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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核心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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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参考文献：
安虎森.2009.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陈光.2015.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6）：98102.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J].中国工业经济（2）：1625.
梁琦，李晓萍，简泽.2013.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J].统计研究，30（6）：5157.
刘海洋，刘玉海，袁鹏.2015.集群地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识别：集聚效应抑或选择效应？[J].经济学（季刊）（2）：10731092.
年猛，孙久文.2012.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8996.
孙久文，原倩.2015.“空间”的崛起及其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伟.2015.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J].统计研究（7）：3236.
颜银根.2013.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从新经济地理到新新经济地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312.
杨开忠，董亚宁，薛领，等. 2016.“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广西社会科学（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篇3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篇4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篇5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1]Combes, Duranton,Overman.2005.Agglomer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Economy（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11-349.
[2]Dixit AK.Stiglitz JE.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297-308.
[3]Masahisa Fujita, Tomoya Mori.2005. 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77-405.
[4]J. V. Henderson .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4): 640-656.
[5]Krugman PR.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y 99:484-499.
[6]Krugman P, Venables A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 857-880.
[7]Yasusada Murata, Thisse.2005.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àla Helpman-Tabuchi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8: 137-155.
[8]Neary，P．2001. of Hype and Hyperbolas: Introduc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2)：536-561．
[9]Venables, A. J.1996. Equ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 ries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 341-359.
[10]Tabuchi, Takatoshi.1998.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4(3):333-351 .
[11]陈良文，杨开忠.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整合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1）：53-68.
篇6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沿海部分地区的土地成本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外发达国家。而2008年新《劳动法》的实施、2009年以来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事实上，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已经或正在向我国内地以及越南等周边国家转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国内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大量的研究，主要理论包括：一是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催生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成本显著攀升，因此在降低成本的利益刺激下这些产业被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充足的发展国家；二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论，提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而不是从本国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三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一个产品从诞生到衰退主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生产三个阶段，为了规避自身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而向国外进行投资并转移（江霈，2009）。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与上述理论相比，首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分析的区域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可以应用于分析不同层次区域单位的产业转移问题。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出发，最后得出一般均衡的结果，应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更适于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国内对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制造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不符合目前制造业只是部分转移，而且一些产业仍然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现状。 本文将对不同产业不同发展路径进行理论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解释了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间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首次从微观层面上严格地证明了空间里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分布是一般均衡的结果。与主流经济学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假设企业内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发生所需要的信息费用、运输费用和各种税负等费用的总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权衡企业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做出区位选择。本文将推动经济活动集聚的力量称之为向心力，推动经济活动扩散的力量称之为离心力。
（一）向心力（集聚力）
图1中的λ代表其中一个地区制造业所占比例，τ代表两个地区间的交易成本，τb是突破点，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所有制造业就会集中到一个地区，称之为核心地区，相应地，另外一个地区则称之为边缘地区。τs为维持点，当交易成本高于τs制造业将对称分布在两个地区。当交易成本位于突破点和维持点之间时，这两种均衡状态都有可能出现。
克鲁格曼的边缘核心模型解释了经济集聚出现的原因。集聚的力量主要来自本地市场效用，由于厂商生产技术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厂商产销量越大，其利润越高，于是厂商一般倾向在产品需求量大的地方建厂。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一般分散的对称空间结构不再稳定，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时，经济的空间结构将转变为不对称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地区一旦出现，由于核心地区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将吸引熟练工人不断向核心地区流动，而工人的增加又增加了核心地区的本地消费，这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地区的集聚力。而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加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促使更多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工资，因此集聚由滚雪球效应推动，一旦启动就会产生持续加强的作用。如图1所示，最终所有的产业将集聚到一个地区。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假设熟练工人是可以在不同地区间流动的，但事实上与工作相关的工人移动比例相当低，因此有必要解释在工人低流动性的条件下集聚出现的原因。其次它忽略了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的销售要占到企业销售的较大比例。维纳布尔斯（1996）的中间产品模型证明即使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CP结构同样会出现。假设某一地区集中了许多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则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将吸引中间产品的生产者，转而中间产品将以较低的价格在核心地区提供，这又吸引更多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向核心地区流动。由于工人不流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长，将造成工人工资的上涨，这又使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集聚。
（二）离心力（扩散力）
在集聚力量产生的同时离散的力量也在增长，新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将压缩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导致利润下降。而且产品差异越小，厂商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当工人不能流动，新厂商的出现不仅仅挤压了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变，而需求不断增加，这推动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样降低了厂商的利润，将其称之为市场挤出效应。由于克鲁格曼模型严格的约束条件还有许多影响集聚的因素被忽略，本文主要讨论如下因素：
1.农业部门存在交易费用。在经济在核心地区集聚后，工业品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几乎相等，而核心地区要从边缘地区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如果农产品交易费用不变，则相对于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更低，工人可能向边缘地区迁移，又由于边缘地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厂商将向边缘地区流动，核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向边缘地区扩散。较低的农产品交易费用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当农产品的交易费用很高时能够完全阻止工业的集聚。
2.由于经济活动集聚而产生的堵车成本。居住在城市（核心地区）中的工人至少要承担两部分的费用：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和租房成本，两者总称为城市成本。随着经济的集聚，工人数量的增加，城市成本必将增加，这将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同时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减少其利润，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厂商将选择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地区，工人也将选择城市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经济的空间结构将由边缘核心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总之，总体经济结构不仅受到地区间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地区内部成本变化的作用。
