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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耻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2罪感文化观
在西方社会中，“罪感文化”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基底，对西方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关于“罪感文化”，西方人对其下的定义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的文化”。这个含义也告诉我们，在一个罪感文化的社会里，人们普遍地认为，如果违背“道德的绝对标准”，就会感到罪。西方的罪感文化以基督教“原罪说”为形成基础，“原罪”教义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提出来的，在他之前是没有“原罪”一词的。在基督教里，“原罪”具有模棱两可的意味并被人所责诟，但原罪说的提出却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教义学和神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奥古斯丁对“原罪”的定义是:“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就是使婴儿也要必须受洗的罪。”因此人类是有为善的可能性，但是后来罪介入了，产生了恶，人的善就不再完全了，这样，人的善性因为先天的原罪性而不能得到救赎。人不能靠自己来得到救赎，而必须靠上帝的救赎才可以得到拯救。
2“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冲突
2．1起源不同
若要研究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冲突，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二者形成的内在因素。儒家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深受的影响。各民族在起源时由于环境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差异和人类创造力潜能的不同发挥等因素，形成了初始的民族文化差异。开始时，这种民族文化差异可能很小，随着几千年来在各自地域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差异变得越发明显。“耻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这也正是为什么“面子”在东方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东方人十分在意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评论，他人眼中的自己比自己眼中的自我更加重要。“面子”一词只有简单两个字，却蕴含了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东方人最典型的社会意识。
2．2强制力来源不同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构建社会的方式是有显著差别的，前者依靠外部力量，后者倚重内部力量。所谓“耻感”或“知耻”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外部的力量。“耻感文化”源自社会及他人所施加的强制力。正如本尼迪特克所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有外人在场。但是在一些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而切实得到解脱。“罪感文化”所体现的是一个由内向外的心理过程。他人是否在场或知晓并不是内心愧疚最根本的来源，自己的内心才是痛苦的源泉。只要认为自己没能达到自我期望，或者违背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那么罪恶感就会产生。这完全与他人无关，是不存在侥幸的，因为人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罪感文化”由此看来比“耻感文化”更加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
2．3解脱方式不同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采用迥异的解脱方式。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这就说明，在“罪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是一种来自人的心灵深处的自发和自主的力量。这一点，从西方电影中频繁出现人物去教堂忏悔的桥段中就可见一斑。而“耻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则是一种从外部提醒和推动的力量。与“罪感文化”的自主性相比，“耻感文化”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种心理所与“罪感文化”对待“恶行”的心理上来说是有所差异的。东方人不会在做错事的情况下，主动找人倾诉忏悔，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会破坏他们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或影响自己的社会地位。忏悔于事无补，只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因此“耻感文化”下的东方人会默不作声。
篇2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篇3
合理利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事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水土保持应该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水利方面，我国存在着水多、水少、水污、水浊的四大问题。其中水浊既独自为害水体，又增加其他“三水”对河流的不利影响，处于关键地位。水土流失破坏土壤结构，降低植被质量，影响流域对径流的调蓄能力，增加水多水少的矛盾。泥沙增多既降低河流质量，影响水生物活动，又作为污染物的载体，提高污染的浓度与防治的难度。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似不应就问题论问题，而应当追根溯源，将水土保持作为水利的中心环节与战略措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
水土保持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用问题，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既注重于经济发展，更关注生态环境，既要有辩论思维，又要考虑政策法规。从人与自然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才是水土保持的最高理想。当然，这既是很高的要求，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既限于科技水平，也限于政经条件。但是只要我们努力研究，积极争取，总有一天能够达到或部分达到这一艰巨而伟大的战略目标。
2土壤侵蚀量与输移比防治的方向与对策
流域面上的土壤侵蚀量与进入河道的输沙量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密切相关。根本原因就是土壤侵蚀量没有显著减少。一般总是从源头开始，正本清源，将侵蚀、输移、沉积贯穿为一个整体，以观其全貌的拦截与滞蓄，然后进入干流。干流输沙量与流域侵蚀量的比值称为输移比。有些专家从土壤植被、地形地貌、流域面积、时空差异等多方面对输移比作了理论分析；有些专家根据众多考虑与测试成果分析了水沙从源头至主干流一系列变化及相应的匡算。防治:一是防蚀，二是拦泥。拦泥作用显著，成效快，有利于防疗急性病症，狭义的水土保持，顾名思义是减蚀，一般包括农业措施、林草措施和以梯田为主的坡地工程措施。这些措施直接作用是减少水土流失，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态环境，间接作用是减少进入河下游的泥沙，减少河道的淤积抬高和洪水威胁，利在当地，惠及全河，既具有拦泥坝库对下游的有利作用，又没有拦泥坝库对当地人文社经的某些不利影响。
3水土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水土保持与水土利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为国民经济服务。保护为了利用，利用必须保护，两者相辅相成，总体效益更为完善，是科学发展观，人地合一保证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水土保持的内容与要求已为大家所熟知。中小型的水土利用复杂多样：一是建设基本农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植树种草培育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三是营造水窖、坑圹、涝地，就地调蓄雨水，提高当地抗旱防旱能力；四是引洪漫地，放淤改土，引水垦荒既增加耕地数量，也提高土壤质量；五是开发小型水电，直接缓解能源匮乏，间接维护林木发展；六是大中型灌区的浑水灌溉、中小水库的吸泥排沙，充分利用水沙资源，增肥保墒。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坡改梯与淤地坝是水土保持工作中两项主要工作措施，目的是调整坡地与沟道的坡度，以就地入渗和就近入渗方式达到减轻水土流失的作用。淤地坝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小型拦泥库的作用，长期效果可能降低，梯田可以持续利用，两者时空搭配，相辅相成，共同对黄河中上游的减泥增产发挥重要作用。大部分水土利用的成就，是广大群众的自发性成果，不够理想。有时拿泥沙填死库容，难以发挥肥力作用；有时削坡填沟，劈山筑路，破坏表土；有时管理不当，良田沃土遭受沙埋沙压，变利为害令人遗憾。提高水土流失方面的水土利用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4水土保持的效益与评价
