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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作为规范模式的“一般条款”。“一般条款”在研究侵权行为法立法时被提及，主要是表征一种规范模式。（“规范模式”一词乃本文作者在介绍相关研究成果时采用，主要考虑是，使用“一般条款”这一概念的学者都实质是以其指称“法律规范”，同时“一般条款”又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立法模式”。王泽鉴先生在同种意义上采用“一般概括原则”一词。拉伦茨等在描述德国侵权法立法体例时使用“概括条款”。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即“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侵权行为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作为一切侵权请求之基础的法律规范。”其显然没有对“一般条款”作准确的阐释，如何认定“一般条款”存有异议。有学者突出“一般条款”的“全”，强调其“作为一个国家民法典调整的侵权行为之全部侵权请求之基础，在这个条文之外不存在任何民法典条文作为侵权的请求权之基础”。以《法国民法典》为例，“尽管这个一般条款没有浓缩在一个法律条文之中，但是民法典第1382条至第1384条第1款无疑符合一般条款的基本要求：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所有侵权行为和准侵权行为的最重要的要件，而且构成了一切侵权请求的基础；在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诉因。在这样的模式下，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判断一个行为或者‘准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或者说受害人是否应当得到救济，适用这个唯一的标准即可。”有学者则不强调“一般条款”的“全”，而提出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的问题。“一般条款”的另一标志应该是赋予受害人请求权。有学者认为，斯堪的纳维亚赔偿法如《芬兰赔偿法》第2章第1条第1项、瑞典赔偿法第2章第1条（芬兰赔偿法第2章第1条第1项规定，“无论任何人对他人造成损害，不管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只要不存在与本法相反的规定，就必须对损害予以救济。”瑞典赔偿法第2章第1条规定，“无论任何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上的损失，不论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只要不存在与本法相反的规定，就必须对损害予以救济。”），如果不是从加害行为的视角而是从赔偿请求权的视角来看，其一般性规定应当被认为是“一般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拟定的侵权行为法立法建议稿亦按照这一思路，对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作出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据本编的规定请求可归责的加害人或对损害负有赔偿或其他义务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一般条款之本意。研究一般条款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其概念属性。法律概念的形成大约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是被立法确认之概念，其通常属于规范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包括价值判断和当为内容，如“孩子的幸福”、“公平裁量”、“重大事由”。与之相对，描述性概念旨在描写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例如生活事实或法定的事实构成)，也可能是总体性描述法律概念与规范(例如，“刑法”、“婚姻法”)。[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该概念通常认为“只具有‘规范价值’，而不具有‘叙事价值’，盖法律概念之本来的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的行为，而不在于描写其所存在之社会。”（参照Larenz，MethodenlehrederRechtswissenschaft，3.Auf.l1975，S.233，235f.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7页。）这类概念因“特征之取舍”而表征的内涵性要素，与“价值的负荷”而表征的功能性要素相比，其功能性要素构成了概念的核心与生命。“法律概念既然是为着一定之设计功能被组合或排列在一起，以构成一个当为的命题，然后借助于其功能之发挥，将正义体现在人类的共同生活上，那么功能或价值便可以说是赋予法律概念以生命(规范意义)，并将之连结在一起的力量。”某一法律概念会有与其依存的法律体系相适应、与其调整的社会事实相关联的规范功能，因而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会有不尽相同的内涵。法律研究过程中，对这类概念进行语意分析的重点在于廓清其特定规范功能所决定的特定内涵，否则就会出现使用相同概念却彼此所指不同的语意学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依托现代解释学方法，这类概念的内涵会不断与时俱进。另一类法律概念主要来自于学理，其产生于学术研究被某一研究者首先发明，后基于广泛认同被普遍接受，其亦有被立法所采的可能。这类概念创造的意义在于较形象地描述一种既存的状况，如“帝王条款”一词。这类概念在原创过程中因有所特指，内涵被清晰地确定下来。在对其进行语意分析时，应本于客观精神去探求原创者之本意，否则会因望文生义而陷入与前一种情况相类似的语言使用困境。这类概念属于事实描述的范畴，其内涵创新能力与立法概念相比较弱，其创新的途径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后来使用者在具体语境中的特殊声明。
基于对法律概念的大致分类，一般条款主要属于后者，但因其指代立法概念，故在运用时要注意其特有的规范功能。首先，一般条款因属于学理概念而具有描述性。该概念的出处在于，“瑞士民法典以一般性规定，确立了最抽象的概括规范———民法原则，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后世称之为一般条款。”一般条款与“民法原则”并不等同，其是指类似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这样的民法基本原则，但基本原则中的如主体平等原则不能称为一般条款。其次，一般条款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但外延具有开放性，且通过其特有的规范功能得以表征，又具规范性概念之特征。立法者并没有为一般条款确定明确的特征，以使法官可据以进行逻辑操作。其只是为法官指出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上法官到底可以走多远，则让法官自己去判断。(P292-293)通过一般条款，“一方面可以约束法官自由裁量的立场，使个案决定具有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授予法官创制性解释法律的权力，法官于法律适用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甚至修法、创法的余地。”(P34)立法通过一般条款旨在阐明重要的法律价值，有赖于司法得到创造性的落实。一般条款的语意功能从形式上赋予了法官补充规则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依靠其特有的道德法律化内容，为法官如何补充规则提供思想性指引。作为一个学术性而非立法性概念，在民法领域引致了一个范式转换，即以“原则———规则”的架构统合民事法律制度，对传统规则中心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在民事立法与司法之间创设了新的权力分配模式。一般条款“采取了其内容不可明确为单一意义的‘标准’的形式，这一点区别于古典私法，尤其是作为其理念型的形式主义，将严格的‘规则’作为理想。此处所谓‘标准’是直接表现其法律目的的规范。因此，其意义非经在其中体现的目的、社会价值的关联上加以评价的实践则无法明确。与之相反，所谓‘规则’是作为要件的事实一经认定即可机械地适用的规范。”(P467)体现这一民法范式的立法是《瑞士民法典》，“只是在瑞士民法典之后才出现了基本原则的立法技术成分，由于通过基本原则在法律运作中引入了人的因素，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规则模式的新的法的模式，使法律成为由人操作、调适的一套规则体系。”一般条款的存在既给予适用者在具体情况下进行衡量的机会和权力，同时也把法律价值判断的标准延续到法律秩序之外。(P89)一般条款能够实现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对于消解工具理性在民法领域的负面影响有巨大价值。基于此，《瑞士民法典》在立法史上赢得了至高评价，即以旗帜鲜明地鼓励法官创法为标志的20世纪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法典。
二、从“一般条款”到一般条款：现代侵权法立法理念的转变
一般条款属于法律原则层面的问题而非规范模式，应还其本来面目，否则，会致我国侵权行为立法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所谓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是指，在侵权行为法上起指导作用，可以成为侵权请求基础的，并具有弥补成文条款局限性作用的法律规范。这一概念还原了一般条款的实在面目，一般条款的功能在于解决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的各种问题，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而非建构体系。”该观点确定的目标可资赞同，但在侵权法一般条款问题上，笔者坚持首先从检讨侵权行为法与民法总则关系入手，为侵权行为法现代化做好寻根工作。重视从“一般条款”到一般条款的重要意义，及时实现侵权法立法理念的匡正。
(一)从裁判规范到行为规范。以“一般条款”去思考侵权行为立法，过分强调其作为请求权基础的价值，实质是代表着古典侵权法理念，即作为裁判规范的侵权法。其标志在于以“侵权责任”为核心范畴，以优先保护行为自由为价值基础；以归责为侵权行为法的中心论题。侵权法之意旨在于要求裁判之用，（“法条或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受规范之人取向于它们而为行为，则它们便是行为规范;法条或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裁判法律上争端之人或机关，以它们为裁判之标准进行裁判，则它们便是裁判规范。”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1页。）主要用于规范法院和原告。（魏德士在评价《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时认为，该规范不仅针对公民(行为规范)，而且针对国家机关或法院(裁判规范)，这样的规范要发挥双重目的。其指出:任何公民对其违法且有过错地引起的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而言，它则是一个请求权规范，它承诺受害人以损害赔偿。对法院而言，它也是对侵权行为的裁判规范。只要满足了法定的事实构成，它就命令法院支持对受害的原告人的损害赔偿。[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并不能将针对公民的规范都视为行为规范，在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要作区分，侵权诉讼之启动始自于受害人，裁判规范的存在如果不针对受害人是难以想象的。故作为裁判规范的侵权法除针对法院外，还应该针对受害人。）以一般条款思维去思考侵权行为立法，直接站在从民法基本原则对侵权法如何适用的高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针对侵权法所主要调整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该在现代社会如何做出回应，是一种离开侵权法去思考侵权法的思维方式，以此形成的侵权立法代表着现代侵权法的范式。其标志应是以“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为核心范畴；将“人与人该如何相互对待”以及“因此造成的损害该如何分担”关联在一起作为侵权法面对的中心议题；价值上从偏向确定行为自由的界限转向在“确定行为自由与保护受害人权利”之间的协调。
(二)侵权法的中心从立法转向司法。完善“一般条款”的背后是追求侵权立法的完美，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从系统论上都是非常危险的，追求完美的结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从形式上几近完美，如前面提到的社科院侵权法草案中“一般条款”所示的那样，它就不再是法律规范，而成为法律上的“怪物”，连直接适用都不能。“毫无疑问，它不能直接适用，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逻辑上完整的法律规范：本编的规定是指什么规定？‘可归责’，归责原则是什么，过错还是无过错？什么情形下适用什么归责原则？其他义务又是什么义务？总之这一条还需要借助于其他条文才能适用。它概括性是有了，但适用性降低了，所以仅以此条作为一般条款是很可疑的。极端一点说，这是一个空白条款，仅仅勾勒了侵权法的框架，而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侵权法中最核心的归责原则在此条中语焉不详。”事实上，建议稿中所列“依据本编规定”之语意表明，既然本编有规定，即便没有此“一般条款”，当事人仍可依本编中具体规定而主张权利。在受害人实体权利享有的角度观之，“一般条款”是否存在并不与实体权利的多寡相勾连，如果这样理解，该“一般条款”仅具有了权利声明的意义。“一般条款”的理想暗含着立法人的高度自信，易导致侵权行为法陷入概念法学的窠臼。试图在立法中涵盖所有的“一个国家民法典调整的侵权行为之全部侵权请求之基础”，以实现侵权行为法的闭合性运行，力图通过立法者理性的力量预先确定下所有的人与人相互侵害之类型，即便是在穷尽归责原则的意义上，无疑没有摆脱概念法学的思维方式，且与一般条款的内在品格相差甚远。“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存在之必要，乃是人类在规范设计上的力不从心。”现代社会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深刻变革，对安全价值的追求日益强烈，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侵害形态及类型高度复杂。就一般侵权行为而言，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概括性立法体例体现出了高度的社会适应性；特殊侵权行为在现代社会已不再“特殊”，侵权形态已非类型化所能涵盖，故也出现了危险归责之普遍化、一般化、原理化之倾向。侵权行为立法一般性之趋势并非是为了完全覆盖，而恰恰是为增加其开放性，以弥补规范设计上的力不从心。“侵权行为法应更多地依赖受个案熏陶的司法而不是服务于法制系统化的教条。”在立法确保体系开放性的前提下，侵权行为法的制度成长机制主要靠司法的供给，如法律解释、利益衡量等。而立法开放性的保障显然应该依赖于一般条款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从形式上赋予司法更大的裁量权，在内容上指引司法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行。
