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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语•学而》中写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春秋时期，子禹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为什么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听到该国的政事？子贡回答：他老人家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他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别人自然会把政事告诉他，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品德。“温、良、恭、俭、让”中的“俭”，意为勤俭，这是儒家文化的立命之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韩剧风行的文化支撑。韩剧中的“俭”，就不得不说泡菜与拉面。韩剧《花样男子》中男主角具俊表在女主角金丝草家过夜，第二天和金丝草一家腌泡菜，感受到家庭温暖，二人感情升温。从贫民女孩金丝草到全民女神千颂伊，都对泡菜与拉面情有独钟。这两种极其平凡的食品在韩剧中的热度，一方面说明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韩国提倡勤俭的生活态度。当“LV”、“代购”、“进口货”成了现代人的口头禅；当中国不知不觉中成了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很多人开始质疑中国人是不是遗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其实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多种文化的交叉渗透，导致部分人群中攀比之风盛行，勤俭被蒙上纱雾而沉睡了。韩剧中无所不在的勤俭，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中国人心中沉睡的美德，获得了观众的认可。除了勤俭，孝悌思想也成为韩剧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的人，会冒犯君上的人，是很少的；不会冒犯君上，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和悌应是“仁”的根本！所谓孝悌，孝是孝顺，孝顺父母，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悌是悌敬，悌敬兄弟姐妹，相互帮助。“孝悌”中所体现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韩剧努力传达给受众的核心思想。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女主角千颂伊从小被父亲抛弃，但他并没有怨恨自己的父亲，当她在医院醒来看到父亲坐在身旁，只是询问父亲这些年去了哪，过得怎么样，并和父亲一起用餐，在说说笑笑间与父亲言归于好。千颂伊的弟弟千允才虽然极端愤世嫉俗，却十分保护自己的姐姐，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姐姐的不好。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既有“父母在不远游”的经典古训；又有“孔融让梨”的真实事例。但是当“婆媳矛盾”与“兄弟相煎”的类似事件一次次曝光在大众面前，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美德还需要大力提倡与传播。大众媒介具有社会建构的功能，韩剧在中国广受欢迎，也是中国观众对韩剧的殷切希望——通过韩剧的洗礼，重建良好的家庭关系与社会道德。
三、积极向上的思想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与“温、良、恭、俭、让”，其主要目的是教导民众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以积极思想引导民众从而构建人间天堂般的和谐社会。韩剧之所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所传递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思想，都是教人向善的“正能量”。坚强勇敢的金丝草最终获得具俊表家人的认可，谱写了灰姑娘的神话；平凡却善良的便利贴女孩金美英最终赢得完美男李健的爱情；真诚坚韧的千颂伊，最终再次成为全民女神并收获完美爱情。韩剧告诉我们幸福的必要条件是：诚、爱、智、勇、勤，而这种积极向上思想的传递也是受众所喜闻乐见且不分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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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决定的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精神风貌总体是好的。多数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确的职业理想与学习目标，勤奋学习知识技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或贪图享乐超前消费，或违反纪律打架斗殴，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级趣味；也有个别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道德严重滑坡，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案、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震惊全国，社会影响极坏。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与多年来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特别是“”期间，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儒家文化作为糟粕去肆意批判，连同其精华部分也通通抛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前在职业院校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学任务。
2.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经济的直接性、产业关联的密切性，以及解决就业的民生性等特点；职业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综合素质提升，主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包括交流表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迁移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创新提高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的信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合作共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实践证明，这些关键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解决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3.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内容，与儒家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职业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举措
1.实现儒家文化的“四进”“四进”是指进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新课程体系构建，将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独立的课程，组织教师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并核记一定的学分。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选学《十三经》中的某一部分经典原著。
2.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可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礼仪教育、嘉言懿行活动等，落实儒家文化教育内容；也可通过建设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墙、儒家文化长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载体，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社团、板报、漫画、主题班会宣传儒家文化，以及举办儒家文化讲座、诗歌朗诵会、相声小品、文艺演出比赛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3.建立“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理念，大胆创新育人机制，努力构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机制。学校除落实相应的儒家文化教育内容外，应将文明礼仪列入学生的操行考核中；学生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业可开展文明职工评选活动，树立道德标兵；社区也可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儿媳、好邻居、明星之家等活动，弘扬儒家文化。
4.广泛开展儒家文化研究学校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等学术组织和机构，配备一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落实足够的研究经费，开展儒家文化的专题和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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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三）个人价值准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因此，它关于个人行为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资源自然十分丰富。“爱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爱国英雄豪杰。同时，儒家“尚公”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的内涵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已发生变化，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融合。“敬业”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学记篇》中的“敬业乐群”，这是儒家提出的一种道德观念，意指安于职守，联合益友，共同奋斗，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尽职意识有相通之处。儒家十分重视“诚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导在为人处世、交友、办事、从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6］强调了“信”的极端重要性。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9］指出了实现“诚信”的关键在于“明善”。时展了，社会背景变化了，对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自然也要实事求是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我们党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抽离出其合理成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高度凝炼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播方法支撑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除了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以外，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教育、传播方法的支撑。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进步，其传播方式已相当完善。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的教育手段、教育技术及传播方法的同时，要充分借鉴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传播方法，为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益的传播方法支撑，做到把传统与现代传播方法有机地结合、灵活地运用。
（一）注重价值观的生活化、具体化