水土保持是一项面广量大、复杂的系统工作，要全面测试分析评估其效益，确实不易。一般将水保效益分为经济、社会、生态三部分，对水少沙多的北方河流还增加一项拦泥效益。不同水保措施，不同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单项效益，以便为水保评价提供依据；从土壤流失至进入干流之间各河段的水沙变化及其对周边的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影响，以便了解输移过程，可能产生的负效益或不利影响，如对大小水库、坑塘、涝池的运用寿命，对河岸的冲刷破坏，对农作物沙压减产等。效益计算：采用有无措施或增减措施后在时空方面的对比。为实现科学管理和国家决策要求，必须客观地、定量地认识和评价水土保持的全面和单项问题，揭示水土保持的基本情况与动态变化、水土保持的成效与进展，水土保持的潜力与展望。总效益是各项效益的融合，研究分类效益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应是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既是总效益的一部分，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研究与不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现实意义。经济既是各类措施的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
篇4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篇5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于1990年在《哈佛管理评论》中首次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之后，有关企业发展及其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就迅速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对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如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较多，但就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的、深层次的因素——企业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将在这方面作出探索。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的界定。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andHamd，1990）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组织中的集合性知识（Collectivelearning），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多样化生产经营技术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蒂斯、皮萨诺和舒恩（Teece、PisanoandShuen，1990）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伦纳德·巴顿（Leonard-Barton，2000）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包括员工的技能、物理体系中的知识、管理系统和价值观四种形式的技术竞争力。
本文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又称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它企业且与竞争对手相比更具特色与优势的能力或特征。它可以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等众多能力要素中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能力，也可以指一个企业所有能力要素构成的综合竞争能力或整体能力，它通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由企业所拥有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品牌与信誉、客户、营销网络等核心资源和资本及风险管理能力、知识管理能力、人员管理能力等核心能力构成，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系统体系，其中包括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要素。一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优化出来的群体意识。二是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员工和企业的行为，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所以，对企业价值观的讨论，不仅是企业文化关注的中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企业的发展最终是受企业价值观的支配。三是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成员对企业、企业行为与企业各种活动成果的总体印象和总体评价，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承认程度，体现了企业的声誉和知名度。企业形象包括人员素质、企业风格、人文环境、发展战略、文化氛围、组织外貌等内容。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1、核心竞争力根植于企业文化之中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是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最广泛的因素。它一方面影响企业员工、品牌与信誉等企业核心资源；另一方面对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的形成、提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IBM咨询公司对世界500强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建立适应知识经济的企业文化是世界500强的共同特征。它们出类拔萃的关键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其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则根植于它们独特的企业文化之中。”
2、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1）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企业的发展依靠三方面的积累：第一是人才积累，第二是知识积累，第三是经济积累。其中经济积累靠人才积累和知识积累，人才是知识的载体，而企业文化是影响人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是员工行为和欲望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企业文化培养员工服务社会、奉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并辅助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管理模式，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这种影响力是持续和长久的。同时，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员的加盟并留住自己的人才。
（2）提高企业管理能力。“企业管理根植于文化，企业文化应用于管理。”一方面企业文化的产生受到管理理论发展的催化，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理论丰富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内涵。如果说从传统管理阶段到科学管理阶段是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从科学管理阶段到文化管理阶段则是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理论是管理思想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企业文化变革能够推动管理创新，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文化变革影响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而影响企业管理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影响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人管人气死人，制度管人累死人，文化管人管住魂”就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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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书馆知识管理概念
