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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仍面临着重大的问题，陈瑞莲曾经对合作组织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提出，虽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非凡，但是缺少实质性推进，其主要原因是区域城市政府间没能够形成统一、合理、公正的公共管理体制，导致区域合作组织的活动无法做到“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公共管理体制是否能够让人满意，是由公共管理的职能范围等因素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区域合作中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难题，其最终的解决往往是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分不开的。在促进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实现公共管理职能，曾有很多学者提出过自己的建议，本文归纳后得出主要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是加强区域合作中的公共管理
职能不可缺少的支撑。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共同利益驱使，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国家的参与，要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与引导。
2.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机制
这样的官员评价体系可以帮助区域合作中的政府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有效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扩大。
3.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要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存在的冲突，并不是否认地方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是可以通过一种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发挥政治协调的积极作用，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同时实现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最终实现区域合作组织经济文化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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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第一次尝试区域供热是1742年：作为律师和园艺家的HughPlat，用管道输送蒸汽为房间采暖。1745年，WiliamCook用同样的方法输送蒸汽给家庭采暖。他还试图用这种方法从一个热源向一组建筑供热。之后，在1791年，英格兰Halifax的Hogle获得了用管道输送蒸汽供建筑物采暖的专利。1816年，JacobPerkinsMarquisde和Chambonne在英格兰使用了以热水为输送热媒的系统。
在英国，热电联产用于工业始于1898年Clydebank的一家烫毛厂。最早成功的热电联产电厂之一于1911年安装于曼切斯特的Bloom街。该热电厂向周围的商店、办公室和工厂供应蒸汽。在1920年和1922年Durdee和Stirling分别开始区域供热。从那以后，英国在区域供热方面有一些小的发展，如白厅街的区域供热方案，向位于该街的英国政府机关供热。另一个是伦敦的Pimlico区域供热系统，该系统于1950年完成，用Battersea电让(该电站于1983年关闭)的废热向一个11000人的居民区供热。1960年，利用Derbg附近的Spondon电站向临近的Courtaulds工厂供蒸汽。另外一个市营的燃煤区域供热方案于1965年在伯明翰实施。该方案建立了中央锅炉房和循环热水系统。1968年，当时的Notlingham公司为了使垃圾场能够长期使用，而采取焚烧的办法处理垃圾废料，由此而产生了目前仍在运行的垃圾焚烧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系统，位于Notlingham的这一系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垃圾焚烧热电联产系统。
1975年，一个有政治色彩的拥护热电联产的所谓“压力集团”成立，这是1973年由于中东战争导致矿物燃料价格上涨的结果。由此而产生的政府热电联产集团在Marshall报告中指出，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变成稀有燃料，因此热电联产，区域供热对英国是重要的，尽管当时(1979年)它的净电、热成本并不经济。还建议建立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示范方案和国家供热局，可是这两个建议被当时的能源部相继否决了。
针对，Marshall报告，当时的能源部指定W．SAtkins和partners(一个咨询企业)评价在有潜力的地区发展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的可行性。1980年，Belfast，GLasgow，Liver—pool，伦敦，sheffield和Tyneside等几个城市被挑选为研究对象。1981年，Edinburgh，Leicestor和曼切斯特等城市也被包括进来。1982年，完成了财务可行性报告，该报告建议可以对Belfast，Edinburgh和伦敦三城市发展热电联产提供资金，因为这些城市的热电联产方案可获得最高的投资收益率。
政府对Atkins报告的反应推迟到1984年，能源部邀请国营和私营的当地财团前来投标，在9个城市中挑出三个继续进行热电联产研究，结果是在1985年，能源部挑选了三个城市，即北爱尔兰的Belfast，苏格兰的Edinburgh和英格兰的Leicester进行资助，费用总额为75万英磅。这是先导城市方案。被淘汰的城市中，sheffield，London和Newcasle继续进行研究，和私人联保，没有政府资助，所以英国共有六个城市尝试热电联产、区域供热方案。
英国第一次关于热电联产的法律上的支持体现在1983年的能源法中。该法允许私人发电者：(i)从地方电力局购电为自己所用或为其用户所用。(ii)将自己所发电力卖给地方电力局。(iii)用地方电力局的输配电网给自己或为其用户输电。该法规最有力的一点是政府允许前中央电力局投资热电站，同时允许其像发展全国电网和电力市场那样发展热的销售网。实际上这一法规仅帮助了工业和小规模的热电站投资者。地方电力局对这一法规没有兴趣。而且前中央电力局对建设热电站也很勉强，即便是在前述几个先导城市，测算出的财务回收率可以达到中央电力局的一般标准。
到目前为止，前述三个政府资助的先导城市和另外三个私人资助的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尽管Belfast市政会热衷于热电联产、区域供热，但由于北爱尔兰电力负荷的限制，使得其不适于发展。所有热电联产面临的问题都是在得到收益之前的总投入太多。Edinburgh区域供热协会成立了一个国际财团以调研他们推荐的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系统的财务可行性。之后由于缺乏资金一切都停顿下来。不过，在Leicester城建立的区域供热系统正向几千栋住宅、公寓楼、公用建筑供热。作为先导城市，Leiceste一直努力建立一个可供全市用热的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系统。1987年，计划在一个中央电力局所属的燃气轮机电站建立联合循环热电联产系统，热网将穿越大部分市区。该热电厂计划1991年竣工投产，但后来由于缺乏资金而推迟了。1988年4月，Sheffield市建立了一个区域供热系统，以城市垃圾作为燃料。该系统包括17．5km的地下管道，热负荷57MW。
1989年的电力法导致了以下局面：(i)两个私营电力公司NationalPower和Powergen成立；(ii)核电公司成立(由于股市对核电缺乏认识和信任，该公司仍由政府控制)；(iii)成立了12个地区电力公司，他们负责向居民和工业用户供电。主要的电力生产者和地区电力公司通过电力市场进行电力交易。输电规则由国家电网公司制定。电力法规办公室负责规范重组的电力工业的活动。
这种局面鼓励电力生产和供应者进行自由的市场竞争，而且从理论上讲给予了新的私人电力生产者和热电联产生产者以公平的竞争条件。在参加电力供应的商业活动之前，首先取得许可证，取得许可证后可以免税。和热电联产有关的免税项目包括：(i)发电容量不超过10MWe或超过10MWe，但只向一个用户供电。(ii)对于自各电站，51％或更多的电力用于自身。
2．目前的状况及发展
电力私有化以后，EnronCorporation在Teesside建立了一个发电容量1725MWe的热电站，向ICI''''SWilton工厂供应工艺用热。该厂于93年4月发电和供热。该热电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伦敦Tunnel炼油有限公司建成一个热电站，主设备为两台燃气轮机，发电容量为15MW，以后还计划扩建。伦敦有限公司建立了一个新的基于热电联产的能源供应系统，将供应热水、冷水和电力。该工程由British和UciliomHoldings合资的citygen承建。第一阶段，电站将发电30MWe，热负荷大约也是30MW。第二阶段电站发电量增加到60MWe。输配系统将敷设到有负荷潜力的地方。电站最终容量将达到90MWe。
伦敦南部的Deptford建设了一个英国最大的垃圾一能量转换系统。所谓的东南伦敦热电公司已经和伦敦电力公司签属了32MWe的供电协议。这是近20年来建设的第一座以城市垃圾为燃料的热电站。该热电站受到政府的“无矿物燃料”政策(NFFO)的支持。不幸的是只有其发电部分可拿到NFFO津贴，因此该电站尽最大可能发电，而不是考虑发电、供热同时最大。该热电站每年消耗垃圾42万吨，于1994年2月开始运行。
英格兰的Leicester市政会打算在现有的区域供热系统需要改造更新时将其改造成热电联产的区域供热系统。
受shffield区域供热系统成功的鼓舞，sheffield热电公司准备扩大供热，增加两个新用户，热负荷18.5MW。另外还计划建一个燃气联合循环热电站，对外供热120MW，供电120MWe。该电站是目前欧洲的大型电站之一。
位于Gumbria,CalderHall的核热电站已有35年的发电历史。英国核燃料公司于1991年扩建了供汽设备。Edinburgh的Lothian地方院和Citigen已在Edinburgh市中心合资兴建热电联产区域供热系统。第一阶段(从1994年起)针对旧城区，由可以燃烧两种燃料的往复式发动机来供电和供热。第二阶段则针对新城区，在1995年实现。
