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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大众传播时代起始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以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其后不久，电子媒介迅速发展起来。接触大众传播媒介，遂成了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不过，虽然社会的媒介化一直都在进行之中，然而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电视使得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性大为增强。现今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让更多的人沉溺于网络，分不清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而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只要定制了新闻短信服务，就能够对新闻真正做到即时知晓。
媒介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与以往相比，今日的大众媒介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一是互动性增强。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的过程，虽然也有来信、来访等反馈渠道，但这种反馈是迟延的，而现在人们有了“互动电视”，尤其是有了电子论坛和电子邮件，媒介与受众的互动更加快捷和深入，由此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入。二是资源的丰富性与便利性大为增强。以往人们对媒介的选择并不多，能够收看到的电视频道和可供阅读报纸都只能以个位数计算，人们常常不能从它们那里获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就不会对它们产生很强的依赖。但现在，电视频道有几十个之多，报纸和杂志无计其数，网络也四通八达，人们真正做到了不出门就可知天下事，不出门也可做天下事。由于这种便利性，媒介自然会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助手。三是信息传播逐渐全球化。人们现在可以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信息。大众媒介在目前盛行的全球化热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众媒介的这三个特点，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从大众媒介发展以来，今天，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所生活的那个空间或社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生活世界；另一个是无限扩张的媒介化的社区，它可以被称为虚拟媒介世界。[1]这样，人们既从真实生活世界中获得认知，也从媒介上获得认知，并通过媒介与另外一些遥远的人建立联系与交往。这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典型。网络社区存在于无形的信息空间中，它和真实生活世界一样存在着声援游行活动、联谊活动、交易行为等。真实生活世界与虚拟媒介世界彼此相互影响。人们会依据从媒介上获得的信息指导现实生活，比如天气预报与商品介绍；也会以移植真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虚拟媒介世界中的事务，比如网络竞拍。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他们从真实生活世界获得的信息可能远远比不上从虚拟媒介世界获得的信息那样丰富和全面。因此，虚拟媒介世界对人们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超越真实生活世界的趋势。李普曼曾经指出，现代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信息环境则主要由大众媒介构造。这样，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
虽然，媒介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关，但媒介内容及其消费的方式却涉及意义与价值问题。中国自从大众传播媒介飞速发展以来，人们的思想就一直在经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在这些思潮中，消费主义显示出越来越强大影响力。消费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因为全球化导致的“西风东渐”，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次，是因为它暗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需求，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开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主义的前提是物质的极大丰盛，媒介化的前提是科技的高度进步，它们都共存于生产力已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工业社会中。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盛行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媒介化社会正好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一块沃土。
二、认识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的三种范式
消费主义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消费主义不在于仅仅满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于彻底满足的‘欲望’（desire）。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广告充斥着电视、广播、报纸，它不停地教育着人们消费什么，怎么消费，而各种媒介节目中，如综艺节目、偶像剧等也宣扬着消费的。仿佛媒介是宣扬消费主义的天然工具，而且也有一些媒体依靠消费类或具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节目逐渐做大做强。那么，对于它们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笔者以为，在探讨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方面，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视野。
首先，我们可以从结构功能范式来进行探讨。大众媒介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承担着某种功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说过，“系统是相对地有结构的；……为了系统的生存，某些功能需要必须被满足。”[3]而著名的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则在他的专著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从功能视野出发的理论有多种，其中使用与满足理论最具有代表性。该理论将受众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媒介在受众的使用与满足过程中成了满足受众功能需求的工具。由此进一步推演，那么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色彩也可以被看作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履行的一种功能。从全球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盛。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高涨，对于各种消费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媒介为了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势必要增加许多消费类的信息。因而媒介不自觉地带上了消费主义的色彩。另外，现代生活的节奏非常快，压力也很大，人们在为工作、为生活烦心之余，往往希望媒介能够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他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从而获得一种情绪上的解放。这样，许多媒介都表现出消费文化的“无深度、片断性、重复性”的特征。人们听到与看到的是欢歌笑语、华衣美服，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电视剧和时尚文章，让观众远离了生活的烦恼，享受着媒介带来的。这样，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它释放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满足了人们的世俗需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表现，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与结构功能范式对消费主义充满理解与包容不同，利用剥削范式对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市场经济中，媒介也是一个经济实体，追逐利润是其本性。我们知道，近来有一些电视频道正是依靠消费类或带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节目而名声鹊起，而一些旨在指导人们消费的时尚杂志也是风光无限。或许人们可以这么认为，媒介之所以选择消费主义路径，正是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消费主义使媒介从原先的严肃的、教育的面孔转变为亲切的、快乐的形象，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使媒介由昔日高不可及的圣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真正与受众融为一体。通过消费主义，媒介得以笼络住更多的受众，而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传播政治经济学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消费社会中，传播日益走向商品化，这不仅包括内容的商品化，还包括受众的商品化。