例如，孔子讲“仁”，只告诉人们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复礼”等等，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为儒家的终极价值追求，“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但却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定的启迪。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弘扬，抽象的理念尚未渗透到人们具体的生活中。因此，传播主体应该把重点倾向于将十二条价值理念恰当地融入民众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及工作当中，告诉人们在做人做事时如何为之才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标准，这样才能达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目的———践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层次影响
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完善，是一个包括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应试教育到社会传播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封建社会在小孩的启蒙阶段就把儒家文化通过儿歌、故事等方式灌输给孩子，在家庭中通过家训的形式规范家庭成员。另外，封建社会将儒家经典定为社会选拔人才的指定考试科目，学子想要应试成功就要学习、掌握儒家经典。这样，一方面巩固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学子们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播给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众化。营造社会文化氛围也是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文化影响方式，它将其所倡导的内容通过小说、戏曲、说书等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儒家文化无处不在。传统儒家文化的这种全方位的教育、多层次的影响模式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借鉴之处。正如所说：“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启蒙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传播手段及活动载体的优势，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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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它作为儒家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对我们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庸最早是由孔子提出，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之间找到一个中点或度，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在“中庸思想”指导下，山东物流业不走“大而全“小而全”的片面扩张路线，而是结合企业实际，不盲目扩张、不片面追求短期内的经济效益，而是立足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实现稳健的增长。
三、儒家文化对山东物流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多继承少发展
继承态思维意指对过去的经验与知识有一种依恋和难以割舍的心态与情怀。从思维取向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实属继承态文化。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中继承占主流思想，极少出现革命性的创新，创新多为生产工具的创新。而这种多继承少创新的思想到了现代工业时代对山东物流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不仅是管理模式还是现场运营，大部分都是对原有企业的借鉴和模仿，发展已是少见，创新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山东的物流企业虽数量大、种类多，但并未有核心的竞争力，依靠的多是传统的粗放式的生产来实现盈利，走的还是低附加值的道路。
(二)乡土观念浓厚
受传统儒家文化重农抑商的思想，山东物流企业始终保持这“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闯荡意识和勇于突破的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山东物流业的扩张之路。由于浓厚的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山东物流业的扩展速度始终滞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同等行业，其辐射范围小，扩展速度慢，想事情、做决策时容易瞻前顾后、缺乏果断性。这导致山东的物流企业虽发展迅速，实力壮大，但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物流企业。
四、对山东物流业发展的几件建议
(一)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实现山东物流业的自我超越和发展
要不断学习其他企业、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在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和创新，取他之长、补己之短，坚持人才引进战略，借由先进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来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不断学习和借鉴提升企业自身实力，从而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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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儒家文化是是由孔子创立递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的思想与实践的总和。孔子诞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使得古老的宗教信念和封建统治受到怀疑，人们不再依赖宗教与礼仪传统给予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传统的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并给予答案，而周围的世界又是处速变化之中，显示令理论感到无法逃避的紧张。面对社会现状的巨变，孔子对此感到了政治与伦理的深层优虑，由此决定了儒家文化其思想之源流与关注之焦点从始至终都是关注社会，对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做出秩序设计。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原则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认为人的积极与务实努力是有效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曾哲为代表的孔子的学生在儒家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中(如《论语》等)，以语录体的方式确立了儒家文化中基本的道德原则，由此建立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现代性的后果》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性地充满了意义，不仅是为了习惯而习惯了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现代性发展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存在于活生生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中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上的紧密联系。总的说来，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结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递至孟子一代，面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状如何继承传统并且加以开新，孟子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反对把孔子与他所处的时代割裂而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儒家文化的历史精髓与时代含义，正如叔孙通说的那样“与时进退”。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在大学生道德培养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必须面对时代的根本特点与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实际状况，不是从儒家文化经典中摘取个别章句，而是以历史的观点，时代性的方法批判和借鉴。杜维明在《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指出:“从发生学上看来，儒家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长为标准的官僚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密切。然而，即使这些根底完全被摧毁，吾人亦不能就归结说，儒家思想丧失其所有人文关切。有些当代中国学者在儒家思想理发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睿智的宝藏。这些人文睿智对他们存在是充满意义的，也关系到他们对现代重要间题的认识。事实上，这种可能并非空想。”
儒家文化在当代面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格局下，它在知识界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笔者援引这样的一个事例: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对全世界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于这些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儒家文化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另一方面，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既不可以夜郎自大，亦不可以妄自菲薄。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为我们更深刻的发掘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内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世界和从微观角度审视自身的理念与行为时，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基点现代性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追求的和谐状态，我们信仰的人本观念，我们推崇的优患意识，我们格守的力行精神等等。无一不是儒家经典所反复阐述的，自孔子以降历代大儒所躬身践行的，很多合理的原则与方法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二、俪家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的可以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一)注重德教的原则
尚德、重德，注重德教，是儒家文化的光辉传统。《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冈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历史文化佐证。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论语·颜渊》中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风，必堰。”网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品德起着导向作用。
(二)注重实践的原则
重实践是儒家文化思想中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实践精神。“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后来儒家虽对人性看法各有差异，但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十分强调实践在人们“复性”、“成性”中的决定作用。在孔子那里，人的品德如何，不能只闻言而不观行，行才是结果。
在德教方法上，儒家文化强调理性认识与实践并重，倡导体验、实践。所谓“躬行力究”、“体用浑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宋理学家朱熹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论说。学、间、思、辨讲的是道德修养，笃行讲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
(三)注重内省的方法
