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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个便是农村劳动力的匮乏，上门女婿的存在可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所以，招赘婚姻的出现便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的一部分问题。第二个因素是，男女双方家庭都希望追求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上门女婿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周边的县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赘婿是住到了自己妻子的村镇，或是因为自己家缺少土地或是因为其经济条件差。另外，据调研，赘婿的生存能力要强于本地男性，因此，外来女婿很容易被当地接受。第三，结婚费用的高低。农村在结婚过程中需要财力、嫁妆和基本生活用品。而招赘婚姻相对于嫁娶婚而言结婚费用是相对较低的。对于多子家庭而又不太能负担得起结婚费用的家庭而言，招赘婚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不是本村的上门女婿，大约30%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乡经济水平太低，生活条件差，娶妻费用太高，他们负担不起。第四个因素是对子女的期望。招赘婚姻的夫妻双方对未来对子女养老方面的期望值比嫁娶婚对子女养老的期望值要大得多，这就从侧面反映出招赘婚姻的养老功能是对于嫁娶婚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夫妻都认为孩子是双方年老时最大的保障。在他们年岁渐老时，愿意和儿子同住的比例也比夫妻自己居住的比例要大很多。山西吕梁地区XX村的子女即为父母提供了各种帮助，也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帮助。
三、招赘婚姻的问题分析及其对策
(一)招赘婚姻面临的问题
“招赘婚姻”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对旧思想有极大的冲击作用。但是，从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招赘婚姻”确实存在诸多问题:1．“招赘婚姻”的社会舆论基础及其薄弱。目前，社会媒体在宣传男女婚姻时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媒体舆论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目前直接接触的是社会，尤其是家人，朋友，邻居等等这些周围社会成员给的负担，此种负担占据了舆论压力很大一部分。现如今，“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还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让男人住在自己的岳父母的家里，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这种模式，尤其是男女双方家庭条件悬殊的情况之下，此时，社会舆论的压力就显得尤其之大，我们不能别人怎么说，只能接受，特别是男方面对强大的舆论压。这种压力必然会引起招赘婚姻的矛盾，使得家庭的稳定遭到重创。2．招赘婚姻的可操作性受到影响。“招赘婚姻”中的主体不仅包括夫妻两方，还包括女方的父母亲，并且，女方父母亲在招赘婚姻稳定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个问题还关乎社会主要存在的思想问题。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男方家庭为主体，而且，现代社会很大一部分子女是随父姓的，并没有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改变。3．“招赘婚姻”的目的不纯现存的。现存的“招赘婚姻”主要是因为男女性别比例的差距以及社会思想的变化，但是，现如今很多的“招赘婚姻”的存在目的不是因为这些。在做调查报告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只能找一些家庭条件较差、找不上老婆的上门女婿，作为一个男人，他们会头上会套上一个为钱结婚的帽子，是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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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由于发展不均衡，农村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相对缓慢，加上乡土社会固有的封闭性、保守性和相对独立性，农村社区在某种程度上仍徘徊于国家法律控制的边缘，国家主导推进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农村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基层治理法治化仍任重而道远。新时期的农村法治发展应以农村法律文化的培育为切入点，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现代文化，培育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而完善农村的法治机制，最终实现乡村的良法善治。
一、法律文化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基础
农村法律文化是指生活在农村社区的农民对于历史法律传统和当代法律现象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情感，包括与法律精神内核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现象，如乡村习俗、生活习惯、伦理传统和社会评价标准等。法律文化具有浓郁的传统沿袭性，是乡土农民从事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的文化心理基础，是调处基层矛盾、推进乡村有序治理、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前提。
法律文化是农村法治发展的基础。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完备的法律并不代表法治的实现，尤其是在农村，法律所预期的理想秩序与当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并不一致，干部和农民传统观念中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并未去除，权力的滥用、误用时有发生，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尚有较大的差距，农民对司法的信任和亲近仍未形成，农村居民的重法守约意识仍然淡薄。究其原因，既有国家普法以及执法司法过程中释法的不足，也有农民对伦理传统恋恋不忘的因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何才能形成农民的法律信仰？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民对法律产生的是畏惧感，认为其只是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保护人权和关注民生的一面。制度层面的建构并不能解决农民的法律信仰问题，而文化层面的理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通过农村法律文化的创新，使之与现代主流法治文化相衔接，能使农民认识到法律可以为我所用。李交发先生曾说，法律文化是法治扎根的土壤，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思想赖以存在、运作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说，法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使农民认可和接受法律，并使之在农村产生亲和力，从而也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法律信仰，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
二、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重礼轻法的观念影响到农村纠纷的依法调处。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以“礼”为核心，以宗法为本位，以亲情伦理为基础，礼法相融。受礼的影响，长期以来，农村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主要依靠伦理规范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民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制约着人们的法律态度和对法律的认同感。
由于农村环境闭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亲疏远近有序的伦理关系圈，即“差序格局”。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农民感觉到依靠国家正式制度下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有经济和时间上的不划算，更容易选择通过家族权威或乡村精英来调解纠纷。当政府部门执法不文明或所依据的法律与当地习俗不相符合时，农民很少去考虑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公益性，围观者往往选择“帮亲不帮理”，最终导致严重抗法事件的发生。当农村出现山林、土地等纠纷时，由于没有完善的登记制度，主要依靠长者的印象才能确认权属，很容易发生偏袒，导致家族之间相互庇护甚至出现群殴的情形。尽管做证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但是村民之间的纠纷很难取证，农民由于害怕得罪纠纷双方的任何一方而拒绝做证或者做伪证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以发现，尽管法律客观公正，却无法冲破基于血缘联系而存在的伦理关系圈，在法的权威与人际亲情间，情重于法。
重权轻法观念影响了农村民主法治的进程。传统法律文化以权力为本位，尽管有法律，却只是“以法治国”，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浓厚，是典型的“人治”文化。目前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权力意识仍然明显，借助政府的权威在农村基层耀武扬威，尽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负有农村管理职能，但从法律角度而言，村级实行的是民主自治，基层政府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交办事项和干预治理。但是，实践中，乡镇干部仍通过各种“手段”左右村民委员会的决策和影响村民的行为。比如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行政指导往往就蜕变为行政命令，这与行政指导的非强迫性明显不符。传统伦理化的法律文化以严格的等级思想为基础，片面强调国家、集体的秩序和利益，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农村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对宗族利益的维护和以封建家长为权威的个人崇拜。尽管当前农村村干部权力来源于民主选举，但是仍然有不少村干部受重权轻法思想的影响，搞“一言堂”，践踏民主。比如，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对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征地补偿问题，不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民主决策，而是个人拍胸脯，最终导致村民集体上访。又比如，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搞硬性摊派，缺乏劳动力的家庭苦不堪言，名为服务，实则造成新的不稳定。
重刑轻民观念影响了国家法律在农村的亲和力。中国古代法律以刑法为核心，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民法规范只表现为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相对轻视，而代之以刑罚制裁，过分地强调法的惩罚功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泛刑罚主义”和“工具论”， 使农民产生了对法律的畏惧与规避。现代农村社会中，部分村民仍然保留着这种观念，认为法只能被动地遵守，不能为我所用。由此，现代民主法治理念、市场经济观念和契约意识找不到载体，民法所调整的利益和权利得不到重视，公民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被漠视，即使农民偶尔去法院打个官司也只是为了“不输气”或“迫不得已”。重刑轻民意识支配下的农村社会，现代法治理念难以植入，法律保护人权和关注民生的一面被忽视。对农民而言，法只是带强制性的他律性机制，只是被束之高阁的“陈设品”，应疏而远之。
三、培育农村法律文化的几点思考
（一）挖掘传统文化，培育现代法治理念
解决传统与现代法治冲突的重要出路，不仅仅在于嫁接西方法制，还在于更新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解决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冲突。梁治平先生认为：“归根到底，法的观念是被塑造出来的，它不能够越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尽管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于皇权制度之下，以人治为基本特征，以宗法伦理为价值取向，为维护阶级统治服务，但传统也不等于彻底的腐朽，其中仍然不乏合理性因素，我们必须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切合于当代农村社会实际的法律文化。由此，农村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应当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新和超越。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合理性资源已被运用到现代法律制度中。例如传统中的“孝”即被《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予以确认，当我们宣扬“赡养”、“扶养”、“相互忠诚”这些现代法的观念时，即可通过传统文化的重申来使农民得以了解。“天人合一”观念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后，转化为了现代法律中的“和谐”理念，运用到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中。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制度，与许多行政法律规范中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相一致。
