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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罪感文化观
在西方社会中，“罪感文化”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基底，对西方人的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关于“罪感文化”，西方人对其下的定义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的文化”。这个含义也告诉我们，在一个罪感文化的社会里，人们普遍地认为，如果违背“道德的绝对标准”，就会感到罪。西方的罪感文化以基督教“原罪说”为形成基础，“原罪”教义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提出来的，在他之前是没有“原罪”一词的。在基督教里，“原罪”具有模棱两可的意味并被人所责诟，但原罪说的提出却是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教义学和神学所作的重要贡献。奥古斯丁对“原罪”的定义是:“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就是使婴儿也要必须受洗的罪。”因此人类是有为善的可能性，但是后来罪介入了，产生了恶，人的善就不再完全了，这样，人的善性因为先天的原罪性而不能得到救赎。人不能靠自己来得到救赎，而必须靠上帝的救赎才可以得到拯救。
2“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冲突
2．1起源不同
若要研究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的冲突，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二者形成的内在因素。儒家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而西方的罪感文化则深受的影响。各民族在起源时由于环境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差异和人类创造力潜能的不同发挥等因素，形成了初始的民族文化差异。开始时，这种民族文化差异可能很小，随着几千年来在各自地域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差异变得越发明显。“耻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这也正是为什么“面子”在东方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东方人十分在意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评论，他人眼中的自己比自己眼中的自我更加重要。“面子”一词只有简单两个字，却蕴含了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东方人最典型的社会意识。
2．2强制力来源不同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构建社会的方式是有显著差别的，前者依靠外部力量，后者倚重内部力量。所谓“耻感”或“知耻”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外部的力量。“耻感文化”源自社会及他人所施加的强制力。正如本尼迪特克所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有外人在场。但是在一些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而切实得到解脱。“罪感文化”所体现的是一个由内向外的心理过程。他人是否在场或知晓并不是内心愧疚最根本的来源，自己的内心才是痛苦的源泉。只要认为自己没能达到自我期望，或者违背了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那么罪恶感就会产生。这完全与他人无关，是不存在侥幸的，因为人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罪感文化”由此看来比“耻感文化”更加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
2．3解脱方式不同
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采用迥异的解脱方式。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这就说明，在“罪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是一种来自人的心灵深处的自发和自主的力量。这一点，从西方电影中频繁出现人物去教堂忏悔的桥段中就可见一斑。而“耻感文化”中引导人们向善的则是一种从外部提醒和推动的力量。与“罪感文化”的自主性相比，“耻感文化”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种心理所与“罪感文化”对待“恶行”的心理上来说是有所差异的。东方人不会在做错事的情况下，主动找人倾诉忏悔，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会破坏他们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或影响自己的社会地位。忏悔于事无补，只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因此“耻感文化”下的东方人会默不作声。
篇2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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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的事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水土保持应该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水利方面，我国存在着水多、水少、水污、水浊的四大问题。其中水浊既独自为害水体，又增加其他“三水”对河流的不利影响，处于关键地位。水土流失破坏土壤结构，降低植被质量，影响流域对径流的调蓄能力，增加水多水少的矛盾。泥沙增多既降低河流质量，影响水生物活动，又作为污染物的载体，提高污染的浓度与防治的难度。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似不应就问题论问题，而应当追根溯源，将水土保持作为水利的中心环节与战略措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
水土保持面广量大，情况复杂，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用问题，既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既注重于经济发展，更关注生态环境，既要有辩论思维，又要考虑政策法规。从人与自然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才是水土保持的最高理想。当然，这既是很高的要求，也是很艰巨的任务，既限于科技水平，也限于政经条件。但是只要我们努力研究，积极争取，总有一天能够达到或部分达到这一艰巨而伟大的战略目标。
2土壤侵蚀量与输移比防治的方向与对策
流域面上的土壤侵蚀量与进入河道的输沙量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密切相关。根本原因就是土壤侵蚀量没有显著减少。一般总是从源头开始，正本清源，将侵蚀、输移、沉积贯穿为一个整体，以观其全貌的拦截与滞蓄，然后进入干流。干流输沙量与流域侵蚀量的比值称为输移比。有些专家从土壤植被、地形地貌、流域面积、时空差异等多方面对输移比作了理论分析；有些专家根据众多考虑与测试成果分析了水沙从源头至主干流一系列变化及相应的匡算。防治:一是防蚀，二是拦泥。拦泥作用显著，成效快，有利于防疗急性病症，狭义的水土保持，顾名思义是减蚀，一般包括农业措施、林草措施和以梯田为主的坡地工程措施。这些措施直接作用是减少水土流失，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态环境，间接作用是减少进入河下游的泥沙，减少河道的淤积抬高和洪水威胁，利在当地，惠及全河，既具有拦泥坝库对下游的有利作用，又没有拦泥坝库对当地人文社经的某些不利影响。
3水土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水土保持与水土利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为国民经济服务。保护为了利用，利用必须保护，两者相辅相成，总体效益更为完善，是科学发展观，人地合一保证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水土保持的内容与要求已为大家所熟知。中小型的水土利用复杂多样：一是建设基本农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植树种草培育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三是营造水窖、坑圹、涝地，就地调蓄雨水，提高当地抗旱防旱能力；四是引洪漫地，放淤改土，引水垦荒既增加耕地数量，也提高土壤质量；五是开发小型水电，直接缓解能源匮乏，间接维护林木发展；六是大中型灌区的浑水灌溉、中小水库的吸泥排沙，充分利用水沙资源，增肥保墒。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
坡改梯与淤地坝是水土保持工作中两项主要工作措施，目的是调整坡地与沟道的坡度，以就地入渗和就近入渗方式达到减轻水土流失的作用。淤地坝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小型拦泥库的作用，长期效果可能降低，梯田可以持续利用，两者时空搭配，相辅相成，共同对黄河中上游的减泥增产发挥重要作用。大部分水土利用的成就，是广大群众的自发性成果，不够理想。有时拿泥沙填死库容，难以发挥肥力作用；有时削坡填沟，劈山筑路，破坏表土；有时管理不当，良田沃土遭受沙埋沙压，变利为害令人遗憾。提高水土流失方面的水土利用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4水土保持的效益与评价
水土保持是一项面广量大、复杂的系统工作，要全面测试分析评估其效益，确实不易。一般将水保效益分为经济、社会、生态三部分，对水少沙多的北方河流还增加一项拦泥效益。不同水保措施，不同地形地质条件下的单项效益，以便为水保评价提供依据；从土壤流失至进入干流之间各河段的水沙变化及其对周边的经济、社会、生态和人文的影响，以便了解输移过程，可能产生的负效益或不利影响，如对大小水库、坑塘、涝池的运用寿命，对河岸的冲刷破坏，对农作物沙压减产等。效益计算：采用有无措施或增减措施后在时空方面的对比。为实现科学管理和国家决策要求，必须客观地、定量地认识和评价水土保持的全面和单项问题，揭示水土保持的基本情况与动态变化、水土保持的成效与进展，水土保持的潜力与展望。总效益是各项效益的融合，研究分类效益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应是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既是总效益的一部分，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研究与不同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现实意义。