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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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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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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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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债务形成的原因
（一）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高校扩招，加大基础建设。为增加全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民族素质，从上世纪末中国实行了高校扩招政策，全国大学的数量及招生人数迅速增加。高校急速扩招带来了校园拥挤、教学资源缺乏、硬件设备不足、食宿条件低下等不良现象。另外随着全国高校攀比风的兴起，互相争排名，追赶世界一流大学，许多大学都加大了对本校基础规模的建设。盲目的扩大校园面积、购买硬件设备、引进教师等，使有限的资金没有用在应投资的项目上，造成了资金的浪费，也更降低了学校的质量。 然而，在学校建设的高峰期过后，高校却面临还贷的巨大压力。负债办学的现象在全国高校屡见不鲜。高校不堪重负。
（二）政府投入资金不足。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国家资金储备获得了极大提升，但是目前我国在教育事业上的资金投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多种经费来源渠道中，财政性拨快是其主要的方面，它和学杂费收入相加约占普通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90%左右。虽然国家财政中教育经费支出展GDP比重逐年上升，但离目标相距甚远，此外在教育经费投入也存在向重点高校倾斜的问题，从而使一般的普通高校财政支出不够。
（三）高校融资渠道狭窄。虽然我国在高等教育体制中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是其改善的速度跟不上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在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上学校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校长国家教育部任命，这就限制了学校自主发展的手脚。高校教育领域的多元化远远跟不上市场经济领域的多元化以及市场的程度，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受教育体制限制，使得学校在资金的融资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形成了学校在资金方面的紧张，但是学校这种负债最终也演变成了政府的负债，而政府的资金又与银行挂钩又把这种资金风险转移到了银行系统，造成了我国高校融资渠道单一，加上缺乏市场运作能力，也就加速了高校资金的紧张，增加债务的压力。
（四）高校和银行间没有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随着高校的不断的扩张，加上近年来的金融风暴的影响，金融行业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一些银行急于放贷，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高校，进而使得银行与高校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许多银行都竞相与高校制定共同合作协议。由于当前我国金融管理系统不健全，加上操作缺乏科学规范，造成了众多的漏洞。一些银行虽然十分明确贷款的风险，但是由于看中了高校贷款会有政府为其担保，就忽视了高校的偿还能力，进而在对高校贷款的审批和把关上制度不严，放松了对其的考察，使得高校轻松获得巨额贷款。
二、解决对策
（一）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教育是公共事业，学校不是经营单位，而是一个事业单位，担负着公共利益，对于高校的债务，政府要及早承担一定责任，发挥积极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逐步加大投资力度，承担高校一部分基本建设任务，帮助高校协调各方面关系，在偿还债务上给予支持。通过制定一套科学的高等学校筹资的配套制度，优化其资金的筹资环境。同时教育部门也应加强对高校筹资活动的监督和控制，并对其后续的使用上进行有效的监控，使贷款资金真正的用于学校应投建的项目之中。
（二）设立高校贷款预警指标。教育部为高校贷款设立上限额度，设置预警指标，帮助学校化解贷款风险。教育部首先要进一步控制高校贷款，对教育部直属院校的贷款进行审批，在每个学校建立资金模型，对它的收入状况、财务状况等进行监控，据此判定它的贷款上限额度，并设置预警指标。在一定指标之下，学校可以自行决定贷款行为，但超过一定指标就需要审批，超过另外一个限度就禁止其贷款。
（三）加强高校财务管理。增强成本意识，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提高办学经济效益，已成为学校财务管理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裁撤冗员，厉行节约，降低成本。探索合理的高校人员结构比例，尽量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将优先的资金投入到教学中。其次，强化预算管理。高校应实行全面的预算管理制度，在“先保基本支出，后保项目支出”的原则下进行活动。另外还要加大审计力度。把合法和不正常的债务或收支进行分类，找出其债务形成的原因，对涉及到违法收益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缴赃款，以弥补损失，保障高校资金的有效运行。
（四）拓宽高校的融资渠道。高校建设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和狭窄，应拓宽融资的渠道，走多元化筹集资金的道路。高等院校只有与资本市场有机融合，才能加快发展。通过成立高校产业投资基金、发行高等教育债券的形式来扩大高校资金的来源。应鼓励符合条件的高校上市，高校特有的教育资源使高校走进资本市场成为可能。另外，要建立与金融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银行与教育结合，既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资金制约，也反映了金融业积极开拓市场，从而提高了信贷质量，是规避风险的现实选择。
总之，当前我国高校的贷款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靠国家政策和财政扶持，金融部门的帮助，以及高校自身转变观念、提高风险意识、加强财务管理，才能避免高校贷款风险进一步扩大，有效化解债务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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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loan loss provision；information disclosure；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European banks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5-0008-05
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的金融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欧洲银行业这种以信用为经营基础的行业而言。一方面，银行作为债券持有者而遭受直接损失，也可能因为传染相应而间接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让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从而使得投资者寻求获得银行的风险属性等更多财务信息，例如贷款损失准备，甚至要求当前银行提高信息的精确度等。但银行会选择何种方式增加信息披露，会有一定的灵活度。与此同时，银行增加信息披露也是需要承担成本的，那么就会结合其利润以及盈利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一方面银行可能会增加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同时为了银行的利润考虑不变或者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另一方面银行也可能会增加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向外界传递自身良好的风险抵抗能力，而不再增加年报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
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发展越来越剧烈，影响的范围、领域越来越来广，欧洲的金融市场在此危机中也受到波及，且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从而动荡不已。而欧洲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核心，其受到的冲击自然不言而喻。欧洲债务爆发之前，由于对国家债券具有传统的偏好，欧洲各个银行都持有一定的债券，随着债务风险的发展，不管希腊等国是否真的违约，还是变相违约，都会造成持有债券的欧洲银行的损失。在此情况下，欧洲银行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会改变其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此外，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投资者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信心收到了打击，并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寻求获得银行风险属性等更多的信息。而银行为了打消投资者的顾虑和怀疑，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银行的信息披露有所改变等。因此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为论文的研究背景来研究欧洲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分析在此次债务危机爆发前后欧洲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情况，欧洲银行信息披露的变动情况，以及银行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以下意义：