传统法律文化中仍有合理性资源需要挖掘。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农村治理的现实环境下，“无讼”的观念不应作为现代法治的不和谐因素被批判。表面上看，“无讼”是对通过国家公共权威机构裁决纠纷的一种排斥，实则蕴涵了人们对和谐人际生活的追求。“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要相互尊重，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里，“无讼”所追求的是通过非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乡下事乡下了”，这是“私了”观念的源头，与现代法治建设主张的法治化的基本治理方式相比较存在偏差，不利于定纷止争，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不利于现代法治的推进。事实上，诉讼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无讼”理念最核心的价值也不在于抵制诉讼，而在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讼”所体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即使我们从“无讼”的表面形式来诠释，也应将其理解为通过调解而不是司法裁决解决普通民事纠纷，既能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人际和谐。
（二）扎实普法，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连续六个五年普法教育尽管被人们指责为流于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持续地向农村社会灌输现代法律理念，今天的农民将对法律更为陌生。通过政府组织普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农民树立公民权利意识，接受现代法治文明。就当前现状而言，应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普法内容的选择上要注意实用性。应注意选择与农民生活和其所参与的经济社会活动紧密相联的内容进行宣传。二是在普法目的的确定上要注意观念性。普法的目的在于促使农民实现法律文化观念的更新，在普法过程中，要把现代法治精神、民主理念、平等观念、权利意识等灌输给农民。正如法学家田成有所说：“我们不一定要每个农民懂得法律的具体规则、规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让农民懂得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后，救济的办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有多高。”[5]三是要重视用法技能的培训。让农民清楚基本的诉讼规则和胜诉的必要条件。
（三）改善执法司法过程，增进农民对法律的信任
农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源于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认可，执法司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容易使农民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改善农村执法司法是培育农村现代法律文化的关键一环。一方面，权力部门要彻底摈弃“权大于法”的观念，树立“权源于法”的理念，严格按照法律授权的目的和范围行使职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要破除基层干部“山高皇帝远”的观念，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滥权行为要严肃查处，让法律的利剑在农村高悬，让农民切身感受到法的公平与正义。在农村执法、司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学会运用民间规则、传统伦理、乡村习俗等诠释国家法律的精神，培养农民对国家法律的认同感，同时，要关注乡风民俗，注意法律实施过程中适当的灵活性，使农民在看到法律权威性的同时，也感受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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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为农民致富提供了宽阔的道路旅游产业是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产业之一，旅游产业开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乡村旅游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凤溪就以独具特色的瑶族风情晚会闻名遐迩，吸引了八方的游客，开创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游的先河。在以后的发展中，以富川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成为贺州的旅游文化品牌，并与山水风光、古镇文化品牌并驾齐驱。2009年，贺州市政府把发展乡村旅游摆在实现旅游业突破发展的重要位置，凤溪村成为规划中富川瑶族风情农业观光休闲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努力建设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近几年，富川提出打造“中国瑶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凤溪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受瞩目。目前，凤溪瑶寨民俗风情旅游已成为贺州乃至广西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每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直接吸纳就业人员38人，带动和瑶家土特产柑橙等销售百万元以上。［1］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发展途径，促进了农村经济走多元化方向发展的道路，开拓了非农业增收渠道，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2．深入挖掘旅游文化资源，加强了乡村的文化建设随着旅游开发，为了满足游客观赏瑶族文化的需求，凤溪通过戏剧团表演的形式，使逢年过节才有的瑶族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等民间文化成了常态化。凤溪的瑶民自古就能歌善舞，据史料记载，早在清嘉庆年间，凤溪村有了自己的戏班子，二百余年里村里业余剧团的演出从未间断过。1993年，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来到瑶乡，村里以陈永楣为首的文艺骨干和乡亲们合计后，决定在原来的凤溪村业余彩调团的基础上，建立凤溪戏剧团。戏剧团的成员白天务农、做工，晚上排练戏剧和歌舞，这样一来，不但外面的游客们也能欣赏到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民族艺术，村民们的业余生活也更加丰富。蒋明娥是戏剧团的元老，她自己曾外出打工，但在外面没呆两年，就回到了凤溪村，她直言还是家里舒服，来剧团演出，也不为了赚钱，就为了图个乐子。而对于戏剧团团长陈永楣来说，他更希望剧团能够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让瑶族的山歌、舞蹈永远地传承下去。［2］借着乡村旅游这一载体，那些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蕴含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保留着古老淳朴的艺术风格和散发强烈的泥土芳香的民族文化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3．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凤溪旅游业的发展增进了当地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外来的现代文化使当地的农民思想观念不断得到更新。游客们把现代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信息辐射到农村，使农民不用外出就能接受现代化意识观念和生活习俗。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成为城乡和谐发展的纽带，有利于开展文明生态富裕村创建活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村民们在旅游开发中市场经济意识与商品意识不断增强，也有助于新农村文明乡风的形成，“特别是当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开发，市场经济意识和商品意识得到增强，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奠定了实现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的基础。”［3］乡村旅游的发展，使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在2013年开展的清洁城镇乡村中，全村踊跃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百年瑶寨焕然一新。此外，凤溪戏剧团上演的一幕幕戏剧，村民们演唱的一曲曲山歌，如清泉浇灌着心灵。以民族文化为吸引物发展旅游，有利于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并使得村民重视本民族文化，深刻体会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弘扬缅怀祖先、尊老爱幼的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4．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实现民主管理作为旅游社区中的成员，当地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有利于实现“管理民主”的目标。“随着乡村旅游开发，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改善，新观念、新思想传播，特别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在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激活，居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识和管理意识逐渐增强，认识和体会到先进管理能够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中，富川县引导村民成立了“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由凤溪村“两委”干部、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18人组成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专门协调处理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业产业管理等新农村建设事宜。“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成为民众进行民主管理的有效组织。此外，凤溪村还提高村级组织战斗力，开展“三级联创”活动，实施“两强”党员带富工程和“支部+协会+农户”新体制，促进“五村、两规范”建设。
(二)倚重新农村建设，凤溪村乡村旅游发展稳步向前
凤溪以新农村建设为平台，利用乡村日渐完善的经济文化条件及基础设施，满足来乡村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需求，为乡村旅游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实现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共赢。1．推广生态农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凤溪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打造一个民俗文化旅游村、成立一个理事会、推广五位一体生态农业”三个一为重点，充分发挥农民主动参与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整合政策、科技、人才、资金、产业等有利因素，大力推广“猪－沼－果(稻、菜、烟)－灯－鱼”五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高效农业。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2006年，凤溪村共投入资金176万元用于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新种脐橙250亩、春烤烟450亩、香芋400亩，养殖瘦肉型母猪300头、猪花1000余头，菜牛200头，在建养殖野生塘角鱼小鱼池30座，沼气池50座，在农田安装频振式杀虫灯10多盏。［4］新农村建设一起步，循环经济的有序发展就为凤溪村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弘扬民族文化艺术，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不绝的源泉深厚、旖旎的瑶族文化是凤溪旅游开发的基础。1993年改建的凤溪戏剧团，为旅游者提供了观赏乡风民俗的平台。如今，戏剧团每个月都在村里的戏台演出，次数多达7、8次，接待了很多国内外游客。实景演出《印象凤溪》，有蝴蝶歌、芦笙长鼓舞、竹竿舞，甚至连日常的织布、刺绣，也被搬上了舞台，原汁原味令游客惊叹。凤溪着力打造贺州市“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文艺村，全国首创的“千村万户文艺惠民工程”以广大农村为阵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以原有的传统文化为基础，通过创建、命名一批文艺村、文艺户，广泛组织开展公益演出、艺术培训和专业指导，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农民群众文化艺术需求、繁荣农村文化。陈永楣认为凤溪村经常开展文艺活动，村民们像种庄稼一样“种文化”，把“文化的种子”种入乡村大地。乡土文化艺术成为旅游发展不绝的源泉。［1］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的接待水平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凤溪村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乡村旅游的接待水平。2006年，凤溪村依托瑶族刺绣、土纺、文物古迹等独特民族风情旅游资源，按照“打造凤溪瑶寨社会主义民俗新村”的定位要求，全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塑造民俗新村新面貌。拆除并清理杂房55处1600平方米，观光道路两旁房屋外墙勾缝3600平方米，安装路灯10盏，主干道两旁房屋屋外墙瓷砖亮化5600平方米，建瑶族特色围墙250米，新建1564米的通村水泥路，新建1个标准化篮球场，修缮打造了2栋瑶族民俗新居。近年来，在县、乡镇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凤溪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投入200多万元实施城乡风貌改造工程，先后建设了宣传文化长廊、休闲文化广场、标准篮球场，400平方米的停车场;休闲娱乐的荷花塘、九曲桥、八角凉亭;3栋总面积600多平方米的瑶族民俗新居，瑶族特色的村大门，修复山门两座、门楼两座等，一大批设施的改造建设，使凤溪村面貌焕然一新。［5］4．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增加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村貌的绿化与美化，是提升乡村旅游环境质量的重要保证。2007年，凤溪村通过对水、路、厕、圈、厨的五改建设，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用水困难问题;修通乡村公路、硬化入户路;住房和畜圈相对隔离，开发推广沼气等洁净能源，使厨房整洁、卫生、明亮。瑶村的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凤溪1000多瑶胞世代聚居在西岭山脚的山坳里，“垃圾围村”现象长期存在且较为严重。为了彻底改变这一乱象，2013年城北镇出台了“联合保洁”制。即将凤溪村划分成6个责任小区，每个小区配备一名保洁员和一名卫生督查员。小区实施每月动态考评，自6月1日这一制度正式挂牌实施以来，全村已经开展3次评比，评选出优秀小区3个，清洁示范户18户，近20吨的垃圾一扫而光，百年瑶寨重现了往日的光鲜与明亮。此外，城北镇团委、妇联组织18名城北籍大学生志愿者在凤溪开展的为期1个月的清洁城镇乡村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联合凤溪民间艺术团、城北桂剧团在印象凤溪实景舞台举办了一场净村洁屯主题文艺汇演，也使清洁城镇乡村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加强凤溪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路径
