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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缺失。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精神，其精神的核心是客观性理念。但现在一些新闻工作者缺失专业精神，缺乏客观性理念，其报道背离或僭越新闻报道标准，导致监督越位。比如媒介审判现象的出现就是典型的监督越位，其报道干预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其次是角色认知偏差，过度夸大自身权利。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致使部分媒体及从业人员出现特权意识，有的甚至以权力机构自居，以职能部门的行为方式进行新闻报道，超出新闻媒体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从而造成新闻侵权。
实质上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是代表公众利益进行舆论监督，最终维护公众利益，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及从业人员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相对于普通公众具有更宽泛的自由和权利，但这种自由和权利是在法律规范之内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权利和职能，但绝不是权力，新闻媒体不能替代行使职能部门的权力。
第三是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市场经济体制下，各新闻媒体追求经济效益，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各出奇招。舆论监督内容有党和政府做后盾，有社会矛盾点，能够吸引受众关注无疑成为新闻媒体较好的选择，但一些媒体在监督过程中，盲目追逐新闻热点和轰动效应，忽略新闻价值和社会利益，背离媒体的职责操守，跨越舆论监督的准绳，对舆论监督权利滥用，易使舆论监督沦落个人私器。新闻媒体需要经济效益，但更要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统一，不能单纯的以是否吸引受众眼球为目的，否则舆论监督就是失去了它的初衷。
二、受众因素是舆论监督越位的推动力
公众通过舆论对公共事件进行舆论监督，舆论源于公众对于事件的意见和态度，而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又与公众的心理特征紧密相连。媒体在运营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纷纷研究受众心理，并投其所好。但部分媒体过度迎合受众独特的心理需求，在获取新闻的手段以及新闻报道内容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舆论监督越位的现象。
第一，受众本能偏爱负面信息的心理致使舆论导向出现偏差
在信息选择时，受众本能地偏向负面信息，这是一种自危心理，也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规避危险、保障自身生存发展过程中本能的选择。
诺依曼认为“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它可以快速反映社会全方位的动向，为人们的生活发出预警。“监督”表面上理解，它只是一个中性词，舆论监督并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但人们习惯性把它理解为负面批评报道。因为负面事件关系自身安危，对于公众和社会管理决策的意义更大，也更能引起公众注意。故而，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会迎合这种心理，加大这一方面的报道力度和强度。但在负面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如果掺杂非理性因素，刻意夸大甚至歪曲事实，负面影响也会更严重。在这样非理智情绪下的舆论监督往往会导致群体暴力，导致舆论监督越位，甚至对某些公众产生伤害。比如在“史上最恶毒后妈”事件中，部分媒体不经核实随意转帖，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致使其后母陈彩诗遭受网络暴力，其监督产生偏差，影响极坏。
第二，受众的娱乐心理极易导致新闻价值取向出现问题
在繁重的生存压力之下，受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如奇特事件、娱乐新闻等，释放心理压力。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受众的娱乐心理、看客心理致使网络世界这种信息铺天盖地，其真实性大打折扣。媒介为迎合受众的娱乐需求，在新闻价值取向上降低了标准，正常的舆论监督演变为对明星隐私的窥视、对网络红人的追捧，采取偷拍、偷录等非法手段，甚至不顾职业道德制造虚假新闻、媚俗新闻或是炒作新闻。这些媒介越位现象直接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新闻品质的降低，也给新闻当事人带来困扰。
三、社会监督环境为舆论监督越位提供温床
舆论监督主要是针对公共事件所进行的监督，是在社会公共空间所进行的一种活动，需要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保证其正常运行，否则就面临越位的危险。然而，目前我国不容乐观的监督环境实质上为舆论监督越位开了绿灯，助长越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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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团体的报刊为辅，以市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多元的办报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违法及腐败现象都公之于众，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同时，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时，必须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二）制约舆论监督对司法的影响，健全保障法官独立的制度环境。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在目前体制下，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件进行了不当报道，个别法官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在审理这些案件时不得不迎合官方媒体的意见，从而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司法不独立是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此，应该加快司法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上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定严格的法官任免制度，规定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逐渐将党报、机关报的舆论监督权和审判机关人、财、物管理权分别授予不同的主体行使，从而赋予法官抵抗新闻媒体不当监督的权力，使得法官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部门和人员，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同时，这些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可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或修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违法的报道流向社会。在我国，近年来由于媒体的不当监督从而妨碍司法权公正行使的一些案件中，大都是因为记者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或偏听偏信，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片面的报道，从而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例如，有的新闻报道在法庭审结之前对案件作出定性、定罪的结论，直接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凶手"、"罪犯"，从而侵犯了人民法院的统一定罪权。
总之，记者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法院审判活动的误解，是造成新闻监督妨碍司法公正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在新闻舆论机构中配备专职的法律事务人员，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通过正当途径与司法机关联系交涉，既可以全面掌握案情的情况下对审判活动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将社会公众的舆论适度地反映到判决中来，以免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脱离民意的监督。
二、新闻媒体监督司法的掌握
新闻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适度的舆论压力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必要。反之，如果媒体监督不当，就有可能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从而造成司法不公。因此，新闻监督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必须与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保持一定的界限。具体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
媒体在报道案件主要因素时，也要报道次要因素，特别是相反的意见。当然，不能要求新闻媒体报道的所有案件都完全真实。虽然新闻媒体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阶段都可以对案件进行如实报道，但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必须遵行一定的规律。例如，对法定不公开的审理的案件，媒体一般不应报道或者不应报道案情细节，以免将本不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变相公之于众了；在立案、侦查和阶段，对司法机关尚未认定的证据材料，媒体不得向社会公开，以免妨碍案件侦查和活动等等。
（二）评论是新闻报道的关键，新闻媒体报道案件事实之时，也可以适当地发表评论。因此，应该赋予媒体诉讼的各个阶段适当地发表评论的权利。
首先，允许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案件发表评论，已为一些国际区域性条约所认可，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是相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4年1月18日-2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制定的《关于新闻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基本原则》（《马德里原则》），中国既没有参与制定也没有事后加入，但是，该条约对我国今后制定新闻方面的立法无疑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其次，从目前中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腐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适度的新闻监督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近年来新闻自由在逐渐解禁，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新闻开放程度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理应通过法治赋予新闻媒体较大的权利，为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更加宽松的外在环境。当然，笔者赞成新闻媒体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发表评论的权利，并注意以下几点：1．在立案、侦查、阶段，对案情发表评论主要限于程序违法或者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得发表任何评论。例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问题，媒体在报道案情时对此可以随意发表评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处以何种刑罚不得妄作论断，以免侵犯法院审判权。2．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司法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行为时，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讼诉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同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造势促使有关组织追究枉法裁判者的刑事责任，以此保障司法权的公正行使。3．由于我国当前司法独立的制度环境未尽如人意，如果一些党政领导利用特权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时，新闻媒体应该立即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共鸣和义愤，为公、检、法、司机关依法追究犯罪、抵制法外势力的干扰提供舆论支持，使其得以顶住压力公正办案；也可以使这些试图干涉司法独立的人望而却步，从而保证侦查、和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通常情况下，评论应该由新闻机构中配备的专职法律人员主笔或者参与，或聘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审查、把关。且不能是明显的诱导式倾向性的，以免误导广大读者，同时，发表的评论应声明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报刊的意见。4．在任何情形下，新闻媒体报道案情对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可能造成侮辱的评论应禁止。否则，媒体的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方面明显存在错误，应该进行批评或抨击，以利于法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予以纠正。
