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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发挥统筹资源的服务功能。要让洒落民间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幼教机构的课程资源，必须搜集整理这些资源，让这些资源在幼教机构中得以共享，这涉及了资源的统筹工作。从现实情况看，这一工作只有地方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才能胜任。首先，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以官方身份，通过与相关管理机构的协调合作，实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共享，即保证资源从其他部门向教育部门顺利流动。其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应发挥好资源的分享协调功能，建立与完善幼教机构之间的课程资源共享机制，保证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完善园本课程资源整合机制。在幼教机构层面，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需要一个完善的园本课程资源整合机制来支撑。各个农村幼教机构应根据自身实际，建立以主管园领导或保教主任为首的课程开发机制，集合全园课程资源，按照学前教育的五大目标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归类整合，做到各班级教师之间的自由共享。积极挖掘家长资源，建立班级课程资源库。家长既是幼教机构课程资源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持有者。因此，如何调动家长参与幼教机构课程开发的积极性，充分挖掘家长手上的课程资源，是民族地区农村幼教机构教师面对的一大任务。具体做法为:教师通过家访、家园互动等方式了解家长持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并进行登记以做到心中有数;制定家园互动等活动计划，为家长参与幼教机构课程开发提供机会与平台。因此，幼儿园要“诚恳地邀请家长对幼儿园的管理出谋划策，并参加力所能及的教育教学活动(如传授民间技术等)。”
三、提升教师开发课程的专业素养
改革幼儿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的课程体系。“培养幼儿教师专业能力，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得到体现。”在农村幼儿教师职前培养阶段，首先，应通过课程设置促进师范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了解，加强其对民族技艺的学习。其次，重视师范生有关幼儿园课程开发能力的培养，形成师范生利用民族传统文化开发课程的综合素养。在职后培训阶段，应注重以提高实践能力为主的培训模式。同时，要打破大一统方式，“培训者要树立以幼儿园教师发展为本的培训理念，在了解参训教师的需求和现有专业水平上确立培训课程目标、设置课程内容、选择实施方法等……”。在参照各地实际的前提下，加强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源利用与开发的能力训练。建立与完善园本研修体制。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决定了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本土实际，因地制宜地突出本土特色。另外，每一所幼教机构的硬件设施、基础条件不一样，因而课程开发不得不考虑到自身情况，开发出的课程要有实施的可行性。个性化的开发方式不是统一的培养培训所能给予的，它需要各幼教机构在基于保教实践的基础上，组织与引导教师开展相应的行动研究。这种研究“立足于日常教育事件，以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切入点，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制定科研方案、开展行动研究、探索问题解决策略，并通过日常教学和幼儿发展来检验科研实效。”幼教机构可以把教师组织成一个研究团队，并使之作为子课题承担者参与高校教师或其他专家所主持的相关项目，在参与研究中促进幼儿教师课程开发能力的提高。同时，根据自身的实际问题，幼教机构可以组织专门的研究队伍，在保教活动中开展相关行动研究，并在必要时请教本领域的专家，或者聘请专家作为问题研究的指导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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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传统文化中，书法、中国画、中国结和陶瓷艺术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制作能力非常重要，他们可以非常直观的融入其中，感受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就拿中国画来讲，首先要懂得欣赏中国画。在教学中，利用作品的创作背景、反映的内容来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徐悲鸿1937年创作的《风雨鸡鸣图》，画面表现了一只站在岩石上的雄鸡，激昂地高声鸣叫，画家喻意唤起人民赶快觉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达了画家对祖国的深情、对正义的伸张、对光明的向往。其次，要有条理地进行笔墨练习。中国画墨色的干、湿、浓、淡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学生开始练习时，用毛笔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纸上自然交融，再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笔触，产生奇特的韵味，使学生在无意之中学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践行传统文化，还要潜移默化去引导学生。如：假期组织学生去游览遍布中华大地的人文古迹；去陶瓷之都体验陶瓷制作的神奇和各式艺术品的精妙等。
3.寻找生活中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树立坚定的民族审美信心
随着伟大祖国日益强盛，我们以更包容的姿态去容纳各国的文化，以更大的胸怀去迎接世界宾客的到来，而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元素更是现在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体现在诸多方面，如：长城、故宫、唐装等。如何让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扬，传播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走在教育第一线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要在生活中寻找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将其融入教材，拉进课堂，通过生动立体的教学形式，让每一个学生树立坚定的民族审美信心。如在《民族风服装设计》的教学中，如何将中国元素巧妙运用到服装设计上，如面料选取丝绸、锦缎、麻、蓝印花棉布等；款式选取中山装、旗袍、立领、斜襟、对襟等；图案选取牡丹花、团花、缠枝花、龙凤和汉字等装饰纹样；颜色选取大红、大绿、明黄、蓝等色彩艳丽的民族色彩；工艺选取镶、嵌、滚、盘、绣等中式工艺。将这些中国元素，哪怕一点点元素巧妙地结合在现代的服饰中，形成最炫民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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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1] Bartlett， F.C. Remembering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2] Bedir， Has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ultural schema [D]. Adana： Cukurova University，1992.
[3] Lyons， John：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P 30
[4] 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5] 蒋林平，石红梅，蒋和舟.本土文化对外传播英语翻译与教学目的论――以湘西地区为例[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11，（4），27-29.