凤溪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凤溪初步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紧密，乡村发展趋势也必然对它们进一步结合的路径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重视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统筹部署，形成互动并进格局
当地政府应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统筹部署。从目前来说，凤溪主要还是以乡村旅游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并以此带动相关经济的发展。因此，每年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的方案，选择更适于凤溪旅游发展的模式，加大乡村旅游的投入，巩固“中国瑶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另一方面，也要拟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方案，在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方面推陈出新。通过对两方的合理部署，达到既推进乡村旅游，也使新农村建设阔步向前的目的。
(二)坚持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相结合，打造两位一体的新亮点
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中，应发挥示范点的积极效应，以推进内涵发展，提高档次，扩大知名度。凤溪的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应始终坚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推进，做到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也是乡村旅游示范点，并着力提升档次，力争建成全国知名的示范片点。2006年凤溪成为广西第二批农业旅游示范单位。目前，贺州市只有黄姚古镇获批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极具民族文化气息的凤溪如能获此殊荣，并力争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当地旅游业才能迎来新的突破，新农村建设也才能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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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众所周知，农村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农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应该是农村，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1.1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要的物质基础，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农村地区发展农村生产的重要内容。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丰富农村生产的内容，还能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有些乡村为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民自愿退耕还林还草，治荒治污，出现田园风光与山水风光浑然一体的景象。有些乡村对农产品等资源进行深加工，生产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商品、纪念品和工艺品，还为城市宾馆直供绿色农产品。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同时照样发展种植业，但都产生了附加值，有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拓宽了传统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农民由种粮为主转向种养植业全面发展，由务农为主转向农商并举。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第一产业、推动了第二产业、拉动了第三产业，进一步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现代农业体系建设，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1.2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旅游开发可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关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旅游收入可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美元-3美元，旅游业1个直接就业岗位能带来5个间接就业机会。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地区土地贫瘠，耕地较少。发展旅游业是其脱贫致富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农村旅游具有劳动密集、人员需求多层次性等特点，且投资较少，收效较快。这就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容易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如云南大理、丽江一些村镇的农民，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当地农村的就业人员比发展旅游业之前以前增加了8-10倍，实现了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市民化，旅游经营户的收入平均达40万元以上。
1.3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旅游业属于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同样需要对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配套发展，在产品运作过程中需要使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进行产品设计、营销及规范化服务，搞好内部管理和经济核算，处理好各种分配关系。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和现代管理概念的引入使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意识增强，一些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协会，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村的基层民主管理，加强了政治文明建设。
1.4有利于农村形成先进文化与文明风尚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业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农村文明的重要手段。旅游不仅带来人流、资金流，还带来信息流、观念流，发展旅游业能促进农民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促进农民参加各种培训、外出学习参观，参加技能比赛，从而使农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促进农民主动学习旅游服务、礼仪礼节、科学种养、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使农民在与外来游客交往中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从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和旅游审美情趣；同时旅游者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且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文化知识，从而促进了乡村地区与城市的交流，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人们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形成农村良好的文明风尚。
1.5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农村旅游使人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增强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变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形成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当地珍贵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乡镇，通过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使广大农民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促进了当地环境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展乡村旅游的策略
2.1统筹规划，政府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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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立法存在起步晚、不受重视等原因，我国现行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缺乏切合农村特点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现代环境问题起因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严重的城市污染，最先受到污染的城市自然成为我国环保立法的背景。在该立法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立法思想。我国对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污染的治理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而农村水污染的治理却鲜人问津。例如大中型企业的排污费返还使用制度、可低价或无偿征地来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这些在农村水污染的防治上并不适用。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未严格执行
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一般是该农村的经济支柱。乡镇企业的重要作用使得当地的环境执法机关很难在农村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使得乡镇企业的水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甚至没有水污染防治设施，严重污染农村水资源。
(三)地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
近年来，中央出台很多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治理水污染，但是依然收效甚微，因为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于污染防治有更重大的影响。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监管本行政区域水环境的权力，但是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现如今，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越发严重，从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环保机构不健全、执行力不足，但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没有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
三、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水污染形势严峻，农村水污染防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仅依靠以往的行政手段难以取得较大成果，需要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防治农村水污染。
(一)转变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指导思想
农村水污染防治首先应该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改变现行立法中重点防治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水污染的状况，建立起城市和农村统筹协调发展的水污染防治机制。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应确立为:以保护农村水源和居民饮用水安全为目的，协调农村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间的关系，结合农村水污染的特点，积极推广高效低耗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控制农村水污染，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规定:“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可以有效防治农村水污染。然而我国农村水污染具有污染面广且污染源分散的特点，因此，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还需要明确环境公平原则、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原则、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分类治理原则。
