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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则同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的改变相关。在全球化的相互投资的时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是限制外资，而是为吸引外资而提出许多优惠政策，竞相完善投资环境，健全法律和行政制度。结果是国家的作用和机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对外竞争的国家”。
传统的“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跨国企业并不仅仅考虑本公司所在国家的情况，而是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布局，从全世界的企业战略出发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因此，跨国企业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特定国家的利益，有时企业利益同特定国家的国家利益相矛盾。其结果导致国家利益发生了变质。
第三点同上述两点也有关系。70年代以后频频发生双边贸易摩擦，受害的一方无法启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贸易保护条款，往往只能基于双边的谈判，靠加害方实行自主限制。在日美间发生贸易摩擦时，经常采取这种办法。但是这种做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为确立明确的原则，乌拉圭回合原则上决定取消这种做法。
第四，冷战结束后，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下，迅速出现了新的两极体制。一极是美国，它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以因特网为核心，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极是中国，它以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为后盾，已经成为生产产品的据点。即美国是世界“知识资本的集聚地”，而中国是“世界工厂”，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两者间起桥梁作用的是巨大的跨国知识服务企业，它们作为“孵化装置”，在世界工厂以低成本生产，利用品牌的力量使产品拥有高附加价值，再以世界巨大的消费都市为中心，在全世界销售产品。因此，美中两极一方面相互对抗，另一方面又相互补充和共存。
第五是出现了巨大的消费城市。全球化及其进展将在各方面出现脱国家的行动和机制，并导致出现了地区性的世界产业集聚地和巨大城市。
如上所述，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潮流，它渗透到生产、流通、金融以及各种服务业，进而渗透到个人兴趣爱好、旅游、体育、保健等各领域。
现代社会面貌的改变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性质。让我们概括一下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其变化。
第一，出现了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宣传、大量废弃体制的反省。目前的这种“四大”体制产生了许多问题。单一的、标准化的大量生产体制始终伴随着生产过剩的压力，其结果是开始实行适应个别需求的多品种、少批量的生产体制。另外，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使环境遭到破坏，处理废弃物也成为难题，人们现在提倡循环利用、重新利用和少废弃。在组织形式上也开始出现了变化，过去是上意下达的垂直型组织管理；现在向分散型、论坛型、弹性型组织管理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在向网络型相互交流以及双向型组织结构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导致跨国企业的国际分工不是向企业内的国际分工(内部化)，而是向企业间合作(外部化)发展。
第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表现出局限性。
第三是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其向信息化和服务经济化的转变，以及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社会的抬头。一般来说，国家实力是由武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要素构成的，随着时代的进展，三要素的比重逐渐由武力转向财富，而最近几年其重心又开始逐渐向知识转变。这就是托夫勒所说的实力转变。并且，工业制品同信息化的知识产品的交换迫使我们必须确立新的交换方式。
第四，旧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使脱殖民地化向前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急剧的工业化不仅给国内带来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种问题，而且最近几年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使世界掀起了市场经济的浪潮，由此又引发了许多新问题。
伴随全球化的进展，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的软件化也急剧发展，结果又新产生了在市场经济下的极端的贫富差距。这是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不同意义的贫富对立，并由此产生了国内各阶层以及国内舆论的分裂。
第五，民间活动团体以及一些公益团体在抬头。最近几年，民间活动团体的言论和行动日益引人注目。不以收取报酬为基本目的的公益团体开始登场，国际公益性这类的用语逐渐被普遍认同。它迫使人们开始对营利主义万能的思潮进行反省，给人一种清新的印象。
第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活动和控制中心由生产和流通等逐渐向证券化所代表的金融方面转变。所有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用股票来筹措资金，可以通过股票把大量闲置的货币资本投入商务活动。同时，这个市场也是获得利益的最好舞台，它有时甚至会成为投机的对象。过头的资金操作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不稳定，甚至变成欺诈性的可怕游戏。
非全球化的尝试
全球化的发展并非没有曲折，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也很强大。全球各地在进行各种抵抗全球化的尝试。这些尝试可以概括成非全球化的尝试。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中有代表性的尝试和想法。
1、发掘社会的需求。全球化往往会表现出以市场原理的价格法则为根据的倾向。但是，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必须把商品看成是综合体现价格、质量、性能及其他特征的物品。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由消费者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这样一来，用过去的办法，即以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成果)来衡量商品已经不够了。在商品的衡量标准中恐怕还必须加进在商品中体现的主观和客观“效用”乃至“社会价值”的标准。
总之，应该发掘社会的需求，只以适当的价格和适当的量生产，流通和消费拥有必要机能的好商品，并确立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循环机制。
2、公平贸易的想法和尝试。在英国尝试进行的公平贸易的想法是，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咖啡，向咖啡豆种植业者低价格提供生活上必需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制品，也就是说进行易货交易。
这种交易并不仅仅依靠市场原理，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今天依据市场原理的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能得到好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并使生产者被迫接受一些带有强制性的合同条件。而且，栽培和生产的产品几乎全被订货的庞大的跨国企业以便宜价格收购，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被以名牌包装的商品。公平贸易的想法就是想消除全球化和市场原理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
3、建立互惠的生产者合作网络的尝试。其前提是要形成产业的集聚地。
这是一种被大型厂家抛弃的承包业者同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间进行直接的生产合作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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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过去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弱点，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扩展到全世界。出于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供给和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往往排挤竞争对手。这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全球治理模式，还不能像—国国内那样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全球性金融投机活动。无法遏止跨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在无政府状态下畸形发展。跨国公司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必然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围生产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竞争驱使着资本家疯狂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产品上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对全球劳工、中心国家加大对国家的剥削力度，使许多国家陷入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这种全球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容量远远赶不上全球规模的生产扩张速度和能力。出现了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而这一扩展所导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负面影响表现在：
1.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导致科技的共享，国际经济互补性减弱。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增长，国际经济竞争性相对加强,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2.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本主义与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1年，布什政府为了维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存在，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们找到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找到的办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流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致。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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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轻松地指出，这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试图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螳臂当车；我们也可以运用现代的经济社会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驳他们的可能会被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持续、平稳地推进全球化的进程的话，他们的看法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寻找到完美的答案，因为全球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问题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们目前还不能把握的趋势，是我们推进全球化的现实基础。
一以规模日趋庞大的国际游资冲击为代表，国际经济波动将会相当剧烈，但是目前我们还难以有效实施监控和协调