[6]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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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对绘画的兴趣还能够继续保持，条件也允许，那么，就应该让他们对绘画进行继续深入地学习。即使将来不走专业之路，也可以适当地向其讲授一些绘画的相关知识。这就好比老人在向自己的子孙讲述光荣的“家史”一样，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使其既学到了知识，又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绘画相关知识的讲授方面，对于学画的人来说，我们在教学上主要还是应该先以普及传统绘画基本知识为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使其了解到我国传统绘画艺术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一门高雅艺术。在传统绘画产生的初期，人们在生活中就已经学会了用矿物颜色在岩石、陶器、青铜器等物体上面描绘各种美丽的图案。经过数千年不断地革新和发展，人们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为了增长绘画方面的阅历，还可以带其到博物馆、美术馆等地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或向其展示一些不同风格的古今知名画家的绘画作品。然后通过讲解，使其较为直观地了解中国传统绘画在工具和材料方面有毛笔、墨、国画颜料、宣纸、绢；在题材方面有人物、山水、花鸟；在技法方面有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还有各种流派等之分。托物言志，寓情于诗、于画是我国文化作品中较为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除了要向学生们讲授绘画知识，更应该让学生们通过对先进的传统绘画艺术内涵进行了解，从而使其充分地认识到绘画者、绘画作品在思想和艺术创作上也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不屈不挠、敢于抵抗任何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这是除了相关的基本知识之外，我们向学生进行传统绘画教育的另一个重点，体现了传统绘画艺术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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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媒介的“失语”引发的正向偏离行为
竞技比赛的比赛千变万化，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可能在比赛中面临困难，因此培养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心理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运动员发挥身体能力和运动精神的重要标志，媒体也对这种精神加以积极的赞扬。那些带着重伤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尤其是他们获得优异成绩时会赢得多媒体广泛的宣传，对那些在重大手术后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树立为英雄模范。这种价值取向是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运动伦理，民众也对这种观念直接支持态度，如为了获得体育竞技的优胜而不惜生命的价值伦理观念得到普遍支持和无条件地服从，表明经济体育面临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为理想积极拼搏是包括运动员在内的所有社会大众都应该鼓励的精神，但是这种拼搏也要以尊重生命为前提。如果媒体不能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积极的引导，正向价值偏离行为将会伤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为代价。许多优秀运动员因为带伤坚持比赛中而提前告别了赛场，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为了实现目标而不计代价的教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媒体能够对拼搏精神进行正确的引导，这些人的运动生命会得到有效的延长，也会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2．种族主义的“歧视”引发的身体暴力对抗
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的殖民地，而英国男性普遍有一种恐惧，认为女性抚养的孩子不具备坚强的性格，不能胜任战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求，也无法对殖民地进行强力的通知。对于女性化的恐惧心理刺激了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他因此传递男性价值观的需求成为为经济体育发展的原动力，竞技活动的初衷是培养男性更加坚强，展示身体生理方面的优越性而开展的体育运动展现出性别差异而带来的暴力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在欧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足球、橄榄球和拳击以及其他对抗激烈的运动作为男性优于女性证明，这些运动也在军事训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表明男性在武力、权力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是独有的。如果某一队员在训练中不够硬朗则会被教练和队友嘲笑为娘娘腔。侵略性在竞技体育中表现出极强的性别差异，竞技体育在这种性别逻辑的推动下形成身体暴力哲学。调查结果显示，在连续观看拳击比赛之后，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有暴力倾向。有学者针对拳击后三天内的犯罪率进行调查，样本数据来源于1973—1978年18次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研究结果表明在拳击比赛之后的三天内犯罪率上升了12％（在宣传力度最大的拳王阿里比赛后凶杀增加26起）。
3．泛政治化的“驱使”引发的金牌主义泛滥
泛政治化是政治化有过度倾向，即将非政治领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种行为。而竞技体育泛政治化则是有大型国际比赛开展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比如在国际比赛中的入场仪式和颁奖仪式中，运动员可以举着国旗出厂或者在颁奖时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泛政治化的体现。此外，在集体项目中国家的归属也会吸引观众的注意。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代表个人，同时也承担了国家荣誉。全国民众无论其宗族、、职业、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会共同为本国运动员加油助威。民众国家归属感在竞技比赛的欣赏过程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奥运会的成绩关乎未来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在竞技体育中战胜未来的竞争对手会觉得扬眉吐气，觉得综合国力强大。因此，泛政治化使竞技体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此外，由泛政治化引发的金牌主义思想也极为盛行。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金牌主义思想的泛滥，如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为了争夺“冠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等。总之，如何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如何向各国人民展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在国际体育节奠定中华武术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当前，我国武术比赛严重缺乏公平的比赛规则，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脱节的地方。
三、新时期构建我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途径
1．强化思想认识，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遵循“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和谐共存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日益强大的西方体育面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要树立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一套能够包容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既要看到体育文化的差异点，也要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找到体育文化的共同处，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发展平台，明确中国体育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不同国家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率不断增大。首先，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如儒家文化坚持和谐、慈善、希望，即使在新世纪同样具有道德建设指引作用。其次，中庸态度，“和为贵”为解决各种争端和纠纷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堪称世界之最。只有坚守民族文化的阵地，才能够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中华文化辐射到更多的国家和人们。
2．立足国际视野，审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地位
当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榜上时，大家往往容易忽视体育精神。例如我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赛龙舟这种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它们都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其娱乐性、参与性都是其他竞技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因此，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休闲生活来推广和普及传统体育。
（1）开发与大众体育联系密切的传统体育项目。围绕“满足民族休闲娱乐需求”为出发点，让它们成为人们群众喜爱的休闲娱乐项目。例如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赛龙舟、拔河，这些体育项目都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每年都会隆重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参与。奥运不能单重视竞技体育，只有全民都能参与的体育才是体育的全部。
（2）传统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提高传统体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宣传传统文化、保护民族非物质遗产作为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点。美国社会和学校都比较重视向青少年灌输本国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让其从小形成与本国文化一直的世界观。中国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从小培养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不断拓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发展途径，增强其的国际存在感。