①揭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银行产生的影响，对银行防范类似危机具有长远的意义。
②揭示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的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顾客、政府、监管机构等）更充分了解欧洲债务危机下银行的所采取措施的动机。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信息披露以及贷款损失准备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探讨，而对银行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甚少，本文将信息披露变动以及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之下，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可能存在依存关系。本文将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两者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独研究信息披露或者是单独研究贷款损失准备，这可能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银行经营管理者有动机通过财务会计信息向市场传递其未来业绩表现良好的信号，信号传递可能是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因素之一。张瑞稳和张靖曼（2013）实证研究研究了中国商业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与信号传递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银行的管理者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比例对外传递信号：当管理者预测到银行未来将会有持续较高盈利时以及银行的利润未来将会大幅增加时，他们会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水平，以此向外界传递企业盈利稳定以及前景良好的信号。蔡逸轩（2009）以存贷比率为信号传递动机的替代变量，构造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动因模型，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时存在明显的信号传递动机。陈许东和何艳军等（2014）研究发现贷款损失准备作为银行重要的管理指标，银行在考虑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时首先以其财务稳定为主要目标，并借助贷款损失准备的比率向外界投资界传递信号。
Leuz&Schrand（2009）以安然事件会研究背景来研究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安然事件的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增加了，同时这些增加的公司信息反过来又减少了公司的资本成本。Verrecchia （2001）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评价公司，从而会有效改善公司未来流动性从而达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的效果。李明（2001）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信息披露会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Diamond&Verrecchia（1991）认为，现在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公司和外界投资者之间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的，而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有效地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Healy&Palepu（1993）提出，公司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的程度对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有重大影响。并且在2001年他们研究又发现，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部投资者提供公司治理和绩效情况的有效手段，并且公司有一定主动披露公司信息的动机。周慧（2005）认为信息披露表现了管理者的真正动机，公司管理者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会主动与投资者进行信息交流。Botosan（1997）认为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有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在对资本成本和自愿性披露的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事，发现两者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系。Piotroski（1999）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每个公司的管理者都会想要增加公司的资本价值，而增加额外的风险披露可以此种效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都对贷款损失准备和信息披露进行了研究。在贷款损失准备研究方面，国内外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是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贷款损失准备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贷款损失准备与信号传递的关系。而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国内研究的成果较少，而国外的研究成果相对而言就较为丰富。通过前文的介绍可以发现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积极后果。影响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为：银行规模（Chow &Wong- Boren，1987）、财务杠杆（Jensen，1986）、盈利能力等。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资本成本，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可以改善公司未来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另一方面，公司披露更多信息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达到降低资本成本的效果；二是向外界传递良好信号。信息披露是公司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当公司披露的信息越多，即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一个信号：公司的业绩很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所以公司会选择披露更多的信息。
虽然很多学者都研究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但很少有学者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本文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为背景下，将银行信息披露和贷款损失准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本文研究了银行信息披露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化情况，以及银行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相关关系。
3 研究假设