另外，英国有500处小型热电站(小于1MWe)，目前这种小热电每年的增长率很可观。容量为15MWe的系统在市场上随处可见，但只有容量大于40MWe的热电联产系统才具经济上的吸引力。
小型热电联产最早用于娱乐中心、游泳池。目前仍主要应用于这些场所。除此之外，还应用于医院、宾馆、收容所、机场、学校和小型工业。一项市场调查表明，英国有潜力在4000个地点建立总容量320MW的小型热电站。
容量在1—10MWe的系统称为中型热电联产系统，这是比较理想的工业和商业用热电联产系统。在Cyanamid，采用往复式发动机供电3.5MWe，同时供应蒸汽。在医院和小的工厂是适合于安装燃气轮机热电联产系统的，1992年3月，在cornwall安装了由两个燃气轮机组成的热电站。最近在曼切斯特机场建成了10MWe的热电站，据预测运行成本每条可降低150万英磅。伦敦一家医院的热电站安装了两台1.5MWe汽轮机，汽机废热用于供给吸收式制冷机，空调加湿系统，机械通风系统。
1992年11月，由环境部，英国煤气公司，以及11家地方电力公司共同成立了一个节能托拉斯，旨在建立一个实验热电站，托拉斯负责资金问题。工程的建设费用中，有关天然气部分由英国煤气公司承担。工程第一年费用为600万英磅，预计以后几年的费用将达几千万英磅。英国热电联产协会代表托拉斯管理该电站。
英国目前热电站发电容量为2000MWe，前能源大臣曾指出到2020年，英国热电联产发电量达到全国发电总量的25％。这意味着到2000年，热电联产的发电量要从现在的2000MW发展到4000MW。而英国热电联产协会的目标则更高，即从2000MW发展到60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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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在保障公司高效运营的前提下，区域化管理使人力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让公司快速发展。首先，区域化管理减少了分告诉对职能人员的需要，优化人力资源的设置。其次，区域化管理把一部分原属于分公司的职能人员分配到项目部门，从而增强了项目部门的执行力。
2.降低工程承包风险
区域化管理降低了海外石油工程承包的风险，由于管理层和项目执行层的单独工作，有效地提高了管理层预料回避风险的能力，减少了一些重大损失，使工程的营业额大幅度提升。
3.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
基于我国海外石油工程建设在苏丹地区的发展水平，区域化管理能更好地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管理权力的下放，使项目执行层能更好地执行公司任务，保证工程成功地实施。区域化管理最大限度地优化人力资源，实现工程收益的最大化。
4.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份额
下面，我们对比一下海外石油工程建设在不同管理制度下的业绩。1998-2003年，在单体项目制的管理下，年均营业收入52221万元人民币，同行业市场占有率40%。2004-2006年，在群体项目制的管理下，年均营业收入有较大提高，达到了93060万元人民币，同行业市场占有率稍微提高，达40%。自从2007年实施区域项目制以来，年均营业收入大幅度提高，达到167020万元人民币，市场占有率也显著提高，高达65%。
三、区域化管理的实践
区域化管理，不光是改革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更改进了传统的管理理念，从而使工程建设中一些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1.引入可控成本
可控成本的引入，在项目成本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在海外石油工程建设中，如何将项目资金划分到具体的工程项目中，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比如，有很多项目在同一地区进行，这种情况下，涉及到管理费用，人员费用等多种费用，具体应该给每个工程项目的费用，就很难划分了。还有一点，在海外石油工程中，项目经理没有权利决定购买什么样的材料，而仅仅是被告知一声。可控资本的引入，恰恰解决了这个难题。可控资本的实践，使项目经理有了一部分可自己决定的资金，而后通过对这部分可控资金的考核，继而考核项目经理或者项目团队的能力，从而真实地反映出该项目的绩效。
2.促进绩效指标的合理设定
区域化管理，对于绩效指标的合理设置，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绩效考核是工程管理中的主要环节。绩效评估应包括基本指标，次要指标和附加参考指标。目标成本，质量，安全等因素构成基本指标。如何利用组织资源能力，如何组建高效工程团队，客户满意等因素构成次要指标。项目难度，工作环境，项目规模等构成附加参考指标。通过对以上指标的综合评定，可以对工程项目经理或工程项目团队进行有效的评价，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奖罚，从而激励员工发奋努力。
3.加强项目经理负责制
通过重新定位组织，进而强化了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实施的关键点是项目经理在区域化管理模式中如何定位。在这种模式下。项目经理不光可以向区域经理汇报，也可以向分公司总经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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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全面预算没有战略导向。传统全面预算具体由经营预算、财务预算和长期投资（资本支出）预算三部分构成。首先它以长期销售预测或目标利润为依据，编制资本支出预算和经营预算，而经营预算则以销售预算为起点，按照以销定产原则进行编制，最后，根据资本支出预算和经营预算编制财务预算。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全面预算忽视了战略的存在，它假定企业未来继续生产原有的产品并且未来产品的销售是可以预测的，在此基础上，以销售预测或目标利润为依据，编制资本支持预算、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以保证未来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对生产的要求，并用以控制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保证资金的有效筹措和使用，实现目标利润。这显然是在企业外部环境相对平稳，市场竞争不很激烈，企业单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下的逻辑。在当今企业高度重视竞争优势和战略管理的形势下，这种逻辑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2、传统全面预算编制依据片面。传统全面预算编制依据是长期销售预测或目标利润。从当今企业竞争环境来看，这是非常片面的，在实践中会各企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主要是可能引发短期行为，不利于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维护。
3、传统全面预算中的成本预算缺少坚实基础。成本控制是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成本预算的编制上，传统全面预算对于产品的直接成本按照标准成本进行确定，而对于制造费用以及销售管理费用，则没有严格的标准或编制基础。这在企业产品直接成本在事实上为主要成本（primecost），而制造费用以及非制造成本比重很低的历史条件下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在高级制造系统下，据，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美、日成本资料显示，成本构成中直接材料所占比重不足20%，工资所占比重不足10%，其余大部分为知识资源的消耗和一般费用的消耗。由于大量的费用失去了预算的基础，给预算的科学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正因为传统全面预算存在的上述问题，从而给企业的预算管理实践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据国外资料介绍，美国有60%的企业没有将预算与战略联系起来。通用电气的原首席执行官曾严厉抨击预算在企业中的功能：“预算是美国企业的致命伤，它根本不该存在。预算的设定无异于划地自限。根据预算流程，通常只能得到每个人的最低产出，因为人人都企图讨价还价而将预算数字压低”。
二、战略导向全面预算的基本特征
如何克服传统全面预算的缺陷？笔者认为应当以战略导向全面预算取而代之。所谓战略导向全面预算，是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的全面预算。
（一）以战略为导向
战略是实现企业长期目标、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基本策略方法。企业成败关键看企业有无正确的战略。战略是导向，战略错了，企业内部工作效率越高，结果可能偏离企业目标更远。因此，西方企业认为“做对的事情”（dotherightthings）比“把事情做对”（dothethingsright）更重要。故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要以战略为导向。企业战略主要包括总体战略和竞争战略。总体战略有发展战略、维持战略、收获战略和收缩战略；基本的竞争战略包括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和集中一点战略。战略的执行需要通过预算保证资源的落实和通过预算对战略执行的财务结果实施控制。不同的战略对预算的要求不同，因而预算也必须以战略为导向才能对战略起到支持而不是相反的作用。
（二）以平衡记分卡为依据
所谓“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card，又译为“平衡记分卡”、“综合记分卡”），简单地说就是根据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要求而精心设计的指标体系，它既是一种革命性的绩效评价系统，也是一个有效的战略管理系统。这个指标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1、多维性。该指标体系由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员工学习与成长等相互联系的四个维度的指标构成。
