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体育传播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25］分析认为，社会中的人、组织彼此间关系可以表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或规律，这种个人、组织之间关系将对彼此产生影响。社会网络分析不仅可以描述行动者个体与其周边邻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连接，并且可以借助计算机工具对行动者和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可视化建模，使研究者更加直观清楚地了解行动者的关系和关系图式［27］。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可以用一种基于关系模式或规则进行表述，然而WEB技术发展，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通过量化和可视化两个角度对社会行动者实体关系进行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最常选用社群图和社群矩阵两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网络分析重要方向。社群图通过节点和连接线描述行动者之间关系，社群矩阵分析行动者角色及其关系。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有接受也有传出，为此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表述需要采用有向图。突发赛事舆情事件传播社会网络传播模型通常采用关系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结构图。本文研究对象仅为体育赛事网络传播舆情传播，研究该事件网络传播集合内部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1—模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时，整体网结构、行动者在整体网地位和角色以及网络内部结构特征都是1—模网络分析重要内容［21］，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在社会理论和实证发展之间因为缺乏中层理论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90年代受到多个学科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很多用于结构测量的参数［28］。按照网络规模可以将其分为整体网络结构、局域网络分析和个体网络分析［29］。本文测度赛事舆情事件传播，对体育赛事舆情传播网络模型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1－模网络整体结构。网络整体结构主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紧密关联程度进行描述，即密度和中心度，密度反映整体网络凝聚力的总体水平。巴恩斯研究了随机网络模型，指出网络图密度最大值为0．5［30］。Lauman，Marden［31］对网络整体结构研究指出:整体网络中核心结点极其重要，可通过分析核心结点数量及链接结点测度核心结点的重要性。整体社会网络核心结点测量为中心度测度提供了可能和大量的参数，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就是社会网络中心最常用的两个参数。Proctor和Loo-mis［32］认为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是分析行动者中心位置的指标，反映其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利以及中心点位，这也是早期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心度反映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联系紧密程度，反映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在整体网络中拥有“权力”大小。整体网络中行动者点度中心度就是该行动者直接联系行动者数目。说明整体网络集中趋势为中心势，中心势描述整体网络差异性程度，整体网络中心势描述额该网络整体的集中趋势。由于行动者在整体网络角色和地位不同，起到作用也各异。斯坦利•沃瑟曼［25］、罗家德［28］等在对整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时指出，社会网络是通过结构等价描述和探讨个体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如何嵌入到整体中网络中的，两个行动者接受和发向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结构等价。Burt［33］通过研究指出欧几里得距离法通过度量成对行动者传播距离来测度整体网络行动者角色和地位。成对行动者距离构成观测矩阵，矩阵中的每个元素度量的是行行动者与列行动者的欧几里得距离。在整体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直接联系，通过中介传播必不可少，Burt将这种非直接并通过中介传播的联系定义为结构洞［33］，结构洞也是描述行动者位置和角色重要概念。结构洞的存在使得部分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联络位置，因而在整体网络中对资源和信息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结构洞计算相对复杂，目前关于结构洞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Burt的结构洞计算和Borgetti中间度计算，结构洞计算测量主要是测量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以及等级度，限制度在整体网络结构洞测量中最为重要，是指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运用结构洞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29］，测量数值越大，限制能力越大，测量数值越小，行动者跨越结构洞可能性越大，结构非冗余信息源能力也越强［34］。在社会结构网络中，联系越紧密，联系关系越强，越易受关系的限制，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弱联系有利于信息传递。组成整体网络基本要素就是行动者及子群，测评行动者、子群关系，是测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凝聚子群在整体网络测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整体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具有较强、直接、紧密、经常的或者积极关系的行动者子集合［25］。在舆情传播网络中，凝聚子群指该社会网络行动者之间关系特别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内部结构的团体，从而成为交流传递信息的集合。本文采用κ－核分析凝聚子群，κ－核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相邻结点链接形成凝聚子群，凝聚子群内部行动者关系紧密，有利于信息传播和分析;不同凝聚子群行动者交叉重叠则更加有利于信息的扩散。
3实证研究
3．1“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概况
2012年11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马拉松比赛，10公里选手陈杰和5公里选手丁喜桥比赛中突发休克，最后经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等新闻网站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关新闻，赛事组委会也通过各类渠道积极对外消息。由于体育赛事本身受体人群庞大，经微博等自媒体爆炸式传播，形成强劲舆论影响力，仅新浪微博上与广马死亡事件有关的微博就达到135万条之多。本次赛事受到了政府官员、媒体、医疗行业等等关注。2012年11月18日当天，随着第一名运动员猝死，舆情掀起了一个小高峰;2012年11月25日，第二名运动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掀起舆情传播高峰。随着组委会信息公开，舆情在此刻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2012年11月26日，广马引起的新闻报道共1520篇，网名跟帖179万次条。广马舆情，主题事件影响大，波及范围较广，传统媒体在整个事件扮演着信息源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赛事组委会和广州市体育赛事主办单位积极应对，及时公布信息，尤其是在后半阶段，国内主流媒体正面引导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赛事负面影响。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媒体沟通，并通过新媒体及时公布信息，成为本次舆情事件应对的关键点。
3．2数据处理与采集
3．2．1社会网络分析概念描述本研究用关联矩阵表示舆情传播网络结构，节点表示舆情传播行动者，边表示行动者之间关系。基于赛事舆情事件传播速度快，为此假设赛事舆情传播在某一节点时间内，为静止状态［4］。分别用+1和0表示舆情传播系统的两种观点，即在初始状态下，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意见被随机设为+1和0，进而对网络传播链接进行计量［21］。基于社会网络舆情传播分析主要就是对网络结构、角色地位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测量对整体网络结构、行动者网络角色和地位、整体网络内部结构［4，35］进行测量和分析。整体网络结构分析参数为密度、中心度和中心势，行动者角色和地位参数主要为欧几里得参数和结构洞限制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参数为κ－核。3．2．2赛事舆情网络传播数据采集本文以2012年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公共信息发表平台和个人信息交换平台进行数据截取。公布信息平台选取了40个节点，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大洋网、南方都市网、网易、新浪、腾讯新闻等以新闻传播为主线的信息平台;选取了天涯网、猫扑网、搜狐论坛、凤凰论坛、百度贴吧等以论坛和交流社区为主线的公共信息平台，以优酷网、土豆网、凤凰视频网、百度视频、酷六网等以视频为信息平台。选取自媒体舆情行动者40个，主要来源于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通过挖掘各结点之间关联线以及评论进行数据采集。信息传播由信息源往受体方向传播，信息员向受体传播的方向性，为有向社会网络结构。舆情传播过程中，信息源将信息传递给受体，受体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影响信息源，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模式。在有向社会网络关系中，信息受体既可以反作用影响信息源，也可能并不发送信息影响信息源，为此存在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通过网络循证数据，整理排列出80×80互动关系矩阵，运用PAJEk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广马有向舆情传播结构图，具体见图1。
