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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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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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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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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篇5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篇6
传统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是博士教育的目标。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CID）将博士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看护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养未来学术界的继承人以推进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多样化，诸如“可雇佣的人”、“高级知识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纪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具备如下特质：他们必须具有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对全球化过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环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应懂得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技能在问题解决、写作、领导和知识应用中被形容为“软技能”和“知识密集型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上学科教育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学术不再是博士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归宿，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博士从事学术职业。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来看，70%左右的英语系博士生期待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化学学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对教职感兴趣。伍尔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顾性评价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个学科已经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发现博士毕业生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对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准备，强调跨学科和市场化的技能。
显然，博士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文献指出，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标，应该在学术型博士学位之外建立专业博士、项目博士等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尽管这些研究试图将触角伸向学术型博士项目之外寻找解决博士教育危机的出路，但不可否认，学术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脱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不仅促进了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学科进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导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化。”那么，学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同学科的教师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标？教师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R大学）进行的质性研究资料。R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学，并且是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的成员机构，它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笔者主要在主校区进行田野调研。就具体的资料收集而言，大体包括文本资料（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访谈资料（对9个学科35位教授的访谈，全部录音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同时辅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资料（在R大学研究生院待了近一个月，访谈研究生院管理人员15位，参加各种会议3次）。本文主要选择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作为典型学科进行分析论证。这四个学科的12位受访教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进行资料分析，其具体操作过程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以开放的心态呈现资料本身的概念和意义，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陆，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
二、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化学学科
当问及“您认为化学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时，受访教授普遍宣称是培养独立的科学家。那么，化学学科的教师注重培养博士生具备哪些能力与素质？
在化学学科，对独立科学家的素质要求既包括学术研究与筹划的能力，也包括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独立的科学家应该能提出研究问题、理解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应该具备沟通能力、做报告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毕业后具有就实验室事务做出决策与计划的能力。对此，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全面概括了化学学科博士应该具备的十个方面的专业能力：人际交流、写作和学术报告能力、团队工作能力、技术领域新技能的运用、道德伦理与公共关怀、了解企业策略和技术转移、接触其他领域以拓展知识广度、国际视野、了解工业界的机会、了解经济驱动对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导师是如何培养化学学科的博士生具备上述能力呢？导师除了提供资源和好想法、给予指导和传授实践经验外，还教给博士生有关化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研究策略，并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一位化学教授陈述他作为导师的任务是：“教给博士生化学基本知识并习得研究过程，向博士生传授如何批判性并带有好奇心地观察科学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有效沟通的技能；我很高兴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研究、学习和将博士生培养成为独立科学家的氛围”。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主动从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指导。博士生在此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了自主推进研究项目的经历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此外，受访导师指出，指导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是获得沟通、报告、表达和展现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访者的原话：
“我们教博士生如何沟通，包括口头沟通能力和阅读写作沟通能力。科学家喜欢讨论某一话题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也喜欢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做20分钟的报告。我们的确花不少时间培养博士生如何做报告，如何画精致的图形，如何清楚地表达，如何机智地回答与会学者的问题。我们指导博士生如何有逻辑地、清楚地组织报告……我们不仅通过带博士生参加会议锻炼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鼓励博士生与系里的访问教授交流。”
化学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迁移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看重的是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科学家管理和指导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毕业后会做两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选择到学界、工业界或者政府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毕业生在公司或国家实验室工作，或自己开公司，这部分博士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样，导师认为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并不局限于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也应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一位资深化学教授所说：“劳动力市场给我的触动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化学家。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因此，化学学科越来越需要培养服务于社会各种技术需求的科学家。而对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使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获得了在学界内外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数学学科
