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对于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加大了人对世界认识的偏差（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变了社会活动的本身。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活动的把握，也许最需要注重的是对人本身特质的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也许是思维与心理活动在社会环境及进程过程中的波动特征。
篇2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篇3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本译， 哈耶克，《自
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hayek, f.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译本：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讲演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kirzner, i. m., 1991,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menger, c., 1883,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nozick, r., 1990，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new york: garland
nozick, r., 1993,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zick, r., 1997,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篇4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篇5
根据对工程管理专业同学的调查，绝大多数同学希望能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通过课堂的教学和课后有目的的学习，认识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掌握有效的方法去分析经济问题。因此，房地产经济学精品课程教学小组内的各位教师决定在房地产经济学课堂内试行新的教学和考试配套改革方案。2011－2013年3年间，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我校房地产和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均参与到考试方法改革的实践中，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如下:学生成绩评定的具体措施为:平时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50%)=学期末总成绩(100%)。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平时考勤，平时课堂点名或者点人回答问题不到者，一次扣一分，三次不到，此项考勤成绩为零。
(2)学期论文，课程学习过半后开始专业论文的写作练习，在该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交，并以论文质量为评分标准。
(3)四次大型作业，每次作业最高分为5分，根据完成作业的态度、作业中的信息收集水平、分析问题的水平、文字总结水平进行相应打分。早期布置的作业以独立作业形式为主，2年后进行了调整四次大型作业有独立完成的，也有分小组完成的。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由老师打分，小组作业通常以小组授课或无领导小组讨论形式展开，由老师和其他组的同学进行打分后，取加权平均分计算。
(4)期中口语测试成绩，期中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采用抽题口试的方式，学生随机抽取题库中的习题，现场回答问题，老师给出得分，这些口试习题与课堂回答问题结合在一起，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但从2013年开始我们取消了此种方式，因为整体90后学生表现出来的风格和80后学生有较大区别，他们勇于表达，表达能力也普遍较强，缺点是言之无物，因此更多的应该针对其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整理能力进行锻炼。
三、考试方法改革效果分析与完善思路
将以上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后，发现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并且锻炼了同学们集体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反映，考试方法改革后平时学习时间较过去增加了1/3，学习的积极性更强，对专业课程的理解和相关领域的认识都有提高，逐步掌握了专业课的学习方法。但是近三年的考试方法改革实践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教学形式和作业内容设置应更多元化
考试并不是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作业的安排要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高研究分析能力角度进行设计。需要采取更多元化的方式，一方面在本科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课堂教学和课外科研的结合力度，另一方面建立起有利于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考试方法，多管齐下促进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将本科课堂教学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知识讲授向参与式、讨论式、自学辅助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转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课堂外教学效果能得以延续，提高教学质量。从作业形式设计上，早期我们的作业形式较多以独立完成为主导，每一次作业针对专业能力培养的一个侧面，虽然学生反映较好，但是缺少集体锻炼，因此后期进一步对作业形式进行探索，力求作业形式的多元化，加大集体作业比例，使得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和培养更为全面。
(二)作业内容设计应更为科学合理
随着2012年所在学院大力推进考试方法改革，很多课程都加大了平时的作业量。特别对于大二下和大三的学生，专业课程比较多，还有很多学生修了双学位或者准备出国考试，因此学生的课业负担明显加重，和2012年前相比，学生普遍反映作业太多了，因此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作业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作业内容设计上将会适当精简化。逐步取消口语考试，随着课程进度的展开，由易到难，由独立完成到集体完成，并使作业内容和作业形式相配合。以学生为主体，实行“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的作业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与认知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使其在大学期间能培养起终生受益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方法。