著名学者斯密塞认为，“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媒介的节目编排是用来吸引受众的；这与以前小酒店为了吸引顾客饮酒而提供的‘免费午餐’没有太大的差别。”[4]在这种商品化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成了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媒介则依靠出售受众来赚取利润。而消费主义天然地可以让生产链的各种要素成为商品，媒介自然要利用消费主义以达到其牟利的目的。但是，当媒介出于商业化的意图运作时，它的另一功能，即建构健康的大众文化以正确引导受众，必然会受到损害。受众在不自觉地消费媒介的同时，其精神家园也会随之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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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范式截断对立，一种强调媒介与消费的正面作用，另一种则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并非那么绝对，那么非黑即白，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也远不是上述两种范式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许多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媒介与消费主义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的范式，并将它称为共谋共生范式。笔者以为，媒介与消费主义思潮共存于现代社会中，媒介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消费主义让媒介迅猛扩张，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处于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消费主义堪称目前社会中的宰制意识之一，它掩盖了政治、宗教、种族等差别，让人们处于一种虚幻的平等地位上。在这种虚幻情景中，消费成了划分阶层的最重要依据。这种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地位，迫使媒介不得不迎合它以取得受众的青睐，而媒介一旦迎合它，很快就可以发现，消费主义使它广受欢迎。而反过来，媒介的迎合又使得消费主义更加深入人们内心，消费主义的地位更加稳固，这种相辅相成、共谋共生的关系使得媒介和消费主义都能从中获利。如果说利用剥削范式主要是一种批判理论，那么共谋共生范式在保留其批判精神的同时，尤为重视剖析媒介与消费主义具体走向共谋共生的路径，其分析性要远多于批判性。
三、神话与涵化：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
中国的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呈现出这种共谋共生的状态，是与大众媒介的两重属性分不开的。“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新闻媒介既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又属于信息产业。”[5]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产业属性即说明它的产品具有商品属性。长期以来，我国对媒介的商品属性没有定论，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激烈的媒介竞争使这个问题提上了讨论日程。
最初的竞争是在报业开始的，因此，关于报纸商品属性的讨论出现得最早。“根据经济理论，报纸是一种商品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首先，报纸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报纸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人们以知识和信息，帮助他们消费对外界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从价值角度来看，报纸报道的新闻事实本身并不是商品，但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已经把新闻事实加工成新闻作品，再经过编辑的排版印刷，这样最后出现的报纸已经包含了许多人的劳动，并进入消费市场进行流通，这时新闻产品已经转化成商品。”[6]媒介的双重属性体现在我国新闻事业中即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它的事业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入市场，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而它在管理上采取企业方法，又说明大众媒介是独立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实行企业管理，决定了大众媒介必须关注利润问题。也正是因为正视了大众媒介的商品属性，让它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大众媒介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今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费主义由于各种因素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逐渐兴起。此外，媒介所处的环境也在随之变化。企业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媒介想方设法主动去适应环境。因此，媒介转而与消费主义共谋也就不奇怪了。消费主义由于得到了大众媒介这个绝佳的载体，自然加速了它的发扬光大。
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体现在大众媒介由于宣扬消费主义而获得更多的受众，而消费主义由于大众媒介的宣扬更加深入人心。但其对消费主义的宣扬，并不是简单露骨的，而是隐含在其文本之中，然后通过受众的阅听来影响受众，对受众进行消费主义的“洗脑”。媒介文本对消费主义的宣扬最主要体现在神话与涵化这两种路径上。
神话的概念由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提出。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发，把符号学引入了消费文化的研究。索绪尔认为，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由物质、行为或表象载体所充当的对符号意义的指称或指向。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神话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我们以红玫瑰为例来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作为音形符号的红玫瑰可以被视为一个能指，其所代表的概念——一种红花绿叶的植物——可以被视为所指，这二者处于本义层次上。这一层次的能指与所指所共同构成的红玫瑰符号又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能指，它可以用来表示爱情，这就是第二个层次上的所指，它处于转义层次上。事实上，人们在生活中看见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这也意味着红玫瑰的转义经常被直接视为本义，这种被当作本义的转义就构建了一个神话。[7]由此，神话成了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一种手段。
巴特的神话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剖析媒介广告。广告总想把商品和个人的价值、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例如有一则钻石广告说：“钻石恒永久，一颗永流传。”在这里，广告商想让人们认为钻石是永恒爱情的一个象征符号，也就是说想让受众认为钻石与永恒爱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拥有这种钻石，就能获得永恒爱情的保证。这样的话，只要人们想要表达坚贞的爱情，就会自然地想到购买这种钻石送给爱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实际上，不管任何品牌的钻石都和爱情没有必然的联系。“独具匠心的广告就能够利用这一点，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上。”[8]而商品一旦承担了这种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销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开。
除了广告在直接培养受众的消费主义意识，大众媒介的其他内容也在对受众进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教育。在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的名车、豪宅、靓衫，一掷千金、热衷享受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即使是向以严肃、公正、客观著称的新闻节目，鲍德里亚也认为，“透过大众传播，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9]大众媒介通过不断提供的大量信息，营造了一个包围受众的充满消费主义色彩的环境，这样就可以达到对受众的涵化作用。
涵化作用是大众媒介宣扬消费主义的另一手段。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涵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10]大众传媒对人们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例如，许多人从大众媒介上获得印象，认为大城市中的白领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一定个个衣着光鲜，拎笔记本电脑，飘着淡淡的香水味，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出入于豪华写字楼、高档商务会所，动不动就休假，去国外旅游。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白领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压力，高强度的竞争往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其生活远不象大众媒介所描绘的那样滋润。然而，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刻画，将一小部分白领的形象泛化为整个白领群体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就成了白领的“主流形象”。一般受众也很难将大众媒介中虚构的成分与现实区别开来，而容易将虚构的成分当成现实来接受。于是，社会的新生代将媒介中的白领生活方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实际生活中的白领也觉得自己不够格做一个合格的白领，有空就尽量模仿媒介中介绍的那种自己应该过的生活方式。于是，白领的形象与生活方式就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塑造中成了社会的共识。同理，当媒介利用难以计数的符号和形象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时，消费者由于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