受访者指出，如何培养博士生成为独立有潜质的研究者是数学学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借用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定义，数学学科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积累和转化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据统计，学术界是数学学科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学术就业市场对数学人才的挑选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潜质。也就是说，数学学科评价博士生的标准是学术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有结果的学术论文，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研究潜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
“学生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出类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对老师来讲，希望学生找到好工作的话，就要让学生做出好的成果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希望写出好的论文。但是具体做什么样的题目，关系不是太大。例如说，数学系在招人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这说明你有研究潜力。”
尽管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之职，但就“培养什么样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数学学科的教师并非将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职业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智识探索经历，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发（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访教师说：“如果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成为教授，而是成为保险精算师，为公司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因为博士生拥有的这段智识探索的经历，将使其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读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智识探索的经历，并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学能力也是导师提及的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数学学科博士生的资助主要靠教学和奖学金。教学是数学学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与英语学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课获得资助的，有很多教课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要教。在数学领域，我们的教学任务远远多于其他系，英语也是。”总体上看，博士生有两项任务：研究与教学。但是，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数学学科博士生面临的难题。正如受访导师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教学以获得资助，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教学实际上挤占了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获取博士学位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选才标准看，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教学。
（三）经济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在访谈中更强调博士生的就业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既有到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业界、联邦机构或投行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济学博士生培养具有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单是对“学科看护者”的培养。
当笔者询问：“您在指导博士生时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经济学科的受访教师均指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具备就业能力并顺利谋得职业。经济学科教授对职业一词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职业，也涵盖非学术职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一条路是学术职业，即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之职；另一条路是非学术职业，这是经济学博士生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如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政府机构（美联储、财政部等）、智囊团（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诸如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
灵活多样的就业去向实际上也要求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要具有灵活性，教师通常倾向于结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定位培养博士生。受访者明确提出对经济学博士生的指导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不同职业对博士生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会有差异。一位教授的陈述体现出经济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灵活性以及对博士生就业意向的重视：
“对不同学生的定位不一样。我的标准根据博士生的就业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韩国学生想毕业以后回国在研究所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谋职，这与去韩国的研究所工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工作的特质以及我对学生的期待，标准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国从事学术职业，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你得有创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创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韩国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韩国的研究所大多数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的不是原创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实用性的技能。”
既然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获得就业能力，那么博士生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对访谈资料提取高频词，发现“技能”一词在经济学科受访教师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例如在受访教授EC_2的访谈中出现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访者提到的与技能相关的词有：研究技能、教学技能、沟通技能、实用技能、计算技能、英语技能、计算机技能、技术性技能、理论技能、计量经济学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从以上所列各种技能，可以看出经济学科教授的话语体系里对“技能”的宽泛界定，以及学科本身鲜明的实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将受访者提到的博士生应该掌握的技能概括为四大类：专业技能、技术性技能、教学技能和软技能。其中专业技能是经济学博士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是指经济学科本身的知识。但是，随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导师越来越重视培养博士生的技术性技能。受访教授指出，现在对博士生的培养开始重视技术化的知识和技能，诸如数学、统计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拥有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博士项目的录取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拥有跨学科知识也是导师培养博士生技术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总之，博士生应该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种各样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必须具备各种工具性技能，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们不仅具有理论技能，也要拥有计量经济学和实用技能……我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获得这些整套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重要。”
（四）英语学科
英语学科的受访教授认为，帮助博士生从学生向“专业化学者”的顺利转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标。英语学科教师眼中的“专业化学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扎根于访谈资料，可以发现英语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中的“专业化学者”素质的界定大体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报告的经历与能力；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具备出书的水平；教学经历。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语学科教授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就业之时劳动力市场所看重的评价维度。
首先，博士生应该具有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而且导师鼓励博士生准备学术论文并做会议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丰富作为专业化学者的经历与经验。同时，这一经历会在就业之时给博士生添砖加瓦。