经济既是各类措施的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构建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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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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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管理学家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于1990年在《哈佛管理评论》中首次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之后，有关企业发展及其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就迅速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对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因素及如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较多，但就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的、深层次的因素——企业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将在这方面作出探索。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的界定。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andHamd，1990）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组织中的集合性知识（Collectivelearning），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多样化生产经营技术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蒂斯、皮萨诺和舒恩（Teece、PisanoandShuen，1990）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伦纳德·巴顿（Leonard-Barton，2000）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系统，包括员工的技能、物理体系中的知识、管理系统和价值观四种形式的技术竞争力。
本文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又称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它企业且与竞争对手相比更具特色与优势的能力或特征。它可以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等众多能力要素中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能力，也可以指一个企业所有能力要素构成的综合竞争能力或整体能力，它通过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表现出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由企业所拥有的企业员工、企业文化、品牌与信誉、客户、营销网络等核心资源和资本及风险管理能力、知识管理能力、人员管理能力等核心能力构成，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系统体系，其中包括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基本要素。一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优化出来的群体意识。二是企业价值观。企业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员工和企业的行为，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所以，对企业价值观的讨论，不仅是企业文化关注的中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企业的发展最终是受企业价值观的支配。三是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成员对企业、企业行为与企业各种活动成果的总体印象和总体评价，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承认程度，体现了企业的声誉和知名度。企业形象包括人员素质、企业风格、人文环境、发展战略、文化氛围、组织外貌等内容。
三、企业文化建设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1、核心竞争力根植于企业文化之中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是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最广泛的因素。它一方面影响企业员工、品牌与信誉等企业核心资源；另一方面对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的形成、提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IBM咨询公司对世界500强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建立适应知识经济的企业文化是世界500强的共同特征。它们出类拔萃的关键是优秀的企业文化，其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则根植于它们独特的企业文化之中。”
2、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1）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企业的发展依靠三方面的积累：第一是人才积累，第二是知识积累，第三是经济积累。其中经济积累靠人才积累和知识积累，人才是知识的载体，而企业文化是影响人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是员工行为和欲望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对员工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企业文化培养员工服务社会、奉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并辅助以人为本、尊重个人的管理模式，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且这种影响力是持续和长久的。同时，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员的加盟并留住自己的人才。
（2）提高企业管理能力。“企业管理根植于文化，企业文化应用于管理。”一方面企业文化的产生受到管理理论发展的催化，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理论丰富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内涵。如果说从传统管理阶段到科学管理阶段是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从科学管理阶段到文化管理阶段则是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理论是管理思想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企业文化变革能够推动管理创新，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文化变革影响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而影响企业管理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影响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人管人气死人，制度管人累死人，文化管人管住魂”就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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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各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衡量文化产业（C）I的发展，用各省域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保费收入的合并值衡量金融体系（FS）的发展，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1．文化产业增加值与金融体系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1）Moran指数检验Moran指数主要用来检验经济变量的空间集聚状况，如果经济变量的Moran值为正且越接近1则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越表现为空间集聚。从表1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表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1年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全部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了中国各省域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从表2各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我们可以看出，省域金融体系的Moran指数也均为正值，说明中国各省域金融体系同样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2）Moran指数散点图检验Moran指数散点图（见图1和图2）将各省域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分为四个不同的空间关联模式：第一象限H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二象限LH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包围；第三象限L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被同样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第四象限HL模式为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高的省域被文化产业增加值集聚程度低的省域包围；其中HH和LL空间关联模式为正的空间相关性，LH和HL空间关联模式为负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空间集聚的空间关联模式也是如此。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HH空间关联模式有12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3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11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集聚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2005年金融体系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5个省域，到2011年HH空间关联模式有7个省域，LL空间关联模式有17个省域，说明金融体系呈现空间集聚趋势。
2.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的LISA分析