欧债危机的爆发对银行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方面银行作为欧洲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会遭受直接损失；另一方面债务危机的迅速爆发与蔓延，使得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开始寻求获得银行的风险属性等更多的财务信息，例如贷款损失准备，甚至要求当前银行提高信息的信息的精确度等。在此情况下，银行的信息披露会如何变化，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比率会如何变化，以及这两者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依存关系。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此之前已有学者研究表明影响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即公司出于其自身利润的考虑，为了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让公司的利润不会显得那么糟糕，会更倾向于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比率。其二是信号传递。此外，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的关注度增加，对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要求增加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根据委托理论，银行外部的投资者有权通过银行的信息披露来了解其经营情况，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银行必然会向经历欧洲债务危机打击的投资者传递信号好。由此可见，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由于市场投资者对银行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透明度产生质疑，作为欧洲国债首要持有者的欧洲银行可能会考虑选择增加其贷款损失准备。同时银行也可能选择增加其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的内容，以增加透明度。
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
信息披露变动和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可能存在一定依存关系。即，如果银行已经选择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那么，它可能就不愿意再通过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来反映其财务状况；反之，如果银行减少贷款损失准备了，那么，它可能就会选择通过年报（或风险管理报告）来反映其财务状况。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采集与描述
本文以2009-2011年间的欧洲银行为基础，从中提除了那些未采用IFRS会计准则和会计年度不是结束于12月底的银行。在此基础上，选取2009-2011年均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的银行为研究对象，共计164家，样本选择共涉及到34个欧洲国家，基本覆盖整个欧洲地区。银行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均来自于各个银行的的官方网站。其它财务数据来自于Thomonson Reuters数据库。本文选取银行2009-2011年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手工采集了2009年和2011年各个银行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的页数数据，相应的手工收集了各个银行在年度报告中所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数据。在统计贷款损失准备的数据时，重点关注了其贷款损失准备中具体是针对那些风险资产而计提，以及不同的风险资产其计提比率之间大小的比较。同时也重点关注年度报告中对贷款损失准备的政策以及对其变化的解释与说明，同时侧重分析了各个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主要是针对那些类别的资产所计提的，以及各类资产计提的比率多少以及其变化方向以及其变化程度。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与贷款损失准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多元回归模型如下：？驻AR1109（？驻RISK1109）=？琢0+？琢1？驻LLP1109+？琢2LASSETS09+？琢3MTB09+？琢4ROA09+？琢5LEV09+？琢6？驻LASSETS1109+？琢7？驻MTB1109+？琢8？驻ROA1109+？琢9？驻LEV1109+？着
其中？琢0为常数项，？琢1，？琢2，？琢3……？琢9为各自变量系数，？着为误差项。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
从表2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部分的披露均大幅增加。年度报告的平均长度从2009年到2011年增加了10.9%，而风险管理部分的平均长度增加了17.7%。鉴于年度报告的增加可能只是由于风险管理部分增加而引起的，但结果并非如此。当从年度报告长度统计中剔除风险管理部分的页面数量时，结果仍然显示年度报告增加了10%的页数。这些统计结果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所带来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的问题，引起了欧洲银行年度报告的页数增加，同时也引起了风险管理部分的页数增加。
从表3统计数据也表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计提的贷款顺势准备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的平均值从2009到2011年改变了13.4%。同时从表3中也可以看出从2009-2011年期间有111家银行减少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而且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30%-60%的最多，同时在0-30%和60-90%的银行个数相当，占比也加大，相比之下，只有53家银行在此期间增加了贷款损失准备。
4.2 回归分析
在表4的多元回归结果中，分别检验了因变量%ΔAR1109、%ΔRISK1109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A）列的检验结果显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变化量时以及在加入控制变量变化量时，贷款损失准备百分比变化（ΔLLP1109）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年度报告页数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成负相关关系，即银行的年度报告页数增加了，同时贷款损失准备反而减少了。（B）列得检验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变化量，贷款损失准备百分比变化（ΔLLP1109）都与贷款损失准备（ΔLLP1109）负相关，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变动百分比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银行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程负相关关系，即银行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增加同时贷款损失准备减少了。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出于盈余管理的考虑会更倾向于减少贷款损失准备，以方便进行利润平滑，修饰自身的营业利润。但由于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的增加，以及为了向外界传递良好的信号，银行会增加信息披露。可见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成负相关系，与预期一致，假设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银行规模（LAAETS）与信息披露变动负相关，但显著水平很低。表明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规模的大小是否与银行信息披露有关还有待检验。所以，规模越大的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不一定减少或增加。
成长性（MTB）与风险管理报告页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但其与银行年度报告页数变化并不显著，表明成长性更好的公司可能更倾向于向外界增加风险报告，消除外界对其风险管理能力的质疑。
盈利能力（ROA）与银行年度报告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同时与风险管理报告也分别在5%，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表明盈利能力越好的银行越愿意增加信息披露，一方面由于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可能有能力负担的起由于信息披露而产生的成本，另一方面盈利能力好的公司这样做更容易获得外界及投资者的信任，便于企业的发展。
财务杠杆（LEV）与信息披露变动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较低，可能是银行作为特殊的公司，其经营业务主要为存贷活动，资产负债率比其他业务的公司的普遍高，因而资产负债率与银行信息披露变动还有待检验。
其中银行规模和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变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欧洲债务的冲击，银行出于动荡之中，所以其回归结果可能和以前学者的结果存在不同的地方。此外，由于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主要的业务为存贷款，相比较一般的公司而言，其资产负债率都会很高，因而也可能导致财务杠杆在其中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此外我们没有发现Lasset09、LEv09和因变量存在显著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在欧债危机这段动荡期，不管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他们改变披露政策主要是来自于外部市场的冲击，而自身的一些财务特征（如债务、银行大小）并不能对其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
5 结论