金融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规模的投机资本的兴起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据初步统计，目前国际游资的规模超过7万亿美元，截止到20世纪的最后一年，全世界每天跨越国界的货币流通量平均约为1.5万亿到2万亿美元，比10年前的1989年增加了10倍。这种跨国界的货币流通量已达到全世界每天新增GDP产值的700倍，是全球股票市值总额的10%。这些投机资本的一个较小的部分就可能对一个中等经济规模的国家形成显著冲击。与各国有限的外汇储备等传统的抵御工具相比，国际资本的巨额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而且目前我们也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尽管经济学家大多相信自由贸易，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究竟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针对国际投机资本的发展，也有不少人建议加强金融监管的合作。但是，金融监管国际化和国际和作所要求的统一监管标准和方法，在世界各国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发展程度差异甚大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遇到各国金融监管制度环境不同，与金融监管趋同之间的矛盾，并成为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于是，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发端于泰国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危机兴起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却通过全球化的紧密联系，迅速扩张到全球，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另外，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在外资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必然会竞相展开优惠政策的竞争，这就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激地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开放市场的决策，直接导致其国内经济的波动，并可能向国际市场传染。发展中国家常常在批评发达国家方面达到一致，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合作，就会出现相当大的政策分歧，例如，最近古巴的卡斯特罗建议石油输出国阻止对发展中国家采用比发达国家更低的价格，以减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过大冲击，就受到相关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这种政策竞争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政策协调，这种对于经济可能形成的扰动力量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明显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目前我们还不可能发现能够共同接受的改革实施方案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对称的、是倾向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或者说，迄今为止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本身既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体现这种不平衡的地方很多，如：主要的国际货币都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达国家通过发行国际货币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铸币税收入，而本来外汇资金短期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用宝贵的资源来换取这些国际货币、并且以极低的回报以外汇储备的形式保存起来；在国际范围内发挥支配作用的都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如跨国银行、投资基金等）等，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会加剧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也会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波动。
同时，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国际金融系统目前极为脆弱，一些国际性多边阻止（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只能在危机出现之后做出反应，例如，亚洲金融风暴之前，谁也没有指出过危机的存在。
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利的制度设计、以及其内在的不平衡性，多年来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大力呼吁尽快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变革的思路看，无非包括计划派和市场派，发展中国家更多倾向于计划派的观点，即积极建议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管制、通过行政分配的手段将更多的储备资源分配到发展中国家等；发达国家倾向于市场派，认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必需尊重市场的要求和内在规律。目前，这两种观点代表各自的利益，难以通过争论获得共识。
因此，从发展趋势看，当前的这种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将延续下去，近期内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奢望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实质性的益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争论更多的还会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而已，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在市场中是以资本和实力来说话；发展中国家现代试图期望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注重建立所谓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使大多数人获益，进而要求国际金融组织公正地代表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确立专业准则，恪守政治中立；但是，在当前的格局下，这对于国际金融组织显然是一种苛求，因为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就是以最为典型的市场化的方式－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来建立的，拥有绝大部分股权的发达国家自然占据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状况下能够做的，只能是呼吁和争取，呼?quot;改革的进程不应该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必须由发展中国家参与"，期待发达国家"一定要认真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只要这种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这种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扩大发展差距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难以取得改革共识之前，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始终会成为全球化推进中的隐患之一。
三全球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过大的差距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化的平稳推进，而目前我们还没有寻找到有效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取巨额的利润，于是，我们看到，一大批跨国公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财富》500强在2000年的盈利增长超过30％；一大批超级富豪不断在发达国家崛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也获得了不少的益处，其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人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事实上扩大了。
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
另外的统计显示，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
联合国统计显示，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没听过电话，非洲有40%的成年人不能阅读。在世界著名企业家都富可敌国的时候，非洲大陆至今还有30多个国家无法解决庞大的外债问题。粗略地测算，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他们的富裕程度加起来，可以相当于最穷的47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方面，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了绝大多数。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处时所得有限，因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据联合国统计，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十年前是36个，五年前是42个，现在则增至48个。如果考虑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经常遭受冲击而贬值、进而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就更少，据简单测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方向，所有的参与国家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从中得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在获取利益方面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必然在客观上加大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这种差距确实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应当说是有效率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也是有现实原因的。但是，如果这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话，那么，全球化就可能面临来自部分获益甚少的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的威胁。任何冷静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如果全球化只是主要给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带来了大量益处，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
但是，我们的难题是，即使是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要用市场化的调控工具，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情况下有效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在全球范围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四发达国家既得利益阶层对于全球化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抗拒会增大全球化推进的难度，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在长期内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同样不容忽视。但是，如果撇开抽象的口号，他们的不满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很难说有多少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针对政府未能有效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的工人构成了竞争；他们抗议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全球化人士建议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地提高劳工和社会标准，实际上无非是找一个借口来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全世界的穷人不是这些反全球化论者所关注的、为跨国公司工作或在现代化出口行业工作的，而仅仅是能维持温饱的农民或打零工的游民，这些反全球化论者建议的提高主要行业的劳工标准同他们完全不相干。