（3）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不要生硬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要有针对性地吸收和学习。日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品牌来推广，采用商业手段来运作，为传统文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空间。我们要借鉴外域经验，长远规划，科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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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概念决定了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原始社会，生存是头等大事，这通常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但在这些世居先民们的生活中，是仅次于觅食的一件大事，觅食是为了生存，则是为了繁衍。为了得到异性的青睐，这就需要个体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劳动能力，还要在生产劳动、社交集会、游戏娱乐以及祭祀仪式中展现良好的智慧与知、情、意的高度统一。另外在推举狩猎的头领、族群的勇士、英雄、部落首领时，更看重个体的智慧、能力、气质、性格、爱好、信念与习惯等内涵，这些都需要个体具有正确的自我概念。体育的价值按其作用可分为健身、娱乐、医疗的生理价值以及教育、艺术、审美、道德的心理价值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社交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体育价值反映的都是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实现这些体育价值的深度与广度，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构建，也取决于主体社会活动的水平。由此可见，自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三）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加强了对体育价值的认同
原始社会里，不管是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人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性的。在狩猎中追逐牲畜、与之搏斗和角力，避免不了有损伤甚至殒命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人们认识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还必须要有比牲畜更强的奔跑能力与力量。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们经常受到毒虫猛兽、瘟疫疾病的肆虐，通常是那些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个体能存活下来，这些人通常也喜欢参与族群里开展的角力竞技、祭祀仪式、娱乐游戏、技能技巧训练等活动，自然，这些人也更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这些事件使个体和族群对体育的认同具有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在上述造成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中，个体身心承载着社会赋予人类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符号，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对体育价值的认同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成为个体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
二、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概述
从远古时期开始直至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体育从来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以人类的文化生活状态呈现于世人。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与广西世居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民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深厚的联系。通过梳理归纳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历程，尝试对不同时期广西世居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如下分类概述。
（一）反映生产、生活技能技巧的体育文化
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强健的体魄往往能决定生产收成的丰歉甚至是生存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这种客观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体能和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瓯、骆的先民们在狩猎中都离不开奔跑追逐、攀缘、跳跃、投掷和射击，甚至经常要与野兽进行搏斗、角力，由此产生了赛跑、射击、射弩、摔跤、投掷等根植于生产、生活的体育活动。一些体育活动产生于劳动，起源于生活，世居先民在生产获得丰收时，自然有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庆祝活动，熊舞、猴舞、挡虎舞内容实在，动作粗犷有力，所反映是古时欧骆先民的狩猎生活。在长期的稻作农耕生产中，先民根据稻作农耕等农事生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如舂堂舞、戽水舞、木槽舞、扁担舞、踩风车、采茶舞、春牛舞等，生动再现瓯骆先民稻作农事的各种生产情景。
（二）用于增强军事武技训练的体育
自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或种族之间，为掠夺财产、抢夺生产资料、获取祭祀牲畜以及复仇等原因，经常产生争斗。不管是入侵的还是防卫的一方，为了本族的生存和利益，与异族时有争斗，一些劳动、生活技能和工具被当作武器经常在战斗使用，如射箭、射驽、角力、武术、摔跤等。随着氏族、部落和种族之间争斗规模的发展，增强军事武技等战斗力的训练活动也逐渐萌发出来。据资料考证，抛绣球活动的“绣球”最早是一种青铜铸造的兵器，用于甩投，人们称之为“飞砣”，大多用于作战和狩猎；而在广西民间广泛开展的“板鞋竞速”，最早是瓦氏夫人用来训练士兵抗击倭寇而形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另外如双刀舞、棍舞、剑舞、拳术、旗舞、棍术、同填、同顶、抛沙袋、同拼、顶竹杠等练力的锻炼方式，都是反映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增强军事武技能力、锻炼身体、提高抵御外侮能力的传统体育项目。
（三）纪念祖先或英雄人物的庆典体育活动
新石器时期甑皮岩人的丧葬制度是广西世居先民“灵魂不灭”或“祖先崇拜”观念的一种载体，反映出西瓯、骆越人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观念、氏族观念以及祈求祖先神灵庇护的功利意识。广西世居先民认为祖先的灵魂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可以控制氏族、部落和个人的命运，既能庇护子孙后代繁荣兴旺，为子孙后代消灾降福，也能作祟祸害子孙。因此，滋生出对自己祖先虔诚崇拜的思想，祭祀舞蹈便是他们用来与祖先灵魂对话的神圣工具，他们认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就能跟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能得到祖先的庇护。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在举行祭祀、朝拜祖先的活动中，基本都是通过各种铜鼓舞蹈仪式来祭祖，由此产生了各种庆典铜鼓舞蹈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以铜鼓伴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打嘎是古代彝族人向死者致哀跳的铜鼓舞，端节是水族为先祖父祖母逝世及吊丧所跳的铜鼓舞，“跳弓节”是那坡县彝族祭拜祖先的铜鼓舞，“龙虫舞”是瑶族人为亡故老人“出灵”所跳的铜鼓舞，瑶族的达努节最庄严隆重的活动是打铜鼓和跳铜鼓舞，是纪念创世大神密洛陀的节日。苗族的“打牛”是祭祀苗族英雄蚩尤的舞蹈；瑶族的盘王节、“打长鼓”，以及苗族的“爬竿”等都是为了纪念瑶族先祖和英雄而创作的体育活动项目。可见，祭祀舞蹈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纪念祖先和英雄成为鼓舞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斗志和宣泄情感的常用手段或形式。
（四）反映民族风情和社交习俗的体育文化
经历几千年的积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节日，既调剂着民间的生活，也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与精神修复，这些民节俗庆为传统体育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与舞台，而民族传统体育则丰富了这些民俗节日内容，彼此协同发展。具有“东方橄榄球”称谓的三江侗族抢花炮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三燃放花炮招徕顾客，抢得花炮者，除了荣誉，还可以得到酒肉蛋等物质奖励，年复一年的沿袭，形成了传统的花炮节。壮族人的高脚球比赛，惊险刺激，是由南丹人以踢柚子为游戏，并且每年中秋都举行踢柚子比赛而形成的；背篓球最初是流行于南丹传情的一种活动，后演变为体育项目，有民歌传唱为证：“二月吉旦好风光，布农布衣喜洋洋，龙狮对对当天舞，背箩球赛满歌场。一个锦球似哥心，哥投锦球引妹唱，妹不嫌弃哥家苦，哥妹一同上锦球。”原始社会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女性择偶特别看重男子强壮的体魄与劳动能力，而体育竞技则给男性展示智慧和力量，以此来获得姑娘青睐的机会，这符合古代民族崇拜英雄的心理和性选择的需要，也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广西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与青年男女的社交有关，甚至是专为两往提供机会而展开的活动，如布依族男女青年的浪哨、赶查白，壮族的绣球舞、捞虾舞、抛绣球，彝族的打磨秋，京族的竹竿舞等，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来谈情说爱，开展社交活动。
（五）娱乐健身休闲的体育活动
由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边远偏僻的山区地域，各族群之间很少交往，缺乏交流与互动，为了调节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创造了许多用于娱乐健身休闲的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不追求很强的竞技性，而是以强身健体为目标，把体育寓于娱乐中，娱乐性成分较高，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娱乐和充实民族内涵的主要途径。据研究统计，属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共有272项，其中壮族有134项，其他10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合为138项，而且大部分是属于口传体育。
（六）反映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的体育活动
广西世居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信巫鬼与神灵，巫舞在原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各个民族都有相关的巫术舞蹈，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是骆越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瓯骆先民前辈的经验和自己的经历使他们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灵巫鬼的世界，这些神灵巫鬼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使庄稼、牛羊或人类多产，就必须去祈求、取悦这种力量。因此，对各种自然物均冠以“神”的称谓，如“山神”、“树神”、“水神”、“雷神”等，对其顶礼膜拜，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来敬拜和求告，将神灵巫鬼的“异己”力量转化为“助己”、“顺己”的力量，由此创造建立了神灵崇拜和巫鬼祭祀仪式舞蹈。并不断向后代直接或间接地传授有关这种神秘力量的知识以及取悦这种力量的方法，以保证后代生活的安全和富足。祭祀舞蹈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舞蹈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当人们稻作农耕获得丰收时，自然欣喜若狂，共同欢呼跳跃；当人们举行集体祭祀活动时，必须欢歌狂舞，以娱乐鬼神，祈求功利，并且以歌舞宣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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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生存、繁荣和发展一脉相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是中华儿女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沉淀和整个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积累。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对于如何在现阶段与未来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共同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对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科学概括，同时在年代的递增上又保持着鲜明的继承性和民族性。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一种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工具，它既是民族内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对外区分不同民族的标识，它的物质与制度文化追求适用与理性，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与此同时精神文化的对外标识性作用明显，成为对抗外来强势文化的工具，并被不断再造。