(三)作业评分标准应更科学化
对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专业任课老师掌握评分标准，对于小组作业部分，由专业老师和其他小组成员共同打分。由于学生对讨论问题难以进行有效的专业评价，因此造成了集体作业打分时具有一定随意性，使得这类作业的考核评分难以真实准确的反映小组成员水平，因此需进一步探讨集体作业评分标准的设定模式，使其更为科学化，能有效反映小组成员的专业水平。后期我们采取过研究生作为助教参与本科课堂教学，对集体作业进行打分，但是由于研究生课堂与本科生课堂教学时间上经常出现冲突，因此这类方式难以有效持续进行，目前还在进一步考虑如何制定科学的评分标准。
(四)期末考试内容应与平时作业结合起来
期末考试是该门课程的总结性考试，试题除了考查学生对该门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外，更要侧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课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期末考卷的设计应和平时作业的内容、方法等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平时作业的积极性提高，重视平时作业的资料收集、专业分析和知识整理，另一方面也使得期末考试的灵活性更强，学生无法通过考前抱佛脚的形式去加强训练，再者也使得学生在期末对一学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有更高层面的总结和回顾。
篇6
2.课时安排合理
重点突出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容量比较大，课堂教学时间珍贵，，而我们的课时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部讲解到，因此，在学习的时候，对于一些重要的章节，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问题，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详细重点讲解，而对于比较好理解的简单的章节，问题，就讲的简单点，少花点精力。例如消费者行为理论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难点；产品—货币市场均衡与劳动市场均衡是宏观经济学部分的难点我，我们会多花时间，把知识讲透，繁杂的难于理解删掉，简单的内容留给学生自主学习。
3.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1)情景教学法
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组织学生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让学生带着问题进入经济情景，使学生体会到概念原理以外的西方经济学。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不像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扮演着传授知识者角色。例如海尔品牌的战略，海尔成立几十年，相对其他家电产品曾多次易主，而海尔冰箱却一直占据销量第一的位置。通过分析案例，海尔的价格一直高于市场上的其他品牌，在价格上没有优势，但是为什么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原因就是通过广告，改变消费者的偏好。这就很生动的解释了经济学中需求的影响因素-偏好。案例教学法可是学生更好的参与课堂教学。
(3)课堂实验法
课堂实验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简短的游戏，得利于实验经济学近年来的不断发展，今天才能将课堂实验运用于教学过程中来，教师通过简便易操作的实验，深入浅出的情景设计，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
4.考核方式的改革现
在西方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主要还是通过试卷考核，考核方式单一，成绩不能体现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改革后的成绩评定方式注重平时成绩，不论是作业、演讲、回答问题还是课堂笔记、出勤等这些平时的学成绩的40%，期末考试的的60%也会减少对死概念和原理分数比例，倾向于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
二、建立教学质量管理机制
教学的过程不只是教师教和学生学，还包括教师间的听课，评课，互评，教师的评学，以及学生的评教，只有各个环节组合给力，才能促进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
1.教师提高个人教学水平，关键在于听水平高的老师上课，不断的学习、丰富、构建教师的知识体系，理清知识脉络，运用好教学技巧，熟练使用教学方法。
2.建立教师考评制度，奖罚分明严格执行教学资料考评制度和和教学事故处理制度；把教学质量的评价结果纳入到职称评聘，绩效工资的发放上了，利用机制倒逼教师工作质量。
篇7
中级韩语学习者经过初级阶段的学习，一般已经掌握1500～2000个词汇，能够听、说、读、写基本的韩语，具备日常生活所需的语言能力，对韩国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以零起点大学韩语专业学生年级来划分，中级韩语大致是指韩语专业学生大二一学年的学习内容。在各高校韩语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中，中级韩语精读（以下简称中韩精读）一般被指定为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是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中韩学习者的水平和特点，笔者参考一些论文、专著，结合语言教学的规律以及自身教学经验，对中韩精读教学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索。
一、树立科学的教学理念
树立科学的教学理念是开展教学活动的首要任务。在任何学习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都在于学习者本身，韩语学习也不例外。在中韩精读教学中，教师应当树立“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助”的教学理念，做好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辅助者和引路人，对学生“授之以渔”，帮助学生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教育论文，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另外，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听、说、读、写练习，提高学生韩语应用能力，这其中应该以听、说能力突破为教学重点。
二、采用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中韩精读教学中，采用以讲授法为主，以讨论法、练习法、任务驱动法、角色扮演法、自主学习法等为辅的教学方法。
在中韩精读教学中，教师应尽量全部用韩语授课，到高韩时则全部用韩语授课，同时也要求和鼓励学生在课堂和生活中尽量使用韩语。