三、救济措施
即使立法中划定了新闻舆论监督审判权的一定界限，但现实中有的记者可能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或者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热衷于对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肆意渲染，以引起公众的义愤，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造势，导致审判活动不得不听从于舆论。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审前报道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的，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做法，采取救济措施：
（一）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有偏见的舆论压力消除后再启动审判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媒体在审前对案情已经进行了大肆渲染，法院可以决定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增补第4款："为了消除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对审判活动的不利影响，保障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合议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
（二）由上级法院通过指定管辖变更审判地点，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他同级法院。为了使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得以落实，对于媒体在审前进行过不当报道的，上级法院可以通过指定管辖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到尚未受到舆论影响的其他同级法院。
（三）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判决前向外界（包括新闻媒体）散发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司法机关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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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媒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的力量增大社会现象的曝光度，将社会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帮助群众了解周围事件的发生和经过，了解地方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过程，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起到监督作用，促使社会沿着法制轨迹运转。
我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新闻媒体监督能够让一切不公平现象暴露在阳光之下，帮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情况，监督政府工作力度，指出政府的错误并加以改善，制定正确仿真和规划。2009年，我国在在世界媒体峰会中强调，应该鼓励媒体搞好政府监督工作，并对公众情绪及时疏导，弘扬社会正气，传递正能量，让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国策方针的制定，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确保老百姓的正当诉求有地方申诉。应该创造条件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力度，从而让政府接受批评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健康的运转。
二、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新闻媒体事业同样获得了空前发展。过去，我国新闻媒体机制寥寥无几，如今遍地开花，锋芒毕露，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角色。
舆论监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涉及话题关系群众生活。第二，在社会上具备一定威望，具有很高社会影响力。第三，关注度高，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高度关注和监督，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新闻媒体在社会风气建设，社会团结稳定，弘扬正气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切实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法制建设。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于机制的不完善和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媒体机构与社会矛盾的产生，并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引起公众愤慨，大大削弱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有些新闻机构为了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争夺读者“眼球”，人为的制造一些虚假新闻，并刻意进行错误引导，造成严重的社会现象，这些缺乏真实的信息报道流入社会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极大的损害了公众利益和媒体自身形象。
由于媒体机构为了提高关注度，刻意制造噱头，加大夸张，从而进行错误的舆论引导等，给人们群众和市场经济造成损害的案例非常多。比如2007年3月，在广州发现了巴拿马病，这是一种只有香蕉才会的得病，并且很难治疗，出现这种病的地区一般30年内都不适合种香蕉，所以被称为“蕉癌”。可是，有些香蕉商为了打压价格，利用媒体鼓吹吃香蕉会致癌，这种严重的误读给香蕉产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并引起了社会恐慌。教训非常深刻，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三、媒体舆论监督的完善路径
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如何有效利用新闻媒体，真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和承担起弘扬社会正义的责任，切实落实党和政府的意图，建立起科学健康的新闻媒体监督机制，维护社会正气，构建健康文化风气，是目前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为了更好的进行舆论监督，少走弯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媒体机构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时应该坚持党的原则，公正、公平、公开，一切以大局为重，坚持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
新闻媒体机构在进行舆论监督时，扮演的是调解员的角色，是为了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而不是刻意制造社会矛盾，加剧冲突，造成各方面的对立。因此，在工作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应该将纠正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与维护政府形象同步进行；在反应人民意愿的同时，不能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对立；在抨击社会歪风邪气的同时，应该对社会稳定团结进行维护和巩固。
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巨大冰冻灾害，受灾地区断电、断水，灾民缺衣少食，并且由于积雪冰冻阻塞，外部物资很难输送，这是各大媒体纷纷前往受灾前线，第一时间将受灾画面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并刊发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构建，将灾区前线中的感人事迹进行报道，将全国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军民一心，共同抗灾，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到救灾工作，为此次救灾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政策
诚信和公信力是新闻媒体的巨大财富，不能为了经济效益和短期利益而故意制造噱头，报道虚假新闻，随意挥霍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否则到头来一定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首先，新闻媒体应该强化自身的责任感，坚持新闻报道的自由性、原则性、真实性和独立性，如果在新闻工作中出现虚假新闻，或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报道，就会大大降低媒体的公信力度。
其次，新闻从业者应该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在工作中本着真实诚信的原则，杜绝恶意炒作行为。因为恶意炒作丧失了新闻中最重要的真实原则，愚弄群众，容易引起公众的反感，使新闻媒体丧失了尊严，降低了公信力，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再次，新闻记者应该崇尚科学，不断提高科学知识素养。因为在采访工作中经常涉及到卫生、饮食、健康等领域，具备一定的科学常识，可以有效甄别新闻报道中的虚假讯息，提高新闻质量，确保新闻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最后，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在保障人们群众基本权利的同时，将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总之，新闻媒体机制还存在很多不足，应该不断完善，同时，在鼓励和加大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做好对新闻媒体报道的监督工作，防止虚假信息流向社会，造成社会恐慌，破坏安定团结局面。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基本知情权，新闻媒体发展才会拥有巨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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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中国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创立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
北京市发改委介绍，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基于总量控制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权和间接排放权交易综合制度试验，鼓励非强制市场参与者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参与交易。
北京市将把北京市辖区内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万吨（含）以上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单位）强制纳入到碳交易主体范围。根据《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2012～2015）》，北京市计划所有强制市场参与者将被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并实行强制市场参与者排放报告制度。
中国的五年规划及其中的每一年都有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根据减排目标来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将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单位碳排放权可交易许可证的形式分配到各排污企业，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减排目标。那么，中国实行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现实问题有哪些？本文就从介绍美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效果来明晰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内容及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建立该制度时所预期的几个问题。
2 美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内容——以1990年创立的硫排放可交易许可证为例