2 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长期流传在各民族民间的以强身健体和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各种竞技与游戏活动，又是以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体，融合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养生、健身和娱乐等体育活动的总称。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之下，当前社会的劳动生产、军事战争、风俗习惯、等都深刻影响着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传统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它不仅体现着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增添了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体育活动中继承与发扬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资源，在现代社会人类健康、和谐发展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众多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以及从古至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使得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多彩，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运动形式千变万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栖身于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活动相关赛事程序、器材制作、比赛规则的运动形式，同时汲取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文化营养，成为体现人类生活方式、行为特征、运动规律的一种文化形态。
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健身、表演、经济和教育功能。民族传统体育既是身体锻炼的手段，又是娱乐身心的有效途径。这些体育项目使人体通过感官、感触，以及全身各肢体、各部位的运动，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使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体力得到锻炼，精神得以调节。每逢节日，人们喜着节日盛装，踏着音乐，跟着节奏，踩高跷、扭秧歌、跳竹竿舞，这些都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得以充分展示。把民族体育项目融入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和谐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在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与人们的关注，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体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传统体育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传统民族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现代教育中体育已成为教书育人的一门必修课，武术、八段锦等进入学校体育教材，很多高校也增加了武术、摔跤、围棋等体育项目的教学。
3 传统文化性格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3.1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性质，它体现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性。小到一种国家的语言、服饰、风俗，大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无不体现了其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是一个国家从时间的先后上文化的一种继承与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传统性深刻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例如汉族的秧歌，最初起源于汉民族古代耕地、插秧的劳动生活，也是与人民的祭祀活动相关的一种舞蹈形式；蒙古族的摔跤运动体现了蒙古族人民豪迈好斗的民族性。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地理环境错综复杂，这就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不同的地域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环境的不同导致了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必然也会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同时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北方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干燥，疆土辽阔，人迹稀少，在历史上保持了比较剽悍、勇猛的民风。因此骑马、射箭、摔跤成为北方地区的爱好与生活之一。南方由于雨水充足，河流众多，少数民族多以村寨或部落为单位，因此民传统体育以集体活动为主，活动的内容多表现出生活的情趣，活动的项目有“抢花炮”、“赛龙舟”、“舞狮”等。这些实例都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之一的深刻影响。
3.3 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它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同时影响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变化。例如舞龙、舞狮、秧歌、斗牛、龙舟、赛马、毽球、高跷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技术特征，风格迥异的运动形式又给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填上了浓浓的一笔。此外，植根于几千年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思想、组成形式更是丰富多样。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不断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更加增添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4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风俗习惯、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文化结晶，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4.1 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与指引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深受了社会各个领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等在诠释其内在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
4.1.1 “天人合一”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它生动地揭示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辩证统一性和协调性，表现了淡漠宗教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性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它阐明人的自然本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要尊重自然，不要试图改变自然的本性；就现代社会而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它承认人与人之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强调用和谐的方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体育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注重以整体的概念描述人体的运动过程，追求身与心，神与形，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受这种整体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与自然界相适应的运动锻炼来由表及里，以内达外，自有形的身体运动来达到无形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身心并修，内外结合的目的。尤其在中国武术、气功等养生健身类运动中尤为突出。
4.1.2 阴阳五行学说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阴阳学说认为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下产生、发展、变化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方面，所谓阴阳就是代表着事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世界是物质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而对立的阴与阳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整体。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所构成，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此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相生相克理论也是五行学说的重要思想内容。所谓相生即相互促进，相互滋生；所谓相克即相互抑制。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顺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形意拳是中华武术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太极、八卦、少林拳并称为中华武术的四大名拳。形意拳正是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形意拳中认为，人体的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外部为阳，内部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形为阳，神为阴，阳济阴，阴补阳。其中提现了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的原理。五行拳将金、木、水、火、土，取意为劈、崩、钻、炮、横五拳，同五行相生相克一样，劈拳变钻拳，钻拳变崩拳，崩拳变炮拳，炮拳变横拳，横拳变劈拳；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钻拳，钻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根据五行学说，万物土中生，土是万物的根本，因此，横拳被视为五拳之母，并将横拳称为母拳。