知识管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管理，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取、传播和应用的管理。从广义上说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还包括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一般来说，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图书馆显性知识是指已经编码好并存储于图书馆的一切知识，主要包括馆藏文献、数字化馆藏及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资源；图书馆隐性知识是指存在于图书馆员工中的体验、思索、感悟、技能、诀窍和经验等。
二、图书馆知识管理特征
(一)以信息资源管理为基础
信息文献资源是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对象，它贯穿于图书馆工作流程中的每一环节，因此，信息资源管理是图书馆知识管理的一个主要内容。通过对文献信息等显性知识的收集和加工整理，将其中有价值的信息挖掘出来，进行分类存储，建立动态的知识库体系，激活固化静态的知识，使其得到有效的流通和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现代图书馆来说，馆藏的概念和质量都发生了变化，馆藏的内容除了传统的纸质文献外，还有大量新型载体的文献，如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图书馆采用知识管理理念，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纸质文献资源数字化，对数据资源进行多向连接、分类整理，建立不同主题的知识库，并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广泛的传播渠道形成及时可用的知识流，以供读者利用。
(二)以人力资源管理为核心
知识管理的任务就是开发管理好人力资源，充分释放每个人的智能，运用集体智慧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图书馆知识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使人具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人作为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具有进行知识创新的可能，以创新为目标的知识管理就是要挖掘人的智慧潜能，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将存在于头脑中的隐性知识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转化为显性知识，并搭建不同层次的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采取各种奖惩管理措施，推进个人和图书馆工作的共同创新从而实现图书馆的全面有效管理的实现。
(三)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信息技术作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对图书馆知识价值链进行管理，将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存储，加强对知识的分类、整序，建立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知识流网络环境和成熟群件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利用高效信息技术和新型的管理方法为依托，使那些在知识获取方面受到物理限制的人能够对知识加以利用、挖掘、存储、传播和共享，从而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整体平等分配。
三、加强知识管理，促进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一)改变管理观念，进行知识创新管理
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是种类似于仓储式的管理是人对物即文献书籍的机械二分性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人和物处于二元对立状态，不利于人的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积极改变观念，改文献管理为知识管理，发挥人的能动性，进行知识创新，以通过追踪国内外图书馆学的最新发展动态，丰富与发展图书馆学的研阅手续和关卡，建立符合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在管理过程中，形成多元多维的知识管理体系，最终实现知识创新管理目标，建构图书馆核心竞争力量。
(二)优化组织结构，实现图书馆组织模式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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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加大资金投入来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等概念的提出大大提升文化产业的地位和比重，大量文化产业从此出现。但由于我国文化企业起步晚、实力弱、规模小、风险高，所以很难找到适合的投资、融资机构进行合作。而风险投资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投资方式，是由金融家或机构投入到有巨大潜力、高成长性、新兴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无论是从投资理念还是投资机制，文化产业的特点与形式都与风险投资的标准相契合。
2、风险投资领域、投资强度在不断扩大
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新兴的文化产业不断诞生。随着合作的深入发展，风险投资者的利润收益在不断提高，投资强度和投资领域都在不断扩大。从一些互联网创业者平台公布的信息就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企业获得融资。例如，从36氪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近一个星期，就有近百个文化企业完成了首轮融资，金额都基本超过了百万美元，其领域涉及到数字娱乐、趣味社交、在线教育、旅游户外等多种领域。由此可见，风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强，领域越来越宽。
3、文化产业的研发阶段投资力度不足
风险投资者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一般只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提供大量的资金投入，对起步阶段的企业的投资力度极小。风险投资者对于处于研发阶段的企业兴趣强、有期望，但一般都是只立项，实际资金投入少之又少，基本属于观望状态。这导致风险投资在文化产业上的投资金额和项目不对等。而文化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研发阶段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此时风险投资不愿拿出大量资金进行合作，导致了该阶段的投资力度严重不足。
二、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面临的法律问题
1、文化产业的成果保护制度不健全
文化企业的产品存在形式一般是无形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如何保护一个企业的智力成果是一个文化企业是否能够长远发展下去的关键问题，但中小型文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相互抄袭模仿现象严重。对风险投资者来说，企业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保护措施是否完善是其决定投资与否的重要参考。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起步晚，发展不够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较为分散化，各法律法规之间有所出入、甚至出现矛盾，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例如，我国的《专利法》和《商标法》的法律条例在范围和力度上存在差异。
2、风险投资缺乏政府监管及相关法律保障
由于风险投资属于新兴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形成健全的体系。目前我国现有的风险投资的制度政策都只是起到宏观上的指导作用，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条例，可操作性差。没有政策法规的规制，造成了很多投资者错投、滥投，最终投资失败。另外，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者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也导致了不规范的现象出现在投资过程中。在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方面，政府虽然对文化产业有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但力度和效果都不明显，很多民间资本都很难进行风险投资。
3、风险投资者的机制缺陷
风险投资者必须通过中介机构来与政府、文化企业以及其他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交流合作，而当前我国的中介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很多机构在政策、法律服务方面的工作都不够到位。两方的交流渠道不够畅通以及缺乏法律政策的支持，极易造成决策失误及投资失败。另外，风险投资机构对客体的甄选机制僵化。由于缺乏专业性的判断能力，风险投资者会优先选择口碑好、信誉强、有一定名气的企业进行投资，忽略很多有潜力、有想法的中小型文化企业。还有，有时一家文化企业的风险投资者不止一位，可能两位甚至多位。多位投资者同时作为企业的股东，其在公司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同，也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这就需要相关制度来规范风险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解决投资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解决上述法律问题的几点策略