在词汇讲解时，韩语单词并非个个必讲，但重点单词、词组或惯用语要讲深讲透并逐个举例说明；同时举一反三，将该词汇的近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等加以归纳总结；重点讲解并归纳单词的构词方法和规律，比如“被动词”、“使动词”、“名词化语尾”、“接头词”、“接尾词”等的构词规律。
在语法教学时，教师要善于对语法进行分类汇总，讲清楚相似语法在意思和句法等方面的异同，比如连接词尾“-(?)??”和“–?/?/??”在表示原因、理由时的异同，以及连接词尾“–(?)?”和“-??”在表示假设时的异同等。在讲解完后要让学生背诵典型例句并利用所学语法造句，教师给以批改，以加深学生对语法的理解和记忆。
活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提高学生韩国综合应用能力。教师可以将班级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指定发表主题和发表小组，发表主题尽量与课程学习内容相关，学生课下查阅资料，上课时由小组代表用韩语进行发表，学生进行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以我系使用的中韩1精读教材延世大学《韩国语教程3》为例，教材共分“?? ??”、“?? ??”、“??? ????”、“???????”、“?? ???”、“??? ??”、“??? ? ??”、“?????”、“??? ??”、“????”等10课。教师可以将班级学生分为10个小组，每组3人，由各小组轮流对每课相应的主题进行发表，各小组之间展开竞赛。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紧密结合。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韩精读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对授课内容进行语言知识层面的讲解，还要对其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度解读教育论文，做到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紧密结合。
注重模仿和背诵，要求学生多读、多背。通过朗读、背诵来模仿标准的语音、语调，增强语感，培养韩语思维能力，减少中式韩语的使用，提高韩语水平。
重视复习，温故知新论文服务。韩语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学了多少，而在于掌握了多少，复习在韩语学习中十分重要。每次讲授新课前抽出几分钟时间对上次课所学内容进行复习，检查教学效果，加深学生的理解记忆。对新课中出现的已学内容，教师可以通过提问或再次讲解等方式不断复习，加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开展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比如每次课前由一名学生进行不限主题的3分钟韩语演讲，课堂上开展角色扮演、情景对话，课外开展韩语第二课堂、校园韩语角、韩语演讲比赛、唱歌比赛、韩语戏剧表演等活动。
三、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辅助教学
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传统的教学手段往往导致教学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不佳。在中韩精读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学生自主学习以及网络课堂教学等方面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实现“教师面授+学生自主学习+网络课堂+辅导、答疑”的全方位、立体化教学。
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可以制作或下载一些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介绍、图象、视频等资料，在授课前介绍给学生。这样可以自然而然的引入正题，为学习新课做好铺垫。在授课时，教师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像和视频等向学生演示各种实际场景，为学生创造出真实、生动的韩语应用环境，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对于课文中出现的重点、难点，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对重点、难点进行反复讲解、练习。
课堂教学是最有效的教学模式，但对不同的学习者来讲，它也存在着侧重点和针对性不强的不足。多媒体教学软件和网络课堂教学则很好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各种专项随教软件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相应方面的水平，比如发音软件、听力与口语软件、词汇与句型软件、韩语打字软件、写作软件、韩国语能力考试辅导软件等。另外，通过中韩精读网络课程教育论文，学生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四、建立形成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的评价体系
评价方法恰当与否对于提高学生韩语水平和学习积极性关系很大，应当建立和完善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的评价体系。中韩精读课现行的学生评价体系主要由平时评价、期中评价、期末评价三部分组成。平时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上课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和阶段测验等；期中、期末评价以考试、考查为主，提交小论文为辅。平时评价成绩和期中评价成绩各占学期总成绩的20%，期末评价成绩占60%。由分值比率来看，平时和期中评价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比率偏低，应当对分值比率进行适当调整，平时成绩占40%，期中、期末成绩各占30%的比率较为合理。
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要带着公正、公开、积极的态度来工作，对评价结果进行及时反馈和处理，及时解决评价结果所反映出的问题和不足，关心、帮助学生，使学生在韩语学习过程中不断进步。
五、结语
中韩精读教学是中韩教学的重点。在中韩精读教学中，教师应当树立科学的教学理念，采用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辅助教学，建立和完善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的评价体系，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对于中韩精读教学，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高校韩语专业或者英、日、俄等其他语种的教学方法和经验，其教学方法仍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胡绪俊.韩语基础课教学方法初探[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2]郑春梅，金英子.高职韩语专业“立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J].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
[3]宋英华.韩国语会话教学研究刍议[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1).