其次，导师评价博士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准备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的标准是研究本身的创新性。导师认为，博士生向专业化学者的转型应该始于资格考试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格考试之前，导师所看重的是培养博士生在专攻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而在资格考试之后才开始对博士生进行专业化学者的学术训练。
第三，对英语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教学能力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导师看来，虽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学能力对博士生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发展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学任职，而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教学型大学尤其看重求职者的教学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从事学术职业，教学能力也是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英语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R大学为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门课，这也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
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教师希望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英语学科的教师之所以比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学界就职，一方面源于纯基础学科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社会应用部门的联系不紧密，另一方面也与英语学科趋于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相关。英语学科的教师不断地表现出对博士生就业的担忧。“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博士生选择到非学术部门就业，但是很少有英语系出于就业市场的原因而改变博士生培养的课程结构。尽管我们开始尝试做20年前不会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写作，因为学生可能需要到工业界撰写文案和宣传册”，但是，“英语是相当传统的学科，很多学校仍怀抱博士生生来就要成为学者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学科文化传统以及博士生培养理念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学术职业和专业化学者为博士教育首要培养目标的英语学科，处在保持学术传统与适应新兴环境的藩篱中，现实张力下的博士生培养究竟何去何从？
三、学科文化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通过对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四个学科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博士教育目标的总体趋势是从学科看护者向可雇佣人转化，但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尽管所有学科的教师都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但是不同学科的侧重程度以及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强调呈现差异。英语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化学者；化学学科的教师将博士教育目标界定为能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科学家；与英语学科相似，数学学科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经济学科直接着眼于培养博士生成为“可雇佣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可雇佣的人”包括学术部门和非学术部门。
这一差异可以用学科文化的理论进行解释。托尼・比彻（T.Becher）指出，学科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于心智相似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个学科具有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智识任务。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训练的过程，是将博士生进行学科规训或学科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科文化会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产生影响。之所以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差异，是因为学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动理性不同。行动理性是指学科成员在行动中遵循的标准，他们可以遵循价值理性的标准，也可以遵循目标理性的标准。区分的标准是学科知识本身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基础学科是追求价值理性，即为学术而学术，其知识生产是纯粹智识探索的过程，典型的学科如数学和英语。因此，这类学科将博士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定位为学者或研究者，更强调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应用学科遵循目标理性，谋求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应用性，对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不仅注重学术本身，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和应用性。因此，应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专业技能或就业能力，教师将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定位为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条路径，典型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化学（表2）。即使在当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环境（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并对博士生培养形成挑战的情境下，学科文化仍旧以强有力的作用对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产生影响。
对于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生来说，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几乎是所有学科的目标。但是，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应具备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学术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强调程度所持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纯基础学科对“职业”一词的理解往往限于学术职业，也就是说，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根据“博士十年后”调查（被调查者于1982-1985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大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界工作。英语学科对“专业化学者”的培养要求是：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要具有与学术领域对话的能力，并且能定义博士生的学术身份认同；同时，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成长的重要方面。同样，数学学科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之职，因此教师也看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他们认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问题，养成独立思考、自我激发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
在应用学科，研究会受到外部实践需求的驱动，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而且知识的应用范围较广。因此，这类学科对博士生的培养尽管也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专业能力与可迁移性技能，诸如经济学对技术性技能的强调，化学对解决问题与合作能力的重视。也就是说，应用学科注重博士生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培养目标不仅仅定位于学术界，从事非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之一。化学学科对科学家的界定较广，不仅是指服务于大学的学者，也指在工业与政策等部门的就职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四、讨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博士教育目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界定：培养博士生扎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独创性质的科学或专门技术方面的成果。《学位条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化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者。
篇7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篇8
公共艺术课程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其实施过程中，一直以来延续了美国教育家布鲁纳（J・S・Bruner）以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的教育思想。[1]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基于专业艺术课程的主体架构，结合不同方向的教学目标，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课程结构：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理论课程，包括“大学生审美修养”、“美育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主要讲授美学、美育学、艺术史、美学史、艺术评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艺术鉴赏课程，包括“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中国传统艺术鉴赏”等;第三个层次是艺术实践课程，包括绘画、合唱等，通过艺术技法的学习，来增强审美感受和表现能力。[2]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三个层次的课程，根据其不同的科目特质，理论型课程采取教师讲授式的教学手法，教师以科目教材内容为基准，传授给学生相应的学科知识点;而实践型课程则采取教师示范，学生实操体验的教学方式，教师基于技法学习的要点，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的实操训练。