财务维度：从财务角度衡量企业的指标。财务指标是反映企业经营效益的指标，它包括活力能力、收益增长率、经济增加值等。
顾客维度：从顾客角度衡量企业的指标。这类指标主要有顾客满意度、顾客忠诚度、市场份额、市场获得率等。
内部业务流程维度：从企业内部业务流程角度衡量企业的指标。属于这类的指标有流程的有效性、流程效率、周期、成本、适应性等。
员工学习与成长纬度：从员工学习与成长角度评价企业的指标。包括高学历员工比例、员工生产力、员工满意度、员工建议、培训时数、开发领先能力等。
2、平衡性。传统企业业绩评价仅采用财务指标进行。财务指标虽然是重要的业绩评价指标，但是它是一个滞后指标，是企业过去行为的结果，而不能揭示企业未来将企业的发展潜能，而且单纯以财务指标来评价还可能造成经营上的短期行为。平衡计分卡则将企业的评价指标拓展为四个方面，很好地平衡了财务绩效指标与非财务绩效指标、滞后绩效指标与前置绩效指标以及企业内外群体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业绩得到全面的评价。
3、因果性。平衡记分卡四个方面的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因果关系。具体讲，就是员工学习与成长指标支撑内部业务流程指标；内部业务流程指标支撑顾客指标；而顾客指标又支撑财务指标；最后，财务指标的持续增长又为员工的学习与成长、内部业务流程的改善提供经济保障。一环扣一环，后浪推前浪，最终使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4、战略性。平衡记分卡的战略性表现在：第一，指，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标体系的制定要以企业远景和战略为导向；第二，它既注重对结果指标的衡量，同时也注重对企业未来长远发展起决定因素（领先指标或企业成功的驱动因素）的衡量；第三，企业战略管理的关键在于培养核心竞争力，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就表现在员工的学习与成长以及内部业务流程的不断革新，而平衡记分卡对企业的业绩评价恰好抓住了这个关键。
平衡记分卡可图示如下：
预算编制为什么要以平衡记分卡为依据？主要原因是，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具有很强的概括性，虽然预算编制要求以战略为导向，但预算的具体确定却不能直接以战略为依据。而平衡记分卡则是企业战略目标和战略的具体化，预算如果符合和支持平衡记分卡指标的目标和措施，则最终将对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的实现产生积极作用。因此，预算编制应以平衡记分卡为依据。这种以平衡记分卡为依据的预算编制方法可称为“平衡记分卡驱动预算程序”。
三）以作业为基础
所谓“作业”（英文为activity，管理学者一般译为“活动”，而管理会计学者则译为“作业”，本文遵循管理会计学者的译法）”按照国际先进制造（业）协会（cam-i）所属的成本管理系统（cms）工作组的定义，是指（1）组织所完成的工作，和（2）有利于实现abc（即作业基础成本计算）目的的组织内部之行为的集合。但实际上，可以更简单通俗地说，作业就是组织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活动。
在一个企业里，作业是无所不在。实际上，整个企业就是一个最大的作业集合体。作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1、按作业之间的关系，作业可分为基本作业（包括内部后勤作业、生产作业、外部后勤作业、市场和销售作业以及服务性作业）和辅助作业（包括采购作业、技术开发作业、人力资源作业和一般管理等具有基础设施作用的各项作业），也可分为直接作业、间接作业和质量保证作业。2、按作业的水平不同，作业可分为单位水平作业、批水平作业、产品水平作业和设备水平作业。单位水平作业是指每生产单位产品便相应进行一次的作业，其成本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批水平作业是每生产一批产品时便相应执行一次的作业，其成本随批数的变化而变化，但对每批产品的产量而言，又是固定的。产品水平作业是企业内为维持多种产品的生产而需执行的作业，这些作业消耗着那些用来开发产品或生产和销售产品的各项投入，其作业量和成本均随不同产品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设备水平作业是维持企业的一般制造过程的作业。该类作业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整个企业，但并不针对于任何个别的产品。设备水平作业成本相对各种产品来讲是固定的成本。3、按作业对顾客价值的贡献，作业可分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增值作业是指那些有必要保留在企业的作业，包括法律规定必须执行的作业（如进行财务会计核算、编报财务报告、申报纳税等）和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的作业：（1）该作业将带来状态的改变；（2）状态的变化不能由先前的作业来完成；（3）该作业使其他作业得以执行。增值作业可进一步分为高效作业和低效作业。非增值作业（nonvalue-addedactivity）则是不必要的作业，也就是企业中绝对必须保留的作业以外的所有其他作业。如果一项作业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断定其为非增值作业，如调度、搬运、待工、检验、仓储等就是非增值作业。4、按作业执行的效率高低，作业可以分为高效作业和低效作业。低效作业是可以进一步提高其效率的作业。
作业与成本有密切关系，成本的发生根本讲是由作业的执行引起，因此，我们以作业为对象，通过对作业的分析研究，进而采取措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善低效作业，优化作业链，对于削减成本、提高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故现代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说：“唯一真正有效的成本削减途径就是完全取消作业。想使成本单方面下降的措施很少有效。试图以较低成本完成那些根本不应该做的作业一点意义也没有”。类似地，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也指说过：“归根到底，企业间成本和价格的不同，来自设计、生产、销售和运输其产品和服务所需的种种作业，比如吸引顾客、装配最终产品和培训员工。成本是由作业的执行而产生的，而成本的优势来自于特定作业的执行对比竞争者的有效性。同样，差异还来自作业的选择及其执行。因此，作业是竞争优势的基本单位。企业总体上的优势或劣势来自于其所有的作业，而不止其中的一部分。”
从上述对作业的分析以及著名管理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业是成本的动因，同时作业也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企业根据战略要求，合理地确定作业及作业之间的关系，对于降低成本，培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预算作为管理工具，以作业为基础，根据作业和作业量来确定资源的消耗，可以使成本预算更好地发挥作用，故西方20世纪90年代作业基础预算（activity-basedbudgeting，abb）应运而生，这是预算管理的重要发展。
三、战略导向全面预算的内容
战略导向全面预算为了突出对战略的支撑作用，其内容应当由经营预算、战略预算和财务预算构成。
1、经营预算（operatingbudget，又译作业预算、运营预算）。经营预算包括了对产品和服务销售所得的预期年收入和在有效率的运营中为客户传送和运输这些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预期费用的预测。它不仅确定了为维持现有生产和客户的正常成本，同时也确定了在下一期中用于推出新产品和吸引新客户的费用。与传统全面预算中的经营预算不同的是，在这里，经营预算很多信息依据平衡记分卡，如利润目标、预计销售量以及其他许多业务（作业）资讯；另外经营预算中的许多开支应采用作业基础预算法确定，其步骤包括：（1）估计下一期的生产和销售数量；（2）预测对业务（作业）活动的需求；（3）计算需求的资源；（4）决定实际的资源供给。
2、战略预算（strategicbudget）。战略管理是要实现绩效的突破性提高，因此，绩效目标与正常可达到的水平之间往往存在一个较大的缺口，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要“填平”这个缺口。为此，企业要从各个方面将这个缺口转化为具体的目标，并制定战略行动计划（或称战略启动计划、战略行动方案、措施），以促进具体目标的实现，最终填平缺口。例如，3年内企业要实现增加利润1000万元的战略目标，一个重要方面可能企业要求新产品的创利的比例要增加30%，为此，研发部门要采取加快新产品研发的计划。战略预算就是针对战略行动计划而编制的确保战略行动开展所需资源的预算。战略性预算传统全面预算中的资本支出预算有两个主要不同，一是战略预算直接支持战略的执行，而资本支出预算则没有明确的战略导向；二是战略预算在内容上更广泛，包括创造新的经营模式、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发展新能力等面向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行动方案所需的资源，而资本支出预算主要是指用于维持或扩大生产能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长期投资项目支出的预算。战略预算依据平衡记分卡确定的战略行动方案（措施）以作业为基础编制。
3、财务预算。财务预算根据战略预算与经营预算有关数据编制，与传统全面预算下的财务预算内容相同。
战略导向全面预算与企业远景与战略、平衡记分卡、作业之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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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的途径,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个方面之上：