我们可进一步运用局域空间关联指标分析不同位置的空间关联模式，检验局部地区高值和低值的空间集聚状况。由2005年、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和金融支持体系的LISA分析图（见图5至图8）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与金融体系发展形成两个不同的集聚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长三角高值集聚区；另一个是以新疆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青海等省域在内的低值集聚区，从2005年到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空间集聚趋势在加强。我们还可发现文化产业增加值高值集聚区域一般也是金融体系高值集聚区域，可以初步做出金融体系可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判断，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构建经济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来实证分析金融体系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
三、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1.实证模型的建立
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LαKβ，其中Y表示文化产业增加值，L表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K表示文化产业资本投入，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金融体系规模（金融体系又可分为银行业金融BI和证券业金融S）I，两边取对数可以构建以下模型：
2.度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提出用M2/GD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但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M2/GDP自1990年以来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按常识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可能高于美国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选择其他指标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这里用存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作为金融资产的变量，其与GDP的比值分别代表银行业（B）I和证券业（S）I金融发展水平。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为2005-2011年的年度数据，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文化产业资本投入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2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其中2010、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SPSS软件的估计。3.省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一个省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员、资本投入，还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还会受到周边地区金融体系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金融体系的空间集聚增强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因此分析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应该引入空间因素。传统OLS模型估计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我们可以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SLM模型和SEM模型来分析金融体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影响。（1）2011年当期模型OLS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11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本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当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5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1.9042822，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11年当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6的2011年当期模型的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0901，说明了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09个百分点；银行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3.5889，说明当期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有显著的支持作用，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3.59个百分点，证券业支持的回归系数是-1.6132，表明证券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11年人员投入、资本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8和0.31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当期模型中银行业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资金投入，而证券业的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2005-2011年跨期模型分析选择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C）I为被解释变量，2005年文化产业人员投入（L）、文化产业资金投入（K）、银行业发展（B）I和证券业发展（S）I为解释变量的跨期模型进行分析。从表7跨期模型的OLS估计结果我们看到Moran指数为0.5778529，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的经典OLS模型估计出现误差，对于如何选择具有空间因素的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LM和RobustLM的数值来进行分析，我们看到LM（lag）和RobustLM（lag）比LM（erro）r和RobustLM（erro）r更显著，因此2005-2011年跨期模型应该选择SLM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由表8SLM估计结果，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1110，说明我国省域之间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依赖性，省域之间呈现正的溢出效应，邻近省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本省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0.11个百分点；银行业的回归系数是1.7264，说明2005年银行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支持作用，2005年银行业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提高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1.72个百分点，证券业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2005年证券业发展对2011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难以确定。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化产业人员投入、资本投入对文化产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支持作用，2005年人员投入、资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分别支持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26和0.38个百分点。分析结果表明跨期模型中银行业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效果最大，人员投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效果高于文化产业本身资本投入，而证券业金融发展则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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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的各个角落也都充斥着文化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竞争。这不仅表现在全球各国经济方面的依存度不断加深，同时也清晰地展示出各国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日趋国际化。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美国是毫无疑问的文化产业第一强国，其文化产业的生产总值已占到GDP总量的近四分之一。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的文化产业显示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扩张性，这不仅仅是对别国经济层面的入侵，更是意识形态的占领。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保护和利用资源的变化，特别是出版和电影行业，在欧洲文化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法国的电影业久负盛名，号称“世界电影之父”。英国的文化单位直接雇用了大约100万人，间接从业人员约45万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5%。德国政府为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给积极的政策和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德国的图书出版业是它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德国现有出版社2000多家，每年的营业额可达73亿马克以上。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二战时日本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国民经济已经崩溃，战后重建过程中，日本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经济的重新起飞，在20世纪末，日本的文化产业已发展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日本已领先世界其他国家，仅次于美国。