3．3整体网络结构侧度
3．3．1密度分析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常用指标，尤其是在无向网络分析中，指网络实际连接数量与理论可能存在最大连接数量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行动者之间连接越密切，信息交流就更为顺畅;密度越低，情况相反。由于密度受测评传播网络规模的影响，社会网络最大联系数为N×(N－1)，当增加一个行动者时，增加的社会网络最大连接数较大，但实际连接数相对固定，尤其是在网络规模较大时。为此社会网络分析专家引进了点度概念用语测评社会网络密度，点度是指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所拥有最大连接数量。通过Pajek软件测量广马舆情事件密度可知，平均密度(矩阵)为0．156，平均点度为24．95，即一个行动者将与24．95个邻居进行信息互动，实现信息传播。由此可见，在广马舆情事件结构图中，各节点相互联系紧密。尤其是传统公共媒体间存在信息互动，这成为推动广马事件迅速传播最直接原因，扩大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受关注程度，造成关注过于集中，给广马赛事带来不良的影响。3．3．2点度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度是基于行动者与它接邻行动者节点数，节点入度是邻接至行动者的节点数，出度是邻接到自行动者的节点数。在社会网络中，点度中心度出度是扩张性测度，入度则是接受性测度。对出度测量，有利于掌握信息扩展的途径，对入度的测度，有利于掌握信息发展的态势。表1为广马舆情事件点度中心度的测度数据。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节点的点度范围4～95，整体传播点度密度为0．45472，lc老蔡通过网络传播邻居数量最少，在社会网络中，相对孤立，对网络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小;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出入度较高，网络传播邻居的数量最大，影响相对较大，成为网络传播有力推手。3．3．3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距离是用来描述一个行动者到另一个行动者之间最短距离，也称为“测地线”，尤其是在六度空间理论发展起来之后，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图2显示，广马舆情网络结构图中，各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其中最大距离以76号行动者“联合早报”到17号行动者“静如山岳”为代表，最大距离值为12，最小为1，大部分行动者之间的距离为1和2。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距离越短，传播速度就越大，造成的影响力也越大。整个广马舆情传播的平均距离为2．93833，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3．4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
3．4．1行动者整体结构等测度———相似性检验行动者整体结构等价用来说明两个行动者接受或发向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认为其在结构上是等价的，主要是测评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多大程度上的相似。图3通过Pajek测度的相关系数图。通过图3可知，除了在对角线相关系为1外(行动者与自己在结构上是完全对等的)，非对角线元素中没有等于1的元素，这也就是说在建议关系上没有结构等价的行动者。其他行动者之间相关系数各不相同，行动者等价结构也各不相同，各自在社会网络中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为此行动者相互替代之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网络传播，为此结构等价性较小，可替代程度也较小。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在网络传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大众媒体在舆情传播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能被取而代之。3．4．2结构洞分析结构洞主要用于测评社会结构网络非直接联系以及关系断链的现象，由于社会网络结构传播过程中，行动者之间非直接联系，造成行动者信息传播的缺失，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结构洞存在使得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位置。为此本文根据结构洞特征，对广马舆情事件结构洞指数和中间中心性进行测度。在结构洞测度中，主要测度社会网络限制度。社会网络限制度是衡量一条纽带的重要性或独占性指标，代表了一个行动者与邻接行动者关系的比例，占这个行动者对所有行动者管理的比例。限制度是指行动者与对方的关系会对对方产生的影响，这种限制取决于行动者对方强连接节点与行动者之间的纽带强度。图4是通过Pajek测度的广马舆情事件限制图(图4)。从图4可知，广马舆情网络结构中，存在大量的传播结构洞，各指标之间的限制度程度不一至，说明了信息传播的制约性，各自受制约的程度大小不一至，最大为62号“体育咨询榜”，受64号“zg赵哥”约束性达12%，这就意味着62号“体育资讯榜”有12%的信息是通过“zg赵哥”这个行动者传播出去的。通过图4可知行动者受结构洞影响力约束相对较小，这说明行动者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行动者接收多个行动者的信息，不易受单一其他自媒体或传统媒体的影响。点度中介度就是在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测地线，经过该行动者的测地线比例，对信息传递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占据更为重要的中心位置。通过表2可知，大洋网、搜狐新闻和星岛新闻点度中介度相对较高，点度中介度值分别为0．146023、0．122810和0．109847，在整个网络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说明这些网络占据较多信息资源，并为扩大自媒体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交流平台，从而促使信息资源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的传播。但通过表2可知，整体网络中介中心势并不高，这说明在广马舆情事件中，直接信息传播在整体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受中介影响较小。
3．5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
κ－核就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的其他节点相邻接的子图，来界定舆情传播中存在的小团体数量，κ－核界定了相对密集的子网络，相对密集κ－核有利于信息在子网络传递。测度结果显示，广马舆情事件κ－核的最大值为17，结点数共有17个，占全部节点21．25%。通过图5可知，κ－核的值在15级以上的占整个舆情网络的66．25%，说明在该舆情事件中存在联系紧密的凝聚子群，该子群在整个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通过彼此信息的互动，掌握大量的舆情信息，通过凝聚子群约束性进而占据了传播途径的重要节点。
4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表明:广马舆情事件传播网络中整体密度较高，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信息互动传播频繁;各行动者信息互换距离较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速度较快。通过对行动者整体网络结构等价性的侧度发现，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地位和角色相对独立，虽有结构洞的存在，但约束力相对较小，对信息传播制约有限，尤其是点度中介值较低，说明信息以直接传播较多。通过对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发现广马舆情事件广泛存在凝聚的子网络，子网络存在加速了信息在子网络行动者间的共享和交换，从而促生多中心的传播网络结构。
4．1组建多中心并行舆情网络结构
由于举国体制以及政府办赛等原因，我国发生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主办方新闻会，经由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具有信息传播渠道单一性以及传播时间阶段性的特点，显然不能适应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的复杂性特点以及自媒体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需要。构建并行化、连续性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替代机械、僵化、费时的信息传播管理模式，实现并行舆情网络管理流程，提高舆情管理者对传播环境的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确保对舆情事件反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体育赛事舆情事件发生时，不同利益主体将从不同的角度传播信息，强调网络传播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利益和协助重要性，在舆情传播管理中尤为重要。由于互连网络技术发展，打破传统的单一的、面对面的信息传播途径，扩展了多元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多元灵活组合的可能，多元主体相互依赖，共享信息，形成动态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将原有信息管理传播网络纳入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系统，增强信息管理深度和广度，建立横向舆情评估体系，实现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的即时性、完整性和通达性，完善多中心并行舆情监控与协同应对。
