教育均衡陷阱。“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解释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延迟的原因。艾尔温认为，到传统社会后期，中国经济虽然在量上仍有重大增长，但缺乏质上的变化，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既不是资本的不足或市场的限制，也不是政治上的阻碍，更不是大企业的缺乏或者短命，关键原因是随着人口高度增长而形成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在这种人口——经济结构中，人口压力通过两条途径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一是它吞食了小农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传统方式的农业投入，达到了再增加便会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的极限，把传统农业提高到了一个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的水平。总之，这种经济结构对新式投资和工业发展起了抑制作用。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揭示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转变的内在矛盾。
篇6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6-0146-1.5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北派代表人吕叔湘的代表之作。全书仅六万六千字，但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龚千炎认为“《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即回顾了过去，又展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它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是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的序幕。”朱林清认为《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我国语法研究史上一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极其重要的汉语理论著作。本文主要具体论述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的创见。
一、创见的提出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仅仅是数学上的或实验上技巧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吕叔湘先生主张“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正如本文的宗旨是摆问题。全书一共99小节，讨论了90多方面的问题，每一小节的问题包括“摆出问题，罗列意见，争论焦点，提出创见”。“问题摆出来了，有时候只提几种看法加以比较；有时候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只是聊备一说，以供参考，其中也很少能说是作者的‘创见’”。
纵观全书，作者的创见主要包括：1.短语词的提出。把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东西，如“来不及”、“看中了”叫短语词；把动形组合中间加进去表示可能性的“得”和“不”的，如“看得清”、“看不清”叫短语词；把一般称为简称的组合，如“语文”、“支书”也叫短语词；将凝固短语，如“城乡居民”“水陆交通”称为短语词。2.提出了语法分析的依据——“两个半东西”：形态和功能是两个，意义是半个，遇到三者不一致的时候，或结构可此可彼的时候，以形态为准。同时，又指出意义的重要地位，称意义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参考项。这种观点在吕叔湘先生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中也有体现，“如果一种分类方法的结果，有跟词义大有冲突的地方，准保不受欢迎。”3.静态单位和动态单位的提出。语素、词、短语（包括主谓短语）以及介乎词和短语之间的短语词是静态单位，其中语素是基本单位；小句和句子是语言的动态单位，小句是基本单位。4.非谓形容词的提出。把既不具备名词的主要特征（做主语、宾语），又不具备谓词即动词和形容词的主要特征（做谓语）的词，称为非谓形容词。如单语素的：男、女；双语素的：个别、共同；三语素的：多年生、无名记。5.将并列成分之间的关系分为加合（A和B）和交替（A或B）两类。加合关系里边又具体分为“加而不合”和“加并且合”两种。如：老张和老李是山东人。（加而不合=老张是山东人。老李是山东人。）老张和老李是同乡。（加并且合=老张和老李是同乡。*老张是同乡。*老李是同乡。）6.区分隐含和省略。省略是经过添补的话是实际上可以有的，并且添补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如：“她买了两本画，我也买了一本。”一本省略的只能使画，不能是其他的。隐含是可添补的词语，但添补词语不止一种可能的。如：“你一言我一语。”可填补为“你来一言，我来一语”或“你说一言，我说一语”。
此外，吕叔湘先生提出的创见还有：指代词与指别词区分；类前缀和类后缀的提出；始发句和后续句提出；主张将宾语改称为补语；将动词前后的介名短语都看作介系补语；建议把“是”字句中的“是”字叫前谓语；几个单独说的时候不像动词，但在特殊格式里最恰当的解释是把它们当作助动词。如：“我也懒得去找她。”中的“懒得”；提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穷的语句等等。
二、创见的理论溯源