1990年，美国国会推行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正式使用了可交易许可证，将其运用于酸雨控制计划中。与之前的排污权交易项目相比，该修正案鼓励跨企业、跨州交易，并赋予企业更多的自由选择权。美国在1990年的实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当时只是作为一种辅环境治理工具，后来直至现在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经济与环境政策工具。
限额就是控制了污染量或资源量，将单位污染量或资源量转换为单位排污权或资源开采权可交易许可证，就是给定了可交易许可证的供给量，使得可交易许可证的供给量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始终不变。
可交易就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来巧妙地调节环境治理的经济成本和方式，以达到治理环境问题的目的。“排污权交易的本质，在于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把排污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排污权市场化的实质是使企业拥有环境物品的产权，在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作用下，使企业在购买排污权和自行治理之间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美国1990年推行硫排放可交易许可证制度，首先确定了减排目标，并以此作为许可证限额标准。美国立法的意图是大约减少一半的排污量，即每年减少1000万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发放了900万吨的可交易许可证。
硫含量许可证采取的初始分配方式是“无偿分配”。初始分配方式采用“无偿分配”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因为若强行撤销企业已取得的排污权，而通过有偿拍卖等方式将这些排污权再分配，则很可能会遭到现有企业的竭力反对，从而使得可交易许可证初始分配变得困难重重。
“政府根据历史上的燃料消费和严格规定的排污率向这些企业分配排放许可。年末，如果某企业将其排放量降至政府定额下，则可将多余的许可出售。反之，如果其超标排放则可能被处以超量1吨罚款2 000美元的惩罚。”
每年年底，所涉及企业要提供证明资料，以便确认其遵守政策的情况，假如超过每年允许的硫排放量，那么有60天的宽限期以便企业购买额外的硫排放许可证；假如许可证用不完，可以出售或者储存起来供将来使用。
对于工业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减排目标更容易实现，减排的成本更低。这些先进企业所持有的可交易许可证可以出售给其他技术落后、减排成本高的高污染企业，从而获得减排收益，起到激励作用；或者将可交易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储存起来，以便于日后扩大生产所需。而对于工业技术落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要实现减排目标很困难，减排的成本更高，允许这些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购买可交易许可证解决减排规制问题，付出价格成本购买先进企业低成本的减排能力，使得整体产业的减排总成本降低，另外给足了落后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空间和时间空间，避免严苛的环境规制导致经济和产业上的抵制和衰退。
运用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对企业的激励效果更加明显，相比税费制度，企业可以从升级技术和出售可交易许可证中获益；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运行成本比较低，可交易许可证的价格由市场自我调节形成，不需要政府从中进行技术性的调研、评估和定价，而税费制度的设立需要政府很高的经济技术水平；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相比税费制度，更具有适应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灵活性。
接下来，笔者就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以上运行机制原理和优势来讨论1990年美国创立硫排放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以来的实施效果。
3 美国的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的实施效果——以1993—2001年美国硫排放许可证价格变化做分析
图1为“1993—2001年美国硫含量许可证价格走势图”，横轴为年份，竖轴为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美元），美国1993年至2001年的硫含量许可证的价格走势就可以很好解释可交易许可证在自由市场下对美国生态环境、美国经济起到的良好作用。从1990年实施到2001年短短的十年内，硫含量许可证价格这一项指标进行了三次演变，从价格指标到环境指标到经济指标。
第一阶段：价格指标（1990—1994）
1990年，美国政府确定900万吨硫含量许可证，投放到市场上。由于刚刚实施政策，整体产业的工业技术未能及时改进，二氧化硫排放量依然很大，各家企业为了提高产量需要大量购买硫含量许可证，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工业不堪排污成本重负，同时高昂的硫含量许可证价格也带来了丰厚的减排收益，企业纷纷采取减排措施，许可证价格一路暴跌。
第二阶段：环境指标（1994—）
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经历初期暴跌之后，就再也涨不上去了。随后在山脚下低位震荡徘徊。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低迷，表明美国工业体系二氧化硫减排技术的先进，美国整体工业的二氧化硫减排平均边际成本长期低于每单位硫含量200美元；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低迷也表明美国工业企业对二氧化硫增排的需求很小，美国总体环境保持良好的态势。
第三阶段：经济指标（1994—）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会影响到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变动。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灵活适应于宏观经济，这是相对于稳定性强、税率难以跟踪经济进行调整的税费制度的优点。
1994年之后的硫含量许可证价格的走势就反映了美国乃至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形势下滑，工业不振，工业对硫含量许可证的需求就减少，许可证价格也就下跌；经济形势趋好，工业繁荣，产能扩张，工业对硫含量许可证的需求就增加，许可证价格也就上涨。
1996年后，硫含量许可证价格处于谷底，经济背景是：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下跌，俄罗斯经济濒临崩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东南亚金融危机酝酿，全球股市动荡加剧，最终在1998年夏，投资于俄罗斯国债期权的一家美国著名的基金公司破产，引发欧美局部金融危机。
2000年，硫含量许可证价格出现阶段性回调，经济背景是：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暴跌。
从总体来说，硫含量许可证价格呈低位缓慢上涨趋势，可见在美国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持续发展；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工业能够以低成本来应付减排目标，并能实现工业的发展。
4 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在中国实践中的预期问题
中国已经承诺在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中国的五年规划以及规划中的每一年都有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在此目标基础之上，可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进行直接的控制，以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而相对于成本型规制工具（如税费制度），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这样的数量型规制工具更能直接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避免污染企业在边际收益大于税率下的边际成本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增排风险。中国于今年三月底在北京市正式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并且建立电子交易平台，及时跟踪市场行情和方便交易，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制度创新。
4.1 污染企业成本转嫁的问题
在中国，大型资源性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属于国有垄断性企业，如火电电力、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煤化工等重工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掌握着经济上游命脉，且拥有垄断地位，对生产资料的价格拥有较大的定价权。若采取二氧化碳的总量控制，实行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并未及时调整升级，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需求会促使碳排放权可交易许可证价格的快速上涨，而许可证上涨后的价格仍可接近国有企业为了减排二氧化碳所需技术改进的边际成本，而这可交易许可证价格和改进技术的边际成本都是高昂的，在缺乏行业内竞争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会将高昂的成本转嫁给下游生产者和消费者，促使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PPI指数上行，带动整体经济的通胀水平，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成本和价格的负担。
4.2 监管者权力机构腐败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经济系统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腐败会侵蚀市场机制，造成市场的不公和无序。权力腐败会削弱环境规制执行的权力机构对纳入到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体系的企业的监督效果，产生虚假的二氧化碳排放信息，带来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和数据造假的问题，从而使得限额—可交易许可证制度运行的效果大打折扣。
4.3 碳排放权许可证初始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实践看，企业取得排污权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政府无偿分配、政府奖励、拍卖、市场购买等，在排污权交易发展的初期阶段，无偿分配是主要方式，拍卖方式只占很少比重。随着排污权交易的发展完善，排污权无偿分配的比重将趋于减少，而拍卖将成为主要的分配方式。拍卖机制能够反映出市场对排污权价值的正确估值，促使企业珍视排污权，也促使企业研发新技术削减排污量，以获取更大的排污权转让收入。”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规制的主要对象是资源性高污染高能耗的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本身拥有较大的经济权力，且已经长期拥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在中国的碳排放权许可证初始分配时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政府无偿分配。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2012～2015）》指出，配额分年度发放，2013年排放配额基于企业（单位）2009～2011年排放水平，按配额分配方案计算确定，在2012年12月前向企业（单位）免费发放；2014年和2015年排放配额分别根据上一年度排放水平计算确定，在每年5月前发放。“十二五”期间，除免费发放的配额外，政府预留少部分配额，通过拍卖方式进行分配。
但问题在于，“2014年和2015年排放配额分别根据上一年度排放水平计算确定”，即多污染者多获得碳排放权许可证，少污染者少获得碳排放权许可证。企业产能占总行业产能比重高的大型污染企业更有可能获得很大比重配额的碳排放权许可证，从而损害了小型企业或者技术先进碳排放量少的企业，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污染者付费”的环境规制原则，使一定程度上的“污染者付费”成为了“污染者获利”。
4.4 市场操纵、恶意炒作和价格投机的问题
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同时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电子平台系统。和股票电子交易平台系统一样，碳排放权电子交易平台系统具有及时反映价格、透明化买卖挂单、方便交易、跟踪资金或持仓买卖动向的优点。碳排放权可交易许可证投放到市场中去，就如同普通商品，在市场中受到大资金量和大持仓量的影响，价格因供求关系，买多价涨，卖多价跌。
在碳排放权许可证初始分配时，若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碳排放权许可证持仓量过于集中的少数寡头，则会形成对碳排放权许可证市场的垄断和操纵。寡头可以大资金量买入碳排放权许可证，推涨碳排放权许可证价格，从而实现自身资产的迅速增值，获得暴利；也可以大资金量抢购其余的碳排放权许可证，从而在推涨价格的同时垄断碳排放权许可证市场，由于经济是增长上行的，所以从长期来看，碳排放权许可证的垄断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垄断收益。
在碳排放权许可证电子交易市场运行中，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会使得碳排放权许可证成为市场中恶意炒作的象征性商品，使得拥有庞大的资金量或持仓量的“庄家”在碳排放权许可证价格的暴涨暴跌中牟取投机暴利。
参考文献
[1] 李晓敏.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分析[J].岭南学刊，2012（1）.