如果说大众媒介中的广告是在裸地推销消费主义，那么神话与涵化则更为隐蔽与曲折，它们不显山不露水地让受众潜移默化，是消费主义更强有力的载体。
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影响，人们所处的大众文化环境主要由大众媒介缔造，这个环境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如果大众媒介对消费主义的宣扬过度，则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例如，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的报道虽然能够刺激消费、为人们生活服务，但过分了则又烘托出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而各种喧闹的娱乐节目，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调节身心，但过头了就难免庸俗、粗糙、浅薄。大众媒介的这些负面的效果势必会给人们造成不当的引导，从而影响健康的社会文化建设，并对社会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在现代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中的共谋共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并不一定就是福音，人们面对媒介所制造的狂欢表象更需要一种理性与反思精神。
注释：
[1]参见AndrewTolson:Mediations:TextandDiscourseinMediaStudies,Introduction.Arnold,1996.
[2]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3]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4]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5]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6]蔡骐蔡雯，《媒介竞争论》，岳麓书社，2002年，第9页。
[7]NickLacey,ImageandRepresentation: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St.Martin’sPress,1998.pp.67-68.
篇2
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混乱，呈现多头管理。各部门处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部门间工作难以有效协调。一些具体职能的实施上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实施上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2我国农村消费现状
2.1农村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迟缓，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速度，并且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趋势。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结构不合理，层次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较高的食品类、衣着类支出却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北京市居民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数据中看出，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50%，服务性消费占30%；而农村居民同类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额的60%、28%
3对策与建议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资金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经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全民社会保障的步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分为几个档次，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缴费档次，政府会适当给以补助。实际上，政府补助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导当地的大型企业参与到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企业既可以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吸收当地农民，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对当地企业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其投入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项目中来。
篇3
消费主义视域下《涨价歌》的传播
1．《涨价歌》涉及双重消费
《涨价歌》的歌词幽默诙谐、歌手声音动听、内容丰富多姿，画面剪辑功夫也十分了得。大众在面对这样一个视频时，可以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暂时的愉悦、放松心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消费的是视频本身，是其中的娱乐元素和视觉、听觉上的满足感、享受感。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看重的不是《涨价歌》的使用价值，而是越来越注重的符号价值，即它带给人们的符号意义，是其中所代表的或象征的意义。从传者的角度来说，他花费时间和精力制作视频，是为了追求成名、获得成就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能力，并获得自我认同和愉悦感。在这个过程中，传者消费的是自我价值，是源于自我整合的需要，并以此来增加自信和身份地位。
从受者的角度来说，在观看《涨价歌》的过程中，人们消费的不只是视频本身，还对它进行了意义消费。首先，他们消费了视频所带来的传者的意识形态。《涨价歌》中传者明显的态度是批判发改委调高油价，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在视频传播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也跟着得以传播，最终在网络上形成一个互动的虚拟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乐趣，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看法，他们通过转载传播的方式来达到心灵沟通的目的。传播在有形地进行着，但是意识形态却在无形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消费。
其次，油价上涨这一事件本身及外延的意义也通过视频得以消费。《涨价歌》这一视频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托着油价上涨这一现实基础。通过观看视频，人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暗含的意义：油价上涨，但人们的工资却没有变动，相对地，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所以，恶搞视频《涨价歌》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并不是简单地对图片的消费，对有冲击力的视觉、听觉的时尚元素的消费，还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的消费。这两种消费形式，反之又促进了其在网络上的传播。
2．《涨价歌》与使用满足论
恶搞视频《涨价歌》满足了人们缓解内心压力、讽刺批判现实、叛逆的消费心理需求。个性、张扬、享乐的消费主义是恶搞产生的环境，人们追求轻松、进行娱乐的个性化消费方式是网络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涨价歌》满足了人们讽刺批判现实、缓解内心压力、寻求释放的心理需求。恶搞是一种轻松幽默的内容，在恶搞文化下，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自由和颠覆。通过对油价上涨的恶搞，公众可以将潜在的、压抑的愤怒与不满间接地发泄出来，并将对权力中心的抵制情绪用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他们也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视频的制作、转载、评论中满足自己的需求，张扬自己的个性风格，在获取信息和满足享乐的同时，他们也将网络视频作为传声筒，实现了自我价值，增强了自我认同感。
篇4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篇5
1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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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通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况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创新的之处是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
以上就是我毕业论文答辩自述，希望各评委老师给予评价和指正。谢谢!