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和产业发散的过程都是产业转移的过程。但是在经济地理学中，只区分了以农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部门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部门，因此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发散都是以制造业整体作为分析对象。然而，现代制造业内部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制造业转移的区域因素和制造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分开分析：
（一）推动产业转移的区域因素
1.如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所述，本地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一般厂商都倾向于在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建厂，所以在形成核心边缘模型时，厂商会选择从本地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搬迁到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此时的产业转移是产业集聚的过程。
2.当区域间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区域间才会发生贸易。一个地区外部市场通达性对该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与该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关。对一个本地市场较小的地区，较高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使其制造业向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转移。而对一个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较高的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促进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3.在一个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初期，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也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就会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上形成竞争关系，由于服务业较高的交易费用，将迫使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4.区域内部成本中的影响工人流动的上下班费用和房租成本单独就可以迫使核心地区的产业向边缘地区转移，较高的区域内部成本是产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推动产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
1.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差异造成不同产业出现集聚和发散的条件不同。由于不断有新的厂商进入同一地区，在土地要素供给给定的条件下，有理由相信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能出更高的价格，因此土地将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可以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在劳动力有限的条件下，生产效率低的产业将难以招到工人。因此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选择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的边缘地区。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低的产业会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之前发散。
2.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运输成本。不同产品有着不同运输方式，运输方式的变革对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影响。一次运输方式的变革，可能只对部分产品的运输费用产生影响。随着运输方式的变革，那些早已集聚且运输成本下降更快的产业可能率先发散。服务业可以理解为交易费用很高的产业，虽然发达的核心地区集聚了大量的服务业，但这些产业由于技术含量低而不会发散。
3.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规模报酬率。规模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事实上绝大多数工业都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率可以通过生产中固定成本的大小来衡量的，其固定成本越高，则规模报酬率越大。比如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过高的固定成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才能盈利，因此倾向在市场潜力高的核心地区建厂，更容易集聚在一个地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较少，固定成本相对较小，因此通常率先发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4.不同产业有不同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企业为扩大市场，在规模报酬有限和跨区域运输费用较高的条件下，一般会选择在其他市场潜力较大的地方选择建立新厂。对产品较大的需求量，使得产品无法在少数几个地方的工厂生产，使得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先于产品需求较小的产业转移。
结论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指出区域内部成本对于产业移出地关系到其产业升级，对于产业承接地关系到其承接产业的地区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到目前制造业在优势地区的集聚和未来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交易成本的大小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最初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区域差距将不断扩大，我国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的末期，而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区域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本文指出了交易成本和区域内部成本对产业集聚和扩散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一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交易成本、规模报酬率和市场规模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政策研究报告之四：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对策[R].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2.江霈.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
3.Pierre-Philippe Combes. Thierry Mayer.Jacques-Fran？ois Thisse：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篇7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P>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篇8
[2]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缺失的现状与反思[J].旅游学刊，2010，25（10）：13-17.
[3]刘智运.论高校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J].中国大学教学，2006（2）：24-27.
[4]许箫迪，王子龙，谭清美.知识溢出效应测度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7，28（5）：76-86.
[5]赵勇，白永秀.知识溢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09（1）：144-156.
[6]王坤.知识产权对象中存量知识、增量知识的区分及其功能[J].浙江社会科学，2009（7）：54-59.
[7]聂长建，李国强.从“知识增量”向“知识升质”：以法学研究为例[J].理论与现代化，2012（3）：62-69.
[8]张建华，刘仲英.知识管理中的知识贡献激励机制[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2（7）：966-970.
[9]石中英.知识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教育变革[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4）：1-7.
[10]宣勇，钱佩忠.知识增长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探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1）：21-26.
[11]杨冠雄.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J].国外人文地理，1988（1）：43-46.
[12]王宁.旅游中的互动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6）：18-24.
[13]章锦河，张捷.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及黄山市实证分析[J].地理学报，2004，59（5）：763-771.
[14]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23（4）：58-63.
[15]唐文跃.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7，22（11）：70-77.
[16]杨奎松，谢维扬，赵世瑜等.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关于“学术对话与学术规范”的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1999（4）：49-71，205.
[17]郭来喜，保继刚.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研究，1990，9（1）：78-87.
[18]Corley，K.G.&D.A.Gioia.Buildingtheoryabouttheorybuilding
[19]张茂泽.论学术批评[J].学术界，2001（2）：85-99.
[20]保继刚，王宁，马波等.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3.
[21]毛丹.理想主义的改塑与解构[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3）：99-108.
[22]保继刚，张骁鸣.1978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检讨与反思[J].地理学报，2004，59（S1）：132-138.
附1：《论我国地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大道.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全球变化研究[J].地理学报，2011（02）：147-156.
[2]柴彦威，塔娜.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近期进展[J].干旱区地理，2011（01）：3-11.
[3]刘卫东，金凤君，张文忠等.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479-1487.
[4]保继刚，尹寿兵，梁增贤等.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506-1512.
[5]方创琳，周尚意，陆玉麒等.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1（12）：1470-1478.
[6]蔡运龙，李双成，方修琦.自然地理学研究前沿[J].地理学报，2009（11）：1363-1374.
附2：《旅游地理学学科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冯卫红.旅游产业集群：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微观领域.人文地理，2008(3)
2.朱桂凤.中国旅游地理教学理论与实践探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4)
3.冯琼兰.关于中国旅游地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高教论坛，2008(1)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1331)
附3：高职《中国旅游地理》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育
参考文献：
［1］李晓梅，项桂芳，彭花燕.谈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的职
业素质培养［J］.十堰职业技术学学报，2007，（8）.
［2］李向群，卢睿.旅游人才综合素质研究［J］.南宁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7，（12）.