1、健全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对于企业成果的保护，需要一个健全的保护制度。国家一定要加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工作，健全保护制度，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国家还要加强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进行一定的修正，对当前各法律之间知识产权不对称问题着力进行解决，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的完善。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有利于风险投资者看到文化企业巨大的发展前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加强政府监管，建立相应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完整的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这与国家长期以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国家政策方面看出投资导向，也就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当前情况下，必须加强政府对风险投资者的监管，给予风险投资者一定的优惠，改变风险投资者盲目投资的现状，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引导正确的市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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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
三国鼎立时期的英雄层出不穷，但却性格迥异。电影《赤壁》抓住了各个人物身上的主要特点，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恰当的附加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对和平、自由、团结等精神的向往。在影片中首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重情重义，在危难之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周瑜在练兵时就强调“东吴军队需要的，就是齐心”，之后又用编草鞋的草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和诸葛亮本是不合的，周瑜不能忍受诸葛亮比自己更有才华。但在赤壁中的他们是资料来源于/彼此的知音，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在合奏的曲子中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思。在《赤壁》中除了表现英雄人物在战场上的神勇和在战术方面的智慧，还表现了不少他们的个人生活，这样就摆脱了好莱坞电影平面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有立体感。刘备多年保持编草鞋的习惯，拿起课本教书的关羽与在战场上勇猛无敌的他判若两人，而张飞放下丈八的长矛竟然拿起毛笔也挥洒自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亲自给鸽子洗澡并用扇子为其晾干。这些情节不仅让三国中的人物走下神坛，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在无形中融入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也是带有现代精神的历史传奇。
三、张弛有序的节奏剪辑
电影《赤壁》的节奏发展非常有规律，与好莱坞电影的节奏有几分相像。在松紧交替的节奏剪辑啊中，导演将中国的文化与故事情节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总的来看几场战役是紧张而激烈的，其中穿插了很多缓和观众紧张情绪的段落，从而防止审美疲劳。比如在紧张的练兵场忽然传来悠扬的笛声，随后摇入的几个远景镜头就像中国的水墨画，表现出大山的巍峨壮美、云雾朦胧。待笛声停止后。丢牛事件又让观众不由得的紧张起来，而为小马接生和小乔的出场又让观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接下来一段瑜亮的合奏非常激烈，用琴声展示了中国的古典文化。在《赤壁(下)》中主要是影片的情绪跌宕起伏，或喜或悲，或愁或忧，穿插变换，同时用两条主线叙述两军战前的准备过程。在孙权为染伤寒病去世的战士而忧虑时，曹操却大声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无形中也传播了我国的诗歌文化，表现出曹操豪迈的气概。在赤壁之战的到来之前，小乔尽力为风向的转变拖延时间，劝曹操喝杯茶再去打仗，通过这一情节将中国的茶文化展示给世界。四、超越时代的台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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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开发现状
金坑梯田的开发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旅游开发前金坑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山村之一。2003年政府投资400多万元，开通了双河口至大寨村的公路，大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如今，全村共有农家旅馆52家，床位达1500多张。结合“文明卫生屯”创建工作的开展，到2005年底，大寨村已有180多户完成了“五改一建设工程”，全村的卫生面貌大大改善。硬化的旅游道路达3000多米，寨底建有能停80辆汽车的停车场。如今大寨村共设有三个旅游景点，以石阶铺级而上。有“千层天梯”景观、“西山韶乐”景观、“金佛顶”景观等。站在观景台，游客可以尽享梯田美景，领略瑶族风情。据统计，2007年，到金坑梯田观光的中外游客已经达到了15万人，日游客量达180人，黄金周每天更是高达2000多人。随着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948元猛增到2007年的3000元。
二、旅游开发中金坑红瑶文化面临的问题
（一）物质文化变迁
1.建筑文化变迁。旅游开发前，金坑红瑶建筑为全木结构的半边房，以杉木为材料，采用几何原理搭建而成，一层是用作关猪、牛、羊、鸡、鸭，堆放材料、安置厕所，煮猪食炉灶、砌房等。二层用来住人，中堂作香火神龛，左间为火塘，用来取暖、进餐，其余为卧室。三层则做储藏室，堆放粮食和杂物。随着旅游业的到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当地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红瑶建筑无论是在结构、功能、还是在建筑材料和建筑工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往日的下罗盘、安梁木等仪式更是鲜有见之。
2.服饰文化变迁。服饰文化可谓是红瑶文化的亮点，也是红瑶得名的原因。旅游开发前红瑶，女性几乎都着民族服饰，以红衣为主，绣有春牛、龙凤、狮子、麒麟、鹿、山羊、蝴蝶、鸡、鸭、鹅、鱼、竹木、花草、八角等图案，特别是衣背正中挑绣的一对老虎印最为醒目。关于这对貌似官印的老虎印还有这样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有一天皇帝上山打猎遇险，差一点被老虎吃了，是一个红瑶女救了他，为了答谢救命之恩，皇帝砍下虎爪，蘸上虎血，像印章一样印在瑶女的衣背上，传旨以后面君不用下跪。回家以后，这个瑶女在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用丝线绣上了虎爪印，就这样一代传一代，至今你还能够看到这虎爪印。旅游开发后，为吸引游客，节省成本和时间，红瑶服饰在制作方法和材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更愿意从市场上买来现成的布料，用机子织布，摈弃了原来从种桑到制丝，从纺线到挑绣、从织布到蜡染的工序。
（二）制度文化变迁
红瑶自古以来都有选族长、定族规的习俗。凡较大的寨子也都有以寨子为单位的寨老组织，成年男女不拘姓氏、职业、贫富均可加入。对寨老的称呼，有的地方叫“寨老”，有的地方叫头人或“乖人”。寨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由那些为人正直，聪明能干，热心公益，能说会道的中年男子担任，对内处理寨内村民纠纷，制定寨规，对外代表本寨与邻寨寨同处理如破坏公共水利，越界毁林开荒等公共事宜。寨老如其他村民一样参加劳动，没有报酬。如今，族长和寨老早已被村长和村支书这样的名称所取代，当笔者在大寨村问及族长和寨老的事情时，只有年纪稍大者能够说出先前寨老的名字，形成过程，原因以及权利和责任，年纪在20岁左右的几乎一无所知或半知半解。
（三）精神文化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红瑶不仅在其显性的精神文化，如、语言及文艺方面发生了变化，其隐性的精神文化——传统价值关更是受到了消极的影响。