（二）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历史断档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的速度很可观，中国文化产业机构约33.87万个，文化产业“核心层”雇用了278万人。到2013年底，娱乐业、视听产业、文化艺术产业支付约20亿元，创值100多亿元。中国文化产业1000亿的市场规模已经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期，未来十年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
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只是简单的继承与推广，在这中间不可或缺的一个命题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文化产业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命题，关系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方式，关系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程度。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产业供求关系水平偏低
自20世纪后期，中国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促使老百姓文化娱乐需求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的文化产品生产单位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不能满足人们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的速度，造成了较大的供需矛盾。例如中国的电影产业，无论是从管理的机制方面，还是资金投入的角度，中国的电影产业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和进步。但是现实的问题，依然要直面。如大多数国产电影的表现手法过于直白、画面缺少现代化高技术水平的支撑、电影质量以及推广方式不仅成熟等等。低水平的供求关系很难满足人们急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
中国的文化产业格局产生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以来形成了条块分割，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繁多，集约化程度低，资源过于分散不均，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重要位置的突出特点。
（三）文化产业的传统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形成尖锐矛盾
1998年，中国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不再直接从事纸质报刊的出版等业务，数千家报纸和刊物被逼上市场运行的轨道。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从此，文化产业的改革，进入更快速的通道。然而，中国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机制仍面临很多困惑，坚固的壁垒和分散的行业，市场需求的矛盾仍然突出。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一个三公（公正、公平、公开）的竞争平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文化产业走的是市场化道路，就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行。虽然中国在不断地推动改革，但是脱离条块模式，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很大的距离。
（四）文化产业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优势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许多先天优势。首先，全球来讲，使用华语的人数为世界之最，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亚洲、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区都有广泛的影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广泛的影响力。其次，中国有着其他很多国家不具备的特别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无价的资源。问题在于，我们掌握众多优质资源的同时，却不能把它变为生产力，不能很好地驾驭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这两驾马车，使其拉动中国的新兴文化产业。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
“WTO”是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它所包含的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中国加入“WTO”以后，许多国内的法律法规与它的准则不尽相符，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我们正在积极的与世界接轨。中国现行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基本上是由两种体制改革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除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糟粕。
三、中国该如何做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中国重大的战略课题，是值得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进一步传承民族文化，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是推动中国早日实现文化强国梦的重要保障。
（一）供需关系与结构对称
人民群众需要多样化、高端化的精神生活需求，有了这样的消费需求，客观上就会刺激文化产业市场发展的多元化、高质化。中国需要解决文化产业市场供需关系不平衡的问题，从结构上梳理清楚不同行业、不同机构等之间存在的矛盾，从而消除我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前提障碍。再拿中国的电影产业举例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引导资本向该领域流入，引进先进技术，吸引高端人才，调整监管手段等方式促进中国电影业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重视文化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的集约化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包括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核心。谈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然离不开文化创新。我们仅仅拥有优秀的文化资源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将其转化为产能。中国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文化部门，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能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机构应及早的、果断地予以弃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注重产业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这是文化产业做到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归纳与整理。
（三）成熟的商业模式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要保护好相关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维护好权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是市场，虽然中国是推动改革，但是服从僵化的条块模式，是远离真正的市场竞争。我们必须有勇气消除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建立一个成熟的经营模式，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国际化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绝不能禁锢在一片土地上，我们的文化创意、文化产品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国门。只有经得住国际化考验，才能说明我们是成功的，我们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加入“WTO”，为的就是与世界接轨，走国际化的路线。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可以学到一些经验，更多的时候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的是勇气与智慧，学结已有的优秀的经验，敢于破除陈规陋习，敢于“变法”，中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条光明的道路，纵然前方挑战不断，我们也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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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
三国鼎立时期的英雄层出不穷，但却性格迥异。电影《赤壁》抓住了各个人物身上的主要特点，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恰当的附加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对和平、自由、团结等精神的向往。在影片中首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重情重义，在危难之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周瑜在练兵时就强调“东吴军队需要的，就是齐心”，之后又用编草鞋的草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和诸葛亮本是不合的，周瑜不能忍受诸葛亮比自己更有才华。但在赤壁中的他们是资料来源于/彼此的知音，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在合奏的曲子中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思。在《赤壁》中除了表现英雄人物在战场上的神勇和在战术方面的智慧，还表现了不少他们的个人生活，这样就摆脱了好莱坞电影平面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有立体感。刘备多年保持编草鞋的习惯，拿起课本教书的关羽与在战场上勇猛无敌的他判若两人，而张飞放下丈八的长矛竟然拿起毛笔也挥洒自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亲自给鸽子洗澡并用扇子为其晾干。这些情节不仅让三国中的人物走下神坛，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在无形中融入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也是带有现代精神的历史传奇。