第一个方面:交易成本理论。这个理论是建立在最基础的资源交换的层面上的一种合法性的动态的选择合作伙伴,任何组织都会追求非常低的交易成本，其中包括了信息的成本和检测的成本等。交易理论是企业跨行部门协作定义的一种具备“相互依存利益”的组织关系。在现代的公共管理的过程中,主要的组织形态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上的一些商业组织和民众组织辅助的复杂和整体性的一个网络结构。对于这样的网络结构中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的性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显得非常复杂但是也很重要，并且传统的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已经无法满足现在的发展状况。一位美国专家是这样认为的协作机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市场机制协调的制度,更不是科层管理的制度形式,而是为合作性组织关系提供选择的治理机制。”我们依据这样的角度可以分析，无论是从公共组织是为了交换资源的角度还是从寻求一种合法性的合作关系,最终的目的都是将交易的成本降到最低。如果说两个组织之间已经确定了信任的关系，那么就会相应的减少很多的检测成本。这种交易理论有三个硬性的确定指标:第一是组织必须寻找具备一定合作关系的伙伴，因为具有以往的合作经验，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的成本，而且还增加了组织之间的信任情感。第二是组织必须寻找愿意共享梦想的伙伴,具有不同意愿的组织很难长久的维持合作的关系。第三是发现合作伙伴的相联系的信息搜索的成本。不管怎么说,跨部门的协作性的潜在优势在于组织的效率和性能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比如说针对外界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整合部门的优势和竞争优势，都可以很好的提升双方的实力。
第二个方面:资源依赖理论。这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中非常成熟的一个理论知识。举个例子就是说当组织A对组织B有益，但是组织B不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和能力的时候，组织A和组织B就会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具备非常充分的权威性和丰富的资源，也就无法提及立法的提出和实现。但是政策的制定以及执行却可以依赖对方进行多数量民众的协同工作。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我们假设，任何单体的组织都不具备充分的资源，而是必须通过依附于一定的组织和群体才可以完成。根据这样的理论假设，我们知道组织之间存在一种资源的依赖性。
因为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源的依赖性,所以说交换关系就发生变化。交换关系可以通过降低资源的供给来稳定每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成为长久性的合作伙伴。总体来说就是，资源依赖理论是实现共同利益和资源依赖的协作性公共管理发展的必须具备的天体条件。
第三个方面:网络治理理论。很多研究学者和专家都把这个理论当作策划和研究协作性公共管管理问题的基础。在现在的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对组织和私人的利益增长，受到他们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影响、网络治理过程的影响等因素对于公共管理的工作人员的更好的界定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范围都有一定的作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的公共管理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协作性质的网络管理模式。美国专家佛里斯曼就这样说过，一个高度集中的协作机构，在组织中间实现资源的细分、管辖权的重叠和共享使得多种的公共政策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资源的相互依赖性和网络的优势已经成为协作和参与的最主要的动力。因为协作关系被认为是最为特殊的网络关系，并且网络中的每个组织都是相互依赖存在的,因为协作都为协作能力提出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跨部门性质的协作性公共管理。英国“协同政府”的变革是探索和发展跨部门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在1999年的时候，布莱尔政府就颁布了<现代化政府改革白皮书>,在白皮书中非常明确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协同管理的现代政府发展的框架。这里所说的协同政府就是政策和项目的组织安排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这样的一致性能可以促进每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英国这种协同政府的改革具体的政策包括一站式的服务、公私合营等跨部门的协同合作的方式，通过收集公共服务的各种信息和民意的调查取证,实现一种整合性质的服务，更好的满足每个方面提出的要求。英国除了协同合作的关系之外，还非常注重地方关系的治理,为了很好的改善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区域管理的问题,英国专门在2001年的时候首次提出“地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长久计划，并且将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定性为国家的政策之一。地方战咯伙伴关系主要的作用在于可以很好的消除行政管辖的一种界限，主要在地方的公共部门、社区部门和志愿者部门等公共部门有效的联合在一起,促进协同治理的和谐环境。
三、取其精华，完善自身
虽然说协作性公共管理的模式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应用事件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这个模式现在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研究的管理模式。但是，当前国内对此问题的理论回应已经被实践需要远远落在后面。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强化机构的整合力度,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工作力度。”作为我国行政管理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这也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反映了中央对此改革的重视态度。健全我国每个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工作的力度,有效地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运转,由此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在我国传统的政府机构的变革过程中,中央一般都是通过加强每个部门的职能界限和整合力度来强化部门之间职能出现冲突的情况，对于每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但是从英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实例和经验来看,部门大小都有一定的边界，只要分工合理，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性质就会出现好转。
篇6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篇7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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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一个目标：应用型创新人才
明确、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学校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自身条件及发展潜力，不断转变教育思想观念，逐渐明晰了“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西安财经学院2007年组织召开了“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加强实验实训教学，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2008年组织召开了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2010年召开了“加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主题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调整为“应用型创新人才”。2011年《西安财经学院“十二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二、创新两个体系
1、理论教学体系
学校按照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内涵和特征，2009年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全面修订，创新了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更新整合了课程教学内容。第一，构建了“四个平台、五个模块”的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四个平台包括公共课平台、学科共同课平台、专业课平台和实践教学平台；五个模块包括公共必修课模块、任意选修课模块、学科共同课模块、专业必修课模块和专业选修课模块。第二，加强基础教育，打通大类平台课，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2009年起在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数学类四个大类的14个专业，实施了大类培养教学改革。第三，各专业加大应用性课程的建设力度，着重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第四，依据财经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素质要求，设置系列课程强化学生的数理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实践教学体系