‘创见’之所以能提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第一、重视实际用例。“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在于对实际用例反复的调查，事实摆的不够，道理也就难于说清楚。”重视实际用例的务实之风是吕叔湘先生的一贯治学之道，例如：吕叔湘先生曾做过一个比喻：“你们说散钱和钱串子哪个重要呢？当然成串的钱最有用，可是如二者不可得兼，那么散钱虽然不便携带，捡起一个钱来，还有一个钱的用处，光有绳子，没有钱，可毫无用处。”吕先生在这里把“散钱”比作语言事实，把“钱串子”比作理论，以此说明事实和理论的关系，并强调了调查语言事实的重要性。重视语言事实和实例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有多处体现。如：在解释“离合词”的时候，举了“看书”、“打仗”“睡觉”等例子。这些词都是单一的意义，不能分开来解释。但是它们又都可以扩展，“看了半天书”、“看新书”、“书看完了”；“打了三年仗”、“打胜仗”、“睡了一儿觉”、“睡午觉”“觉睡够了”。正是通过这些例子的分析，从而论证了这些例子“从词汇角度看是词，从语法角度看是短语”。胡绳院长在“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年华诞学术讨论会上称赞‘吕老在语言学研究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他经常写一些普及性的文章，深入浅出，这是大学者不容易做到的’”。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兼收并蓄，作者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传统为主，但又不墨守成规，不断的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和方法。正如吕叔湘先生自己在引言中说的“下面谈问题基本上还是在传统语法的间架之内谈，别的学派有可取之处也不排斥”。⑸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具体表现为1.在分析歧义的时候通过层次分析来说明，如“假如在这个时候不适当地灌水施肥，就会造成徒长。”和“假如在这个时候不适当地灌水施肥，就会使棉铃因缺乏营养而脱落。”中的“不适当地灌水施肥”因层次不同，而意义不同，产生歧义，在分析这种问题时用层次分析法。2.吕叔湘先生认为“主语”和“宾语”不是互相对待的两种成分，这是受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主语是相对于谓语而言的，宾语是相对于动词而言的，不在一个平面上，也不在一个轴上，不能相提并论。3.在研究句子结构的复杂化和句子格式的多样化时，吸收转换生成语法，从零到整，从分析到综合。如复杂句“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这些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是由两个单句“闰土心里有些事。”“我的朋友不知道某些事。”通过添枝加叶、局部发达、前后衔接综合成的。
三、创见的目的与价值
创见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进行观察和思考，是教学上的需要。张斌、胡裕树两位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是汉语语法的传统？只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人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语法研究总是同语文教学有密切联系着的。”在本书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为了不增加读者的负担，本文所用的术语，绝大多数都是现在通行的或者曾经有人用过的。2.考虑到有些读者见了代号就不爱看，就没有用代号。在《语法研究要避免的两种倾向》上吕先生说的更明白，“使用符号是为了看起来醒目，说起来简便，但是如果符号太多太长，变成长长的一串反而不醒目，不简便了。”3.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是为了教学的方便，也应该是对于学习的人的更为有用的工作。4.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言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如：在说语法中有渐变现象，中间状态，但这不等于说一切都是浑然一体，前后左右全然分不清楚时，将其比喻为中高纬度地方不像赤道地方昼和夜的交替在顷刻之间，而是黎明和黄昏都比较长，但是不能就此说那里没有昼和夜的区别。又如：在说语素的大小问题和异同问题时，将前一个说成是一根绳子切不切成两段的问题，后一个是一根绳子掰不掰成两股的问题。
综上所诉，《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创见的提出是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即使在汉语语法研究已相当深入、理论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龚千炎.中国语言学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2]朱林清.汉语语法研究史[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篇7
On the Sino-French Cultural Difference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
ZHANG Y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Hu'nan 411100）
Abstract Languag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carrier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is paper，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in the title， the meaning and origin of foreign language difference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 and fully explain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differences；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Chinese language； language
1 文化
“文化这个词源于拉丁语“colere”。这个词的第一要义便是培植、创造，即对土地的开垦和耕作；后来延伸到精神生活中；艺术、诗文、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历史、政法、宗教等，都属于文化概念的范畴”。①文化的传播主要依靠语言文字进行，而语言的进步也正是文化发展历程的写照。一句话总结就是，文化是语言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中法两国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所以两国的语言也就自然体现出这种矛盾。本文通过对汉语和法语在称谓、词义等方面的详细对比，从而进一步研究两国在文化层次上的不同之处。