篇9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经济地理是地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区域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国经济地理一般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各高职院校商贸、财经类专业开设，从其教学内容看，主要包括我国地理位置、资源、人口、工农业生产布局、商业、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综合性增强，人文地理知识的比重大，这就决定了该课程在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优势。钱学森教授指出：“地理科学是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一大科学部门，是人类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成为全社会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然而，由于高职院校自身的特殊性，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不容乐观，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不少学生行为不文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文素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在高职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努力挖掘地理学科的人文因素，加强对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地理教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二、中国经济地理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内容
1.爱国主义情操教育
爱国主义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之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品质，党的十也号召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经济地理课的许多章节都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我国生产布局的区域差异和对国土整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了解，使学生深化对我国国情、国力以及国策的全面认识，进而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目的。如在讲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时，教师就要给学生讲清楚，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多么重要。而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202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让世界各国都为之惊叹的奇迹。另外，由于我国有典型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在这种气候的影响下，我国种植农作物的界限是最靠北的。我国植物种类繁多，在历史上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讲授轻工业地理时，教师要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手工艺品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悠久的历史，四大名绣、四大名锦、文房四宝、三大特种手工艺的生产早已名扬四海，它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通过上述内容的讲授，教师让学生了解并感受到我们祖国的伟大，从而更加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2.环保意识教育
地理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提高地理环境意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是新时期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地理教学中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现代工业由城市到乡镇遍地开花，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晚，许多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因缺少基本人文地理知识，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往往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加速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当前，环境、资源、人口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建立生态、低碳、环保经济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之路。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中国经济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介绍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布局，这些部门与环境关系密切，有许多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例。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典型环保案例的讲解，指导学生重点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状态及治理措施，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责任感，能够自觉地用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能运用地理科学观念，对人类与环境之间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规范自己的行为，理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地区性；关注全球命运，树立关心全球的责任感和伦理观。
3.可持续发展观念教育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协调与优化控制人地关系，而协调人地关系正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传统主题。可持续发展是地理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经济地理教学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国际环境教育的要求。而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农业、工业、交通、通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所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内容紧密联系。这就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提供了较好的素材，通过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定、人口政策、环保政策，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更加积极地参与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活动，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
三、经济地理教学中人文素质的培养方法
1.将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渗透于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之中
教师应把人文素质教育与经济地理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地理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学内容中挖掘教育素材，寻找素质教育与地理知识教育的结合点，把人文素质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例如：结合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讲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环境、资源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的讲解，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我国许多煤炭生产地利用塌陷地建起了湿地公园，这样既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净化了水质，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业。在讲农业地理时可结合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桑基鱼塘发展生态农业的例子，对学生进行循环经济教育。教师必须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注意学习、注重积累，及时捕捉新的知识、信息，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在经济地理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要恰当地选择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影、多媒体课件、录像、图片等，丰富课堂教学。教师要自始至终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要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能自觉维护社会公德，能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2.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社会实践之中
经济地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许多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联系密切。教师要把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使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同周围所见所闻的事物联系，同当地和祖国的生产建设联系，同国内、国际时事的热点、焦点联系。如：通过社会实践、春游等活动，让学生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中、在新旧道德观的碰撞中，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借以了解乡情、国情，认识自然，使学生感悟人口剧增、资源破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造成的不良后果，引起他们深刻的思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地理伦理道德观。另外，教师还要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在课堂上进行有关地理问题的讨论和演讲，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植树造林、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使学生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和训练，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教学内容要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要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时引入课堂教学当中。
3.寓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于课外活动之中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经济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在经济地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经济地理知识竞赛、举办经济地理墙报、举行地理演讲等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地理人文素质教育。针对日本政府对我国上演的购岛闹剧，以及我国在南海维护等问题，教师可以举行“爱我海洋国土，保卫我神圣海疆”主题报告会等，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结合每年的“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校园网举办低碳、生态、环保、循环经济等专题讲座，开展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教育，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进行野外考查、旅游、社会调查等，通过多种渠道丰富学生地理知识，培养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实践，既增长地理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篇10
