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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篇2
1.从重传授知识转变为通过传授双基知识和技能，着重发展智能素质。把加强“双基”教育与发展培养智能素质统一起来。化学教学重点是培养“四种能力”（即观察、思维、自学和实验能力）和创新精神。观察能力是基础，实验能力是手段，思维能力是核心，自学能力是关键，创新是目的。
2.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的统一。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表现在：①教学程序的设计；②是否吃透“两头”，熟练地运用教法；③能否因材施教，分类推进；④能否体现化学学科教育教学规律；⑤能否适度把握化学与其他跨学科知识能力的切系和综合。
学生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表现在：①学习动机、目标是否明确；②求知欲是否强烈；③自学习惯品质是否优化；④学习任务是否完成；⑤综合能力和科学素质是否增强。
3.从以授课为己任转变到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在教育教学中，应善于应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学生去认识物质世界的存在、变化及规律，结合化学等学科的发展史和科学知识在生活、生产、自然和高科技中的广泛应用，进行科学思维和品质的教育。
4.从教学目的是“学会”转变为“会学”，使“学会”与“会学”统一起来。要引导学生遵循科学的认识论，以本学科为主干，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及探究的方法去认识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总之，要适应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大目标，我们必须彻底克服传统的“重授予，轻自学”、“重教法，轻学法”、“重智力，轻非智力”、“重应试，轻素质”、“重终端，轻过程”、“重单科，轻综合”等观念和做法。
二、在教育观念素质化的指导下，进一步强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当前，我国的化学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现状并不完全适应时代和素质教育的要求。高考改革的实际仍然是在素质教育的大目标下，进一步强化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1.强化设疑，设问研究，抓好过程教学
要实现教学过程优质化，必须强化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标的分解、设疑、设问和联系的研究。因为，依据现代教学论的观点，任何教学内容及过程都可用一个个恰当的问题呈现出来。教师在编拟自学思考题或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归纳总结和练习讲评教学中的设疑、设问，可不断地促使学生存疑、质疑，激活学生思维，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导之于科学认识探究的方法，达到好的学习效果。
首先，要切实编拟设计好本学科、本课时教学内容的问题，包含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学科内的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小综合。然后，立足本学科，跨入外学科（一门、两门或多门），以本课时知识的切入点、联系学生接触到的事物及现象编拟设计综合性适度的问题。如果本课时教学内容并不存在跨学科知识的切入点和关联性，或者从某一层面或角度切入难度过大，就应放弃或暂时放弃这种跨学科综合设问、设疑的编拟设置，以免影响本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2．在强化本学科知识结构研究的同时，抓好整体教学
所谓整体教育，就是反映学科素质形成的教学或相关学科综合素质形成的教学。伴随着高考对综合能力素质测试要求的逐步提高，整体教学的探讨也必须逐步深入。在学科增多、学时减少、学业减负、综合素质增强的情况下，必须抓好整体教学，实现教学过程素质化。
（1）要以素质、能力形成为出发点，加强教学常规的各个环节改革的研究。在备课、授课、作业、辅导等常规教学的过程中，强化本学科的双基和能力，力求每个环节做到少而精。搞好单元整体教学，把握学科本身独特性的知识结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内在联系，形成学科性知识网络化和学习、认识方法科学化。克服过去常规教学中重知识面、死记硬背，轻学能、搞题海和脱离实际的做法。
（2）强化各学科协同教学研究，抓好整体教学。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正朝着既不断分化而又不断综合的方向发展，新知识的生长点往往是出现在学科的边缘和学科之间的交叉处。如出现的并且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是一变化发展的过程。对这些相关因素的存在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过程的揭示，必然要涉及到学科内容部分的关系，涉及到学科之间的联系，涉及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所以建议组建精干的“综合科目”教研小组，开展课题研究探讨活动。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科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不同层面及其特征的。一方面可从知识结合点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可从综合能力试测题编制方面进行研究，还可组织一定的社会实践考察活动。
（3）组织部分尖子生参与教学研究活动，鼓励学生关注教学改革与社会的发展。这样不仅使学生形成跨学科知识的整体性网络联系，而且可强化学生关注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新观点和新方法；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心，还有利于在整体教学过程中起到带动全体学生的作用，让全体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实践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
3．强化学科共性研究，抓好实验教学
各学科的结构、功能是不同的，单学科和跨学科问题有其特殊性，有不能互代的一面，但还有相互渗透、切入、存异求同的一面。我们在立足本学科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应强化学科共性的研究，以便逐步实现教学过程高效化，或不久的将来为“综合课程”的编辑工作起到铺路石子的作用。理、化、生理科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强化研究。
（1）学科知识和表达形式的结合点的主要表现：
①物质的微粒结构。如分子运动论、原子及原子核结构等知识三科都有不同的形式的表达。
②概念与规律的结合。三科有许多相同或相通的概念，如质量、温度、密度、比热、功和能等；三科也有一些普遍适用，只不过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部分有不同表达形式的规律。如质量守恒定律、电荷守恒定律、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等。
③问题处理的结合。三科对自然现象或实验现象的观察、借助模型、图表等，对规律用语言描述、表格、公式和图示的表达等等。
（2）物、化、生三科综合考试命题的三维构架，也为学科素质化教学改革的整体教学模式。因教学过程和测试命题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其目标是使学生把握各学科的整体知识网络，形成科学的方法和创新综合能力。
①可首先从相应学科知识或再次相关学科知识网络出发，设问、设疑展开教学过程或取材命题。一个问题立足某学科或多学科知识的“最近发展区”，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去设问、设疑或取材作为自学思考和测试命题的知识背景。
②可以广泛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生产、健康、环保、高新科技和自然生态的材料为背景，从认识角度和探究解决方法的层面设问、设疑，展开教学过程或取材命题。
（3）理、化、生三科都是实验科学，立足实验探究方法的结合，抓好实验教学。
“科学起源于实验”。实验是科学实践的一部分，也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揭示事物存在、变化及创造的规律，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使学生“一通百通”，终身受益。
①开足教材全部实验，强化实验技能训练。应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仪器使用和实验操作技能练习机会。只有通过多次反复的严格训练，才能形成良好的实验技能。
②将教材中验证性实验变为探索性实验，强化实验思维的力度。
探索性的实验要求学生根据问题确定实验的目的，根据实验目的进行实验的设计，恰当地选择仪器和器材，合理的设计实验步骤和正确的动手操作；在实验中进行正确的观察和记录；实验后对现象和结果进行分析、综合，作出明确的解释、结论或评价。
③加强实验习题教学，培养学生实验思维的发散性和创新能力。
篇3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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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民族文化指某一民族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特质的复合体，它是不同民族在其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而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著名的旅游人学家科恩教授将其定义为“（1）观光旅游的一种变体；（2）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3）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将这一定义加以归纳可重述为“民族旅游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吸引物开展的一种旅游活动”。