2 法汉语言中的称谓差异
（1）亲属称谓的社会化问题。在汉语中，为了表示尊敬或者亲近，经常将亲属间的称谓扩展到不是亲属的人中，将其社会化。例如，我们经常会称呼周围的邻居“王奶奶”、“李伯伯”、“张大妈”等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亲属称谓，在法语表达中基本上是很难见到的。在法国，对于不太熟悉的人，女士一般用Madame，而称陌生男士就用Monsieur。即使是对和自己的父母同辈，甚至是祖辈的男士、女士亦称Monsieur和Madame。这就像在中国称呼“某某先生”和“某某女士”，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看来，这似乎就有些不守规矩。
（2）职务称谓问题。为了尊重对方的职业或职务，中国人习惯于用职务+姓来称呼别人。如，张院长，谭校长，刘老师，王司机等等。法国人见了这些称谓，定会觉得非常好笑，在职业方面他们只保留了少数几个传统称谓，如prsident， docteur， ministre等。
（3）中国特色称谓。中国人常在熟人的姓氏前加上“老”和“小”来称呼对方。如：老张、小李。其实这里的“老”和“小”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认为它只指年龄差异，实际上它还包含了身份差异、地位差异、经验差异等等。也许老张并不老，小李也不一定就很年轻。另外，中国人为了表示对长者的敬重，常称其为：“张老”、“刘老”等。如果用法语直译出来就是vieillard ZHANG、vieillard LI。这在法国却丝毫没有敬重的意思，反而因为法国人最忌讳别人说他老，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在法语中也并没有这样的表达。②
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法汉两种语言体现出来两国文化理念上就存在在分歧，中国人看重伦理关系；法国人看重个性自由。即中国人重“情”，法国人重“理”。这种分歧又突出的表现在了各种语言称谓上。
3 法汉语言中的词义差异
词的概念意义是词的基本意义，这种意义被收录在词典里，不和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对概念意义的理解不会因人而异，但是，作为语言的基本“建筑材料”的词，放在日常语言交际中使用就会发生不同的意义。③下面就从词的风格意义、感情意义以及双关意义来进行对比。
3.1 词的风格意义
中国《诗经・卫风》中写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是一首描写美人的诗。译成法语大致如下：Les mains comme les bourgeons tendres， la peau comme la graisse solide， le cou comme une larve de saperde， les dents comme des graines de gourde comestible， la tte comme une cigale et les sourcils comme un phalne……
法国人读到这个译文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哪里是个美人，明明是个丑女。其实，这是中国古代审美以及诗歌风格融合后的产物，这种诗歌的风格意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一种需要细细品味的含蓄描述，而一向拥有直线性思维的法国人则很难体会其中奥妙。
3.2 词的感情意义
“好”这个词，从单个词来看，它可以根据词性翻译成bien或者是bon。《红楼梦》中，黛玉在临终之前突然哀怨的叫着：“宝玉！宝玉！你好……”这个“好”字该如何理解？我们仍然可以简单的直接将其翻译为bien或者是bon吗？应该不会有人一味采取直译法，把这句话译成 “BAOYU！BAOYU！ Tu es bien ……”这个“好”字蕴含了黛玉太多欲言又止的细腻心思，法语中简单的bon或bien都不能很好的表达出这种复杂的情感。
3.3 词的双关意义
所谓双关，是指一个词语同时表达出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现象在法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但由于两种文化背景不同，很多时候没有读到原文是无法理解一些词语的双关意义的。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④汉语中的 “晴”和“情”两个字是同音异义字，当翻译成法语时，我们却很难找到合适的法语词汇来翻译这种双关意义。
在法语中也有同样的例子。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有一段话：Ah a， dit le fossoyeur， vous tes sonneur de cloches. Din don， din don； vous ne savez dire que a. Allez vous faire lanlaire .
译文如下：挖墓穴的人说：“哦，还是这些，您简直就是敲钟人，叮咚叮咚的家伙，您就会说这些吗？去去去，离我远点。”
其实法语中的“Din don”连起来写时，便成为dindon（蠢人）。如果从声音上讲，“叮咚”既是指钟声，又可听为“愚蠢”。不过是双关语的铺垫。但是用汉语无法将两个意思很贴切的同时表达出来，只好择一弃一，然后用注释的方式来解释另一个含义：“蠢人”。⑤
同样是双关语，法语中的这个双关语因为涉及到拟声词，并且双关所指词语一目了然，马上就能明白作者的意图。而中文中的那个双关语，需要读者仔细推敲，并结合上下文才能明白其中意味。
汉法语义的分歧要放到社会文化环境内加以区别。从法汉词义的对比可以看出，法语多为音义词，表达更形象、直接，；而中文多为意义词，多用一些值得推敲和耐人寻味的词，需要人去“意会”。即法国人思维是直线性思维，直接热情，目的性强；而中国人思维则是曲线性思维，含蓄内敛，需要铺垫。
4 结语
从法、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不论是称谓、词义还是外来词，两者都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可见文化因素是学习语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学好一门外语，就必须对所学语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
注释
①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② 方仁杰.法语社会语言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3.