学校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构建了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目的。基础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素质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公共课实践、军事训练、公益劳动、爱心服务；专业实践旨在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掌握基本专业技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共同课实验（实训）、专业课实验（实训）、课程论文（设计）、学年论文（设计）。综合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内容包括：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科技竞赛、社会调查、第二课堂等。各专业修订培养方案时，充分体现实践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实践教学的学时和学分。目前，列入教学计划的各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文科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理工类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25%，形成了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等方面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以引导实践教学环节的高质量开展。对超过18课时的实验实训课均独立设课；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每学年设置两周的实践教学周。针对财经类人才培养特点，突出实训教学在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强实训课程教学、管理和投入，编制实践教学大纲、教学指导书，规范了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的考核办法，保证了实践教学质量。
三、联动三个课堂
1、第一课堂（课堂教学）
学校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实施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融入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学校要求课程所属系（教研室）定期进行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研讨，在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的以案例式、呈现式、发现式、讨论式和创造式的开放教学方式为主，引导学生积极地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帮助学生掌握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学校每年开展课堂教学观摩、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实验室（实训中心）评估、优秀教案和优秀多媒体课件评比等活动。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特点，积极探索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如：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推行“启发式教学和案例教学”，信息学院倡导“教学互动，重在实践”，文法学院开展“模拟教学”，《高等数学》课实行“分类分层教学”，《大学英语》课推行“听说领先，综合训练”等，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教学方法。
2、第二课堂（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学校以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学术讲座为载体，推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近三年来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大学英语竞赛、高等数学竞赛等科技创新竞赛的学生达8000余人次；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作高水平的学术讲座600余场，参加学生10万余人次；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历届陕西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举办了5届“博学杯”西安财经学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2010年学校成立了西安财经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学校现有人文类、体育艺术类、科技类、理论学习类、社会实践公益类学生社团组织共56个，参加人数达8000余人；创办了《区域财经论坛》、《管理论丛》、《经济新视野》、《蓝风铃文学报》等10余种学生刊物；定期举办书画大赛、英语演讲赛、辩论赛、摄影作品比赛、“校园之星”风采大赛等一系列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了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3、第三课堂（社会实践）
多年来，学校利用寒暑假及节假日组织社会实践团，分赴全省各地进行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环境保护、支教扫盲、法制宣传、社区援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逐步形成了制度化、规模化、社会化、品牌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特色格局。近三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人数达1.5万余人次，广大学生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使学生开阔了视野眼界，锤炼了思想品质，提高了实践能力，增强了创新精神，积累了社会经验，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四、突出四个能力
1、知识应用能力
在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上，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在课程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中，突出实习的专业对口性；制定和完善教学大纲、明确实践教学任务、教学内容、组织方法，突出实训教学在财经类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在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中，以改革实验实训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为重点，加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重，逐步建立开放型实验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
2、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实施“2+2”大类培养教学改革，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选择空间。学校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根据学生个人特长、兴趣和未来就业取向，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在专业大类内采取分流培养，提高学生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核心，在人、财、物上支持学生参加参与各类社团活动、科技竞赛活动及教师科研项目，鼓励学生积极开展深化对课堂教学内容理解的实践性活动，探索创新创业教育的新途径，从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
3、数理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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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长期以来，西安财经学院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树立育人和育才并重的教育价值观，推进办学类型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转型，实施人才培养“质量工程”，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健康心理的培养，塑造和谐人格，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与学校定位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施教学质量工程，全面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管理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突破口，设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专项研究课题，深化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不断强化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扩大选修课程，突出专业特色，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建立应用型创新人才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提高人才适应能力。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体系的内涵和外延，把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教师管理和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和校风建设等全部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加强辅修专业建设力度，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专业适应性；建立班级导师制，由各二级学院向本专业学生班级指定有一定威望的教师，对学生的学业设计、成才规划、选课、生活等进行指导；根据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创建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用人单位、教师、学生共同参与的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与评价机制，逐步建立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长效机制。