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是现代旅游业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它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运作不可避免，而这种运作本身是对民族文化原生态的一种改变，即所有经商品化、资本化运作的民族文化都成了区别与其原生形态的再生形态。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文化本身及其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1民族文化旅游能促进民族文化保护
1.1促进民族文化复兴
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这是学界公认的有利影响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一些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很多风俗、传统手工艺甚至语言文字都处于几近消失的困境中。这主要是因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在其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其意义和价值渐渐被消解，因而逐渐失去了其继续存在的理由。然而旅游业带着追求文化多样化的目的到来，使这些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因而他们不仅是成功的生产了下来，而且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民族传统服饰的复兴，传统手工艺的蓬勃发展以及一些处于遗失边缘的工艺的再挖掘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1.2民族文化旅游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在这里我们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解释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与当今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相适应的过程，是任何一个民族与文化根据时代要求对自身的调整和创新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说，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乃至少数民族自身在现代化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民族文化旅游有利于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综观我国改革开放30几年的时间，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始终处于较慢的发展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技术、资金、人才的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能让他们向主流社会发声的，恐怕就是他们的文化了。而事实已经证明将民族文化资本化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最佳形式非旅游莫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民族文化才能现代化。其次，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事实上，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再可能与世隔绝的存在了。无论愿不愿意，强势文化始终能使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冲击。而对于我国的很多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受到的更是来自西方文化与汉文化的双重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的依托自身文化中精髓的部分区迎接和应对，而是无原则的全盘接受，那么自身的文化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因为它价值的消解而走向消亡。民族文化旅游是以民族优秀文化为核心而开展的，在这一点上它就保护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是抛弃自身价值的西化、汉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和保护自身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进行调适。
2民族文化保护能促进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
2.1民族文化保护是开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础
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来我国旅游的美国旅游者以欣赏文物古迹与民族文化为目的的占80%，以自然风景为目的的不到20%，民族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两种重要趋势，对文化的保护从旅游开发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二者有如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丽江过去只是一个边疆古镇，而如今已成为一个国际国内著名的旅游城市。东巴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丽江大研镇世界文化遗产”和“东巴古籍世界极易遗产”的相继申报成功不仅使丽江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三大遗产的拥有地，更重要的是使文化在推动丽江旅游发展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丽江已成共的以文化走向世界，以文化连接世界，如今它更希望以文化拥有世界。
2.2民族文化保护是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源，而资源吸引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资源本身的古老性、独特性、民族性及其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对文化资源品位保持与提升，是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举例说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就为丽江的旅游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有关部门统计，丽江东巴文化产业年产值达1000多万元，作为丽江旅游资源中的精品、极品，东巴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丽江旅游业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丽江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28处遗产保护地的7处做出爱护不利的批评的前车之鉴下，丽江立即展开了一场“去商业化”活动，这一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相关部门将丽江古城内部部分商家迁出后，新建了传统文化传习场所。此举不仅反映了丽江对自身旅游价值的准确定位，也反映出它对自身文化旅游发展的作用的清醒认识。
3民族文化旅游可能造成民族文化的破坏、因而需要在开发的过程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无论如何，旅游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产生的不良影响，是一个既存的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归结起来，学者们将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文化的不利影响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
3.1对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
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最大的不利影响就在于增加了环境的负荷，并且由于这种活动的持续不断而最终超过环境的自然承载力，进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据有关部门报告，丽江玉龙雪山积雪每年以30米的速度后退，常年的雪线也以每年15―20米的速度上升，积雪量急剧减少。这当然与全球变暖的大气候背景有关，但也与近年来丽江蓬勃的旅游业不无关系。玉龙雪山积雪量的减少直接会对玉泉河的补给造成困难，而玉泉河是丽江古城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重要保证，如果有一天玉泉河干涸那么由水浸润着的东巴文化和古城人民的生活文虎也难保不会因此而枯竭。
3.2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族文化的同化。即少数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处理向外来文化靠拢、趋同的倾向。表F在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逐渐淡化及对外来文化的一味崇拜。
（2）民族文化的庸俗化。这主要是由于旅游开发中不对少数民族文化做深入的了解，不分清精华和糟粕，出现了很多宣扬封建迷信等低级趣味的旅游产品。再者就是制造伪民俗，干扰旅游者视听，第三方面是不顾及民族情感，造成对民族习俗的歪曲、丑化。
（3）民族文化的不良商品化。对民族文化的低级的商品化运作，使得民族文化内涵的表现越发的匮乏，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成为用于换钱的简单产品，而不是负载着文化精髓的主要用于文化交流的特殊商品。