《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内省”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意指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摈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
(四)注重陶冶教育的方法
儒家文化经典有着样的论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由此出发，他们一向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土”。历史上也不乏“孟母三迁、“千金买邻”式的佳话。基于环境对人教育具有影响作用这一认识，历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孔子的“无言以教”、“里仁为美”，就强调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
(五)注重情感教育的方法
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儒家文化思想对人性的设计就是把人设计为一个情感本体，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人性的“四心”即“侧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三心是情，只有是非之心是理，可见儒家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对“情”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感动”、“感化”、“感通”的机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除上述六个方面外，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如“克己”、“内讼”、“慎独”、“修身”、“齐家”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基本作用
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继承儒家文化精华，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儒家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任何道德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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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文化的复兴
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要依赖于中国的崛起，要依赖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世人、社会以及世界来说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人是文化的主体，人本身是文化的集合，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发展。儒家文化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儒家文化对于自我修养有一系列的准则和目标，仁、义、礼、智、信和孝、悌、恭、俭、让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我们应很好地吸收，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并结合当前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像总书记提到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同样也是儒家道德精神的要求与追求。儒家文化同样是民族凝聚力的保障，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很长时间处在大一统的时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兴旺与文化复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文化具有深厚的哲理性和人文底蕴，其不仅有以人为核心的道德准则，还有对于社会发展的合理构想。儒家思想以仁为基础强调个人的修养，追求德性与人性的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这就是社会和谐。而高于这个层面的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乾为父，坤为母，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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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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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所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像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合伙企业是由几个对业务能力、个人信誉、资历经验等方面互相信任、互相认同的合伙人经过共同协商、平等参与成立的。与公司制组织形式相比，它更强调以信任为基础、相互认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理念。合伙企业以信任和合作作为订立契约乃至合伙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伙文化是人们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传统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合伙企业的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信念、经营理念、思维方式、道德行为准则等等。
二、建立优秀合伙文化的重要性
(一)合伙文化是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员工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宗旨和信念，是其行为的指南
合伙文化把合伙企业各成员融合在一起，为其建立企业的远景，让他们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二)就合伙企业内部而言，优秀的合伙文化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实现价值增值
合伙文化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合伙人和员工的工作效率，而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合伙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优秀的合伙文化可以培养出员工的团队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优秀的合伙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优秀的合伙文化对外能为合伙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良好的声誉资本，增加企业的影响力。
因此，建立优秀的合伙文化对于合伙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优秀合伙文化的特点
(一)合伙人是优秀合伙文化的领导者、传播者
他们首先要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且具有共同的追求，这些是能够达成协议、共同合作的基础。合伙人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并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才能够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带领员工通力合作，不断进取。
(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
西方企业受民主制的影响，成员之间注重交流和合作，员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而我国的合伙企业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各种组织等级森严，人们推崇权力，强调社会等级观念。员工对于领导的意见往往持遵从的态度，很少提出反对意见，成员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真正融入企业中还有待时日。
任何一个企业缺少了团队精神都不可能获得高速发展，也不会有组织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合伙文化要有较强的凝聚力，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成员们有共同的追求，对企业有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建立起信任情结，充分了解和沟通。互相协作，互助互爱。只有在互相关爱的企业氛围中，各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应用到生产经营中去，实现企业和成员的共同进步。
(三)高水平的工作效率
高水平的工作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合伙成员要具备业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讲究分工合作，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
(四)形成学习型企业的氛围
学习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建立起一个学习型组织是合伙文化得到认同和执行的有力保障。合伙企业内部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业绩，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地注入新的生命力。
四、儒家传统文化对我国合伙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底蕴厚重，博大精深。思想文化以凝练、严谨的理论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内容丰富、学派众多，其基础部分是儒、道两家思想。有人说，儒家文化是合伙文化的天敌，实则不然。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孔子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规范。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和“仁”，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政治伦理学说。“礼”的基本精神反映了建立在宗法关系之上的、与宗族血缘亲疏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有两个作用：一是分辨血缘的亲疏，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某个人的贵贱等级；二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借以增强国与家的内在凝聚力。孔子“礼”的思想旨在维护旧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从这一点看其对于合伙文化的影响，虽然有助于维护合伙人的绝对领导，保证个人利益服从合伙利益，但不利于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精神。若据这一观点的引导。台伙员工很难跨越其所强调的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压抑了员工的个性，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员工并不能真正地融入企业，不能将个人的才能充分地加以释放。
如果说“礼”的思想反映了孔子思想保守的一面的话，“仁”则体现了孔子思想创新的一面。“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仁者爱人”，“仁”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仁”是一种包含和统帅各种美德的最高道德品格和道德境界。从《论语》看，包含着“恭”、“宽”、“信”、“敏”、“惠”、“勇”、“智”、“孝悌”、“刚毅”、“木讷”、“敬”、“忠”、“恕”、“直”、“逊”、“义”、“好学”等品德。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而这些高尚的道德品质特征是办好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特征。如“宽”、“信”。合伙企业成员之间待人以宽、彼此诚信。才是维持良好的企业氛围的基本前提。才能有助于企业形成通力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如“忠”，成员对企业忠诚、有归属感，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和利益尽心尽力。再如“好学”，成员之间互相形成好学的气氛，有助于其个人能力的提高，进而带动起企业的进步，形成互助互爱的气氛，也有益于形成学习型组织。由此可见，在孔子“仁”思想的熏陶下，合伙文化会愈发和谐。