(三)从技术性转向伦理性。“一般条款”旨在规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古典侵权法表现出突出构成要件的特点，其技术性印记非常明显。诸构成要件的成就也主要是按照技术性标准予以把握的；损害主要作为事实问题，强调其现实性；对过错坚持主观标准，其“实际上是一种‘对号入座’的判断方法，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行为人的实际心理状态。”因果关系的判断也体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当20世纪之交的律师把原因归于某个或某组行为主体时，他们同样是在进行一种常识所限定的活动。因为任何一项结果的必要前提都构成了一张无限的网络，而常识———霍华德·可格里斯把它定义为关于重复情形的共享‘思维习惯’———让我们可以从中挑选出特定的元素作为原因。”古典侵权行为法突出规则的核心地位，事实判断的真实性与逻辑推演的准确性是司法的主要追求，“所谓的正义不过表明适用一规则系统所生的逻辑效应而已。”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调整在技术操作过程中得以实现，侵权法调整的结果造成人际关系日益紧张和麻木。法因技术性追求，在确保安定性的同时牺牲了妥当性。研究一般条款与侵权行为法立法的关系，是以原则与规则协调，而不是单纯的规则视角来考虑问题。“原则层次的衡量是任何的法学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排除了原则层次，就等于拒绝了正义。”“原则的特点是，它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更没有规定确定的法律后果。但是，它指导和协调着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代表的一般条款乃法律的伦理性原则，“在从事法律规整时，法伦理性原则是指示方向的标准，依其固有的说服力，其足以‘正当化’法律性决定。与基于目的性考量所形成的法技术性原则不同，其基础在于其实质的正义内涵。”一般条款“在于使法院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之变迁而适用法律，以使法律能够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其对民法某一具体部分指导作用愈强，该部分就愈有活力，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就会更为融洽，合同法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日本法学界把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视为认识现代合同法长足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迹象的最为重要的通径。同时，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的广泛采用，紧张僵化的人际关系得到缓解。（川岛博士指出，“在日本的契约上，当事人不仅在契约书中不详细规定权利义务，并且在契约书中规定了的权利义务也不一定是确定的，只不过定个大概。认为发生纠纷时，届时经过协商加以具体规定更好，因此，诸如债务的履行期日也不认为是严格的，一般认为‘迟延一两天也无妨’，对迟延一两天的债务人追究责任的债权人常常被认为是刻薄、死板的人。因此，诚意协议条款可以说即使未写入契约书，也当然地包含在一切契约之中。”[日]内田贵:《现代契约法的新发展与一般条款》，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四)从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以“一般条款”的思维去考虑侵权行为立法，乃集中于比较研究基础上的立法技术之提升，仍然是以侵权法制度完善为目标，而没有从哲学层面，对近代以降之侵权行为法的深刻变革予以把握。其核心仍然是以突出行为自由为标志，以坚持主体平等性与互换性为基本判断，实现以个人正义、起点正义为内涵的形式正义价值。其目的在于以同一方式对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畴的人都应受到同等待遇。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在于，通过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促进社会发展，通过对权利的保障实现对个人的关照。但现实结果显然与理想相差甚远，过错责任虽促进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却造成主体间强弱格局的形成。对此该如何去面对，关涉侵权法依存的价值基础可能被颠覆，但是“一般条款”确定的解决路径仍然在于侵权法自身，而这显然需要从哲学的维度对古典侵权法所秉持的形式正义价值进行批判。一般条款恰是这样的一种思考进路，其意味着从“人如何存在”，而不仅仅是“人如何发展”的维度去考虑问题。与发展相比，安全、尊严、新闻自由等其他价值更为重要，现代侵权法应秉持一般条款所蕴涵的时代价值观，在多元价值冲突中实现价值判断。与个别人的发展相比，社会的整体发展更为重要，“从19世纪末开始，当主要因发生了只有一部分人富裕的社会变化，从而使得依靠这种思想企图谋求社会全体的向上发展成为不可能时，这种思想(私权神圣)就要加以改变。”现代侵权法要在坚持主体平等基础上对社会弱者予以倾斜，以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侵权行为立法要对近代以来确立的“主体———客体”的支配性主体存在模式进行深刻的批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代际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实现和谐发展，并为司法的妥当性实现创造积极条件。
(五)从权利保护法到保护受害人的法。“一般条款”“不是从传统的角度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定义或说明，而是从受害人的权利角度入手。”从受害人的权利角度入手进行立法并不意味着在价值上就偏向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对此不得不察。“权利”实质上是行为界限的标志，近代侵权法以权利保护法自居，其实质是疏于受害人之保护。当下侵权行为法陷入危机，与其运行模式有着极大关联，诸如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对侵权行为法领地的侵袭，权利的爆炸趋向，人与人之间为权利主张名义而造成的日益紧张之关系（武汉大学温世扬、廖焕国两先生认为，“德国法上有关侵权行为法的危机，首先肇始于德国法上以民法第823条第1项、第2项及第826条所形成的三大‘一般侵权行为法规范’过度强调对权利层面的保护，即对于侵权行为责任成立采取严格的要件主义，只有在‘绝对权利’的侵害结果发生的前提下，才能引发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导致学说判例设法扩大所谓‘权利保护’范围，以弹性处理日益多样化的侵权行为案件。”，而通过法官判例法形成“一般安全义务”，以有效解决部分不幸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此种突破传统从‘权利保护’面移到‘行为规范’面的变化，可谓德国侵权行为法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大步，与法国民法第1382条及1383条的一般条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解决现代侵权行为法上的困扰有重大意义。”温世扬、廖焕国:《侵权法中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将“一般条款”作为权益保障和自由保护的平衡点，显然是期望过高且与事实不符。一般条款旨在对人提出更高的行为标准，为行为人设定相对多的义务，使其不能仅仅做到“无害于人”而应该“以诚待人”，这意味着从过分关注自我向适度关心他人转变。目的在于，使行为人更富有容忍美德和合作精神，其行为在理性基础上更为合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应当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满足对方的正当期待、给对方提供必需的信息———总之，他的行为应该是‘忠诚’的。”现代侵权法应该以“侵权行为”为核心范畴，以规定行为人义务为规范形成的切入点，但是其目的却是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三、一般条款在侵权行为法中的地位
(一)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侵权法的理论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却没有在侵权行为法领域发挥作用，其主要原因有三：(1)法典结构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范围的局限。《法国民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只适用于契约的履行；《德国民法典》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债的履行阶段。(2)由于传统民法领域对司法的不信任及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导致司法实践中诚实信用原则难以实施。(3)侵权行为法确立的“无害于人”的行为准则，以及矫正正义的消极功能，导致侵权行为法领域既不需要通过诚实信用原则来规范行为标准，更不能容忍司法的极大自由裁量权。
现代社会及法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日私法学已由意思趋向于信赖，已由内心趋向于外形，已由主观趋向于客观，已由表意人本位趋向于相对人或第三人本位，已由权利自由之思想倾向于权利滥用禁止之思想，已由个人本位倾向于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在此趋势之下，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上竟然得到大肆活动的舞台，固属理之当然。”（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民法总则论文选楫》，台湾地区版，第844页。转引自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侵权行为法在处理“人与人该如何相互对待”的问题上，应结合现代人际关系需要，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以在侵权行为法领域形成“原则———规则”的调整结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可能性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明：
第一，就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的关系观察，侵权行为法领域应该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余地。一般认为，与侵权关系相比，合同关系对当事人的影响更大一些。“可以说侵害特别信赖关系的债务不履行的情况比侵权行为对对方利益的侵害程度高。”因此，“侵权行为法所要求人们应做到的注意，是社会一般人能做到的注意，其程度不能太高。”但应该看到，合同乃具备缔约能力的主体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之约定，对当事人利益及信用之影响甚剧，尚且可以以诚实信用原则来进行实际的利益衡量，软化合同的僵化，避免因一时之思虑不周或者世迁陷入“法锁”束缚。当事人应本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不能固执于先前之约定，为对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考虑，给予必要忍让。与合同法相比，侵权行为法为什么要死守规则之规定，以硬性设定之行为标准去衡量各异的行为类型，无异于削足适履。按照法律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合同法尚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余地，为什么侵权行为法却不能适用。侵权行为法注重妥善解决具体纠纷固然重要，但仅对陌生人间关系进行一次性处理的立场显属不当。侵权行为法理应根据法律原则的运行机制，将重点放在冲突性人际关系之化解，致力于建设性地对人际关系进行修复，如在大规模受害问题上的诉讼与协议相结合即是这方面的努力。（“在事后性救济的司法对策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诉讼与协议的配合。受害人根据判决可得到一定的损害赔偿额，但还有一些救济内容从性质上看是不能或不便通过判决解决的，而要采用其他适当的救济措施或手段。例如，受害人将来的学费、养育费、医疗费、生活费、教养费等需要长时期地根据情况的变化连续性地给付，这些给付就不宜通过判决予以保证。这种给付的难度来自于其延续性，并非金额多少的问题。这种连续性的给付通过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协议才可能实现。协议型(以协定、协约的形式)的解决纠纷方式在大规模受害问题的解决上尤其起着重要作用。”[日]北川善太郎:《关于最近之未来的法律模型》，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第二，从民法义务体系的创设角度观察，诚实信用原则乃法定义务创设的主要渠道。在合同法领域，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均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缔约过失责任也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31](P424)侵权行为人的义务乃法定性义务，恰恰需要从诚实信用原则中得到源动力，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英美法系国家，“信赖均是当事人之间产生注意义务的重要根据，在义务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国，“民法学家认为，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文本的规定，道德原则亦可能成为过错的渊源，如基于善意而行为的义务，不损害他人的义务，谨慎和深思熟虑的行为义务等均可成为民事过错的渊源。”（GérardLégier，droitcivi，llesobligations，quatorzièmeédition，1993，Dalloz.转引自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希腊的侵权行为法则把行为的不法性从违反特定法律命令，扩张到违背“诚信”标准的行为，其法学理论更是指出：违反诚信所要求的任何注意义务的行为都是不法的。我国学者提出侵权行为法领域的“一般安全注意义务”问题，并认为一般安全义务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普遍的理论基础。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侵权行为法立法上的体现