这实际上就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大市场的竞争实力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处于劣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化应该是持抵制态度的。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发展中国家推进全球化、试图从全球化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的愿望空前强烈；而发达国家中的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阶层，则已成为全球化的坚决反对者。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经受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却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则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就业的调整等重大的现实问题。于是，这些阶层会转而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并且积极促使本国政府建立、强化贸易壁垒。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后果。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谈到拆除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问题时说，每年由于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数量的两倍。如果这些贸易壁垒还要强化。后果将更为严重。
因此，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尽管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要更多一些，但是发达国家同样不容回避其内部的艰难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基于比较优势和利益驱动的全球化，比如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这样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才可能不断提高。从当前最为激烈地反对全球化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力量看，其就业的调整是迟早的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最终是会让给发展中国家的。在美国经济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纺织品。最初美国的纺织业集中于大城市，后来逐渐消退。这种调整无疑是有阵痛的，例如就业的压力、需要培养新的技能、工会的压力等等。如果在这些领域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歧视性待遇，必然会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可避免，但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同样也成为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现实阻力。
五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也正在成为扩大发展差距的现实动力，而我们目前还难以有效地协调这种网络发展的不平衡
从现实进展看，全球化的发展因为网络的发展而加速，跨国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应当说，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迎头赶上的机会，但是，现实的状况却是，发端于发达国家的网络，正在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且正在造成一种"数字化分离"。
据统计，因特网用户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美国拥有的电脑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拥有的电脑总和还多。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拥有300台个人电脑，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仅拥有16台电脑，在危地马拉，仅为8台。
首先是网络经济发端于发达国家，因而发达国家先天地占据优势。其次，发展中国家缺乏网络经济健康发展的宽松的市场环境、完备的法律体系、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吸收网络经济的先进成果。基于网络经济所特有的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特点、以及所?quot;快鱼吃慢鱼"的游戏规则，因为网络发展而加速的全球化正在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找到有效的协调方式来降低这种"数字化分离"的威胁。
六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要求各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体制作出改进，要求政府的行为规则作出改变，这必然会触动发展中国家相当比例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从而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阶层以不同名义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抵制
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要想更多地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就必需根据市场的要求、特别是国际资本的要求加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主要表现为放松政府管制、冲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强化法制建设等等。这无疑会触犯发展中国家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化要求全球经济采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所要求的市场化模式，从而带来了制度转换的成本，对发达国家来说基本不存在转制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的转制成本却十分高昂，这就决定了这种制度转轨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反观部分激烈地批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从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分享好处的国家，其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确实堪忧；一个国家是否贫穷与落后，是否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益外资，尽管与国际环境有关，但是更多地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环境、法制环境等密切相关，如果其中的部分国家盛行、投资环境恶劣，更不幸的是有些经济很落后的的国家种族冲突不断，那么，即使有再有利的国际环境，其经济也是很难获得发展的。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原来在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响力将逐步下降；换言之，其部分经济决策权力将根据市场规则和全球化的新原则转移到新的市场主题，其转移对象一是国际组织，如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的决策权力转移给国际组织。政府权力转移的另外一个对象是在全球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各国市场后，必然更多的考虑的是其全球范围内的总体收益最大化，因而较少顺应东道国政府的目标，例如，跨国公司经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多的关注的是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为这种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引入难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取得成效，这就是所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容易忽视市场化的制度的建设和培育，这是因为制度建设更为艰难、其培育和形成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同时制度的变更会触动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收益。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单纯依靠引进和模仿的思路将付出重大的代价，日本在9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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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观点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得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随着货币学派的成功，不仅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作为重要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因素。因为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的经济学家的相对悲观的经济观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全球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让人觉得民族市场正在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可这一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如果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不是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有如同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有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结果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由于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因为绝大多数的额外风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些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由此可见，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区域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有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