(三)构建并完善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1．建立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
农村水污染防治规划制度是以管理农村水环境为目标，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调整农村水污染防治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综合考虑与农村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合理安排排污时间和排污空间，从而达到预防农村水污染的目的，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建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制度
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视程度，颁布专门的政策法规，投入专门资金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政府环保部门要形成一个标准体系来监督管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实现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管理，有效利用环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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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民的医疗负担有所减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有所缓解。
按照新农合制度的规定，参合农民患病后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可以得到至少40%以上的医疗费用补偿，而且，这一补偿比例还在不断提高，在2005-2006年度将提高到50%以上。因此，从理论上看，今后农民患大病住院只需要自负少部分的医疗费用，而大部分医疗费用由新农合负担，这一补偿标准已快接近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偿水平。2003、2004和2005年三个年度，大理州弥渡县参合农民平均每次住院得到的医疗费用补偿额分别是358元、406元和429元，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1.2农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开始增强，潜在的医疗卫生需求逐步释放出来。
开展新农合之前，由于医疗费用高、收入水平低，因此很多农民都是“小病扛，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开展新农合以后，农民的看病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明显增强。在大理州弥渡县，2003-2004年度全县参合农民的门诊量是54694人次，2004-2005年度上升为70675人次，增长了29.2%；2003-2004年度全县参合农民的住院数是5163人次，2004-2005年度上升为9003人次，增长了74.4%。在宾川县，实行的是门诊费用的20%减免报销制度，参合农民的门诊就诊需求量更是快速上升。
1.3新农合推动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新农合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整个农村医疗市场的扩大和卫生业务收入的迅速增长，这为农村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农村乡村卫生系统的服务条件、药品供应和监管等卫生供给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如弥渡的苴力镇、宾川的州城镇等卫生院在开展新农合以前医院设备落后、从没做过手术，在开展新农合后，通过国债资金加上地方补助及自筹资金，每个乡镇都增加了至少50万元以上的卫生投资，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医院的业务收入大幅度增长。另外，新农合的开展还优化了农村卫生结构，促进了县乡村之间卫生资源的合理分工，提高了各级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初步形成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才需到县上”的局面。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新农合的启动和发展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运转和作用发挥涉及到参合农民、医疗单位、卫生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等多方面的关系协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新农合的筹资成本高，办公经费得不到保证，影响了卫生部门的积极性。
目前，新农合筹资成本很高。据测算，筹得每位参合农民10元医疗基金的成本在1.5~2.5元之间。并且，筹资期间也很长，部分乡镇的筹资仍然需要长达1~2个月的动员才能达到80%以上的参合率。在新农合的运行管理上，大理州在首年安排了40多名专职管理人员，办公经费也基本到位。但在后续发展中，由于贫困县财政困难，办公经费难以足额落实，只好由卫生部门承担运行费用。高昂的筹资成本和运行成本，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卫生部门继续开展新农合的积极性。
2.2医疗费用补偿标准还不够科学，变动频繁。
大理州在试点四年多的时间里，住院费用的补偿比例调整了三次以上，合管办对基金的管理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由此造成基金沉淀比率波动大，影响了制度的稳定性和农民的信任。如弥渡县在2003~2004年度，家庭帐户基金沉淀额是174.7万元，沉淀比率高达73.1%；住院基金沉淀额为296万元，沉淀比率是62.8%，新农合基金的平均沉淀率为65.4%。如此高的资金沉淀率严重影响了参合农民的受益面和受益程度，也不符合新农合基金“以收定支”的管理原则。2004~2005年度在下调了家庭账户基金比例、提高住院补偿比例后，新农合基金平均沉淀率才迅速下降为20.5%。2.3对卫生服务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医药费用上涨过快。基金管理上存在漏洞，影响了参合农民和村级卫生所的积极性。
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现象仍然严重，医院诱使参合农民住院、小病大治、开高价药、自费药等不规范行为依然普遍。医药费用的上涨，部分抵消了新农合制度在减轻农民医疗负担方面的作用。此外，由于报销手续繁多和宣传不到位，很多农民在申请住院报销时本可以按40%报销，但因为没有带身份证或其它证件，便只能按照20%的门诊比例报销了。一些乡镇报账点，由于管理人员较少往往会导致门诊减免资金不能及时下拨，造成卫生所因流动资金不足严重缺医少药，影响了农民看病，造成不良的影响；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致使新农合的效果受到影响。
3.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对策
3.1探索创新机制，降低新农合的筹资成本。
针对当前新农合筹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可尝试采用报销资金预缴存和村卫生所包片制度。经过四年多的全面宣传，新农合政策已基本深入人心，筹资时可不再采用这种高成本的方式，而采用预缴存和包片相结合的制度。对于当年发生疾病报销医疗费用的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用报销所得的部分费用预缴次年的参保资金。对于未参保的农民，委托各村卫生所包片宣传发动和代收参保资金，合管办向代办点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因为村级卫生机构与农民群众较熟悉，有利于降低筹资成本及调动村级医务人员的参合积极性，进而形成卫生部门与参合农民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机制。
3.2加强医疗基金的运行管理，落实管理经费。
新农合最终能不能让农民得到实惠，关键在于医疗基金的运行管理。建议从以下途径解决新农合的办公经费问题：通过法律法规强制规定，各地财政必须按照参合农民人头数核定人员编制和拨给办公经费，办公经费不能到位的不予下拨中央及省的新农合配套金，并对主要责任人实行严惩。对于财政确实困难的贫困县，由财政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下拨专项新农合管理经费，以确保贫困县新农合工作的正常管理。
3.3强化卫生服务行为监管，严格控制医药费用上涨，保护新农合成果。
由各地医改办或卫生局统一建立新农合医疗监督委员会，定期到各地审查定点医院对参合农民采取的医疗方案或医生开具的处方单，重点审查药品的选择和用药量、大型设备检查的必要性、新特药和自费项目的控制情况、是否存在诱导性住院、药品价格执行情况等，对违规医疗单位和个人实行从重处罚，追究法律责任。
3.4科学确定门诊、住院费用补偿标准，监控医疗基金运行。
新农合制度要逐步稳定医疗费用的补偿标准，避免频繁变动。补偿标准以“量入为出”原则为指导，通过科学测算来确定。当前，一些试点县在补偿标准的确定上有些保守，同时在基金的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惜赔”现象，导致当年医疗基金过多沉淀。对于连年沉淀的资金，一定要加强监控，防止贪污、挪用。建议将沉淀资金计提为风险准备金，用于平衡以后年度可能出现的财务亏空，同时要适当提高补偿比例，保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实现医疗基金的收支平衡。
参考文献：
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国务院公报．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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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公平竞争的农村金融监管工作理念
制度不但要富有效率地合理安排权利资源，而且还应当更加公平地安排权利资源，从而实现各类金融市场主体权利实施平等性保护。缺少公平正义目标的金融市场并非是现代金融市场，而脱离开正义理念的金融监管法制并非是现代法制所倡导的制度性安排。如今的农村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体现出对于民间资本以及非公行业的漠视与不公。笔者觉得，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均为社会资本中不一样的形式，而是应当分别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农村民间借贷监管机制应当积极促进而且体现出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之形成与发展，而不是为保护少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特殊利益，特别是不应当成为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谋求垄断利益或者政府部门实现自身利益之工具。
（三）忽略甚至漠视农村地区群众的金融权利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把金融问题看作是经济发展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看作是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于民生保障这类问题的考虑不够周到，甚至会为了金融之稳定而选择牺牲公民自由融资之权利。尽管我国政府已有充分认识并且采用小额贷款的方式，允许设置村镇银行与借贷公司等形势尽可能多地增加农村资金之供给，但是这些基本上均为具体手段层面上之改革，整个农村金融监管机制在基本的理念上尚未产生根本性转变。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在监管法律体系上具有局限性，所以也就产生了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在总量上的不足，当前，我国金融资源在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诸多农村资本外流，从而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农村金融在供给上的能力，同时也造成了弱势农村群众在金融资源上获得之不足，尤其是对农村小微企业以及广大农户的金融供给上有所不足。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市场取得新的发展，造成了我国农村地区尚未真正形成能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客户和不同需求层次，能够提供显著差异性金融服务的现代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以至于造成了我国农村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种类相待单调，难以满足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对于金融服务具有多样化与多层次之需求，进而造成广大农民群众无法分享到金融改革之成果。
2进一步健全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策略
（一）形成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现代金融属于法治金融，而政府的权力对于金融市场所进行的监管主要是运用金融监管法制调整与规范加以实现的。健全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监管机构实施依法监管的重要前提，集中了监管绩效和金融监管立法之健全完善与否、质量优劣等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更为健康的发展。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应当积极顺应农村金融市场所出现的新变化，及时而有效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应当积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建这一基础，积极顺应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之中的趋势性要求，从而健全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1）要及时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制体系，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实施细则，从而强化可操作性，并且对有关法律制度加以清理，尤其是对不适应条款加以废除或者进行修订。（2）要依据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具体发展状况、监管情况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之趋势，形成合理的法律法规制度，进而弥补我国在农村金融监管立法领域之中的空白。（3）要积极顺应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之趋势，以保障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安全以及促进农村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基础，制定出能够兼顾实效性、操作性与相应前瞻性的现代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实现对农村金融市场所进行的监管，维护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二）着力凸显公平保护的法律工作理念