1、树立一般条款对侵权行为法可予适用的思维。一般条款对侵权行为法之适用，尽管从《民法通则》的立体体系上不存在障碍，但是如《瑞士民法典》一样明确这一问题却意义重大。我国民法典制定采取各部分逐步出台的办法，这本无可厚非，但各部分的完成顺序是否该与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相符，否则会在各部分之间产生冲突。侵权行为法的立法，就存在这一问题。《民法通则》中“基本原则”部分制定于1986年，主要不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民法总则部分没有现代化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制定一部现代化的侵权行为法？侵权行为法的制定根据是什么？是否向《物权法》一样一般性地表述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果这样，其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未来民法典的体系该如何实现？基于此，明确一般条款对侵权行为法的适用，将对侵权行为法立法及其理念转变都有重大的指导价值。(1)从立法基点上观察，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出台是否应该在民法总则之后？如果在立法计划上无法进行调整，那么侵权行为法立法过程中是否该以对深化现代民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为前提，对其体系及制度设计应该多从法哲学的视角予以反思，而不是将问题局限于侵权行为法本身或债法内部。(2)从现代侵权法理念上，应该从明确我国现代社会“人与人该如何相互对待”这一问题入手，摆脱建构“一般条款”的立法路径。(3)从侵权司法理念角度观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现实生活中出现许多新的民事侵害问题，司法应该按照一般条款的功能对现行立法进行补充和创造，而不是动辄认为法律没有规定，将许多问题不负责任地归入道德领域，进而因个别案件而演变为社会问题，对此司法恐难辞其咎。(4)从侵权法文化角度观察，侵权法不应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应该充分注意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侵权法的支撑功能，真正发挥侵权法对于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
2、直接将一般条款规范化，形成“以诚待人”的行为准则。侵权法使用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过错”等核心概念，其实质是将“无害于人”的行为标准引入我国。导致侵权法所设定的行为标准低于社会所认同的、主要受传统文化约束的行为标准，从而产生文化与侵权行为法价值间的冲突。（参见王福友:《侵权行为法价值论》，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5—128页。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法的法定行为方式与行为的道德主导约束性之间的冲突;日常习惯行为方式与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行为标准的差异。）致使侵权行为法领域出现盲目主张权利现象，在西方民众看来很严肃的事情，在我国民众看来多少有些突兀；原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习惯、社区力量能够化解的邻人冲突，经过侵权法的调整，反致局部问题社会化；原本可以通过说声“对不起”就可以平抚的人际冲突，在法制化以后反而造成了彼此反目等等。由于传统文化的存在，我国侵权法原本可以直接站在西方现代侵权法的起点上，但是却不惜以打乱已存的和谐人际关系为代价，从传统侵权行为法建起。国外的侵权立法已经开始通过私权社会化、权利滥用等途径，创设了诸如不作为义务、社会安全注意义务等，试图消解传统侵权法带给社会的副作用。而我国侵权法学界却对此不予理睬，在新的立法起点上仍然试图通过“一般条款”等单纯实现微观制度的完善，以走完侵权法始自于传统的发展轮回。宜将一般条款规范化，规定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待人”，以构建侵权行为法应该设定的“义务群”，落实现代侵权法拟对社会弱者的关怀，以适度关注他人为出发点规范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建构现代侵权行为法解释模式。即便是大陆法系侵权法也非常注重判例在拓展侵权法调整范围、更好适应社会需要方面的作用，并取得许多著例：
(1)法国无生物责任法则的确定。其依次是通过对“建筑物所有人责任”(第1386条)的扩张解释或类推适用；对第1384条第1项后段(保管物之行为所生之损害，亦负赔偿责任)独立规范地位的发现来完成的。
(2)德国侵权行为法领域“一般人格权”、“营业权”之创设，乃通过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关于“其他权利”之解释而实现。
(3)日本侵权行为法通过“大学汤案件”，对民法第709条所指的“权利”范围进行解释，“抛弃了过去的态度，作出了即使不能称为法律上的权利，但只要有‘法律上应该予以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成立侵权行为的解释。”但司法的这些努力主要遵循传统法律解释方法，并侧重于体系解释之运用。一般条款则为侵权法按照现代解释学理论创新解释成文法提供了前提，其属于民法解释，与传统的民法解释学不同。前者是一个经由“理解”显现“存在”的过程，一个“面向实践”的“运用法律来解释生活世界”的过程；后者是一个单纯的释义的过程，是一个“面向法律”的“运用法律解释法律”的过程。前者的目标是经由民法规范体系的运用，阐释并筹划践行行为可能的民法意蕴，从而实现践行行为的观念化、制度化，借以显现生活世界中的存在，并将其解释结论纳入民法的调整体系。后者的目标则是通过对法律条文、立法文献及其附随情况进行解释，借以探究和释明法律规范的法律意旨。为使其规定能够不断满足调整社会生活之需要，侵权法需要不断地展现其受解释的命运，即展现一种解释性的存在方式。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侵害类型，直接适用侵权法恐有困难，在司法不能做出有效应对的情况下，许多问题便被归入道德领域。在一般条款理念的指引下，侵权法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开放性，通过其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对这些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且又影响较大的案件予以新的解释。尘肺事件（郑州市新密市农民张海超为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尘肺病”，不惜“开胸验肺”。王建明因没钱治病死在北京同仁医院事件（2005年12月15日年仅37岁的齐齐哈尔市人王建民来京找工作，因无钱治病，死于北京同仁医院。事前，120救护车曾两次送王到同仁医院。同仁医院急诊主任称，之前为王检查其没有生命危险。但因王没钱，医院不变给患者垫钱，当医生发现情况严重时，王已不知去向。王富涛在警察与医院都到过现场的情况下醉死街头事件（2009年6月15日19时18分，38岁的河南籍男子王富涛闯入广州市站前横路与陈岗路交界处的治安监控摄像头的视野。他在报刊亭旁面朝马路坐下，大口大口仰脖喝酒，随后瘫卧在地。接到群众报警后，站前路派出所巡警20时50分到达现场。巡警拨打120急救电话后，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赶到。出诊医生名叫吴毅明。120急救车的出诊记录写着“醉酒”。在医生检查后，两名警察将王富涛抬到附近一家鞋店前，有好心人帮他在身下垫了报纸。16日，吴毅明向接班医生何汉源介绍了王富涛的情况:“他的生命体征都在正常范围内。”吴毅明表示她检测了王富涛心电、血压、体温、呼吸、血氧饱和度等。医生再来时他已死亡。、孕妇李丽云因丈夫拒绝签字致医院无法手术事件（2007年1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孕妇李丽云因难产被肖志军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肖志军自称是孕妇的丈夫。面对生命垂危的孕妇，肖志军却拒绝在医院剖腹产手术上面签字，医生与护士束手无策，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老者将桥上要挟跳桥人推下事件（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9年5月21日早上7点半左右，一名男子携带横幅标语爬上广州海珠桥，要挟要跳桥。11时50分左右，相关人员仍继续和跳桥者进行谈判，就在12时许，在一旁围观的一名六十来岁的老头，突然冲到桥上，爬上7米左右的铁架，将跳桥男子推下，掉到铺在桥上的软垫上。等，如果拘泥于传统侵权法之具体规定，均难以直接适用，但这些事件的共性在于，均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现代陌生人之间应有的信赖。现代侵权法所设行为规范，为问题在侵权法框架内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现代侵权法将因一般条款之适用而更具成长性，不但不会陷入生存危机，反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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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是传统伦理学的思想，往往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被采用。自然界通过为人类提供生活、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物质等而服务于人类。人具有内在价值，是评价自然价值性质的唯一标准，而自然界只有属于人的外在价值，且其外在价值以其为人类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价值为衡量标准。人没有保护自然界的道德义务，就算对自然界进行保护，那也只是人对人的道德义务的外在表现而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不关注自然界本身的承受能力，从而最终导致今天的弥散于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制约到经济的发展，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等情况下，人们开始质疑人类中心主义，人能作为世界的主宰，而不受自然界的控制吗？当然，答案是不能的。而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质疑的思想———非人类中心则应运而生。生态中心主义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性思想，是动物中心理论等非人类中心思想的发展，是深层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以整个生态系统为中心的，将整个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而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人类，在其发展中，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尊重并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就是说，人的发展必须受到生态系统阈值的限制，在不破坏其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基础上，发展人类社会、经济、文化。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基于人类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发展，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进程中，人类通过传统法在环境保护局限性的反思，逐渐修正了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在立法上突出了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全体地球的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环境法等相关文件付诸实施的方式不是权力的行使，而是义务的履行。环境立法突破了传统立法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以人类权力为本位的立法理念，形成了以人类应履行的义务为本位的立法精神，规定着人类在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中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其立法上，不仅反映了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人类的价值，也承认并保护着其他组成部分的自然物独立于人类的固有价值，使环境立法真正体现了环境的利益。
2从“二元目的论”到“一元目的论”发展
篇3
篇4
1970年，美国的威廉姆•奥尔布雷克特（WilliamAl-brech）t将生态学基本原理纳入有机农业生产系统，提出了生态农业（EcologicalAgriculture）概念。20世纪90年代，有机农业进入了快速增长期，相关农产品贸易部门正式成立，立法工作逐步展开，政府与民间机构共同推动其发展。综上所述，国外有机农业理论较为完善。但迄今为止，有机农业的概念并未统一，生产标准和法律要求也不尽一致，这给国际贸易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国外有机农业发展政策针对的主要是农业现代化早已完成、市场经济体系十分健全的发达国家，涉及的体制问题相对较少，而这对于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却往往非常重要。中国学者的有机农业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1989年，中国提出了发展绿色食品的设想，其基本内涵指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1992年，农业部成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成功开发了绿色食品特别是AA级绿色食品。199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有机认证机构。此后，关于有机农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广泛展开。刘小清（1999）在《绿色产业———迎着朝阳走来的新兴产业》中指出，绿色产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技术开发、资源利用、自然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曾建民（2003）在《略论绿色产业的内涵与特征》一文中强调，绿色产业是以绿色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事绿色产品生产经营及提供绿色服务的综合性产业群。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规范》（1995）、《有机食品认证管理办法》（2001）等多部法律、法规也相继颁布施行。虽然中国有机农业理论发展很快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发达国家对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吸收和借鉴国外理论较多，联系本国国情的内容偏少，大部分理论未将中国有机农业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相脱节。
国内外有机农业