（4）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随着民族文化商品化意味越来越浓，极其不正常的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部分少数民族心目中发生了改变，拜金主义思潮有所抬头，且原先的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等良好的经营观念有所淡化。当地人的良好生活习俗和处世观念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改变。
分析上述几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都是旅游发展的负产品，它们并不是旅游带给民族文化旅游地的全部。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民族文化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形式，在其发展中走了弯路，进步缓慢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所有事物都是在不断改错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并且，我们对于这些不利影响的持久性及其程度都不确知，有时我们甚至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及其选择接纳与排斥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轻言民族文化旅游是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
事实是，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文化的破坏性是有限的，且是可以控制的，目前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一套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民族文化旅游运行模式。一方面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是一对矛盾，他们的对立与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它要求我们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既要依循科学原则又要遵守文化法则，将旅游开发的破坏作用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们应充分利用两者的矛盾运动，达到即是此案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又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的双赢的目的。
4正确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
4.1进行民族文化资源普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果我们不对现存的民族文化资源的数量、特点、赋存状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么保护就无从谈起。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大档案，以使我们的开发工作有据可依，保护工作有的放矢。同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开发利用的行为，将民族文化的开发保护工作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务必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4.2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生产、销售的监管机制
目前，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民族文化商品化特色不突出，质量普遍不高，质价不符等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吸引更多的投资来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有效避免一些商家过分的、不恰当的商品化。打击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中出现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质价不符等问题。
4.3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旅游人才，加大社区参与力度
社区参与一直被认为是开展旅游开发保护，尤其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它充分考虑到了开发对象的切身利益。然而，我国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少数民族中很多人受教育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还不懂汉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社区的参与力度就相当低了。因此人才的培养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旅游人才培养更显其必要。一方面，旅游业已经成为大多数民族地区重要的产业，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到其中的机会很大；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选择什么，摒弃什么有不可辩驳的权利，他们作为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更清楚怎样的调节和适应更有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
4.4生态博物馆――一种新兴的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模式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概念于1971年由两位法国的博物馆学家里维埃和戴瓦蓝提出，他们认为博物馆应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的概念。具体说来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自然环境和环境中的全部文化予以实时的展示，让来到生态博物馆的人民能‘真实的’、‘完整的’、‘原汁原味的’感受和理解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民族文化景观”。从中不难看出生态博物馆是以文化及其赖以存续的生态环境的一体化保护形势，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生态博物馆就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发展原则相一致了。近年来，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旅游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我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已于1998年在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建成，迄今为止这里已经接待了来自挪威、日本、美国、瑞士等20多个国家的参观游览者。生态博物馆的建成，不仅发挥了它作为博物馆的巨大社会功能，也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水平及保护当地文化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因而这一形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内蒙古建成了七座生态博物馆，涉及保护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壮、瑶、蒙古族。相信随着不同文化类型的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这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能为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保护模式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总之，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是存在着既相互矛盾有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它提醒我们处理两者的关系“非此即彼”和“因噎废食”都是错误的。然而将两者加以辩证的统一，又不似一句口号那样简单，对于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参考文献
[1]郭凌，阳宁东，王志章.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的个案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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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外包的产生及其背景
业务外包（Outsourcing）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营策略。即企业把内部业务的一部分承包给外部专门机构。其实质是企业重新定位，重新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将资源集中于最能反映企业相对优势的领域，塑造和发挥企业自已独特的、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或替代的核心业务，构筑自已竟争优势，获得使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业务外包因能促进企业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创建和保持长期竟争优势，并能达到降低成本，保证质量的目的，所以在市场经济竟争中日益受到企业瞩目。事实上，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企业正是通过这种经营策略，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世界最大的运动品牌耐克的核心竟争力是运动鞋的设计、应用与研发气垫（NikeAir）技术，而所有的制造工业外包给世界各地。微软公司的核心竟争力是创造他的软件产品及其他公司发展策略性合作，提供顾客服务和支持，而其他的工作都是外包。据邓百氏公司《1998年全球业务外包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当年在业务外包上的开支上升了27％，达到了3250亿美元。