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当时间维度的经济增长借助最优控制理论而日趋完善的同时，涉及空间维度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仍远远没有形成主流趋势，这一领域直到目前似乎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事实上，经济学一直没有忽略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区位地租，到斯密对运输成本的特别强调，都反映着空间因素在经济问题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因为其不仅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更开创了区位理论，并为现代空间地租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涉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现代文献中，新城市经济学突出强调空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列为主要研究对象。准确地讲，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当中，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发展。由于这种原因，区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而区域增长的研究也变成了城市的发展研究。事实上，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他们使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探讨了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瓦尔兹（Waltz，1996），鲍德温（Baldwin，1999），马丁和奥塔维阿诺（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进行结合分析的先驱之作，但是这些模型的结论却都有一定的理论不足。比如:瓦尔兹（Waltz，1996）有关人口流动成本为零的假设就可以推导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显然与现实相差很远。鲍德温（Baldwin，1999）的论文尽管将内生增长理论与中心—理论相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过于复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果。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采用的规模递增以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方法确实将空间维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
土地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通过紧缩或松动“地根”配合“银根”政策，可为经济发展起到及时的调控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土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为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补充性也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宏观调控必须立足社会整体而不是个别，必须追求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而不计较局部的利弊得失。这就客观上必然要求宏观调控应该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方法，因此国家宏观调控不仅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而且也必须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证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家不能直接指令企业从事产业行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业自由从事各种产业，但能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宏观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导，这就需要进行政策协调配合。这种通过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整方法，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是综合的调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地位，加强土地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进而共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协调发展。
其次，转型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的历史任务，因此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平稳快速发展。为此，土地政策不仅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调控投资总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实现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的调控，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总量的增长受到经济结构的强有力制约，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生产要素。通过规范和调节土地利用，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还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强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治理转型时期宏观经济周期性失衡与体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调控土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调控经济增长。国家宏观调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对各种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因素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通过土地供给的变动，可以调节投资的规模、方向，进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加剧。普遍认为，持续、过大的区域差距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将产生不良后果。而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功能以及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其中通过调整、优化土地供给，可以促进各区域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推进产业的跨区域梯度转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篇11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本译， 哈耶克，《自
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hayek, f.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译本：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讲演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kirzner, i. m., 1991,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menger, c., 1883,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nozick, r., 1990，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new york: garland
nozick, r., 1993,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zick, r., 1997,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篇12
与新新贸易理论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另外一种紧随其后产生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我国却几乎无人关注，这就是在异质企业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问题时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NNEG）。新新经济地理将企业或居民的差异性特征引入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条件，发现产业集聚时“中心-”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自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1BJY00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01）的资助。我选择”地分布在经济中心，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激烈竞争而居于经济，这一基于经济个体差异的分析模式为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城乡收入差异问题的测度、地区间人才分布等问题的考察产生深远的影响，并进而系统地影响中国未来区域经济规划、城乡发展、国民收入分配等政策的制定。即使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新新经济地理在微观领域研究的突破，也绝不亚于新经济地理的学术贡献。因而将新新经济地理的当前研究成果及时介绍到国内，使国内学者能够在理论发轫之初迎头赶上，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工作。
为了系统地总结和梳理新新经济地理的发展成果，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来呈现新新经济地理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横向来看，本文遵循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关联；从纵向上来看，本文对比了这两个“新新”理论与上一代“新”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的差异，从而直观地呈现了新新经济地理的理论价值。（2）对新新经济地理的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了理论构建常用的三种模型及其模型背后的理念。本文总结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新贸易理论所主要采用的DS模型，新新经济地理的基准模型更加多元化，但总体来看，主要有DS模型、BEJK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三种，其中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3）理论研究的突破往往能够带来实证研究方面一系列的进展，因而，本文对当前国外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本文还展望了新新经济地理与企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及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这三大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二、新经济地理的突破与局限
（一）前克鲁格曼时代：空间不可能性定理
空间经济学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Krugman后才得以改观。因而诺贝尔经济学评审委员会将经济地理学划分为“前克鲁格曼时代”（Before Krugman, BK）和“后克鲁格曼时代”(After Krugman, AK)。在BK时代，仅有的两个经济地理学模型是Von Thunen的空间利用模型和Hotelling的区位选择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刻画当代经济的集聚特征。马歇尔虽然精彩地描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三个原因：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储备和信息传播，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学工具予以刻画。
从理论上讲，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假定所有生产与消费都可以抽象为一个点，因而得到的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这与现实中到处是产业集聚和城市快速发展的事实相矛盾。范剑勇认为城市化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规模经济、区域化和城市化。［4］但可惜的是，经济学一直在沿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没有将上述显而易见的经济现象模型化。数理模型的约束常常导致经济学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易于求解的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模型，甚至可以说，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优美与简约，导致经济学家产生了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然而，只要坚持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就不可能产生空间经济学。这是由于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下，经济个体在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市场给出的价格，而个体无法影响价格，也无需考虑厂商或消费者的地点问题。Starrett为此提出了空间不可能性定理：如果空间是同质的、运输成本为正，消费者的偏好满足局部非餍足性，那么地区之间就不会存在运输商品的竞争性均衡；也就是说一旦考虑到区域问题，完全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将难以成立。［5］
（二）后克鲁格曼时代：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产业集聚