4．2关注舆情事件网络引导时机
突发舆情危机时，当持某一观点信息源占据优势时，网络受众就会迅速靠拢，形成“集聚效应”［36］。突发舆情事件主要体现在个体信息交换以及信息共享之后的群体，这种群体行为属于非常规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好奇、恐慌心理，导致的临时性、非正式的弱关系。舆情事件在社会中受关注程度越高，这种临时的、不稳定弱关系就越容易形成。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公众既是信息受体，也是信息的传播者，通过自身将信息传播到其他结点。基于社会网络舆情网络分析不仅关注信息内容，更关注信息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的关系，在进行舆情监控管理过程中，选择合适时机，选择关键位置，通过舆情引导的方法对舆情发展进行干预，将在较短时间内改变或引导受众的观点，起到较好的舆情引导作用。同时建立透明的舆情传播平台，促进受众在透明的平台下理流和理性探索，支持理性化的多样性，提高公信力。
篇2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卜，传统的大众传媒己经无法满足如今纷繁复杂的马拉松赛事传播，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以独特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逐渐超越传统媒体成为马拉松赛事的新宠，为当今马拉松赛事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撑。
其中，“微博”作为开放的信息互动平台，以其快速的传播力、内容碎片化的特点，成为当前我国各大马拉松赛事的重要传播渠道。本文通过将2017年中国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微博传播进行对比分析，为其他赛事微博的运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中国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官方微博现状
(一)中国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介绍
中国马拉松大满贯是由中国田径协会创建并主办的中国最高等级的马拉松系列赛事之一，旨在整合中国优秀的马拉松赛事资源，树立中国马拉松精品赛事办赛标准，推动中国马拉松赛事国际化、规范化、市场化的运作与发展。2017年是中国马拉松大满贯的启动元年，北京马拉松、广州马拉松、重庆国际马拉松和武汉马拉松四项赛事成为首届赛事的创始成员。
篇3
开发利用海洋是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三大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海洋水产品是优质的食物蛋白源。与肉蛋类食物存在替换性，且在蛋白、脂肪含量、营养结构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点。增加国民水产品的食用量，不仅有利于缓解陆地资源的不足，更有利于丰富、改善膳食结构，提高营养水平和国民的健康素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世界远洋渔业总产量约一半左右为大洋性金枪鱼，其资源十分丰富，在所有远洋金棺鱼捕捞量中，日本、中国台湾省、韩国、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位居前列，但我国所占份额极少，与一个人口大国和渔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鉴于金枪鱼渔业属于优质高产、高效产业，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现实，现在国际渔业界和传统的渔业资源国对渔业保护的意识日盛，在各大洋已经逐渐建立各种金枪鱼保护组织。而且，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金枪鱼资源已实施限船配额管理。金枪鱼围网渔业是现代金枪鱼渔业中捕捞效率最高的捕捞方法，围网渔业产量占整个金枪鱼渔业总产量的60～70％，由于经济效益好，所以发达的远洋渔业国家都把人、财、物集中于开发大洋性金枪鱼围网船上。开发我国自己的大型金枪鱼围网渔船，可以保障未来旧船的替换，保证渔船配额的存在。同时，通过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海洋国家的协调努力，还可以争取新的渔船建造配额，进而增加我国远洋渔业资源的份额。
2我国远洋全枪鱼田网渔船的现状
在大洋性渔业总产量中金枪鱼占有绝对优势。船长在60m以上的大型围网船更具有相当优势。截至目前，世界大型金枪鱼囤网船数量约400余艘，我国仅有15艘进口二手船，而且还有3艘不是挂中国旗的，国内大型围两金枪鱼的设计与建造尚属空白。这种现状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远洋渔业机制磐需调整，自主开发设计并研制金枪鱼围网船是必经之路。
近年来，国家对于商船的关注大大超出了对渔船的关注。远洋渔业不同于别的行业，也不同干商船的建造。远洋渔船不仅给造船业和配套业带来直接效益，而且还能产生持续性效益(远洋捕捞)。远洋渔业可以说是一个有百利无一害的行业，它不像其他行业在取得眼前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诸如污染等方面的后果。而作为这一行业发展最为重要的远洋渔船的发展，却成了远洋渔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约了我国在世界渔业配额的分配。
在我国渔船及配套设备的整体发展上，都缺乏高水平的设计研究单位，重要船用设备的研发跟不上渔船的发展步伐。渔船的设计和制造单位自身水平与商船的设计和制造单位不同，商船设计和制造单位一般比较规范，技术力量雄厚，而渔业船舶设计和制造单位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力量相对薄弱，质量保证体系不够完善。而在金枪鱼围网渔船的配套装备的设计和生产基本上还未起步的阶段，目前仅有的进口二手船的维修和替代设备也都是采用国外进口设备。因此，金枪鱼围网渔船的整体设计发展的落后大大限制了我国远洋渔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金枪鱼渔业的发展，使得我国金枪鱼配额不能与我国海洋大国地位相称，配套装备的整体缺失又大大阻碍了我国金枪鱼围网渔船的发展。因此，我国不仅在金枪鱼围网渔船设计和建造方面是个空白，而且，为金枪鱼围网渔船主要配套装备都要依赖进口。
3国外远洋金枪鱼围网渔船发展现状
世界金枪鱼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三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以生鲜和罐头金枪鱼消费为主；欧盟以罐头金枪鱼消费为主，其罐头金枪鱼消费占世界罐头金枪鱼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美国也是罐头金枪鱼消费的主要市场之一。而金枪鱼罐头是围网捕捞的金枪鱼的最终产品。
世界金枪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就三大洋金枪鱼的产量而言，太平洋最高，约占世界金检鱼的总产量65％：其次为印度洋约占22％，大西洋的产量约占13％左右。前面已提到过围网渔业产量占整个金枪鱼渔业总产量的60％～70。
国际上大型金枪鱼围网船队颇具规模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主开发建造和配套的能力，他们占据了世界上金枪鱼围网捕捞量的大部分。以中西太平洋海域为例：目前，中西太平洋海域作业的大型金枪鱼围网船有20Q多艘，主要为日本、美国、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等国家所属。日本现拥有36艘大型金枪鱼围网船，美国船只为39艘，韩国28艘，台湾地区为42艘，四个国家和地区总船数维持在140余艘左右，占总数的70％。
我们再以2001年的统计数据看看台湾地区大型金枪鱼围网渔业的状况。台湾自1982年底开始引进大型金枪鱼围网，现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如今就其船队的规模之大，船舶的大型化和现代化之程度，单船年产量之高，均可称得上是世界较强的船队之一。台湾地区在南太平洋岛国区域性渔业组织“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SouthPacificForumFisheriesAgency简称FFA)登记为：总船数为58艘，其中16艘为大型冷藏运输船，42艘为大型金枪鱼围网船，如加上台湾拥有而悬挂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努瓦阿图等国籍船旗的大型金枪鱼围网船。台湾地区在该海域渔场投人的大型金枪鱼围网总作业船数已超过50余艘。进入本世纪，船只不断向大型化发展，最大船只的总吨位已达2000总吨，据了解，台湾已计划建造总吨位3000吨级的超大型金枪鱼围网船，意在进一步向东太平洋拓展，扩大作业海域的范围。至2001年，台湾金枪鱼围网已成为台湾远洋渔业的主要作业方式之一，年产量达29万吨多，占台湾远洋渔业总产量的23％之多。
4发展我国的远洋金枪鱼围网船
4.1走自主创新的路。我国是个海洋大国，我们的远洋渔业发展势必对其他远洋渔业发达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的冲击波。由此，在远洋金枪鱼围网船的发展上他们必会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利用我们产、学、研的优势研发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远洋金枪鱼围网渔船，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我国远洋金枪鱼围网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4