业务外包这一现代工业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在最近十年已被西方图书馆界吸收和采用，受到普遍的欢迎。图书馆将非核心功能通过合同外包给社会机构来完成，以便集中自身的力量搞好改变基础结构，提高核心功能的工作。业务外包这一经营管理方法日益受到图书馆界的重视，是正在形成的一个趋势。
1977年日本东京都一份报告称，93所图书馆中有47所将分编工作部分外包。1981年5月15日日本《自治日报》报道，在被调查的542所公共图书馆中，警卫外包的占37.7%，清洁外包的占58.5%。1997年在被调查的全美授学士学位以上的117所高校图书馆中，33个正在进行或已进行编目外包，16所正在考虑。1998年秋美国美国图书馆学会（ALA）特别成立了一个“外包工作组”来研究业务外包相关的课题，并在ALA的冬季会议上设立了公开论坛来讨论业务外包对图书馆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在我国，从九十年代以来，业务外包逐渐为图书馆所重视和采用，但业务主要集中在事务性工作和编目工作方面。
二、图书馆业务外包的类型
业务外包在图书馆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较成功和成效最好的外包业务有下面几种：
1、采访业务外包。采访业务外包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纲目订购，它实际上是一种图书馆与书商之间的采书合约，书商根据图书馆采访人员圈订的纲目控制范围（如：专业范围、主题控制、出版社控制、阅读水平控制等）和图书馆的经费预算，将选出的图书送到图书馆，图书馆采访人员通过验收将适合的书留下，不需要的图书退回给书商。这种方式可以节约采访人员选书的时间，也能保证所购图书具有针对性。另一种方法是由图书馆采访人员根据征订书目进行圈选，交由书商订购。近几年，地区采编中心和图书公司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图书供应商要能发展下去，就必须以客户为中心，满足客户的需求，这种竟争给图书馆带来了更多的优惠和附加服务，其中包括书目数据的配送以及装防盗条、盖馆藏章、贴条形码和书标等手工处理过程，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减少人员，并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目的。
2、编目外包。编目外包是国外图书馆业务外包中应用最广且最具成效的一种。早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日本等国图书馆已开始将编目业务部分外包，1967年OCLC成立之后，由于它费用低，质量高，OCLC更是成了世界各地图书馆编目外包的服务商。在中国，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全国联合编目中心、CALLS、地区采编中心的建立，从九十年代开始，各图书馆普遍采用了编目外包方式。编目外包，一方面可以减少编目人员的负担，加快文献处理的速度，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节省开支，解决诸如待编积压图书、工作负荷不均、专业人员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减少重复劳动，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统一编目，图书馆书目数据达到规范化和标准化。
3、书目数据库建设。数据库建设是图书馆自动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图书馆在自动化建设进程中最繁重的一项业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由于它耗时耗力，很多图书馆都将此业务外包给建库承包商。图书馆馆藏书目数据库建设外包，包括依据卡片上的信息进行业务外包和到现场依据文献实体上的信息进行业务外包两种形式。前一种方法简便、经济，但卡片信息不全，依此制作出来的书目数据不能达到准确、全面的效果。后一种方法是较为彻底的做法，双方通过签订合约，由承包方派员进驻图书馆，按馆藏文献建库，同时还按照现在的标准全面重新加工。
4、自动化业务外包。自动化业务外包是指在共同签署的外包协议或合同的基础上，采用系统移植或委托专业厂商设计和开发，服务提供商直接向图书馆提供整套的应用方案，包括咨询、软件系统、实施、运行中的维护、软件的升级、高质量的技术支持等。由于大多数图书馆缺乏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加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硬件和软件在不断升级，如果相关的图书馆管理系统以及应用软件由图书馆自行开发，则图书馆要投入大量的开发费用和人员培训费用，通过服务外包，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和费用支出，还可以直接享受服务提供商提供强径的在线支持、网上维护和更新升级的优质服务。
5、后勤物业管理。大学图书馆的行政和后勤虽然没有公共图书馆复杂，但事务性工作很多。近几年来，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各地政府都投入巨资建设新图书馆，新建的图书馆面积都较大，如华南师范大学新馆面积为23500平方米，湛江海洋大学图书馆为23000平方米，新馆的各种设施，包括公共卫生、消防、绿化、空调、机电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任务很重。通过后勤外包可以使管理层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精力用于业务建设中。后勤外包可以采用部分外包和全部外包两种，全部外包可以向社会邀请专业物业公司进行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管理公司对图书馆所有物业及设施、设备实施统一一体化管理，图书馆只设一名物业管理人员，负责物业的宏观管理及与管理处的联络，深圳南山图书馆即是采用此种形式。较为普遍的是采用部分外包的方式。部分外包主要用于：
清洁卫生：对于几万平方米馆舍来说，清洁卫生是一项较繁重又不可忽视的业务，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外包给保洁公司来完成，图书馆办公室可以建立明确的检查制度进行监督。
绿化保养：图书馆要营造一个舒适、优雅的环境，绿化是不可缺少的摆饰品，而图书馆没有专业的人员来对这些植物进行保养，因此可以委托给学校的绿委会进行托管，以保证图书馆的花木常青常开。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是图书馆领导最为头痛的问题，图书馆是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人流量大，人员复杂，图书馆内书籍是易燃物品，同时还保留着大量的文物和古籍，因此图书馆消防安全在后勤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图书馆可以将此项业务交由消防公司来完成，消防公司派专人进驻图书馆，定期检查和更新消防器材，并可以和图书馆合作，开展消防演习，进行消防宣传，提高全体职工的消防意识。
设备维护：除计算机设备外，图书馆的硬件设施还包括空调、电梯、影印设备、视听设备等，这些也可以通过合约形式进行委外服务。
三、图书馆业务外包评价
业务外包之所以能被图书馆所用并得以发展，是由于这种模式确实能给图书馆带来很大的利益，有着明显的优势：
1、图书馆实行业务外包，可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专业机构（团体）往往具有规模经济，有着专业程度高和高度效率化，经营成本较低的特点，通过他们来提供服务，可以取得较大的价格优惠，并能节省庞大的人事费用。以采编业务为例，将采编业务委托给地区采编中心完成，一方面，可以通过联合采购取得价格优惠，另一方面，采编中心是一个以采、编、配送一条龙服务为特色的服务机构，在完成购书的同时，实现了随书配送书目数据，有些采编中心甚至帮助图书馆将所购图书贴条形码、书标、盖馆藏章等图书加工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完全免费的。在美国，图书馆成为OCLC成员馆后，套录一条书目记录费用是1.5美元（OCLC成立之前，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条书目记录成本是75美元，Ohio大学图书馆是30美元），委托编目，平均才2－12美元。我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据统计，图书馆单独编目，每种图书约10－15元，而套录每种图书是0.3元，委托地区采编中心或书商，编目是免费。
2、节约人力资源，克服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不足的困难。图书馆实施业务外包，一方面，可以借助外部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自身智力资源的不足。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图书馆很难引进和留住高技术人员，因而也使图书馆难以进行技术的研制和开发。在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保证自已的先进性。如选购成熟先进的图书馆管理软件，既可以降低开发软件的风险，也能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又如南海学院图书馆，由于是新建图书馆，专业人员少，因此将采编业务全部交由广东高校信息服务中心完成，该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生产制作出标准的书目数据，使南海学院图书馆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从而保证了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可以节约人员。以联合编目为例，美国Ohio大学图书馆1967年共有编目人员15名，每年处理约2.5万种图书，成为OCLC成员馆后，编目人员减至5人，每年可处理5万种书，以每名工作人员年薪5万美元计，每年节约工资约50万美元，而全部套录OCLC数据也只需花7.5万美元。
3、图书馆实施业务外包，可以专注于自已的核心业务，提高竟争优势。图书馆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机构完成，将使图书馆的管理层可以集中精力实现对业务流程，人员配置进行整合，加强读者服务工作，提高图书馆的竟争优势，保持图书馆的持续、稳定发展。