发展实践对比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既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又持续稳定发展农业的问题。对比国内外有机农业发展实践，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经验和政策借鉴。德国的有机农业发展德国是欧盟中对有机农业要求最高的国家。政府规定从传统型转向生态型农业必须持续2～3年。为鼓励农民，德国实施了转型补贴政策。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补贴数额不等。如多年生农作物（葡萄、樱桃等水果生产）在转型期每公顷可获得950欧元补贴；蔬菜生产可获得480欧元补贴；种植业（如小麦等）和绿地生产可获得210欧元补贴。同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有机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如《种子法》、《物种保护法》、《肥料使用法》等。2003年4月，又实施了《生态农业法》，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检验检测标准和违规处罚。德国的有机食品都要被贴上形式为绿白色小六角形的“生态印章”（BIO），目的是禁止转基因食品，禁止在食品中使用抗生素和违禁添加剂。BIO商品比普通农产品至少贵出20%～50%。自2001年引入此标识以来，每天有近20种产品获此印章。德国有机农业的发展势头由此可见一斑。美国的有机农业发展美国是世界上耕地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机农产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在生态农业基础上大力发展有机农业。至2001年，全美有6949个从事有机食品生产的农场。
篇5
然而，在工学结合的具体实施中，由于大多数高职院校还是采用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从而使得高职院校在具体实施工学结合时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严重阻碍工学结合的顺利实施。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为工学结合的顺利实施提供持续的助推力。笔者从工学结合的特点和实施需要出发，对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创新进行探讨。
树立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需要学校和企业多个主体、多个层面的人员参与教学和指导，具有开放性、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征。而所谓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新观念就是指要打破传统的相对固定的编制管理，破除“用人必养”的旧观念，按照工学结合的实施需要建立和完善自由开放的人才市场机制，彻底打破传统的人才部门和单位所有制，让工学结合所需的行业、企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能顺利地流进工学结合教学队伍中来，也允许学院内部服务能力较强的教师流进企业中去，发挥校企工学结合人才的双向流动作用，从而使教师队伍在这种双向流动中吐故纳新，提高总体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树立“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开放共享的人力资源新理念，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约管理”和“相对稳定、合理流动、专兼结合、资源共享”的原则，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建立相对稳定、合理流动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使教师管理，特别是“双师型”教师队伍管理从传统的封闭式管理模式转变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开放式管理模式，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并通过动态优化，及时将最优秀的企业专家和一线骨干吸纳到工学结合师资队伍中来，努力提高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质量。
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新机制职称
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科学配置工学结合所需的各类人才。要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首先就要求我们根据学校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进行认真、全面的人力资源状况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近期和中长期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特别是要根据工学结合对校内外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和工勤服务人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开发对象，聘用优秀人才，把握好人才开发的重点，确定高中低不同层次人才、一般人才和紧缺人才、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其次，要求我们重视教师的在职教育和培训。我们必须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组织开展以专业带头人、核心课程负责人、实习实训负责人、管理骨干为重点的全员培训，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优秀中青年教师出国学习培训、定期到相关企业参加生产实习锻炼。再次，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基于工学结合的人员培训机制，制定工学结合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办法，设立人力资源开发专项基金，切实保障工学结合教职员工队伍得到有效建设。最后，要求我们针对具有不同教学经验、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校内外教师和从事不同岗位工作的管理人员进行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培训。特别是要针对当前校内专业教师教学水平较高、实践动手能力较弱，企业实训指导教师实践动手能力较强、教育教学水平不高的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设计，确保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都得到整体提升，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开发的效能。
建立灵活多样的人事聘用新机制
由于工学结合需要大量具有企业实践工作经验和较强实践工作能力的行业、企业专家或兼职教师来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建设调研、工学结合课程开发以及担任一定课程的教学等工作，特别是在学生顶岗实习中，更是需要大量的企业实践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岗位技能与职业素养的培养与指导。此外，在工学结合中，还要部分企业工作人员参与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等工作的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此，必须建立基于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互聘共用的灵活多样的人事聘用新机制。这就要求我们:一要改传统的固定编制和身份管理为流动编制和岗位管理，建立固定编制和流动编制相结合、全职与非全职相结合、长期聘任与短期聘任相结合、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相结合的弹性用人机制。二要结合工学结合的实际情况，改变以往重职称、重学历、重资历，轻能力、轻业绩的倾向，做到既重知识、学历和资历，也重技术、技能和业绩，实现人事聘用由“资格评审机制”向“岗位聘任机制”转变。特别是要优先保证与工学结合有关的岗位或因工学结合而新增的岗位，如校企合作工作人员、工学结合办公室人员、工学结合质量监控人员、各系实训管理人员和学生思想政治辅导人员等。三要采用“竞争上岗、合同管理、动态优化”的用人机制，实现由论资排辈向自主择岗、竞争上岗、按岗付酬机制的转变，积极探索校企互聘共用、共同考核、共同培训、人才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思路，并通过正式引进、柔性引进、与企业共引共享等形式，积极引进行业和企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专职教师或兼职教师，努力加强工学结合人力资源建设。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新机制
考核与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环节，是决定分配、续聘、解聘等的重要依据。由于工学结合涉及学校和企业不同的教学主体，学校和企业不同的工作人员和不同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更需要建立一套与工学结合相适应的体现考核对象多元化、考核内容多元化、考核形式多样化的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考核与评价新机制，以便考核评价工学结合各个环节、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各类人员的职责履行情况。因此，在建立这种基于工学结合的绩效考核与评价新机制时，一要按照绩效管理的思想改革现有的考核体系和办法，做到以目标考核为指向，将结果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二要建立基于工学结合的完善的绩效考核与评价系统，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深入的岗位分析和职务描述，形成规范的岗位说明书，并明确工学结合相关实施部门和员工的责任，形成基于工学结合各过程、各环节和各人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建立一种人人有职责、人人有目标、人人有压力、人人要努力的绩效考核与评价系统。三要建立部门绩效考核与个人绩效考核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考核机制。要按照层级考核的原则，做到谁主管、谁考核，同时要积极动员学校教师、学生和企业员工参与工学结合绩效考核，特别是要充分发动行业、政府与社会力量参与工学结合质量与效果的考核与评价，要重视吸纳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教学质量考核与评价，实现质量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要把是否有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为职能部门、系部及主要负责人绩效考核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并与其工作报酬、职称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挂钩。
建立优劳优酬的激励分配新机制
在实施工学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学校和企业两个不同的主体以及两个不同主体中的不同人员，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兼顾校内校外不同层面工学结合工作人员的优劳优酬的激励分配机制。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要充分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本理论”，并采取有效激励手段，最大可能地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员的人本关怀出发，按照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的原则来制定合理的激励分配制度，坚决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将“管理、知识、技能、绩效”等要素融入激励与分配制度中来，并建立“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的分配机制。二是要充分发挥分配机制的激励作用，要在符合国家分配政策的前提下，打破平均主义的陋习，鼓励合理拉开收入差距，通过实行薪酬总额动态包干管理、项目完成经费包干、实行项目引进奖励等办法，激活学校内部分配机制，真正建立起符合高职院校特点、适应工学结合需要的激励竞争机制。特别是要按照“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向工学结合的关键部门、重点岗位和一线人员倾斜，既要重视对工学结合中校内外不同层面工作人员的物质激励，如工资、津贴、奖金等，又要重视对各类工学结合工作人员的精神激励，如评优评先、选派出国学习等，更要重视对工学结合人员给以发展性激励，如评聘为校内专职教师、职称晋升、职务提升等，确保工学结合优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三要根据工学结合岗位的重要性、难易度、繁重程度和岗位所需专业知识、技能、管理水平等来确定一个岗位的工资报酬，要坚持分配与岗位职责和工作实效挂钩，做到按劳取酬、优劳优酬。特别是要提高工学结合课程的报酬，提高实训指导教师和工学结合一线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的津贴，对合作企业的实践指导教师要发放相应的劳动报酬，将工学结合中各类工作人员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劳动适当量化，保证他们劳有所得，提高他们对工学结合工作的积极性。四要设立工学结合奖励专项基金，奖励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改革、科技研发和企业服务等工作中作出特别贡献、取得优异成绩的部门或个人，以及在处理工学结合突发事件中的有功人员，尽最大努力激发工学结合各个层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全力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有效地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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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v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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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实行亲情化管理。