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传统语言研究的方法，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言语活动、语言、言语的区分。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东西，属于个人领域；而语言是社会集团约定成俗的规则，属于社会领域。语言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和集团来说，是固定不变的；而言语是变化的。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本文由收集整理，语言是言语的产物和工具。二是语言的内在成分和外在成分的区分。他用象棋做比喻，形象生动的解释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象棋比较容易区别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内在的：这种游戏从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在的；而涉及到游戏的体系和规则，则是内在的。其三是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他认为和静态相联系的是共时性的，和动态、演变相关的是历时性的。他把言语放在一种共时性的、静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而对那些演变的、动态的因素（比如：历史的、社会、交往因素）则不予考虑。其四是语言的静态是一个符号体系学说，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部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里程碑式的，对人类进行语言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巴赫金思想的睿智、见识的深邃、涉猎的广博无人不知。作为话语理论首屈一指的先驱，巴赫金的对话学说、“超语言学”理论、意识形态话语观等一套话语理论，为解析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朴实而新颖的视角，对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从文学入手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理论，交往与对话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谓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他认为对话不单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可以是思想、文化内部的交流。“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止之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新闻是一种多重多角关系的对话，他们之间绘声绘色的生动对话，形成了多彩的新闻，构成了一种话语权力。
意识形态符号论作为巴赫金话语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建树，对学术界和当今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符号论”突出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他认为，对话存在于某个具体语境中，也就是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每个字、每个词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大于符号的制约。我国新闻传媒作为，汇集了不同阶级、政党、派别、政权等声音，成为了一个实质性的舆论阵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所有的意见和想法汇集成为“意识形态充盈物”。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意识形态符号论”构成了“超语言学”的基础。话语问题是超语言学的核心。他说：“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这
里的超语言学研究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活的语言”是针对索绪尔“死语言”而提出来的，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具有进步意义。
篇5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篇6
2010年广州亚运会将是传播岭南文化的大好时机，它将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华民族为弘扬团结、友谊、和平、欢乐、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做贡献的又一次展示，要传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一系列理念和宝贵经验，把2010年广州亚运会办成有“中国特色、广东风格、广州风采”，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亚洲体育盛会。它以“激情盛会，和谐亚州”为主题，以“动感亚洲，感动世界”为口号，充分体现了岭南人民对竞技体育与娱乐、休闲文化相融合的理念，也进一步迎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讲究“人与人、社会、自然和谐”以及人自身“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那么，广州亚运会将充分体现竞技体育与休闲体育文化完美结合，通过以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为传播载体，进一步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将广州亚运打造成亚洲休闲体育盛会。2010年广州亚运的休闲体育文化元素
1.1广州亚运理念充分把握时代主题—“和谐时代”、“休闲时代”
广州亚运理念:“激情盛会，和谐亚洲”把握了时代主题，又体现了亚运会的宗旨和举办城市的热情，同时表达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广州亚运受到岭南文化的熏陶，而且广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热情洋溢迎接来自亚洲各地的朋友来参加2010年亚运会，让参加亚运会的亚洲同胞感受到广州亚运会的激情，让亚洲人民从激情亚运中融合休闲体育思想，创造和谐亚洲。对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奥运，我国赢得金牌第一的东道主荣誉，争取金牌第一应该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突出激情亚运，和谐亚运，休闲亚运，打造我们亚洲休闲体育文化理念，传播休闲体育文化。
1.2广州亚运新增项目富有的休闲文化特征
广州亚运会是亚运历史上设项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亚洲盛会。其中新增项目为体育舞蹈、龙舟、轮滑、围棋、象棋、板球等6个项目，其中3个项目属于中国的，都是属于休闲体育项目类，其中龙舟进人亚运会，展示了“粤人喜水善舟”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特色，而且在广州亚运会官方网站主页面版头设计起伏的线条及龙舟图案，融人了龙舟这一本土元素，充分体现了本届亚运会朝休闲盛会方向发展。广州亚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岭南文化的陪衬下尽显东方特色，追求“天人合一”，淡化竞技，实现“人与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将广州亚运会打造成为休闲体育盛会，树立亚运以休闲体育文化为核心理念。
1.3广州亚运与东方体育文化之说
先从亚运会的渊源说起，在20世纪初叶，受西方体育文化输人的影响，部分东方国家开始发展起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开始有了区域性的体育国际交流，进而开始酝酿东方体育文化的整合，之后便出现了亚运会，从此我们的东方体育文化被竞技体育文化代替，因此，实在有必要建立属于我们东方的体育文化思想，但是现在的亚运会只不过是山寨版东方奥运会而已，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体育思想，成为奥运会的预选赛，失去了东方体育文化的本质和特色，我们应该发起东方体育文化，确立东方体育文化哲学思想，以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和谐等观念为主导思想，广泛结合亚洲各国的民族体育文化精髓，打破亚运会过去的精英型的选拔式，应该是联欢盛会，是健康、健身的休闲体育盛会，打造东方休闲体育文化理念的亚洲运会，所以，借广州亚运是传播东方体育文化的最佳机遇。
2融合传播对策
2.1成立亚洲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中心，建立研究机构
借助广州亚运契机和广州独特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加强与亚洲地区的休闲体育文化交流，这是打造东方体育文化的完美时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成立亚洲休闲体育文化传播中心，建立研究机构，加快亚洲体育文化发展，实现亚洲体育文化大融合，打造我们亚洲的体育文化理念。充分发挥广州亚运的机遇，迎合周边国家的体育文化思想，如印度的瑜伽，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太极拳等休闲文化，举办每年的亚洲休闲体育大会。
2.2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提高媒体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意识
大众传媒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那么，对大众传媒进行引导，提高他们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智，打造更好的传播理念和手段，使传播效果更明显。如凤凰卫视成为本届亚运会的媒体合作伙伴，它将把广州亚运会“激情”、“和谐”理念传递给全球华人，传递到全世界。