全球化的运作不仅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理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付这些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政府效力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认为发达国家在适当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失败了，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许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乏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征，但东欧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经历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东欧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有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突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政府看上去处境好一些，但非常类似于政府的真空状况，因为波兰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尤其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其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发展。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遇方面更为有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转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很多，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普遍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最近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收缩和税收的持续下降中可以看出。这些福利项目曾经可以与发达经济区域，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现在正在被遗弃，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很远了，并将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状况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维持生存。
各种垄断势力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普遍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善的状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主张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很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肯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合入世界市场时，垄断必须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着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1989年之前，这些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些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状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现在愿意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利用其影响力从现有的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繁荣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国家通常是成熟的经济区，没有丧失战后的推动力，并保持低增长率，但最近十年增长率突然飙升。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很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伴随的这种反常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仅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下降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严重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本的重新配置
人们认为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很有助益，因为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说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回报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遇也会增加，最终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由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廉价出卖的结果。
依照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出售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美元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有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有被国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下降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提倡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合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国外宣传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性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现状。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例如，对积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为政府仍具有内聚力，它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减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实际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利于外来者的利益（例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资几乎处于独占状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愈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的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所取代，那它仅仅是东欧和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所取代。
全球化有着这样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如此。是重访它的竞争对手———凯恩斯主义和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一切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的作用有着更高的评价。■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篇5
巴拉巴拉童装品牌创立于2002年，是中国领先具有国际视野的时尚大众童装品牌。从一幅2014网络版的广告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告中的模特人物为一中国女孩和两个外国女孩，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混合的特征。巴拉巴拉的一则电视广告“母女篇”，其故事情节是一对中国母女在浴后，四五岁的女儿突然问妈妈，“妈妈，你的肚子上怎么有一道疤呀？”“那是医生要把你从我肚子里取出来，”妈妈回答道。女儿愣了愣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吃我？”此时传来了画外音：“巴拉巴拉，童年不同样。”这则广告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情景——看见孩子的不同。来源于安徒生家喻户晓的“小红帽”的童话故事情节巧妙地互文到这则广告中，让我们惊诧于孩子奇特的思维模式时，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广告和这一品牌。从这一故事中，我们也感受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混合。另一则巴拉巴拉的电视广告“爷孙篇”，讲述的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爷爷坐在外面，一个小男孩提着浇花的小桶来到爷爷身边给他往头上浇水。爷爷惊诧地问道，“这是干什么？”孩子笑着说：“这样你的头发就会长出来了。”此时传来了画外音：“巴拉巴拉，童年不同样。”相信看到这个画面，你一定会忍俊不禁，你是否能体会到孩子与众不同的孝道呢？这两则电视广告，分别用一对母女和爷孙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即家庭观。
二、结语
通过对其广告话语的多维度分析，我们发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融合。这也证实了洛克的研究，他发现服装广告中本的服装上、艺术书籍的图书插图上等。中国剪纸已经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代表元素为世界所认识和熟悉。在我国的国际教育中，剪纸课程已经成为学生所学习的课程之一。
篇6
（三）促使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条例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主要的几个国家或者是国际集团进行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越高的谈判技巧以及越强的综合实力，那么其国内的法律就会对国际法产生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国际法成型，那么其就会反作用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不断总结各国的经济法之后得出了一种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规律，即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界限的模糊度已经越来越高，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融合度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篇7
以往，民营企业或社会投资拍摄电影必须与电影制片厂合作，使用厂标。现在，这些投资者无需再买厂标，就可以独立投资拍摄电影。这一措施是继1996年实行省级电影制片厂独立出品电影、1998年实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试行办法后，电影制片业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这不仅有利于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拍片，更有利于建立电影制片的竞争机制，鼓励电影具有更多的观赏性。
此外，电影制片单位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与境外电影制片者合作摄制电影。需要明确的是，境外组织或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从事电影摄制活动。
发行放映私人也可开影院
国家允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影院、允许以中外合资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设、改造电影院。不过，放映单位还应按照规定的国产片与进口片的“时间比例”放映，即年放映国产片的时间，不得低于放映时间总和的2/3。
根据新条例，今年电影发行放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点是推行“院线制”，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影片发行放映办法。“院线制”，是以几个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其经营管理模式类似目前的“连锁店”。院线可以是影院与影院的联合，发行与影院的联合或制片与影院的联合，可以是以资产为纽带的紧密型院线，也可以是以供片签约为主的松散型院线。院线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可以是跨省跨地区不同发行公司与影院之间的合作。
“院线制”的实质就是促进放映业的规模化、规范化，促进原有的发行与放映紧密化、一体化，从而使我国的电影发行与放映从条条块块的分割式转向院线网络的连通式，从粗放经营的分散型转向规模经营的集约型，从多层次高成本的流通方式转向少层次低成本的流通方式。
我国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和“院线制”的试点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在上海、北京、四川、辽宁、湖南、湖北等地进行。以整体推进“院线制”改革和集团化改革为标志，中国电影业开始进入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新条例放宽了从事农村16毫米电影片发行、放映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的申请，他们可以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影发行行政部门备案，就可以在全国农村从事16毫米电影片的发行和放映业务。
笔者还获悉，今年电影发行改革另一重头戏是调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影片的供片机制，实行影片进口与发行分离。
电影导演机遇是什么?