上午好!
我是**专升本**班的***，我的论文题目是《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研究》。这篇论文是在我的指导老师***老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段时间里，*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下面我将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内容、存在的不足向各位老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研究》这个题目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因为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走向衰退。如何使企业既能保持目前的发展，又能在未来依然取得良好的发展势头等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我们无论从社会财富创造、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充裕就业机会、提升市场竞争力等哪一个方面去进行考察，都需要对其不断地进行研究，以不断提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更快的发展。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我的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涵义，之后又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角度阐述了企业一旦失去持续盈利的能力，根本就无法维持生命，突出了持续盈利能力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持续发展已成为企业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我们应在企业消亡和终结前，尽可能地延长企业的寿命，使其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实现其最大的价值。这既是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概念的补充和完善，也为下文进行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保持持续盈利的能力，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恶心竞争;二、战略规划缺失;三、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四、企业家浮躁的心态。
第三部分，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的现状，并对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原因分析，指出外因只是对企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不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真正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还是在于企业内部，并且具有普遍性。
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前文所提到的影响企业保持持续盈利能力的因素和现存企业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1.不断创新，回避恶性竞争;2.加强企业的战略规划，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3.建立完善的核心制度和科学管理体系;4.企业家要具有企业家精神和良好的心态;5.塑造优秀企业文化;6.高瞻远瞩，树立远大发展意识。同时，也将论文的结构作了最后的收尾和完善，使论文整体结构完整，论述合理。
篇7
大学生这一类群体在未来的十年内存在一个很大的旅游消费市场。他们所需要的旅游模式是打破传统模式的。研究大学生旅游消费营销策略是进一步发展我国旅游业的重要方面，也是旅行社存在与发展的关键。相对比上班族来说，大学生的空余时间要多出很多。也就是说大学生存在旅游时间的可能性。传统的旅游消费群体又的仅是在假期或者是黄金周出游，除去这一周期，很多旅行社和景点都处在不饱和的状态，而大学生这一消费群体恰好来填补这一不足。避开旅游高峰出游已经慢慢的成为大学生旅游新观念。所以，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制定大学生旅游营销策略，不仅可以给旅游产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增加新的盈利模式，而且也能缓解目前旅游业出现的假期爆满，平时无人的现状。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篇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针对大学生这一旅游消费群体，制定符合他们自身特点的旅游消费模式。对这一模式的推广和运用制定一个营销策略。基本内容分为以下几点：
（1）从我国旅游事业和旅游政策入手，分析传统模式的旅游消费模式成功的因素和不适应时展的原因；
（2）分析我们旅行社的营销模式，寻找新的盈利模式；
（3）研究当代大学生特点，作为一个新的消费群体存在的商机和挑战；
（4）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提出一个以大学生为旅游消费群体的新的营销策略。
2、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针对大学生这一旅游消费群体制定的营销策略。通过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研究，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打开大学生旅游消费这一道大门，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全面发展。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1）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研究，了解大学生旅游存在的问题和优势；
（2）通过对旅行社的调查分析，结合国家旅游政策，深入探究旅行社生存环境；
（3）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大学生旅游消费营销策略。
三、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问卷调查法。针对大学生，作出一份调查大学生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主要在在杭高校中做一次普遍的调查，了解大学生消费心理，可以给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数据。
（2）文献分析法。收集相关研究文献、期刊、报纸，对文献进行分类分析。
（3）案例分析法。寻找营销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来证明研究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作出正确的且具有创新性的营销策略。
四、研究的总体安排和进度：
总时间：本届毕业论文从2009年10月--2010年6月.