另一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仁政”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种“以民为本”的主张，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基础。他还提出“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理论，即通过“内省”式的道德修养方式，寻求、认识自己内在的“善”和“良知”。以人为本，体现了重视个体成员的观点，关注合伙成员的利益。这种思想与合伙文化强调的着眼于人的管理方式相吻合，要求把人当作企业里的主角和首要因素，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在经营管理中，合伙人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沟通，以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性善论”则提醒大家时常自省，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品质，这些都有助于良好的合伙文化的形成。
另外，儒家文化讲究整体和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要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既不是简单的折衷，也不是庸俗的中间路线。其追求的目标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尽善尽美与无可奈何之间的最佳方案。将中庸之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合伙文化中，可以引领合伙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下，不以僵硬的、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而用发展的、和谐的态度作出最佳的选择。通过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的原则，依靠智、仁、勇处理好人际关系，用诚实、善良的品德来加以巩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合伙企业应当吸纳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来建设和发扬合伙文化，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交流中，形成优秀的合伙文化，以引领合伙企业不断和谐发展。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晋商顶身股制的分析，认为顶身股制的会计分期使得人力奖杯的价值计量具有可操作性，为企业人力资本的衡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当今的企业改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晋商；人力资本；顶身股制；人力资本会计
马克思说过：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本是增加价值创造财富的可变资本，物质资本是转移价值消化成本的不变资本。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已经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从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竞争推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价值源泉，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能回避人力资本价值管理方法――人力资本会计。关于人力资本会计，前人已有很多探讨，本文拟借鉴晋商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价值会计进行探讨。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意义
人力是人通过消费进行自身生产的产品，但这种自身生产形成的人力只是作为经济资源的人力的自然基础，只有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才能够形成人力资产，从而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开发形成的人力资产就形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会计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与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略有不同。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具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它侧重反映的是可以在未来特定经济活动中给有关经济行为主体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收益，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着重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和质量，是一种无形形态(王丽娟)。
人力资本会计重视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力资源的内部差异性的影响，通常采用现值来计量，着重对人力资源权益的所有者――劳动力进行监督与激励。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下，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及职工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使企业创造出高于其他企业的效益。我们在研究一个企业组织机构、企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同时，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人力资本”。对这种人力资本来说，无论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都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物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而在人力资本中，其技能和本身是不可分离的。
人力资本具有特殊性，虽然企业可以获得职工在企业服务期间由人力资源提供的效益，但企业并不因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投资而取得对人力资源增值的所有权。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成为了现实(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才呈现出几何增长。不少企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最终却流失了这种人力资本，归根到底，是不能够很好地体现这种人力资本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力资源是一种人力资本，员工和企业问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何使委托关系更为有效，实现双赢或多赢；如何用会计的方法来计量被雇佣者的价值，是人力资本价值会计亟须解决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后期的晋商身上得到一定的启示。
二、晋商顶身股制的概念
顶身股，即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即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俸，按股额参加分红。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不同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体现的是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顶身股制就是股东出资：经理和员工出力。股东们出资本，即银股，是开设企业时股东们投入用以增值的货币资本；经理和员工为资本负责，股东允许经理和高级员工以个人劳动顶身股。身股，也称人力股，俗称“顶生意”，与银股相对。身股是经理人等以人力所顶的股份，不交银两，但与股东们投资的银股一样，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不论是经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可以根据其表现和对资本贡献的大小顶一定的股份。银股所有者，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用、夫亡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有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山西商号的员工身股是有起点与上限的。在很长时间内，身股的起点为1匣，上限为10厘即1股，俗称“一俸”或全份。顶1股者，多限于企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者。凡商号员工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后，才算正式顶上身股。员工顶身股最初不过一二匣，优秀员工的身股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全份)为止。每届账期结束，根据赢利多寡，股东的银股与员工身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票号对顶身股人员，每逢3年(或4年)的一个账期结算时还要进行一次赏罚，工作较好的酌加顶身股1厘，优秀者加2厘；日常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降职处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这种优惠期根据顶身股者生前所担任的职责不同，可分别享受2～8年的红利。如有特殊贡献者，还可延长分红期。
勤劳朴实的晋商，凭借信用之道，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为平民提供金融服务，为工商业者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汇兑业务，降低远距离交易的风险，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其经营谋略至今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晋商的东掌合作，银股身股股份合作、更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三、顶身股制对人力资本会计的启示
(一)人力资本产权化，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由受托向合作关系转变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可以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般来说，人力资源在其使用年限内，其价值是不断增值的。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是可以累积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资本也应该像其他投入资本一样能使企业得到投资回报。人力资本会计除了计量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八之外，更注重的是人力资本对企业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因此，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在此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们需要采用现值的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在这里，顶身股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晋商商号的顶身股制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产权化管理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产权化后，资本投入者“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不再是委托关系，而是合作关系。
股东们之所以愿意把一部分或一半以上利润让渡给部分员工，是因为股东们还可以获得更长远、更多的利润，以利润赢利润，股东们也非常情愿。“顶身股”不论对已顶上身股的员工或没有项上身股的员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和凝聚力，其核心在于员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顶上身股者希望身股份额能持续增加，没有顶上身股者企盼着未来某一年能顶上身股，以此来推动 或激励着员工的进取精神。从委托的角度来看，晋商的顶身股制有效地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企业人力资本的产权化使经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成为企业现实的所有者，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繁荣、成长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企业的任何挫折、不利同样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商号的治理结构中，企业经营者具有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企业所有者，无论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其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享有的剩余收益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企业剩余的多少，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和繁荣才能给所有者带来长期的利益。任何有损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决策行为，最终都会损害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的利益。因此，经营者在进行经营决策时将会从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从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出发，既避免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又克服了经营者侵犯所有者利益的败德行为。内部人与外部人利益的高度一致，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治理结构中的问题，降低了成本。