2.3加强志愿者对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对“2010年广州运会”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具有很大挑战性，也具有特殊性，是在国内进行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一次非常好的机遇。正是这个特殊性，使岭南休闲体育具备了良好的传播环境。为此，将亚运会志愿者加强培训，训练一批精通岭南体育休闲体育文化和了解岭南休闲体育文化的高素质人才充当志愿者，为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服务，使亚运期间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做到面面俱到，把每一个海外受众作为传播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受众的群体进行分层，按不同国家或不同语言进行分群传播，让志愿者熟悉每一个国家的传播状况。尤其部分海外人士对以岭南武术为代表的南拳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根据其了解程度进行传播。那么，最重要的是志愿者需要精通亚洲各国的语言、要让志愿者有针对性的去了解岭南武术在他国的发展状况。所以，这批志愿者的来源，需要国家政府下放有关文件，让高校的精英人才为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奉献一份力量，将部分亚洲国家留学生出来为志愿者翻译。要充分发挥各类体育院校，及其体育会、社、馆的传播作用，开展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的有机结合，使亚运会期间的岭南休闲体育文化传播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使传播效果最优化、最大化。
2.4亚运期间举办亚洲休闲体育文化节，以联欢形式灌输东方体育文化精髓，传播岭南休闲体育文化
篇7
体育新闻传播中对象的选择随着残奥会与特奥会的相继开展，越来越多的体育媒体将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特殊体育运动员与残疾运动员身上，这一点可以说是体育新闻报道的新起点。大多数的体育新闻传播都将报道的主要重点放在经济比赛的结果上，那种敢于拼搏、重在参与的人文精神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被忽视，然而关注残疾运动员的人文精神则成为另一种良性的价值回归。我国运动热潮的最初掀起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而健身事业也自此之后进入发展与繁荣时期。现如今，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对象逐渐成为各界媒体工作者重点考虑的报道内容，从过去的体育明星到社会体育报道，再发展到如今的军队体育、学校体育，都成为当今体育新闻报道的对象与主角。体育新闻传播中的报道方式与词语使用现如今，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报道资讯的缺乏。综合现阶段体育媒体无法满足受众在体育信息方面的需求状况，再加上对近些年来体育新闻报道的分析，不难发现很多体育报道在用词方面有失妥当，或过于口语化，或过于关注刺激度而忽略了报道的实质内涵。但依然有一部分体育新闻报道值得称赞，其使用的大量幽默元素，将社会流行文化毫无维和感地融进报道之中，从而使体育新闻报道充分展现出人性化的特点。不仅是用词方面，体育新闻传播的报道方式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电子科技的进步，手机与网络等新型媒介都成为开拓体育市场的工具。要想在众多体育新闻报道中脱颖而出，单一地体育信息与评论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发展与受众需求。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体育专题报道与深度报道纷纷出现在体育新闻传播领域。如《我的奥林匹克》节目，其从不同的角度将体育的另一面展现出来，这种方式更具人情味，并且将看似遥不可及的运动员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亲近。体育新闻传播中人文精神渗透薄弱虽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体育新闻媒体也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但现在有很多新闻媒体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点击率、收听率，吸引大众眼球，不惜通过夸张与不实报道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甚至借用炒作的方式制造虚假新闻。只是一味地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而制造虚假新闻的行为，已经导致混乱的新闻市场中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严重缺失。这种不良行为将新闻炒作的重点集中在体育明星身上，从而使人们减少对明星事业方面成就的关注，而更多去关心他们的花边新闻和隐私信息。目前，我国体育新闻报道领域的这种扭曲观念逐渐蔓延成为一种风气。
篇8
微博(Micro-blogging，Microlog)，微型博客的简称。他允许用户通过登陆网页、手机短信息、电子邮件和即时聊天软件等手段以个人博客的方式随时随地信息文本(140个字符，70个汉字左右)。
微博这一网络产品源于web2.0时代美国的一个网站。它源于美国广播公司odeo为其雇员使用手机短信通过web中继信息来与小组进行交流沟通的内部服务。2007年推特从原来的公司独立出来并成立了独立运营的公司，并一炮而红，成为微博的代表性网站。2009年7月29日，推特把首页那句“你在做什么?”改做“分享和发现世界各处正在发生的事。”这次改变象征着推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人际沟通工具，推特的运营者们发现了微博这个平台的强大力量，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信息源丰富、传播速度快、扩张力度强、影响力大，正在带来一种新的媒体格局。特别是它的信息传播方式，既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也不同于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它是一种裂变传播。这种传播形态的传播速度之迅捷、传播密度之深密，传播方式之便利，远非以往的媒介所能比拟。由于其巨大影响，“微博”入选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
微博本在的目的就是信息的与共享，而平台拓展的多样化、便利化，更增加了其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影响力。目前国际间著名的微博客网站有Twitter、Jaiku、Plurk。受其在国外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刺激，微博网站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用户覆盖人数超过万人的微博运营商接近20家。根据腾讯科技2010年1月25日推出的《2010全球微博客排行榜》显示，国内目前有影响力的微博产品有嘀咕、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做啥、同学网、9911和雅虎meme七家。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微博的发展情况来看，相比于社交网站，它越来越像一个新闻媒体了，而随着微博发展壮大，也带来了新闻传播的新格局。
二、微博的信息传播特点
第一，微博上信息传播速度快、扩张范围广。时效性是新闻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核心，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当几乎所有新闻媒体都在“快”上投入资源和技术，开展激烈竞争时，微博却异军突起，通过其第一时间传播消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微博作为一个跨媒体的传播工具，用户通过网络和手机等终端不仅能够在当日，而且能够紧紧在数小时，甚至是几分钟内就能将新闻事件会播发出去。所以，微博的用户只要在事件的现场，就能够随时对现场情况进行“直播”，与传统的媒体相比，不仅在一般的新鲜事、有趣事的报道上，尤其是在对待突发事件的报道上，微博客有着巨大优势，而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往往是第二天才能报道这方面的讯息，明显滞后于微博这些新媒体。可以说微博的出现，改变了新闻报道重大或者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9年12月19日台湾花莲外海发生6.8级地震，台中的萧姗姗通过微博了一条消息：地震@@!好强>_第二，微博上信息者的可信度高。相对于网络上各种渠道的各类消息，微博上的新闻信息拥有更高的可信度。微博上的传播是一种基于社交的人际网络传播，这种人际网络有两种，一是既有人际网络在微博上的延伸;一是基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人际联系。因此，微博用户通常关注的是他的朋友、熟悉的人，或者是名人，因此微博就像一个实名制博客，而信息的流动完全由用户主导，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他认为可信的人的信息，并进行转发，从而形成新闻热点，除了普通用户在微博上突发事件、记录生活，更有不少名人还在微博上自己的信息。2009年9月，李开复通过新浪微博最先对外公布了自己辞去Google职务的消息。2009年10月9日，《财经》新闻发言人张立晖通过微博宣布，《财经》原主编胡舒立已经递交辞职报告并获批准。这些消息被各大媒体引用。新浪博客副总编孟波说微博在某种意义上是“永不闭幕的新闻会”。因此，在网络实名制尚未建立健全的网络大环境下，相较于网络媒体和网络论坛的匿名信息而言，微博在新闻信息的来源上更为可靠。