第一阶段：确定选题阶段
第二阶段：毕业论文实施（2009年11月—2010年5月）
1.2009年11月20日（第12周周五）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设计工作要求下达毕业论文任务书。
2.2009年12月8日（第14周周二）前根据学院有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要求，完成任务书、开题报告撰写等工作。
3.2009年12月8日（第14周周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答辩。
4.2009年12月22日（第16周周二）根据开题论证小组修改意见，将完善后的任务书、开题报告修改后交指导教师。
5.2010年1月中旬，上交经指导老师审核的论文提纲，提纲详细至三级目录。
6.2010年3月初（第二学期），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初稿；
7.2010年5月初（第二学期），完成毕业论文，将毕业论文提交指导老师。
第三阶段：毕业论文答辩（2010年5月—2010年6月）
五、主要参考文献：
[1]柴松，王洪武．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指南[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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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当今，湖南省社会整体结构正从农业的、乡村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变，农民工的数量在急剧增长。由于经济收入低、超长的劳动时间、超强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环境上的压抑和相应社会保障的缺乏，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分析体育人文环境（文化、科技、教育、信息）如何影响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心理和行为，找出影响他们体育消费的心理和体育行为的关键因素，提出促进他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相应对策，最终达到增进我省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尽量减少和避免各种流行病、职业病的发生和发展，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劳动效率，促进《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面实施的目的，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1]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将湖南省14个地级行政区（包括13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筑业和服务性行业工作的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文所需要的研究信息，分别对相关部门行政领导、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设计问卷——（体育人文环境对我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影响的调查问卷）。湖南省包括14个地级行政区，每个地级行政区抽取四个县（东南西北方位各一个县），每个县发放50份调查问卷给当地的农民工。累计发放农民工问卷2800份，回收2710份，回收率为96.8%，其中有效问卷2366份经济论文，有效问卷回收率87.3%，符合统计学要求。对问卷的效度采用经验评价方法进行了检验。聘请了10位专家对问卷的内容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其中有7位专家认为问卷的内容和效度完全合理，3位专家认为基本合理。并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因此，本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小论文。采用再查信度的检验方法，每个县分别抽取10人再次进行问卷调查，时间间隔为两个月，经比较，信度系数为0.93，表明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
1.2.2专家访谈法
就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走访有关专家以及在各种职业农民工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我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的现状、农民工体育消费的体育人文环境以及农民工在体育消费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访谈，并请有关专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1.2.3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需要，查阅了大量关于体育人文环境对湖南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影响方面的信息资料和文章，并进行比较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实证依据，为本文的设计和构思提供了参考。
1.2.4数理统计法
对回收的问卷用Spss11.5版本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常规数理统计处理。
1.2.5逻辑分析法
通过文献资料的获得，在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经数理统计后对其进行逻辑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体育人文环境的内涵
社会体育人文环境，是指以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为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服务为宗旨，在社会体育的发展与管理中，加强对人民群众体育生活和体育文化教育工作的关怀，体现“以人为本”，宣传健康体育思想，传达体育人文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体育健康意识，构建科学健身、文明健身、快乐健身。[2]城市体育文化内涵给人一种历史感，传统的体育项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化的体育项目不断更新，理念不断升华，使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有些特色体育项目能够展示对体育文化名人的尊敬，对体育文化传统的尊敬。[3]总结体育人文环境包括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教育环境和信息环境。
2.2文化环境对我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任何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消费必然受到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体育消费价值观是体育消费群体对体育整体化的评价或价值取向，是体育消费者心理结构的核心经济论文，它反映着农民工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对其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我省农民工的消费很注重性价比，说明我省农民工的消费价值观和民族的传统价值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调查还发现，我省18%的农民工愿意与家人共同参与体育活动，这说明我省农民工家庭体育的观念在逐步形成，从而影响到他们的体育消费。
2.3科技环境对我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它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有利条件。[4]
2.3.1科学理性的价值追求
大众开始崇尚体育的科学技术，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对高科技产品的兴趣。[3]调查表明，仅有18.6%的农民工认为每个家庭拥有一件以上的体育健身器材“没有必要也不愿承担”，但82.5%的农民工认为是“必要”的，其中38.7%的农民工“能承受”，43.8%的农民工“不能承受”。这说明农民工已具有一定的体育消费意识，但是能力有限。
2.3.2自我实现的价值追求
我省农民工在体育消费和体育运动时倾向于选择能显示自己身份、地位和象征自己成就的体育服务和体育项目。地理活动空间对体育消费结构的影响活动场所愈近、时间愈短，费用愈低，体育消费机会就愈多。体育场地与设施是农民工参与全民健身的物质保障。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体育场地与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其中，有36.5%的农民工认为有点缺乏，30.2%的农民工认为非常缺乏；仅有少数农民工认为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体育场地与设施十分充裕，占调查总人数的2.8%。
2.4教育环境对我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不同学历文化层次与知识水平的群体，他们的体育消费观念和参与体育行为的动机是有差别的。[4]在项目的选择上，高学历的人由于经济收入和体育价值观念的影响，更容易接受高档次的体育娱乐项目，而文化水平比较低的群体，对于体育的消费没有过高的要求，无论哪种体育项目只要符合个人兴趣，符合个人经济收入，达到锻炼的目的即可。[5]