篇8
2.教学理念过于陈旧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育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从古代的私塾、书院到现在的高校，教学形式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然而，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其教育如若不能随着经济文化和现代的行事方式而适当变革，那么它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就现代而言，很多高校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理念过于陈旧，与中学乃至小学的语文教学内容和目标并无实质性差别，基本上都是对文章的阅读、背诵，对文言文、诗词的阅读背诵这类的强制性知识灌输。这种强调被动接受的教学理念，不利于学生才情能力培养，而且教学目标设定的滞后，对于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没有太多益处。所以革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目标，是发展汉语言文学的重要任务。
3.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这种教学方式方法的单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汉语言文学的不重视。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小学、初中的语文教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而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科目之一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却依然显得单一和乏味。很多高校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时，采取传统的、如同以往教书先生般的单一讲授和背诵的教学方式方法，不注重课堂的互动、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而在人才培养上，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和才情的培养也不是很重视。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对于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发展以及学生才情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二、现代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发展及才情培养的建议
1.提高对汉语言文学教育创新的重视程度
提高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关乎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优良品德的培养，关乎祖国下一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是不容忽视的。加强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首先，在教育政策上，加大对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倾斜和重视。以政策和规范的形式将信息化发展和学生才情培养融入汉语言文学教育当中。比如，可以提高各个教学阶段中汉语言文学在整体教育框架中的比重。在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要以提高学生才情为教学的重要任务，积极鼓励各大高校进行教学创新，对有助于学生才情发展的教学创新予以奖励和推广，并在各类考试中将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素质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其次，在资金上，对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发展予以支持。相关部门可以为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努力构建有利于汉语言文学发展和传播的媒介。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调研和发展，开拓出符合当前主流意识的汉语言文学之路。
2.更新教学理念，与社会发展相协调
传统的教学理念已经不适合当前文化经济发展的节奏，亟须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传统的教学理念强调对各类文章和古文学的背诵以及“模式化”的赏析，以应付考试。这种模式化的教学理念与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是亟须改变的。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学理念的革新，笔者认为，主要应该集中在以提高学生才情、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提高其实践能力、丰富汉语言文学应用这几个方面。这就要求教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在保证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我国语言文化、文学内涵的基础上，侧重于对其文学素养和以后应对就业所具备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篇9