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市场?怎么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怎样评奖更能激励影人的创作?在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生效之际，我们采访了冯小刚、夏刚、冯小宁三位不同风格的电影导演，他们的观点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冯小刚我是商业片导演，但我不是一个商人……
采访在北京亚运村名人酒店二楼咖啡厅进行，冯小刚似乎比以前更消瘦了。也许是因为涉及的话题有些深重，以幽默著称的冯小刚显得有点严肃，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始终保持着沉思的表情，但言谈之间，仍透露出他特有的机智与精辟。
半路出家的冯小刚，虽然拍了多部观众普遍叫好的电视剧和贺岁片，但他目前仍是一个体制外导演，他不能和国有电影厂的那些“吃皇粮”的导演相比，他没有机会向国家申请拍片资金，然后去参加政府评奖，自然他也没有福气荣获价值百万元的政府大奖。
这就注定了冯小刚从开始拍片起，就要走市场化的路子。他要时刻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拍片很多时候是与投资人共担风险。如果片子不卖座，不但投资人收不回成本，他自己也要承担经济损失。
冯小刚告诉笔者，他拍的每一部片子，从选剧本开始，都要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观众的意见，而不是评委的意见。“我拍的剧本首先是给专业人士看一遍，然后给各个电影院的经理看，因为他们最清楚观众的喜好，他们是电影票房的晴雨表。最后，我们还要请观众看，请他们来提意见。”
冯小刚这套市场运作方法在国外是一个通行的规则，在国内却是面临两难的矛盾。重视评委意见，虽然可以获奖，但会失去观众，失去票房；重视观众意见，可以赢得票房，但会失去评奖机会。冯小刚觉得，观众更为重要，也因此，国内的一些大奖往往与他失之交臂。不过，冯小刚还是很看重国外电影节的大奖，他说，国外的电影节吸引着全世界的发行商，能获得电影节大奖可以极大地推动影片的发行，为影片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获奖与发行紧密相联。
“电影是一个梦，是人的情感的宣泄。”这是冯小刚对电影下的定义，但最重要的是：“电影首先是一种商品。”冯小刚称自己是商业片导演，但强调他不是商人。他说：“商业片导演和商人是两个概念，有的人虽自称是艺术导演，但其实质是商人，经济利益一点儿也不容侵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对这种现象的不屑。
在电影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编外导演，冯小刚历经艰辛与沧桑。对新条例中规定私营资本可以申请单片拍摄权，冯小刚感慨万千。采访时，冯小刚把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递给坐在一旁的华谊兄弟总经理、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中军，这是他的电影投资人。也许，对他这种“个体”导演，以及为他投资的私营投资商来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王中军细细翻阅着新条例，也许，他下一部影片的投资操作起来会更容易些。冯小刚认为，新条例的实施，将充分调动私营投资商的积极性。他说：“影片《大腕》是与中影公司联合出笼的，片尾打上投资商的名字和商标，但与他们联合发行的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的名字虽然被允许打上去了，但却不能上他们的商标。”这让冯小刚很为难，“这涉及到一个严肃的知识产权问题，不让投资商出名字，他们就不能拥有这部影片的版权。而版权、出品权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珍贵的无形资产。美国米高梅公司拍卖拍出好价位，关键是它拥有4000部影片的版权”。
同其他商业领域一样，电影领域同样缺乏优秀的销售商。冯小刚认为，拍好的影片要让观众知晓，需要很强的宣传力度。《大腕》投入了300万元的宣传费，而一般国产影片投入3万元做宣传就不错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酒香也怕巷子深，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拍了电影，怎么会去影院看你的片子呢?”