[4]卢广伟,周文雯.浅论多媒体技术在韩语教学中的应用[J].消费导刊,2010,(05).
[5]汪洁.浅谈推进优质韩语教学[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篇8
当前时代不是“诗”的时代，纯文学作品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阅读，相比于30年前少了很多。这一方面与“影像时代”、“网络时代”所提供的电视、电影、网络、移动通讯等媒体的多样选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上述媒体的图像、声音等视听轰炸有关。即便在文学阅读领域，传统的纯文学，即所谓的精英文学、高雅文学，也面临着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快餐消费文学产品的冲击。[1]其结果是，对穿越、重生、校园爱情文学了如指掌的年青人却不知道方方、刘震云是谁。所以，在学生多对纯文学提不起精神的背景下，如何将文学基础理论教学进行下去，并且要产生较好的效果，则成为一个难题。这是文艺理论教学遭遇的尴尬境遇之一。
尴尬境遇之二是理工背景的高校没有像南京大学那样的人文氛围。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生源来历复杂，有些学生甚至是从理科调剂过来的，他在高中本来就偏重于理科，只是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所以被调剂过来。②有些是被家长“要挟”来的。其次，学生一方面受到社会功利倾向和狭隘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汉语言文学认识不清晰，从而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对“汉语言文学”有抵触情绪。尤其是到了文艺理论这一较为抽象的专业基础课程时，更是不断地在逼问：“为什么要开这个课？”“上这个课有什么用？”“这个课程对我找工作有用吗？”这种逼问，实际上正是社会功利主义对于现代大学精神内涵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学基本模式都与这种功利主义有所妥协。再次，学生的阅读量相对较少，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理工科方式来学文艺理论，即希望文艺理论的概念和原理能够像数学公式一样纯粹。
尴尬境遇之三是部分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还不足。毋庸置疑，中国大学生面临考试、社交、经济、情感、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焦虑，尤其是对于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来说，经济、就业上的现实压力确实是时时压在心头的铅石。长期以往，学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模式，主要表现为颓废型和发难型两类。前者表现为学生受到一些不良思想观念的感染，对于大学和专业提不起精神、失去信心，从而在学习上是消极怠工、无所作为；后者则表现为学生经常怨这、怨那，总认为一切不如意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在特别焦虑的时候，她们很可能就会“发飙”。③他们“发难”不是对文艺理论问题的质疑，而是一种焦虑情绪的发泄。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到课率、听课率、作业率、反馈率、优秀率等方面得到反映。有一部分学生是应付的，还有一些是有心而无力的。在这种情势下，老师更像是救火队员，只管扑“明火”，却无暇、无力去深究其中起火的根源。
二.境遇的形成
理工类高校形成的文艺理论教学境遇有着多种原因。
第一，历史造成的。大部分理工类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是2000年左右高校改革风潮的产物，即改变了过去的专业性、行业性方向（比如师范性的、气象行业性的、邮电行业性的等），而走综合性道路。④汉语言文学等文科性质的学科专业都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专业作为后来者，其角色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点缀，一般都处于边缘地位，所以，社会没有给予形成良好人文氛围的历史条件。这样的状况学生那里，就表现为人文基础不足，也不经常阅读相关人文历史文献，功利性教学观念更强。
第二，社会的原因。随着大学生由90年代以前的“天之骄子”称号沦为“弱势群体”的时候，普通学校乃至名校大学生一度是迷惘的。社会日益浓郁的功利性，以及大学毕业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也使得学生被“功利化”了。上课不再是说学更多更新的东西，而是更多地为“混”学分而来。有些学生会将社会的压力转移到理论课程的学习上，认为它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这种观念一度盛行，典型的就反映在本校2005-2008年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上，文艺理论、美学、文艺批评写作等基础课程只是作为选修课，其他课程如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都被去掉了，增加了秘书实务、社会管理等貌似技术实践性的课程。结果，这些技术性的课程学习不仅没有给直接就业带来多大优势，而且使得专业特性变得模糊，其显著结果就是在研究生专业考试当中屡屡吃亏，原因就在于文艺理论方面的素养太欠缺了。
第三，课程本身的原因。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一个专业基础理论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通常都很抽象。这是由其使命和课程性质决定的。学生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既是人的“天性”，也是当代社会功利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功利性方面影响的结果。
第四，教学设计上的原因。课程的抽象对教学的组织者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实际情况来看，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依照自己的状态来安排内容和设计教学，对学生的困惑和状态了解较少。用教育学术语来说，就是“不以学生为主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学生看什么书？看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对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和现象感兴趣？很多教师并不清楚。在缺乏必要的调查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组织基本上离不开他上大学的背景。这是一种时代和语境造成的隔离。2013年8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暨‘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就深感到自己与青年学生在文学关注点上的区隔，认为很需要接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现象和作品，否则，在理论教学上教师就存在隔靴搔痒的尴尬。