物业管理是通过人来实施的，人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提倡亲情化服务，物业管理水平才会迈上一个新台阶。物业管理企业要把自身的管理服务工作和发展社区文化以及建设亲情小区密切结合起来，并把倡导和发扬家庭亲情、邻里亲情和社区亲情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样做可以使小区内的居民能够亲如一家，互相关心和帮助，让居民住得温馨，将十分有利于搞好其它各项物业管理工作。一些优秀的物管企业通过优秀的管理与服务，致力改善和提高物业的功能、档次和人性化，进而推动物业的升值。在这里，物业管理公司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家护院、种花养草、扫地除尘、修修补补的公司，而是一个为开发商、社会、行业、业主、员工及各方利益者创造价值的组织。
第二，早期介入，全程顾问。
物业管理公司通过项目管理对各小区物业进行管理，项目组可同时接管几个小区或者商用楼的物业管理工作，从而可以提高效率，并加快高级物管人才的培养。
项目组应早在房屋设计、建筑及销售阶段就开始介入工作，参与项目的选址、目标市场定位、销售方式等全过程。客观地从使用者及管理者的角度去了解有关楼盘设计、布局、设施及建筑材料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专业性意见及建议，避免因设计或用料差误造成的不必要的管理开支及维修上的困难。如在开发的规划设计阶段，利用物业管理的丰富经验与专业知识，对规划设计提出中肯合理的修改意见，使小区的规划设计更完美，更人性化，这样既可以避免商销售时的乱承诺，也可以保证小区住宅开发时的规划。在物业交付使用后，又针对不同结构、不同设计、不同情况的物业，分别制定不同的维修方案，组织不同的维修施工，对工程质量、工程成本和进度进行专业、有效的控制管理，减少维修费用，缩短维修周期，免除开发商、业主的后顾之忧，开发商也因此有了更好的品牌形象，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开发下一个楼盘。这样，可避免物业公司每天被无数的维修电话困扰的情形，也提高了目标顾客的满意度，提高了顾客对物业公司的满意度，从而提高了房地产公司的顾客满意度。
三，重视前期预防和实时维修。
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物管公司提供前期管理，能确保楼宇素质和功能在落成后符合市场需要,从而有助于提高房地产发展商的企业形象。
在维修保养上，应做好预防性的维修和保养。如果只在楼房及其设备出现故障时才维修，容易加速磨损并导致日久失修。这样不仅会给业主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更会给物业管理公司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所以，物业管理公司应该在进入管理之初就草拟计划，并进行定期保养，减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从而延长楼房的使用寿命。从长远来说，花小钱省大钱，更能达到节省开支的目的。
第四，因地制宜开创物管新模式。
针对有效需求的服务策划能力和服务实施能力，不断策划修正或推出新的个性化服务项目，创立个性化管理服务新模式。
在物业管理发展比较迅速的深圳，几乎每一家品牌物业管理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深圳物管通过吸引和借鉴国内外同行先进经验，运用创造性思维和规范化管理，坚持以顾客和市场为导向，不断探索创新了物业管理的模式与方法，为行业的规范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社会及同行的认可，同时也保持了企业在全国市场持续的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是，深圳物管企业在服务内地物业时，并没有简单地不顾各地的差异性，而是高度重视当地的经济水平、文化习俗、市场及行业发育状况等多种因素，创造性地发展物业管理模式，致力于物业管理模式的本土化，避免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发生。
第五，从事专业化管理。
专业化要求物业管理公司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有专门的人员配备，有专业工具配备。最重要的是应聘请专业公司从事专业工作，如保安、绿化、保洁、供暖、维修等，物业公司主要从事经营、管理、考核工作。在此方面我们还有较大差距，有的公司虽然成立了专业公司，但由于未能完全摆脱老体制的影响，人工费就占了总费用的大半。这样的专业公司不要说参与社会的竞争，就连生存都困难。还有一些小公司，为了节省人力，一人多岗，什么都干，什么都不精，结果是管理水平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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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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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生产力决定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则会孕育出自身特有的文明观、发展观。工业革命完成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以其前所未有的爆发力催生出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成为一国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简而言之即指“人力＋资本＋资源”，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后两者，这种以资本、资源为支撑的经济形态，我们称之为“工业经济”，在工业经济模式下孕育出的工业文明观，其基本价值就是追求工业化和刺激增长。因循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工业经济阶段，物质财富增长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标识，也被视为衡量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标准。
以上就是工业文明观下的基本发展观：单纯的经济增长观。这种发展观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具有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具有无限性。换言之，即自然界可以充当人类任意索取资源、排弃废物的“理想”场所。这种理论预设物化为人类的行为，表现在人类为了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凭借自己创造的技术与智慧而与生物圈进行对垒，无限制地掠夺生态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人与资源之间的对立与非协调状态，注定了建立于其上的经济发展是非持续的，这种发展观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观。
其次，工业文明在人文精神方面，首次废除了人的身份关系的不平等，确立了人生而平等的人格价值理念，赋予人政治、人身、财产等多重权利，并建立了以“私权至上”为原则的私法体系，形成了契约神圣、意思自治、权利不得侵犯等原则。这一切都为商品经济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及进行平等竞争提供了必要的人文基础。然而，竞争的过度发展与垄断必然引起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如果仍仅限于保护形式上公平、平等的传统文明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无法保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会由对人性的尊重异化为对人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在公平发展方面存在欠缺。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传统发展观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的局限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化，赶超发达国家的艰巨任务，可以说，存在巨大的快速发展压力。然而，传统民商法作为市场内在运作的忠实法律载体，其功能保障了微观民商事关系的协调和当事人之间平等意志的表达，但并未能对经济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而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的自行运作，仅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常态，并会存在与市场共生的周期性衰退与危机，在市场发育不完全、行政障碍残留较多的情况下，还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一种经济形态总会孕育出与自身共生的文明模式、发展理念，并具体体现为一种制度设置。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认识自己、自然界的能力，也就限定了人类思维空间的广度与深度。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形态的衍变，势必会拓宽人类的生存空间，提升人类的文明境界，催生更新型的发展理念。传统文明模式下的发展观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形态的需要，一种新型的、内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理念正呼之欲出。民商法体系与传统发展观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新的发展理念的制度载体。经济法作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法律现象，以这样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单一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能保障经济运行的持续、公平、快速发展，而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可以同时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立足点比传统法律更广、更宽、更远，其体现出来的发展理念也属于一种新型的、代表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发展理念。
二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主持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所做的确认。这表明人类已认识到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观的非持续性。而实现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无度需求超过了其再生的能力与速度，造成了资源的耗损甚至枯竭；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所排放废弃物又超过了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这些都造成了现代生态经济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使生态、经济、社会三者的发展处于一种对立和不可兼容的状态。有学者将这种高耗资源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模式称为“不可持续”经济。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无疑将成为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选择。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其内涵与外延必将发生深远的拓展。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至少包涵以下三个层次的意义。
（一）生态持续发展
生态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形成时期的基本内涵，其追求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由此，学界也有人提出了“生态人”的假设，所谓“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称的一种概念假设，后者出于对自身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一、盲目追求，对社会利益与自身经济利益的破坏已危及可持续发展，而“生态人”则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在当代经济立法中，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农业法等部门，开始接受生态人的假设。
（二）人力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信息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准确地说是人的智力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民商法对人格、私权的抽象尊重与形式保护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人的智力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重要一环。
以现代企业为例，在物质资源、活劳动同等条件下，管理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以人为本”已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体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其也应该成为法律倾向选择的价值。人力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劳动力的维持、发展与延续，而落实到经济法角度，则包括教育法对合格劳动者的培养、劳动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社会保障法对劳动者充分竞争的有力法律支撑。
（三）产业持续发展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观还存在着特殊的产业背景。中国农业有几千年发展历史，至今仍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工业经济历经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正处于增长期。在世纪之交，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浪潮，又使知识产业化成为大势所趋，从而形成了中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与其相伴生，也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文明观、发展观。在这种特殊国情背景下，产业的协调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我们所说的协调并非平均、均衡发展，而是发挥各自优势，以培育新兴产业，巩固基础产业为主轴，使各个产业之间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体而言，知识经济虽以知识、信息为支撑，但其亦应建立于扎实的旧经济（农业、工业）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其发展的虚拟化、泡沫化；而旧经济也必须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借助知识经济的信息载体加速发展自身。