二、以科研促教学，形成人才培养合力
以教学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而科研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推进器，以科研促进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只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才能提高现有学科水平和学校的国内外地位，丰富现有学科内涵，开拓边缘新兴学科，造就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培养出创新型学生。没有科研的支撑作用，教师便不能及时深入地掌握学科前沿、动态，难以提高旨在培养创新能力的教学质量。基于这种理念，学校在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特别强调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全面深化课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改革，围绕教师的教学积累设计科研课题，每年根据教学实际提供50余项教学研究课题，大力支持教职工参加校内外教学改革研究活动；鼓励教师活跃教案教学，随时补充科研最新成果，把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把科研成果带入课堂，把最新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学生，使学生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加深对课本理论概念的理解及应用，并将有关研究论文作为课外阅读资料。这种做法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提高了课程质量；同时科学研究也使广大教师更充分地掌握学科发展前沿，给学生以前沿的引导和培养。如陕西省级教学名师周作斌教授、王佐仁教授、刘小冬教授，陕西省“三五人才”铁卫教授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为学生授课，开设学术讲座。名师走进课堂，不仅使学生掌握了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了解了学科发展前沿，激发了学习兴趣，而且名师的师德风范、教学艺术带动着广大教师潜心从教，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而由公共管理学院郝耕教授主讲的《哲学案例分析》课，更是一个成功尝试。这是一门选修课，郝耕教授把案例教学引进课堂，使枯燥乏味的哲学变得生动有趣，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
三、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近年来，为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更高需求，学校秉承优良的办学传统，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技能规范要求，遵循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原则，按学生的认知规律，将实践教学活动各环节——实验、课程设计、各类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设计）等，组成一个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完善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对本科生实践教学经费投入，加快教学实验室改造和建设步伐；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构筑校内外实习基地群，设立“实践教学建设与改革”专项研究课题，加强对实践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的研究与改革；积极组织教师和实验室人员编写反映我校办学特色、专业特色、课程特色及最新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验（实训）教材、指导书和辅助教学资料。
学校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创新活动，制定了《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对学生申请的科研与创新活动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并指派教师进行指导，为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学校每年举办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数学竞赛、大学生英语竞赛、大学生科技活动月和各类学术征文、科技作品竞赛等活动；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室内设计大赛、“CCTV杯”英语演讲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等学科竞赛，取得显著成绩。近五年来，学生在国家和省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2项，省部级奖20余项，学校大学生足球队代表陕西高校多次进入全国八强，曾取得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首次组队参加最具竞争力的国际性学科竞赛——第27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第13届跨学科建模竞赛，取得2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四、丰富校园文化平台，发挥第二课堂的育人作用
学校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平台，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育人作用。学校大力加强学生社团建设，逐步形成涵盖理论学习、学术科技、公益实践、体育艺术、人文教育等各类别协调发展的学生社团建设格局。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发挥“三自”功能，自主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努力形成具有学校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精品活动项目，引领和推动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目前，学校依托学生社团，推出的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英语文化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已成为有较大影响的品牌项目；学生社团发挥自身优势，自主开展的“校园之星”风采大赛、模拟招聘大赛、flash网页设计大赛等系列活动，贴近实际、贴近校园、贴近学生，引起学生广泛参与；学生社团自筹经费，创办的《蓝风铃文学报》、《区域财经论坛》、《管理论丛》、《经济新视野》等刊物，已成为学生综合素质拓展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举办的以提高学生文化素质、丰富学生知识结构、引领学生健康成长为目的的“名人名家进校园”等高层次讲座，拓展了学生的社会和文化视野，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积极推动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艺术品位和鉴赏能力；组织的社会实践团队，利用寒暑假奔赴延安、商洛、宝鸡、安康等全省各地进行社会实践，开展社会调查、环境保护、支教扫盲、法制宣传、社区援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五年来，参加学生人数达4万余人次。