三.解决路径
要解决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困境，寻求其解决方式，一方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必须要在院校二级管理体制上寻求长期的动力保障，这就或 多或少地会涉及到对大学教育体制的反思。
首先，解放教师，激发学生的认同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但这两个主体的性质与功能是不一样的。学生作为主体，是指教学中学生必须主动投入精力和兴趣，希望在这门功课上得到优秀的成绩，而不是及格。而教师的主动性，就要在学生主体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和师道良心，投入相当的精力和创造力去设计教学方法和内容。在现有的体制下，相对而言，教师的主体性和主导性作用更大。他既可以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学生主体的反馈与交流，也可以在知识和信息面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可以在语言等方面更生动幽默些，将课堂过程呈现得更加轻松。所以，解决的方式应当重点放在教师身上。笔者将之归纳为“管、亲、贴”三原则。
所谓“管”，就是指教师对与课程学习有关的情绪、精神状态的调度和管理。比如课堂上，迟到、早退、玩手机、睡觉、应付作业等不良习惯要采取措施。这是上好一个课程的硬件氛围建设。
“亲”，则是拉近与学生的情感关系。教师应该主动找同学交流，发现其优缺点，以诚恳的态度进行沟通。在作业批改、课间交流、课堂互动讨论、下课交谈、课外活动互动等过程中，教师都可以有意与学生建立起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小学有较好的传统）。这种“亲”还可以与“管”结合起来。比如将点名与“亲”结合起来，要求个别无故不到课的同学来找教师谈话。教师谈话一般是先问其不到课的原因，目的是想了解其在想什么，干了什么，并不是要给予什么处罚（当然，起初学生基本上都认为是来“挨训”的）。结果教师会发现很多有益的信息，比如有学生说他身体不舒服，发烧几天，焦虑，几天都睡不着觉，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有学生说出自己与其他室友的矛盾关系；有学生想考新闻、影视等专业的研究生；有学生喜欢文学写作。教师应该都一一给予一些回应和诚恳的意见：能提供帮助的，就提供帮助；不能提供帮助的，也在情感上给予关心，给出适当的建议。这样下来，老师虽然辛苦，但是他掌握了一些甚至连班主任、辅导员都不知道的信息，在感情上与学生拉近了。而且教师的倾听、解惑和力所能及地解决难题，都为良好的师生关系打下了基础。这个情感关系是课程教学的有力保障。
“贴”是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与学生的兴趣点相贴近。要做到这一点，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有自己的“教材”。市面上的文艺理论教材多有传统性、深度性，编者也多为综合性大学的教师，这些都与理工类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实际有较大差距。所以，教师应该结合实际，博览众长，形成具有特色的“教材”或讲稿。其着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概念、原理、基本问题条缕清楚，讲述时，要注意结论与论证材料的紧密结合；二是材料和作品要“新”，应该从当前影视剧本、网络文学、畅销书、文化现象等汲取资源。这需要教师的积累和不断刷新信息。如果有条件，教师尽量能与文学界有较好的联系。笔者深感与作家的这种联系对于大学文艺理论教学的好处和便利。第二，课堂上，教师力争运用幽默、甚至是脱口秀的一些技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掌握详略、处置重难点、把握张弛、师生互动的尺度。这对于更抽象些的文艺理论课程是很有针对性。第三，从教育学和心理学上说，教师尽力精心打造第一堂生动幽默的课，它能为后续课程教学发挥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革新学校的管理体制。学校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很重要。对于理工类学校而言，尤其是一本类的理工高校，一般都有一两个王牌学科，其他都是烘托的“绿叶”，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更是“嫩叶”。这些都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设计提出了高要求。我们都知道，管理体制对于文艺理论课程教学没有直接影响，但是管理体制会通过教师影响到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课程教学效果。所以，学校的管理制度设计应体现“教学主导”、“以人为本”和“从实际出发”的宗旨。这其实是要求理工类高校须精心打造自己的人文氛围。
第一，学校管理制度的设计要体现教学主导原则。毋庸讳言，当前整个高校体制都是重科研轻教学，教师基本是被“科研主义”体制绑架的。即便是说重视教学，也只是在教研项目、教研论文、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指导学生竞赛获奖等量化考核上。其实质仍是一种科研规制，与课程教学成效仍有较大差异。所以，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多地从事教学的宽松环境。
第二，制度设计要有针对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灵活性，不搞一刀切。学校对于一些王牌和中坚专业，适当突出科研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份量是可行的，但不宜将之普适化。对于文学等人文科学，学校应当有特殊针对性的政策，即给予学院和教师注重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的时间和基础。
第三，学校要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教师主体”原则，淡化或去“行政化”。相对而言，理工类高校、有行业背景的高校，因为历史沿袭等原因，其衙门气息更强烈些。一些职能部门多把学院和教师当作“基层”和“工人”来看待，专业科研、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升职人事、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要求最后都归集到学院一线教师身上，使得教师背负着太多的包袱。
第四，在教学管理和制度设计上，学校对学生不应当采取犬儒主义的政策。以学生为主体是正确的，但不等于把学生看成是市场消费和民主政治场中的主体，而应当将学生看作为教育主体一方来看待。如果按照前者来设计制度，就会导致纵容学生、宠哄学生的现象。[2]比如学评教是必要的，但过分看重学评教的效力，将它与教师的奖金、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就会限制教师的“管”，从而影响教师的创造性和热情，也降低教学上的投入。因为，当教师对学生有很多顾忌的时候，就不大敢管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被宠养着过来的，如果教师对学生严格些，部分学生很可能会在评教的打分上给教师“好看”；甚至会因为某项纪律问题处理或是某句批评的话“得罪”了学生，教师会面临生命安全的危险。[3]所以， 综合看来，学评教应当是一个参考因素，而不能让它成为某些职能部门一劳永逸的管理利剑。