对于“入世”后中国电影面对的冲击，冯小刚认为：“美国电影进入欧洲，是以商业方式进入的，而欧洲电影仍以文化的姿态与其商业姿态相抗衡，其本身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欧洲电影没有找到迎接挑战的合适的路子，所以才会惨败，希望中国电影不要重复这样的悲剧。”
夏刚同好莱坞的竞争不是靠各种限制，而是用作品……
夏刚认为，新修改的《电影管理条例》理顺了投资关系，将会大大促进民营资本投资电影的积极性。“民营资本一直在关注电影这个大市场，由于其本身机制灵活，他们投资拍摄的影片的市场占有率远远高于国营制片厂影片的占有率。”
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制片业，夏刚认为这是国家对投资电影的民营资本作出的法律上的认可。“其实，民营资本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开始进入电影领域，只是没有合法地位，要借壳上市，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与国有制片厂平等竞争，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夏刚对中国电影的评奖办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们国家电影奖从设置上来说是很全面、很科学的，主要有三个大奖，一是华表奖，二是金鸡奖，三是百花奖。这三个奖应该是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他认为，作为政府奖的华表奖就应大张旗鼓地宣扬主旋律，颁给那些倡导好的道德风尚、歌颂祖国的影片，完全从政府的角度来评；金鸡奖是为鼓励艺术创新的，应该给那些不断探索的作品，由专家来评定，而不必参照华表奖；百花奖是由大众评选的，就应以票房为主。这三个奖要各有特点，才会有生命力，中国电影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的情况是，每次华表奖一公布，金鸡奖基本也就定了，这两个奖没有区别，没有特点。而百花奖虽是以市场为准则的，奇怪的是有的影片没有公映也能获百花奖，所以观众不满意，我们圈内人也有意见。设奖应该是对市场有引导的，尤其是金鸡奖，应通过权威的专家点评，引导观众消费。但现在没有做到。
夏刚说，现在国产片中也有很多好作品，但观众看不到，这是因为市场运作有问题。目前的机制使国有制片厂不重视市场运作和宣传，影片销售得好不好，与公司关系不大。国有厂的主要任务是政治任务，不是去开拓市场。制片与放映又是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没有企业化，所以互不通气，各自为政。此外，电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现象屡见不鲜。政府要求影院必然放映国产影片2/3以上，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抵制，如在放映国产片的档期搞装修等。这种体制对国产电影发展极其不利。美国的制片公司与各大院线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市场做得好，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入世”后的电影市场，夏刚认为，美国大片必将分去我们很大的一块市场份额，对国产影片的冲击是难免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有关部门还在一厢情愿地认为对大片设置一些关卡就可以限制其发展，其实这是没用的。同好莱坞的竞争不是靠各种限制，而应是发展自己，以作品与他们竞争。
“入世”后，国际融资、全球化将成为电影的一个发展趋势，中国电影将可以通过与外资合作，走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夏刚忧心忡忡地说：“但愿我们的下一代观众不会只知道美国片，而不知道中国片是何物。”
冯小宁电影不是纯商品，它还有文化功能……
采访冯小宁是个很费力的过程，这种感觉从踏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开始，左寻右找才摸到北影录音楼。当笔者爬上二楼，刚要敲响第四录音室的门时，拎着一包散装瓜子的冯小宁在身后冒出了一嗓子，原来，他紧随着笔者上了楼。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也许是因为经常得奖的缘故，冯小宁认为，票房只能是电影评奖的一个“参照”，连“重要”都谈不上，因为中国的电影市场是不健全的。他说，“即使在西方电影节，也有没有票房却获得一些奖项的电影”。
“电影不是纯商品，它还有文化功能，不能用一种类型否定另一种类型。”冯小宁观点非常明确。他说：“光看票房好，也不是十全十美；只讲艺术，脱离了观众的口味也不行。”他认为，优秀的电影作品应该是既有票房，又有艺术性。他赞同美国电影协会主席亲口对他说的一段话：“电影就是意识形态范畴，你们中国是这样，我们美国也是这样。”
以拍“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而大出风间的冯小宁，被媒体公认为是主旋律导演。然而，当笔者提出“主旋律导演”这一问题时，冯小宁一下子激动起来，他的瓜子不再嗑了，站起来大声说：“这不是夸奖!”
冯小宁对“主旋律”大发感慨：“现在人们把‘主旋律’作品等同于政治化的空洞说教，这是机械的宣传造成的，引起了普通观众的逆反心理。其实美国的优秀导演如斯皮尔伯格等优秀导演都是主旋律导演，我的片子很多人认为大气、正气、感人、好看、美，概括起来就是‘真、善、美’，我认为这就是主旋律。”
篇8
2我国高等护理教育应对全球化的策略
篇9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经典如“六经”，是在天、地、人相互贯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与“人道”的，与西方思想家所说人类思想的发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确实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经过十八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二十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至，物质讲到极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而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基因工程、复制生命、复制人、孕母、安乐死、动物权等等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建设基因伦理、生命伦理。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钱、权与色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现实功利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
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谓“包二奶”现象，性产业的火爆，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早恋与堕胎问题，爱滋病、吸毒等，亦非常严重。此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老人赡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已经是老龄的人对超龄老人的赡养问题，已屡见不鲜。“孝”的问题需要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还有同性恋问题等等，均需要我们建设健康的现代的家庭伦理与社群伦理。公司、企业内外的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信用危机，童工问题，打工者的权益问题等等，需要有新的企业伦理。商品经济尤其需要信誉，因此“信”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由于网络化、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又带来网络伦理的问题。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伦理。乃至空间技术的发展，尚需要考虑空间伦理的建构。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以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戴着“西方中心论”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所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琐。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能失掉本己性，这决不是煸动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进行广泛的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之一。健康的“全球化”，决不是以一种语言，一个地域的习惯、一种思考方式，甚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利益来宰制一切。各种文明，各种精神资源，各种宗教，各种语言，各种知识都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成素。我们尤其要了解东亚地区的内在的能力，没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特殊的东西奉为圭臬，奉为必须效法的普遍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践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并拥抱自己的文明传统，从而积极地回应、参与广泛的文明交流与对话。
注释：
[1]分别见《殷虚文字乙编》和《卜辞通纂》。
[2]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3]《礼记·乐记》。
[4]《论语·八佾》。
[5]《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6]《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7]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论语》中的《述而》、《雍也》篇。
[9]《论语》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论语》中的《述而》、《子罕》、《宪问》篇。
[12]《荀子·王制》。
[13]《礼记·礼运》。
[14]《礼记·中庸》。
[15][16]《周易·系辞下传》。
[17]《周易·系辞上传》。
[18]《周易·贲·彖辞》。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20]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第107-108页。
篇10