要解决空间不可能性定理问题，要么需要放松完全竞争假定，要么需要放松地区同质性假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三条途径解决这一问题：（1）强调地区差异，相关理论主要有比较优势学说和Heckscher-Ohlin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地区贸易和专业化产生的原因是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技术水平或资源禀赋。（2）城市经济学则强调产出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3）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区位选择模型，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不完全竞争。这三种分析框架都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直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后，［6］以上因素才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融合起来。Krugman(1991)在建立新贸易理论之后，将Krugman（1979）所蕴含的地区规模经济思想重新挖掘出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所称的“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或地理学者所称的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的诞生。［7］
在BK时代，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遵循不同的规则、讨论不同的话题、运用不同的建模方法；在AK时代，经济地理与贸易理论开始融合：规模经济作为一种凝聚力量同时决定着国家之间的专业化（贸易理论）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地理）。虽然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性是解释复杂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性因素，但由于当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模型刻画外部性，因而当前新经济地理建模的主要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三）新经济地理面临的挑战：忽视微观个体差异并缺乏微观基础
过去20年是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是经济学研究中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但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缺乏微观基础。虽然在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视角下，企业聚集会产生规模收益，但这种收益的具体发生机制还是一个黑箱。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探索文献分为两条线路展开：一是企业主动寻找共享机制，该机制又可具体地分为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共享和专业化分工效益的共享机制；二是城市集聚使搜寻和匹配成本降低的匹配机制。但是，这些对微观机理探索的相关研究仍然处于狭隘和分散状态，所谓的狭隘是就视角而言的，所谓的分散指的是目前没有文献将不同的视角有机地整合起来，因而纵观新经济地理的发展脉络，亟须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整体性理论。（2）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体差异。新经济地理主张产业集聚会给企业带来收益，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为什么还有许多企业分布于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大城市的企业拥有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人均资本、更高的生产效率，农村中的企业往往很难跟城市中的企业匹敌，但新经济地理却无法分析这些差异。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与主要模型框架
（一） 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
与新经济地理产生的过程类似，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也是在贸易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所不同的是，从新贸易理论（Krugman,1979）到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产生，期间大致间隔了12年；而从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到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不超过5年时间。①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空间区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但新贸易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Bernard and Jensen(1995)运用1976-1987年的企业出口数据发现，即使在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参与出口的美国企业也仅占企业总数的很小一部分，而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的规模大、生产率高、资本密集程度强；Bernard and Wagner(1996)针对德国，Clerides, Lach and Tybout(1998)针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 Aw et al (2000)针对中国台湾的研究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先前的贸易理论往往用宏观层面上的优势来说明贸易发生的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微观层面上只有小部分企业参与贸易的问题。
2003年以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企业异质性解决了这一问题，［8］成为继新贸易理论之后的另一理论高峰，被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或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假定是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由于出口面临可观的沉没成本，因而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弥补这一成本获取正利润，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固守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各国出口的实际状况，并与相关实证检验相互呼应，迅速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
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异质性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国际间的商品贸易问题，也可以用于分析国内区域间的商品生产问题，因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迅速催生了新新经济地理。新新经济地理假定，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尽相同，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能够经受激烈的竞争，因而能够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了避免竞争只能分布于。这种分析可以解释新经济地理“中心―”结构中存在“质”的不同，处于经济中心的企业与企业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新经济地理所看到的企业产出规模、企业雇佣人数等外在的“量”的差异。很显然，这一理论不仅可以深层分析地区间经济差距，而且可以分析城乡差异、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问题，因而引发了经济地理领域的重大革新，激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0］［11］Behrens et al.综合了这些研究成果，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归结为三大效应：（1）产业集聚效应，指企业集中在某一区域产生的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2）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主动选择到大城市工作；（3）市场选择效应，指由于竞争激烈，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在大城市中生存的现象。［12］
Ottaviano（2010）借鉴了Baldwin and Robert- Nicoud（2005）等学者将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后的新发展称之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将引入企业异质性问题的经济地理方面的新进展称之为“‘新’新经济地理”。［13］下表1总结了新新经济地理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两论和四种模型间的关联。
（二）新新经济地理的三大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虽然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但模型的构建更加多元化，从当前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BEJK伯川德竞争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函数OTT模型，从现有发展趋势来看OTT模型可能是未来主流的分析框架。
1 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分析框架。Dixit-Stiglitz(1977)所创立的常替代弹性模型一直是经济地理方面最常用的分析模型，以至于Fujita和Krugman称整个新经济地理都是建立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冰山交易成本、演化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基础上。由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所以，新新经济地理的部分文献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 and Okubo运用DS框架证明了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市场更大的区域、而低生产率企业分布到，这样就解释了“中心-”结构中企业本质性的效率差异。［9］Behrens, Duranton, and Robert -Nicoud也运用DS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的高效率特征；［12］Okubo et al, Combes et al等运用DS分析框架对市场规模和企业效率的研究也得出两者正相关关系的结论。［14］［11］
但DS模型框架存在如下缺陷：（1）DS模型下的方程求解极为困难，以至于在多数情况下得不到解析解，因而不得不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研究参数变化的影响。这种求解过程显得不全面、繁琐，而且有时得到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2）DS模型框架下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由此决定了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进行定价时的加成比例也是不变的。如表2所示，DS模型下商品间替代弹性为σ=1/(1-ρ)，这决定了企业的最优定价策略为边际成本ω/φi乘以加成比例σ/(σ-1)。这意味市场规模无法反映在企业定价公式中，因而严重削减了DS模型在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解释力。表2 DS模型与OTT模型比较
基本函数定价公式经典文献DS模型UQ=［∫i∈Ωq(ω)ρdi］1/ρpi=σw(σ-1)φiBaldwin and Okubo（2005）
Behrens et al.（2010）OTT模型U=α∫i∈Ωqcidi-12β∫i∈Ω
(qci)2di-12γ(∫i∈Ωqvidi)2pi=α-βqci-γ∫i∈Ωqcidi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
Foster et al (2008)[HJ0〗
2 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竞争分析框架。由于DS分析框架通常假定消费者对某种工业品的需求弹性为常数，结果导致企业定价与市场规模无关。因而新经济地理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一个囊括空间因素的更有解释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Ottaviano，Tabuchi and Thisse建立了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的分析框架。［15］OTT垄断竞争分析框架除了能够分析产品之间的近似替代特征，以及随着产品种类增加消费者效应得以提高的多样性偏好之外，还具有如下优点：（1）企业最优定价策略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影响消费者需求的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效应，还有同类产品的交叉价格效应，这就克服了DS模型中企业实行固定成本加成法的缺陷。从表2第3行第3列的定价公式可以看出，企业定价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2）OTT模型用准线性函数替代了柯布-道格拉斯和不变替代弹性的双重效用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的线性表达式表示，因而具有完全的解析分析能力。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运用OTT分析框架证明了市场规模和贸易可以影响竞争的激烈程度，而竞争激烈程度又反作用于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选择，结果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存。［10］Okubo et al运用OTT框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4］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运用OTT分析框架，可以料想OTT模型可能是未来新新经济地理的主要分析框架。