调查结果显示，我省不同学历的农民工在体育消费的结构上有所不同，高学历的农民工用在体育康复治疗和购买体育器材的比例远高于低学历的农民工。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散步、慢跑和快走仍是他们共同的喜好小论文。此外，文化程度和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多选择球类活动和器械性力量练习，文化程度和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则多选择器械性力量作为他们的活动内容。
2.5信息环境对我省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5]在现代生活条件下，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大大缩短了人们的社会距离经济论文，体育的特殊社会价值和它的迅速发展，使书刊、广播、电视等逐步普及的各种传播媒介中的体育信息量不断增长，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为传播，使人们不可能不去了解体育。信息环境对体育消费和行为产生更了一定的影响。[6]体育健身指导和宣传对农民工健身技术、技能的形成和健身知识的掌握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农民工体育兴趣、习惯和能力的养成。调查中，大多数农民工认为从未有人指导，是调查总数的56.1%，有26.2%的农民工认为很少有人指导，仅有1.5%的农民工觉得总是有人指导。
3．结论
3.1目前我省大多数农民工在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已具有了较强的体育健身意识和一定的体育消费意识，但体育健身行为和体育消费能力仍然较差。
3.2 我省农民工的体育消费问题还没未到足够的社会关注，而农民工对体育消费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3.3我省大多数农民工都很喜欢也愿意参与体育健身活动，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地的体育场地设施相当缺乏，也缺乏相应的体育健身组织机构开展农民工群体的全民健身活动。
4．建议
4.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以提高我省农民工对全民健身的认知水平，激发他们参与全民健身的动机。
4.2将我省农民工的体育健身纳入到整个社会支持网络中，建立、健全对农民工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及服务的网络。
4.3完善相关法律，制定专门的体育服务体系的法律。保障我省每一个农民工有均等的机会参与体育活动，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保证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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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伟.新时期我国社会体育人文环境的审视[J]. 北体育学院学报，2008，1.
[3]孙华清.建设和谐大连体育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J]. 辽宁体育科技，2008，4.
[4]海琦.我国农民工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 宜春学院学报，2008，4.
[5]周学荣，谭明义.我国两次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情况的比较研究[J]. 体育科学， 2004，7.
篇9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及相关方面的消费（体育消费主要包括用于购买体育服装以及运动器材，购买体育期刊、书报等实物型支出，用于观看各种体育比赛、表演、展览等所进行的观赏型的消费以及用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健身训练、体育健康医疗等参与型消费）。
体育消费是现代生活消费的一部分，是指人们在体育活动方面的个人劳务消费支出。一定的体育消费支出，是人们参与体育消费活动的前提，也是体育运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还是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2]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曲靖市城区部分学校的在职教师体育人口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论文研究的需要，进行资料收集，查阅有关体育消费的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
1.2.2问卷调查法
对曲靖市城区教师人群中的体育人口发放问卷48份，收回46份，回收率96﹪。
1.2.3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对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输入、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4影响曲靖市城区教师人群体育人口体育消费的原因分析
篇10
研究意义：旅游行业虽然兴起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国内国外都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社会学、旅游中心地理论、旅游心理学等等众多理论成果和学科。虽然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我认为，对这一课题的继续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旅游行业毕竟是一个兴起不久的行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业也必定会快速的发展变化。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继续应对，所以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课题仍旧没有过时，仍旧有其研究意义。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从理论上讲，旅游业并不直接增加和创造社会财富，它只是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使社会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再分配。如何让财富进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础。旅游业是人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旅游消费不属于人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它是社会经济实力、人们收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的标志。同样一个地区的交通发展状况，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旅游业将持续高速度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据预测，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政府旅游消费增长速度将达到10.9%；到2010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8%；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行业，在我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省区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业作为支柱行业和重点行业来发展。如何处理发展机遇与其带来的交通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旅游交通的理论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继刚、楚义芳，1999；关宏志等，2001；卞显红、王苏洁，2003；吴刚等，2003)，普遍认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设备以及运输服务。孙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规划、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国内学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状况主要集中在交通与旅游目的地发展关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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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旅游交通概论。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来逢波。区域交通与旅游的关联性探析[J].交通企业管理，2007(11)。
李伟。旅游学通论。科学出版社，2006.
孙有望，李云清，论旅游交通与交通旅游。上海铁道大学学报，1999，(20)。
谭颖青。从罗定市旅游交通规划看区域旅游交通网络的规划原则。社会科学家，2007.