(二)顶身股制对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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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伦理剧的界定
《中国家庭伦理剧矛盾冲突类型研究》一文中指出，“家庭伦理剧就是反映社会伦理道德为题材的通俗剧。这类题材的通俗剧往往以广阔的社会为背景，将家中发生的事件，如爱情、婚姻、婚外恋、多角恋、、家庭解体、妇女独立、老人和儿童等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搬上屏幕，引起人们思考，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伦理文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架构，以血缘关系为依托，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及感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良好素材。
二、儒家文化的展现
由于儒家文化在我国正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剧中，必然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的探索与展示，儒家文化充分地渗透在家庭伦理剧的每一个方面。
（一）“家”的概念与孝道的展现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心中，因而在自身的行为约束与道德准则上，往往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要求自身。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血缘的尊重与对孝道的崇尚。
家庭这个概念是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2]。家庭是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由血缘构筑。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将“家”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家庭不再单单指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等，更是指一切关系的总和，可以指相关的无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指相关的家族。而家庭伦理剧中展示的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家”。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讲述的是一个即将拆迁的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互之间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主人公尤曙光与妻子赵迎春离异，娶了女主人公李婉华，李婉华的女儿豆豆与尤曙光的女儿尤优成为了无血缘关系的姐妹。赵迎春嫁给了王大冲，而尤优嫁给了王大冲的儿子王浩，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剧情跌宕起伏，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家庭。而这种对家庭的热衷，正是源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对家的依赖。
此外，对家庭重视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孝道的宣扬。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为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极为重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好好侍奉父母。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如《丑娘》《双面胶》等违背孝道的电视剧，但人们更希望电视剧中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场面。《好大一个家》中，尤曙光虽然与妻子赵迎春离异，但并未隔断自己与岳母一家的关系，仍将岳母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这样的温馨场面正符合了儒家思想中，对孝道的要求。
（二）以“仁”为主的道德理念
儒家文化以孔子所提倡的“仁”为核心，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在孔子眼中，“仁”为万事之本，安身立命之所。而对于仁的理解自古有所不同，简单来说，仁就是人与人的相互友爱、帮助，对待他人的温和宽容以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温和的态度以及万事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是与西方的斗争哲学全然不同的，因此也构成了我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特有道德准则，而这种准则，更是贯穿电视剧的核心思想。
当下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接受了许多西方思想而发生改变，加入了许多矛盾丛生的场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在观众眼中，电视剧中最为核心的主题思想必须是“仁”的展现，人与人之间爱的力量与人性的善良。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充满了戏剧性，其中，最值得人称赞的就是女主人公李婉华。当尤曙光与李婉华结婚，开始过幸福生活时，前妻赵迎春突然醒来，这给了一家人不小地打击。一方面，家人欢喜赵迎春的康复，另一方面，家人也不知如何解释她被离婚的现实。在这样情况之下，尤曙光夫妇为了照顾病人，甘愿合伙为赵迎春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这样的友爱与情怀，正是对传统儒家思想良好地继承，也正是孔子眼中“仁”的真正体现。
此外，“仁”的思想也表现在“君轻民重”的“民本”思想上。《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曾写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看重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作为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家庭伦理剧，更是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上。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着力于反映普通人安贫乐道的幸福生活，如《老大的幸福》《幸福来敲门》等。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中，涉及的是比较敏感的拆迁话题，同样是拆迁，这部电视剧不同于《蜗居》等电视剧的着眼点，拆迁的老板不再是趾高气昂的富人形象，而是尽量满足大众需求的服务者，拆迁过程也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当群众堵在公司门前时，老板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按照群众要求进行协调。这样，给人们展示了一幅重视民生的画面，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底层人民的尊重。
（三）讲信修睦的和谐观念
《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曾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理想社会，人人无私利，以诚相待。
在一段时期的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吸引观众，制造了许多不符合社会伦常的情节。如《婆婆遇上妈》中，婆婆因不喜欢儿媳妇而为儿子找小三;《家产》中，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打得不可开交，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近年来，随着观众审美趣味的提高，电视剧开始追求一种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好大一个家》中，虽然起初也是矛盾重重，但这些矛盾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制造的误会。唐一品与王大冲为了争得李婉华的芳心，采取了许多手段，但都不违背人情常理。赵迎春在得知自己误会尤曙光与李婉华后，立刻醒悟。整部电视剧充斥着善意的无奈与理解。又如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中，全局可以说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当人们看了太多的争斗之后，只有这种和睦的大团圆生活可以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重新回到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
三、家庭伦理剧的归宿
从《渴望》开始，我国家庭伦理剧经过了多番的变化。大量的矛盾冲突短时期内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但长此以往，此类作品将很难满足观众对影视作品的审美需求。鉴于此，当下的家庭伦理剧创作已逐渐转向对家庭的回归与传统的认可。
（一）回归家园
家庭价值被削弱和忽视，“人类中心论”大肆宣扬，但这种“人类中心论”又导致人类对自然界无情的征服和掠夺，造成了人类的生存与思想的危机[3]。创作者们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对家庭的回归，并非要求家庭伦理剧忽视个体存在的价值，而是将个体放在家庭中，赋予个体更合理的位置。
作为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可以看出，虽然在电视剧中，创作人员都是尽力展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剧情。但是，创作者们还是不自觉地给观众一种圆满的感觉。当下，家庭伦理剧如此火爆，不得不说与创作者善意的倾向有很大关系。任何人，都希望给观众营造一个温馨的叙事环境，都希望继承传统的文化价值，因此，和缓的故事与平淡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正是当下电视剧中最不可缺少的。
（二）情感价值的矫正
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家庭的迷茫与困惑，近年来，家庭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对父母的顺从以及对大家庭的责任意识越来越淡化。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期望在电视剧中看到孝顺长辈，恭简礼让的美好画面，去填补现实中情感的缺失。电视剧创作者们也关注到这一需求，缓和冲突、构建和谐情感，着力展现良好的家庭相处模式。
电视剧《好大一个家》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作品在展现时，注重了“度”的把握，既可以娱乐大众，又宣扬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让观众在耳融目染中受到教育。这样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叙事技巧，无需特别的与众不同，平淡中完成了情感的表达，传递了美好的思想，实现了文艺作品的真正意义。
（三）由冲突走向和谐
电视剧作为大众艺术，无法摆脱圆满性的艺术要求，在有限的情节之中，在一定的压抑之后，一定要得到一种圆满性的释放[4]。近几年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将各种矛盾冲突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在最后总是给人们一个更容易接受的结局。《金婚》中如此复杂的生活，几乎年年发生意向不到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以老两口牵手离开作结;《好大一个家》中，关系错综复杂，但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传统的大团圆。八方街的老邻居们重新回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最后，年三十的团圆饭上，连唐一品都放弃了昂贵的别墅，回到群众中来。这样的和谐温馨场面，正是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符合了观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