本文选取2009-2011年164个欧洲银行为研究样本，使用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来是的百分比变化来衡量银行信息披露的变化，使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关系。在对164家银行样本进行统计性描述时发现，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银行的年度报告和风险管理报告都出现大幅增加，同时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则呈现减少趋势。实证检验了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银行信息披露变动与贷款损失准备变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银行的经营业绩受到银行，出于利润的考虑，银行更倾向于降低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但面对外界对银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向外界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投资者的投资，银行普遍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相继增加了他们的年度报告长度以及风险管理报告的长度。同时本文通多对控制变量的分析也发现成长性更好以及盈利能力更好地银行更倾向于增加信息披露，以此来展示企业良好的实力，向外界传递良好的信号，吸引投资准则投资。而银行的规模以及财务杠杆与信息披露的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即银行无论规模是大还是小，财务杠杆是大还是小，其对信息披露的变动的影响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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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长期以来，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简称地方政府 ）一直是我国高等育经费投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自高校扩招以来，地方高等学校获得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的经费支持在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高校自筹经费的比例在不断攀升。利用银行贷款谋求发展成为全国地方高校弥补办学资金不足、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
这样就造成了过分依赖银行贷款的问题，如果能拓宽筹资渠道，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贷款风险。另外，个别高校在建设中追求一种不必要的高水平；在“做大”的过程中，内部管理不到位，也是产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高校大建设、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受益巨大。但是，由于高校建设所形成的巨额债务，超过了高校自身的偿还 能力，影响了高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二、债务化解政策献言
（一）政府支持高校开展多渠道筹资。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不靠财政为主投入不行，但单靠财政投入依然无法解决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要规避高校巨额债务的产生，最好的路径是拓宽融资渠道，有了多元化的融资，不但 不会产生债务危机，也会从使高校变得越来越富有。
省属地方高校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第一， 要争取企业的投入， 让企业分担一部分办学成本。省属高校培养了大量人才，为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企业应该分担一部分高校办学成本。为争取企业的投入，省属高校尤其是高等职业学校要面向社会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都要立足企业的现实需求，在省属高校和企业之间 建立共赢机制。第二，要加强产学研结合，增强高校创收能力。充分利用高校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优势，把学校教育与生产、科研活动结合起来，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为高校增收开辟新渠道。第三，积极争取个人和机构捐款。高校要加大筹款工作力度，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税收减免等机制，调动企业和个人捐款的积极性。
（二）加强对高校贷款融资的监管。在化解高校债务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加以规范和指导，加强高校贷款的事前审批，控制高校贷款规模的过度扩张。一方面应加强对银行的指导，增强其风险意识，在放贷前对高校贷款规模、利率高低、还款期限、未来可预期收入和偿还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控制总量，使高校贷款从资金源头得到控制；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应对高校的贷款申请进行严格审批，对其新增贷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认真审查，把握好“度”，严格控制贷款规模。此外，可尝试在高校设置独立的总会计师，直接对上级部门负责，这也是加强高校财务管理，预防债务危机发生的有效手段。
（三）完善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在体制机制方面，应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补助高等学校公用经费，提高省属高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公用经费占事业性经费支出的比例。二是完善财政拨款模式，增加绩效拨款。根据不同学科专业核定不同的办学成本，建立科学的生均综合定额调整机制。三是加大对贫困学生资助的支持力度。省属高校学生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拖欠学费现象时有发生，在高校经费有限的的局面下，学杂费不能及时收缴导致高校经费更加紧张。加大对贫困学生资助的投入，既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又可缓解省属高校经费的收支矛盾。
（四）建立高校债务使用管理监管机制。为加强高校化债资金支出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政府明确规定高校债务资金无论来源渠道，全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拨付到高校贷款结算户、债权人、材料供应商和工程承包商的账户。加强对高校化债控债工作的管理，由省财政厅与审计厅共同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支持以银团贷款方式进行高校债务重组。银团贷款是指基于相同贷款条件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按约定时间和比例，依据同一贷款协议，通过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在国际上这种贷款方式较为通用。有的省份与高校开始于银行合作，探索以银团贷款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高校的主要债权人是国有商业银行，其他债务来源非常小，因此可以采取将现有商业银行贷款转换成国家政策性贷款或者将高校债务转换成国家债券的形式，通过国家给予的政策性优惠，降低高校的利息支出，减少高校贷款的成本，从而使当前各高校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中得到喘息的机会，财政投入的压力也能够得到相应的缓解。
（五）强化财政绩效管理。引导高校进行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善人才培养质量，将高校的软硬件设施、办学层次、服务社会能力等指标作为高校经费预算的核心指标，探索建立适应公共财政和高校内涵式发展要求的财政经费预算拨款模式，在对高校绩效考核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拨款，逐步建立财政性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将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作为今后财政有关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引导和鼓励高校科学合理规范使用财政性资金。
高校债务化解是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高校省属债务的化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化解高校债务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对策探讨，也还有很多空白要补，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和研究中，笔者将会继续深化对高等教育和高校债务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努力，提出更为完善有效的对策措施。
参考文献：
[1]高培勇.为中国公共财政建设勾画路线图[M].北京：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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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澄.高校大额财务负担形成由来及解决对策建议[J].中国高等教育，2009.