文章编号：1007-2349(2008)02-0059-02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所创经方将理、法、方、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学术体系。《伤寒论》创立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其中温法即温扶阳气之法，是《伤寒论》整个治疗法则中始终贯穿的基本精神。体现了《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重视人体阳气的重要思想。
我国著名中医学家、教育家、现代经方大家吴佩衡(笔者外祖父)，毕生研究《伤寒论》，十分尊崇《伤寒论》“温阳扶气”的治疗大法，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经验丰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吴氏学术流派。他临床上擅用仲景诸方，对四逆辈诸方应用娴熟，对附子的应用独具特色，炉火纯青。他认为附子强心而暖肾水，回阳生津而固肾气。
笔者受其学术思想熏陶、影响，在三十多年的临床工作中，对一些阳虚阴寒患者运用温扶阳气法治疗，取得了较好疗效，举例如下。
1、心痹(风湿性心脏病)
张某，女46岁，于1977年3月17日初诊。主诉：下肢关节疼痛10余年，近来疼痛加重，卧床不起2年。现病史：患风心病并发心衰14年，于1975年6月在市某医院行“左径二尖瓣扩张术”，瓣口从1cm扩至3cm，瓣型为膈膜增厚型。既往患者大约每半年风湿活动1次，下肢关节痛甚，卧床半月至1月即缓解起床，自术后2年以来，每1～2月风湿即活动1次，故一直卧床近2年。初诊见患者极度恶风畏寒，稍一受惊即感冒或引起风湿活动。现卧床，膝关节酸痛，髋关节剧痛，面瘦无华，两颧暗红，唇紫、目光无神，语音低微，四肢凉，出汗。起坐时即心悸、气喘、头昏、寒颤。脉微细而结，舌淡暗，苔白腻。实验室检查：抗“O”625单位，血沉30mm/h，白细胞2.4×109/L。辨证属心阳虚衰，寒湿内盛之心痹，以甘草附子汤加独活、茯苓、苡仁扶阳祛寒，化湿行痹。二诊：上方服6剂后，下肢疼痛稍减，但仍气喘心悸，肢重而凉，神倦。脉仍微细而结，舌淡晦苔白。此为心肾阳虚，寒湿浸。治以温扶心肾，祛寒除湿。以真武汤加味：附片60g(先煎2h)，茯苓、白术、桂枝、苍术各15g，杭芍、独活、寄生各12g，细辛6g，生姜3片。连进6剂后各症渐减，守法续诊半年余，患者下肢疼痛减轻，心悸气喘等症大减，已可起床活动，缓步外出行走，并可到公园游玩。随访4年，患者风湿发作缓解，能自主行动，生活自理。
按：此患者下肢关节痛痹日久，病邪入里而病及于心，1～2月风湿即活动1次，病情极严重。二诊以真武汤加味温扶心肾，祛寒除湿连服取效。连续服药半年后，患者风湿发作时间延长至1年1次，且症状较轻。证明仲景温扶阳气法对本病亦有效。
2、痹证(冠心病，风湿性关节炎)
王某，女，76岁，于2006年2月20日初诊。主诉：患“冠心病”及“风湿性关节炎"30余年。今年春节随家人到海南旅游，气候炎热，烈日当空，连续2日在海边赤脚游玩。回昆明后当晚沐浴受凉，次日感冒伴冠心病发作，且双腿肿痛。刻诊：卧床，胸闷心前区刺痛，头痛咳嗽，踝部至大腿浮肿，阵阵作痛。盖厚被仍感恶寒，体温38.5℃，脉浮紧，重取无力，舌晦暗苔白腻。辨证表寒内湿，寒湿搏结。以杏苏饮加苏条参、桂枝。服后夜间出汗较多，虽头已不痛，咳嗽减轻，但彻夜下肢疼痛。次日二诊：身困重，双腿已肿至腹股沟下，剧痛难忍，且胸闷心慌，仍恶寒，体温39.2℃，脉沉濡，舌质青，苔白腻。细思，昨日急于解表，未扶固心阳。当扶阳宣痹，散寒除湿，改用白术附子汤加味。附片60g(先煎2h)，白术，桂枝，茯苓，防已各15g，苡仁30g，生姜10g，甘草6g。l剂后，胸闷，心慌缓解，双腿肿消一半，痛减，解稀便2次，小便量多，体温37.3℃。2剂后，腿痛大减，肿已消大半，体温36.8℃。继以上方加减，调理半月后，诸症愈，已可到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绘画。
按：该患者不但年事已高，患冠心病30余年，且此次风湿性关节炎极严重。初诊未扶已虚之心阳，故未效而反增病势，当属误治!后细审病机，诊为心阳内虚，寒湿为痹，以扶阳宣痹主之，方取得满意疗效。此即《内经》“治病必求于本”之意。
3、阳脱症(心肌梗塞，心源性休克)
戚某，女，46岁，于1999年10月16日初诊。主诉：于1994年诊为“冠心病”，1996年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白细胞计数和血清心肌酶增高，心电图提示后侧壁广泛心肌梗塞)。出院后邀笔者诊治。患者因工作劳累，心绞痛发作频繁。症见患者极痛苦，手捂胸部，胸闷作痛、痛如刀绞。烦躁不安，呼吸急促，十分恐惧，似濒临死亡。面色苍白，目光无神，肢冷出汗，唇面发麻。问诊中患者意识模糊，突然仆倒，对答无力，脉微欲绝。急煎回阳固脱，强心益气之四逆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附片60g(先煎2h)，干姜12g，桂枝、茯苓各15g，瓜蒌、石菖蒲、川芎各12g，薤白10g，甘草6g，药煎好后，频频喂服。约20min后，手足转温，眼睛微睁。连服二、三盏，约30min后，各症缓解，腹饥思食，吃半碗粥后安睡。后以温阳扶正，温通血脉之剂，连服1周，诸症平，精神好转，遂上班工作。