3 BEJK框架。新新贸易理论除了Melitz(2003)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外，还存在另外一个替代性的BEJK模型。［16］Holmes, Hsu and Lee在BEJ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家和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分布，得到了BEJK模型下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17］该文假定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同质产品间针锋相对的竞争，而不是DS模型下的差异化商品的竞争；此外，企业生产率服从“厚尾分布”。他们发现在企业家和劳动力可流动条件下，产业集聚地区的企业会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与DS模型经典结论不同的是，BEJK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生产效率方差较大，而在DS模型下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企业的生产率均值较大。总体来看，运用BEJK模型研究新新经济地理的文献相对较少。
（三）新新经济地理的其他研究方向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脱胎于新新贸易理论，因而，当前部分研究将两个“新新”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与新新贸易理论）结合起来考虑。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8）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区位相互作用的结果，发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产生分离，贸易成本的减少将会导致低成本企业实行产业集聚，而高成本企业则迁移到小国家中去后，其结果是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选择效应发生逆转，这是由于市场中的消费者足够多时，高成本的企业宁可选择激烈的大市场而不选择竞争缓和的小市场，因而市场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18］而在Baldwin and Okubo(2006)和Melitz and Ottiviano(2008)的文献中这种关系是单向的。［9］［10］
市场竞争较为激励的区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也较为频繁，Asplund and Nocke研究了市场规模引发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更替率之间的关系，［18］他们假设企业的生产率服从一个马尔科夫过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均衡条件是：高效率的企业生存，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并被新进入者取代；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进入成本与企业更替概率负相关，固定生产成本与更替率正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企业更替概率与市场规模正相关，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而Foste,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则发现新进入企业的定价要比在位者更低，这意味着以往的研究过低估计了新进入者的价格优势和对总体生产率的改进作用，同时说明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生产率优势不仅来源于已有的企业淘汰机制，也源于新企业的产生。［19］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实证研究
由于新新经济地理是最近几年产生、2010年才有正式名称的前沿理论，因而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比较匮乏。先前虽然也有学者对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这些考察主要依据的是新经济地理，由于新经济地理将区域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产业集聚效应，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的人才结构差异和企业生产率效益，因而以往研究往往过高估计了产业集聚的作用。［9］［12］
Behrens et al运用新新经济地理三大效应检验地区间收入差距。［12］ 发现2000年美国276个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对城市人口的弹性为0082，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每增加1倍，人均收入增加82%；但在控制了人才因素和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后，这一系数下降到46%，这说明新经济地理的确容易高估产业集聚的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Venables，他认为城市中企业的生产率较高是因为城市本身可以视为是一种自我选择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较高能力的劳动者将主动选择生活在费用高昂的大城市，并把这种生活状态当作一种高能力的信号显示机制，所以，这种自我选择提高了城市中劳动的匹配程度，并最终提高了全市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20］Combes et al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引起工资差异的原因很多，但运用法国工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工人特征、劳动者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劳动技能；如果采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而不控制劳动者异质性，将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偏误，偏误程度高达100%。［11］
四、新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展望
自从1991年Krugman的奠基性论文《规模经济与经济地理》诞生20年以来，新经济地理一直致力于解释“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而忽视了各地区间的企业与人力资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差异。新新经济地理充分考虑企业和劳动者的“微观异质性”(micro -heterogeneity)，使我们对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研究从“量”的层面深入到“质”（微观效率）的层面，为我们观察空间经济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1 将企业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相结合，研究地区间企业组织形式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都建立在微观企业基础上，这意味着企业理论或契约理论中的交易费用学说、产权理论学说等理论框架可以扩展于新新贸易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当中。Antras and Helpman将产权理论中的GHM模型运用到新新贸易理论获得的成功，使我们不难预见企业理论结合到新新经济地理方面的巨大潜力。［21］企业理论从Coase(1937)发展至今已经相对成熟，所以与新新经济地理交叉领域的研究必将是激动人心的。
2 将企业异质性的研究深入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将企业异质性作为研究基础，但没有回答异质性的来源问题，因而在理论逻辑上并不是自洽的。较之于新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似乎有更多的回答异质性来源的条件，由于劳动要素在国内是自由流动的，因而劳动者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可能客观上产生了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差异。Okubo, picard and Thisse（2009）、Behrens et al（2010）等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方向并进行了一定研究，但相对于人力资本地区分布这个重要话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3 对中国而言，新新经济地理为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和开放条件下的地理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武器。（1）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发展差异、地区差异和工农差异三大社会问题，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劳动者素质差异、企业效率差异等全方位深层次的差异。（2）从城市层级规划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兴起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亟须理论层面的指导，新新经济地理可以为城市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3）从开放经济的视角来看，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也是引发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运用新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考察对外贸易引起的中国内部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也将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注释：
① Baldwin and Okubo(2006)的论文首开新经济地理研究之先河，但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的论文更具理论价值，因而，到底哪篇文章标志着新新经济地理的产生，尚有待时间检验，这也是本文用“不超过5年”来描述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所在。
② Krugman（1979）的论文之所以同时出现在两栏中，是因为该文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都有所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杰，李勇，刘志彪．出口促进中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吗［J］．管理世界, 2009 (12)．
［2］钱学锋，王菊蓉，黄云湖，王胜．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2)．
［3］ 李春顶．中国企业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J］．世界经济, 2010(7)．
［4］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J］．经济研究, 2006(11)．
［5］Starrett, D. 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8, 17(1).
［6］Dixit, A. and Stiglitz, J.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2).
［7］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8］Melitz, Marc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9］Baldwin, R. and T. Okubo. 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3).
［10］Melitz, Marc J. and G. Ottaviano.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
［11］Combes, P., Duraton, G., Gobillon, L., Puga, D., Roux, S. 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 distingui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 ［J］.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 7191.
［12］Behrens, K., G. Duranton, and F. Robert-Nicoud. Productive cities: Sorting, selection, and agglomeration, working paper, 2010.
［13］Ottaviano G.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11(1).
［14］Okubo, T., Picard, P., Thisse, J.-F.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 ［J］.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8, No.6978.
［15］Ottaviano, G., T. Tabuchi and J.-F. Thisse.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2).
［16］Bernard, A. B., J. Eaton, J. B. Jensen and S. Kortum.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7］Holmes Thomas, Wentai Hsu and Sanghoon Lee. A model of cit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exit ［J］. Working paper, 2010.
［18］Asplund and Nocke. Firm turnover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J］. Review of Economics Study, 2006, 73 (2).
［19］Foster, Haltiwanger an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1).