综观我国现存法律制度，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民商法比较丰富，但巩固、扶持农业基础产业和鼓励、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法律则明显缺乏。经济法以持续发展为自身理念与目的，在产业法律方面，应做出以下努力：
1.加强农业部门法的研究与立法进程，尤其在农业生产、流通、科教投入、环境保护等方面，应加紧加快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经济法律体系。
2.把握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适度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在市场进入方面，放宽进入口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在市场规制方面，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研究其竞争规律，制定适合其产生发展规律的竞争法律制度，以确保其正当、适度、有效竞争，培育健康的市场理念。
3.总体把握合理产业结构比例，改变产业结构的纯经济观念，从法治角度将一个国家的产业战略稳定化和规范化；其次，要在充分认识国情和维护经济的基础上，对实现产业公平的有关产业政策用法律方式稳定下来；再次，要将已稳定和规范的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用法治方式去推动和操作。
三经济法的公平发展理念
公平作为人类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其内涵却随时展而衍变。法律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它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导源于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最初意义上法律化的公平就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制度结果。
公平，有静态、外部的层面，也有动态的、实质的层面。所谓静态、外部的公平，即着眼于形式上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表示自由，而不问行为的结果；而动态的、实质的公平，则超然于权利行使之上，直接关注利益实现的公平，即结果公平，其属于有利于效率最大化的公平。
传统法律体系中的公平需求和体现，主要是从静态的、外部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对公平加以保障：宪法维护公民的政治公平；刑法中的公平则体现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同罪同罚；而具体到民商法，公平观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彰展与弘扬。在民法制度的具体设计中，公平理念体现为平等、自主、自愿、合意等。
上述公平观及其制度表现，应该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制度成本。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静态性、外部性对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复杂的经济格局和经济态势把握的欠缺。经济法并非否认上述公平观，而是注重最终实际利益的归属，注重对动态的、实质的公平进行法律提升和制度保障，内在化的效率公平，是终极意义上的公平，其为人类发展观注入了新理念与新思维。
（一）地区发展公平
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及各国各地所选择的经济制度不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在世界范围内体现为经济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及高度的贫富不均现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演进，不公平的经济贸易秩序与格局成为世界经济共同向前发展的阻碍。在一国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中国显露得尤为突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产生了地区之间相对明显的贫富差距。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由于良好的地理条件以及政策倾斜，近年来发展很快，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地理位置闭塞，以致人才、信息流通渠道不畅，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使整个国民经济由于内需不足，发展后劲渐渐减弱。静态的外部公平观无力改变这种地区发展的非实质公平，经济法秉承的公平观是基于发展上的公平观，不是利益的简单均衡，而是着眼于更深远层次的发展。我国在新世纪开始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顺应这一公平发展观，追求地区发展公平的明智选择。经济法应对这一现象做出制度回应。
（二）竞争公平
民商法的原则与制度保障了市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即机会平等。然而对公平理念在竞争过程中的延伸，民商法却并未体现，其主要在于为竞争行为提供一种信念与支持，但对实施结果并不进行法律评价，而是以当事人之间义务约束是否完成为标志，缺乏来自社会的宏观评价。民商法自我负责机制或自己负责机制排除了社会评价的必要，也不存在不良后果社会纠正的可能性。虽然不排除市场主体单个进行的司法救济，但由于成本高昂，使反竞争行为最终得不到有效规制。
经济法正是基于民商法理念中的个人自利性极度膨胀而在竞争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背叛公平原则的行为而进行法律控制。这一任务主要由竞争法来承担。竞争法是国家为保障公平交易而对竞争实行规制的法律手段。由于竞争法具有公法与私法兼容的性质，调整手段以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又都是经济法的典型特征，因此，凡是在立法上或法学上承认法律部门划分的国家都把竞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而台湾的竞争法更直接命名为《公平交易法》，日本的竞争法则称为《公正交易法》，可见，公平、公正乃是各国竞争法共同的品质。2000年3月份微软垄断案引起世人瞩目，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微软借助垄断地位的市场行为违背了公平、公正的正当竞争理念。
（三）分配公平
所谓分配公平，乃是在市场领域所发生的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产业差别等分配不均衡现象所引发的再分配需求。我们所说的公平，也不是指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利用国家经济能力，在调整产业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刺激产业效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效率与公平，实质上是一对互相促进的价值取向，效率可以为实现公平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而只有实现公平才可能实现更久远、更大的效率，体现分配公平的法律在经济中表现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其中，国家通过对财政资源的合理预期分配，为国民经济设定一些基本参数，这是公平的前提；国家通过税收这一手段既保证财政资源的有效取得，又充分地实现了在个人间、产业间的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一）社会化大生产与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生产的社会性逐渐表现为不同财产主体之间通过交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经济共同体内部通过分工实现生产社会性，这便是作为近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本经济单位的企业的出现。企业作为生产组织和产权组织，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和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这也就是科斯所称的“企业取代市场”原理。
企业是投资者投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投资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单位，它作为社会的基本而普遍的生产单位标志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完全确立。社会化大生产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产生了较之以往个体生产高得多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发展的独特功能。正如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P10)社会化大生产使人在社会关系中摆脱了生产中的孤独性，将许多工人和许多生产资料有机结合起来，突破了个人体力、智力的局限，产生了无限大的体力、智力和社会生产力，此即加合性原理，亦合作产生效益的规律。二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共同创造、共同分享合作利益（增量利益）的新的物质利益关系，即如何将社会合作的利益及成本合理地分配给其成员。后者作为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前者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快速发展功能的发挥必须构筑在合作各方对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合理分配之上。转（二）经济法的快速发展理念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无限放大市场的功能，认为通过市场无形的价格、竞争、供求三大机制来完成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市场分配，个人利益最大化便会被引导到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因而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这种理论形成的快速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由利己精神的人格化的经济人所进行的市场诱致性经济发展，国家只是从属性存在。在分配关系上，形成了由价格机制自发调整形成的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的分配模式，这种分配模式适应物质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工业文明，但是不可避免地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在竞争关系上，形成了主要由竞争机制自发形成的自由竞争模式，排斥国家干预适用的空间和范围，由此而形成的垄断既符合竞争机制又扼杀竞争机制；在宏观供求关系上，市场的供求机制通过价格等信号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通过社会大循环才能得到实现。由于上述两个供求和价格机制的失效，致使人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达到宏观实现。总之，传统经济的快速发展观无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的条件，是一种单纯的市场经济增长观。
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及其发展，致使商品经济逐渐演进到市场经济，工业文明逐渐转为知识文明，人类的合作由人手的合作逐渐变为人脑的合作。人类合作的空间和范围愈来愈大，单纯的个人理性越来越难以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势。因而，行为模式上的利己主义的市场模式逐渐受到限制甚至是抛弃。资本人格化所致的单纯利润追求必然会造成过度竞争而产生全局性的经济危机；合作利益及成本的分配不当，势必会导致合作效益的下降，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并丰富了产品品种，以致资源稀缺与枯竭加剧，废弃物增多与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毁坏，生态失衡等。国家作为市民社会中惟一的政治权力，是社会利益的正式代表，必然会利用其资源和信息优势，承担起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协调功能，经济快速发展的单纯市场经济增长观演进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观。
从我国的特殊国情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的矛盾和压力。从内部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要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国企独立性不强的经济非均衡态势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完成向知识文明的过渡。农业经济占很高比例的社会化改造成为现代化的艰难任务，自由的企业、健康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必须逐步实现；从外部经济条件来看，我国面临着由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世界经济一体化体系为我们既展示了机会又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社会化是国际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标志，我国必须在企业的整体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利用机会，减少限制。由以上分析可知，发展压力显而易见。赶超战略的实现取决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是社会全面变化的引擎，赶超战略的实现需要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不断升级。而在市民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单靠其内生的市场或经济的自力发展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国家的“监护机制”“从上”来形成经济秩序，国家不应当仅仅是作为市民社会从属的手段性存在，同时也应当作为超越性手段存在。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有意识地对未来作出安排。经济法作为国家与市场良性互补、互动、互长的法律表现，既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参与、组织和管理为前提，同时又要求国家的这些行为主要依靠具体经济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指导性计划、契约、企业、利率、价格、税制和税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的、非由政权直接干预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2](P89)。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这种制度创新会使中国走向一条交易成本低、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信息灵敏、市场扩张快的发展道路。这具体体现在：