4.1.3 儒家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文明中根深蒂固，谈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谈到“仁和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就是儒家的“仁和礼”。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深刻的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中强调的“礼为上”，例如师徒相见徒弟要行见师礼，上台表演要行抱拳礼等，都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体育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很大一段时间里的首要任务不是倾向于获得比赛胜利，而是考虑在竞赛中遵循比赛规则，符合道德规范，在这种注重道德价值取向的思想下，逐渐演化成削弱竞技意识，更多倾向于追求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4.2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指导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1 等级分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阻碍
儒家思想虽然使民族传统体育在形式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范，但同时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带了等级分明。等级分明的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累积遗留的思想制度，这就使很多体育活动从比赛的制定、器械的使用、出场的先后等因素上存在了不公平性。古代皇帝与随从等一起狩猎时，射出第一箭的须是皇帝，然后其他人才可一一出动。宋代的马球，只要有皇帝参加，进第一个球的人必须是皇帝。这样就充分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2 传统封建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负面阻碍
老子“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多，多则感”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在哲学上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同时也起到了鼓吹消极退让、否定进步的负面作用。这些思想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上就是不思进取，苟且求安的懦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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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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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积极发掘传统道德新的时代价值，努力将其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的整体框架中去，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2005年2月19日，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中国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经过历史的过滤和积淀都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因此，探析各民族道德文化，从中继承和发扬具有时代价值的传统道德文化，既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从藏族传统文化看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丰富性
我国是一个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特点鲜明的社会公德文化、婚姻家庭道德文化、职业道德文化等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社会公德文化
社会公德作为一般行为准则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们的道德价值、道德理想的某种共识性体现[2]。藏族的社会公德，逐步形成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定夺是非、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它对藏族社会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藏族人民注重社会公德。据《王臣记》记载：“松赞王凭借着那写作俱便的善轨文字的方便，在十善法戒的基础上，制定出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当报、斗秤无欺、心平无嫉、不听妇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等十六条正净的做人法规。”[3]尽管这一法规熔道德、宗教和法律于一炉，表明道德的阶级性，但许多内容是很好的社会公德。
2.职业道德文化
青藏高原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寒大陆，在高寒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了地势高亢、幅员广袤、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的独特生态区域，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和“生命”之称。藏族就世代繁衍生息于其间绵延着巍峨的山脉、深邃的峡谷，天寒地冻的世界屋脊之上。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大自然磨砺出藏族罕见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勇往直前和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和品质，使藏民族有着惊人的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耐力和韧性，从而维系了民族的繁衍，同时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藏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中这种刻苦刚强、坚忍不拔的民族魂，只要剔除附于其上的消极因素，在藏区现代化进程中是强烈的助推力。
3.家庭美德文化
婚姻家庭道德是婚姻家庭关系的直接反映，它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的基本行为，使其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提高，爱情升华，家庭幸福，而且也使其整个民族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
夫妻地位平等。在藏族地区实行婚姻自主、婚姻自由。藏族传统强调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是藏族家庭地位平等的感情基础。而这种以爱慕为基本出发点的观念不仅是夫妻团结家庭和睦的可靠保证，也是藏族道德中的积极因素。
孝敬父母。在藏族传统社会的道德中，孝敬父母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就有许多孝敬父母的格言，如：“子母相见如仇敌，父母责备白眼翻。永世受罪解脱难，这种人落地狱间。念此应以孝为先。”[4]
要善待子女。藏族传统道德认为教育和培养孩子成为有道德的人，使其能够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善待。所以在藏族家庭对子女的善待更重要的是教子女怎样做人。这些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做人的希望，在《礼仪问答写卷》和《萨迦格言》中体现得非常明显[5]。
4.宗教道德文化
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和强化作用主要表现为积极的鼓励和消极的威慑。积极的鼓励使得人们在有生之年不顾成败地去履行其道德义务。人们在平时的“积善积德”观念中得到鼓励。
如众生平等、慈悲行善、忍辱无争、尊重生命，保护生态等。藏族生态文化认为，不仅要尊重人类社会中一切人的生命，还应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大自然有其生命特性，人对所处环境其它生物的保护，便是保护人类自己。出于对自然的崇敬，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的禁忌，走遍藏区到处都有神山、神湖、神泉、神河，自然也有神圣的动物、植物。无论是僧人还是普通人，都是自然区域中一个普通成员，应该尊重保护区其它生物的活动，与其同生存。这样一种观念和行为便有力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二、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民族传统道德，是指各民族过去发生的一以贯之的在现实生活中仍发生作用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6]。传统道德观念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同步发生变化。相反，它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思想仍然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仍然会通过观念来影响并支配人们的言论和行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充分发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促进民族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1.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有利于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和调整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它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蕴藏着大量的道德评价、道德典范和道德理想，如在个人道德方面，有诚实守信、谦虚有礼、富有同情心等。在家庭道德方面，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长幼有别等。在宗教道德方面，有爱国爱民、平等团结、乐善好施、倡善弃恶等。在社会道德方面，包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济危扶贫等。这些道德标准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力。这使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自觉塑造道德形象和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从而维护和完善社会主流道德准则和规范。
2.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促进了民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团结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7]。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在现代社会，除了用法律维系利益关系上的公平与和谐，民族传统道德对于调节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共同的道德文化促进了本民族内部的紧密团结和同心协力，它可以调整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消除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从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谅解宽容、和睦相处、友爱向善的人际关系，构筑了良好的人际环境。当然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奴隶制的道德准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有些内容也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安定的。
3.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道德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对道德规范的遵循保证了人们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相互谦让，从而使社会生活保持健康有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经验的积淀，融会在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和传统的行为习惯中，在生活的交往中直接表露出来，处处起作用，并且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情、信仰、仪式、教义这些具体的手段和途径给人们施加影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保证其社会规范和社会稳定，每个社会都制定一系列制度、法律、措施来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但这些手段并非可以运用于所有的场合，有许多的行为选择是在独处的时候，这是上述的措施不能到达的地方。而传统的道德规范可以监督人们的行为，因而控制了许多不正当行为并避免其发生。