［20］Venables, A. Productivity in cit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篇13
一、开发区发展概述
1.国内开发区发展概况
开发区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大背景的。最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加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社会正在进入产业转型期和城市功能重构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迫切要求使得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开发区从一开始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四个窗口”导向的明确,到以工业项目为主、吸收外资为主、出口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三为主、一致力”方针的确立,开发区发挥了多方面的功能。一是促进了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二是突破了传统思想观念和体制的束缚,率先在投资体制、用工体制、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建设和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发挥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三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吸引外资打造了一个逐渐符合国际惯例的平台。四是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专业人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为中国成为外向型经济大国打下了良好基础。五是有力地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的各类开发区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及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开发区研究概述
最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开发区这一新生事物的研究,或借鉴国际、或求证地方、针对形成机制、构建空间、发展规律等开展了多方位的探讨,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然而,系统的阐述和梳理一直缺乏。开发区研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可能有一种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流派能够提供足够的“范式”去容纳开发区的演绎空间。
从国际范围内看,开发区现象的出现和实践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概念本身尚存在诸多争议之处,理论体系也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因此,对于开发区的研究就像其本身的发展一样,尚处于“萌芽”阶段。可以看出,对于开发区的研究以及相关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都给予了关注与研究,有的研究了新的产业空间形成的原因与动力机制,有的研究了某种具体的新产业空间的产生与发展,而有的则从具体的区域进行研究,试图归纳出其新产业空间的发展轨迹。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开发区这一现象、探究其运作与发展机理等提供了依据或借鉴。但是目前的研究对于开发区发展机制、产业集群 规律的研究较多,而从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之间的内在联系、技术创新从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开发区的空间布局与结构规律的研究略显欠缺,而且往往忽视了制度创新在开发区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二、细述国、内外开发区发展理论研究
1.国外研究进展
(1)三种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于开发区的研究。国际上对开发区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三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经济学、地理学延伸的。目前大量的文献主要研究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但对于其空间机理与产业结构则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①社会学角度的分析。社会学家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从对社会的转型研究切入对相关新产业空间现象的分析,如对后工业社会、信息化城市以及信息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研究等 。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工业空间的逻辑。提出新工业空间的特征是其技术与组织能力,可以将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的区位,同时通过电子通信的联系重新整合为一体,以及在零组件的制作上具有以微电子为基础的精确性和弹性。另一方面,则在微观层面寻求对于新产业区发展机制的社会学解释,例如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概念就被用来揭示开发区的发展(Bagnasco,1977,Harrison,1992)。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是“能够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该理论被用于分析新产业区与产业簇群集聚的原因,并提出了簇群的社会网络模型。
②经济学角度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三个维度:制度经济学、新竞争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成本的作用,认为规范的制度体系可以降低协调成本与交易成本,增加信任和协作,相应提出了制度资本的概念,为研究新的产业空间集聚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柯武刚、史漫飞,2000)。德国何梦笔教授认为,在分析辖区政府间竞争中,最基本的范畴是“外部性” 范畴。他认为,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采用了某种战略(比如,设立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那就存在一些内部化于市场过程的产出结果以及其他仍然留在市场过程外部的产出结果,而且这因此可能导致受到该战略影响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新竞争经济学强调新产业区中产业集群的重要性,指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不只存在于产业内部,而且表现在产业集群上,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 要促进竞争优势,政府最好在提升产业集群、客户、供应商和相关产业政策上齐头并进,并认为产业集群的磁场是大学、研究机构、专业性基础设施或优秀熟练的技术工人(迈克尔.波特,2002)。
新经济地理学借鉴地理学的观点并与经济学结合,强调空间成本的作用,且试图通过定量的模型来表达对空间集聚原理的分析(克鲁格曼,2000)。 可见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关注企业的空间成本,而且关注其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问题,隐含了企业追求整体最大化的基本假设。
③地理学角度的探索。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有三个层面:城市地理学、工业地理学与企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对新的产业空间的关注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一方面,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加快了城市地区产业重组的力度,制造业纷纷外迁到郊区,组成巨大的新型郊区工业园区;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兴起后飞速发展,它们既要依托城市智力资源的支持,又要求有良好的环境,城市郊区成为高新技术公司的必然选择。企业经济学与工业地理学具有密切的关系,都是从对企业的空间行为以及跨国公司的空间扩散研究着手下的,通过对产业的基本组织单元―企业的空间行为研究,从微观层面临新的产业空间的形成提供了依据。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三者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
(2)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与开发区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论归纳。纵观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开发区内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区域集聚和集群发展的倾向,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形成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也有利于形成独特的创新氛围,促进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目前,这方面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新产业区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就已关注了具有分工性质的工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马歇尔将这一“特定地区”叫做“产业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 马歇尔把地方性工业在产业区的集聚归结为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即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不变、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 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并没有阐明这种外部经济的最初来源何在,他只论述了集中生产的优势,而没有描述可能导致集中的过程,他忽略了区位和运输成本因素,因此也就没有注意到不同的产业和区位,产业集聚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不同的。
②工业区位论。微观企业由于相互协作、动力使用、成组分布(分工序列化,互相投入―产出联系)而在选址决策中趋向于集聚。 韦伯把区位因子分为地方因子和集聚因子,地方因子使工业固定于一定地点(如趋于使运费最小或劳动成本最小的区位),集聚因子使工业趋于集中或分散(如相互分工协作或地价上涨等)。他认为合理的工业区位应这样确定:在地方因子决定了工业企业的区位后,相互关联的企业为了节约运费和交易成本而做趋于集聚的区位调整。韦伯将产业集聚归因于企业决策者将集聚所得的利益与因迁移而追加的运输和劳动成本进行大小比较后的结果,他将社会集聚和意外集聚(外部经济)看作是次要因素而在分析计算时没做具体考虑。 由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以成本分析为依据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工业地域结构,所以他没有考虑垄断价格给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也没有考虑政府的作用、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他只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资源型产业的集聚,所以不具有一般性。
③新经济地理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他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他偏重密切的经济联系导致集聚而非比较优势,并且认为技术外溢是集聚的次要因素,因为低技术产业也能形成集聚。为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他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效应,所以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