1.在微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在制度上事先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确立投资者和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权利义务在企业中相互渗透、相互制衡的边界，实质上是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对企业控制权。
自从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以来，投资者和劳动者都在自发地追求企业所创造的剩余。在古典企业时期，由于物质资本在生产要素市场中居于支配地位，以及产业资本家政治上的优势，投劳者只获得其市场价格，其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权利被剥夺，这便形成典型的资本雇佣劳动制。这种制度缺乏有效激励约束相容机制，工人常常用怠工、罢工、捣坏机器等手段来抵抗，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人格化本能追求财产收益和资本增值，而打破经济效率的保持与增长。随着知识经济的孕育和发展，科技等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甚至成为关键性因素，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逐渐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制，实物资本只有依附于高科技等知识含量高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其增值。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契约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得以兴起。现代企业契约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管理者和职工都是劳动力产权的主体。劳动者向企业投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劳动行为，而且是一种投资行为，劳动者不仅应该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应该向其他公司财产投资人一样，应该获得产权收益。”[3](P56～57)经济法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调控应当以此为理念，对增量利益的分配及企业的控制权作出规制，在制度上明确投资者将其有形的物质资本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股权，投劳者将其劳动力投入企业形成分享剩余的劳动力权。这样，企业形成稳定的有效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2.在宏观经济领域，经济法制手段采取直接调控以协调垄断与市场的矛盾，采用间接调控以协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矛盾。国家作为经济管理中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缓和供需矛盾，将国家本身所占有的资源和信息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1)直接调控。“垄断化，是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并根据私人自治，通过市民法秩序而进行的。”[4](P166)大规模的企业，特别是出现了可以统治市场的巨型垄断组织，自由竞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商品实现的机制受到限制，不能自动实现经济的效率；不正当竞争方法使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遭到破坏，民事主体通过谋求法律规定之外的优势来获取竞争利润，从而使整个市场经济的自发实现机制受到破坏。因此，调整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反垄断法、调整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保护法、调整经营者之间的反不正竞争法等国家直接调控市场的法律，有充分的空间与能力发挥协调垄断与市场矛盾，恢复自由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在我国，关于直接调控的竞争法，要依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来制定。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逐渐打破国家垄断的前提下，采取放权让利的方法逐渐搞活经济，因此，制度惯性中的行政垄断比较猖獗。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制度供给不足和人们逐利心情太切，假冒伪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严重，因此，我国自由竞争秩序的形成应当主要是逐步消除行政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程度比较低，应当扶持规模经济的发展。此外，要避免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收购和合资控股的方式垄断我国某些重要行业和部门，以免将中国变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
(2)间接调控。间接调控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指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5](P33～34)。间接调控是国家作为资源和信息中心，积极主动地使用经济计划的指导性、经济杠杆的利导性、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内化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克服市场本身缺陷的活动，现代国家对社会经济的间接调控已经形成了“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宏观调控机制调节和控制各种宏观经济总量、结构和比例关系，实质上就是确定和变更一定的社会关系。间接调控法通过调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来影响社会循环过程，协调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大体平衡。我国已经在间接调控方面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1996年宏观经济调控软着陆就是成功的范例。但是上升到法律层次却之善可陈，今后还应着力研究，同时不断吸纳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
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快速发展是经济法特有的发展观，也是最适应中国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法律文明。21世纪，中国经济法将高扬发展旗帜，提升发展理念，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贡献重要的制度力量。
【参考文献】
[1]高德步.产权与增长：论法律制度的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篇10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概述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累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那么中国传统的思想主要有那些呢？
（一）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占有突出性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关键。民本思想表现在民为邦本，民重君轻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现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民为邦本
《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汉代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如何实现人心所向呢？姜尚认为统治者要做到“仁”、“义”、“道”，核心是“利”。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主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强调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而且还要“能生利”，是谓“道”。
2.民贵君轻
儒家政治思想主要是“德政”、“礼治”，至孟子发展为“仁政”。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是贵民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犯’这里是说人民、国家、君主三者重要性的排列次序，实际上讲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孟子为统治者总结出一条最重要的治国要诀，即“得民得天下”。他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天下矣。”其次，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
（二）和谐思想
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一是“和而不同”。二是“天人合一”。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三是“中庸之道”。
道家以“道”为最高法则，主张遵循道的规律，顺应自然，合乎天道。提出“天人和乐”的思想：“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二是“无为而治”。老庄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要以“人为”违拗自然，是人体道、悟道、得道的和谐状态。三是“知足常乐”。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儒道的和谐思想各有侧重，儒道家的立意和宗旨各有不同。但其二家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的思想理念中，最精华最核心的思想无非莫属“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文前已经重点讲述。这两种思想对我国的法律文化，产生着深远重要的影响，劳动法理念也同样深深受其影响着。
（一）“民本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爱民重民、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具体方面来说，劳动法侧重保护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注重维护劳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获取报酬权、休息权、平等就业权等权利的保障，并且设计相应法律机制来确保劳动者真正享有这些法定权利。这种既对双方当事人的民事平权主体地位和合同关系给予尊重，又对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给予特别关照与倾斜保护的法律思维，而且劳动者是为社会的经济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传统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和谐思想”对劳动法理念的影响
劳动法作为一部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基本性质应当是和谐劳动关系的维护法，劳动法侧重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但是倾斜保护不能也不应该打压或减损资本利益而单边增进劳动者利益，而应该以“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为主线，在倾斜保护中实现平衡协调与劳资共进，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实质的正义的实现，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关系的实现。劳动合同法通过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达到“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终极目标。这正是劳动法的理念之二，既是促进和谐。这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和谐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古代的传统和谐思想影响之深远。
三、结语
总之，中国传统的文化深深的渗透在我国现代的各个方面，古代的“民本思想”和“和谐思想”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影响只是在劳动法领域的一个反映，对其他法律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良精神，才能实现百姓安居乐业，促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99-10-23.