[2] 刘松青.制定我国排污权交易会计准则的必要性分析[J].成人教育学刊，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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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良春，黄进军.环境管制目标与管制手段分析[J].理论学刊，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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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坚持”加强建设，积极发展，深化改革，注重创新，规范管理，提高质量”的总体工作方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规律，以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为核心，深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培养出优秀创新拔尖人才。
随着3G无线通讯技术的推广运用，利用无线通讯技术高速传输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已变成现实。在进行移动学习平台的建设时，应充分考虑手机性能、学习者时间分散等特点。本系统将WAP基于手机在线服务的思想与面向服务的思想贯穿系统开发始终，采用了多层次、分布式的J2EE架构技术、MVC设计模式与基于手机开发的J2ME架构。这是一个具有与平台无关的、可移植的、支持并发式访问且安全的应用系统的架构。系统所采用的整合框架结合各自特点及Web应用分层思想，为Web应用各层都提供了相应的整合策略。
一、手机3G技术
3G无线通讯技术的推广运用，将会极大地推动移动学习的运用与研究。对于笔记本类型的移动设备而言，利用3G无线上网卡，可以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上网条件，无需改变现有的网络教学环境即能满足移动学习的需要，因此基于3G无线通讯技术的移动学习研究将主要集中在手机、PDA等这些性能相对较弱、显示屏幕较小、输入不便的设备上。基于手机、PDA的特点，移动学习只能作为别的教学形式的有益补充，以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的需要。本文就是基于这个原则，提出了基于3G手机平台远程答辩系统的建设原则及实现的主要功能，作为同等学力教育的补充，相信此移动学习平台的运用，将会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将为学习型社会创建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方法。
二、手机平台在研究生教育中解决的问题
移动学习适应范围广泛，其既适于学历教育，也适于非学历教育，针对不同类型的教育，移动学习平台的功能将有所不同，本平台将针对某高校同等学力人员教育进行设计。同时由于受到3G手机性能、显示屏幕及输入不便等限制，移动学习平台的功能不可能与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相比较，因此移动学习只能作为基于互联网技术或其他教育方式的有益补充，而不能取代其他任何类型的学习方式。
推广这个平台的作用在于，同等学力学生为在职工作人员，从论文开题到中期以及最后的答辩，时间相对不容易集中，获取信息渠道也很有限，撰写论文遇到困境时，与导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少。这个平台针对同等学力学生的这些特点，只需简单注册，即可登录系统，可以进行选题，查看下载相关通知及模版，提交开题报告，进行中期检查，以及与导师及时沟通，修改完善论文内容。上报答辩论文，以及答辩当天，时间安排均可在手机上清晰显示出来。
三、平台的主要功能
本论文重点论述了学生远程答辩系统，包括：选题管理，论文管理，答辩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评语管理，查询统计。
选题管理包括：课题维护，参考课题，选题维护。
论文管理包括：论文过程维护，论文监督，论文指导资料。
答辩管理包括：答辩组维护，查看答辩组。
教师管理包括：教师维护，教师角色查看，综合评价更新。
学生管理包括：添加毕业生，毕业生信息维护，导出答辩成绩。
评语管理包括：论文评语管理，评阅项目管理，答辩评语管理，评语模板管理。
查询统计包括：课题统计，学生状态，老师答疑统计。
四、系统具体实现
本系统的目的是基于教育技术学的相关理论，采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把远程教育的思想融入到系统中，为学生、研究生管理人员提供一个网上虚拟集成的答辩管理环境，有效提高学、教、管三方的积极性和协调性，高质量完成论文辅导与论文答辩，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
整个系统的功能模块是根据高等教育论文和答辩的过程设计开发的，分为：论文选题、论文辅导、论文答辩三大主要模块。系统的用户分为：研究生管理员、同等学力学生、导师。以研究生管理员身份为例，详细描述平台的具体功能。
1.论文管理
1.1论文过程维护。操作步骤：点击“答辩管理”――>“论文过程维护”，该页面列出了当前已有的答辩组及其一些基本信息，可对开题报告，开题状态，中期报告，中期状态进行维护。
1.2论文监督。操作步骤：点击“论文管理”――>“论文监督”，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论文的详细以及论文是否通过评审。
1.3论文指导资料。操作步骤：点击“论文管理”――>“论文指导资料”，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论文详细的指导以及论文目前的状态。
2.答辩管理
2.1答辩组维护。操作步骤：点击“答辩管理”――>“答辩组维护”，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开题状态，配置答辩老师与答辩学生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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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首都医药》杂志社
出版周期：半月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8257
国内刊号：11-3507/R
邮发代号：82-79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4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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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经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后，研究生课程是对其进一步的提升。多数高校对其规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需修满14个学位课学分和13个非学位课学分。但通过调研多个高校，研究生在选课的阶段存在着以下问题：
1）选课比较盲目
虽然研究生在网上选课前经过了导师的审核，但所涉及到的课程仍局限在导师所熟悉的课程。同时，所选课程和后来所做的课题往往相关联不大，就其原因主要是在选课时研究生的毕业课题没有确定。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生所选的课题往往是熟悉、“容易得高分”、“结课形式是交大作业的”等等。
2）研究生结课形式多样
有些研究生课程，尤其是非学位课，由于学术型或应用型的特殊要求，需以提交论文或大作业（应用型）的形式结课。但在现有评分体系下，未对其有明确的规定。授课教师在对其评分时往往流于形式，对学生论文的重复性、学术型或准确性缺乏甄别。
3）研究生一级学科实验评分体系不完善
研究生一级学科实验是培养研究生的动手实验水平的重要途径，但多数学校在开设这一课程时无法做到评分体系的一致。一级学科实验分为多个项目，学生自主选修。但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不能体现这一特征，研究生的一级学科成绩仍挂在某一个实验老师系统下，但成绩是由其所修实验课程的老师共同提供，这个授课老师和学院带来很大的困惑。有些学校为了解决这一困惑，规定研究生必须修完几个一个学科实验项目，再分别对研究生的实验报告和分数进行甄别，统一判断该生的课程成绩，然后由学院科研秘书统一登陆成绩。这一手段暂时解决了实验评分体系缺失的问题，但仍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人为因素过大，给学院带了很大的工作量[2]。
2.关于研究生日常管理
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应以研究生自我管理为主，尤其是生活方面。通过调研，本文只针对学生的学业方面进行讨论：
1）研究生日常出勤的管理
为了保证研究生的学习时间，应对研究生的出勤给于约束，主要是通过建立研究生点到制度和奖惩体系对其进行管理。在研究生课程、学术讲座以及其他活动期间，对研究生进行点到。点到制度是个被动的制度，但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必要。通过它，可为学院提供评判研究生课程成绩、学术报告、奖学金等的资料。
2）研究生授课教室的管理
研究生授课教室，尤其是学院自主授课阶段的专业课教室，多与其他部门混用。这类教室一般为学校公共教室，且为多媒体教室，可用于研究生上课、学术报告、会议、学生活动等。由于没有独立的教室，这给研究生课程带来了不确定性，时常停课，严重时造成有些课程不能按期结课的现象。
3）研究生课程监督管理体系的不完善
针对研究生课程的完整程度，尤其是课时的保障，需要加强管理。通过调研，多数高校对研究生课程的监督管理主要由研究生所在学院的科研副院长、科研秘书和研究生辅导员负责。在管理过程中，经常是科研秘书一边做规定一边监督，不能保证监管的分开，无法做到严格管理。同时在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职责不清等现象。
3.关于研究生毕业管理
为了保障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毕业需满足学校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学位论文的质量、创新学分等方面。研究生学位论文需经过所在学院内部审核、学校抽检、外审、学位论文答辩等程序，每一阶段都存在着淘汰机制。经过调研，研究生在毕业阶段存在着论文检索比例超过30%、小论文未按期见刊、答辩不能通过、材料不全、材料不能提交等问题[3]。
4.结论
针对硕士研究生管理中的若干问题，各个高校都在加强管理，这些问题正在逐渐得到改善，但同时应在源头上进行管理，即对研究生加强“学业、生活、毕业”等方面的教育，从思想源头上对其进行教育，进而以学生催进老师，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存在的土壤。