篇12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维护金融稳定对于提升金融企业市场竞争力、改进和完善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要想积极有效地推进金融稳定工作，充分发挥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首先要在整个银行业甚至全社会构建好金融稳定工作的思想基础。因此，积极推进金融稳定文化建设，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化金融稳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引领金融稳定工作，对于有效引导金融业增强稳健经营和风险控制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提升行业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构建和谐的金融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和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积极构建“七大文化”，奠定金融稳定思想基础
(一)树立正确的经营观，推进金融稳定合规文化建设
金融企业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加强风险管理、合规经营则是金融企业稳定的核心。因此，推行“严格谨慎、内控优先、主动合规”的合规文化，是建设金融稳定文化的基础。
1 切实提高合规经营意识。一是高管层要确定合规的经营基调，树立风险为本的合规管理理念，加强合规风险识别和管理，建立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积极掌握现代合规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加强对全员合规风险岗位培训，形成人人合规、全程合规的文化。二是每个员工要切实提高合规操作和风险防范意识，自觉遵守各项内控制度和操作标准，将每项内控规章制度内化为内心自觉的行为规范。
2 努力加强内控机制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梳理内控管理中的缺陷和薄弱环节，结合实际改进、优化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明确内控岗位和部门职责，健全内控程序，着力营造有章可循、有章必循、按章操作的管理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稽核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稽核部门在合规风险管理中的持续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加强对内控执行情况的定期检查和对重要部门、重要岗位的不定期检查力度，有效形成“自控、互控、监控”三道防线，通过全方位的排查和监督，消除管理和监控的死角。三是充分体现倡导合规和惩处违规的价值观念，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加强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认定与追究，鼓励员工积极举报违法、违规、违反职业操守和可疑行为，充分调动职工主动合规和与违规行为做斗争的积极性。
3 积极完善法人治理和决策机制。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科学界定股东大会、董(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划分，强化董事会风险政策的制订和持续监控职能，进一步明确“三会一层”的合规管理职责，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协调运作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证券、保险等分支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高管层的执行力，健全经营决策和制约监督机制，提高全面监督合规管理的有效性。
4 全面强化合规经营管理。一是加强资本合规管理。积极引入先进的经济资本理念，加大资本管理力度，确保资本金真实、规范，提足各项拨备，缴足存款准备金，大力发展低风险、低资本占用业务。二是加强信贷合规管理。健全以国家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信贷制度、信贷政策为核心的信贷管理机制，加强贷款审批、“三查”制度以及授权、授信管理，严格执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加强不良资产处置、剥离的合规性。三是加强基础合规管理。进一步加强人员控制和管理，根据每个员工的道德品德、思想动态和业务能力分配岗位，认真坚持岗位轮换和强制休假制度，严格按照会计结算、存款及柜台业务、财务及费用管理等各项制度和操作规则执行，杜绝人为的操作风险。四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合规管理。各项业务经营活动要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合同法》、《票据法》、《担保法》、《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执行，任何经营活动都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推进金融稳定发展文化
促进社会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根本目标。因此，推进“提高站位、立足长远、加强合作、协调发展”的发展文化对金融稳定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1 树立“大局意识”，促进金融业长期、稳健发展。一是积极贯彻国家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目标和宏观调控要求，逐个项目做好现金流量分析和动态管理，科学把握信贷投放力度和节奏，积极优化信贷结构。二是建立宏观经济研究分析队伍，加强宏观经济分析研究，密切关注、及时分析判断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充分领会国家的宏观调控意图，紧密结合调控意图和经济形势变化，全面审查企业的经营战略，调险偏好，优化业务结构，追求资本约束下的规范、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协调发展。
2 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一是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及当地产业特点，构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调整信贷投入重点，加大对县域经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找准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在观念上、理念上把握好政策方向，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信贷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三是加强对区域经济的分析研究，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增强制订经营发展战略的适应性、针对性和规避风险能力。
3 确立“改革促发展”的经营思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是要积极配合、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内部改革的联动性，确保新体制、新机制有效运行。工行、中行、建行分支机构要加强上下联动，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对基层分支机构的考核管理，农行在改革启动和推进过程中，要积极配合上级行和有关部门做好不良资产尽职调查及处置等工作，打好股改基础；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建设，促进转换机制，增强支农服务与功能，确保改革目标真正实现；邢台市商业银行要以批准筹建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壮大资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农发行和邮政储蓄机构在积极拓展各项业务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强化内控监督，积极稳妥推进业务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二是要加强对自身经营状况、不良资产变化、公司治理、内部
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等方面的监测，注意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职工情绪以及社会反应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加强风险防范。
4 树立“协作发展”理念，构建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一是金融企业要树立“协作发展”的理念，正确把握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加强金融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氛围。二是积极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充分利用经济形势分析会、座谈会、银企交流对接会等契机，加强与金融企业之间以及银企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沟通协调，增强银银、银企信息共享。
(三)树立责任为本的价值理念，推进金融稳定责任文化
增强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是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因此，要积极培育“爱岗敬业、强化责任、各尽其责”的金融稳定责任文化。
1 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意识。金融企业要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邢台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在业务开展、业绩考核和风险内部评估等方面逐步体现社会责任的原则要求，增强对国家负责、对本单位经营发展负责、对金融消费者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精神。业务经营既要有利于自身业务发展，又要产生社会效益，使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达到一定的均衡状态。
2 着力构筑“各尽其责”的管理环境。一是要把增强企业和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各种评先创优活动，大力提倡敬业精神，充分激发员工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营造“尽责为荣、失职为耻”的浓厚氛围。二是紧密结合业务流程和工作实际，完善工作责任制和各项岗位职责，明确岗位分工，细化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建立问责问效制度，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提高业务操作的办事效率和工作效能。
3 切实推动廉政建设。金融企业要将廉政建设和责任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健全廉政建设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内、外部监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
4 积极履行反洗钱职责。一是增强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反洗钱义务，建立健全反洗钱机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保存制度等，积极参与、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洗钱行动。二是在经营过程中要善于发现可疑情况，认真执行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的报告制度，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反馈。三是积极开展反洗钱培训和宣传，动员、整合全社会的有效力量，严厉打击洗钱行为。
(四)树立积极严谨的创新观念，推进金融稳定创新文化
创新是金融业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根本出路，是金融业进步的灵魂和不竭动力。因此，要大力倡导“积极鼓励、审慎推动、态度严谨、融合创新”的金融稳定创新文化。
1 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金融企业要积极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加强创新激励机制和创新推进机制，充分激发每位员工创新的潜能和积极性。同时，要加强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建设，形成既有个性自由、又有团队协作，鼓励创新尝试、宽容创新挫折的组织氛围，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创意充分涌流的环境。
2 树立风险可控的创新理念。金融企业要正确处理好风险防范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既不能以防范风险为由抑制金融创新，也不能为创新而忽视风险防范；既要鼓励创新、勇于创新，又要以严谨的态度，加强风险管理。要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稳健开展产品创新活动。同时，要对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加强预测和监控，根据风险程度和涉及范围等因素建立分层次危机处理机制，防范突发性和系统性风险。