红瑶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红瑶民族人民内在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在态度、行为上以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的个性特征。它记载着红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是红瑶民族人民在改造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自己的传统优良道德。
诚实善良、淳朴厚道是红瑶人民的普遍心理和品格。红瑶民族人民从一生下来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养成了整个民族尊老爱幼、克制忍让、互帮互助的性格特征。金坑红瑶寨旅游业的发展，使村民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经济来源方式，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增多，对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消失。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村民对待老人的态度上。其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村民之间的利益争端上。在与金坑红瑶寨村民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搞旅游后村民之间早已不再是互帮互助，不计报酬了。由于经济利益的争夺，竞争的存在，村民之间因相互拉客、压价，进而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再次，红瑶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游客的增多使村民经常性的接触素不相识的人，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偶然短暂的接触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村民传统的好客习俗就大打折扣。于是旅游发展到今天，就出现了带路、穿民族服饰照相、与文物古迹合影都被索要金钱的现象。
三、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
1.要提高红瑶民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和教育，鼓励旅游地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特别是要提高管理人才和导游人员的人文素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并维护和保持其完整性，使之真正能承担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所应开展的各项工作。
2.建立民族文化管理机构，成立一支专业性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要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和保护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民间文化，保证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3.建立完善的游客服务体系，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承载力评估。首先建立不同环境管理条件和环境管理技术下的环境容量评估体系，以及确定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指标体系，尽可能地减少旅游对景观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其次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尽量把传统建筑保护下来，保持红瑶原生态文化环境。最后是要对资源进行补偿。在资源的开发中同时要发展资源，开发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既要满足当代人开发的需要，又要满足后代人开发的需要。
（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是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条件。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如水与舟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1.要实现红瑶地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根据开发旅游，规划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一方面集思广益，制定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以及旅游景区开发规划，确保旅游开发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从财政上支持红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组织社会各界力量维护、修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民间艺人给予奖励。
2.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适当将景区门票收入用于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并借助于居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旅游业发展这一特点，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红瑶民族人民参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积极性，深入挖掘、整理、更新和提高传统民族文化的品位，如此也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开发。
（三）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1.要消除旅游业与当地社会的“隔离”现象。充分顾及红瑶居民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消除村民之间因参与旅游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贫富差距，使人们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产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2.要提高居民文化水平，促进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会与不同地区人交往，增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是非分辨能力，增加展示当地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四、结语
金坑红瑶寨作为全国15个经典少数民族村寨之一，其旅游开发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变迁尴尬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和启示。同时也向我们说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中，如何使民族文化旅游得以保存、发展，如何使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所依托的人文环境得以保持，如何可持续健康的开发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合理引导，正确执行，方能保护民族文化，达到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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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台前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2处，分别是吴坝乡徐囟盐幕遗址和后方乡玉皇岭遗址，并出土大量的陶片、骨针等。由此可见，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始祖在土沃水肥的台前一带定居，耕种稼穑（se），烧制陶器，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一、蚩尤
关于蚩尤主要有以下几种说话
1.黄帝属臣只说。战国《韩非子・十过篇》记载：“昔者黄帝合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由此可见，蚩尤、风伯、雨师皆为黄帝之属臣。《管子・五行》和《越绝书》亦记载蚩尤为黄帝之臣。
2.炎帝后裔之说。宋《路史・后纪四》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1985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45页载：“炎帝兵败，乃有其裔臣蚩尤、夸父、刑天之属继起奋争，为炎帝复仇。”此两种说法相吻合。宋徐升《渊海子平》（上海校经山房印行）卷一楣注：“蚩尤姓姜，炎帝之女。”这是首次见到蚩尤以女性身份出现在易书中。
3.九黎族首领之说。1979年版《辞海》记载：“蚩尤，神话中东方九黎族首领。”1983年版《辞海》记载：“蚩尤，古九黎族部落酋长。”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史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夏族集团之首领黄帝与九黎之君蚩尤战于涿鹿，即为夏黎两族决胜负之大战争。涿鹿战后，黎族之首长蚩尤被杀。”《吕氏春秋・荡兵》及《战国策》皆谓蚩尤为九黎之君。