但是，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一旦形成，经久不衰，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尤为典型。当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之后，旧时代传承下来的道德的一部分属于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腐朽道德，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那么在面临这种十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其展现出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传统伦理道德呢？
三、继承、扬弃、创新：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原则
对待传统伦理道德，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根本问题。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8]这就为我们学习、借鉴历史和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为此，必须要以坚持继承、扬弃、创新的原则来提升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坚持继承原则
在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可以跨越社会形态的道德规范，这类道德文化是可以被直接承继下来，用以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如在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反映社会公德的文化：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和有恩当报等等；体现努力进取的职业道德文化：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却表现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品质；展现团结和睦的家庭美德的文化：夫妻地位的平等、孝敬父母、要善待子女，等等。所以，在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这些反映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尊老爱幼、追求真理、诚信和童叟无欺的内容，这些均属于同现代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冲突的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无疑可直接纳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之中。
2.坚持扬弃原则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以农立国的宗法制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的，因而突出地表现其两重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则更是如此。
少数民族传统优秀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就藏族来说传统优秀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已经逐渐融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熔炉之中藏族优良的思想道德传统；体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的藏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学艺术[9]。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我们要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有精华就有糟粕，有优势就有劣势。藏族传统社会道德的核心是藏传佛教道德，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相悖的。如藏传佛教道德主张的是消极人生，积极出世，把现实人生视为苦，且把其根源归结于前世所造之恶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消极成分”，则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惰性力量，与现代化建设是对峙和冲突的，从根本上说，不能将其纳入新道德之内，必须将之弃之于社会主义道德之外。
3.坚持创新原则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自然、社会、历史的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发生变化。创新便是民族文化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顺应变化，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是传统价值观与现念交合转化的新生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只能根据自身因素和现代社会建设的要求并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使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
四、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思路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价值走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要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地位和掌控力度的坚实基础，从而为多元文化成长和发展提供恰切时代的风骨气韵及坚强有力的基本价值支撑，以便创造更加洁净朗润的文化生态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污染和毒化带来的精神畸变和观念毒瘤。在少数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发展就是要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符合先进文化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倡导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改革开放这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统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并加以提炼、改造、充实和提高，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0]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它的内容始终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改造传统道德，推动道德进步，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步。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民族地区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改造和发扬光大获得强大的动力和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3.培育少数民族的现代道德意识
如同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一样，大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也有消极入世、积极出世、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忍受艰苦，与世无争的主张，并且大多数虔诚的少数民族信教徒的心愿都主要不在现世如何致富，而是如何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淡泊名利、不讲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讲物质利益、不追求经济效益的道德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因此，要结合当地实际培育以讲求经济效益，敢于竞争和冒险的，以重视现世、讲求奋斗的现代道德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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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明.藏族传统道德探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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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资源.论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篇11
【基金项目】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大学） 基地课题项目（2014）。
【作者简介】李治邦，贵州大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化理论、农村经济；吕群立，贵州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化理论。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历史悠久，众多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性
贵州的民族地区包括黔南、黔东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250个民族乡，国土面积9.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5%。全省有48个少数民族，其中18个是世居少数民族。2013年贵州省常住人口350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居全国第四位。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民族生态环境中，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着不同民族的特点。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河纵横，森林茂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是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的自然生态基础，“一山之隔，习俗殊异”，形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
贵州在历史上就是各民族交融的，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其他民族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在贵州的濮人相交汇，在共同开发贵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现象。由于贵州历史上地理偏远、交通闭塞，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较多地遗存了世居民族丰富而厚重的农耕文明的区域文化资源。在我国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贵州的数量列全国第三位，其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份量很大， 如“侗族大歌”“水书”“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等。还有大量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如贵州东南部的堂安民族古寨，有7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侗族文化物质空间载体，特别是这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的“侗族大歌”，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一，享誉国际。贵阳市花溪河畔的镇山布依族民族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以布依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的自然村寨，建筑空间丰富颇有特色，民族元素多。贵州的梯田众多，如花溪高坡梯田，高山地貌独特，民族风情浓郁，是当地苗族人民世代辛勤劳作、巧夺天工改造自然的文化景观和旅游景观，成为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的“摄影创作基地”。贵州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富有特色且保存得比较完整，“多彩贵州”包含了丰富多姿的贵州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对贵州旅游文化的宣传策略和手段，已成为贵州的名片。