三个层次的科目共同构建的大学公共艺术教学课程结构，看似各司其职，保障了学生从不同层面进行艺术熏陶，从理论到实践完善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然而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我们了解到在我国现行以专业教学为本位的大学教育体系下，可供公共艺术教学实施的学时非常有限。基于推动公共艺术教学实施的目的，教育部于2006年出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其中明确规定：“每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在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中选修1门并且通过考核。对于实行学分制的高等学校，每个学生至少要通过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的学习取得2个学分。”[3]由此可见，一门课程，2个学分，正是大学开展公共艺术教学的现实基础条件，而这个基础条件，在应对前面所述庞杂的公共艺术课程时，无疑就显得杯水车薪。多层次公共艺术课程体系的构建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进入艺术领域学习的多样选择权，而不代表学生能够通过某一门课程的学习，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综合性审美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见，基于科目基本结构为主旨构建的公共艺术课程结构体系，不符合我国高校开展公共艺术教育的现实情况，看似丰富的多元化课程结构对于学生的艺术学习来说却只是空中楼阁。那么，面对课程学时较少的客观现实情况，我们应如何来开展大学公共艺术教育，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美育所要求“培养生活的艺术家”[4]这一目标呢？
二.主题式教学模式特征与公共艺术教育目标的互惠性
面对众多的艺术学科知识领域和有限的学时制约这一对显著的矛盾，调整公共艺术课程结构和教学模式，无疑是教育工作者能够去积极应对的唯一良策。主题式教学模式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方法。那么，何谓主题式教学？主题式教学是指在现代教学方法论核心――有机整合思维方式主导下，以现代教学概念为基础，以主题为枢纽，牵引教学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整体协调运行的过程中，在师生彼此适应与互惠发展的过程中，在学生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形塑身心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的整体型教学。[5]它具有整体性、灵动性、超越性与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1.有机整合重塑公共艺术课程知识结构
通过对定义的分析可见，“有机整合思维方式”是开展主题式教学的核心，而这也正是解决传统公共艺术课程知识面过窄、过于专业的弊端的关键。传统公共艺术基于科目基本结构所形成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无论从哪门课程进行艺术教育的学习，都只能偏于一隅，无法构筑整体的艺术审美观，使得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时，一时难以形成明确的学习目的，再加之课程学时短，学生浅尝辄止，最终导致整个学习过程既无学习激情也无学习目标，成为了雁过无痕似的所谓艺术审美教育。
以主题式教学模式开展的公共艺术课程，强调任何一门课或一个课程单元，都应该以主题的形式来开展，主题式教学能够整合教学内容，不以某一学科知识体系的获得为目标。这就打破了以科目知识为限的僵局，为教师跳脱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点，以美育大教育观为目的进行教学打开了思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教育“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6]传统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模式无法跳出专业知识的窠臼，往往是在以艺术的专业知识去应对非专业的学生，这样基于课时限制和授课对象的差异，就导致了教育目标和教学实质的不对称。在此，试以常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西方美术史”为例来加以说明。在传统授课模式下，西方美术史课程以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构建整个课程体系，从原始美术、两河流域美术一直到印象主义，教师通过讲授呈现史实、风格、艺术家及其作品，对于不以艺术专业学习为目标的学生而言，学习过程较为冗长，教学方式比较枯燥，课程内容难以对学生形成长时间的吸引力，即使完成了课程学习也是学过就丢，无法在学生心目中形成对艺术的亲近感，对审美文化的追求。因此，甩不开的课程知识结构就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大限制，也导致了教学模式的单一，而难以达到“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的最基本要求。若采取主题式教学模式，则完全可以跳出系统知识学习的传统思维，在不同课程单元中选取西方美术史中的某一个主题为中心进行课程学习，以该主题为原点，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运用当代社会庞大的信息平台收集该主题所涉及的艺术史上下文背景、社会学知识背景、艺术家个人经历背景等知识结构，这样，学生不劳而获被动听讲的授课模式就变成了主动追寻探究的研究之路，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是教给了学生如何去学习艺术史、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论。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主题式教学法也许无法将所有的学科知识点都传授给学生，但却教会了学生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艺术史，如何去欣赏和品位艺术作品，如何去认知和感悟封存于历史中的一位位艺术家，这不正是公共艺术教育所要达成的目标吗？
2.从时间到空间，实现公共艺术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主题式教学的基本设计单位是“主题”，教师与学生围绕主题的内在逻辑而展开交互作用，这一作用过程中必定突破传统教学在空间上以“教室”为主要学习场所和在时间上以“课时”为基本教学单位的有限封闭性，向教学时空的“无限开放”性转化。[7]因此，主题式教学的另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教学形式的灵动性和开放性，而这恰恰是传统公共艺术教学方式所最欠缺的。主题式教学模式将教师课堂讲授、引导与学生课上讨论、课下收集资料的方式结合起来，由于学习任务的牵引，课程的学习时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学生在下课之后，仍要继续艺术学习，并学会从多元渠道去挖掘艺术资源，为之后的课堂学习形成基础。这无疑就突破了传统授课学时受限的根本问题，解决学生课堂应付听讲，课下抛之脑后的学习方式顽疾。
另一方面，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拘泥于课本中、课堂上的艺术却往往与生活脱节，传统公共艺术教育未能打通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之间的隔阂。“知识一旦从它的原初形态、经验形态上升为抽象的概念、理论的逻辑体系之后，便远离生动、鲜活的生活本身，日益演变为枯燥，尤其是构成一个严谨空洞的文字、术语，过程的知识便隐匿乃至消失在结果的知识之中，仅仅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资料不必然地内在于知识本身。”[8]由此可见，公共艺术教育教学活动只有实现抽象的艺术理论知识与火热的现实艺术生活相对应的审美体验，才能为学生的书本学习找准现实的根基，完善和培育学生鲜活的生命力。主题式教学，围绕特定主题展开，课程内容跨越了学科知识的时间轴和内容限制，强调多元知识的碰撞和冲突。为了实现主题的深化，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走出教室，进入美术馆、博物馆、民间艺术基地、设计文化机构，借力社会美育力量，通过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让学生深化课堂教学所得。应该认识到，学生在学校公共艺术课程学习中所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其学习的最终目的。公共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在生活中去发现美，在生活中去体悟美，成为生活的艺术家。无论是学校美育还是社会美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为现代社会塑造能够感受美，进而能够去参与美并创造美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因此，大学教育作为一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公共艺术教学就理应成为沟通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的桥梁，主动引导学生学会运用社会美育平台，帮助学生打开这座能够为之终生艺术审美提供源源不竭艺术资源的宝库。
3.过程型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评价是任何教学都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评价通常被定位于教学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传统教学更多地关注结果评价即终结性评价的应然表现。在主题式教学中，评价不是教学流程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作为一个因素贯穿于主题式教学的基本环节之中。[9]对于大学公共艺术教学来说，过程型评价方式无疑是更加恰当的评价学生学习成果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考核手法。对于非专业学生来说，公共艺术教育的最大目的和意义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具体的艺术知识。当代心理学和脑科学的发展，强化了人们对新型艺术教育的共识：只要摆脱单纯追求技能的倾向，艺术教育就能开发人的多种智能――不仅激发人的直觉和想象能力，还能开发包括语言智能、空间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感智能、交际智能、自我认识智能、环境适应智能在内的多元智能。[10]在主题式教学的开展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的智慧和能力是多元的。在前期课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需要运用文献研究方法，涉及学生的逻辑能力、文字编辑能力等等;在课中的讨论交流中，需要发挥演讲、辩论以及沟通合作的能力;在课堂外，从课本知识到艺术实践的生发过程中，需要具备举一反三、拓展和创意思维的能力……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过程型评价方式从不同角度去评价学生的学业成果，无疑就达到了通过课程评价方式来促进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的目的，改变传统教学考核模式中，学生学习无目标、考试忙应付，教师教学没激情、考核走形式的弊端。