（二）过分张扬个性，社会责任感淡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他们崇尚自我主义，主动参与各类活动，希望凸显自己的个性，而并不考虑过分张扬自我个性表现出的与众不同，是否符合我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否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另外，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消极主义等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产品、恶性竞争、欺行霸市等，这些是严重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行为主体是大学生，他们过分张扬自我，崇尚金钱万能，是非不分，逐渐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力，使得我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多样和复杂，也增加了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三）盲目崇洋，民族意识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在碰撞过程中，很多大学生逐渐丧失民族自信，被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深深吸引，再加上商家的炒作，很多大学生逐渐崇洋。例如，许多大学生对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过度热衷，而对清明节、中秋节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不以为然。大学生弱化自身的民族意识，盲目推崇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不加任何取舍地移入我国，并在自己的行动中极力展现，极易引导更多的人养成崇洋的心态和行为，十分不利于我国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的形成和弘扬，削弱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效性，从根本上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网络文化的泛滥，社会交往危机凸显当前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信息都及时呈现在大学生的面前。网络本身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的特色功能博得了大学生群体的青睐，并深刻影响他们的学习、思维和生活方式。徐柏才、张俊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指出“网络信息的高度图像化往往会导致青年学生渐渐忽视思考，习惯于形象思维而放弃追问本质的抽象逻辑思维，它的直接化、形象化倾向会导致他们用‘看’而不是用‘想’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另一方面，网络因其开放性、互动性、隐蔽性、随意性、便捷性和发散性，向网民呈现出一个与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满足感。网络的虚拟特点深深吸引着大学生，他们沉湎于虚拟世界中，很多大学生沉迷网络、痴迷游戏等就是典型案例，更有大学生轻率的谈网恋、见网友，最后深受其害。大学学生盲目、过分依赖网络，非常不利于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沉迷网络，不断模糊自身原有的社会认知，“必然会使人产生去社会化倾向，导致人们正常社会交往能力下降，并带来人际关系淡漠、人际距离疏远等社会问题”。
篇11
其次，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的传播与使用离不开人的作用，随着人才流动日益加快，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更趋激烈。发展中国家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动的旗帜下纷纷流向发达国家，而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却少之又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中无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现象已严重危及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了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知识资本的作用显然应大于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作用，没有掌握知识资本的人才，什么发展都不可能。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利用全球化自由开放的口号，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规则，达到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过剩产品、打开发展中国家这片广阔市场的目的。他们推销的仅仅是他们的产品，附带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而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因此，技术是排除在外的。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要千方百计地垄断其先进技术，以达到其垄断市场的目的。尽管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贸易的领域也不断扩大，由—般商品贸易发展到劳务技术贸易，但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消亡。一旦发展中国家想获得这些技术，即使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早已不是先进的技术，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如同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尽管发展中国家也能对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带来的便利，但核心技术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最先发展了这些技术，他们已从因特网和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运用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竞赛并非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有发展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尽管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存在着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的流动，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容易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几率大大增加。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确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发展。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战后能从一片废墟中发展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获益于大量引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所以，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对策主要有：
首先，重视新技术的运用，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对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奋起直追，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对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和钢铁业，通过引进和运用新技术给它们注入新的活力，如广泛运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竞争力；对新技术革命下诞生的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由于发达国家也刚刚起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和联合攻关，争取在一两个领域获得突破，发展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主导产业，并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其次，重视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变为“后发劣势”。同样，—个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的“助推剂”。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支撑，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怎样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呢?由于各国的情况各异，因而并不存在—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办法，但各国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推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改革中摸索适应本国发展的道路。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立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保驾护航。
再次，重视适用技术的引进，通过引进而带动国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实现引进、吸收、开发的良性循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就在于能够利用前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引进适用于本国发展的技术，实现赶超战略。当然，引进的目的还在于最终能自主开发，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揭示的道理一样，通过引进带动国内的技术的模仿与创新，从而促进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最后，重视人才的作用，实现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开发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对人才的争夺也将越来越激烈。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人的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国与国的竞争最终将体现于人与人的竞争。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排在首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能否发挥出来，还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则取决于高素质的决策者、技术人才和劳动者。
篇12
一、全球化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从资源的性质看，国际政治资源可以分为硬性和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以军事等硬性手段为主，通过争夺地理空间来获取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各国已越来越重视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改变了硬、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作用对比。