篇11
一、抓住概念的本质属性，突破抽象关
概念有内涵和外延。内涵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外延则指概念所包含的对象范围，就是指具有这种本质属性的那些对象的集合。如果用p（x）表示某一共同本质属性，用集合A表示某一概念的外延，则可以表示成：A＝｛x∶p（x）｝。例如方程这一概念的外延用文字写成集合的形式则有：
方程＝｛含有未知数的等式∶P（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抓住了方程概念的本质属性，对概念的理解就比较容易了，例如给出5＋4＝9是不是方程呢？学生就能准确地给出答案。
二、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掌握概念
数学概念由于数学知识的逐渐复杂与深化，原有的数学概念就引起了其含意的变化发展。例如整除的概念在数的范围内与代数式的范围内就有所变化；又如角的概念，在初中只接触正角而范围有限，到高中之后，对角又重新定义；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又有负角，同时将锐角三角函数扩充到任意角三角函数。因式分解的概念随着代数的内容逐渐深化而变化，关于一元二次方程的根的概念，按着数的概念的扩充而发生变化。而幂的运算法则，其定义则开始在正整数范围内，随着负整数、指数和根式的引入，幂指数便扩大到任意实数，其运算法则灵活自如。这样，在运算当中，掌握好概念，便增强了解题的灵活性。
三、明确概念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篇12
孙思邈在《千金言·养生篇》中说“莫忧思,莫大怒,莫大惧??莫大笑,勿汲汲于所欲,勿捐捐怀分忿恨,皆捐寿命,若不能犯者,则得长生也。”情绪波动太大,往往促使疾病恶化,造成不良后果,不利于身心健康。另外,因病致残的老年人,往往抑郁寡欢,悲观厌世,甚至企图自尽。医护人员要配合好家庭做好精神安慰和思想疏导工作,使老人思想稳定,树立战胜病残的信心和决心。医护人员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老年患者,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使老年患者得到温暖。
和蔼可亲,注意疗心:
老年人患病以后处于忧愁、猜疑、恐惧、焦虑、痛苦失望、悲观厌世、孤寂的精神状态之中,这些不利于患者身心健康的有害因素,直接影响着疾病的转归和身体健康。许浚《东医宝鉴》说:“今之医者,惟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他大力提倡“疗人之心”的精神疗法。《素问·汤液醪论》指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主张治病要调动老年患者的积极性,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充分发挥内因在治疗中的作用。凡能导致患者精神紧张、焦虑、恐惧的言语,均应避免,医护人员的言是精神护理的重要手段。语言既治病又可致病,甚至影响医疗效果。因此护理人员应和蔼可亲,热情耐心,以细致周到的态度经常出现在他们身边,尊重他们,同情他们,与患者多交谈,使患者觉得医护人员之间没有距离,以赢得患者的信任。
《灵枢·师传篇》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说明祖国医学早已在医护实践中,掌握患者的思想规律,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并做到态度热情,举止文雅,亲切和蔼,语气平稳,音调高低适宜,速度适中,吐词清楚,不但要有精湛的技术,掌握广泛的科学知识,而且了解患者的心理,才能把工作做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机体逐渐衰老,功能逐渐减退,出现耳聋、眼花、腰弯、背驼、语言行动缓慢,因而影响老年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使心理活动和躯体疾病交叉在一起,相互关联,这是心身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心身疾病防治和护理的理论基础。
①美好的语言是心理医疗、护理的主要途径:一个人患病后常有机体功能改变和心理活动的变化,性格急躁,情感脆弱,对医生、护士的语言特别敏感,自控能力下降。如果用刺激性语言,患者可出现情绪变化,导致疾病变化;心理负担加重患者会产生对疾病错误的估计,急待了解自己的病情和疾病发展情况,对疾病产生过重的心理负担,心情烦闷,易激动,影响机体的康复。此时医护人员用恰当的语言,多与患者交谈,用安慰的语言讲:“您的病已经好转了,是您的年龄大了,身体自身功能减退,机体功能恢复较慢,用药后,需要逐渐好转,您的病是能够恢复的”等等。用美好的语言,疏导患者,患者的心情舒畅,这样才有利于疾病的治疗与好转。超级秘书网
篇13
1老龄化社会到来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12月12日发表了《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白皮书说：“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05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1%，并正在以年均高于3%的速度增长，2051年将达到4.37亿最大值。”此外，老龄人口的增长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上海在1979年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1]。
2养老工程因社会需求建立和壮大
随着城市家庭结构模式呈现的“四、二、一”倒金字塔形，即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赡养两对老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1]。老年人的赡养逐渐由家庭转到养老机构。为满足养老的需要，民政部研究制定老年服务的标准：如《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服务标准》、《老年人护理分级标准》等。据2004年底民政部门的统计，我国已有38593家养老机构，其中：国办收养性社会福利机构3454家，集体收养性社会福利机构33736家，民办养老机构1403家。
目前的养老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各种养老服务机构急需进一步增加。2006年12月15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李本公做客强国论坛，以“老龄工作与和谐社会建设”为题与网友在线交流，此次访谈由强国论坛、中国政府新闻、民政部网站联合举办。交流中李本公说，根据全国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在目前1.44亿老年人口中，大约有3250万有不同程度的养老需求，有5%明确提出要进养老机构，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高。但是目前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按照我国老年人口5%入住养老机构，需要700多万张床位。目前各种养老机构中，拥有的养老床位仅是149万张，所以缺口非常大。现在我们已经有的养老服务机构，还存在着护理专业人员数量缺乏，护理人员总体素质偏低，难以满足广大老年人多种养老服务的需求，使得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养老工程将伴随社会需求迅速建立起来，同时产生十万计的老年护理岗位群。根据预测，随着老年服务机构的增多，老年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将有较大的就业市场。
3老年护理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目前我国医院中护理人员配置就很缺乏[3]，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和养老模式的变化，各种形式的养老机构迅速增加，老年服务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从事老年事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随之突显出来，其中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的护士。目前的养老机构内，老年护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护士数量少，工作量大；二是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护士没有经过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教育，其知识和技能满足不了老年护理的需要。
上海是我国目前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老年护理事业发展较早，对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具有先导意义。为此，笔者到上海进行调查，上海总人口180万左右，其中老年人口占20%左右，这些老年人分布在福利性养老机构、老年护理院、医院老年病房和家庭内，需要住院治疗的老年人达十几万人。
上海目前养老机构主要两类，一类是民政系统开办的福利性养老机构，称为福利院。在上海2005年就有474家，床位数49529张。福利院对老人实行医、护、养全方位服务，按照老人生活能力和需求实行等级护理。根据有关调查，79.1%的老年人有一项或一项以上的慢性病[2]，需要接受医疗护理。此类养老机构内均设有医务室，配备一定数量的医务人员，但护士配备数量少，且没有接受老年护理的专门教育，按照护理人员床位比，显示出护理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另一类是卫生系统开办的为老年人服务的医疗机构，称为护理院，这是上海卫生系统近年开办的一种医疗功能很强的养老机构，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这类养老机构的数量和养老床位迅速的增长。仅奉贤区老年护理床位达到2800张，且床位爆满，供不应求。医院内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护士是由原有的护士转型而来，没有经过专门的老年护理教育，且护士数量少。有的医院120张老年护理床位仅配有8名护士，24h轮流值班，护理工作极为繁忙。老年护士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4国内老年护理专业教育尚属空白
目前我国从本科到中职各层次护理专业教育中还没有开设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对老年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尚属空白。虽然从90年代以来卫生部对护理专业的课程结构做了调整，增加了《老年护理学》课程，但只是使学生粗浅地了解老年护理知识，不能使学生完整地掌握老年护理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老年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老年患者护理的复杂性呼唤越来越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
5国家重视老年护理事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对老龄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已经提到议事日程。2006年2月9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要加快培养老年医学、护理学、营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要有计划地在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
6老年护理专业教育前景广阔
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421”家庭结构形成和“空巢家庭”的增多，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冲击。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老人健康及医疗护理需求，各种养老机构，如福利院及老年护理院等应运而生，赡养老人由家庭模式向机构养老模式的转化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需求的迫切程度在日益加重。从上海的老年事业发展，推测我国的老龄化社会到来，各种形式的养老机构将是我国未来很庞大的社会工程体系，从事老年护理的专业人员将是一支很庞大的社会岗位群体。任何一项专业教育如果没有广阔的用人市场，该专业教育就没有前途。老年护理专业教育根据社会需要而诞生，并拥有广阔的用人市场，该专业教育将大有发展前途。培养合格的老年护理人才，积极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满足老龄社会的护理人才需求，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