汪正元。论我国旅游交通的几个特性及其发展方向。旅游学刊，1989(03)。
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本论文深入探讨交通与旅游业的关系，分析交通工具的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对交通的反作用。通过对比、类比、以及数据分析，交通与旅游业的发展展开研究。根据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细研读相关着作、作品，使自己对课题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将个人心得记录下来。
2）大量查阅国内外关于交通与旅游业发展的专业文献，总结他人的观点，并与自己的观点相比较，从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进自己的观点。
3）借助互联网了解中外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对于对于交通与旅游业的观点和看法，充实完善自己的观点。
4）和论文指导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寻求指导，为文章润色，力争出色。
3.预期成果形式。
4.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及难点，前期已开展工作。
重点：交通的发展对旅游业带来的积极意义，和应对消极影响应采取的策略难点：具体分析交通对旅游业都产生了那些影响，如何产生的。以开展工作：查阅相关资料，草列提纲。
5.完成本课题的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按周次填写)。
第七学期第7周：确定选题，与指导老师见面。
第七学期第8-9周：完成开题报告。
第七学期第10周-第八学期第9周：撰写毕业论文。
第七学期第14周：完成中期报告，参加中期检查；
篇11
一、引言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美国消费明显减缓，影响了中美贸易间的往来。2006年我国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0%，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个数据从2007年8月开始下降，2009年除12月份以外，其余月份我国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全都为负增长。作为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大国，对美出口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经济。
影响中美贸易出口有多种因素。而金融危机的需求传导机制应该说是影响出口贸易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此次金融危机使得许多消费者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对未来持悲观的态度。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下降5%~6%。美国消费减少，美国的经济就步入衰退时代经济学论文，而我国对美出口也会呈现出明显的下滑态势。
为化解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计划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扩大内需，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在扩大内需的条件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本文分析了2007年8月至2010年3月这段时期内，国内外需求对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格式模板。这对促进中美贸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学者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众说纷坛。在理论分析方面，姜鸿（2009）认为美国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中国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传导到我国的实体经济，但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总体影响程度有限。短期内我国应来取措施促进出口，长期内则应扩大内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王聪，张海云（2009）认为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短期内，外部需求萎缩、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国外银行信贷紧缩导致的国内企业资金周转能力下降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使得中国出口贸易增速明显下降。从中长期来看，外需明显萎缩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裴长洪（2008）则认为应避免高估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美国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将对其进口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会加大对进口廉价商品的依赖，只要我国商品继续保持价格竞争优势，可以克服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美欧经济不景气，对我国出口增长和市场扩大未必是绝对的坏事。
在实证分析方面，田苗（2009）采用1997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贸易伙伴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GDP下滑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其中美国的GDP增量在初期会对我国出口有一个短期的正效应，这种冲击在第2期以前逐渐减小，但是在第2期以后，这种正冲击效应放大说明美国GDP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半年以上的时间推移。裴平、张倩（2009）选取了2007年4月至2008年12月的月度数据经济学论文，实证研究了我国对前十大出口对象国的出口总额与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股市总市值、失业率，以及人民币有效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下降和失业率增加，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很大；这些国家股市总市值的变化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小。
三、国内外需求对中美贸易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的出口主要取决于该国真实的国民收入和本币实际购买力有关。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出口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美国的国民收入。美国的国民收入可以用美国商品零售总额来代替，因为美国商品零售额在美国占个人消费开支的一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因而是观察美国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二是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它与CPI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金融危机时期基本保持在6.82左右，变动幅度微小，因此不考虑人民币汇率这一因素。
鉴于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当出口在国际市场碰壁时，国内市场能够将部分国际需求转为内销。本文用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代替我国需求，分析其在危机时期内对中美贸易出口的影响。