4、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以回溯建库为例，如果要完成30多万种中文图书，由图书馆工作人员自已建库，估计要用1－2年时间，而委托建库商，可能只需要2个月时间。
业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型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对于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率，促进图书馆的重心转移，发挥图书馆的竟争优势，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如直接购买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最大缺馅是使图书馆工作人员产生对外部技术的严重依赖。一般情况下，技术外包可以产生良好的短期回报，但不知不觉中图书馆的技术人员只停留在使用上，而不对技术进行研究开发（包括人才），从而损害图书馆的技术能力，特别是某些技术决窍必须通过开发的过程中才能学会。采购业务外包方面，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招生人数增加和学校评估要求，广东高校这几年购书经费增加很快，常常一次拔数百万元，校方限期完成，图书馆将数百万的采购委托给供货商，有的馆甚至要求供货商每种书配5——10册，积压的旧书也配上，从而造成藏书质量的下降。
四、图书馆实施业务外包的策略
业务外包主要是透过与外包商合作及关系之调整，以改善图书馆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而图书馆仍要承担规划、目标制定、监督标准制定及执行、评估及修正等工作，换言之，业务外包服务质量的好坏，图书馆应负责任，因此在制定外包策略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决定业务外包考虑因素。实施业务外包之前，图书馆应根据本馆的任务、人力资源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评估成本效益，听取各方意见，明确自已的核心业务，从而确定哪些业务与核心业务关联性不大，或是本馆难以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或是自已完成成本高、效率低，这些因素都是图书馆考虑进行业务外包的原因。
2、选择合适的外包商，签定合作协议。外包商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图书馆外包业务成功与否。图书馆应全面考虑外包商的财务、人力资源、信誉、管理控制及效率、服务质量，以及是否熟悉业务、价格水平等条件，在审慎外包商各方面因素后，认真签订外包合约，作为双方共同遵守及管理的依据。合约的内容应包含：工作目标及预期效益、合作范畴、运作方式、责任划分、所有权归属、合约修改与终止、付款方式、培偿问题等。
3、加强对外包商的控制和管理。图书馆把业务外包出去后并非万事大吉，相反，应密切注意并配合外包商进行各项活动。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图书馆还必须对外包商进行有效的监督，重视业务外包的过程管理，尤其是技术业务工作，同时应建立一套可以将服务对象的问题直接反馈给馆方的机制，如提供意见箱、电子公告栏、留言板等。
4、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无论是与本馆职工还是外包商。图书馆与外包商的关系是互相依靠，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双方在充分的沟通与相互理解基础上，加强合作与协调，使业务流程顺利进行。在图书馆内部，外包势必会影响到一些工作人员的利益，如编目外包，从前图书馆内部往往以编目人员为核心人物，知识层次最高的当是编目人员，由于编目外包，他们可能要转变角色，由台后服务走向台前服务。因此，要做好员工的沟通工作，得到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五、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前景
虽然图书馆业务外包模式目前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图书馆也存在一些顾虑。但是它体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型过程中图书馆职能社会化的必然发展趋势。随着图书馆现代化、网络化程度的提高，虚拟馆藏比例的上升及联机编目的普及，图书馆内从事信息贮藏与处理的人员将减少，从事读者信息服务人员，尤其参考咨询人员将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人员，图书馆的整个组织机构、工作流程、人力资源应用等都应加以重视与重新分配。人力删减、经费紧缩、以及信息时代图书馆服务功能的迅速变化，业务外包在图书馆业务的应用层面日益扩展。委外服务不仅促进图书馆从节省成本及提升效率等方面进行创意思考，同时也是图书馆思考改造其组织作业流程、实施机构重组的一项良方。可以预料，随着图书馆管理的改进，业务外包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雷永立，杨成杰.OCLC网络化发展道路的启示.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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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兵.业务外包－高科技时代集团经济发展的方向．科技管理研究，2002（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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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社会经济变化
新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并具有快速、动态、不确定和复杂性等特点。就企业人力资源而言，值得我们更多关注的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彻底改变了市场竞争的边界，使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蕴含着对新市场、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竞争力和经营方式的新思考。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重新思考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角色与价值培植问题，建立新的模式来培养竞争力。
(2)社会知识化。2l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管理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知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应更加重视员工及其技能与知识，真正将知识视为企业的财富。
(3)信息网络化。电子通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迅猛发展，消除了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在地理上的隔离，让世界变得更小，创造了一个不受地理边界限制与束缚的工作环境和视野。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对企业管理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技术的发展将不断重新定义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得企业愈发认识到创造发明技术、使用操纵技术的“人”的重要作用。
(4)员工多元化。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全，人员的流动必然更加频繁，企业员工队伍的组成部分更加复杂。由于不同类型员工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工作动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有不同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员工对于企业的价值不同，不同员工的薪酬形式也将不同。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员工、长期员工与临时员工、高层管理者与一般专业人员，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形式上的差别将会显露出来，成为员工关系管理的新问题。
2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企业管理变化
2．1企业发展源泉的变化
在经营环境日益动荡不定的条件下，企业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能够不断发现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威胁和发展机遇，能够不断寻找到解决同题的合理方案和支持这一方案的资源。问题的发现、解决和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都依赖于组织拥有的知识以及持续不断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知识的学习能力将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源泉。
2．2企业发展战略的变化
不同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是不同的。从总体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资源的争夺；在此之后一直到9O年代，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市场的争夺；而9O年代以后则主要体现在企业核心能力的塑造和时间的争夺上。随着企业开始从关注成本的降低转变为关注差别化优势，从注重规模、效率转化到注重创新、速度，敏捷制造、敏捷供应、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战略管理的主题。