三、张弛有序的节奏剪辑
电影《赤壁》的节奏发展非常有规律，与好莱坞电影的节奏有几分相像。在松紧交替的节奏剪辑啊中，导演将中国的文化与故事情节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总的来看几场战役是紧张而激烈的，其中穿插了很多缓和观众紧张情绪的段落，从而防止审美疲劳。比如在紧张的练兵场忽然传来悠扬的笛声，随后摇入的几个远景镜头就像中国的水墨画，表现出大山的巍峨壮美、云雾朦胧。待笛声停止后。丢牛事件又让观众不由得的紧张起来，而为小马接生和小乔的出场又让观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接下来一段瑜亮的合奏非常激烈，用琴声展示了中国的古典文化。在《赤壁(下)》中主要是影片的情绪跌宕起伏，或喜或悲，或愁或忧，穿插变换，同时用两条主线叙述两军战前的准备过程。在孙权为染伤寒病去世的战士而忧虑时，曹操却大声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无形中也传播了我国的诗歌文化，表现出曹操豪迈的气概。在赤壁之战的到来之前，小乔尽力为风向的转变拖延时间，劝曹操喝杯茶再去打仗，通过这一情节将中国的茶文化展示给世界。四、超越时代的台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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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
以完善文化产业直接融资支持机制为切入点，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对符合条件的重点文化企业，应做好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的培训、辅导和推介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企业上市融资。积极支持文化企业通过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中小企业集合债等方式融资，支持文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迅速成长。推动文化企业引进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境内外资本以BOT等形式参与文化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信托计划、融资租赁以及文化产业项目未来收益证券化等融资方式。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拓宽利用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方式和空间，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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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台前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2处，分别是吴坝乡徐囟盐幕遗址和后方乡玉皇岭遗址，并出土大量的陶片、骨针等。由此可见，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始祖在土沃水肥的台前一带定居，耕种稼穑（se），烧制陶器，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一、蚩尤
关于蚩尤主要有以下几种说话
1.黄帝属臣只说。战国《韩非子・十过篇》记载：“昔者黄帝合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由此可见，蚩尤、风伯、雨师皆为黄帝之属臣。《管子・五行》和《越绝书》亦记载蚩尤为黄帝之臣。
2.炎帝后裔之说。宋《路史・后纪四》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1985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45页载：“炎帝兵败，乃有其裔臣蚩尤、夸父、刑天之属继起奋争，为炎帝复仇。”此两种说法相吻合。宋徐升《渊海子平》（上海校经山房印行）卷一楣注：“蚩尤姓姜，炎帝之女。”这是首次见到蚩尤以女性身份出现在易书中。
3.九黎族首领之说。1979年版《辞海》记载：“蚩尤，神话中东方九黎族首领。”1983年版《辞海》记载：“蚩尤，古九黎族部落酋长。”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史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夏族集团之首领黄帝与九黎之君蚩尤战于涿鹿，即为夏黎两族决胜负之大战争。涿鹿战后，黎族之首长蚩尤被杀。”《吕氏春秋・荡兵》及《战国策》皆谓蚩尤为九黎之君。
4.苗族首领之说。增补万全《玉匣记》注评：“蚩尤，传说中的上古苗族的首领。”关于蚩尤为九黎族或苗族部落首领，兄弟81人或72人之说，皆不矛盾。“九”泛指多数或次数，如：九曲黄河、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等。九黎族当包括我国南方黎族、苗族等几个或者许多个少数民族。远古时，蚩尤雄霸被称为“蛮族”的东南方，被尊为九黎首领是自然而然的。范文先生《中国通史简编》记载：“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为九黎族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蚩尤兄弟81人或72人，皆与“九”有关，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均表示多数。
二、蚩尤与黄帝之战
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分布着许多氏族部落，位于今黄河下游的冀鲁豫区土沃草肥，为各部落争夺之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史书上所载炎黄二帝之战争，实则是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相互争斗的反映。蚩尤与黄帝之战，亦是炎黄战争之继续。
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故事，在我国流传甚广，史书多有记载。这一传说形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2000余年。清《绎书》卷五引汉《新书》记载：“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炎帝兵败，蚩尤起而为其复仇，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涿鹿爆发。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争，不仅《归藏》、《奇门遁》、《渊海子评》等易书有记载，而且《史记》、《皇览》、《汉书》这些史书同样将这个神话故事堂而皇之的载入正史。正史、易书以及《述异志》虽记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原始人类氏族部落之间相互斗的历史事实。
三、蚩尤冢
蚩尤是东方九黎（东夷）集团的最高首领，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败被杀。历史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蚩尤没有陵，但坟墓也不少。“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首异处，故别葬之。”据考证，已知的蚩尤冢至少有六处，山东两处，据《皇览・冢墓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阚（han）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蚩尤肩髀（bi）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此记载告诉我们，蚩尤冢在寿张阚乡，蚩尤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重聚。”口头传说而经传未见记载的蚩尤冢还有河北涿鹿三处，河南一处。现今在涿鹿大战古战场上有三座蚩尤坟，即位于黄帝城东八卦村附近，有一大一小两座坟冢，被称之为东蚩尤坟；位于保岱镇窑子村附近，釜山脚下的蚩尤坟，被称之为西蚩尤坟；位于黄帝城东南约15公里处的塔寺村蚩尤坟，被称为南蚩尤坟。
还有台前蚩尤冢，位于河南省台前县城关镇后三里村东南约300米、油坊村东北300米处，据传：油坊村原名尤房，为蚩尤的营房，蚩尤战败被杀后，首级葬于东北角，传来传去，尤房传成了油坊。相传，该冢筑起后，附近村民有红白喜事便上坟借碗筷及桌椅板凳。后来人们只借不换，惹怒蚩尤，于是时常夜出作祟，直至宋代王灵官将其镇住。至今，台前境蚩尤冢东北1.5公里的寿张镇灵宫殿中，仍存有一幅“鞭打蚩尤”壁画。相传，王灵官前世为黄帝的一员大将，手持金鞭，作战非常勇敢。在与蚩尤战斗中身负重伤，东岳大帝之女为警治愈。黄帝擒杀蚩尤后，蚩尤之身很快又长在一块，这员大将用金鞭将其抽开，分尸而葬，蚩尤不得再复活。虽然是神话传说故事，但可推测，台前境内蚩尤冢修筑年代已久。清末民初，该冢占地约2000平方米，高1.5米，其上茵柳、野草丛生，附近村民常将幼尸抛其上。荒草野蒿丛中狐兔出没，间或有野狗和乌鸦食啄腐尸，气氛阴冷，人迹罕至。1933年黄河决口，蚩尤冢被淤没。其后村民在原址堆一土丘，占地约700平方米，高一米余。1956年，该冢被耕为平地。此六处蚩尤坟，都有坟墓堆土，有的规模还不小，但有史料记载支撑的是山东寿张阚乡和巨野重聚，据载阚乡是蚩尤冢，重聚是蚩尤肩髀冢。
四、蚩尤文化对台前旅游文化产业的影响
在全国各地注重旅游资源的今天，陕西黄陵县黄帝陵、河南灵宝黄帝陵、河北涿鹿桥山黄帝陵、河南新郑轩辕坟以及其他地方的皇帝庙、官，已修复或者在修复中，都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为中外人士所关注的蚩尤冢、蚩尤文化，依然深埋在地下，不得重见天日。严重削弱了台前在中外的影响力和滞后了台前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而和台前县紧相邻的山东省阳谷县对蚩尤文化的研究已早早领先一步，并于2006年6月召开了山东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名专家学者和十八家新闻单位参加会议，对蚩尤文化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为此，作为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台前，和濮阳市经济发展的前沿区，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好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与之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旅游经济效益。第一，聘请专家对蚩尤冢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拓宽蚩尤冢文化遗产其独有的特性，同时对其进行大范围的普探，以掌握较为可靠地的证据，挖掘蚩尤事迹和其没有被认知的文化内涵，利用蚩尤冢的历史遗存谋求台前地区经济发展；第二，成立高规格的蚩尤文化研究会，修复蚩尤冢及蚩尤祠，扩大蚩尤冢的影响力，增大蚩尤冢的扩建规模，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宣传，进一步扩大台前蚩尤冢在全国的影响力，这对于开展台前旅游业、增强国际及海峡文化交流、研究炎黄文化及古代战争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年，145页.