综上所述，主题式教学模式通过有机整合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传统公共艺术课程教学中以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教学形式，赋予了教师更大的课程知识选择权和教学形式的拓展可能性。主题式教学模式下的公共艺术教育，以不同“主题”为单位，并以“培养生活的艺术家”为总体目标来开展教学，带领学生在艺术背景资料的整理中去学习艺术史、美学概论;在讨论和交流的过程中去进行艺术评论和演讲技巧的学习;在走进艺术机构和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去开展艺术鉴赏和艺术技法体验。原本三个层次的公共艺术课程，在一个主题的艺术教学活动中从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得到了体现和运用，由于教学过程学生不得不为的互动和参与，保证了教学效果的及时反馈，从而实现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培养了学生感悟艺术的审美能力、认知艺术的研究能力以及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活动的创意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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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责任概念是杨时展先生分析会计、审计问题的基点，关于受托责任的灵感闪现于先生对“会计的本质”、“国家审计体制”、“中国会计的现代化”、“企业经济效益”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受托责任学说体系。尽管有时先生提出的只是纲领性论断，但经过后来者的努力探索以及实践的不断证明，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涵的丰富性、思想的前瞻性。
（一）受托责任：“报告责任”和“行为责任”缺一不可
有人将“受托责任”理解为一种“报告责任”，也有人理解为“受委托的责任”。杨时展先生（1994）指出，“作为一个财务或一个会计实体的责任人员，最主要的就在于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为此，就要求他负起两种责任来：第一、把账目交代清楚。第二、按照委托人的愿望，保证受托财物的安全与增值。这两种责任，就构成了会计所称的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意思是一个善良的受托人为受托财物向托付人应负的责任”。Gray等（1996）在《会计与受托责任》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认为受托责任包括两种责任或义务：（1）采取某种行动（或克制不采取行动）的责任；（2）对行动提供解释和报告的责任。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罗列出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履行的四种组合，以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受托责任履行过程。将受托人的行为分为“利益一致的行为”（C）和“利益不一致的行为”（I），将报告行为分为“真实报告行为”（T）和“不真实报告行为”（F），四种组合即为：1.（C，T）：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并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2.（C，F）：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却不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3.（I，T）：受托人没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并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4.（I，F）：受托人没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也不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如何真实反映受托人的行为，是财务会计的职责，确保报告行为与行为责任的一致，是审计的职责。显然，这种分类是将杨时展先生所界定的两种责任履行的进一步细化。
（二）受托责任的要素
杨时展先生（1990）指出，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意图，最大善意地完成任务；用最经济、有效、严密的方法保管和使用由于完成托付的任务而获得的资源；2.建立必要的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将完成的任务和因此而发生的资源的收支以及收支的结果据实向委托人报告；3.为了便于提出报告，接受审查，平常应对任务完成的情况、资金、资源收支使用的情况进行记录；4.为了证明这些记录是实在的，要保存一切足以证明完成受托责任情况的各种证据。在先生所界定的受托责任概念中，至少隐含以下几个要素：委托受托关系；包括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在内的控制机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记录及证据。
Sherer和Kent、James Cutt、Pavlock等、Laughlin等学者都探讨过受托责任的要素问题。王光远教授（1996）对会计审计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认为受托责任包括委托受托关系、衡量受托责任完成情况的标准、受托责任的内容、受托责任的报告等要素。此外，一些会计审计学者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对受托责任要素问题的研究：Roberts和Scapens借鉴了社会学家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Munro借鉴社会学理论考虑了参与者的行为，Gray等引入了社会场景的概念，Roberts关注了受托责任过程对客观结果和主体本身产生的影响，Frink和Klimoski引入角色理论来构建受托责任概念框架等等。
以杨时展先生的观点为基础，借鉴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受托责任系统的概念，认为其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社会与组织场景，即与委托受托关系相联系的环境，它会影响委托受托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委托受托关系也会对场景发生作用；2.参与者，具体又可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固定，会随着不同情形发生变化，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还可能相互转化；3.受托责任的内容，它通过各种形式的契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来确定，包括行为责任、报告责任、评价受托人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等几个方面；4.受托责任行为，包括委托人行为和受托人行为；5.受托责任的控制机制，即确保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各种机制。受托责任系统五个要素的提出，也只是为从受托责任理论角度分析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三）受托责任的普遍性和动态发展观
受托责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杨时展，1992）。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受托责任发展时，先生指出（1990）：“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断因阶级势力的消长而发生的更替，反映为托付人从寡头而逐步大众化；反映为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愈来愈严密的监督；反映为受托责任愈来愈充实的内容”。总之，“社会越进步，民智越开发，民主愈发扬，对受托人的要求就越严格，托付的内容就越丰富”（杨时展，1992）。
王光远教授（1996）进一步指出，受托责任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含有丰富内容的动态概念。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公司受托责任时才格外强调要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受托责任系统包括受托责任关系，也包括受托责任过程；受托责任可作为一种关系来理解，也可以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这应视具体分析的角度而定；每个时点上，受托责任关系都是特定的，从时期的维度看，每个受托责任关系都是一个过程，各种受托责任关系组成的受托责任系统也是一个过程。
二、受托责任与审计
杨时展先生在受托责任与审计的关系问题上，态度十分鲜明：“我历来认为：审计工作的精义在于受托责任。有受托责任，才有审计，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用其审计；理解受托责任，才能理解审计，不理解受托责任，就不能理解审计。”“审计这个概念和会计责任性（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不可分。没有会计责任，就无所谓审计，而审计之所以必要，也还是为了监督和验证会计责任贯彻的结果和贯彻的过程”。“受托责任是一切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审计不但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而且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杨时展，1990）。在文硕的《世界审计史》序言中，先生指出，全书“以受托责任为指归”，“一部审计史，也就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部受托责任的发展史”（杨时展，1990）。
后续的审计不同分支领域的研究者也反复证明了受托责任和审计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王光远教授（1996）在《管理审计理论》中指出，“受托责任不仅是一个内含丰富的动态概念，而且是一种思想，一种支配着会计审计发生和发展的思想”。教授系统考察了管理审计发展的历史后得出结论：“管理审计就是受托责任发展到受托管理责任阶段的产物”，“管理审计就是为了加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互信而建立的，受托责任观点，是现代管理审计的基本”，“受托管理责任与管理审计的关系再一次说明：没有受托责任就没有审计，而没有受托责任的演进就没有现代审计的发展”。
严晖博士（2004）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整合框架研究》中认为：“内部审计的本质是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机制”，“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演进体现了受托责任的发展过程，即由受托财务责任转向受托管理责任，由内部受托责任转向外部与内部受托责任，由低层受托责任转向高层受托责任，由关注合法性的受托责任转向关注效率、效果、经济性等内容的受托责任”。瞿曲（2006）也追溯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所界定的内部审计性质的变化过程，通过分析大企业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受托责任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受托责任系统的变化（包括受托责任环境、受托责任关系结构、受托责任内容、受托责任行为等的变化）对内部审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结论仍然是，受托责任的发展主导了内部审计性质的变迁。