最后对人文学院在保障文艺理论等基础课程教学上的做法作一个补充说明。首先，在一个行政化色彩浓郁和科研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和能量的聚集点，好的学院是尽力为教师争取一个缓冲空间。所以，学院管理体制的建设应当以教师和学生为本。即学院如果真正以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关注教师的负担问题，关注学生的思想情感状态，则会为教师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活动撑起一个较为宽松的内部环境。长期坚持，会有所成效的。
综合起来说，建立起院校领导、教师、学生在学风、教风建设上的良性合作关系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软件条件。在现行评价机制下，这些不仅需要部门、学院、领导、老师的共识与努力，而且还需要付出一些利益代价。因此，总体上不容易施行。
注 释
①文艺理论类课程包括文艺理论、美学、文艺批评写作、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等。以下均以“文艺理论课程”代之。
②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本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一般是一本线上10分左右被录取。
③笔者就遇到一次，在讲评文学批评写作的作业时，她认为本人布置的作业不好。我问她遇到了什么困难？她说没有做。班上同学很诧异，都有“嘘”声了。我缓和地批评说：先按照要求和方法做作业，中间如果遇到问题，再找我交流，并当场告诉手机号、qq号和邮箱。
④一般而言，这些后起的转型大学，要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之路，几乎不大可能，因为“长短腿”的问题，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弥补回来的。
参考文献
篇9
[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结构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的筹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的前结构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是理解的前结构的“重复”。
[12] 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义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这是解释对文本意义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约着对它的解释，并且为评价各种解释提供某种尺度和准绳，当然，这种评价是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15]
篇10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11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篇12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大多采取“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学起来感觉较抽象、枯燥，缺乏主动性，这样的教学方法急需改革。笔者基于计量经济学教学特点，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和经验，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一、完善先选课程设置，适当增加课时量
计量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自己固定的经济理论，方法和技术大多来自数学和统计学，因此，学习计量经济学前提是具备经济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先选课程未开设或者开设后讲授内容有限，都不满足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需要。因此，要提升教学效果，首先应完善先选课程的设置。计量经济分析步骤缺一不可，所涉内容多，需要的课时量大，但很多本科院校的计量经济学课时量已经被压缩到极限。而且部分经管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较差，需要花时间对预备知识进行复习。教师讲授计量思想和方法时，为了让学生易于接受，应给予学生一些时间思考、讨论甚至现场实验演示。实验课，学生熟悉应用软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充足的课时来支撑。因此，不管是讲授课还是实验课，都应该加大课时量，才能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
二、强调经济学科实质，加强应用能力培养
[JP+2]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科，授课时除了介绍方法和模型以外，还需注重计量经济模型和其假设的经济含义，并指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所估计的模型，体现该课程的本质，提升学习兴趣，不能让学生感觉是在学数学或统计学。
大多数本科院校的计量经济学以应用教学为主，重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应适当减少烦琐的理论推导，增加案例分析，让学生觉得易学、有趣、有用。案例分析课与实验课的安排时间要恰当。据以往上课的情况看来，将案例分析的内容贯穿于理论知识讲解中，学生更容易听懂。而实验课应安排在理论方法讲解之后且间隔时间尽量短，避免学生遗忘理论方法。
三、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激发学生兴趣
计量经济学涉及大量数学符号和公式，学生翻开教材的第一反应是难且抽象，尤其文科生源大多有“畏数学”情节，缺乏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单一讲解模式，采用多样化方式教学。如，讲解理论方法时演示实验操作过程，减少枯燥感，必要的时候，让学生上台演练；适时增加案例分析内容，以学生讨论、教师引导的方式，让学生在趣味中掌握经济计量方法；对于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可省略部分理论推导，让其从例子中体会出原理；必要时采用板书教学，可以放缓教学节奏，留时间引导学生思考，使其集中注意力，还能避免多媒体大屏幕翻页让学生难以上下衔接等。经验表明，如正规方程组的推导，联立方程组模型中使用阶、秩条件进行模型识别的例子等内容，使用板书讲解的教学效果更好。
四、重视课程论文环节，丰富考核方式
课程论文的写作可培养学生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软件应用、结合经济理论对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优化等综合能力。以往教学中大多没有讲解课程论文的写作，其弊端体现在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上。据了解，经济类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大多数学生对实证分析有畏难情绪，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增设课程论文写作培养环节，能极大提高实证分析的能力。