篇7
（一）全球经济和通胀“北冷南热”
（二）主权债务危机旧疾复发
（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四）世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五）各国间宏观政策分歧增大
（六）突发事件频发影响复苏进程
今年以来，西亚北非政局动荡、日本地核危机爆发、“基地”组织头目更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被捕和欧洲大肠杆菌疫情蔓延等突发事件的到来，从不同层面对世界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是：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与日本地核危机导致全球能源开发与利用格局发生变化，加剧了金融和商品市场波动；IMF总裁被捕和德国疫情阻滞了IMF和欧盟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处理进程，恶化了德国与欧盟小国间的经贸关系；拉登死后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出现从西亚向东南亚转移的迹象，导致全球对东南亚经济增长会否受到影响产生忧虑。此外，各国自然灾害持续多发重发等问题，也为国际经济环境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二、下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展望
“一大不确定性”是，美国宏观政策取向的不确定性。一是关于美国债务规模调整的问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警告称，如果美国国会未能在8月2日前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将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如果美国政府无法支付8月15日到期的票面利息，美国信用评级将被列入“有限违约”等级。为避免国家信誉受损，美国迟早要调高债务规模。但是，如果过度调高债务上限，会增加美国国债的外销压力，引起美元贬值和通胀加剧。如果调整不到位，又不足以应付美国政府开支，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二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景问题。尽管在美联储6月份议息结果中“第三轮量化宽松”暂时不在计划内，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经济疲弱的深化可能改变美联储的想法”，这让各界对美国会否变相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争议很大，同时也加重了美元和大宗商品走势的不确定性。
下半年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增大我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欧债危机延续导致我国购入欧债的收益变化，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扩大外需与人民币升值同时造成压力。
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欧债危机为我国通过援助欧洲获取更大国际影响力和更多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第二，日本地核危机为我国通过援助日本争取先进产业、技术与人才的转移创造了条件。第三，美欧在北非的军事行动对俄罗斯的传统地缘利益造成威胁，将促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主动与我国加强经贸合作。第四，在世界经济缓慢曲折复苏进程中，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存在可以利用的机会。
三、把握机遇、应对风险，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针对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和可能的影响，我们要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用好发展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防范和化解风险，牢牢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第一，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风险的预案。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要针对国际做好“沙盘推演”，提前准备好各种调控预案，特别是对我不利情况下的宏观调控预案，比如美国一旦再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我国宏观政策的相应调整，以及认真研究反制欧、美、日以债务危机恶化为借口“赖账”的措施。另一方面，要根据国内地区发展差异大、经济基础不平衡的现实，研究制定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坚持区别对待，有促有控，促进重点行业和欠发达地区加快结构调整和高质量、高效益地发展。
第二，加强防范，抑制输入型通胀的冲击。夏粮再获好收成，为我国控制全年粮价上涨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其他初级产品国际价格的高企以及全球航运价格的回升仍会对我国物价调控增加难度。为此，我们应沉着应对，综合施策。建议抓住6月底美国开始释放原油战略储备短期冲击油价，以及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签订合作条约的有利时机，积极扩大石油、粮食和其他战略性物资的进口；继续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搞好煤、电、油、气、运等生产要素的供需衔接，毫不放松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运用关税、汇率杠杆，减轻能源资源和重要商品进口企业的税赋，降低经营成本；强化对市场价格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的监管，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避免在外部因素诱使下投机分子借题炒作食盐等类似事件的发生。
篇8
Abstract：For the reason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for our country hasn''t been building up completed, coupled with plans to pull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4 trillion investment, local debt surged.These huge debts are Lack of supervision, the government, banks, businesses, the public will be affected once the debt risk change into the fact of debt crisis.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分析
1.规模巨大。
由于现在的预算体制中很多应该列入的项目没有列入，各级地方政府抓住这一漏洞巧立名目举债。再加上地方缺乏行息披露机制，同时财政状况属于机密问题，政府一般不愿意公布因此谁都无法准确的测算出地方政府的负债到底有多少。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为显性、隐性债务的发展提供了温床，特别是隐性债务。
2.形式多样。
有据可查的地方政府债务，其形式呈现了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粮食企业的亏空，公益企业救助，还有和政府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国企亏损，下级政府财政缺口等。同级政府间存在债务，甚至跨区域政府间也存在债务，涉及的主体也是多个层面的，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人民大众都有所涉及。这其中有显性可统计的债务，也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成因也不尽相同，有市场淘汰而形成的债务，也有政府担保形成的债务，还有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社会福利和救助等等。
3.扩散性强。
不同级别间政府在债务的规模和内容上都不一样，越是级别低的政府债务问题越是突出，特别是市县两级。由于现行的体制是，上级政府对下级负责，一旦低层次的债务发生危机，上级政府必然要承担起下级政府的债务清偿责任，从而产生蝴蝶效应，最终引发债务危机。或者由于高层政府大量的科教文卫事业，养老金、扶贫资金支出任务安排到下级，负债也就随之转移到了下一级政府。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市场化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引发危机后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不一样，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偿债能力越弱，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
1.体制成因。
（1）《预算法》规定地方财政不准许发行公债，地方政府融资受阻[1]。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个渠道融资。例如通过设立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变相融资，利用政府担保融资，利用地方信用融资，还有通过向国际间组织借款融资的。这些融资渠道大部分都具有很高的风险，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自行承担这些或有负债。