按：患者当时阳气欲脱，已现衰脱之象。唯以回阳固脱，强心益气可救；且宜尽快服药，方可挽回生机。若迟疑延时，恐危殆难挽。
4、亡阳症(大汗腺癌术后心力衰竭)
篇10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观察对象123例，均为2006-10～2007-02在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门诊和住院部就诊的表证患者及广西中医学院的本专科学生、教职工、教职工家属中未去医院就诊但确诊为表证的患者，其中男66例，女57例。由于表证病情轻浅，相当一部分症状较轻的患者不会去医院就诊，因此为了更全面地收集临床资料，以准确观察表证与恶寒发热的关系，我们从未在医院就诊的人中收集了一部分病例。
1.2方法
1.2.1诊断标准依据全国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诊断学》所列的表证诊断标准［1］。
1.2.2观察方法用中医四诊来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辨证，对确诊为表证的患者观察各种寒热症状在表证中出现的情况。
2结果
在123例表证患者中，出现恶寒发热并见的有49例，占患者总数的39.84%；只出现恶寒的有42例，占患者总数的34.15%；只出现发热的有17例，占患者总数的13.82%；无明显恶寒、发热表现的15例，占患者总数的12.20%。
3讨论
表证是八纲基本证候之一，在《内经》的有关论述中已经寓有表证的涵义，但并没有具体提出这个名词。首先提出“表证”这一名词者是张仲景，《伤寒论》中有：“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的论述。到了明代，经过张景岳的整理和阐述，完善了表证的概念，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候。恶寒发热是指病人恶寒与发热同时出现，多见于外感表证。其机理是外邪侵袭肌表，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卫气宣发失常所致。外邪袭表，卫阳被遏，肌腠失煦则恶寒；邪气外束，正邪交争，卫阳失于宣发则郁而发热。外感病初期的表证阶段，有的患者虽然最初只有恶寒的感觉，并不觉得发热，但实际体温多有升高，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很快就会出现同时发热的感觉。因此，恶寒发热并见是诊断表证的重要依据，甚至被认为是表证的特征性症状［1］。但从本研究的结果看，表证患者中仅有39.84%的人会出现恶寒发热并见的表现。这说明恶寒发热并见尽管对表证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但不是表证的必有症状，相当大一部分表证的患者不会出现恶寒发热并见的表现。因此，不能过分夸大恶寒发热对表证的诊断意义，不能认为没有恶寒发热并见的表现就不能诊断为表证，《中医诊断学》教材中“表证是以新起恶寒发热为主要表现的轻浅证候”的概念论述似乎值得商榷。另外，恶寒发热并不是仅见于表证，“恶寒发热是表证的特征性症状”［1］的说法也欠严谨。病邪入里，正气奋起抗邪，正邪剧烈交争，亦可出现恶寒发热，而且往往出现高热寒战，恶寒愈甚，发热愈高。如肠痈、疮疡、瘟疫及邪毒内陷等，常表现为自觉恶寒严重甚则寒战，而又有高热。这属于里证，是正气与邪气剧烈斗争的反映，绝不能用解表法治疗。薛立斋曾在《外科正宗》中明确指出：“疮疡初期发热恶寒是外感风热或火毒内发，中期发热恶寒是疮疡将要作脓”。这说明古人对恶寒发热并非仅见于表证也是早有认识。
恶寒与发热这两个症状中，一般认为恶寒对于表证的诊断更为重要，如《伤寒论》第3条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本研究中，除了39.84%的人会出现恶寒发热并见的表现外，还有34.15%的人出现恶寒，这说明恶寒确实对表证的诊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表证多有恶寒，古人“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的说法确实很有道理。但表证亦有无恶寒可辨者，《伤寒论》中即有：“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的论述。从本研究的结果看，有26.02%的患者未出现恶寒发热并见或恶寒，这提示对“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这句话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公式化，那种认为恶寒为表证必有之症［2］的说法也是欠妥的。本研究中，有12.20%的表证患者无明显恶寒、发热表现，这主要见于病情特别轻的表证患者。这虽然与相关文献的记载不相符合，但临床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对此我们需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不能因为文献上没有记载就轻易加以否定。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即使是临床上极为常见、病情轻浅的表证，其寒热的证候表现亦是复杂多样，并非尽为典型易辨者，由此提示医生临证时不可拘泥于书本，要注意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注意个体差异，四诊合参，全面诊察，才能准确辨证。
篇11
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篇12