第三，容易形成舆论环境，制造新闻热点。微博的开放性决定了从个人信息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公共媒体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存在于复杂人际网络中的信息源，每个微博在信息、接受、转发等行为中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传播内容的建设和传播。由于传播的快速和便捷，微博的影响力从美国总统选举、伊朗绿色革命、丹佛飞机脱离跑道事件、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到迈克尔•杰克逊逝世都有不俗的体现。进一步说，当大多数人关注某一事件，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时，微博能够起到建立讯息警报，搜集、整理的作用。根据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公共舆论理论，个体意见与公共意见的互为转化是个始终存在的动态过程，当越多的人关注这一事件时，时间的重要性就会渐渐浮现。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环境正在成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用户是有参与公共领域生活的意识和热情的活跃分子，而网络能让公民有条件表达意见，实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从轰动一时的“周正龙伪造华南虎照片事件”到再到“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的”中网络舆论引发出的公共事务的讨论，意味着微博在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工具必然会加快推动公民报道的进程，由于在信息传播上的便捷与网状传播，得以在多次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传播与讨论中表现出了其巨大的聚合能量，微博客对涉及公众利益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突发事件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闻报道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
三、微博对传统新闻媒介的意义
1.微博为传统新闻媒体提供新鲜和可靠的新闻信息
传统媒体获得信息的渠道一般是分布在各地的通讯社、记者、有关部门的宣传口、其他媒体从业者，或者依靠提供线索的热心群众，这造成了信息源过于单一和被动。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微博像个新闻场，有其天然优势，在web2.0时代，依靠其网聚的强大人际关系网络，能为传统新闻媒体提供了海量的新闻信息和线索。只需经过核实、查证程序(传统渠道获得的信息也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验证)，微博会成为一个更方便、快捷、安全的信息获取渠道。遍布世界各地的微博使用者，能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方便的新闻线索。一般来说，最先知道突发事件消息的人一定是在现场的人，而不是任何新闻机构。而微博的出现使得新闻报道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其便捷和多手段的信息机制能够让任何人实时地在互联网中进行直播，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2009年6月，在宣称伊朗总统大选舞弊之后，由于政府封锁了一些通讯渠道，伊朗人就利用Twitter作为与外界通信和沟通的工具传播骚乱信息，并被BBC和NPR等新闻媒体捕捉到得以向全世界播报。各种名人微博也是新闻媒体获取相关新鲜资讯的宠儿。美国总统奥巴马、NBA球星奥尼尔、谷歌大中华区前总裁李开复等在Twitter上都有开设帐号。国内的新浪微博更是将名人开博这一传统继承发展了下来，姚晨、韩寒等名人纷纷在新浪微博安家。传统媒体更是从名人微博这一新闻源上捕捉、挖掘有价值的新闻，对有价值的新闻进行后续的深度报道，使一条新闻的价值扩大化。2009年9月4日，李开复在其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再见，谷歌。其离开谷歌创办创新工厂的消息通过微博一条一条的公之于众，激起了媒体持续追踪报到的热潮。正因如此，微博应该成为新闻媒体监控和跟踪突发消息的重要平台。
2.新闻媒体以微博为平台新闻
一些传统媒体看到了微博的力量，纷纷将微博作为自身推广和沟通的平台，在微博客上提供内容链接，新闻摘要，促进发行量和销售，提升影响力，微博客成为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一个新的平台。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网络用户们也对媒体的这一做法表示欢迎并作出了积极回应，《纽约时报》在Twitter上的官方网站有90多万关注者，在英国，有134家一线杂志都开辟了Twitter账号。在国内，拥有大量受众的新闻媒体，如《羊城晚报》、《国际先驱导报》、《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乃至新浪的财经、CCTV体育频道等，都相继开辟官方微博，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微博客的媒介机构超过40家，涵盖了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等各类媒介形式，在网上开微博已经不再是个人用户的独享。《羊城晚报》在新浪上的微博以新闻为主，不仅有当日晚报的内容导读，还有很多知名记者、编辑的及时消息。读者可通过微博与编辑、记者互动，甚至可以通过微博报料;湖南卫视微博则以各种信息为主，公布各类节目的播出时间、收视率等等，同时还有很多活动的说明。这些传统的媒体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与广大受众见面的。一是在其官方微博上有的以“标题+链接”的形式本媒体新出炉的新闻产品;二是其原有新闻信息的精炼加工版;三是利用微博及时跟进、报道活动的进展情况，营造现场感。虽然目前微博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某些传统媒体对微博的使用还在摸索尝试阶段，但是也反映了在新媒体时代的格局下，传统媒体也能在微博这种新媒体上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
3.微博促进传统媒体采编方法创新
突破传统的采访编辑形式。微博客可以丰富传统媒体采访的手段。传统采访情况下，记者要根据不同采访内容和对象，留心选择恰当的采访地点进行现场采访，利用微博，记者只要拥有一部电脑或者手机，跟受访者约好，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采访，而且微博140个字符的容量也足够准确而清晰地提问和回答。微博采访的优点除了方便突破空间的限制，还在于在没有录音、笔录等郑重采访行为的场合，不会使被访者感到紧张，便于使受访者畅所欲言，还因为微博的内容上网，有据可查，不担心内容丢失，而采访对象也会顾虑到自己所发表言论的公开性，在回答问题时会更加负责。通过微博进行采访最具轰动效应的是美国广播公司2009年3月采访前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问题都通过Twitter发出，这种新型采访方式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在看到微博的巨大传播效果后，微博成为了美国大选两大阵营的必争之地。
综上所述，微博不是传统媒体的发展的障碍，而是其媒体转型和媒介融合的机遇。目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微博的发展前景更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媒介融合的方向与道路。传统媒体应在继承发扬其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寻求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基于微博的传播特点及技术优势，充分利用好自身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社会公信力、社会影响力，在微博平台上占据新闻传播领域的主流地位。
参考文献：
[1]张玥晗.新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录“微博”“低碳经济”等新词.信息时报，2010年6月24日.
[2]腾讯科技.2010全球微博客横评.
[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
[4]许可新.新浪微博：我们都是记者.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31日.
[5]孟波.新浪微博：一场正在发生的信息传播变革.南方传媒研究第21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
[6]陈娟.微博以及报刊的若干“玩法”.新闻记者，2010，(3).
[7]吴满意.网络媒体导论.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8]约翰•V•帕夫利克.新闻业与新媒介.新华出版社，2005.
[9]喻国明.传媒变革力——传媒转型的行动路线图.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
[10]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
篇9
船舶检验是船舶进行安全航运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科学有效的检验，才能够将船舶的安全系数提升至最高。轮机相当于整艘船舶的心脏，为船舶提供必要的推动动能、电能和热能，是验船师在船舶检验中关注的要点之一，除去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船舶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航运态势，能够有效的降低由于船舶轮机的问题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水域的安全是与验船人员及时发现并排除轮机安全的隐患分不开的。
一、基于船舶轮机检验的相关问题分析
从本质上来看，是为了实现船舶的使用性能、航运性能呈现出良好的状态，为船舶职能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技术保障和良性的运转环境。基于船舶轮机检验的相关缺陷的分析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1.1 主机部分常见缺陷-偏移问题
在航运过程中，船舶的轮机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并伴随着较大的振动现象。船舶的主机座是由紧配螺栓固定的，大幅度的震动将会导致螺栓出现偏移的现象，继而造成尾轴线的偏离其既定的轨迹，造成轴系磨损现象严重，给船舶的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
1.2 管路问题
在船舶主推进装置的整体结构中，船舶管路的有效选材和正确安装对于船舶轮机的安全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民营船厂建造的船舶，为主推进装置服务的管路使用耐用度较差，各管系安装存在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管路的腐蚀、泄露甚至是爆裂等现象不时出现，不利于船舶的安全航行。本人在船舶检验当中经常遇到的管系安装方面的问题有：
一是目前尚有部分船舶的燃油舱柜油尺采用塑料管或无防护的玻璃管，极易破裂，造成泄漏甚至发生火灾的危险。
二是船舶管路的走向形状上的缺陷。在船舶机舱的内部，通常设置有一些必须的管道经过。比如：部分船舶的燃油舱柜空气管未延伸至机舱外，其采用的形式是直管式的。这对于船舶来说，存在着较大的被异物侵入的可能。同时，还将一定程度的可燃气体只留在了机舱内部，如遇明火或者是遭受巨大的撞击之后，会导致爆炸现象的出现，不利于机舱内部的安全。