2．3企业组织形态变化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灵活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特点。另外，拥有核心能力的企业，如果与其他企业联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优势，创造尽可能多的附加值。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虚拟组织、动态联盟将成为未来新的组织形态，业务外包和联合、兼并、战略联盟将成为企业经营中的经常性活动。
2．4企业活动内容的变化
学习、培训活动将成为企业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最重要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不再是负担，也不再是组织给予的奖励，而是组织的义务和工作的组成；即时学习和持续学习将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员工工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生存需要，而是将组织作为生活的场所。因此，提高员工工作生活质量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目标。
3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3．1构建战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即围绕企业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它依据事先在战略层次上确立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激励使用、有效开发、控制调动企业人力资源，以最大限度实现组织发展的既定目标。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侧重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员工的精神激励；由组织最高决策层从战略高度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实施战略性管理；由所有经理人员负责，涉及产权、民主、法制、文化等企业经营管理重大问题，是由全员参与的组织管理，开放性、动态应变性地面对外部挑战，有系统化、科学化的专门化方法技术。
3．2关注知识型员工并进行知识管理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以人才为主导的时代，人才追逐资本的现象将为资本追逐人才的现象取代。素质越高、越稀少，热门的人才将获得愈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报酬，企业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知识型员工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焦点，知识的创造、传递、应用和增值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3．3建立新型员工关系并满足员工需求
面临新经济时代的诸多环境变迁，现代企业组织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灵活化、多元化等特点，管理制度越来越有弹性，合作、互补关系将代替层级关系。企业日趋重视的智力资本、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投资与管理等，也不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它需要整个企业，包括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的全方位关心。人力资源管理将是包括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关系的所有管理决策和行为的总和，它依靠适度分权，民主治企，依靠科学管理和员工参与，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使企业全体员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觉地努力奋斗。从而实现高度的工作效率。
3．4围绕价值链并扩展管理范围
人力资源管理已日益突显其在企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能为“顾客”提供附加价值。这里的顾客既包括企业外部的用户，也包括企业内各个部门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积极加强与企业各业务部门的密切联系，支持、配合业务部门的长期战略。多年来，人力资源管理者强调把人力资源管理行为限定在企业内部。现在，向顾客导向、价值创造导向的转变要求把注意力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所赖以存在的价值链上．而不管关注的对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行为可以持续地作用于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和顾客，围绕价值链的培训把供应商、员工和顾客交织成一个价值链团队。
3．5吸引与留住优秀人才并帮助员工发展
企业一方面要帮助员工规划职业生涯，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考虑员工个人在本企业工作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要设法提升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使得他们通过在企业的工作和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目标。此外，企业还应提高员工的流动成本和流动风险，制约轻率的、泡沫化的人才流动。
3．6种用信息技术实现虚拟化管理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应地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以网络为工具，将处于不同地方、不同组织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整合，为企业战略和目标服务。信息技术还将改变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工作方式。
3．7进行组织再造并建设学习型企业
随着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发展的方向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能够不断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转移知识的组织。学习型企业强调学习与适应环境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企业所有成员的学习，注重开发企业成员的能力。建设学习型企业的关键是通过学习型组织的运行来有效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学习、培训活动将成为企业里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最重要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不再是负担，也不再是组织给予的奖励，而是组织的义务和工作的组成；即时学习和持续学习将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
3．8开发企业能力并倡导“以人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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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计划的落实
对于变电设备检修计划管理工作而言，不仅仅应当切实针对变电环境选择合理的检修计划展开模式，积极推进状态检修的成熟与发展，还应当制定更为宏观和详实的工作计划，并且着眼于落实。充分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将三种计划模式加以合理安排，面向不同的计划工作方式展开具有一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工作，并且做好相应的记录。在面向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体系的时候，需要注重编制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包括月度以及年度等多个层次，并且注意落实责任制。
3加强风险管理
加强风险管理是变电检修体系中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按照不同的工作计划周期，来实现不同层面和程度的风险管理控制。季度计划重点分析季节性气候因素及重大检修项目引起的风险，提前部署相应措施；月度计划重点分析作业可能造成的电网事故等级，进行作业风险评估，制定并优化施工停电方案，对于大型或复杂的停电施工项目，组织现场勘察会审，严格控制停电时间；周计划重点安排风险管控具体措施的落实，周步下达生产计划与风险控制措施；每日生产早会重点控制已布置措施的执行。
4加强控制和信息反馈
管理工作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控制，而只有建立起良好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才是实现控制和纠偏的有力保障。对于不同环境中产生的信息加以整理，并且找到对应的接收端口实现信息的反馈，构建起完整闭环，是当前变电设备检修计划管理工作的核心重点问题之一。唯有如此才是切实实现面向检修计划的管理工作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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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与已废止的JB/T4283-91《风机盘管机组》相比较，从型号规格、名词定义及技术参数、安装方式等都有了一些新的规定。对暗装机组测试要求的变化更多一些，而暗装机组在应用中又比较广泛，本文着重对暗装机组在测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1.术语、定义
1.1标准中按出口静压将风机盘管机组明确分出了低静压型和高静压型。高静压机组是指机组在出风口静压不小于30Pa的机组。低静压机组明确规定不带过滤器和风口时出口静压为12Pa.出口静压指在额定风量时克服自身阻力后，在出风口的静压，单位为Pa.