二、城镇化进程中贵州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也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的地域扩展过程”（许学强，1997）。城市化改变着乡村的面貌，“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刚性结构中， 并逐渐取代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形成的地位和作用， 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被代替的境地”（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1999）。城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有消极影响是肯定的。贵州省2013年的城镇化率为37.8％，大大低于全国53.7％的平均水平，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
1.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受到侵蚀和破坏。第一，城镇化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城镇化进程也是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电子媒介在民族地区的介入和普及的过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使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发生急剧变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习俗正在加速消亡，一些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古迹遭到损毁，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少数民族母语危机日益加剧，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贵州境内民族语言的使用率急剧下降，彝语、苗语、布依语使用率下降非常严重。第二，大量民族青壮年外出务工影响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少数民族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和迁移，促进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但民族民间文化所依存的民族习俗，因此而缺失其行为的主体人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受到挑战。许多靠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传统手工技艺后继乏人。随着掌握这些传统文化和技术的老人逐渐离世，少数民族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和技术也濒临消失。如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个布依族村寨，随着一位布依族老人的离世，他所通晓的布依族傩仪和掌握的布依族傩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就随之失传。第三，民族传统文化的生长失去依托。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纷纷进人城市，原来相对集中居住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分散在城镇的各个角落。同时，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挤压无法进入普通学校的课堂， 结果是学生从小就学习非母语语言和外国语，而对自己的母语和其所存载的文化却不知晓；民族民间文化不受重视，民间艺人地位下降，民间歌手和表演艺人缺少观众和舞台，年轻一代继承民间文化的寥寥无几。目前，实施城镇集中办学，撤销乡村偏远学校，而城镇学校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语言基本上不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惯。
2.民族传统形文化的损失和破坏难以弥补。城镇化使人口不断密集，村寨变为集镇，集镇变为城镇，对旧城的改造，往往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城镇街区、建筑被拆毁，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被丢弃、遗忘和破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大量流失，现代工业用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民族民间工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工业园区、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建设， 对民族地区的有形文物和文化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贵州黎平县是侗族鼓楼艺术之乡，该县境内现存的鼓楼有不少需要修补或重建，却难以实现，因为修建鼓楼的大木柱需要五十至百年树龄的杉木来做，而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大树了。鼓楼前的歌坪，传统是用鹅卵石铺成，而现在鹅卵石日渐稀少，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多改用水泥，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由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贵州民族地区新建民居大量存在按照统一建筑模式修建，未能很好地根据当地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来修建，使贵州苗家山寨、彝族山村、布依水乡等原本具有的人文品质逐渐消失。民族地区民居建筑新了，样式洋了，传统丢了，特色没了，魅力没了。贵州回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清真寺大都始建于明清时期，以土木结构为主，具有传统古建筑的风格，但经过不断维修、改建或重建后，现在大多是砖混结构，未能充分保留和体现原有民族元素、地域特色和原有建筑风格，民族原有特色弱化和消失。
3.无形民族文化遗产生存力在衰退。城镇化使都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渗透，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民歌、民族舞蹈、民族体育、民族医药等逐步走向衰落。一些依靠口传面授方式加以传承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如黔南州水族的“水书”，传播渠道狭窄，普及使用范围小，只有极少数传承人能识读，一旦仅存的传承人去世，珍贵的民族古籍“水书”将成为无人识读的重大遗憾。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曾经把当地民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榕江县的车江镇也要求当地学校把侗歌纳入学校教学内容，贵州大学的艺术学院也曾举办过几期侗歌班。但更普遍的现象是，上学的孩子几乎只唱校园歌曲、流行歌曲，不会唱民歌。
4.对民族民间文化过度开发，商业化倾向明显。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大多是不当开发、过度开发，造成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地方政府往往重开发，轻保护和管理，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在贵州很多旅游景区，常有商业行为表演的人穿的是苗族服装，却梳着土家族发式，唱着侗歌，跳着苗舞，夹杂着伪民俗。一些旅游景点的苗族“抢新郎”，并非苗族民俗，只是借此来赚钱的商业表演，是人为派生出来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举办各种节日，如苗族芦笙节、彝族火把节、侗族鼓楼节等，目的是促进民族民间文化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节日时令等方面有随意性，追求短期效益，抛开原有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没有原动力的，难以持续发展。1986年，侗歌参加巴黎艺术节演出时，有个作曲家曾经写了一首曲子夹在里面，法国同行听了，竟单把这一支挑出来加以否定。这应该是一个警告和教训。
三、城镇化进程中加强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
1.增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和有包容性的，一马平川的道路、林立的高楼可以体现城市的发展风貌和现代气派，但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淀起来的，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应该也可以是富有个性、魅力的，应该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如雷山县西江苗寨的建设，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不仅保护、宣传和发展了民族文化， 还创造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好的例子。可以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方式加强宣传，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力量，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特色教育内容， 让少年儿童从小认识本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本民族的自主行为，以民族地区原住民为主体，要以原住民的生产生计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为基础，使之能够成为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源泉，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2.把民族文化保护纳入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重视和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在城镇建设发展规划中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建立相关保护机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建立各民族语言学校，建设民族文化场所和设施，如城市民族文化博物馆和各民族文化中心，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城市多元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之中，坚持多元文化的平等、和谐共存。充分尊重历史和传统民族传统，少数民族区域的森林、草原和农田应该严格保护，限制开发，保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新建街道和建筑要尽量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把本地本民族最有特色的建筑和标志物在城市建设中展现出来，保留有展示民族民间工艺、美食、表演的艺术场所。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发展旅游为名，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甚至个人利益而打造伪文化和假民俗。