三是船舶生活污水的排放管路的设置不完整。比如在海事安全检查中发现，某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只设置有连接至舷外的通海排放管路，而未设置通往接收装置的生活污水排放接头及其连接管路，未能满足《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1中的相关规定的要求。
四是海水管系的腐蚀问题。船舶海水管系广泛的应用于主辅机冷却、消防、压载等系统，因其输送的介质-海水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再加上管材质量的不过关，使这些管路面临严重的腐蚀问题。
1.3 船舶辅锅炉常见问题
锅炉是船舶动力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导热油锅炉以其热效率高、经济效能高在我国新造船上安装越来越普遍，导热油锅炉在运行中的危险性不在于象普通水管锅炉一样要发生爆炸，主要在于导热油的泄露引发火灾。在锅炉检验中，常见的故障有：一是由于风门太大或者油含有一定比例的水分而导致的冒白烟现象；二是由于烟管积灰或炉膛积油焦过高影响燃烧而引起的火焰向炉门口反喷出现象；三是由于供油系统被油污淤塞而导致的燃烧时冒黑烟现象。
二、解决船舶轮机检验的相关问题的措施
船舶轮机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关乎着轮船本身的装卸、航运以及停留问题。关乎着船舶上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关乎着船舶使命是否得以顺利完成的问题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船舶检验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作用。如何推进船舶轮机检验中的问题顺利解决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对于船舶的安全航行来说，显得尤为的重要。
2.1 提升船检工作者对于轮机检验的能力和素质
在船舶的有机整体中，发挥船舶最佳功效处于核心位置的则是船舶轮机。一般情况下，对于船舶轮机的检验在实际遇到的问题种类较多，而且复杂程度各个不同。这也就为船舶轮机的检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2.2 以铰配加固的方式紧配螺栓
解决振动条件下，对于紧配螺栓的偏移的解决方案是采取以铰配加固紧配螺栓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通常情况下，紧配螺栓的数量应满足船舶相关规范对轮机安装中的最低要求。主机座紧配螺栓的数量应不少于总数的15%。当主机座与齿轮箱座为组合一体时，应不少于6个；当主机座与齿轮箱座为分设时，各机座均应不少于4个，各个紧固螺栓均应向上安装，并且基座螺栓应装有防松螺母和锁紧装置或防松小垫片；装配紧配螺栓时，要求在螺母末拧紧前，螺栓不应有位移和转动现象。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曲轴的过度磨损问题的出现。
2.3 合理化管系结构设置
对于管系结构设置问题中，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管道的腐蚀、老化甚至是爆裂等现象的出现，必须对管系材料的把关放到首位，并配备以适当的防护，减少事故的出现。解决常见机舱管系布置等问题的方法有，一是采用经船级社认证的平板式油尺或自闭式油尺来取代塑料管，以减少因油尺破裂导致的机舱事故的发生；二是将燃油柜的透气管延伸至机舱外甲板开敞处所并将其末端设置成鹅颈式弯头，并包扎金属防火网；三是严格执行国家法规的要求，加装生活污水排放接头及其连接管路，完成现有船舶对满足11法规中对生活污水要求的升级改造；四是为改善海水管路的耐用度问题，首先尽可能选用耐腐蚀性能高的材料，其次可以采取加大管径、增大弯曲半径以减少水流速、减少对管路冲击力，再次可以通过刷防锈漆、在换管前通过酸洗等方式减少腐蚀的日常保养方式来提高海水管路的使用寿命。
2.4 导热油锅炉故障的排除
锅炉检验除锅炉本体及其主要部件外，还要包括主要附件和指示仪表，通过细致的排查，找出腐蚀、变形、损坏的存在，确定修理范围。解决导热油锅炉常见问题的方法有：一是通过调门或改善油质以解决燃烧时冒白烟的问题；二是通过清除烟管积灰和清除炉膛内油焦来避免火焰向炉门口反喷出现象；三是检查滤油器、油泵内滤网、喷嘴滤网、油管、油箱，并加以清洗来解决燃烧时冒黑烟的现象。锅炉是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压力容器，通过验船师的检验和船员的规范化操作和维护保养是避免其出现故障的根本所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船舶的有机整体中，发挥船舶最佳功效的处于核心位置的则是船舶轮机。船舶是水运事业开展的主要工具和依托，船舶的检验是减少水运事故的重要措施。本文通过基于船舶轮机检验的相关问题探讨，以期有助于保证船舶结构功能的完善，保障船舶轮机的正常运行，避免由于船舶轮机的故障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维护水域的安全，减少水污染现象的出现，最大限度的保证船舶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华梅堂，王仙，李天匀，朱翔，金翔. 基于缸内工作过程的柴油机工况监测与诊断技术研究[A].中国造船工程学会.2010年MIS/S&A学术交流会议论文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学术论文集）[C].中国造船工程学会：，2010：5.
篇10
另一方面,人们对组织信息注意的时间和能力是有限的。虽然人类的信息处理技能已发展得比任何其他动物都高得多(据说人类的眼睛每秒可以吸纳500万个零碎信息),而且人类的长处在于大存储容量、大反应容量、将这些反应与信息输入相联系的灵活性,以及遇到意外情况时的创造性反应能力。但是人类个体信息处理方面还是存在着低信道容量、低可靠性、低计算能力的弊端,个人作为信息处理者是有局限性的,人们无法同时注意到每件事,接受到太多的信号、太多与决策相关的情况。所以研究者在讨论信息管理时引入了“注意力结构”概念,这一概念关心的是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个人的职位和身份选择,并受其限制,同时还受到有关的组织传播法则的制约。影响注意力的因素甚至还包括:时间的最后期限、他人的创造精神、明确界定的选择权以及失败的证据等等。组织信息的注意力问题既涉及到组织的发展战略,更与组织管理者偏好密切相关。但是总体而言,信息注意力主要受信息的必要性,即问题和操作的相关性影响。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监控的行为对组织传播的运转非常关键,它代表着活动的主导部分,或者相对其他活动来说,它处于中心地位。二是组织传播决策制定中信息的使用。信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如果不确定性和活动特定的部分相关,就没有必要去收集信息。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组织对于信息的注意力。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影响组织传播的运作进入组织,并与组织信息系统联系起来。任务的不确定性越大,决策者所处理的信息量往往也就越大,但完成任务要求所需的时间和资源又是稀缺的。合理的观点应该是特定的事情被关注而其他的事情可以被忽略,只有这样注意程序才会达到平衡。组织结构也是影响信息注意力的重要因素。组织结构决定了信息收集和传播的方式。一般情况下,组织的领导者通常位于信息传播的中心,因此能够收到相对大量的信息。信息传播渠道随着所联结人员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同样也随着信息特性的变化而变化。举例说,以命令形式出现的信息流往往是单向流动的,而在不同个体间进行交换的信息则往往是相互流动的。信息传播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组织的运作状况,相关信息传达至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得到回应的时间,都会影响组织传播的绩效。
信息注意力现象带来了人们对信息质量问题的关注。对于组织参与者把握信息质量的性质,理性选择和有限理性学说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人们都能掌握充分的高质量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人们得到的信息并非十分全面。组织层次上的信息质量,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充分信息或者个人有限理性的理解,而且还取决于人们如何处理导致组织选择的个人互动过程中的信息,但都追求信息的高信度和高效度。因此,这就需要评估组织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高质量的组织传播信息一般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如果缺少这些特质,组织便难以顺利制定和执行决策。(1)明确性。对于组织而言,信息必须准确明了。充足的信息量才能保证人们准确地理解信息。明确性还意味着原始信息提供者将信息传递至组织的使用者,必须对信息进行适当解释,让使用者能够一目了然。(2)适时性。有效的信息不仅要明确,还必须及时。它们要在需要时即可使用,且始终保持更新。(3)可靠性。高质量的信息必须可靠。这就是说信息要准确、清楚且前后一致,这样组织管理者才不会收到互相矛盾的消息。(4)有效性。信息使用的观念和方法必须逻辑上一致且能反映现实世界,而不能完全不切实际。信息报告必须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完成才不会曲解信息。(5)广泛与多样。必须拥有足够的信息情报,包括所有相关的重要论据。而且,信息面必须足够广泛,才能将各种意见囊括其中。
根据上述五点制定客观的评估标准评定信息的质量并不容易。组织传播信息质量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因此组织管理者很难判断现有信息是否已经足够作为有效参考以及行动的准则。况且,即使信息在一开始是准确、明了、适时且切题的,但也会经中间人传递后而被曲解。正如戈登・塔洛克所言,基层雇员收集的信息经过层层过滤传到上级手中时,最后剩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举例说,假如在最初的级别中收到的信息共为5 000位,并假设每经过一级删除一半的信息,那么到了第六级时剩下的信息连80位也不到。由此可见,信息从最初收集到最后用于政策决定时,已历经重重程序而所剩无几了。而且,这种筛选过程并不是随机的。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一系列接收者会有意无意地将与预期不符的,或不适合机构已达成共识的信息过滤掉,有学者将此称为“不确定吸纳”:传递者没有将接收到的信息按原样上传,而是传递他们自己从中得出的结论。传递者也会将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信息从信息源中删除。此外,他们还可能更改各局部消息的重点,从而改变了全部信息的要点。组织传播中信息系统的各种特征,客观上导致现实中组织传播的信息成本都是高昂的,可理解的组织传播更不是免费的午餐。