全球化带来的公共问题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政治资源，因为它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效能越来越差。如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由于美国正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来满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拥有继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蕴藏量，这对美国来说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所以美国打着“萨达姆、在中东地区建立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旗号发动了对伊战争。战争虽早已结束，但美国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随着驻伊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已经成为摆在美国面前的一大难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逐渐认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开发硬性国际政治资源来解决，因此，国际关系行为体更多的是开发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知识的竞争方式上，如对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已经成为各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活动的重要的软性国际政治资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整体性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联网，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国家范围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最终影响的是国际组织、国际合作、全球经济，而且这种影响力也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经济时代，谁拥有了信息资源，谁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为了占领信息传播的有利位置，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在不断加大信息技术的开发与革新。美国在信息化时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授权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9月，该小组宣布了美国建设信息网的宏大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又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构想。这些构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激起了世界各国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早在1996年为《外交》双月刊撰写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国际领域的新型货币，美国在通过信息去扩展其‘硬性’的、‘软性’的国力资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摩擦与矛盾的解决也已不主要依赖于战争的方式，其他磋商、斡旋、安全合作等方式在协调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矛盾中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硬性的政治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追求的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国际政治规范都无处不与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全球化加大了国际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全球化使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前现代国家，一类是现代国家，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它们没有多少竞争力，被逐渐边缘化，不仅在世界财富与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战略资源、文化资源、地缘政治资源等方面都成了后现代国家任意支配、控制、垄断的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全方位的渗透。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文化扩展也是如此。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各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文化扩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也日益呈现出不平衡的趋势。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显示，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了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全球化中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借助高科技把它的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可口可乐、微软视窗、NBA等推向世界市场，与此同时也将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遍了全球。
此外，跨国公司通过企业文化、品牌广告以及产品的市场占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无意识之中被跨国公司的文化模式所操纵。黑墨林在《文化自主与全球传播现象》一书中就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跨国公司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例一是：在一个墨西哥村庄，足球赛之前先有传统的跳舞仪式，但它的表演特征却是巨大的可口可乐瓶子；例二是：国际万商公司(IBM)的一个大型广告活动，向纳瓦尔(Nava-jo)印第安人保证，只要他们使用IBM以纳瓦尔字母制造而成的打字机，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就能够有效地得到保证。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正在被侵蚀，逐渐被跨国公司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所控制。因而我们说，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再分配，也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
三、全球化加快了获取国际政治资源的速度
进入21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为了抢占21世纪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并购之风此起彼伏，加快了获取国际政治资源的速度，如航空领域两位大哥大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特点，“缔结战略联盟”就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形式。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实现某个战略目标，集合各自的资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种协作关系。在这个战略联盟里，各家公司可以分担成本、分享技术，共同进入全球市场，每个战略伙伴都贡献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例如，摩托罗拉起初很难打入日本的移动电话市场，摩托罗拉和东芝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共同生产微处理器；作为回报，东芝公司为摩托罗拉提供了营销方面的帮助，使摩托罗拉和东芝公司不仅实现了双赢，而且加快了获取财富的速度。这使得资本和财富日益集中，资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更是为加快获取国际政治资源注入了一股强劲动力。如果说以前的科技革命使能量和物质转移的话，那么今天的科技革命则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转移。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可以及时、全面、精辟地了解情报资料，加快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速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的各个角落，漫长的国境线和海岸线迅速变成了电脑屏上的短兵相接，信息资源的信息化技术正逐步实现共享。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与传统的获取信息资源的速度相比，当今要方便、快捷了许多。
四、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藩篱、缩小了地球的空间距离，造成了世界许多热点地区，而热点地区往往又是战略资源的所在地，这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对该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谁占有较多的资源，谁就拥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就在世界上具有更多的发言权和霸权。早在1921年，斯大林就尖锐地指出了西方对资源的依赖性：“如果把西欧和美洲称为前线的话，那么那些非国家和殖民地则是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一资源库。为了赢得战争，我们不仅要在前线取得胜利，而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一它的资源库进行革命。”例如，中亚地区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国际政治战略资源——石油的重要产区。而战后爆发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其战略意图都是为了争夺和控制中东的石油。苏联解体后，美俄等国展开了对中亚地区的“大角逐”(theGreatCame)，这也成为后来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的国际背景。近年来，美俄在里海地区的激烈角逐，也正是围绕地缘政治和里海石油控制权而展开的一场较量。美白宫的《面向新世纪的国际能源战略》以及美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21世纪能源地缘政治》报告中也再次确定，世界地缘政治心脏和世界能源的核心地区——中东、中亚仍是美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石油已经成为各国激烈争夺的重要目标，它们把资源不仅作为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而且当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手段。
另外，全球化加快了世界上国家、民族间的纷争，大家纷纷抢占市场，抢占资源，尤其是抢占高科技制高点，因为当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依赖于高科技。如宇宙空间市场的开发，人类目前的太空技术投资除了可以获得远程通讯服务、气象服务、遥感探测服务等外，太空还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利益。因此，世界主要航天大国都加大了对太空资源的争夺。2005年底，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首颗实验卫星“GIOVE-A”顺利升空，标志着欧洲为打破美国在全球定位系统上的垄断局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外，中国“神舟-5号”和“神舟-6号”飞船的发射成功，也打破了俄美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垄断局面。近几年来，国外对氦矿床的报道颇多，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这是因为氦有许多可贵的性质和广泛的用途，所以，各国纷纷加大了科研的投人去开发这种新型的资源。总之，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
五、全球化使传统的国际政治资源观面临严峻挑战
篇13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