刘秋明博士（2006）同样以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政府绩效审计的问题。他回顾了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控制观、报告观、理性观和战略观四个角度进行了归纳，并提炼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公共权力、绩效评价、提供和验证信息。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绩效审计的演变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共受托责任经历了受托财务责任、受托管理责任和受托责任社会责任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政府审计也经历了以财务审计为主，到以管理绩效审计为主，并向综合绩效审计发展的过程”。此外，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还推动了政府审计中内部控制、绩效评价标准等概念和实践的发展。
三、受托责任与控制
杨时展先生一直认为，受托责任与控制密不可分。“如果说，在会计的作用问题上我们和信息论者所面对的是一场控制和反映的论争，则在会计的终极目的问题上我们和信息论者又面临了一场决策论和受托责任的论争”（杨时展，1992）。“40年来，马克思的下面这句话在我们的论文中被广泛称引：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只有把这句话和受托责任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深刻意义”（1989）。先生认为，会计是解除受托责任的一个控制系统。进一步，“商品经济……使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不能自脱地生活在经济上的受托和委托的关系之中”，那么，在如此广泛和繁复受托责任关系中，还存在着哪些控制机制？他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研究空间。
王光远教授（1996）在考察了“控制（control）”概念的起源后指出，“关于控制与受托责任的关系，可以说自‘控制’概念产生就已存在”，“本质上讲，控制是受托责任的需要，控制是对受托责任的控制，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谓控制”。王光远教授还探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多样化所导致的受托责任过程控制的不确定性问题。Glynn和Perkins（1997）认为，为了确保受托责任，必须有适当的控制系统发挥作用，受托责任应是包括受托责任关系和一系列反应控制过程在内的一个整合结构。刘秋明（2006）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控制、政府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内部控制由会计导向向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的演变。其他许多学者也展开了对受托责任控制机制的研究，“现代组织已经建立了各种促使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机制：正式的报告关系、业绩评价、雇佣契约、行为监控、报酬制度（包括赔偿）、规范程序、管理层领导能力训练、员工手册等等。除了正式机制外，还有许多的非正式机制：群体规范、公司文化规范、对上级及同事的忠诚、强调对客户的尊重等等”（Frink和Klimoski，2004）。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期待的研究领域！
杨时展先生也为我们探讨受托责任与治理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对他人所有的资金、资源，在接受委托之后，光享运用之权，不负交待之责的情况，理上是不存在的”，“国家、政府、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如此，一切形式的合营、私营实体，也莫不如此”，这就涉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中的受托责任问题。不少学者研究了公司治理中的受托责任问题，我们也在博士论文中从公司治理理论及实践的角度出发，说明公司治理是受托责任系统中一种控制机制，其最终目的是确保受托责任系统的运行。公共治理中公共受托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会计、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关注。当然，在此方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待学者们付出进一步的努力。
四、“有志于道”的杨时展先生
如果仅从学术贡献的角度去解读杨时展先生，那是远远不够的。孔子曰：“士志于道”。“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许纪霖，2004）。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是理想的普通人格，追求的是社会性的人文理想，致力于“内圣外王之道”，“认定其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钱穆，2001）。杨时展先生正是一位坦荡而执着的践行者。
“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先生始终是从国家兴衰的角度来思考会计审计问题。他说，“会计这门科学和技术……确也有个‘所用之异的问题’。或以致富强，或止于青菜、萝卜”（杨时展，1986）。谈及会计的现代化问题，更是“对这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作为一个会计学的教师，实在感到无法向人民交代”。他曾感叹，“40年来，如果我们大多数公仆对他们手中经管的资金能稍稍有点受托意识、有点责任感，我们今天的经济效益和会计工作，就不致糟到这个程度”。他呼吁，只有社会资源掌握在“受托责任意识强的、能力强的、经济效益高的受托人手中，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才会优化，产业结构才会合理，经济效益才会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今天，不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受托责任展开会计审计问题的研究，实务界的许多政府部门、工商企业，也都开始推行“问责制”。或许，这还只是受托责任思想影响我们的一个序曲。
杨时展先生说：“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他自称“（会计）这个岗位上的一个多年的卒子”，却“实在不能不深感到责任的重大”。正是如此，才有了《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效益审计的设想》、《关于建立我国政府受托责任制的意见》、《从立法精神看我国会计的演进》等等关乎社会、民生之作。“尽管我教书教到白头了，每次上课前，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总怕讲不好，就这样，还经常感到课没讲好。孔夫子说：‘执事敬’，又说‘事思敬’。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正是自己应‘敬’的事。感到紧张，感到战战兢兢，也许合于‘夫子之道’”（杨时展，1986）。对于自己的职责，这位老者是何等的苛刻！
杨时展先生文化功底深厚，论证时旁征博引，分析时层层递进，摒弃华而不实，直击问题要害。论述国家审计和政府受托责任体制时，他从朱元璋惩治腐败谈到林则徐的《禁烟疏》；讨论受托人时，他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谈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为说明受托责任的重要性，他甚至比较《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老板与《聊斋志异》中接受刘夫人资助的书生在记账方面的差异。国学功底之深，信手拈来之娴熟，实在为我们后辈所望尘莫及。先生行文流畅、语言精炼，阅读时有着极强的节奏感。行文中，先生认为重要的观点或字句，还往往会用圆点特别突出，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也许很漫长，但对于求索不息的人，一生又是何其短促！德鲁克（Drucker）说，“在时间之中，在社会领域里，没有人随着时间的开始而展开生命、随着时间的终结而结束生命，每一个人都从前面的人接受历代留下的遗产，持有短暂片刻，再把它交给后来的人”。杨时展先生，这位唯恐“奉献不抵享受”的学者，不只是做了一个“传递者”。他用睿智的眼光和对知识的热情，发现着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的“暗物质”，又用质朴而形象、简短而有力的语言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用一身的傲骨和对真理的崇敬，以婴孩般纯净的心灵抗击着污秽和流俗，感染我们的是不屈的责任感和炙热的爱国心。他用短促的一生谱写了瑰丽的篇章，用生命和智慧在长空中留下了永远印证历史的痕迹，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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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学生学习兴趣，随着课程的进行，陆续介绍相关的资料。以2010年度授课提供的资料为例。①人大经济论坛，此论坛资料丰富，有很多案例分析的数据资源。②《女士品茶》统计科普书籍，该书生动有趣，可作案头书。③《北美一流统计学专业课程设置》，了解到很多同学想出国深造，所以提供该研究报告。④2010国内统计学热点研究问题，以此了解统计研究热点问题。⑤《离散多元分析-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定性数据分析的理论，以此做相关课程介绍。⑥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2010境外讲学课表，从中可以了解统计学热门研究领域。⑦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前还款风险实证研究》，培养统计方法的综合运用和资料查询。该论文里面用到了因子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逻辑斯蒂回归等统计方法。
3作业的布置及相关培养
在大学数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兴趣，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是大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选课人数分成兴趣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留大作业，鼓励大家查找资料、编程、实证分析，处理实际数据，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侧重于数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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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并不是单纯的走出、走入，它们拥有更深刻的含义。“走出”新闻学其实就是跨学科的进行新闻学研究，指的就是不仅要对新闻学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还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利用更为广阔的知识以及方法，让新闻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更深刻，也能够达到让新闻学不断发展的目的。“走入”新闻学其实就是真正的走进新闻学，将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概念等学术理论都详细的掌握，将这些知识以新闻学的方式对新闻学的问题进行分析。除了要真正的“走入”新闻学外，还应该将新闻实践也作为重要的内容。
在当今社会中的任何学科可都不可能凭借着单一课的知识来解决社会中的问题，除此之外想要让学科更加的进步就需要与不同的学科知识相结合，因此跨学科的研究新闻学是非常必要的一种态度。但是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走入”新闻学。新闻学在我国虽然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但是它仍然具备着比较完善的教育、研究系统，新闻学的教育体系甚至随着新闻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的扩大规模，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也让一些新闻学的研究出现不够严谨、偏离学术研究的轨道。