组织传播决策通常被定义为在不同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与传统的组织传播管理功能是紧密相连的。但是,经典的管理学者并不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决策的问题。法约尔认为,决策过程透露出来的信息会影响管理者的授权和权威。泰勒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收集信息,是进行决策的最理想的途径。巴纳德则认为,决策的过程主要是一个缩小选择范围的信息处理过程。绝大多数对组织传播决策过程的讨论,都是将决策过程归结为一个系列的信息收集和处理阶段,其中大部分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西蒙。西蒙在《管理行为》这本著作中,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统计学家发现,在不同的英语国家,老处女人数同三叶草丛的数量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性。他被这一发现惊呆。良久之后,开始搜寻在他看来是因果链的东西。他所找到的因果链是这样的:老处女爱养猫,猫生来爱吃鼠;野鼠是野蜂的天敌;后者又是三叶草花粉的主要传播者。故事的寓意是,在事先没有评价未婚女子人口减少,对三叶草数量有何影响的相关信息情况下,英国议院切切不可匆忙做出婚姻津贴法的决策。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信息是组织传播的核心要素,它作用于组织传播发展的方方面面;信息会产生影响的差异,要克服技术的、语义的和实际的信息传送障碍。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质量越高,我们就越接近可以指示我们所有正确决策的全面的真理。有意义的传播总是要求在传送者和接受者之间有最低程度的对信息背景的共识。正是这种对于共识所产生的差异,链接起人与人之间,乃至组织与组织之间决策的差异性关系。因此,西蒙认为,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智力活动。这个最初阶段包括对环境信息进行搜索,确定决策的情境。(2)设计活动。探索、发展和分析信息,研究可能发生的行为系列。(3)选择活动。在各种可能的行为系列中选择一个行为。与这些阶段紧密联系,但更具有实证基础的,是由明茨伯格等人所提出的决策阶段:(1)确认阶段。这个阶段中认知到问题或把握机会的产生,并且对想着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诊断。(2)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管理者往往会搜寻现有的标准程序或者解决方案的信息,或者是设计全新的、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研究的结果发现设计的过程是一个探索和试错的信息过程。(3)选择阶段。即确定最终的选择方案。有三种选择方法:在决策者经验或者直觉的基础上对有关信息进行判断;在逻辑和系统的基础上对备选方案的信息进行分析;如果由一组决策者参与决策的过程,并且政治的操纵参与其中,整个决策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权衡的过程。
无论是西蒙的还是明茨伯格划分的阶段,各阶段之间都是有明确界限的,决策过程都是从初始阶段发展到最后的决策过程。而且每个阶段都存在着许多的信息反馈环路,有许多问题都可以导致反馈环路的产生,例如时间紧张的问题,幕后政治问题,等等。这些因素让我们明白的最关键一点是,决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处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组织传播决策是对信息的综合判断和运用,决策的过程也是信息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实际上,信息贯穿于决策过程始终:决策的形成需要借助信息进行判断,决策的实施需要借助信息进行控制,决策执行终结后需要凭借信息进行总结,从而为新的决策创造条件。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对决策信息的收集、选择和运用的具体内容和质量提出了要求,可有效避免决策信息收集、选择、运用不当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象征性互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Keith E.Stanovich:《与“众”不同的心理学》,范照、邹智敏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3]特里・K・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有效传播》,熊婷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多丽斯・A・格拉伯:《沟通的力量》,张熹珂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篇11
由虚拟的人物角色，虚拟的城市社区和虚拟的财富建构的虚拟的网络社会是对传统文化形态最直接的挑战，网络拟态下的社会伦理、人文关系形成的偏振视域扭曲了现实物质文明的客观社会性，社会传统文化的聚合力在虚拟与现实的钟摆效应中逐步消失，由此引发的网民本体意识迷失，形成了弱质的文化心理智能。网络激愤的情绪宣泄与文化深沉的本质格格不入，文化的生产流于表浅的形式，肤浅的产品显然难以承续文化的庄重，试想，文化大气象的浮躁怎么能够孕育文化品牌的血脉呢。
商业文化盛行，主体文化精神迷失。工商文明高速推进，主体文化的商业色彩日渐浓厚，网络社会市民文化兴起，功利价值盛行，注定了现实文化缺乏深远的道德追求。品牌文化的生产是一种思想自由和行动严谨的精神洗礼，而网络的商业性决定了它必须迎合市民的口味，网络社会市民呼啸聚集，没有行动的一致目标，更加缺乏文化的理想。所谓的网络信息技术正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环境的时空关系，个人的意志不断被强化，重商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兴起，追求经济利益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成为主导价值观念，如今文化精神越深刻，越难以流行，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播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品牌经营
全球网络传播体系的逐步扩张给中国的文化经营提出了许多富于挑战性的问题。网络拥有技术创新和媒介整合的优势，以及丰富的人文资源，理应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为培植文化品牌提供良好的条件。强国的文化须具有积极向上的大气象，要有强势的文化品牌及更高的精神追求。美国大片的自由主义思潮，日本动漫的人文精神，包括最近流行的韩剧，无不承载着一个强盛民族的精神冀望和文化自信。文化强国通过文化品牌战略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空间拓展扫除了障碍，不仅如此，文化产品的推广拓宽了市场渠道，本身也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力，精神性与物质性二位一体，强势的渗透力岂能小觑，其影响的深度、远度当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之翼。
首先，打造文化品牌须坚守民族的文化理想。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仅是促进社会进步，增进国家认同感，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重要的生产力资源，作为政治、军事、经济之外的重要力量和手段，在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时，一方面要大胆开放文化市场，积极交流，勇于吸纳，同时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谐发展。网络传播下的文化的经营充满挑战，但也是重要的机遇，网络媒体在全球文化传播和国家软力量竞争中的地位特殊，制定网络传播的长远战略，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使网络媒体成为先进文化最为直接的创造者和文化安全的维护者，促进政治清明，引导民众乐观生活，逐步提升全民的文明素养。
其次，做强媒介品牌，为文化品牌成长构建战略支点。媒介与文化相互依存，中国的网络媒体要树立全球意识，从国家文化发展的视野严格管理和积极引导传媒文化的方向，坚持文化市场的改革，从大局出发，以我为主，稳步推动。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利用网络媒体的整合优势，将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融合成有机的整体，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展开文化营销，把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种子传播到世界各地，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只有做强媒介品牌，我国的网络媒体才有可能掌握全球文化传播的主动权，否则，让国外媒体为我国受众进行议程设置，我国的文化市场就会陷入被动混乱的局面。
篇12
Analysis on the Valu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News Communication
Zhao Guozhe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8)
Abstract The paper aimes at the views such as “the common subject” and “the common object” and puts forwar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value object value relation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 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篇13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
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