[参考文献]
[1]郭俊，曾伟.中国研究生管理研究现状与反思：2000～2010[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04），3：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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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美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在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促进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教育技术的内涵。内容分析的核心在于建立分析框架，它决定着整个研究的方向与质量。本研究以1995-2004年美国产生的935篇教育技术学博士论文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内容分析框架，尽力做到系统、科学和严谨，保证同一维度中的类目具有互斥性、完备性和较高的效度。
一、分析框架的初步提出
1.从对教育技术的理解出发，确定主要分析维度
本研究基于刘美凤教授的教育技术的广义定位理论和AECT'94定义及其他一些美国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理解。
教育技术的广义定位理论认为教育技术的知识构成包括三方面：教育技术知识I和教育技术知识II属于研究内容方面，教育技术知识III属于方法论方面。该理论还探讨了教育技术的知识来源问题。那么，美国博士论文到底研究了教育技术知识中的哪些内容？采用了哪些方法？依据了哪些理论，或者利用或转化了哪些学科的知识？所以，分析框架拟包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基础3个一级维度。
AECT'94定义分析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范畴和影响这些范畴的主要来源，以及教育技术的实践领域。因此，在框架的“研究内容”维度，可以从研究范畴和实践领域两方面分析。定义中对影响范畴的来源的分析，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维度的分类提供了参考。
2.参考已有的教育技术内容分析框架，设置框架类目
1988年后，伊利（Donald P.Ely）连续四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技术的文献进行回顾，并从中预测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其中的很多趋势也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伊利的框架对研究主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在管理、技术开发、设计与开发、评价、教育过程/服务这些方面都有子类目。1989年，迪克和迪克（Walter Dick&W.David Dick）的框架对文章的研究类型进行了分类：文献回顾、方法类、理论类、经验和实验、描述研究、评价研究、专业相关。1995年，里夫斯（Thomas C.Reeves）的框架从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来考察，研究目标包括理论研究、经验研究、解释性研究、后现代研究、开发研究、评价研究，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定性、批判性理论、文献回顾、混合方法。2000年，奥萨赫（BaderA.Al-Saleh）的框架对论文类型、分析主题、研究方法、目标群体进行了分类。另外，还参考了Edward， P.Caffarella、祝智庭、焦建利等的分析框架。
3.分析美国教育技术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丰富框架类目
我们分析了935篇论文的题目，发现这些论文题目的字数较多，研究问题很小，对研究范围规定明确，从多个维度命题。这样，分析框架就需要分多个维度和层次，并丰富了框架的类目。例如，很多论文探讨具体学科的问题，如数学、科学、外语等，所以可以考虑学科问题，并分析教育技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另外，论文关注的群体多样，学生、教师、妇女残疾人、军人、黑人等，所以可以考虑关注群体。
二、分析框架的修改
1.分析框架的三轮测试
经过测试，我们对框架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前两轮，分别抽样选取了200篇摘要进行分析。第三轮，对所有论文的摘要进行了分析，笔者作为主评判员，并邀请其他5名教育技术学硕士生作助理评判员，对内容评判进行互相校验。
2.访谈相关专家
我们访谈了一些专家，对框架进行了修改。专家包括有美国教育技术学博士求学经历的博士、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还有熟悉内容分析法的博士。
3.德尔斐法完善分析框架
我们采取德尔斐方法对10位专家进行了两轮的意见征求，对分析框架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专家组的质量是保证德尔斐方法信度和效度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选择专家的标准为：（1）对教育技术有深厚的理解；（2）在国内教育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3）愿意参加本次意见征求。通过领域专家推荐和专业期刊的查询，我们形成了专家组，他们均为有多年教育技术研究经验和丰富研究成果的教授或副教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教育技术学专业时间较长的学校；既有老一辈专家，又有中青年专家。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是他们共同的研究方向之一，对教育技术有着深厚的认识与理解，在国内教育技术领域有着较强的学术影响力。
三、分析框架的确定
最终确定的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包括4个一级维度，每个维度都有具体的类目，逐级分类。同一维度中的类目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是每篇论文分别从这几个方面分析，即这几项必选，在表1中用灰色区域表示；另一种是每篇论文可能只属于这些类目中的一个或者多个，但不是所有，在表1中用白色区域表示。例如，第一维度中的4个类目（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等）之间为第一种关系，即每篇论文都会从这4个方面分析；“研究目的”中的4个类目之间的关系为第二种关系，即每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其中之一。
四、分析框架的类目描述
对框架类目进行描述就是清晰地界定框架中的每一个类目，它有三个作用：让不同的评判者对框架有共同的理解，掌握类目的界限，在内容评判中易达成一致；有助于研究结论的表述；让读者了解框架的具体含义，利于学术交流。
1.研究目的
每个研究都有一定的指向性，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1）基础研究
进行探寻和求证规律的活动，指向具有普遍性，可以为现有学科的知识体系增添新的东西。目的在于发展和完善理论，阐明新的理论或重新评价原有理论，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2）应用研究
指向特定的问题，具有直接的实际应用价值。目的在于应用或检验理论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或提供直接有用的知识，回答“怎么用”的问题。
（3）开发研究
指向方法和策略。目的在于发明或优化方法、策略和产品，回答“如何改进”的问题。
（4）评价研究
评价一项活动或方案在一定情境下的价值，帮助在特定情境下制定决策，回答“效果如何”的问题。
2.研究内容
（1）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研究
指有关教育技术学学科自身的研究，可以为其知识体系增添新的东西，或者讨论这一学科发展的问题。
1）学科建设
是指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的研究。
①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生和领域工作人员需具备的能力素质、能力标准等方面的研究
②专业伦理道德规范：教育技术学专业研究和实践需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研究
③课程设置：教育技术学专业需要开设的主干课程
④学科历史与发展：有关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研究
⑤学科定位：有关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定位的研究，回答“教育技术是什么”的问题
⑥专业名词、概念、内涵的界定：有关教育技术学专业中重要的名词和概念的界定
2）知识体系研究
指关于教育技术知识的研究，建立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来源于教育教学实践又能够指导实践问题的可以操作的理论原则、操作程序、方法、技能与技巧、资源与过程的设计、开发、应用、管理、评价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知识。
①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的知识：根据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寻找并依据、利用和转化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与技术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通过研究、实验或探索，创造性地形成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操作程序、方式或方法、技能或技巧以及对所需资源的要求方面的知识
②与促进教学有关的过程的理论：对解决方案的过程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过程指的是指向实现目标的一系列的操作或活动
③与促进教学有关的资源的理论：对解决方案所需的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
④教育技术的方法论：有关教育技术的方法论研究，如系统方法和形成性研究方法
⑤教育技术学的分支理论：从其他学科的视角研究教育技术，从而形成的理论或知识，如教育技术的批判理论等