本文将美国商品实际零售总额（剔除了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素），中国社会消费品实际零售总额（剔除了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素）列为解释变量，这样不但考虑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一因素，而且美国商品和中国社会消费品实际零售额比名义值更能准确地反映现实。
图1显示了2007年8月至2010年3月这一期间中国社会消费品实际零售额（RCR）和美国商品零售额(RUR)的走势。由图可见，RUR在这一时期明显有减缓的趋势，而RCR不断在小幅上升。
四、国内外需求对中美贸易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7年8月至2010年3月时间段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论文格式模板。为取得实际值，各变量均剔除了物价因素。其中，我国对美出口额（EX）和我国社会消费品实际零售额（RCR）都剔除了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CPI），美国商品实际零售额（RUR）剔除了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UCPI）。EX来源于中国海关经济学论文，CR来源于中国统计局，UR来源于美国商务部，CCPI来源于中国统计局，UCPI来源于美国劳工部，CCPI和UCPI均为同比数据。
（二）、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为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变量作对数处理，分别以LnEX、LnRCR和LnRUR来表示。通过Eviews利用ADF法对这三个时间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DW值
ADF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检验结论
lnex
（c,n,1）
1.968759
-2.462022
-3.670170
-2.963972
非平稳
D(lnex)
(c,n,1)
1.921250
-4.032403
-3.679322
-2.967767
平稳*
Lnrcr
(c,t,0)
1.763556
-2.907864
-4.284580
-3.562882
非平稳
D(lnrcr)
(c,t,0)
1.934354
-5.388697
-4.296729
-3.568379
平稳*
lnrur
(n,n,0)
2.0922816
-1.317892
-2.641672
-1.952066
非平稳
D(lnrur)
(n,n,0)
1.999653
-5.337233
篇12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篇13
引言
近年来，捆绑销售已成为众多企业普遍采用的共生销售策略。捆绑销售是指企业将两个及以上的产品或服务结合在一起以优惠的价格进行销售的新型共生营销方式。从企业视角来说，捆绑销售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企业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增加产品的市场销售额，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日常营销费用和资金风险。从消费者视角来说，捆绑销售不仅能够为消费者带来价格上的便利，而且可以减轻消费者选购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例如微软公司将其“Xbox One”与分立式Kinect捕捉单元机进行捆绑销售；当苹果手机新品上市之时，中国三大通讯运营商（移动、联通和电信）与苹果公司会推出一系列4G套餐苹果合约机业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能随意地“捆绑”在一起，其要达到“1+1>2”的效果取决于捆绑产品的协调和相互促进。例如不少用户在下载及安装软件的时候都遭遇过很多不良捆绑软件的侵害，其中，大部分捆绑软件在强制安装的情况会给予用户一些提示，但是这种提示通常都很隐蔽，往往被人所忽略，甚至有些垃圾插件和捆绑软件静默安装，系统也无法检测到，让用户不胜其烦。捆绑销售的产品最好是互补性产品，进而能够有效地消除“强行搭配”之嫌，强烈唤醒消费者购买需求的欲望。
捆绑销售策略实施对供应链运作进行高效率、低成本的变革激发了学术界理论研究热情。Adams&Yellen（1976）深度分析了市场垄断背景下公司销售运作战略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捆绑销售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使公司获得更多利润。Bakos&Brynjolfsson（1999）研究得出在垄断情况下公司进行不相关产品的大量捆绑销售有利于获得更多利润。
Venkatesh&Vijav（1993）从时间和金钱对消费者影响决策视角下，深度探讨了捆绑销售的最优定价策略。Yadav（1994）从实证调研角度对比分析了独立销售和捆绑销售下消费者能力的剩余。研究结果表明，捆绑销售能够更有效地刺激消费。巩永华等（2011）研究了移动互联网行业中捆绑销售对产业链最优价格策略的影响，并提出了几种合理的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SP和MP合作满意度的Nash谈判收入分配模型，可以有效地协调供应链各方主体利益。吕魁等（2012）构建了多产品竞争的扩展Hotelling模型，探究了范圍经济和转换成本视角下捆绑销售对网络产品供应链均衡运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特殊条件下，捆绑销售定价与转换成本无关，而当范围经济效应满足一定条件时，捆绑销售不仅提高消费者剩余，而且增加社会福利。魏航（2012）构建了随机效应下MNL模型，深入探讨了同质时鲜产品捆绑销售的最优化决策问题。李四兰和景奉杰（2014）研究了在产品的实用性和享乐性的背景下捆绑销售与消费者预期愧疚和购买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用性商品和享乐性商品捆绑时，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增加，而预期愧疚感减少，并且起到价格衔接的中介作用。
在上述文献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生产互补品的制造商和出售互补品的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供应链，试图从理论上回答：在何种市场条件下，供应链主体倾向于捆绑销售策略？捆绑销售策略将会如何影响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变化？
问题描述与假设
市场中考虑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其中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生产和销售两种互补商品，例如红双喜公司同时生产乒乓球和乒乓拍，体育用品零售店又同时销售乒乓球和乒乓拍；格力电器同时生产和销售空调柜机与挂机。
针对供应链采取的销售策略，本文将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互补品独立销售：零售商把两种互补商品进行独立销售，参考Zhang H（2002）和但斌等（2012）类似需求函数假设，在这里将两种互补商品的需求函数分别设为：
互补品捆绑销售：零售商把两种互补商品进行捆绑销售，参考Yan R L（2014）类似需求函数假设，在这里将互补品捆绑销售时的需求函数设为：
Hb=K-pb+λ（p1d+p2d-pb）
其中，K表示互补商品的市场基本需求，为了区分两种互补商品，假设产品1生产成本为0，产品2生产成本为c（c≥0），p1d和p2d分别表示低成本和高成本互补品独立销售时的零售价格，pb表示捆绑销售时的零售价格；（0<<1）表示两种产品的互补程度，越大表示产品互补程度越高；λ（0<λ<1）表示捆绑折扣价格敏感系数，当p1d+p2d>pb时，λ越大表示捆绑策略对产品需求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模型构建
（一）独立销售策略
下标符号M、R和SC分别代表制造商、零售商和供应链整体。当供应链采取互补品独立销售策略时，根据上述条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函数分别设为：
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进行Stackelberg博弈（见图1）。根据逆推归纳法，πdR分别对p1d和p2d求导并令其为0，可以得到p1d和p2d的二元一次方程组，解之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