篇11
大数据时代经济新常态下，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与汹涌而至的多元文化，媒介编辑既肩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也肩负着开拓市场的重任。对文化的坚守，对市场的融入，成为媒介编辑的新课题。媒介编辑既要一如既往地担当起文化责任，传承和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又要主动投身竞争激烈的市场，重视经济效益，为振兴文化产业，更好地传递优秀文化而拼搏。
一、媒介编辑的文化坚持
在经济新常态下，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编辑，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文化追求，坚守文化本位，承担起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的重任。
文化坚持需要不懈的文化追求。在改革的经济新常态时期，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日益加剧，媒介编辑必须以坚守文化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尊重文化，敬畏文化，坚定不移地以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为目标，用先进、和谐的文化和人文关怀引导受众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提高人类的精神品质。
在传播过程中，媒介编辑的思想，决定人类最终让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沉淀于文化长河之中；决定人类传承下来的思想是否丰富，是否多元；也决定着文化产品的价值和品位。①媒介编辑在文化坚持中不断地追求新的文化境界，体现了对人类优秀文化的崇敬之情，以及对职业、对责任应有的敬畏之心。这样的媒介编辑才能编辑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高质量的文化精品。
文化坚持体现坚定的文化自信。媒介编辑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要保持坚定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从众心理，也不是夜郎自大、自视甚高，而是来自于对人类优秀文化充分的肯定和准确的判断，来自于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文化品格。
大数据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加剧，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使得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多有偏颇。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媒介编辑不必对西方大加艳羡更不必自我鄙薄，要对我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充满自信，特别要对代表着社会主义前行方向的先进文化充满自信，要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文化坚持需要勇敢的文化担当。媒介编辑要做中国文化的脊梁。这种文化担当体现出媒介编辑深刻文化自觉的内涵。媒介编辑勇于文化担当是一种文化责任，有了这种担当就会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自觉地承担起文化的责任，并主动承担起传承优秀文化知识成果的重任，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运用文化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有文化担当的媒介编辑会勇敢捍卫人类文明。他们具有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敢于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并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在践行传承文化、引导舆论的文化传播中做好把关人，把质量第一作为起点，坚持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对浩如烟海的文化信息进行整合、加工、优化，传播真正有文化价值的精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二、媒介编辑的市场融入
大数据时代经济新常态下，优质文化资源析出的经济价值非常可观，媒介编辑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脱颖而出，就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文人观念，树立新的媒介编辑观。一方面要坚守文化，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效益观，尊重市场、敬畏市场，尽快融入市场，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媒介编辑融入市场需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新格局，媒介编辑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是审时度势的必然选择。媒介编辑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使者，还是一个市场斗士；不仅仅是一个优雅的文人，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因此媒介编辑要不断加强学习，勇于实践创新，既要实现对文化的坚持，又要积极投身市场，使自己的文化产品适应市场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传播媒介的影响力。
文化的传播归根到底还是需要信息的扩散，只有媒介信息扩散出去、激发起人们的购买欲望，媒介的内容才能够起到影响世人、传播文化的作用。②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引发的媒介生态重塑，媒介编辑要借助市场传播的魔力，将优质的文化产品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进行更加深入的传播，这应该是媒介编辑的最高境界。当然，内容的好坏必须首先考虑在内，如果只想赚钱，就违背了媒介编辑坚守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初衷，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市场是媒介编辑价值实现的有效场所。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经济与文化分割，媒介编辑也把坚守文化当作自己的责任所在。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必须要有经济效益才能不断增强实力，媒介编辑有责任提高文化产品的效益增值。因此，媒介编辑在追求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文化产品的营销和推广，媒介编辑既不能摒弃人文精神，为了吸引眼球，让斯文扫地，也不能不具备与市场相适应的文化精神，编辑不仅要评估其社会效益也要预测其市场前景。因为只有真正地融入市场，才能让优质的媒介产品传播得更远更广泛。
三、促进两个效益的共同增长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媒介编辑一方面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被经济利益所左右，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为振兴文化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媒介编辑肩负着文化坚持和市场融入的双重使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媒介产品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相辅相成。媒介编辑出品媒介产品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品格，又要适应市场需求得到受众青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介只有靠质量优良、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品位雅俗共赏的产品，才能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价值目标。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评判标准。媒介编辑要适应新的媒介业态，重振职业信心，采取适应市场经济的价值决策，在准确判断媒介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产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并在文化市场中实现价值增值。媒介产品即便是内容健康向上，品位雅俗共赏，也需要营销出去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出来的媒介产品能卖出去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今的媒介编辑要做到既有文化担当，又对市场了如指掌。市场调研、受众分析、产品定位、售后服务等应该成为媒介编辑必修课。
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轻社会效益重经济效益的倾向有所增多。媒介编辑如果将商业价值放在首位，追求经济利益，原有的文化价值取向就会发生转变，一些思想偏激、文化媚俗，盲目跟风、粗制滥造产品也会随之而来。格罗斯认为，编辑在维护他自己的操守上应该忠于自己在政治、道德、伦理、社会和美学上的信念，假如一位编辑不能有所坚持，不相信他真的能对作者、出版商、消费大众甚至书籍本身善尽职责。③媒介编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媒介编辑都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编辑要放弃市场和经济利益，毕竟经济是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文化继续发展也是纸上谈兵。媒介编辑不但要策划出有价值有市场的好产品来，对推介宣传也责无旁贷，媒介编辑要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写评论、开博客、上微信，加大宣传力度，使媒介产品最大限度地被受众接受，从而发挥出最大效益来。