1.2额定值是指在标准规定的试验工况下，机组应达到的基本值，即产品铭牌和产品样本标注的值。以往对机组的性能判定是依据标准规定的名义值，对铭牌值和样本值不做判定，机组的铭牌值和样本值一般都比名义值好，甚至好很多，这给设计单位和用户在选型时只依据样本值，会产生偏差；在GB/T19232标准中规定当铭牌值或样本值优于标准规定值时，按铭牌值进行判定，这样就控制产品质量，避免某些企业夸大宣传，这一点生产企业在编写样本和产品铭牌时应引起重视。
2.测试方法的影响
2.1按原标准以往在检测卧式暗装机组时，一般出口静压都是在零压状态下检测，而暗装机组检测时均不带风口和过滤器，因此应在出口静压12Pa下检测。国标中增加了有出口静压要求的机组的有关参数，是符合市场需求。
2.2对于有静压要求的机组检测，在检测高、中、低三档参数时，首先要确定在机组三档出口的静压值，建议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按高、中、低三档风量比例或风量计算
P=（L/L）P，P=（L/L）P
P=LP，P=LP
式中：P、P、P——高、中、低三档的出口静压，单位Pa；
L、L、L——高、中、低三档风量，单位m/h；
L、L——中、低档比例。
例如：当高、中、低三档风量按标准推荐的比例1：0.75：0.5时，机组出口静压分别为12Pa、6.75Pa、3Pa；如三档比例为1：0.8：0.6时，机组出口静压分别为12Pa、7.68Pa、4.32Pa.
（2）按噪声测试方法给出高、中、低三档风量时的出口静压值。
3.卧式暗装机组按标准规定出口静压检测产生的影响
我们对不同生产企业两种型号盘管进行检测，将卧式暗装机组按出口静压0Pa和国标规定的12Pa时检验结果进行比较，机组的风量在出口静压12Pa比0Pa减少6%~11%左右，而功率减少2%~4%，见表<1>、表<2>，这说明为什么机组安装在工程后出现风量不够的原因之一，非常值得生产企业引起重视。
表1FP-6.3型机组对比数据
项目机组号
出口静压1234567
风量
（m/n）0Pa756816939809780760873
12Pa672737873733696713793
差值84796676844780
功率（W）0Pa66635252627053
12Pa64625150606852
差值2112221
表2FP-10型机组对比数据
项目机组号
出口静压123456
风量
（m/n）0Pa12131194118610411178975
12Pa1136110110799491086913
差值7790107929262
功率（W）0Pa10610291959383
12Pa1039989919080
差值332433
4.国标对有静压机组噪声的测试方法及安装要求
4.1测试时需按标准要求在进风口连接实验风管，调整所需的机外静压（见图1）。
4.2在半消声室检测时，测点距反射面（地面）要大于1米；
4.3机组与连接管段应严密无漏风，确保检测的静压值准确。
图一有出口静压的机组噪声测量
5.根据GB/T19232的规定机组在检测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5.1由于以往标准中没有对机组三档风量的比例提出要求，而国标中有静压要求机组必须明确三档风量时的静压值。企业在电机选型时，出现三档风量的比例关系没有调整好，有的机组甚至三档风量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则高、中档没有拉开或低档太小，这些都是不符合用户要求的。
5.2为满足在出口静压12Pa时的风量要求，单纯加大电机功率，造成虽然风量达到指标而供冷量却达不到额定值；
5.3有的机组为使供冷量达标而未对表冷器进行改进，风量超过标准的要求值过多，造成噪声值远远大于标准规定值，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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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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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以服务于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为中心。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应用，为新的保护和控制技术采用提供技术支持，解决过去能解决的变电站监视、控制问题，促进各专业在技术上、管理上配合协调，为电网自动化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提高变电站安全、可靠和稳定运行水平。如，采集高压电器设备本身的监视信息，断路器、变压器和避雷器等的绝缘和状态等；采集继电保护和故障录波器等装置完成的各种故障前后瞬态电气量和状态量的记录数据，将这些信息传送给调度中心，以便为电气设备的监视和制定检修计划、事故分析提供原始数据。对新建变电站取消常规的保护、测量监视、控制屏，全面实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实现少人值班逐步过渡到无人值班；对老变电站在控制、测量监视等进行技术改造，以达到少人和无人值班的目的。
对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以提高供电安全与供电质量，改进和提高用户服务水平为重点。侧重于利用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对变电站的二次设备进行全面的改造，取消的保护、测量、监视和控制屏，全面实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以提高变电站的监视和控制技术水平，改进管理，加强用户服务，实现变电站无人值班。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要实现：
（1）随时在线监视电网运行参数、设备运行状态；自检、自诊断设备本身的异常运行，发现变电站设备异常变化或装置内部异常时，立即自动报警并闭锁相应的出口，以防止事态扩大。
（2）电网出现事故时，快速采样、判断、决策，迅速隔离和消除事故，将故障限制在最小范围。
（3）完成变电站运行参数在线计算、存储、统计、分析报表和远传，保证自动和遥控调整电能质量。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应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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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国家、地方和企业对经济管理职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的精细化成为微观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企业会计工作适应精细化管理发展的需要，转变职能，发挥促进企业精细化管理整体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作用。
1管理会计的职能应与精细化管理相适应、相呼应
管理会计，又称“对内报告会计”，是为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会计。管理会计是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监督和决策的需要服务，它注视市场、立足企业、面向内部，对企业将要发生的未来经济行为进行预测、规划和调控。精细化管理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它以专业化为前提，系统化为保证，数据化为标准，信息化为手段，把服务者的焦点专注到满足被服务者的需求上，以获得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效益和更强的竞争力。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工作内容是做细事、算细帐，而管理会计的首要职责就是算帐。算帐不等于算细帐，且管理会计为企业内部管理会计，操作的是最基础的核算资料，把帐算细，才能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精细化管理是通过细分核算单元，用“显微镜”观察数据，透过这些数据了解过去、审视未来，找出工作的薄弱点，不断加以改进和优化。因此精细化管理与管理会计密不可分，二者相适应、相呼应，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管理会计与精细化管理结合的工作着力点
2.1在管理会计与精细化管理融合方面所谓市场化精细管理，是指将企业内部的各生产系统、各单位以及单位内的各班组、各道工序，用市场用户的关系加以链接，使各系统、各单位、上道工序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转化为用内部价格所衡量的价值和为下道工序所认可的商品，实行有偿往来结算，以达到激励员工、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在市场化精细管理模式中，具有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职能的管理会计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2.2发挥内部核算体系的作用在市场化精细管理模式下，充分借助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规则，根据管理的需要，完善了内部核算体系。市场化精细管理模式下的内部核算，与原来的核算方式相比，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在核算人员上，将会计人员充实到核算岗位上。二是在核算方式上，由统计核算变为会计核算。三是在核算内容上，由部分成本核算变为完全成本核算。为将各单位逐步做成“经营实体”，必须加大成本考核力度，除管理费用、维检费用、塌陷补偿费用等由矿业公司统一控制外，将制造成本中的其余各项指标全部分摊到各单位的成本之中。同时，还要对各单位的成本构成进行细分，将内部成本分为直接成本、辅助成本和虚拟成本三部分。四是在核算的层次上，实现了核算主体的下移。按照层次核算到区队、班组和员工，分类核算到科目，使用情况核算到工程，真正体现了精细化的特点。
2.3发挥企业内部银行在精细化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为了规范内部结算、内部核算、内部控制等业务流程，确保公司内部各单位间经济往来结算和经营成果核算的高效、准确、有序运作，依据市场化精细管理的要求，煤业公司建立了内部银行。内部银行具有以下主要职能：①管理职能：负责制定内部银行的业务范围、运营程序等管理办法，经公司审批后执行。②结算职能：这是内部银行最基本的职能，它主要是对企业内部各级市场主体的有偿经济往来进行结算，为内部核算、绩效评价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料。③信贷职能：开展内部资金信贷业务。以服务生产、满足生产需要为根本宗旨，按照公司市场化精细管理的要求，积极开展内部材料、设备资金及工资等方面的信贷业务。④监督和控制职能：以公司预算为根本前提，对各级市场主体的资金运用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控制。及时对各内部资金信贷用户及信贷情况进行逐月统计分析，确保贷出资金的合理有效流动，并逐月向公司有关领导和部门汇报分析结果，为公司领导做出准确的决策提供重要信息和依据。