3 推动积极严谨的创新文化。打造创新文化，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工作。创新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举全行之力，有重点、有目标地突破和超越。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把客户需求作为业务创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体系。同时，创新要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对一些目前还不具备发展条件、投机性和虚拟性强的金融产品创新，应认真研究、严格控制和审慎发展。
(五)强化风险防范观念，推进金融稳定管理文化
加强金融稳定管理是维护金融稳定、引导金融企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大力推进“密切配合、整体联动、快速反应、重在防范”的金融稳定管理文化。
1 加强监测，提高风险防范的针对性。金融企业要积极培养专业的经济分析人才，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业务经营及风险状况的监测和动态分析，深入剖析经济发展变化、经济增长质量以及经济结构对金融及自身经营的影响，及时针对发现的问题、风险苗头隐患，研究部署防范措施，提高风险防范针对性。
2 密切配合，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动性。金融企业要全力配合、支持人民银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能，积极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以及各种信息。要积极配合金融稳定领域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对经营中发现的风险问题及相关事项，及时向当地人民银行及有关部门反馈，增强金融稳定管理部门对金融风险监测、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 快速反应，提高风险防范的时效性。金融企业要站在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建立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报告制度。要将快速反应报告制度视为自觉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意识和行为规范，对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状况、突发性金融风险和重大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分别向当地人民银行、监管部门以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迅速反馈报告。使决策部门在充分获得信息的基础上，在最快时间内做出风险处置决策，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等级，减小风险覆盖面，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4 整体联动，提高风险处置的可控性。金融企业要结合实际，在各级分支机构建立、完善应对不同类型、范围和程度的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明确对突发性事件处置的操作程序和步骤，增强金融风险处置、预警的敏感性。及时组织全系统对突发性事件和金融风险处置预案演练，在经营过程中发生挤兑风险或突发性重大金融风险时，能及时启动应急机制。
(六)强化人本管理理念，推进金融稳定教育文化
增强对金融系统全员的教育引导，强化整体合力，在整个金融业构建“以人为本、共创和谐”的金融稳定教育文化。
1 加强思想教育，夯实全员思想道德基础。一是抓好全员政治理论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纪律法制教育，增强爱岗敬业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巩固全员思想道德基础。二是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充分调动员工参与积极性，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社会职业道德观念，三是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解决生活、工作中遇
到的思想问题，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谈心、帮促活动，引导员工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构筑金融稳定的思想基础。
2 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员工安全操作意识。一是积极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实践活动，加强典型案例剖析，增强警示教育和效果，让广大员工充分引以为戒，切实提高安全操作意识，二是加强对风险岗位的安全培训和操作演练，使员工进一步明确自己岗位职责的严肃性，熟悉岗位操作的程序、步骤和具体要求，减少工作失误和人为操作风险。
3 加强风险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一是金融企业要加强对社会投资者的风险教育，积极开展针对投资者的各类风险投资讲座、培训等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促进社会投资的理性增长。二是积极加强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非法集资的内容、性质、危害以及典型案例等，增强公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的自觉性。
(七)强化信用观念，推进金融稳定生态文化
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因此，要大力推进“协调配合、宣扬诚信、推祟和谐”的金融稳定生态文化。
篇13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
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以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儒家认为人的内在伦理建构过程基本上从血缘关系的情感体认开始阐发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关系的存在方式，由此而引发的宗族之间的血缘之情，自然是真实的、质朴的、稳定的、长久的，对它的深度体认事实上蕴涵着人类最高贵、最深沉的德性情感文化意识，很容易激发人在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自觉性。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体现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道德水平，对现实的个人而言，这种德性伦理特性自然延伸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儒家有了这种高尚的德性伦理品质，在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凝结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力量，逐步冲击到人的外在世界，并逐步化解人内心的德性伦理情感需求与外在实践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建立、实施奠定其坚实的思想伦理基础，并为后世有志文人所尊崇、所执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一直积极的推行和倡导知行统一的伦理实践标准，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德性伦理，通过特有的教化过程，折射到一个人的现实实践，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德性实践行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其自身对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汲取和吸收有着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的转化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的自我熏陶和教育意识的自觉遵守，显然，儒家德性伦理所展示出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仁爱礼义”内在德性情感文化特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广大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培育和实效性提升提供了有益因子及有利因素。
儒家认为，家庭及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古代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德性伦理的情感理性来做基础和铺垫。“仁”是儒家德性伦理最原始的情感体现，也是儒家思想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在孔子“仁”的道德理念和实践行为中，主要体现为孝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2]（《论语・泰伯》）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同[2]P4（《论语・学而》）在圣人孔子看来，血缘关系中所蕴涵的“仁爱”理念比较容易被人们在情感认同上达到共鸣，并且这种共鸣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达到永恒。此种自然情感的体现应该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认同，不然很难持久和稳定，也难以真正得到具体的实施和实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2]P14（《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孝子只有物质生理的孝顺，而没有真实情感的全心投入，是绝对不会达到“仁”的基本标准和最高境界。孔子由此深发，就出现了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条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忠”“孝”“智”“仁”“勇”等德性伦理思想，为千古后世有志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奠定了理论来源，这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价值和社会普世价值。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孟子・尽心上》）“进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体的伦理道德运作及实践模式，这是儒家“仁爱礼义”情感体认下文化内涵的生命张力，再加以扩展和延伸，逐步衍生出社会性的德性伦理准则和文化实践规则。
儒家的德性重建主要体现在“仁孝”思想的发挥和延伸上，“仁”是儒家德性的全部思想内涵和体现，“孝”是儒家“仁”德行为要求和伦理准则的最高标准。血缘情怀的自然体现是儒家德性伦理规范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 “孝”贯穿于古代封建社会“上下无怨”的德性之大道，它统领着封建王朝统治者思想德的全部，血缘亲情是其为人处事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现实出发点。在人与天地、人与社会、人我之间的伦理关系中，若个体之人能够尽己之性、尽人之本性、尽物之原性，在现实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情感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人就可以使自我内在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要素“发而皆中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1]P23以中至和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实现路径和主要目的。《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2]P7（《论语・学而》）中和礼用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自然法则，它影响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几千年，稳定了国家政权，规范了社会秩序，造就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世界美誉。
二、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礼乐教化”外在德性伦理特性