媒介的文化性和商业性要兼顾而不要对立。强调社会效益第一，强调文化追求和价值导向，不等于否认媒介产品的市场取向。媒介编辑要坚守高尚社会道德，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杜绝各种陋习侵蚀。同时要更广泛而深入地开掘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承担起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的重任。倘若因为考虑文化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致使媒介运转不下去，生存困难，那么再奢谈文化也就是多余的了。
参考文献
①于媚 媒介编辑实践活动的文化表意特征[J]编辑之友,2014(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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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生态城市?从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结果来看，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应该是:在一定区域内，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为核心。道循生态学原理与生态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破坏的恢复以及区城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综合建设。培育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景观。诱导整体、谐同、自生、开放的生态文明、孵化经济高效、环境和谐、社会适用的生态产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段实、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态社区，最终实现区域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和高度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约为29％，世界城市化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本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城市建设的速度还将加快。从世界范围来看，据联合国人居中心预测，世界城市化水平到加2050年将达到61％，21世纪可谓是真正的“城市化”世纪。但另一方面受资源、环境、人口等条件限制，人类社会在建设城市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指出：“中国未来必然受到三种基本态势的制约：第一，人口规模规定了中国现时代和未来的消费基础，人口增长规定了对资源及环境的压力程度，人口素质规定了资源平衡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第二，中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在其外延上已接近极限……；第三，中国生态环境的基础具有先天自危特征……”。为此，我国政府于l994年颁布了《中国2l世纪议程——中国2l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此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在1996年3月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两大发展战略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纵观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应审慎地看待我国目前经常提及的所谓城市“超常规发展”的突进模式，决不能以牺牲地区环境品质和未来发展所需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用“向后代借资源”的方式求取一城一地局部的利益和发展，陷入短期突进，长期停滞的怪圈，而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城的路子。
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道家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这些，都表达了我们祖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朴素思想。从最终意义上讲，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规划是指导城市合理发展、建设和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是“龙头”。所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从规划开始。区域规划要根据发展需要和资源条件，给城市群或城市带中的每一座城市准确定位，确保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无序发展，各行其是，甚至恶性竞争，造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而每座城市自身的规划，尤其在城市功能分区规划中，应合理布置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位置，充分保护好原有的江、河、湖、海和山、园、林、树，融城市的现代文明于自然环境之中。城区开发应重视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均衡分布，相互衬托，天然一体，避免过度密集，见绿插房。必须尊重人对自然的情感，充分利用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界景观，忌讳大挖大填或以人工“美化”代替自然景色，以实现“人—建筑—自然”的融汇这种建筑设计原则。城市规划建设中要保护好自然地貌，强调自然景观。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和乡土树种、花灌木等丰富资源建设“绿城”
四、生城市的发展策略
土地使用规划应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共生共荣，并应有相应的评估措施。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的日照、风场等物理环境关系。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景观整体性。考察基地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文脉连续性。交通运输规划应充分考虑当前现状与未来发展需要，做到高效、合理、便捷，控制汽车数量。在制定交通规划的时候，必须将环境与经济要素纳入其综合评估范围，包括对城市与自然环境影响的评估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估以及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评估。同时，应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信息产业建设，提高工作与办事效率。理配置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是城市功能得以发挥的保证。城市规划要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进行充分论证，慎密计算，统筹布局交通、给排水、供电、通讯、燃气、热力、环境、绿化、抗震、防灾等各项基础设施，使城市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重新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建立整体性、多层次、立体式城市绿化系统。具体可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风景绿地和道路绿化。并有效加以实施，努力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及人均公共绿地占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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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茶文化旅游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观
福建茶文化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茶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茶叶在福建省有上千年的历史,不仅茶类的创制数福建最多――是乌龙茶、青茶、红茶、白茶的发源地,武夷岩茶、大红袍、铁观音、白毫银针、工夫红茶扬名中外,而且品茶的技艺数福建最奇,是茶文化的发祥地。现代福建茶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种茶、售茶、品茶、赛茶等几乎占据了茶乡人的生活内容。种茶讲科学,品茶有文化,构成了独特的福建区域人文特征。作为以茶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福建茶文化旅游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观念。
(一)茶是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产物
茶树作为多年生常绿植物,品种繁多,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如武夷山的大红袍、生态茶园等;其多样化的形态也是大自然土壤、水、光、热、地形等诸要素的综合产物,并成为“茶韵”的根本所在。如武夷岩茶的“岩韵”、铁观音的“音韵”等。武夷岩茶与武夷山堪称一体。武夷山是山水石的一体化,“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石者,天地之骨也”,“水者,天地之血也”,“好山,好水,出好茶”,从而形成了岩骨花香、“清、香、甘、活”的“岩韵”。作为一种深根植物,茶树的种植有利于福建丘陵山区的水土保持和气候调节,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