4.苗族首领之说。增补万全《玉匣记》注评：“蚩尤，传说中的上古苗族的首领。”关于蚩尤为九黎族或苗族部落首领，兄弟81人或72人之说，皆不矛盾。“九”泛指多数或次数，如：九曲黄河、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九黎族当包括我国南方黎族、苗族等几个或者许多个少数民族。远古时，蚩尤雄霸被称为“蛮族”的东南方，被尊为九黎首领是自然而然的。范文先生《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为九黎族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蚩尤兄弟81人或72人，皆与“九”有关，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均表示多数。
二、蚩尤与黄帝之战
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位于今黄河下游的冀鲁豫区土沃草肥，为各部落争夺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史书上所载炎黄二帝之战争，实则是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相互争斗的反映。蚩尤与黄帝之战，亦是炎黄战争之继续。
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故事，在我国流传甚广，史书多有记载。这一传说形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2000余年。清《绎书》卷五引汉《新书》记载：“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炎帝兵败，蚩尤起而为其复仇，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涿鹿爆发。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争，不仅《归藏》、《奇门遁》、《渊海子评》等易书有记载，而且《史记》、《皇览》、《汉书》这些史书同样将这个神话故事堂而皇之的载入正史。正史、易书以及《述异志》虽记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原始人类氏族部落之间相互斗的历史事实。
三、蚩尤冢
蚩尤是东方九黎（东夷）集团的最高首领，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败被杀。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蚩尤没有陵，但坟墓也不少。“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首异处，故别葬之。”据考证，已知的蚩尤冢至少有六处，山东两处，据《皇览・冢墓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阚（han）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蚩尤肩髀（bi）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此记载告诉我们，蚩尤冢在寿张阚乡，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口头传说而经传未见记载的蚩尤冢还有河北涿鹿三处，河南一处。现今在涿鹿大战古战场上有三座蚩尤坟，即位于黄帝城东八卦村附近，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冢，被称之为东蚩尤坟；位于保岱镇窑子村附近，釜山脚下的蚩尤坟，被称之为西蚩尤坟；位于黄帝城东南约15公里处的塔寺村蚩尤坟，被称为南蚩尤坟。
还有台前蚩尤冢，位于河南省台前县城关镇后三里村东南约300米、油坊村东北300米处，据传：油坊村原名尤房，为蚩尤的营房，蚩尤战败被杀后，首级葬于东北角，传来传去，尤房传成了油坊。相传，该冢筑起后，附近村民有红白喜事便上坟借碗筷及桌椅板凳。后来人们只借不换，惹怒蚩尤，于是时常夜出作祟，直至宋代王灵官将其镇住。至今，台前境蚩尤冢东北1.5公里的寿张镇灵宫殿中，仍存有一幅“鞭打蚩尤”壁画。相传，王灵官前世为黄帝的一员大将，手持金鞭，作战非常勇敢。在与蚩尤战斗中身负重伤，东岳大帝之女为警治愈。黄帝擒杀蚩尤后，蚩尤之身很快又长在一块，这员大将用金鞭将其抽开，分尸而葬，蚩尤不得再复活。虽然是神话传说故事，但可推测，台前境内蚩尤冢修筑年代已久。清末民初，该冢占地约2000平方米，高1.5米，其上茵柳、野草丛生，附近村民常将幼尸抛其上。荒草野蒿丛中狐兔出没，间或有野狗和乌鸦食啄腐尸，气氛阴冷，人迹罕至。1933年黄河决口，蚩尤冢被淤没。其后村民在原址堆一土丘，占地约700平方米，高一米余。1956年，该冢被耕为平地。此六处蚩尤坟，都有坟墓堆土，有的规模还不小，但有史料记载支撑的是山东寿张阚乡和巨野重聚，据载阚乡是蚩尤冢，重聚是蚩尤肩髀冢。
四、蚩尤文化对台前旅游文化产业的影响
在全国各地注重旅游资源的今天，陕西黄陵县黄帝陵、河南灵宝黄帝陵、河北涿鹿桥山黄帝陵、河南新郑轩辕坟以及其他地方的皇帝庙、官，已修复或者在修复中，都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蚩尤冢、蚩尤文化，依然深埋在地下，不得重见天日。严重削弱了台前在中外的影响力和滞后了台前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而和台前县紧相邻的山东省阳谷县对蚩尤文化的研究已早早领先一步，并于2006年6月召开了山东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和十八家新闻单位参加会议，对蚩尤文化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为此，作为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台前，和濮阳市经济发展的前沿区，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好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与之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旅游经济效益。第一，聘请专家对蚩尤冢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拓宽蚩尤冢文化遗产其独有的特性，同时对其进行大范围的普探，以掌握较为可靠地的证据，挖掘蚩尤事迹和其没有被认知的文化内涵，利用蚩尤冢的历史遗存谋求台前地区经济发展；第二，成立高规格的蚩尤文化研究会，修复蚩尤冢及蚩尤祠，扩大蚩尤冢的影响力，增大蚩尤冢的扩建规模，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宣传，进一步扩大台前蚩尤冢在全国的影响力，这对于开展台前旅游业、增强国际及海峡文化交流、研究炎黄文化及古代战争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年，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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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生态城市?从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结果来看，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一定区域内，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为核心。道循生态学原理与生态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破坏的恢复以及区城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综合建设。培育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景观。诱导整体、谐同、自生、开放的生态文明、孵化经济高效、环境和谐、社会适用的生态产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段实、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态社区，最终实现区域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和高度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29％，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本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城市建设的速度还将加快。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世界城市化水平到加2050年将达到61％，21世纪可谓是真正的“城市化”世纪。但另一方面受资源、环境、人口等条件限制，人类社会在建设城市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必然受到三种基本态势的制约：第一，人口规模规定了中国现时代和未来的消费基础，人口增长规定了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程度，人口素质规定了资源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第二，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在其外延上已接近极限……；第三，中国生态环境的基础具有先天自危特征……”。为此，我国政府于l994年颁布了《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l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在1996年3月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纵观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应审慎地看待我国目前经常提及的所谓城市“超常规发展”的突进模式，决不能以牺牲地区环境品质和未来发展所需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用“向后代借资源”的方式求取一城一地局部的利益和发展，陷入短期突进，长期停滞的怪圈，而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城的路子。