（2）自从90年代我国实行分税制度改革以来，国税收入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地方税收比例不断减少。中央财权大于事权，而地方事权大于财权，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有大量的经济任务，却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才会通过各种渠道举债[2]。
表2.2 中央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系数[3]
年份 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1979-1993 0.773 1.060
1994-2002 1.508 0.606
1995 1.630 0.620
1996 1.700 0.650
1997 1.670 0.660
1998 1.506 0.649
1999 1.396 0.617
2000 1.267 0.617
2001 1.491 0.595
2002 1.566 0.542
（3）目前我国的融资体制不健全，虽然按照区分了不同的主体，范围，渠道，对融资进行了一定规范，但是我国现在的融资资主体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多元化，很多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实际上在为政府部门融资，而后资金被政府部门挪用。对于哪些融资主体可以进行哪些范围的融资，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同时，在融资过程中各方风险意识淡薄，责任没有在合同中明确。
（4）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问题，政府与国有银行、国企之间的关系比较暧昧，国有银行、国企在很多方面有政策的优惠。政府也利用国有银行和国企的优势进行融资。国有银行尚未完全市场化，其运营诸多方面受到了政府的干预，同时，国有银行也存在内控不完善，风险意识淡薄，操作不规范，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政府负债。另一个方面我国农村金融也缺乏必要的监管，市县级政府的举债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
2.历史和现实原因。
（1）计划经济时代，社保的支付方式以收付实现制为准。收付实现制的问题在于：只计算了当前会计年度实际发生额，由于年限短，很难对中长期的债务进行计量，对于长期的项目投资，还有社会保障金制度，都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管，从而增加了这部分负债的风险，而中长期债务一般数额巨大，一旦发生危机，很难有效的进行控制。
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造之后，社保采取建立社保基金的方式，社保基金的缴纳方式采用个人缴纳、企业缴纳、政府缴纳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政府来说，需要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自己投入到社保基金中去，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所需的保费资金数量非常庞大，按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无法完全满足。资金的大量缺口客观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2）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市场受到影响，为了抵御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国家提出了4万个亿的投资项目，其中1/4左右的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筹，这样也加速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和举债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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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美国次贷危机，是指发生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次级按揭贷款，是指对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人或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其他负债较重的按揭贷款人所发放的贷款。由于受到美国在过去的6 ，7年间信贷宽松、金融创新活跃、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次级按揭贷款的还款风险就由潜在变成现实。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有些金融机构为一己之利，纵容次贷的过度扩张及其关联的贷款打包和债券化规模，使得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次级按揭贷款违约事件规模扩大，进而达到了引发危机的程度。
2美国次级债务危机的原因
次级债从风险积聚到危机的瀑发乃至形成一种全球性危机，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具休的成因看，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2.1次级贷款在产品设计上固有的缺陷
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利率不断下跌或长期低利率政策的假设之上，显然制度设计就没有成功的基础。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人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就会产生。
2. 2在缺乏传导隔离机制下.高风睑资产以证券化方式进入投资市场
资产证券化把房地产信贷包装成有价证券(MBS债券)拿到在资本市场上去流通，以控制风险锁定收益，后来又配合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要求设计出了各种衍生品:CDS}CDO以及CDO平方等等。次级债风险由于通过证券被转移到投资者身上，表面看，风险是分散了，但实际上它可能传导到证券市场，让投资者购买本来达不到投资等级的资产。
2.3商业银行没有做到严格的风险防范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利用低利率及减税政策鼓励居民购房，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不少金融机构降低住房信贷消费者的准人标准，美国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但是近几年已降到了零，甚至出现了负首付，以吸引购房者。银行为短期利益降低房贷政策，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人情况，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商业银行承担了贷款的百分之百的责任。
2.4政府的监管缺位，应对危机能力较差
次债危机过程折射出了美国金融体系不健全和信贷结构的不完善，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而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准确、可靠。
2. 5次级债信息不透明
公共产品应该接受监督，信息公开透明，次级房贷债券主发行过程中信息就不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不透明往往就会隐藏危机，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
3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启示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没有受到美国金融机构那样巨大的冲击，但对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商业银行而言，在风险管理方面有重要的启示:
3.1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准备金，树立强烈的危机管理意识
目前房地产抵押贷款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也是贷款收人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计提的风险拨备是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时出现，购房者还款违约率将会大幅上升，拍卖后的房地产价值可能低于抵押贷款的本息总额甚至本金，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显著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冲击。银行系统抵押贷款发放风险不可忽视，必须在现阶段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和贷款审核制度。
3. 2注意金融创新产品离风险的属性
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债，蕴涵着大量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工具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任何金融产品都是一把“双刃剑”。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动力，但创新需要强有力的风险保障机制。必须科学推进金融创新。