（2）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
是指应用已有的理论、方法或媒体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1）问题层次
①宏观：大规模的问题，如一个学校、企业和组织的整体性改进或规划方案
②中观：中等规模的问题，如一门课程、一个系统、一个班级等
③微观：小规模的问题，如一个单元、一堂课、一个媒体材料等
2）研究范畴
①问题解决的方案规划：根据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寻找并依据、利用和转化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与技术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通过研究、实验或探索，创造性地形成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
系统方案设计；采用系统方法，对较为综合和复杂的系统进行设计，包括分析、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等步骤
教学模式：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指导下，围绕教学活动中的某一主题，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教学范型
课程开发：根据社会对教育活动的需求、学习者的基本条件和特征、教育者和教育机构的特征而制定能有效地适应社会需求及其变化发展的教育活动、教学活动的程序或模式，并开展相应的实施和评价活动
②设计：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包括：
需求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以确定目标和途径
教学环境：教与学赖以存在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
教师特征：研究教学过程中的教师的心理、性格等特征
学习者特征：影响学习过程有效性的学习者的经验背景的各个方面
任务分析：在确定需求之后，对需要进行的任务的分析
教学策略：对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而采用的教学活动的程序、方法、形式和媒体等因素的总体考虑
学习策略：学习者在充分考虑自身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前提下，为取得最佳学习效果的主动性调控行为。主要体现在资源管理和学习方法的选择上
讯息设计：对讯息的形态进行操作的计划，包括注意、知觉和保持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指导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交流的讯息形态的具体设计
教学资源：专门为教和学设计的有关软件资源
③开发：把设计方案转化为物理形式的过程。包括：
媒体开发：即对硬件和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资源开发：对媒体所需材料、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④应用：使用各种媒体或资源，以促进学习或改进绩效的活动，包括：
效果评价：研究媒体使用对于某一目标的实现情况，即效果。常采用实验研究，结论表现为有无显著性差异
影响应用的因素分析：分析影响媒体使用的各种因素，或只分析其中的一种，如教师、政策、文化等
政策法规：影响教育技术的推广和使用的社团或组织的规则和行为
文化与道德问题：团体或组织中媒体需要考虑的文化或道德方面的问题
健康问题：媒体对用户（中小学生等）身心健康的影响
教育技术应用标准：国家、政府或学术团体制定的技术应用的标准
应用的策略：研究如何使用媒体或资源，以促进学习、教学或者绩效
应用状况：分析某个国家、机构或学校的技术应用情况
推广应用：为了使革新能被采纳而通过有计划的策略进行传播的过程
⑤管理：通过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来控制教学技术
管理者素质：管理者应具有的素质
组织管理：对一个组织或者团队进行的管理
项目管理：计划、监督和控制教学设计和开发项目，或其他项目
信息管理：管理过程中人们收集、加工和输入、输出的信息总称，包括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和储存等过程
知识管理：对人力资本与资源、知识及其载体的管理，是基于知识的企业管理、对知识型组织的管理，目标是提高组织的知识生产力、知识增值率和知识创新能力
人员管理：管理企业、组织或其他团体中的人力资源
资金管理：对企业、组织或其他团体中的资金的管理
设备与资源管理：计划、监督和控制设备、资源支持系统和相关的服务
传送系统管理：计划、监督和控制媒体传送系统中的过程和产品
⑥评价：对计划、产品项目或课程等的价值确定
评价对象：论文的评价对象可能是下面其中之一。项目评价：对在限定时期内执行某一特殊任务的活动进行评估：产品评价：对某一物品的优点、效果或者价值进行评估；成本效益评价：对某一技术、产品或方案等应用的成本和效益比例的评价；评价模型的设计与开发：设计和开发某一个评价/测量模型，该模型可以被多次测量某一类型的对象；评价模型的评价：对某一个评价/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价
评价方式：论文的评价方式可能是下面其中之一。诊断性评价：活动开始之前，对事物的情况进行“摸底”；形成性评价：搜集达标方面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总结性评价：搜集达标方面的信息和使用这些信息来作出利用方面的决策
3）应用领域
论文解决的问题属于哪个领域或行业，包括学校教育：远程教育：由各类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实施，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的相对分离；企业与组织：解决企业、公司或者其他组织中的管理、发展、绩效和培训等问题；卫生：解决医疗、卫生、健康、医生等方面的问题；政府：解决政府管理、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问题；科研：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图书馆/博物馆：解决图书馆、博物馆或其他数字资源中信息的查询、加工和利用等问题；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如报纸、广播、电视方面的传播研究。其中，学校教育、远程教育、企业和组织是主要的实践领域，我们进行详细分类。
①学校教育
从研究主题分类。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如何将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中；网络教学：研究如何使用网络进行教学的问题：教学设计：研究学校教学中如何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的过程；教师教育：研究教育教学中的教师问题，如教师的素质、教师培训等：教学资源的研究与利用：研究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教学资源中心等的使用问题
从学校的类别来看，论文研究的领域有以下几类：
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学龄前儿童的教育
中小学教育：在美国称为K-12教育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从社区学院到研究性大学，不包含专门开设远程教育的学校。又可分为医学、军队、体育、理工科、文科、艺术、政治/经济、其他、没有区分
成人教育：针对成人开展的教育、教学
职业技术教育：针对工程、技术等职业开展的教育
其他教育：家庭教育：研究家庭在儿童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父母如何影响儿童的学习；宗教教育：宗教开办的学校，或者培养牧师、宗教人员的学校；特殊教育：有关残疾人、智力障碍、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问题；文化教育：有关公民素质、学生文化素质的教育；4-H教育：社会性的青少年教育，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Hand）、头脑（Head）、心灵（Heart）、健康（Health）；健康教育：有关公民的健康、卫生教育
②远程教育
需求分析与规划：远程教育项目的需求分析与系统规划
发展状况：分析国家、区域、学校的远程教育发展状况
远程教育传送系统：实施远程教育的一些技术手段，如印刷品、广播、电视、网络等
工作人员分析：分析远程教育领域的各类工作人员，如远程教师、辅导教师、服务人员、研究人员等
教学过程和模式：分析远程教育过程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一些进行远程教育的教学和实施模式
学习资源建设：如何设计、开发远程教育资源
学习者分析：分析远程教育中的学习者特征
学习策略：分析远程学习者如何进行学习
远程学习者的失学问题：分析远程教育中学生失学的现象、原因、对策等
交互设计与分析：分析远程教育中师生、生生之间的教学的交互和情感的交互，并设计策略以促进交互
协作学习：远程教育中，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的学习
质量保证：为使人们确信某个远程教育项目能够满足质量要求，在质量体系内实施并按照需要进行证实的全部有计划的和系统的活动
学习支持服务：为了促进远程学习者的学习，给学生提供信息、资源、人员和设施服务的总和
③企业与组织
企业绩效技术：企业或组织改进绩效、促进发展的问题
企业人员素质分析：研究企业某个岗位的员工需要的素质，或者现有的素质
常规企业培训：研究企业如何对员工实施培训，不包括使用信息技术进行的培训
企业e-learning：研究如何用计算机、网络来培训员工
组织文化与学习：研究一个组织中如何形成文化、促进学习，以促进组织发展
组织变革：研究组织发展和变革中的现象和规律
4）关注的媒体
多数应用研究类的论文涉及了媒体，从三方面分析：
①媒体类型：具体类目见表1
②是否为专门教育开发的媒体：如教学、课件、群件技术、Webquest、WebCT、电子教学设计工具
③研究角度：从哪些角度研究媒体，包括；
媒体性能：研究媒体的属性、特征，他们将会影响到媒体的设计与开发
媒体设计：设计某一媒体
软件或资源开发：开发软件或者相应的资源
媒体使用：研究使用媒体的策略、方法、制度等
媒体效果：研究媒体使用对于某一目标的实现情况，即效果评价
媒体文化：研究使用媒体的文化环境
构建环境：构建使用媒体的建筑物、硬件、软件等环境
5）关注的群体：具体类目见表1
6）应用学科：研究某一门学科的问题。类目见表1
3.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收集数据的方法、收集数据的手段、分析数据的方法则作为工具帮助上述这些方法的实现。
（1）方法论