(二)茶文化以“和”为中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
福建茶文化融合了儒家的“中”“和”之道、佛家的“中道妙理”,尤其是“茶禅一味”、道家的“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内涵,形成了今天以“和”为中心的茶道精神,体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如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同山之处,茶与三教有不解之缘,茶中蕴和,茶中寓静,茶的“和”“静”禀性正是三教追求的境界,三教思想之精华也丰富了武夷山茶文化的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反映在祭茶、喊茶等茶俗中。“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不仅是对自然、人文资源的赞美,更是茶道灵魂和“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三)茶文化生态旅游体现出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文化具有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多元化特点,而茶文化为各地区、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搭起了联系的纽带,从而使多元化文化呈现出共存、共融的良性循环的文化生态。同时,茶作为福建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在婚丧嫁娶、满月、祝寿、祭祀、会友等活动中,有助于创造一种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如安溪茶艺就是传达了“纯、雅、礼、和”的精神追求,武夷茶艺则是把“品茗、观景、赏艺”融为一体。可见,从茶文化旅游资源的角度讲,茶文化旅游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生态旅游。
二、社区参与是福建茶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首选模式
茶文化旅游是以茶产地自然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茶的历史发展、茶区人文环境、茶业科技、茶类和茶具、饮茶习惯、以及茶道、茶艺、茶书画诗词歌舞,茶制品等为主要内容。茶文化生态旅游则是旅游者体验、感受和品味与茶相关的生态环境和古朴的民情民风并获得教益的过程。茶文化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生态旅游,就决定了其开发不宜侧重商业化,尤其不宜搞脱离其生存土壤和文化背景的异地移植,建民俗村、开风味茶楼、搞星级服务,而应保持原生态风貌。在开发模式上,生态旅游模式与传统旅游模式在指导理论、目标体系、运作方式、解译系统、生态教育受益对象及发展前景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拟首选“以社区参与为主,环境教育为辅”的旅游模式。
(一)文化的形成和传承特点决定了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首选社区参与模式
这是茶文化能否保持原有纯朴风貌的基础,也是茶文化旅游的魅力所在。社区的参与能更好地展现茶文化生长的土壤,展现与茶文化有关的自然和文化的原生态风貌,让旅游者身临其间感受纯朴、自然与真实,从而更好地理解茶文化的实质和内涵,这也是茶文化旅游的宗旨。在文化旅游开发过程存在的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要积极发展茶文化旅游,又不能坐视外来文化冲击社区文化而失去原有文化的特色。开展参与式茶文化生态旅游,倡导生态旅游观,可以更好地引导当地居民认清发展方向,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二)旅游是一种体验,文化更是一种体验
感官对旅游的真实体验源于对象的真实反映。有无社区参与,营造出的文化旅游体验迥然不同。而这种不同的体验,正是异地旅游的动机所在。
(三)有利于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环境
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得经济效益,能够增强他们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从而更自觉、有效地保护当地自然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改善社区基础设施等,也有利于消除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环境。
(四)福建茶文化生态旅游具有明显的知识性和教育性
福建茶文化生态旅游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具有明显的知识性和教育性,因而能够起到较好的环境教育作用。比如能够增强旅游活动参与者的生态意识,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弘扬客来敬茶的纯朴好客民风和“和敬真诚”的待人风尚,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将这种好客文化通过旅游者得到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儒佛道3家的伦理道德在茶文化中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自身固有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寓教于游,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精神修养。
三、福建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旅游资源的生态化开发与保护
福建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必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所谓可持续发展观,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解释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文化生态旅游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其要义就是文化旅游产品的生态化开发和文化旅游资源的生态化保护。近年来,福建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安溪作为乌龙“茶都”,先后举办多届茶文化旅游节和铁观音乌龙茶节,并推出茶叶大观园、茶叶公园、铁观音探源、茶园生态探幽等项目;武夷山亦举办过国际茶文化节、国际无我茶会等。但与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因此,拟采取如下对策,以确保福建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
要用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旅游观统一各职能部门领导尤其是决策者的思想认识,把发展生态旅游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实施;同时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确保落实。
(二)科学规划,积极实施
发展茶文化生态旅游,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制定标准化的、可操作的科学旅游规划。要组织相关专家论证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开展茶文化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和市场分析,制定全省范围的生态茶园和茶文化生态旅游区建设规划,并在政策上实施倾斜,多渠道、多方式的解决资金来源等问题。
(三)加强人员培训
要加强对规划区内相关人员的培训,使之精通茶知识,了解茶习俗,掌握茶礼仪,领会茶精神,并在行为上有所体现,以此来营造一个和谐、有吸引力的旅游和投资环境。
(四)加大宣传促销力度
要大力宣传茶文化,文商结合,以文促商,以茶道精神塑造茶文化生态旅游品牌。充分发挥茶文化旅游在茶叶营销和茶业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
(五)以原生态开发为主,商业开发为辅,从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两个层面加大开发力度
要搜集、整理、恢复和保护传统茶文化表演如斗茶、祭茶、茶宴、茶戏、茶歌舞等,促进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硬件设施要与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如闽南的石亭绿茶应再现当年茶与亭与人的侨乡风景,让游客充分领略当地茶文化的魅力。
(六)开发以茶为主的组合型旅游产品
应把茶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一部分,进行综合开发,如开发茶农旅馆,开发绿色茶食品等;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茶文化生态旅游活动,如品茶评茶,观看茶艺表演,学习茶艺,参观茶园生态风光,领略采茶制茶劳动生态,感受茶乡风土人情生态,旅客亲身体验采茶制茶过程,欣赏茶联吟咏茶诗,购买茶产品及相关产品和纪念品,开展住茶农旅馆、品茶、吃茶宴、睡茶枕、洗茶浴、制茶盆景等系列活动。
(七)加强闽台茶文化生态旅游区域协作
闽台等地区拥有丰富的茶文化旅游资源,闽台旅游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机缘。以合作求发展,以互动求双赢,有助于提升闽台茶文化旅游的竞争力。
(八)健全茶文化生态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
要整顿茶叶市场和旅游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增强品牌意识,使游客与当地居民及相关从业人员真正能从旅游活动中体验到茶乡特有的茶道精神和自然、人文生态氛围,并从中获益,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田里,李常林.生态旅游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