3. 3完兽我国个人征信系统
由于我国个人征信系统建立时间不长，1数据库积累、信息收集范围、地域的无死角覆盖上尚需要进一步完善。‘三善的个人征信系统将大大减少由于借款人欺诈所引起的消费信贷风。
3.4商业银行要建立完整的操作风险管#z制度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要求，并结合我国银监会的相关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应制定完整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框架，要有良好的管理环境、完善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管理环境。
篇10
一、外债问题概述
理论上，外债定义为一个国家应该归还给外国的全部债务。根据Investopedia，外债是本国向外国商业银行、政府或者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借款。这些借款包括利息，必须用所借款的币种来归还。
如果一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同时无法利用外债来生产货物或者提供劳务来赚取利润，就会面临无法还清债务的问题，债务危机就有可能来临，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中国的外债现状
（一）中国当前的外债管理体制的特征
1.中国的外债管理的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中国一直在试图通过举借外债的方式来使贸易更加便利，同时弥补缺少外国投资的缺点。政府规定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应当使用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知识；短期外债应当被用作流动资本。
2.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国坚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发展外债，逐步扩大外债的使用规模。
3.联合监管。我国外债的管理部门包括发展改革委、外汇局、商务部以及财政部。联合监管的方式可以避免监管权力的过度集中，有助于提高外置使用的效率。
（二）中国外债的具体分析
1.中国外债的安全性分析。短期外债占外债总余额的比例呈上涨趋势，其比值从2004年的52.74%上升到2014年的76.32%。短期债务比重较大，面临的短期还款压力大，对我国短期内筹措到足够的流动资本具有较高的要求。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在2004年至2014年间基本处于20%以下，处于较为安全的水平。
我国的外债负债率从2004年的13.54%开始下降，自2008年至2014年，负债率均稳定在9%左右，负债率控制效果较有成效。在所列示的11年中，债务率水平虽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100%，但是债务率数值从2004年的40.15%一直下降到2008年的24.26%，但是从2008年以后，债务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到了2014年负债率已经达到35.19%。上述债务率上升现象的出现源自于我国贸易出口收入的缓慢增长。我国的外债余额的在2004年至2014年间的复合增长率为11.78%，而我国的外汇收入的复合增长率从2004年到2008年为19.28%，而从2008年到2014年为7.03%。外汇收入的增长率大幅下降导致债务率在2008年至2014年的这7年间不断地上升。外汇收入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需求疲软，导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下降。
外债流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4年到2007年不断上升，2007年到2009年不断下降，在2009年至2012年间的小幅波动后，2012年至2014年有大幅上升的趋势，2014年的外债流出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了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值。外债流出比例增加对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外债的偿债率除了2009年外，一直处于逐步下降且较为稳定的状态。
注：
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剩余期限的短期外债余额与中央银行掌握的外汇储备存量的比例。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的安全线为100%。
负债率：年末外债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负债率安全线为20%。
债务率：年末外债余额与当年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货物与贸易出口收入的比率。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债务率安全线为100%。
偿债率：外债的本金和利息偿还金额与当年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的比率。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偿债率安全线为20%。
2.中国外债分部门分析。在使用外债的国务院部委、中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中资企业这五个主要使用外债的部门中，外债使用量和所占比例最大的部门是中资金融机构，而且具有连续上涨的趋势。外商投资企业其次，其外债使用量和所占比例除了在2008年较高外，其他年份的外债使用量平稳上升，所占比例在20%左右，较为平稳。外资金融机构、国务院部委以及中资企业，外债使用量波动不大、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中资金融机构的外债的使用绝对量和相对量不断增加。中资金融机构主要指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这表明中资金融机构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也表明中资金融机构对资金杠杆的使用更加普遍。
三、中国外债管理的建议
1.不断加强我国的外债数量的监测。加强对我国外债的统计，有利于及时掌握我国外债的具体情况，使得外债管理的决策依据更加准确、完整。同时要加强对或有负债的管理。或有负债极易在经济波动时期转变为真正的负债，风险较高。
2.便利外债的使用程序，减少外债不同使用主体间的政策差别，使不同的经济主体都能够快速、平等地使用外资。
3.加强对外债使用的风险管理。在利用外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防范外资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同时注意外债的使用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外汇政策等的综合使用，才能做到防范于未然。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专业教学论文，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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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含义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各大金融机构的表现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但其实质却是金融界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大而不能倒”问题。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更是引起了人们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热烈讨论。连续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使得这个问题在横面与纵面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加深。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阐述，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银行被定义为，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重要地位并承担了关键功能，其倒闭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损害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关键性银行。简而言之，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就是“大而不能倒”的银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主要由于其规模、复杂性、系统性关联等因素，如果无序倒闭，无论在整个金融体系还是实体经济运行都将带来显著性的破坏
2011年11月，G20首脑峰会正式公布了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制定的《处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方法》。几乎同一时间，巴塞尔委员会（BCBS）也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及附加资本要求》，并公布了首批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巴塞尔委员会称其会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风险，国际金融治理措施也将在随后的八年内逐步走向全面实施。