金融监管是依据经济发展之所需而诞生的，其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金融业安全并非是金融监管之重要目标，也不是金融业目前存在与发展之最终目标。从这一视角来看，农村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以全面满足农村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为目标，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更为稳定的发展，提升社会福利。因为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相对来说较为特殊，而农村金融并不完全属于商业金融之范畴，农村现代金融机制应以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更加公平地获得发展良机与结果为其主要目的。
（三）保障公民金融权利的实现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人权中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与保障我国公民的存在权与发展权，这是所有法律一定要加以坚持的基本价值取向。金融之本质在于为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提供资金领域的融通，切实保障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主体和利益变得愈来愈多元化，大量公民进入到市场中开始从事生产经营类活动，因为资金也就成为人们开展生产经营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融资实质上已成为公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融资权已经成为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构成部分之一。在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显著不均衡与不合理的条件之下，各中小企业以及农户得到融资显得相当困难，农户与农村工商业者在资金的需求上从未得到满足，而民间借贷也就具备了更加突出的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之功能。就这一意义而言，监管制度能够严格地限制甚至禁止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之存在，全面惩罚私自放贷人员。所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之本质是为各位公民的融资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而不是简单地排斥或者压制资金上的流动。
（四）强化监管制度施行金融创新
我国农村金融监管对于金融创新作用主要表现为：（1）金融监管机制之制定应当具备前瞻性。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措施应当适应于我国金融业今后的发展与变化的趋势。为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在制定金融机构稳定性指标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今后金融市场的创新问题与金融机构资产变化问题等。同时，要通过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监管预警体系，强化对金融体系所施行的社会性监测，从而确保农村金融体系得到稳健地运行。（2）大力鼓励农村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所造成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应当尽可能地发挥出其所具有积极性，也就是鼓励实施金融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当尽可能地抑制其不利的一面，也就是要控制消极的金融创新。唯有如此，才能运用金融监管让金融创新成为促进金融改革的生力军。（3）改进农村金融监管的模式。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创新弊端所作出的反应通常比较慢，而金融行业协会的反应则相当灵敏，所以，对于金融创新所实行的监管需要更加多地依赖于实施内部监管，从而适时地调整金融监管，进而适应金融创新取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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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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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创立了苏南模式，30多年过去了，苏南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型，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其发展的方向和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何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为此，我们重点考察调研了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寨门村晨东农庄和苏州吴江市同里静思园，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无锡苏州经济发达的现实出发，结合两个个案所在乡镇非农产业高度集聚的特征，我们提出了后集聚时期生态农业与旅游发展模式这一重要观点，以期对其他地区的发展能有所启发。
1、两个案例分析
1.1晨东农庄
晨东农庄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寨门村，占地1000余亩，以园林、茶叶、花卉、苗木综合开发利用为主题旅游论文，集园林观赏、生态养殖、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绿色产业园。农庄始建于2003年左右，目前累计投资1300余万元。农庄建有茶园、孔雀养殖园、灵芝养殖园、鱼塘、苗圃、饭店、灵芝研究基地等。目前农庄主要收入来源于茶叶销售、饭店经营。去年农庄开始灵芝养殖和深加工，将成为农庄的主要特点和未来的主要收入来源，灵芝养殖剩余物（培养基）可以进行循环利用，处理污水厂污泥。农庄吸收劳动人50余人，另外需要一些季节工。
农庄所在锡北镇，是以生产摩托车、电动车及其配件的产业集聚区而著名。农庄主人拥有一乡镇企业进行摩托车、电动车配件生产，农庄投资资金来源于该企业的盈利。
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见一个“生态农庄”、“绿色蔬果基地”、“农家乐”等等。可以看见当地推行的一村一园、一乡一景初见成效。
1.2静思园
静思园位于苏州吴江市同里镇往西3公里处。1993年开始建园，历十年始成，园中建筑沿袭苏州古典园林文脉。奇石馆陈列着大量灵璧石等奇石。园中建材多收集全国各地在建设、改造中拆除的古建筑材料等，进行异地恢复、保护论文格式。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传承和古建筑保护有一定的意义，目前经济、社会效益良好。园主人拥有乡镇企业，从事玻璃钢生产。造园资金基本来自于该企业的盈利。
2、后集聚时期的农业发展
苏锡常的经济发展跟随经济体制改革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前期集体经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阶段；90年代末集体经济衰弱和外资经济腾飞阶段；以及2002年后民营经济崛起阶段。而目前形成民营、外资和国有三分天下的经济格局，因为在全国具有独树性，而被专家广泛称为“新苏南模式”（相对于以集体经济为代表的苏南模式）。
以晨东农庄和静思园为代表，体现了苏南在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后集聚式农业”——它是在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到盛期后，许多企业主曾经从事于农业，又开始产业转移，一部分资金又转回到农业，集群化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村、农业新发展。而苏南后集聚式农业就是以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现代农业。
无锡以晨东农庄为代表的乡村休闲农业方兴未艾，无锡目前上规模的正常经营的已经近百家，市政府更是借机提出一村一园的思路和战略，虽然每个农庄、农场的特点不同、经营项目不同，发展的策略和思路以及收入来源也不尽相同，但投资者均是利用经营工业企业的盈利，投资于农村、农业，投资的农村、农业不再是简单的种植业，一般是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是更高层次的农业旅游论文，在农业中融入新的要素，体现了农业新的价值和收入来源。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休闲旅游景点，增加了农业经济收入，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是现代农业的一个亮点，也是苏南后集聚式农业的特色，是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但是，在新苏南模式的发展中，我们要抓住后集聚农业的特征、深刻理解和充分地发展后集聚式农业，才能促进苏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工业反哺农业，怎样反哺？怎样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抓住当今苏南农村的关键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2．1反哺农业，发展现代农业。
后集聚式农业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按照现代农业的要求，将现有农业资源进行整合、优化、拓展和提升，实行区域化布局、设施化种养、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特色化动作、功能化配置、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营销。既优化了农业资源要素，提高了农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又拓展农业发展功能，提升了农业产业发展层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发挥苏南的地理气候优势，打造苏南天然粮仓。
2．2发展生态农业产业
后集聚式农业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后集聚式农业缩小了城乡差距，在经济（产业）结构的地理布局上，形成了辖区、县市、城镇、乡村多点网状的产业集群。将苏锡常在地域上连绵一片，市区趋于相连，与乡村界限模糊，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被打破，城乡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而苏锡常早年的城镇化趋势已经向城市化迈进旅游论文，乡镇变城，大有燎原之势。
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应以拓展农产品的加工链和新概念产品为导向，满足市场需求和开发新需求，创造农业的高附加值。比如：生态米、茶油、有机蔬果、食用菌、原生态家禽、天然矿泉水等。把农产品开发和经营服务项目结合起来延长产业链。农民利用农村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开展餐饮、采摘、休闲、避暑等经营服务，以踏踏水车、打打糍把、推推石磨、去田野、山林转转、去景点名胜逛逛等原汁原味的农家生活、自然生态作为卖点提供旅游服务。
后集聚式农业是农民创业和吸纳农村劳动力内部就业的良好载体，并可以带动农产品生产加工，是创业富民、创新强农有效途径。它除了直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外，还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商贸流通业、交通运输业、餐饮宾馆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3开发新的农业生态旅游项目
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走进农村、亲近自然、体味田园之乐的机会，加深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接触，了解农艺知识，体现农家生活，享受田园风光；另一方面也给农村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再一方面大量城市居民前来观光旅游，将先进理念、城市文明、市场意识、生活方式融入农村，促进农民思想观念更新、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市场意识增强，文明程度提高，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城乡互动发展的局面。
苏南一带地处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能够最早触及最新市场。因此在旅游产品开发上不能老一套，而要引进新观念、走在创新前沿。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比如苏锡常有发达的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两旁有丰富的景观，可以开发汽车宿营地满足当今汽车时代的新需求。
3、问题和建议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有60%以上的企业主没有真正了解生态农业和旅游意义。他们不是把环境、时间与经济优化结合，不了解生态农业与旅游具有长效性，不是短平快项目，而是以办中国农村企业的观念，以效益最大化为宗旨。不免存在一定问题旅游论文，主要有：
（1）科学规划重视不够。在规划中没有或很少考虑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的整体和结构的规划，把主导农业、农业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科学合理的设计论文格式。现在有像上世纪发展乡镇企业时的一哄而上发展农业生态旅游的趋势，再次把大量的耕地变为其他用地。