在人们正常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自然行为中，作为有德性的人来说，真正是否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这与人的各种外在情绪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亚圣孟子是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主张从人的自我本性出发，人的自我内在情感是本善的，是有善的自我要求和规定的。孟子的性善要求与人的外在世界的自我情感发挥和表现应该是相一致的，从而在这些途径中折射出人性为善的德性光辉。这是孟子对孔子“仁学礼义”的继承、发展、充实和完善，以自己独特的心性来体认和重建孟氏的“心善”之学。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具有善性的“四端说”，在孟子独特的视野里，“仁”、“义”、“礼”、“智”皆是从人性本善的德性伦理发展而来，是主张通过后天对人内在固有的“善心”有所发挥和体认，而最终得出的教化结果。紧接着孟子又阐释说，孟子注重自善正己，通过对人自我内在情感的提升和转化，经过“尽心”、“知性”、“知天”来逐步实现“向善”的德性发展和延伸。其实，人自我德性的实现是成己、成人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拥有自我的本性，但其本性的自发与体认是需要用善心来逐步提升和铸就的，具体来讲，个人的德性主体是对自我善的本性的发挥和体认，并向外进行逐步的扩充和提升，进而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折射。孟子用仁义礼智这些具体的德性因子来推广“人性善”的社会教化，通过社会的“礼乐教化”真正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和最高实践标准。
作为生活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他不但继承孔子的“礼”，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提出了“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得益彰。荀子认为，“人性恶”是个体人的自然属性，荀子对人性的阐发和体认是深刻的，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今人之性”包括“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生焉”。同[5]P434（《荀子・性恶》）人性之恶是基于人的生理本能而自然引发的，这种自然的引发是受到外在“礼乐”的德性控制，荀子主张可以“化性起伪”。其主要的教化方法就是通过礼乐的现实约束，再加以仁义德性伦理制度的约束，才能使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同[5]P435（《荀子・性恶》）若不按照荀子的做法去实施，天下就会大乱、不稳定，人民就会生灵涂炭。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内核是“仁”，而“仁”的实现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2]P121（《论语・颜渊》）可以看出，礼乐教化是儒家德性伦理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与方法，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荀子提出对于“性恶”者要“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法以禁之。”同[5]P440（《荀子・性恶》）通过礼义之法、刑法制度来化解、控制人内在的“性恶”，从而进一步达到“性善”的最终目标。荀子就顺势提出“化性起伪”，追求善的至高境界。“故圣人要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法度。然而礼仪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同[5]P438（《荀子・性恶》）荀子认为的真正“圣人”是要用“礼”来“养欲安情”，来成就自我的。“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者。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同[5]P33（《荀子・修身》）荀子十分洞悉儒家德性伦理的情感实质，认为人内在的情和外在的礼是相互映衬和相互转化的，其具体的实现路径是以礼化情，礼然而然，情安于礼，追求的是“礼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性情。
荀子在实现“化性向善”的同时，也明确加重了后天“心知”的分量。荀子以礼正身，以礼乐的儒家德性实践来修正人的性情操守和提升人的善性境界，从而达到儒家倡导的自我人格修为向善的至高境界。荀子综合了人的性、情、欲，并加以结合而明确阐释，并逐步建立起儒家德性伦理中安礼守法、积极向善的社会伦理法则。情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原始内涵，情感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深刻体验和主要精神动力，但理性的德性伦理制约也是必备的。情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其内在的原始积累和理性深发是需要外在的影响和激发，一旦失去内在情感的合理集聚，人之礼乐教化将无从谈起。人的善性和情礼的合理统一和积极转化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本质提升和外在转化。儒家德性伦理是以人性向善为基础的，这种外在的思想伦理情感是人性在现实社会中的德性体验，需要人积极的情感深度体察和理性体认，作为德性的文化主体在与他人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的同时，来结合自身成就自己独特的文化德性，来增强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这与孟子主张 “存心”、“养性”，强化人格品性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儒家德的实践过程中，个人修养、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等伦理道德认知途径借助于人本身情感的需求和提升，使个人内心情感与外在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并逐步的涵融与转换，使人的德性伦理价值在内修和外化的配合和统一下，使人的德性伦理自觉能充分展现。
三、以礼养情“中和”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
儒家德性伦理的文化诉求主要关注于修己、仁爱、忠恕，以仁德之心来贯穿于或渗透于中华传统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和布衣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主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在于修身成己、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治政用世，从而达到“天人合德”儒家至高的德性伦理境界，以至于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儒家德性伦理的逻辑起点是关注于人性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终极实现，而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人特有的情感理性生活，在人文德性伦理的文化支配下，儒家创造性的用“礼养情”的办法去合理化解现实伦理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人对情感的体认和追求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人的德性伦理内涵是对人性的合理把握和理性制约，情感的真正体验和德性伦理的认知掌握，是儒家道德生活的价值体现和生活呈现，亦是儒家倡导真正“安身立命”的最终归宿和伦理追求。儒家的仁爱之心有着深刻的感情意蕴，也有着高尚的正义追求，仁爱情感的“中和”之态是儒家德性伦理的普遍指向，具有无限的生命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扩展越大，与社会的融合越紧，人的精神境界也就越高，普通人就会像尧舜一样成为仁德和圣德的道德模型。儒家德性伦理之所以生生不息，这主要得益于儒家具有汲取、吸收各家思想精华的同化及融合的再造能力，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2]P140（《论语・子路》）儒家以“和”的文化视野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复杂关系，这是儒家关于处理社会关系及治国理政的德性原则和文化智慧，儒家德性伦理“中庸”的处事哲学在于执两用中，不偏不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作为君子的标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2]P60（《论语・雍也》）此种“中和”的思维模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增进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主要是把精神境界作为人性情感的最终归宿，主张在情、理、事的相互交融中深度体验和感受人生的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及道德品性只有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才能化解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面对各种压力和困境。现实社会道德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儒家礼乐的教化和礼仪的尊崇才能坚定人的道德意志、信念和追求。麦金太尔提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6]儒家德性伦理运用“礼“的教化将人的情感导向了和谐精神文化境界，肯定了理性化的情感需求来取代感性化的情绪体现，说明儒家德性伦理注重于对人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人是一个复杂感情和情绪的综合体，同时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心理体验，情与礼的交融与互补是儒家教化思想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是人内在和外在情感统一体验生命的最终意义与最高价值。儒家德性伦理的思想主张用“礼”来安养人内在的独特性情，并逐步走向“和”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圣人境界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的最高体现，这种体现需要用现实社会的“礼”来具体实现。儒家德性伦理的精髓在于“礼”的判断与实施，“礼”是源于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与甄别衍生而来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调节与中和人性与万物之间的各种矛盾。“礼”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只有顺应人性的自我需要，发挥自在之心，注重于人性内在的自我调养，才能成就真正的“礼”。
儒家倡导的德性伦理主要是针对于人的内在心灵和独立人格的建构，同时要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向善而趋向于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以人本的价值为最终指向，以中和的理性思维来充实自我德性的道德实践，把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由上文可知，荀子积极倡导和呼吁上至君主、下至布衣百姓都应遵守礼义的道德规范，满足天下人对道德的生活需求和德性的自我完善。百姓看重修身是为了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于社会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而君主修身则是为天下人树立道德之权威和模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自我的欲求和外在的理性约束，这是人类德性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欲求是人性的本能使然，然而以礼来滋养人性的欲求，使其人性更加“人性化”，这是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主要目标。人的心智性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和现实规定，人后天的理性培育是以外在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心智性情。荀子这种以乐教与礼教相结合的教化思想，其目的是让人们在典雅静穆的音乐声中，去体悟天地间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庄严、天人一体、天下一家的和谐，加强群体的团结凝聚，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遵守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个体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体验。[7]显然，儒家以礼养情的“中和”思维方式，折射到儒家现实个人的情感文化归宿和德性伦理追求中，主要是用“礼”调养人的欲望诉求，以礼乐养人心，教化及端正人心，是儒家对人之情感理性的提升的有效途径和实施办法，这对凝聚民族向心力和团结各种民族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金良年.中庸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3.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77.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011.6重印）：284.
[4] 生，陈美兰.礼记・孝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10.1重印）：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