课程论文环节可分组进行，组员间相互讨论可扩充学生的思维，同时让学生体会到团体合作的魅力，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考核方式上，多种考查方式相结合可让学生摆脱单一的应试学习，有助于培养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平时成绩中，还可纳入案例分析讨论与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遵照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的，试卷题目应偏重应用分析能力的考核，尽量避免烦琐的数学推导和公式计算。
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这期间，教育理念的更新、培养方向的定位、教学内容的增删、教学方法的变更都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这不仅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离不开学校的其他改革配套措施。对此，我们应沿袭建设精品课程的精神，继续深入该课程的教学改革，使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更加完善。
篇13
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是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因而成为研究生教学管理部门及研究生指导教师最为担忧和关切的现实问题。在承担研究生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和参加研究生毕业答辩的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选题的重复与雷同、现代研究方法的缺失都是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在当前的研究生教学研究文献中，鲜见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正是试图围绕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二、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测度
（一） 创新的内涵
不同学科可能对创新定义不同，从经济学角度看，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经典的，他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的组合。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生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不是一种例行工作，这是因为：将来是难以预测的，新计划易于犯错误；人的心理往往对新事物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社会环境常常出现阻力，标新立异常会遭到非议。熊彼特的定义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从社会生产的侧面对创新的定义。也许这一定义，对学术研究的侧面并不完全适用，但其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创新的一些根本特征。借鉴这一定义，从学术研究的方面来看，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提出了新的理论或将现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在扬弃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作出修正。我们考察一部经济理论的演变史，可以感知到这一脉络。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学家对增长问题的研究和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要素的增长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到多要素增长模型（如索罗模型）；从外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如新古典增长模型）到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如新增长理论）；从注重有形资本（即实物资本）到无形资本（如人力资本、制度因素等）。最典型的例子是，Solow增长模型将储蓄率和技术进步等重要变量视作外生给定，因而其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增长率，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Diamond模型将储蓄率进行了内生化，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模型将技术进步进行了内生化。新的理论或模型的提出都是对旧有理论的扬弃，是经济学家们理论创新的结果。
2． 提出或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数学与经济计量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使得经济学研究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在计量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中，从传统的时间系列或截面分析向面板数据分析的转变，都代表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再如，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从总量到总量的研究，而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试图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最典型的例子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Diamond模型在将传统经济增长的储蓄率内生化时，引入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从而将宏观经济的储蓄率建立在微观家庭决策的基础之上。新研究方法提出与使用，常常会催生着新的理论。每一种研究方法的提出，都凝聚了经济学家们的大量创新努力。
3． 使用新的研究样本。经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经济政策建议。随着现实经济的发展，一些旧有的理论有的仍然有解释力，但也有一些卓有的理论无法解释新的经济现实。对不断发展着的经济现实的研究，有时会催生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典型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西方国家发生的滞胀现象，是凯恩斯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因此，凯恩斯学派的地位受到动摇，非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派得到了发展。对新研究样本的使用，可以对旧有的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可以带动对旧有理论的扬弃。