学校还积极促进教学相长与网络文化建设，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依托校园网，积极整合教育资源，开通西财教育在线、英语在线、财务管理教学网站等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网络教学答疑辅导；有计划地引进大量具有较高权威性并适合学校特点的网络课程、精品课程资源，开设网络必修和选修课程，为师生教学提供互动平台；开设“网上报告厅”，正面引导学生，牢牢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整合并开发教学质量评价监控系统、就业信息系统、图书管理系统等多个信息系统，有效发挥网络传播得快捷作用，实现师生沟通交互化；学校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网站设置网上党校团校、理论辅导、学习交流等栏目，融思想性、知识性、服务性于一体，形成网上网下学生教育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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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智慧旅游”概念最早由江苏省镇江市于2010年提出，并已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得到应用。之后有厦门、南京、苏州、北京等18个城市入选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智慧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经历2014智慧旅游年之后，智慧旅游的概念深入人心，各地纷纷展开智慧旅游建设实践，为广大游客带来诸多实惠。另一方面，根据驴妈妈的2015春节旅游报告，2015年春节游客出行方式同往年相比，自由行人数占比越来越大，参团旅游呈缩水趋势，中国游客正趋于成熟，越来越多的传统跟团游客加入自助旅游者行列成为新时代的主流旅游群体，这一群体旅游体验卷入度高，信息搜寻努力程度高，在出游前和出游过程中伴有大量信息搜寻行为，给旅游信息服务提出新的要求。那么，自助旅游者这一旅游群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吗？这一旅游群体会使用哪些信息搜寻渠道？主要关注哪类旅游信息？智慧旅游又该如何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智慧旅游研究
从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以来，“智慧城市”、“智慧国”相关概念逐渐被延伸出来，受其启发，“智慧旅游”应运而生。“智慧旅游”相关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学科研究的新热点。目前国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较少，而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和实践[1]。我国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智慧旅游体系的构建及智慧旅游的实践价值方面[2][3]；吴学安（2011）[4]、刘军林、范云峰（2011）[5]、黄超、李云鹏（2011）[6]分别指出智慧旅游能够满足旅游咨询、智慧的旅游预订和购买、智慧的旅游接待和智慧的旅游售后服务等综合旅游信息的需求，促使游客主动感知旅游相关信息，并及时安排和调整旅游计划。后期研究逐渐转移到对智慧旅游概念的理解和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如：张凌云、黎崾、刘敏（2012）[7]指出智慧旅游应用对象为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目的地居民；乔海燕（2012）[8]从智慧旅游角度探讨了公共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李云鹏等（2014）[9]指出智慧旅游是能够让旅游者随时、随地、随需获取到的无处不在的旅游信息服务是为旅游者个体提供的旅游信息服务；罗剑宏，杨茹（2014）[10]认为智慧旅游管理、服务、营销对旅游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二）信息搜寻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游客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搜寻渠道、搜寻内容、搜寻过程等方面。在旅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特征、旅游者特征两大方面[11-16]，也关注了在团队中不同角色对旅游信息搜寻产生的影响[17-18]。在信息搜寻渠道与关注信息重点方面，S?rensen（2003）[19]指出网络可以帮助背包旅游者获得旅游信息；岑成德，梁婷（2007）[20]研究得出在国内高校学生获得旅游信息的途径中，互联网的使用位于第一，游客最重视价格信息、景点介绍、住宿情况、特色饮食和旅游线路。张学梅（2009）[21]总结了自驾车旅游最关注的信息为气象、交通、维修、食宿等。蒋晟（2008）[22]认为旅游网络论坛为背包客提供了驴友结伴、互动体验、电子商务三大咨询服务；文谨，宫辉力（2009）[23]认为自助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等因素影响了他们对旅游目的地有关信息的需求。
综上所述，尽管理论界对智慧旅游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学术界对智慧旅游相关概念的认知角度不尽相同，但智慧旅游对游客信息搜寻以及旅游信息提供方面较大影响的观点却十分一致；而在旅游信息搜寻相关研究中发现，游客的信息搜寻渠道日趋网络化，游客会利用网络进行目的地相关信息的了解，并进行酒店、交通、餐饮安排。在自助旅游日趋成熟的趋势下，智慧旅游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全面、更及时的个本应为智慧旅游发展的题中之义，而现有研究尚未对二者的对接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从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搜寻特征入手，探讨智慧旅游信息服务提供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对一个个人、一件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它的特点是焦点特别集中，对现象的了解特别深入、详细[24]。尽管自助旅游形式越来越流行，智慧旅游也被上升到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战略中来，如何应用智慧旅游为越来越多的自助旅游者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搜寻，现有研究并未做进入探讨，因此本研究选择个案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选择爱威海社区威海户外版块作为研究案例，因为该案例集中了大量的自助旅游者，群体行为突出体现了自助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并且作为区域性旅游社区，可进入性、研究可行性、调研访谈便利性较好，能够深入群体中去展开访谈与观察，而通过笔者观察分析，在长期的互联网社区自助旅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组织者与参与者两种角色，本文对二者的区别分别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探讨智慧旅游信息提供的启示。
（二）研究信度
本文主要采用相关检验法（又称“三角检验法”）、反馈法、参与者检验法三种方法对研究效度进行检验。（1）相关检验法。笔者通过结伴自助旅游者的召集帖、回顾贴、社区评论、访谈记录、参与观察多方面的对照来提高研究的效度。（2）反馈法。笔者将总结出的观点与有经验的结伴自助旅游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对研究观点的看法，以发现问题不断修正。（3）参与者检验法。笔者与个别自助旅游的参与者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并询问笔者的表述是否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结论进行修改。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文献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三种资料收集方法。（1）文献法，对现有的相关文献和互联网社区的网络志进行整理。（2）访谈法，笔者主要采用无结构访谈，并随研究深入对个别访谈对象进行多次访谈。（3）参与式观察，采用公开的“局内人”立场，参与结伴自助旅游活动，公开自己的研究目的，以“圈内人”的身份深入了解和挖掘这一群体的思维习惯和行为特征。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编码：FT―访谈材料；01―被访谈者序号；a＼b＼c―访谈次数，两者之间的大写字母表示被访谈者代号。如“FT01-YG-c”表示该资料来自第一位访谈者YG的第三次访谈记录。
四、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
（一）信息搜寻渠道
1.网络。组织者在确定目的地之后，首先会通过网络来搜寻关于目的地的基础性资料，甚至通过网络地图来判断目的地的环境，对目的地的地理位置、大体空间走向进行详细了解；通过网友在社区的攻略来判断哪一条路线更安全，哪一条路线风景更优美；二者结合形成路线安排具体计划。而参与者使用的网络渠道主要为社区的帖子（本地社区与全国性的大型户外资料社区）。
2.人际关系。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会参考周边资深驴友的意见来进行目的地选择，确定目的地之后又会参考当地向导或者经验丰富的驴友意见来衡量活动的可行性，以此为依据对旅游计划进行更周密的安排或者取消活动。而参与者参与活动前期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组织者，对组织者的信息存在严重依赖，随着参与结伴自助旅游活动的次数增加，参与者的经验也不断丰富，独立性与判断能力不断提高，也开始尝试从网络渠道获取信息，对组织者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如下文是代表性人物访谈记录。
森林人：网络的信息来源更重要，信息量更大，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目的地有所认识，网络上不同的人写的攻略所反映的侧重点不同。预订饭店是通过联系当地向导或者通过网上驴友推荐，一般不会利用携程网一类的旅游搜寻引擎，也不会通过饭店的官方网站预订。（FT05-SLR-b）
小攀：组织活动信息搜寻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网络……（FT04-XP-b）
寓公：从网上先查一下地理环境怎么样，它在哪儿，然后对应着再找当地附近我熟悉的那些人来了解，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接下来我就会用心的从网上搜集相关的资料……。（FT01-YG-c）
红粉丫头：起初参加活动的时候是依赖组织者，基本是完全依赖。（FT08-HFYT-b）
睿童：活动信息一般组织者都会公布出来，周边的活动对他们老驴来说都是小菜，看他们公布的信息一般就够了，其他的可以从网上稍微看一看。（FT07-RT-a）
悠果：从网上搜集信息时主要是看社区或别而论坛上的帖子，也是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以自己搜集学习很重要。（FT06-YG-a）