2.4充分发挥内部价格体系的杠杆作用为确保内部结算准确、核算可靠，煤业公司本着“从微观管理入手，以实现宏观管理为目标”的原则，以历史数据为基础，以预算管理为手段，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测算工作，健全了企业内部价格体系。公司的价格体系由单一价格和综合价格两部分构成。经过多年来的积累与完善，全公司形成了四大系列、16种类型、共计近3万种价格，为有效结算、核算奠定了基础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班组、员工个人通过精细化核算系统可以快速查阅当日当班生产任务完成情况、材料及电力消耗情况、煤炭质量情况和日、班的劳动成果评价，知晓个人的当班和当天的劳动收入，为下一个工作日追赶先进、克服不足定下目标。使按劳分配原则在基层得到很好的体现，工人劳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3规范预算管理体系对管理会计乃至企业管理精细化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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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保证智能化一次设备的正常运行
在智能化变电站中，一次设备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运行状况会直接影响变电站的整体运行。在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保证一次设备能够稳定运行。一次设备的自动化特征较为明显，不需要人工传输信息和全程监控信息，可确保变电功效，还可以合理、快速地修复存在问题的输电线路，从而保证变电站运行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在建设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有效整合一次设备、CPU与光电感应，并保证有效执行各种命令。此外，传统继电器的回路结构中需要应用无线传送和光纤技术，从而降低能耗和发热。总之，在建设智能化变电站的过程中，需要控制一次设备的在线监测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变电站可稳定、安全运行。
1.3保证变电站的信号稳定
智能化变电站涉及较多的科技设备，且通信较为复杂。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管理，则信号会受到影响，甚至部分信号失真，进而对变电站的稳定运行造成影响。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应用单元化的管理方式，实施隔离管理，具体指应用隔离网络层和物理层。同时，还需要点对点地控制有着较多传感器和光缆的元器件，且在储存和管理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应用特定的代码。在此过程中，可运用GPS定位或SIM卡，从而实现单元化管理。此外，还需要立刻修复和跟踪存在问题的元件，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1.4完善智能化变电站的信息集成
集成信息是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方向，它可实现应用功能的一体化，以便有效整合整个变电站的数据信息，有效解决数据的重复收集问题。但要想建造信息集成平台，就需要统一收集和建模全部数据。这是因为在实现了安全分区后，安全一区的信息平台无法直接获取安全三区的信息。目前，在安全二区完善了智能化变电站等在线监测体系，可有效解决数据集成问题。但发生了新问题——因主站在线监测系统处于安全三区，导致无法合理访问子站数据。因此，需要充分重视信息集成化中的安全认证和安全分析等问题，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做到无缝连接调度系统，有效协调常规变电站。智能化变电站可完善信息一体化，将安全设施应用到每一个安全分区的保护界限中，并设置正、反向隔离和防火墙。此外，还可以使用单向数据同步、E语言文本传送等软件，可集成监控系统功能视图，从而在不同的安全分区有效访问、控制不同的操作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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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前
这一时期，从对外公文的行文方向和文种来看，清朝一般使用平行文和下行文，以下行文为主。
清朝建国之初，人关之前，其对外公文文种比较单一，主要包括书信和盟约。
《公牍学史》载“有清一代外交，当自满蒙通好始”。满洲和蒙古最先的通问之辞就是书信。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察哈尔林丹汗及喀尔喀五部众贝勒遣使带着书信到金，信中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态度傲慢。清太祖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明洪武攻打蒙古大都时，蒙古四十万众败亡殆尽，只逃窜出六万人，其中还有三万人不属于蒙古统辖范围，来信太过骄恃。同时，他还挑明了蒙古受侮于明朝的事实，强调了满洲对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恩德。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促使满蒙并力，“与明修怨”。这是两国最先通问之辞。天命四年(1619年)十一月，清太祖派额克星格与喀尔喀来始到期会地点，“刑白马乌牛，设酒一器，肉一器，血骨及土各一器，告于天地”嘲，立下《满洲蒙古盟誓辞》。誓词中满洲与蒙古五个部落结下同盟，共同对抗明朝，如有反悔，“皇天后土，其降之罚”。
清初对外文种的单一反映了其对外关系的单一，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积极发展军事联盟，合并力量，打败明朝，入主中原。
入关之后，清朝的对外公文种类逐渐丰富起来，主要包括谕、敕谕、咨、条约等。
谕，告之使晓谕也，原为以上告下的通称。《左传》中即有周天子谕告诸侯的记载。清制，由皇帝主动颁发的命令性文书称为“谕”、“谕旨”、“上谕”，由臣下奏请而批复的文书称为旨。用于晓谕中外及京官自侍郎以上、外官自知府总兵以上的黜陟调补，统称“谕旨”或“上谕”，是一种下行文。顺治六年，世祖为朝鲜朝贡的事情，遣大学士刚林传谕朝鲜国使臣曰：“朝鲜一年一朝，原定阁臣一员、尚书一员、书状官一员。共三员代觐……”。
敕谕，是清朝皇帝向地方重要文武官员授予职权，交代工作任务，明确职责范围，规定行政纪律，指导方法的文书。也是一种下行文。清朝经常使用敕谕这一文种来敕封或谕告外藩。清朝藩属国如朝鲜、琉球、越南、苏禄、南掌等国遇有国王嗣位时，清政府例须遣使敕封。外藩遣使入贡时，清政府则颁敕谕嘉奖及颁赏礼物。顺治即位时，对朝鲜“颁诏其国，并赍敕往谕”，朝鲜国王死后，顺治帝“遣礼臣启心郎渥赫等往谕祭，赐谥庄穆。又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撤尔岱充正副使，赍诰敕往封世子溟为朝鲜国王，妻张氏为王妃”。康熙二十年夏四月，敕封琉球世子尚贞为琉球国王。这里的“敕谕”、“敕封”就是顺治帝用以处理朝鲜国王嗣位事件以及册封朝鲜王妃的文书文种。
上述谕和敕谕，从行文方向来看都是下行文，充分表现出宗主国与藩属国的上对下的等级关系。
1793年，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贡斯当为副使的使团访华进贡。这是乾隆皇帝在遣回来使时，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敕谕。敕谕以“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这样高高在上的姿态开头。接着，乾隆说道“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口显然。乾隆帝并未意识到，英国人奉表进贡的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满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扩张的需要。他只是肤浅地认为英国人是来拜寿、朝贡的。
就英国政府提出的互派驻外使节、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的要求，乾隆皇帝以“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且“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为由加以拒绝。英国政府要求增开通商口岸，扩大贸易，乾隆皇帝道：“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言下之意就是我天朝要什么有什么，实在没有与你们国家交易的必要。
从乾隆皇帝这份敕谕可以看出，一方面清政府沉湎天朝帝国的迷梦中，以为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在提防西方国家。但是这种提防，不是建立在发展自我、强大自我的思想基础上的，而是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鸵鸟路线，这就注定清王朝将一步步走向衰败。
清朝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都用下行文，还用过咨、条约等平行文种。
咨也写作“谘”，亦称作咨文，是地位相当的高级官署间相互行文时使用的平行公文文种。“康熙年问定例，中国行俄罗斯之公文，用理藩院的印信，咨行俄罗斯萨那特衙门(“萨那特”意思为理事)；俄罗斯行中国之公文，用萨纳特衙门及托博勒城守尉印信，咨行中国理藩院衙门。”这里。理藩院与萨纳特衙门两个机构在职位、品级上都是对等的。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与对待藩属国不同，清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平等的态度。这是因为蒙古察哈尔部落在清王朝建立之后很快归降，而喀尔喀则仍死守漠北数十年。俄罗斯虽然兵力东渐，常常侵犯外兴安岭，但它毕竟地域广阔，不可贸然长驱直入。出于远交近攻的军事策略和军事实力的考量，清王朝不得不对俄罗斯“先示怀柔”。
两国交往凡事都必须通过理藩院辗转，有所不便，虽然如此，清王朝这么做也是有深意的。陈康琪《郎潜纪闻》云：“国初与俄罗斯行文于其么玉斯衙门，如有司咨牒状，盖恐后日梗化，必致有伤国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