三、“走出”与“走入”新闻学的方法
（一）“走出”新闻学的方法
1.完善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知识
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的时候，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十分的多，因此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熟练常握对于进行新闻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没有扎实的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就将会导致无法理解一些复杂的理论以及一些方法，有时候甚至因为掌握知识的不够牢固，无法参考更多的知识，影响思维的发散。掌握浅显的其它学科知识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并不能只停留在这一阶段而不更加深入的进行，只有更加全面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识，才能够让研究更加的深入，还能够对新闻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创新的思路。
2.对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创新
创新可以说是掌握其他学科知识的目的，通过对学科知识的牢固掌握除了能对新闻学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创新之外，学科之间的交叉地带同样也是能够进行创新的。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更加的深入，真正的实现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结合。
（二）“走入”新闻学
1.端正态度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对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的时候，应该以虚心求教的态度进行学习，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以学科知识的掌握为基础的。新闻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新闻学的历史也并不断，因此在我国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很多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国外一些经典名著的译本，还有国内学者的研究论文等，这些都是我国新闻界学者的成果，因此在进行这些知识的学习的时候应该端正态度，虚心的进行学习，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新闻学研究。
2.结合实际
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的时候应该以新闻现象以及新闻活动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样才能够将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是一旦对新闻学进行研究，就需要针对新闻活动、新闻现象进行研究，不然就无法真正的促进新闻学的发展。新闻学与新闻实践活动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进行新闻研究时，了解新闻业界的现状，从新闻活动中认真观察，并从这些活动与实践中找出问题所在。这样才能够让新闻学的研究一直沿着新闻活动、新闻实践，促进新新闻学发展、社会进步的发现进步，找到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3.与新闻界互动交流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独自一人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这样既能够了解学术界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对自己的研究产生新的启发，让研究进行的更为顺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是从其他学科进入到新闻学研究中的，因此对着这些学者来说，新闻学的研究难度更大，只有与学术界加强交流，积极参加学术会议，这样才能够掌握到学术界前沿的知识，研究更为具有新意的问题。这些都能够对新入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帮助。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提升新闻学研究水平的方法，只有真正的深入新闻学的研究，才能够对新闻学的理论等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从中找寻出新闻学的不足，这样才能够在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的时候能够目标明确的进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的时候，仍然需要保持新闻学的主体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学的独立以及新闻学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固守新闻学领域，与其他的学科划分界限，忽视其他学科的优势以及新闻学的劣势。只有真正的了解两者的含义，才能够在提升新闻学研究者素质的同时，让新闻学换发新的光彩。在“走出”与“走入”的过程中同时也要保持自觉与警觉的心态，才能够让新闻学研究水平得到真正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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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综艺》杂志(Variety)统计，美国的电影学院、大学里的电影院系约有90所，公认出色的电影学院有25所。排名靠前的包括：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choolof Cinematic Arts)，简称USC-SCA，一大批业内精英在此执教，著名的校友包括《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也曾长期在此执教)、《达芬奇密码》导演朗 霍 华 德 等;纽 约 大 学 帝 许 艺 术 学 院 (NewYork University-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简称NYU-Tisch，著名教员包括斯派克 李(SpikeLee)，华 人 著 名 纪 录 片 导 演 崔 明 慧 (ChristineChoy)，电影研 究专 家 罗 伯 特 斯 泰 姆 (RobertStam)等，校友里则有马丁斯科塞斯、李安等大导演，将近半数奥斯卡奖最佳短片获得者也都出自这里;美国电影学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简称AFI，这里以评选AFI影史最佳100部影片而出名，兼有研究院和教育机构双重使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School ofthe Arts)，以传播和文化研究最先享誉美国，这所学院近年来的制作专业发展非常快，已经成为美国顶尖影视制作培养机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和戏剧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its Departmentof Film，Television and Digital Media)，最著名的校友是教父系列的导演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 Coppola);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这所学院集中设置全配置的艺术学科，是美国一流的专门艺术学院。其中的电影电视学科划分极为细致，从导演、摄影等常规专业到特效、化妆等全部包括，旨在培养非常专业的制作人才。
除此之外，很多大学都开设电影专业并各有侧重，比如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电影研究在全球范围都有很强影响力。
在影视教育的高端特点之外，美国的电影教育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化态势。从上述最高端的一批电影学院，到大学里一般性的影视学院，再到一些社区大学里的影视系，以及专门的培训学院，为各种学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而且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很多电影院系和业界的联系非常紧密：一则表现为许多业界人士直接就被大学聘为教职人员;二是，大部分著名的电影院系都位于洛杉矶、纽约、旧金山-湾区、波士顿这些影视制片发达的地区，这也使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行业成为可能。比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从日常教学到毕业创作，校内学习和电影行业操作规范高度接轨。这座学院的艺术硕士的毕业作品里呈现出的：无论是制作流程，还是资金运作，与不远处好莱坞制片厂内的电影运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二、美国电影教育的类型划分
美国的电影教育相关专业，大致可分成两类：专业学院和大学里的影视院系。所谓专业的电影学院或者艺术学院，是独立的、专门的艺术、电影电视教育学院，大体类似俄罗斯的莫斯科电影学院、法国Le Fmis电影学院或者中国的北京电影学院。这类中最著名的为美国电影学院、加州艺术学院等，这类院校提供细分化的影视教育，比如导演、摄影、录音、灯光、特效、美工等，但这类学校一般不颁发学士学位，而是提供一种副学士学位(associate)，大概可以翻译成专业或专科学位。因为这类学校偏重培养的是专门人才、非常实用性的行业人员，所以能进入这类学校里学习也是很多致力于此的学生梦寐以求的。比如位于好莱坞的美国电影学院(AFI)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但因为在里面授课的都是行业里的杰出人员，甚至包括马丁斯卡塞斯这样的大导演。所以能进入其中，获得一张文凭，是极为不容易的。2013年，美 国 年 轻 导 演 达 斯 汀 布 朗 (DustinScott Brown)从 社区大学圣莫妮卡学院 (SantaMonica College)电影制作系毕业后，众筹资金、独立制片拍摄出了短片《团结》(Solidarity)，入选了法国戛纳电影节，并被票选为美国圣巴巴拉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短片，凭借此片，他获得了进入AFI导演专业深造的机会。由此可见，能跻身其中进修的，都是获得不俗成绩者。
大学中的电影院系是依存于综合大学的影视院系，虽然不完全独立，但也有相当强的自主性。比如纽约大学的帝许艺术学院、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这两所学院也被认为是分据美国东西海岸两所最强的电影学院。这类学校一方面重视学生制作能力的培养，一方面也注重研究和综合素质的 提 升。能 颁 发 学 士、学 位 硕 士/艺 术 硕 士(MA/MFA)甚至博士学位，不过博士学位只在电影研究领域颁发。这类院系是美国电影教育的重镇，它们在大学的体系之内，在培养专业素质的同时，也提供更加综合的人文、艺术类课程，学生能够接触到的是更加综合的课程体系，因而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而且，综合大学电影学院里面，本科教育是最为重要和完备的。比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电影研究专业(Cinema Studies)所规定学生需要获得的128个学分里，40个学分来自电影制作课程，46个学分来自电影史和电影批评课程，其他的学分必须通过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获得，这就保证了学生成为综合素质很高的全才，而不仅仅是专业制作人员。