副伤寒是由沙门氏菌引起的仔猪传染病，又称猪沙门氏菌病. 急性者为坏死性肠炎，有时发生卡他性或干酪性肺炎，给养猪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同时给公共卫生也带来较大的危害。
仔猪副伤寒是由沙门氏菌属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仔猪生产的传染病。临诊上多表现为败血症和肠炎，也可使怀孕母猪发生流产。坚持“预防为主”，不断改革和强化仔猪副伤寒的预防措施，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
一、病原体
各国、各地分离的猪沙门氏菌病病原体血清型很不一致， 其中主要有猪霍乱沙门氏菌和猪伤寒沙门氏菌。 此外，鼠伤寒沙门氏菌、德尔俾沙门氏菌和肠炎沙门氏菌等也常引起本病的发生。
二、传染源
病猪和带菌猪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从粪便、尿液、乳汁以及流产的胎儿、胎衣及羊水等排出大量的病菌。本病主要经消化道感染。还可以通过或人工授精等途径发生感染。由于沙门氏菌的菌型很多，并且几乎温血动物均能受到感染，因此病菌分布面很广，能从各种途径传入猪群。
二、症状
急性型（败血型）：仔猪发病初期多为急性，体温升至 41 ℃ 以上，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喜藏于垫草内农业论文，寒颤，鼻、眼有粘性分泌物，初便秘，后腹泻，排出淡黄色恶臭的稀粪，但有时不见腹泻。在鼻端、耳、颈、腹部及四肢内侧皮肤上出现紫斑，此时病猪迅速消瘦，行走不稳，呼吸困难，衰竭而死亡论文提纲怎么写。病程 3~5 天，死亡居多。
慢性型：病猪主要症状是下痢，粪便呈粥状或水样，灰白、黄绿、黄褐、灰绿或污黑色，恶臭，有时混有血．液。严重时失禁，在吃食、躺卧、起立或行走时都可出现拉稀，使尾部及整个后躯粘污，有时便秘与下痢交替进行，有的病猪还发生肺炎、咳嗽和呼吸加快，体温稍高或正常，后期食欲废绝，喜喝污水。有的病猪皮肤上出现湿疹样变化，由于长时间持续下痢，病猪日渐消瘦、衰弱，被毛粗乱无光，行走摇晃，最后衰竭而死，病程多在半个月以上，有的甚至长达 2 个月。不死的病猪生长发育停滞，成为“僵猪”。
三、病理变化
急性败血型：体表皮肤有紫红色斑，全身粘膜、浆膜有不同程度的出血斑。脾脏肿人，呈紫色，韧度增加，触之如橡皮样感觉，脾脏不软化。有的肠系膜淋巴结呈条索样肿大，切而潮红，肝、肾充血和出血农业论文，胃肠粘膜卡他性炎。
慢性型：身体消瘦，有纤维素性坏死性肠炎。在盲肠、结肠、回肠末段、粘膜上附有单个或弥漫性的灰黄色或黄褐色不易剥离的糠鼓样痴状物。肠系膜淋巴结呈索状肿大，切面灰白色或干酷样坏死。脾脏肿大，多数病例肝脏可见灰白色或灰黄色针尖、针头至粟粒大的坏死灶。有时并发感染还出现肺炎、咳嗽等症状。
四、鉴别诊断
仔猪副伤寒与猪瘟很相似，有时难以区别，两者不同之处是：猪瘟不论大小猪只均可发生，用猪瘟兔化弱毒苗免疫后则不再发生；而副伤寒只发生于 1~4 月龄仔猪，往往通过实质器官可分离到沙门氏菌。在症状及病理变化中，猪全身充血和出血较明显，全身淋巴结边缘出血似大理石样，肾、膀肤有出血点，脾脏有出血性梗塞，慢性猪瘟有钮扣状溃疡；而副伤寒则淋巴结成索状肿大，脾肿大似橡皮样，人肠肠壁增厚，出现大小不一的弥慢性溃疡。在发病后，仔猪副伤寒及时应用抗生素及磺胺治疗，能达到治愈目的；猪瘟则无法用抗生素治疗。
五、防治措施
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防止传染源传入，加强饲养管理，消除发病诱因，对水、饲料等应严格按照兽医卫生规定管理。病猪和病死猪均不可宰食，以免污染环境并引起食物中毒。 被病菌污染的场地要全面彻底地消毒。
1、免疫接种
目前使用的主要有多价副伤寒灭活菌苗和仔猪副伤寒弱毒冻干菌苗，后者以氢氧化铝作佐剂，其免疫效果优于前者。现在多用猪副伤寒弱毒冻干菌苗口服或肌肉注射。 出生后1 个月以上的哺乳健康仔猪均可使用。 本菌苗注射免疫时，有些猪只可能出现较大的反应。口服免疫时，应空腹喂苗，使每头猪均能吃到足够的菌苗， 菌苗的稀释和拌法要按规定执行，以免失效论文提纲怎么写。 如用本群或当地分离的菌株制成的自家灭活菌苗，其免疫效果更好。
2、发病后处理措施
⑴隔离病猪，及时治疗。呋喃唑酮（痢特灵）、氯霉素、磺胺类药物，均可用于治疗。无论采用何法，都必须坚持改善饲养管理及卫生条件相结合，才能收到满意效果。
⑵圈舍要定期清扫、消毒，特别是饲槽要经常刷洗干净。粪便堆积发酵后利用。
⑶根据发病当时疫情的具本情况，必要时农业论文，对假定健康猪可在饲料中加入痢特灵或抗生素饲料进行预防。
⑷死猪应深埋，切不可食用，防止人发生中毒事故。
3、药物治疗
大批发病时，最好将分离的菌株作药敏试验，以选择最有效的药物。
⑴抗菌素疗法的首选药为氯霉素，其次为土霉素和新霉素。氯霉素、土霉素每天每千克体重60~100 毫克， 或新霉素每天每千克体重10~15 毫克，分2~3 次口服，连续用药4~6 天，其后剂量减半，继续用药7 天。
篇13
目前，参与式教学方法是国际上普遍推崇的一种教学方式，广泛应用于教学、培训和研讨中。参与式教学法（ParticipatoryTeachingMethod）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参与式”是英国社会学家在国外开展国际援研究时总结出来的一套社会学理论，即只有当地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援助项目中，援助项目才能取得成功。此理论争相被教育工作者引进教育教学领域中，逐渐形成参与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强调学习者的广泛参与，实践与他人平等对话、交往、合作及创造，特别强调在“主动学”、“做中学”、“体验中学”、“学中合作与创造”。