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但是,他比较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和组织间能量化的市场联系,而忽视了公司活动所产生的难以量化的非物质联系(如信息、技术联系)和非正式联系(如人际关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再者,企业层面上的规模收益递增应该指的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它是一个涉及到企业规模大小的有度的概念,只有在企业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其内部组织成本时,企业规模才会扩大。过度的集聚会造成地价上升、场地拥挤、环境污染等,虽然企业间的前后向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贸易成本和地租所产生的离心力的强弱抗衡会决定集聚与分散,但企业迁移的惰性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倾向于增大集聚规模。
④竞争力理论。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提出和完善的产业集群理论其核心概念是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 。钻石体系的核心是“投资”和“创新”,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它内部的产业必须具有能力和意愿从事改进和创新,进而创造和保持本身的竞争优势。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钻石体系的基本目的就是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趋向集群式分布,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相互强化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会出现地理集中性,因为一个国家的钻石体系中的各个关键要素都具有地理集中性。集中可以提升效率和促进专业化,还可以加强创新和进步的影响力。客户、供应商和关联产业之间绵密流通的需求和技术的信息,是国家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的运作基础。波特指出国家的竞争优势不只存在于产业内部,也表现在产业集群上,要促进竞争优势,政府最好在提升产业集群、客户、供应商和相关产业政策上齐头并进,并认为产业集群的磁场是大学、研究机构、专业性基础设施或优秀熟练的技术工人。波特从产业集群的诞生、发展和衰亡来探讨产业集群政策。他认为,产业集群的源起可以回溯到该地在特定历史情景下,形成了钻石体系的部分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群是自发形成的,不过政府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⑤增长极理论。始于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则侧重于推动性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研究。他认为推动性产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他们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发生,一是极化效应,当推动性产业生产增加导致区域外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可见,当政府将某推动性产业植入一地区后,将生产围绕推动性产业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极化效应,就会导致地区经济的增长,增长极理论强调推动性产业的巨大作用,也强调政府和企业对推动性产业建立的巨大作用,因此,增长极理论中的集聚不能称为自发型的,这样的产业集聚应该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⑥能力和创新论。鉴于新、旧增长理论过于抽象、无法反映商业模式和生产能力(尤其是技术管理能力)在推动地区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迈克尔.贝斯特在2001年出版了《新竞争优势:再造美国产业》一书,作者借鉴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的作用、熊彼特强调创新和迈克尔.波特集群分析等有益的理论成果,提出:在资源和生产结果之间,存在一个转换过程。而决定这个转换效率(地区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就是商业模式、生产体系和技能形成。由于强调从能力和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地区增长问题,贝斯特自称其分析方法为“能力和创新论”(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Perspective)。
贝斯特的分析和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对硅谷成功经验的总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萨克森宁曾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为打破等级森严的层级制、模糊公司界线的生产网络和包容失败的社会环境。萨克森尼安研究了高技术企业中的根植性、创新氛围与创新行为,指出企业与产业区的健康发展和大都市区域的健康发展紧密相关,并认为信任、合作、创新氛围与创新的关系并不明显。并通过对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科技园区中高技术公司空间偏好的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能力、生命周期、规模效益等影响着其空间选择,指出大都市对技术能力强的小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是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萨克森宁,1994)。
2.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于开发区的研究总体来看比较系统和突出的有:顾朝林对高新技术园区的研究;王缉慈对新产业区理论的引介,以及研究;、王恺对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状况的分析;梁琦对产业集聚的数量化分析、周维颖对新产业区演进的经济分析和王兴平对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的研究等。目前对于各种开发区的再发展以及其与城市空间的整合研究、产业结构的提升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国内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经验归纳与总结的层次上,主要针对开发区的区位类型、产业结构、功能定位、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引介和应用国外的理论与规律评价国内的新产业空间现象。研究的视角主要是经济学、产业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中国开发区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系统化与理论化研究还有待于展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工业地理学、新产业区理论被引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形成了研究新的产业空间的理论化路径。如李建军从技术创新体制构建的角度来研究和思考硅谷现象和硅谷模式,认为硅谷高技术产业创新是一系列体制安排的结果,硅谷产学创新集群持续加速地促动高技术产业领域内的创新活动,意味着某种有效的机制、结构或者体制已经形成,硅谷产学创新集群的成长呈现出某种系统涨落和自组织效应。周文探讨了新产业区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对中关村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李佳从高技术的基本特性分析入手,归纳出高技术具有经济技术复合性和高技术群落化性质,进而归纳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七条规律,即顺序集成律、调适耦合律、集群自组织协同律、循规集成律、耦合增效律、综合集成律、高度化发展律。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智密区的发展规律,认为成功的智密区大都在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分散的群体模式。 系统回顾和总结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以来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发展战略、发展业绩的变化,分析了开发区体制创新的发展历程,提出和分析了开发区的孤岛效应以及成因,认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经济、功能、地理、制度和心理五个方面的孤岛效应,并对开发区“四窗口”和“三为主”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
三、综述
综上,若将一个经济的生产看作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该系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国际或区域的分工、产业的集聚具有自组织性。因此,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命脉,缺少任一方面,产业集聚就不会自我发生、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
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技术创新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引起广泛的兴趣。在学术界,产业集群不但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新热点,而且引起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兴趣。不同学派试图从各自视角解释产业集群。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学派或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取得广泛的认同,产业集群的研究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经济合作组织(OECD)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对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政策进行专门的研究,产业集群的重要性在国际得到公认。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比较早地关注产业集群的问题,并制定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形成了成功的产业集群。发展中国家近年开始关注产业集群的发展,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产业集群理论指导产业集群的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制定,促进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和优化;同时产业集群和产业政策的实践推动产业集群理论进一步深化,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刘 珂:产业集群升级研究,2008,5
[2]本文中,如无特别注明,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同义。
[3]丹尼尔.贝尔,1997;曼纽尔.卡斯泰尔,2001
[4]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993
[5]“外部性”是指由于市场的活动给第三方所带来的成本。
[6]何梦笔: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分析范式.维滕大学讨论文稿第42期中译文,陈凌译,1999
[7]周玉芬 陈 焓:信息产业集群提升综合竞争力.《华南新闻》,2005.12.08第三版
[8]克鲁格曼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陈 泉:区域特色经济与新产业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4.第6卷04期
[10]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
[11]阿尼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