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包括有基本的理论假定、研究逻辑和思路等。
（2）一般研究方法
适用于各门科学的一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共同适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
①系统科学方法：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科学方法
②归纳法：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即用若干个别性事物来证明观点的方法
③演绎法：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
（3）具体研究方法
适用于某一科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方法，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程序和操作方式。
①理论研究；对复杂问题的性质和关系，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以发现其规律或一般性结论
②实验研究：根据一定的假设，创造能验证实验假设的系统和环境，主动控制研究对象，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从而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
③调查研究：在理论指导下，通过运用观察、问卷、访谈、个案研究以及测验等科学方式，搜集资料，从而对现状作出科学的分析，并提出具体工作建议的一整套实践活动
④人种学研究：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⑤案例研究：在现象和其背景的界限不清晰时，使用多种资料源调查现实世界当前现象的一种实证的探究。目的是产生新理论和证明已有理论
⑥历史研究：对过去发生事件的了解和解释，目的在于通过以往时间的原因、结果或趋向的研究，有助于解释目前事件和预测未来研究
⑦内容分析研究：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的分析，其目的是弄清或测度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或趋势
⑧相关与比较研究：相关研究是对两个或以上的变量间是否相关及相关程度进行判定，目的是建立相关或用于预测；比较研究是按一定标准对彼此有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分析，以确定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共同规律和特殊本质
⑨设计研究：通过形成性研究过程，采用逐步改进的设计方法，把最初的设计付诸实施，检测效果，根据来自实践的反馈不断改进设计，甚至排除所有缺陷，形成一种更为可靠而有效的设计
（4）收集数据的方法
①观察法：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感觉器官或借助科学仪器，有目的、有计划地感知客观对象从而获得科学事实
②实验法：综合采取随机取样和随机安排、前测和控制组等方法，对影响研究内部效度的无关变量进行严格地控制
③前实验法：对无关变量没有控制，因而效度很低
④准实验法：在现场背景下难以对无关变量进行充分的控制，只能做到最大限度地保证实验的内部效度
⑤访谈法：以口头形式，根据被询问者的答复搜集客观的事实材料，以说明样本所要代表的总体的一种方式
⑥问卷法：根据研究需要而编制成的一套问题表格，由调查对象回答的一种收集资料的工具
⑦测量法：利用工具按照规则给对象或事件赋值，能充分地测出研究中的变量、概念或现象，从操作意义上提供研究所需的数据
⑧文献法：对文献进行查阅、分析、整理并力图找寻事物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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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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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会计的研究对于我国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了防止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重蹈覆辙，实施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博士论文，会计体系。我国必须加紧推行企业环境会计的实施。通过上文对环境会计的探讨，结合我国国情，针对目前我国在环境会计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对我国开展环境会计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 制定和完善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往往不愿意实施环境会计，或者不能真实、准确地实施环境会计。博士论文，会计体系。为了保障环境会计在我国真实有效地推行实施，这就需要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有力的支撑。首先要建立健全的环境会计相关法律体系，以强制的法律手段保障环境会计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约束、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保证环境会计的顺利实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环境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时，可以在考虑我国特有国情的前提下，适当地借鉴、吸收国际上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的实践经验。
目前，环境会计在目标上还很不明确，对其目标的正确认识是完善和发展环境会计的前提；环境使用者的群体还不够普及，到现今为止，只有政府相关部门对其比较重视，并且依据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行为上制定出了一定得奖惩措施。博士论文，会计体系。除此以外，大多数企业部门和个人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意识还不够强烈。我国要发展环境会计必须增强和国外学者以及相关部门的交流，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案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深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方面和实务方面的研究探讨，使我国的环境会计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都跟上国际的步伐。
2遵循环境会计发展的循序渐进原则
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想让环境会计的实施在我国一下子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是不现实的。我国的环境会计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萌芽、发展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对于不同阶段，环境会计的应用要求也有所不同，从形式到内容，从核算方法到应用范围，都要循序渐进，逐步提高。1、形式上，将复式记账和单式记账两种方法的核算相结合，然后由单式记账慢慢转变成复式记账；在信息披露方面可以先采用在财务报表中补充资料或附注的形式，再逐渐向正规的报表披露模式转变。2、内容上，对比较容易操作的内容先确认、计量和披露，当发展成熟时对其全部内容进行核算。3、核算方式上，暂时对环境会计要素的核算不作非常严格的要求，之需要从现有的会计资料中获得环境信息就可以，不过当环境会计要素的核算逐步发展成熟时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核算体系。4、推行范围上，先在一小部分进行试点，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可以先在污染状况比较严重或者国家重点建设的企业和行业进行试点，通过对其反映效果的观察从中进一步改善，总结其中经验，然后逐步推广到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企业，最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博士论文，会计体系。
3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环境会计的监督
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润，往往不愿意实施环境会计，或者不能真实、准确地实施环境会计。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环境会计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博士论文，会计体系。社会公众监督和社会中介监督都属于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博士论文，会计体系。其中，社会公众监督不具有法律效应，但是它的舆论影响不能忽视，它往往决定着媒体对企业的舆论导向，所以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企业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是很重要的，这是促进环境会计完善的一个重要部份。然而，国家有关机构对环境会计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强制性和专业性上，当前，我国国家审计机构还没有环境审计这个组织，在相关的审计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环境审计方面的内容作具体的规定。审计是一个重要的监督组织，在环境会计体系中建立环境审计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建立环境审计首先要了解环境审计法规建设；其次为建立环境审计做好物力人力和财力准备如配备环境审计人员；最后出具环境审计报告，这是我们进行环境审计得出的书面证明，是促进企业环境会计稳步前进的有效推进力。环境审计部门可以从核查原则、核查内容和核查材料上这三个方面对环境审计进行定义确认和披露。
4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