3.按科学、法制的保护原则保护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护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按科学化原则进行保护，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法治建设。第一，加强立法，保护民族文化及其多样性。虽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列有有关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的一些条文，但比较抽象，需要具体化。城市化建设应该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保护权利，加强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区域环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城镇化和谐发展。2003年1月，贵州省人大制定并且实施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有利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第二，保证经费投入和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把挖掘、整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贵州从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少，经费投入不足，各级政府应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保护、发现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第三，运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用现代技术工具对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录音、摄像、拍照和文字记录，对那些活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一般是自我娱乐或自发性地表达某种感情愿望的，可以根据现在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需要，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工和开发，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
4.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可以利用国外政府和民间无偿援助的资金，可以学习、借鉴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宣传与国际交流。例如，1995年， 我国与挪威合作在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这里的长角苗的古老传统和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服饰艺术得到较好保护。1997～2004年，我国多次与挪威合作，在贵州六盘水的六枝梭戛、贵阳花溪镇山、黔东南的黎平堂安和锦屏隆里等四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初步建成了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具有独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对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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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决定了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物质工具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教学。站在时代的讲台，手执新教材的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用祖国的山川之美、风俗之美、历史之美陶冶学生；用民族的传统之美、文化之美感染学生；让学生在灵魂深处夯筑起民族文化殿堂的基础；让学生在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光大。
我在黑板上写“雅正”一词，请学生释义，无人能答；我又写“物色”一词，也是鲜有人知；至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也大都不知所云。在如今中学生的“字典”里，似乎只有“指教”“寻找”“我爱你”这类浅俗的词句，而稍富传统文化色彩的“文辞”，他们却知之甚少。语文教学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少慢差费”问题依然摆在广大师生面前。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学生连我们古老而优雅的母语都掌握不好，何以在其他方面有更高的发展？《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的基本特点。”“工具性”自不必说，而我们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这种“人文性”的开发。我们不否认别国优秀经验对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但我们的语文教学还是要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以补足学生人文素质的严重低下。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如今，大部分中学生对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古文化常识严重匮乏，因此在弘扬传统美德方面自然不如人意。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决定了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物质工具的特殊性。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教学。站在时代的讲台，手执新教材的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用祖国的山川之美、风俗之美、历史之美陶冶学生；用民族的传统之美、文化之美感染学生；让学生在灵魂深处夯筑起民族文化殿堂的基础；让学生在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光大。
当语文学科的性质重新确定为“文化载体”时，我们更应担负起培养学生健康向上、高品位的文化素养，重铸新世纪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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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语文课堂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接受人文熏陶
语文是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它本来就该满载着文化的精华来到课堂。语文教学就要起到文化传递的作用，我们要努力营造课堂的文化氛围，力求语文课多一点文化气息，让学生领略民族文化风采，接受人文熏陶，感受到传统文化特有的甘甜与魅力。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特定思想情感、特定生活情景、特定文化传统的写照。古典诗文是汉语言文学的典范和精华，蕴蓄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我们必须着意引导学生去把握汉语言文化的内在特质，体会作品中蕴涵的精神价值、道德观念。在古诗文教学中，要教给学生鉴赏的方法，鼓励学生读背，使学生养成品读古诗文的习惯，让那些积淀着智慧结晶、映射着理性光辉、浓缩着丰富情感、蕴含优美意象的古诗文熏染学生的灵魂，从而加厚他们的文化底蕴，提升他们的品性灵气。
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唤醒学生的心灵
夏丏尊先生说：“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寞等说不尽的意味吧。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学也在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引导学生细细品味汉语言婉转和谐的音乐美，揣摩汉字的形式美、意蕴美，唤起丰富多彩的意象内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使学生对汉语言的内在美有更加丰富、细腻、深刻的理解。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语文教学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感性的感情交流，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感染和推动，在潜移默化中唤醒学生生命成长的觉悟，唤醒学生心灵深处的情感源泉。我们要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感受体验，在体验中深入作品的形象世界、情感世界。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用生动的语言、直观的图片、实物的展示、音乐的渲染等方式创设情境，把学生带到特定的氛围之中，真正感染学生的心灵。
三、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
篇13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高校体育改革中推广的现实意义
1、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
我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如蹴球、陀螺、珍珠球、射弩、板鞋、高脚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商业模式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较大，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导致一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冷遇和淡化，致使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发展事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因此，如何将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传承下来，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提供平台，把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项目纳入教学体系，有利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
2、满足不同学生群体兴趣爱好的客观要求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突出强调要尊重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性，使课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其生源来自全国各地，汇聚着各个民族的学生，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体育爱好，继而激发不同学生群体的兴趣。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纳入高校教学改革的范畴，既可以满足少数民族同学的爱好需求，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给广大高校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选择，在不同的选择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可以达到增强体育兴趣，激发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高校体育中的推广措施
1、改革传统教学模式
要想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有立足之地，就应当适当的对体育教学方向进行适当的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要结合当地民族的优势，对传统的体育管理、竞赛、训练、教学的规律进行积极探索，以建设以传统的体育工作作为核心内容，逐渐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项目，形成一体化发展模式。其他地区的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要加大对少数民体育传统文化的推广、整理、挖掘等方面的工作，提供有效明确的实施方案以满足实际需求，以便解决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此外，高校体育可以办理各种各样的传统体育文化学习班、培训班，以达到加强探讨和宣传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
2、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
在高校体育文化课堂上开设一些具有竞技性、趣味性较强的传统体育文化课程，弥补了高校体育中因为基础设施不足或者受到场地局限受到的影响，对高校体育文化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实践上，也要注重理论上。在实践层面，要多开发趣味性、竞技性等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在课堂上传授，而且要加强课外的培训，如开设相应的辅导班等，做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在理论层面上，要加强对少数民族体育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确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观点。同时，做好理论宣传工作，增强学生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3、加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广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