从词源学上讲，名词“参与”（Participatory）的词源是由动词“参与”（participate）+名词后缀-ory组成，1833年开始通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democracy）1965年被证实开始使用，这个术语来自学生的抗议。因此，“参与”（participate）成为人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的表征。参与式教学法首先涉及人的问题。参与式教学法是学生感性认知、主动合作、交流和对话、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教学理念，“一旦他们进行了合作，他们的目标也就与别人的目标一致起来。”参与式教学法要求教者以人本主义的生命平等观，引导学者发现成功的途径，提高学者的批判意识，发展学者的自主坚强能力，帮助学者实现自我价值；学者在平等的合作丰富个人日常生活体验，产生新思想。此外，参与式教学法还给学者带来与他人交流的愉悦，引发他们对他人的关爱和关注，促进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凡是能够最大限度让参与者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来，任何有效的方法都可视作参与式教学方法。
三、参与式教学法的哲学基本问题
参与就是教与学的主体主动地走入、介入、投入、融入在交往、行动、思考、体验与创造的状态之中，参与始终渗透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参与式教学法涵盖的哲学基本问题主要有五个层面。
1.感性问题。
感性即感性的人的活动，表示知觉到和感觉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将人的认识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人是感性的存在，在感性的活动中确证自己的存在，学习就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所以，教学的起点始于人的感性活动，最终达成改造世界的目的。现行教学方法大多有些本末倒置，参与式教学方法就是要将“倒立”的教学理念再“倒立”回去。
2.主体性问题。
现代哲学回归到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与生活世界，寻求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主体性原本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用语，所指的是“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尽管只是形式地）个性，”其形式是独立自足的，这种独立自足只能实现在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之中。因此，主体性问题即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不仅指涉教师，更指向学生。纵观中国教育史，从最初以学生群体为重心，到教师的个体淹没了学生的个体，不仅是教育的失败，而且是人性的回落，即包括教育如何关注师生关系的问题，又包括教师怎样看待学生的问题，是否将学生看作是与教师一样的、平等的、自自的人的问题。无可质疑，学生与教师都是教育教学的主体。
3.身体的实践问题。
人本主义注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身体也是学习的载体，学习不仅需要大脑思考，首先需要身体的参与。因此，参与式教学法首先关注的是教育主体的身体问题，保证自由平等的实践活动得以真正展开，“真正的教育绝不容许死记硬背，也不奢望每个人都成为有真知灼见、深谋远虑的思想家。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积极的身体参与能够给学习者更多的创造空间，让他们主动探索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像中国传统教学那样完全忽视学习者的身体，将学习者的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填满，最终使学习者成为“北京烤鸭”。
4.对话问题。
参与式教学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和对话关系应存在于教学活动的一切方面，使教与学筑成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强权的关系，主要涉及对话与交往的合法有效性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教育分为经院式、师徒式与苏格拉底式，“从教育的意义上看，教师和学生处于一个平等地位。教学双方均自由地思索，没有固定的教育方式，只能通过无止境的追问而感到自己对绝对真理竟一无所知。因此，教师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这是苏格拉底的‘催产式’的教育原则。”这种教育原则的前提源于对话，只有在对话交往中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人生于社会之中，这是人的宿命。现在，人们之间的交往，除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外，更主要的是基于一切人的利益考虑。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只能基于这样的理解：平等地关注所有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