（2）配套政策没跟上。对如何保障主导农业、适度发展二、三产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完整。目前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基本上以自行开发为主，缺少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随意性较大，存在着一定的无序性和盲目性。有些人打着生态农业开发的旗号，享受着政府的优惠政策，高于50%的企业主，以买地囤地为目的，没有真正的去搞生态农业，实际在生态农业投资的企业少于30%。
（3）管理亟需规范。在管理上要宏观和微观两头抓。市场行为、设施建筑、卫生安全、税收上仍需进一步规范。管理要与国际接轨，遏制欺诈、不诚信等不良竞争行为。
（4）扶持力度不够。体现在资金、舆论宣传、政策等方面。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1）统一规划、规范发展。确定新型农业的经营范围和重点项目，编制新型农业的发展规划，加快制订并推广相关标准，规范经营行为；加强整体规划和论证，加强指导。
（2）创新农业旅游经营机制。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继续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旅游产业。
（3）加大对新型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依托政府、社会等各类有效平台和资源，不断为新型农业发展提供各种政策、资金以及各种服务支持。
（4）按照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特性规范用地以及落实具体生态环境指标或规定。
参考文献：
[1]唐为首，“苏南模式”的演进及其对创新发展模式的启示，《经济丛刊》,2007年04期
[2]曹恒德，王勇等，苏南地区农村居住发展及其模式探讨，《规划师》2007-2
[3]杜传忠,郑丽,任雪，我国农村工业化三种典型模式的分析与启示，《德州学院报》，2009-2
[4]董正秀;周晓平，苏南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及有效途径，中国农学通报,2011年04期
篇10
在我国，农村环境主要是指以广大农民的聚居地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及社会条件的总和，包括，大气、土壤、水体以及地面植被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在日益提高，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相比于发展迅速的城市来说，环境污染的空间还相对富余，因此，农村环境逐渐成为城市环境污染之后的另一个区域。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发展也逐渐伸向了农村，使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农村水体土壤污染严重
由于国家对新农村发展的推动，农药、化肥以及地膜的使用逐渐加剧，使农村的水体和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化肥、农药的使用可以对减少虫害、提高作物产量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化肥、农药用量的不断增加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减少、土地质量下降，不得不依赖更大量的化肥。其次，农药、化肥中所含的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作物，使产品品质低劣，市场竞争能力差。农药、化肥同时还大量杀死无辜的动物、鸟类、昆虫，破坏生态平衡。大量废弃的农膜遗留在土壤中，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繁殖，也妨碍作物的生长。而且这些“白色污染”很难被消除，因为农膜在50年之内都无法被分解。
（二）农村的废弃物处理不当造成的污染
随着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中造成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加之不恰当处理就会对农村的环境造成危害。我国的人畜粪便、日常生活垃圾和使用污水被认为是目前农村三类主要废弃物污染源。据有关调查，农村人畜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平均还不到5%，农村生活剩余的垃圾和污水都没能进行统一有效管理，农民自己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随处倾倒，流向路边地头、沟渠池塘以及被蒸发到空气中，严重污染着土地、大气、水源和庄稼，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平衡。
（三）滥砍滥伐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有很多农民只看到眼前利益，把大量的树木森林砍伐使之变成耕地，他们没有认识到森林是农业的生态屏障。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已经不足15%，除去大片林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则更低，。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由于地面植被被大量砍伐使我国的水土流失，水资源严重浪费。水土流失使土壤的肥力和水分渐趋荒漠化，有的只能弃耕，使一些地区的环境不在适合农民的生活居住。我国经济发展规模扩大、人口逐渐增多，饮用水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而实际可用的水量却逐年减少。可见滥砍滥伐造成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如果不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四）一些新型企业造成的污染
十指出，对新型农村的建设要围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其他文明建设一起发展。但是，目前国家为了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味的强调以工业致富农村，致使乡镇企业在农村大力发展起来，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凸现出来，由于乡镇企业主要是化工、建材等重工业，大部分都是重污染行业，而且这些行业技术含量较低，经营分布比较广，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面覆盖较大且不容易治理。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为了加快致富的步伐都开始搞一些副业，比如禽畜养殖等，并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样造成的污染也大大加深，在农村，人口分布密度较大，禽畜粪便的污染对人体的影响和土壤地表造成很大杀伤，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二、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一）公众参与率比较低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地位处于弱化的状态，特别是处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农村环境保护还仅仅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中国虽然已经完成了第三个“五年”普法教育，但是农村人们的接受能力毕竟有限，更何况是环境法，知之者就少之又少，公众只是的跟随政府的脚步，当政府进行农村环境进行决策时，公众就会被组织起来集体参与；在政府没有环保政策时，便很少有公众参与。由于这种参与是在政府倡导下进行的，公众并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立场。农户们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也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不断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依然不强。公众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往往缺乏社会责任感，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高，这也导致我国环保项目开展的成效也打了一定的折扣。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
从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看，我国还缺少专门性的法律来规范农村环境的保护，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远远达不到要求，有些甚至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概念上，根本没有可执行性。农村环境形势已经十分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向农村转移，危及农村饮用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但是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仍然达不到要求，这已经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和财产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农村环境保护还有很多方面没有涉及到，一些城市法规条例根本不适用农村，而适用农村环境的法律又不够完整且滞后，目前，我国农村的各项环境保护的政策都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以农药的检测体系为例，不仅检测的能力落后，就连检测的标准和覆盖面也很低，而且对农药残留超标监管力度远不能适应国际上对农药残留监测工作的要求，还有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的农村城镇化以及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等等，当前的法律都没有相应的规定。
（三）农村环境保护执法系统混乱
由于农村大部分远离城市，环境保护的执法情况不能得到保证，而且农村环境保护职能和职权及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另外我国涉农环境保护事项范围广泛，而国家关于涉农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又太有限，因此，对于涉农环境保护事项，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都管”或者“都不管”也是有根据的，这种职权分工上的不明确导致两部门争相管理对自己有利的行政事务，而对于自己不利的行政事务则相互推诿。还有就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都把主要环境执法力度都放到城市里面，从而忽略了农村环境的执法，例如对于乡镇企业的污染防治事项，生态保护执法等，往往是城市严农村松，甚至农村根本就得不到执法，这都导致了农村环境执法过程中出现难以操作的事实。
三、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立法建议
通过上对我国目前农村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严重。为了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立法建设已经势在必行。
（一）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环境立法是关键，环境立法是环境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目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还相对比较薄弱，这就给农村环境保护的进行带来了很大阻碍。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贯彻政府的要求，努力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定村镇污水、垃圾处理及设施建设的规划，逐步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机制的投入和运行机制，对重要饮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水库等环境敏感地带，制定并颁布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技术标准，制定农村环境质量、人体健康危害和突发污染事故相关预案，另外还应当尽快制定针对乡镇企业等新型行业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最重要的是无论制定法律，还是法规都应当充分面向公众，让每一个公众参与进来，这样所谓的法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考虑到农村成员的文化水平及法律意识比较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应该浅显易懂，以便每一个公众都能了解学习，这样也有利于执法部门的执法。
（二）强化农村环境执法与监督检查
篇11
2003年1月，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后称《意见》）中，确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集体扶持、个人缴费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容
（一）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模式、基金使用、补偿措施等由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该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由省市级人民政府组成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负责该制度运行中的业务办理，成员由卫生、财政、农业等部门组成。其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落实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应方案，以及运行中的组织协调工作。此外，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可选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的农民代表，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基金运行及使用情况。最后，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经办机构，负责具体业务的实施。这些管理委员会及其下设单位成员由卫生部门负责组建，也可公开进行社会招聘，工资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能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支出。
（二）多元化的筹资模式
《意见》明确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筹资模式。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中央政府只负责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提供财政补助。制度运行初期，中央政府给中西部贫困地区每人每年补助10元，截止2014年，中央政府对中西部每人每年补助提高到120元;地方政府最初实行每人每年不少于10元，随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运行，2012年地方政府对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20元。