三、综合大学里影视学院的课程特点
综合性大学里的影视院系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素质，从遴选学生和基础课程设置都可以看出来。拿纽约大学帝许艺术学院举例，如果要申请进入其中学习，除了学校规定的成绩之外，还要提供很详细的专业素质考察材料，并需要面试。这些个人材料包括：
1.一页 纸 的 简 历，要 包 含 从 事 类 似 创 作 的经历;
2.带领一个团队或与他人合作的经历简述;
3.讲 一 个 自 己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或 者 有 趣 的故事;
4.描述一件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艺术作品;
5.视觉化故事讲述。可以是一部短片、一组照片、绘画作品或者写一个可以视觉 化 呈 现 的故事。
第五项是最为重要的，很多学生也在入学前为了准备第五项费尽心机。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影视戏剧学院的入学资格考察都和此类似。可以看出，这类院校看重的是学生讲述故事以及视觉化呈现一个故事的能力。随后，这些院系会对学生进行完备而严苛的基础教育。这里的专业划分并不特别详细，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导演、编剧、摄影、录音和制片的课程，以及相关的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学课程。在高年级才进入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室项目，比如有志于摄影的学生进入摄影工作项目(workshop或studio)，到了这个阶段，课程才会有详细划分，比如黑白摄影、彩色摄影、摄影机械、胶片和数字、数字调色等。
尤其受到NYU-Tisch重视的，是创意和戏剧写作视觉传达和纪录片。首先，这个学院里不仅有专门的写作专业，而且每个学习制作的学生都要经历至少长达一年的写作课程训练，包括电视脚本、视觉故事写作、戏剧剧本、电影剧本等。此外，学生要学会用各种媒介讲述故事：图片、活动影像和广播。纪录片也是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程，其中包括一般性的纪录片拍摄和录音，也有高级的纪录片制作工作坊，还有其他院校里不太常见的纪实广播写作和制作只能使用声音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重视纪录片制作的训练是美国很多影视院系共同的特点。在USC电影学院，纪录片制作分成三个等级。所有学生必须经历第一和第二等级，每个人拍摄一部纪录短片，如果想进入第三等级(Advance)，则必须提交一个拍摄好的题材小样，受到教授肯定之后，提交者可以成为导演，没有被选上的则从事制片、摄影、录音和剪辑工作。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生的纪录片制作要求是极为苛刻的，每个学生都要受到摄影、录音、导演和剪辑的训练，每个学期，学生要轮流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也就是两学年才能完成纪录片专业的学习。最为不可思议的是，纪录片摄影要求使用的拍摄设备是摄影机和16mm胶片。按照系主任詹克洛维茨(Jan Krawitz)的说法我们按照老派的做法训练学生。
在大学之外的独立电影电视学院，本科或者副学士教育是重点。但在综合大学的影视院系，学生可以进入更高一步的学习阶段。大学里的电影教育实行制作和研究型教育分别对待的做法：制作教育偏向高级制作人才的培养，最高学位为艺术硕士(MFA);电影研究教育则更多和艺术、人文、社会学交叉，硕士为艺术学硕士(MA)，最高为博士(Ph.D)。这种分别对待的作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和学术的精英化，MFA主要任务就是学好制作的本领，不必在理论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树，毕业作品一般要求为30分钟以内的影片。影片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很多毕业作品直接就进入各电影节、进入院线发行，甚至获得奥斯卡短片奖。制作领域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没有我国存在的那种导演博士、摄影博士的现象。电影研究有些在专门的影视院系，有些分布在综合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等相关人文院系里，比如耶鲁大学东亚系、迈阿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这类学科要求学生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才能完成学业，而且越来越看重和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一般说来，美国的电影学博士能在5年以内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的，会被视为极出色的电影研究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师资的配备上，二者也体现了很大差别。MFA的教师大部分聘用业内杰出制作人才任教，教师本人的学历不是最严格的杠杆。比如在NYU-Tisch里面，任课的全职教授只有4人，而兼职、聘任教师则多达100多人，连担任电影制作系主任、大名鼎鼎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都只是兼任教授。而电影研究领域的教授的资质审查就和其他学科相当，要求有博士学位，要求 有 质 量 过 硬 的 专 著 和 论 文，比 如NYU-Tisch的纪录片研究副教授乔纳森卡哈纳(Jon-athan Kahana)，他的博士论文《情报作品：美国纪录片的政治学》(Intelligence Work：the Politics ofAmerican Documentary)在完成当年被评选为该年美国电影学最佳博士论文，把纪录片和政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而有资格毕业后到纽约大学任教。
篇13
一、今文经学与汉赋共镶大汉盛世旌旗
《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枝）叶繁滋。”《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大赋的崛起，无疑得益于前期文学经验的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今文经学的时代精神。
汉赋作为成长在独尊儒术，大一统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意识形态，其必然受到来自儒家经学的影响，因此汉赋也必然与政治教化联系起来，由此，赋就成了今文经学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任何文学体裁的产生，他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必然经过历史的影响和选择，因此，赋体的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也必然受到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经世致用的主流意识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他把汉赋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鸿裁”“雅文”，另一类则是“触物致情，因变取会”的“奇巧”“小制”。大一统今文经学影响下的汉赋则必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鸿裁”“雅文”，这种“雅文”铺陈写物，“不歌而诵”，吸收楚辞的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丰富自己的体制。
汉赋在宏大的汉式建筑里不断生根发芽，以至于它也在这盛世里面铺排扬立。汉赋讲求气势与铺排，不论是最先写下著名《子虚上林赋》的司马相如，还是追迹而起的扬雄班固、张衡，他们创作中对于客观事物完全作为独立对象的精确描摹，那种宏观的审视能力，恢弘的气度，以及夸张的笔力，铺陈的手段，显然都标志着一种纯粹文学意义的表现能力的提高。当然这些表现力都来自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围绕着大汉经世致用的奋进步伐，挺立于浩荡的盛汉意识。汉赋作为今文经学最忠实的意识载体，它也正适应了今文经学的这种霸力和占据主力的气场。因此汉赋自有《七发》，便一发不可收拾。刘勰称：“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 “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作为汉大赋的标志性人物，司马相如对于汉赋的写作更是炉火纯青，其作品不仅气势恢弘，思想力更是深刻要紧。至有司马迁称赞司马相如的赋说“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诗经与汉赋联系在了一起。后来的汉宣帝更是认为辞赋“大者与古经同义。”直接把赋看成是诗经的余绪，诗经的继承，宣帝在将汉赋纳入经学轨道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推断，经过武帝时期今文经学的大发展，赋学的弥盛，汉赋在今文经学的指引下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同时也成为今文经学门下得意的创造者，并得与今文经学共镶大汉盛世的旌旗。
二、今文经学指引着汉赋强烈的现实诉求
今文经学的歌功颂德与汉赋思想密切相关，汉赋歌颂与讽谏的主观意图调和了盛世王权与儒家的政治诉求。汉赋铺张扬厉的表现手法以及对至美的追求显然与经学定一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人疆域的拓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联。今文经学深广普达的意识形态响了汉赋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发展衍化。比如说，如果没有谶纬神学的渗入以及神话和仙话、时空文化、音乐舞蹈和衣食文化等对汉赋的影响，汉赋的思想性就不会完全的被激发，汉赋感性思维的大肆渲染就会泯灭，奇光异彩就将会大打折扣。所以汉赋需要今文经学拓宽经学的门径和内容。只做前代继承人的经学也满足不了新兴文学体裁现实需要。以此，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不得不说是给了经学一个的巨大发展的好时机，汉赋也乘着经文经学的东风，自觉于“通讽谕”、“尽忠孝”的结果，主动向儒术、经学靠拢，于是也迅速腾飞于文学史的顶端，历久不灭，生机盎然。
此外，汉赋腾飞与以公孙弘、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的的贡献密不可分。这是公孙弘、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以《公羊春秋》学为基本内容的今文经学，它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适应了社会学要的必然结果，从而高处一尊。自司马相如起，在大赋作家笔下，不仅充满儒家仁政、德化等一般说教，而且还不同程度地触及或反映了诸如“天人应合”、“大一统”、尊君抑臣、倡言改制以至侈谈祥瑞之类的内容，具体表现了所受今文经学的实际影响。以此，今文经学事实上还铸造了一种正统的赋观。这就是，把大赋的作用比拟于《诗》教，按照《诗》的“美刺”价值要求大赋同样具有“劝”与“讽”的政治职能。汉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都是对这种赋观的明确表述。这些都是汉赋深入人心，汉赋在今文经学的指引下得为正统，文学意识形态归流盛世文学的实现也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今文经学指引下的辞赋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审时度势地传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主流意识，达到了与之相对应学术地位，并最终运用这种主流意识，渲染了汉代文学，使今文经学历久不衰，传之不竭。这种传承，是今文经与时俱进的发展眼光，也是意识形态归流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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