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祖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朴素思想。从最终意义上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规划是指导城市合理发展、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是“龙头”。所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从规划开始。区域规划要根据发展需要和资源条件，给城市群或城市带中的每一座城市准确定位，确保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无序发展，各行其是，甚至恶性竞争，造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而每座城市自身的规划，尤其在城市功能分区规划中，应合理布置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位置，充分保护好原有的江、河、湖、海和山、园、林、树，融城市的现代文明于自然环境之中。城区开发应重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均衡分布，相互衬托，天然一体，避免过度密集，见绿插房。必须尊重人对自然的情感，充分利用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界景观，忌讳大挖大填或以人工“美化”代替自然景色，以实现“人—建筑—自然”的融汇这种建筑设计原则。城市规划建设中要保护好自然地貌，强调自然景观。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和乡土树种、花灌木等丰富资源建设“绿城”
四、生城市的发展策略
土地使用规划应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荣，并应有相应的评估措施。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的日照、风场等物理环境关系。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景观整体性。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文脉连续性。交通运输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需要，做到高效、合理、便捷，控制汽车数量。在制定交通规划的时候，必须将环境与经济要素纳入其综合评估范围，包括对城市与自然环境影响的评估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估以及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评估。同时，应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建设，提高工作与办事效率。理配置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是城市功能得以发挥的保证。城市规划要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进行充分论证，慎密计算，统筹布局交通、给排水、供电、通讯、燃气、热力、环境、绿化、抗震、防灾等各项基础设施，使城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重新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立整体性、多层次、立体式城市绿化系统。具体可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风景绿地和道路绿化。并有效加以实施，努力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及人均公共绿地占有面积。
考虑区域内水资源的自然循环与利用，创造有吸引力的易于接触和使用的亲水空间。建立高效的污染排放控制系统，即物质还原体系。包括工业废气和废水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率、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城市区域噪声达标覆盖率等内容。这是实现环境质量目标的保证系统。有效保护生态建设中的生物资源。即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借助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道德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从大国土的广度、大生态的高度、大资源的深度，在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的同时，致力于物种、遗传及生态系统多样性3个水平上的全方位保护，从而使生物资源各得其所、丰富多样、生机勃勃。
结束语
新世纪的城市发展，应是以建立“安全、健康、有活力的生态城市”为目标，掌握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设施的充分开发，城市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创造安全、高效、便捷、舒适、和谐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环境。如果我们逐步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意识提高、观念更新、理论深化、标准统一，就有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再通过实施明确目标、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协调监控、推进市场、公众参与、营造风尚、城区合作等有力措施，生态城市建设将会稳健有序的进行。尽管任重而道远，面对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个个繁荣和谐的生态城市将会在中国出现。
参考文献：
[1]宋增民《生态与环境》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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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性创作应具有积极意义
广播电视影响着观众的舆论导向，所以播音主持的创作需要以积极向上为原则，给观众提供正确的思想导向，并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播音主持人员的工作态度会影响众多听众和观众的情绪及思想，由于播音主持人员的受众多，他们的播音主持态度和形象会给群众带来重大影响，因而在现实播音主持工作中应严格遵循积极向上原则，例如严格要求自己，增强语言的生动性、逼真性，塑造良好的自身形象，并保持真诚的态度。
2播音主持个性化创作途径
2.1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客观现实是人们主观意识的源泉，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文学源自生活、艺术源自于生活”，因而播音主持的个性化创作也来自于现实生活；播音主持人员应该密切联系现实来进行个性化创作，使其个性化创作更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借此吸引观众、听众来观看和聆听。但是，播音主持创作过程中不能盲目地模仿别人的节目创作风格，当前的播音主持栏目均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其中一部分主要是由主持人的个性创作所决定的，所以，播音主持人员应结合自身性格特点和生活经历，创造独具个人魅力的节目；播音主持人员完全可以个性化创作节目，但是不能随意创作，他们要树立准确的个人榜样意识和节目传播意识。所以，播音主持人要用真诚的态度进行节目创作，为大众创造正确的价值、思想导向，避免凭借主管意愿进行节目创作、传播。
2.2联系现实，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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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其经济理论的假设要求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197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序幕。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R.布朗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在价值观上从过去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变为和谐关系,在发展观上从过去的单纯经济指标转变为以经济、社会和自然综合协调发展为目标。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经济假设
根据可持续发展定义,得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分析的基础假设: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应是一代、两代人的效用满足,而应当是人类社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无穷代人的效用满足。在这一假设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跨代模型基础上;由于后代人不可能直接参与市场决策,必须有与此相匹配的社会选择函数,而这一社会选择函数的基础就是文化。