（三）因地制宜的补偿标准
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偿采取因地制宜的标准，其中包括参保人员的确立，医药费用的报销等，都必须按照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但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执行，不能差异过大。对于农民缴费原则，经济发达的地区个人缴纳标准国家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
（四）自愿参加的原则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选择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由此可见，自愿参加原则给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过程中，农民也可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和建议，充分体现了法律赋予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管权。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愿原则存在缺陷
自愿原则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当随着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自愿原则出现了其弊端。首先，自愿原则增大了政府自愿的开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期间，政府人员需下乡挨家挨户收取农民的医保费用，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需耗时一两个月之久。据调查，每征收1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成本是2-3元，其中包括征收干部的交通饮食费用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自愿原则增大了合作医疗的风险。从社会保险法则来看，参保人数越多，保险所承受的风险越小。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自愿原则的贯彻，使那些在外务工，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不方便或没有能力参加医保，从而降低了新农合的参保率。因此，只有尽可能扩大覆盖面，才能平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入与支出，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共担风险的能力，落实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1.中央政府对资金投入不积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政府的财政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试点初期，地方政府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2006年提高到20元，2008年又提高到80元，截止2014年，地方政府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补助320元;而中央政府从试点初期到目前，只给中西部贫困参合农民进行补助，由最初的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年120元。从资金投入涨幅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中承担主要责任，中央政府投入不积极，甚至等待观望。中央政府作为较小，不利于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合作共济制度的实现。
2. 各级财政资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运行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级财政资金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之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制度，导致各地政府补助出现很大问题。特别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来保障合作医疗基金，而弱势群体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参加医疗保障的人数又比城镇多，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资金筹集的难度。
（三）定点医疗机构存在问题
1.定点医疗机构设置不合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普遍现象。但根据我国现有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农民必须回户口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务工所在地看病就医的费用不予报销，这无疑给农民工看病就医带来了不便，打消了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积极性。
2. 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开放了医疗政策，允许符合规定的私立医院进入市场，与公立医院一起参与良性竞争。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在利益驱使下，定点医疗机构无论患者病情严重与否，均要求其住院接受治疗，并开出昂贵的进口药。这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心理负担，为避免高额的医疗费用，农民生病会选择小型诊所进行医治，降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保率，阻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
1.管理部门监督机制失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元，政府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业务管理。在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决定，由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执行。这样一来，农村合作医疗互相监督机制基本丧失。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表面上是由政府统筹调配，实则变成了卫生行政部门随意调配。管理委员会及其经办机构形同虚设，无法对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管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也无法履行监督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职能。
2. 监管机制具有任意性。由县政府组织设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出部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与其共同组成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但在实际运行当中，监督委员会成员出现双重身份。有些地方管理委员会为避免繁琐的选举程序，并没有选举农民代表参加，而是由管委会内部成员担任。这种现象，切断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参合农民最真实的愿望不能有效表达，由新农合的参加者变成听命者，违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内涵。
四、问题的致因
（一）农民维权意识差
在中国农村地区，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农民普遍认为，身体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们更愿意相信“养儿防老”，却不愿意接受合作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对于享有医保权利和承当缴纳相应医保费用这一概念来说是抽象的。除此之外，部分农民也会考虑参加合作医疗缴纳的费用能否取得正比的效果。他们在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尤其是青壮年觉得身体素质良好，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放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立法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法法规，而这些法规缺乏必要的法律效力。虽然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肯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地位，但仍未涉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规章出现冲突和矛盾，严重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
（三）政府职责划分不明确
中央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具体的职责任务，影响了新农合制度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卫生、农业、财政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但由于业务交叉、信息沟通不及时等，容易造成推卸责任等不良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最终导致了农民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排斥，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四）缺乏法律责任机制
《意见》只规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业务由经办机构负责，并没有明确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使成员之间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等现象。同时，经办机构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招聘，缺乏相应的医疗管理知识，导致该制度的管理工作缺乏专业性。法律责任的缺失，很难约束基层政府的道德败坏，影响了医疗基金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五、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立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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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引言
家庭暴力作为我国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又是一名人民警察，我将要从法律方面探析这一现象。深入剖析其成因和特点，特别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提出建议。
一、我国家庭暴力现象的现状
相信有部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很多人都看过，它是我国首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女主人公梅湘南和男主人公安嘉和结婚才不久，就不断遭到安嘉和施暴，被打的肋骨断裂，胎儿流产。这部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热播，说明了家庭暴力现象已经受到人们极大关注。
家庭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全国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家庭暴力的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万个家庭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祸起家庭暴力。据了解，当前，我省家庭暴力发生率居于全国前列，家庭暴力在我省农村，特别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发生率较高；在城市，大多发生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和流动人口中。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男性施暴者占95％以上，施暴者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调查总数的5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以上，农民，个体户和无业者占大多数。我省妇联统计显示：2005年，家庭暴力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比例达到46.8％比上年升了20.8％。省妇联2004年对我省一所女子监狱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女犯的犯罪原因与家庭暴力有关①。
二、家庭暴力的含义，特点、危害及成因
（一）家庭暴力的含义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采取了较为客观、严格的标准，没有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打闹、争吵理解为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来说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家庭暴力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等；施暴者在主观上必须有实施暴力的故意；施暴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施暴者，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一段时间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受害人给予保护，符合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要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另外家庭暴力还具有暴力场所的特定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外界介入的困难性，受害程度的不可测定性等特点②。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1、导致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