NG：一般都是看召集帖，再根据召集帖从网上搜些信息，有时间就多了解一些，因为出去了，主要靠自己。（FT10-NG-b）
约翰兰博：上网看帖子是必须的，很多信息都是从网上得到的，但有时候也从电视媒体上获得一些。（FT14-YHLB-a）
（二）信息搜寻内容
组织者在出行前需要大量信息搜寻工作，对各方面信息进行了解，以做出周密而有弹性的安排，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并根据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做出紧急预案。根据笔者调研，发现组织者在出行前的信息搜寻中，路线及时间计划是需要进行搜寻的重点内容，同时对目的地环境、气候、可进入性等信息进行了解，保证活动的高体验性、安全性和可行性；需要对队员的经验、体力进行了解，以免意外情况发生。而参与者在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与组织者有较大差异，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对装备购买方面的信息比较关注，同时关心自己是否对目的地风景感兴趣，路线长短及难度是否适合自己的体力，活动组织者是否可靠等方面信息。这些因素往往能够决定参与者是否出行。
寓公：你发帖了就说明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需要确认的信息都已经得到确认，认为活动非常可行，才会发帖召集活动。（FT01-YG-d）
森林人：对路线、时间计划、天气、目的地可进入性、是否重装、队友体力相关的信息详细掌握并做出有弹性的安排。（FT05-SLR-c）
江南：主要会看看时间安排、路线、天气、然后上论坛发公告。（FT03-JN-b）
寓公：对队友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路线，环境情况对结伴的队员的要求是不同的……因为环境太恶劣在召集队友的时候刻意招了一个懂医护的……这部分人在去玩儿的时候去农家乐比较多一些，这些信息一般是通过当地驴友了解到，有他们或者某宾馆的老板推荐。（FT01-YG-d）
默菲：要针对出行地点、地势的具体情况准备装备，装备的购买首选是在组织者处。（FT12-MF-a）
约翰兰博：会上网去查一查目的地的情况，找一下合适的路线，不过这些准备工作做多了也没什么用，因为路线随时都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变化。（FT14-YHLB-b）
悟情：会去百度一下，关注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景点什么的。（FT13-WQ-b）
睿童：一般都是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老驴组织的户外活动，目的地相关、路线、装备等内容发起人会告知的。（FT07-RT-a）
悠果：不了解的领队组织的活动肯定不会参加，领队的责任心很重要。（FT06-YG-b）
红粉丫头：对目的地危险状况，路程时间，活动时间长短等方面信息比较关注，怕活动的难度自己会承受不了。（FT08-HFYT-b）
（三）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总结
综上所述，自助旅游者的不同角色在信息搜寻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大差异，且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集中在信息搜寻渠道的选择和信息搜寻内容的侧重两方面。
（1）信息搜寻渠道方面，组织者对互联网信息应用更多，而经验欠缺的参与者对组织者的信息依赖程度较高，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对互联网信息应用亦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宿信息的搜寻渠道选择方面，组织者并未使用常用的旅游搜索引擎，而是选择了更了解旅游目的地情况的驴友，与研究者的主流认知有较大差异，这与结伴自助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紧密相关――低成本高体验，他们在旅行过程中对食宿的消费要求并不高，而当前旅游搜索平台门槛较高，低端餐饮酒店难以入驻。
（2）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之前的研究并未对自助旅游者的角色进行区分，而是对自助旅游者这一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笼统概括，经笔者访谈得知，在长期的结伴自助旅游中，存在组织者和参与者两种角色，二者在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组织者对信息内容考虑的更加全面，除去对旅游信息本身的信息关注之外，组织者还关注参与者身体条件、知识结构等内容，而参与者除了更多关注旅行前的装备购买、旅游资源吸引力等方面之外，同样也对组织者的可靠性关注度也很高。
由结论可得出，在结伴自助旅游中，组织者才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搜寻的主力，参与者的信息搜寻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远低于被组织者；通过研究，笔者还发现在长期的互联网结伴自助旅游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和被组织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对相同目的地有共同的兴趣，同时也是二者进行相互考察而达成“契约”关系的结果，现有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五、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对智慧旅游信息服务的启示
根据现有研究的主要观点，智慧旅游的根本属性是信息服务，而自助旅游者是智慧旅游的四大服务对象之一，有必要对自助旅游者这一市场群体进行进一步细分――组织者和参与者，并针对其信息搜寻行为提供更加适应自助旅游者需求的信息服务，同时为二者契约关系建立互信机制。
（一）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应发挥互联网信息搜寻渠道作用
根据朱珠，张欣（2011）的研究，智慧旅游管理平台架构应从全面感知层，云平台构建层，应用服务层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在应用服务层面应包含酒店服务、商旅服务、景区服务、位置服务、交通服务等方面。由于自助旅游者中的组织者才是网络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智慧旅游的信息提供应重视组织者的网络信息依赖，注重搭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使组织者在出游前和出游中都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到景区信息，及时调整旅游计划，以便于更好的组织自助旅游活动。尤其是针对食宿安排较多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现状，除应搭建本地组织者和外来组织者的互动交流平台之外，还应建立本地食宿信息数据库，将各层次的食宿信息于网络平台供自助旅游者参考。针对自助旅游者中的参与者，除提供旅游目的地基本信息之外，更应注重建立目的地旅游论坛，为参与者互动交流提供平台。
（二）智慧旅游信息提供应重视组织者与参与者需求差异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组织者和参与者共同关注的信息有：旅游目的地资源、旅游线路等与目的地吸引力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在结伴自助旅游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二者所关注信息亦有所区别。组织者更关注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参与者的体力和知识结构等问题，而参与者出于对组织者的信任，所关注信息更少，并且集中在装备购买和组织者的可靠性相关信息上。因此，在景区进行智慧旅游体系构建时，应注重提供景区可进入性、景区周边食宿、景区游览对游客体力的要求、旅游所需装备、景区资源情况等信息，为组织者组织自助旅游做信息参考。
（三）基于智慧旅游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的信息互动机制
从研究结果可知，决定参与者是否参与自助旅游活动的因素除了景区吸引力、线路难度之外，组织者是否可靠也是参与者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很多经验匮乏的参与者来说，对组织者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组织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在组织活动时要考虑线路难度是否适合参与者参与，要对参与者的体力和队员知识结构进行全局考虑，面对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组织者无法对参与者的能力做出准确判断。因此需要互联网社区建立注册机制，并在注册时选择自身角色，组织者提供组织活动历史记录、经验值、知识结构、年龄、旅游目的地倾向等信息；参与者也应提供参与活动历史记录、经验值、知识结构、年龄、体力、旅游目的地倾向等信息，使二者达成智能匹配。在结伴自助旅游活动结束后建立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信息公布，供组织者和参与者参考。
六、结论与研究展望
伴随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必将成为未来旅游发展的方向，并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在智慧旅游建设过程中，应注重互联网渠道信息服务体系设计，重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不同信息需求，对自助旅游者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应对智慧旅游如何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如何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的互信机制进行探讨，以及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对景区生命周期的影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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