回顾经济理论史,可以得到如下跨代模型和观点:
1.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双重补偿原理[1]。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耗费,不仅需要得到价值补偿,以保证社会产品价值的合理的比例关系,而且需要得到使用价值的补偿,即以各种各样的物质形态进行补偿。这里的实物补偿不应是狭义的用什么补什么,而应当是同样使用价值的物的补偿。实物补偿是马克思理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对于今天经济发展仍有着指导作用,但广义的实物补偿如何实现并不清楚,尤其是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该补偿如何实现不明确。
2.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指出,食欲和是人类的“本性的固定法则”,是超社会的自然存在,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从这两个公理出发,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两个级数的假定。马尔萨斯认为,如果不能控制人口的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会耗竭我们这个地球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马氏人口论从人的本性出发,是基于实现人类社会长久可持续性的。
3.李嘉图等价。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他指出,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李嘉图等价目前仍是理论经济学争论的中心,究其原因就是关于人的后效性的假设是否成立,如果没有后效性,债券就是非中性的,该命题也就不成立。
4.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悠久,主要通过三个方向,一是以分工理论为基础,研究分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这其中既包括古典时期的斯密,也包括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二是以生产函数为起点,研究经济增长,如索罗新古典增长模型;三是通过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研究经济增长,如哈马模型等。这些增长理论虽然是跨代模型,但完全以市场为基础,只考虑价值替代,不考虑实物替代,也就是假设资源无限或资源可完全再生,根本就没有考虑资源制约。
二、世界文化类型比较[2]
钱穆先生从两个方面对世界文化进行了分类比较:
(一)从文化发生的源头来考察,世界文化可以划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第一,内倾型和外倾型的不同。农耕文化起于内在的自足,无事外求,故常内倾;游牧、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故常外倾。外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科学,另一方面是宗教;内倾精神之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道德。
第二,“安、足、静、定”与“富、强、动、进”的不同。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而游牧商业文化需要向外推拓;农耕文化是安稳的、保守的,商业文化是变动的、进取的;农耕文化趋向于安足性,是足而不富,安而不强;而游牧、商业文化趋向于富强性,是富而不足,强而不安。
第三,和平性与侵略性的不同。游牧、商业文化由于内不足,必须向外进取征服,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 农耕民族“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
(二)从文化的个性特质来考察,世界文化可以划分为青年文化、壮年文化、老年文化
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青年性的文化或称孝的文化,壮年性的文化或称爱的文化,老年性的文化或称慈的文化。在中国,无论有多少儿孙,年龄多大,只要“上事老人,则仍为子弟,仍是青年也”。在西欧,人一成年即要独立,在外奔波谋生,无暇顾及父母、子女,“其一生之为壮年期者独久,故曰常带壮年性。”在印度,人们常抱消极、顿世的人生态度,青年即得子,中年即得孙,“印人之一生,独以老年为特久,故曰其带老年性。”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有着如下特点:
1.不求空间之扩张,唯望时间之延续,其特性重在可持续。面对地球村时代的来临,空间扩张在可预见的一定时期不再继续,人类发展必须建立在时间延续上。
2.常葆青春不衰之活力,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进步,其特性重在生生不息之发展。人类的延续是发展的生机,青春不衰源于一代又一代新鲜血液的涌入,而后效性就是青春活力的保证。
比较而言,中华文化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文化基础的优选。
三、儒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一)儒家文化的社会制度构建
第一,以宗族为单元的社会信用制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爱强调差别,在这种差别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由于血缘姻亲的天然性,这种差别化的信用体系节约了巨大的交易费用浪费。这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后来发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形成了强烈反差。平等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纽带,改而求助于上帝或法官,社会成本巨大浪费。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社会法律费用庞大,这一点从律师人数就可以证明,据统计,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律师人数却占世界律师人数的70%[3]。家族宗法以道德约束为主,但又不限于此,私刑在儒家社会里是允许的,比如父亲可以打孩子。
第二,基于男女差别的社会分工制度。男女有别,是儒家社会分工体制的又一根本。与西方夫妻间要求的相互理解不同,相互理解强调夫妻双方的竞争,在彼此不断征服过程中实现均衡;中国的夫妻之间强调相敬如宾,尊重彼此由于性别导致的生长环境和习惯的差别。基于对差别的承认,夫妻之间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男耕女织、相夫教子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大量节省在竞争中的社会成本浪费,一方面可以避免西方壮年文化的子女和老人的无人照顾。即使在西方,社会选择的结果也最终是男女有着基本确定的职业方向。
第三,基于祖先崇拜的后效约束制度。儒家没有对某一神祗的崇拜,却有着对祖先的崇拜。封妻荫子是对祖先的最大告慰,遗臭万年是所有在世人的最大的敬畏。《孝经》上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身后名作为道德约束不只限定着每个人普通人,从皇帝到贵族无不因此战战兢兢,这种跨带的约束机制可以很好的保证发展不因某一代人而破坏其持续性。祖先崇拜并不是盲从,《十三经注疏》在“无后为大”下有注云:“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第四,以土地和自然为归宿的社会投资制度。在儒家社会,个人层次的提升并不伴随着家庭的迁移,不论做多大的官或者取得多大成就,还乡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落叶归根是儒家社会的体制,这一体制保证了对土地和自然的持续的投资机制,社会储蓄的主要投资方向在于对土地的返还性持续不断投入。“有土斯有财”,这是儒家社会的基本认识。以土地和自然为归宿的投资确保了后代至少可以和当代享有同样的自然环境。
第五,以天人合一为理念的自然敬畏制度。儒家的自然观是敬畏天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从而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理念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天人合一”的内涵说明了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二)儒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儒家文化的重建对于可持续发展实现具有现实意义:宗法制度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交易成本,东亚经济的兴起也多因于此,血缘姻亲目前为止还是儒家文化圈的人与人关系的基础;男女分工有利于减少竞争中的无效花费,更有利于对后代的培养和对老人的赡养;祖先崇拜有利于约束人的当下行为,心存敬畏从而着眼长久;以自然为投资对象确保了可持续的长久性;对自然的敬畏可以有效抑制“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机械唯物主义。我们认为,儒家文化的推广将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宋东林,郭砚丽.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制度安排[J].北方论丛,2008,(3).
[2]陈曙光.钱穆的“文化类型说”评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3]熊昱彤.律师人数居世界第一:美国律师不能随便考[N].环球时报,2001-09-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