家庭暴力的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家庭解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原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家庭的解体必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反家庭暴力将成为全社会的口号。
2、对女性的危害
家庭暴力对女性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伤害无疑是对妇女身心健康的摧残，一方面，妇女在经常受到暴力后，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常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同时遭受粗暴的对待后，妇女精神上往往产生了障碍，种种痛苦的回忆常常伴随她们一生。使她们时时从恶梦中惊醒，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会引发女性犯罪，在妇女忍无可忍，求告无门的时候，往往选择最后一搏，将丈夫送进了地狱，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3、对未成年人危害
常常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幼小的身心受到伤害，今后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四）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思想上的原因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作为男子的依附品而存在，社会要求女子的便是“三从四德”延嗣宗族而已，婚姻更是关系女性一生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婚姻，是妇女的苦难，又是妇女的希望；是妇女的囚牢，又是妇女的依靠。中国的女性往往视婚姻为唯一的归宿和目标，千百年来，婚姻如同一道坚强无情的铁索，拴系着妇女的身心，演绎着一幕幕扭曲变态的悲观离合③。我国现今社会仍存在封建思想的流毒，受传统价值观和不良习俗影响，家庭
暴力仍在发生。
2、认识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冷漠，宽容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温床，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家务事”。在实践中，只有1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报警，而且很多警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私事，不属于他们日常管辖范围，因而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受害者继续生活在阴影下。在我国，单位、居民委员会、邻里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极少认真过问。
3、经济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由于不公平的就业因素等原因，导致妇女争取到职位以及升迁的机会较少，因此经济无法完全独立，常处于从属被动的状态，受到伤害后也只能忍气吞生，我认为经济原因是造成家庭暴力事件居高不下最根本的原因。
4、受害人的态度
其一、受害人在家庭中往往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受到暴力侵害时表现之一就是默默忍受，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交织的利害关系也使相当多的受害人不敢反抗，逆来顺受，他们往往认为施暴者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如果自己对外宣扬或向执法机关告发，自己和家人的声誉也就全毁了，家也散了，为了这个家，能忍则忍了。其二很多受害人愚昧无知，她们因为文化水平低，受到暴力侵害不知寻求外援和法律保护，而是认为是自己命苦，命中注定，无可奈何，正是由于受害人的容忍和麻木，更加强化了被害人的角色，不仅不能让施暴者良心发现，停止危害，反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
5、法律上的缺陷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明令禁止家庭暴力，但相关法律仍有一定缺陷，该问题还将在下文详述。
三、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间有关家庭暴力存在问题的司法干预
美国规定：对施暴男人使用“禁止令”。警察有权将施暴者立即带入警察局予以关押或逮捕，并对受害妇女的伤痕进行拍照，以备日后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在紧急情况下，给受害妇女开具“保护令”，或给施暴者开具“禁止令”。“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威胁妻子、禁止伤害妻子、禁止靠近妻子（如妻子的汽车、住房、办公室）、禁止打电话与妻子联络，如果施暴者违反了禁止令，则很可能因违法而面临被指控。在挪威，在1994年修正案基础上，1995年1月1日，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修正案规定：受到暴力的妇女，即使还没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仍然可以得到保护。所以，现在，那些受到身体、犯、虐待的妇女可以通过申请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加拿大的许多省份，都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如果妇女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以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在没有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并把丈夫带走，限定一段时间内不许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④。
（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
1、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已有很多涉及到了家庭暴力。
除了《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外，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加入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另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山西、安徽、山东、辽宁、贵州、河北、海南、青海、甘肃等省、自治区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关条例、意见或办法。我们河南省也在2006年3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
2、我国司法干预存在问题
现行法律虽然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存在许多缺陷，并且操作性也不强。缺陷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比较模糊，比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未对家庭暴力作界定。在草案中，专家们比较倾向于联合国关于家庭暴力的新近定义：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虐待、、剥削以及其他有害于传统习俗的行为。二是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措施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虽然我国《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比如，丈夫对妻子施暴造成身体损害，如果按照《民法》，妻子可以获得经济赔偿，但是夫妻财产一般都共同所有的，这就使得对施暴者的制裁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有了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共识，有了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才可以有效制止家庭暴力，防止各类家庭悲剧的上演。
四、对我国家庭暴力事件司法干预的建议
下面是我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方面几点自己的建议：
（一）推进立法完善
我国多项法律、法规中虽然涉及家庭暴力的问题，但还是应该有一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以及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法律规范或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义务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据有关统计，被调查的司法工作者普遍认为对家庭暴力应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干预（辽宁省为74.8%，北京宣武区为72.5%），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在评价所在地区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现状时，近一半的人选择了一般，还有10%～15%的人选择了不力或很不力，而且学历越高、职位越高对家庭暴力处理的现状评价越低。大多数被调查者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认识不足和无法可依，这一结果也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⑤。
实践证明，法律的刚性权威对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应，司法机关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应当使司法人员明确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和责任，尤其是基层公安派出所处于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应该联手形成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有人担心，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将使警力发生困难因而顾此失彼。事实上，国外的成功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有效的干预将大大减少其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一半；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针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做了相关调查，有这样一种做法：《干预家庭暴力社区警务理念》，它改变了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单一做法，通过社区民警沉入社区开展工作，加强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妇联等机构的合作，让社区民众了解警察、认同警察，警察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指导社区居民研究社区中的家庭问题，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协助警方做好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邻里守望职能实现所达到的效果即为警力的整合，它依托社区基层组织，关注和培养社区居民的自助和互助,强调的是互动与共同参与，从而不仅使家庭暴力发生的隐秘性降低，使家庭暴力发生的信息动态化，而且使警察干预家庭的途径由被动的事后制止拓宽为主动的预防与制止相结合，缓解因警察单兵干预家庭暴力而导致的诸多不利，多机构、多层面干预行为的实现，使法律赋予受害人的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较好地缓解了警力不足与家庭暴力多发性、反复性、当事人宽容性之间的矛盾，既可有效地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防控于萌芽状态，同时又可使受害人短期与长期安全得以保障。建立这种多元化群防群治方式，构成了家庭暴力防控的常效机制，真正使家庭暴力防治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有效地拓展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空间⑥。我认为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报警求助时，应当迅速出警，及时求助，在受害人需要时，为其提供有关证据，对实施暴力危害的行为人，公安机关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立案侦查。
（三）改变司法人员观念，加强培训
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各种培训，特别是有关社会性别和家庭暴力干预的培训，使司法人员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彻底改变对家庭暴力认识上的误区，理解受虐妇女的困难和处境，掌握防治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原则、处理程序和方法等，更公正地审理各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有效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综合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法律意识，加大执法力度，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真正纳入正规化、法律化轨道，同时各部门也要积极探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好思路，好办法，保障家庭和睦、和谐、稳定，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赵顺利：《制止家庭暴力110将出手》郑州日报2006年3月28日5版
②腾蔓：《家庭暴力的内涵及法律特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1期
③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