（二）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测度方法
对于研究生来说，其创新能力应该说在培养之中，不能用大师的标准来要求，但应该用大师的标准作为楷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研究生创新能力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它是研究生学术研究的综合能力体现。然而，考虑到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我们可以从研究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及研究方法两个主要角度进行测度：
1． 选题意义的重要性。选题是具有重要创新性或应用性，还是属于重复性工作，是反映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研究生发现新问题的能力。能否站在学科研究前沿，提出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决定了论文是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否具有原创性和挑战性的关键所在。如果仅仅是简单移植,只是对他人方法的应用和重复；如果仅仅简单揭示表面现象,没有深入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仅仅简单延伸,只是进一步证实他人的工作；如果仅仅简单推理,只是采用一定的实验证实已知的结论，那么选题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选题意义的重要性，是个定性概念，如何定量化，有两个方向：一是从论文所发表的期刊级别考察，国际和国内相关领域的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往往都是学科最前沿的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其学术价值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可以根据的期刊级别这一变量，对论文的创新性这一定性变量赋值。二是采用国际上通常用“论文被引用次数”这一指标来衡量研究生创新能力状况，大部分学位论文。
2．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现代化。基于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现实，以经济学专业为例，能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尤其是硕士生学习阶段，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是比较困难的。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的、规范化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是确保论文创新性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使用陈旧的甚至不规范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即使选题很有意义，也不会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经济学专业为例，能否建立数理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能否使用最新的计量方法进行经验检验，是比较共认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
三、 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
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因素既有社会评价与用人制度、学校研究生教育与管理制度、导师的素质与责任心等外部因素，也有研究生自身主体因素等内部因素。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研究生自身的主体因素。 [ 1． 是否具有创新的意识。创新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自1981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以来,研究生教育始终以培养创新型人才、取得创新性成果为己任,并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对创新与研究生教育的关联性予以明确阐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明确提出,“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博士学位论文应当是作者在科学或专门学术上做出的创造性成果”；在国务院1999年下发的《面向求学网振兴计划》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瞄准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培养造就一大批高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要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及其若干配套政策中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着力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研究生自身在接受研究生教育时，就应该把创新看成是一种信念，而不是把接受研究生教育仅仅当作混取文凭的一种手段。树立创新意识，必须养成逆向思维、不断探求新奥秘的欲望和敢于质疑的胆量和勇气，敢于发现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如果主观上没有创新意识，那么就没有意愿做出创新性工作。
2． 是否把握学科研究前沿。要做出创新性成果，就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两种可能性：要么重复前人的研究，甚至滞后于前人的研究；要么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规范。前人的研究不仅将人类对相关领域的认知在历史上大大向前推进了，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成果，而且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规范的研究范式。如果重复前人的研究，那么我们选题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就完全缺失，如果缺乏学术研究规范，那么我们的研究就象痴人说梦，缺乏逻辑、缺乏专业性、缺乏科学性。当然，一方面由于前人的研究也并没有穷尽真理，另一方面由于随着鲜活的经济现实的发展，我们可以努力寻找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环节，这些前人留给我们的创新空间所在。因此，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把握学科研究前沿，是进行创新性研究的基本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