作为会计处理的实际操作者，会计人员的会计专业技能极大程度地直接影响到国家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实际贯彻执行是否合法真实有效。作为一门新兴的会计学科，环境会计的实务操作还没有被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熟悉，要想在我国大力推行实施环境会计，非常有必要培养一批高专业技能素质的会计人才，同时也要提高现有会计工作者在环境会计相关方面的专业技能。随着人们对环境意识的增强，高新技术的出现，环保措施的进步以及绿色产品的产生，企业对环境管理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们虽然经常强调生产商对其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但是没有改变其根源，污染源还是不断扩散开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回到过去清新的环境，必须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消耗再到回收利用等每个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只有从管理思想上彻底变革了才能保证每个环节的改变。对于会计的主要核算人员——财务人员就必须树立起积极的环保思想，另外，环境会计是由会计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学多门学科相结合的应用学科，传统会计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财务人员就需要对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财务人员在加强对环保认识的基础上更要在专业水平方面下功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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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事件是大众传媒的狂欢节。2009年媒介事件的提出者丹尼尔•戴扬受访时谈到新旧媒体间关系[1]：旧媒体展现事件，新媒体作回应。响应中央媒体（包括媒体事件试图制造大规模共识的极端情况），新媒体往往寻求自己的接收空间、响应空间。换言之，新媒体的角色似乎站在公众一边[2]。
在微博、全民记者等作为传媒关键词的2010年，媒介事件呈现方式更加复杂。考察媒介事件研究的变化既有关照实践的现实意义，又是对理论的一种呼应。参阅2010年新闻学界对媒介事件研究发表的论文，笔者对2010年媒介事件研究进行综述和归纳。
一、新媒体对传媒公共性的塑造和公共空间构建的作用
考察媒介（主要是新媒介如网络）事件对传媒公共性的塑造和公共空间构建的作用，探讨新媒介环境下建构与维护政府形象的新挑战，寻求合理的公权力互动模式。赵桂华《新媒体事件与传媒公共性》对典型的新媒体事件进行微观分析，探讨在新媒体时代传媒公共性的新特点。某种程度上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人们实现某些社会需求（民主政治参与）的功能替代物。蒋谢尔[3]《新媒体事件：“网络最优化”倾向于“公共领域”建构》考察网络在新媒体事件中与传统媒体、政府的互动关系，指出网络构建公共领域的优势及可行性。作为大众传媒，公开的话语权及提供一个意见的自由市场是其引导舆论、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保证。无论是媒体传统的议程设置还是受众的主动爆料，只要形成了媒介事件，并以一种规范型公共性实践的理性面貌出现,受众的充分关注都会形成强大的话语权和舆论监督力量，从而促进了传媒公共空间的建构，维护公共利益。“公民超越私人领域通过公共领域与国家、政府意志产生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中的规范化可以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一项尝试。”潘旭、汪青云[4]《基于新媒介事件的网络舆情特征分析》认为：网络舆论多以新媒介事件为对象，以口碑式的讨论为主要形式，并在内容上呈现出以负面口碑为主的特点，在传播效果上具有议程设置的特征，为受众提供收集意见的窗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而影响广泛且深远。叶皓[5]《“媒体事件时代”应注重维护公权力形象》分析了新媒体事件时代网络监督对政府公关能力提出的考验及相应的对策，即“政府部门不能将之看作‘敌情’针锋相对，而是要视之为‘民情’虚怀以待”。
二、新媒体参与媒介事件的特点
网络媒体及受众成为媒介事件的参与者。2010年的研究文章都提到了新媒介事件。目前国内对于新媒介事件的研究，大多衍生于“媒介事件”这一理论基础。师曾志[6]《网络媒介事件及其近年来研究现状和特点》归纳和梳理了网络媒介事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球某些发达地区急促地‘集体个人化’，这也是乌尔利希•贝克所指的‘制度使然的个人化’。”在高度个人化的现代社会，“媒介事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歇性地发挥规范的整合作用，常态中较为孤立的个人在媒介事件中重新认同，凝聚成群体。然而新媒体时代，媒介事件的特点和作用都发生了改变。有学者将新媒体事件定义为“由网络、移动媒体等为主的新媒体信息、形成相应舆论进而为民众广泛关注并可能采取相应行动的热点事件。”对于新媒介事件的特征，蒋谢尔在文章中概括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经新媒体披露和传播后，在一定条件下，会由孤立的事件发展为可持续的运动，在营造群体氛围的基础上影响主流社会，其传播效果得到放大。它所标志的不仅是媒体形态的变化，或是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展，而更是媒体内容、话语权、主体性的变迁，是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这是公民新闻以及群众书写的要点所在，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信息中下阶层加入创造历史事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周葆华《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将新媒体事件之新总结为“不仅强调媒介技术之新，更强调事件传播机制之新，强调在特定场景中分析权力关系的变与不变”。刘莎、汪阳[7]《论新媒介环境下媒介事件角色的演变――以“奥巴马女郎”事件为例》，分析了新媒介事件的三种表现即新媒介事件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引起一个重大的电视仪式的重新组织，用类似黄色新闻的趋向来提高关注度，是对网络传播效果的一种积极回顾。新媒介事件中受众力量的动员和整合、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对其它社会力量的影响、以及受众形象的展现等问题。（龙佳《新媒体事件：传播中的受众角色研究》）：受众凝聚合力、发挥主体力量始于其叙事的情感动员，新媒体事件凭借着其传播特性，能够迅速的传播一种情感倾向，从而一个有提及认同感的群体就产生了。
三、跨学科视野的媒介事件研究
韩敏[8]：《商议民主视野下的新媒体事件》对参与公共事务，推动民主进程的新媒体事件进行梳理，探讨在这些事件中“壁垒化论坛”是如何及因何形成的，并讨论其与商议民主精神背离的表现及危害。在一些新媒介事件中，“面临特殊媒介生态环境中的中国新媒体事件塑造的不是社会共识，而是某个阶层或者群落的集体身份的确认与集体意识的塑造。在这种集体情绪的公共表达的新媒体事件中，现实世界的弱势阶层演变为虚拟世界中的舆论强势阶层，现实世界的强势阶层转化为虚拟世界中的舆论弱势阶层”这都造成了信息传播和参与行为的不对称，从而形成舆论暴力。刘菁：《社会学视角的新媒体事件传播研究》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将视野转向如何引导新媒体事件，进行舆论的议程设置，使其产生积极的社会传播效果。
四、典型的媒介事件微观研究
周葆华：《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新媒体事件的视角》分析在新媒体事件的舆论生态传播语境下，舆论主体、舆论载体、舆论过程、舆论影响的特点和变化。陈静：《媒体行业的道德困境》，作者探讨媒体事件，社会公益和个人隐私、权利和权力的话语权之争、经济制约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矛盾和困境，反思以网络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传播伦理。媒体所设置的议题是否仅因为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还是存在诸如只是为了提高受众关注度、炒作等嫌疑的复杂问题。媒体涉入如此之深，甚至有可能直接推动事件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媒体本身的伦理争议。何文清：《应对媒体的关键是引导媒体》提到了媒体事件中对网络引导的问题。管峥：《浅议新闻自由与舆论导向之间的平衡》结合典型的媒体事件，探寻当代中国新闻自由的出路。
五、结 语
2010年对于媒体事件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处于新媒体时代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的案例分析，媒体事件本身的理论研究缺乏。研究者关注的如媒体事件中公共领域的构建、政府公权力等问题都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缺少创新。从发表的论文数量上来看，与新媒介事件相关的论文200多篇，但核心探讨媒介事件的不足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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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 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 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 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
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 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
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 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