二、指标评估方法文献综述
由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全球范围的重要地位，银行系统重要性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外学者采用设置指标、运用金融网络模型、协同风险模型、尾部函数相关模型等评估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和方法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指标评估法具有独特的评估优势，不仅可以对银行现行的系统重要性来源进行追踪，也可以对银行系统重要性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正确识别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实现对其的差别监管。因此，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将其不断优化。
2009年，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了“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系统重要性指引：初步考虑”，认为识别单个银行系统重要性的三个关键准则：代表表内外风险暴露头寸，即规模；代表其他银行提供相同服务的困难，即不可替代性；代表该银行倒闭时对金融系统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即关联性。
根据2011年7月19日巴塞尔委员会的公告，巴塞尔委员会拟使用指数法来衡量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指数由反映银行规模、相互关联性、替代性、全球活跃性和复杂度五方面12个指标构成。这种方法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更加突出单一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影响，更加反映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程度，更能找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见表1）
中国银监会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认为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主要考虑复杂性、关联性、规模、可替代性等指标。
张强和吴敏（2011）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业务有限，因此暂不考虑全球关联性指标。他们根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指引 》和《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仅从上市银行关联性、可替代性、规模、复杂性4项指标评估我国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见表2）
巴曙松和高江健（2012）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利用可观察的银行指标，对G-SIBs 评估方法进行了修改，去除跨境业务指标，建立了识别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指标法。文中还指出，若对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不能进行有效评估，则会产生识别不足或过度识别前者会降低监管的有效性，后者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成本。（见表3）
龚明华、宋彤（2010）综合分析了目前全球识别系统性风险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就逐步健全我国有效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风险的方法和建立指标评估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
三、结语
当前并不能精准地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因此监管当局应结合各方面信息对其进行识别。FSB曾在《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系统重要性的指引》中指出，监管当局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时，应以指标法为主，同时结合各种方法、信息进行相应的监管判断，从而精准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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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近年来开始显现，逐渐成为学界聚焦和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在部分省市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大背景下，2013年6月，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公告透露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012年有16个地区负债率超过100%。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负债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不仅如此，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中国地方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未知。2010年审计署的调查是10.7万亿人民币，但乡镇一级并未纳入审计，根据已有的信息来看乐观估计现在地方债规模会达到13万亿。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
地方债务总量急速攀升伴随着融资成本高昂、土地财政绑架地方经济、以及债务违规担保与挪用等问题。社会需要深刻认识到任何债务危机都有一个逐步显现、持续恶化、集中爆发的过程，究其实质是经济危机的前凑表达式。因此，有必要建立债务控制机制，对财政运行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及早地发现债务危机信号，预测财政面临的风险，使政府在债务危机的萌芽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本文构建的地方政府债务控制机制基于地方政府GDP以及财政收入总额，计算不同融资比率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预期违约率，为地方政府控制债务总额提供具有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文献回顾
因为西方国家始终坚定市场经济原则，地方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公共服务与福利职能，政治构造、国民文化等未赋予其举借重债过多干预地方经济的权利，所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易出现，自然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研究也不容易得到充分展开。所以国外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其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政府举债必要性的研究；二是关于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的研究。
（1）关于举债必要性的研究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凯恩斯主义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长久占据统治性地位，当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经济滞涨的阶段，凯恩斯主义中国家积极利用公债干预经济的理论及政策主张成为众矢之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古典主义重新抬头，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举债是否有益，不能做简单的判断，短期可能刺激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公债的负担并非由现代人的“牺牲”所负担，而是相当于后代的转移支付，政府还本付息的支出由支付税款的未来一代承担。因此，强制压缩了后代社会的总需求，造成对后代经济挤压；而且如果政府债务主要用于非生产型支出，则会对国民经济作用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举债应被严格限制于资本项目，杜绝政府债务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实质上是取得了本期额外的购买力却不发生额外的本期成本，成本被转移到未来支付。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呼声重新高涨，于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在呼声中不断加强，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87）从政府债务资金用途、资本市场要素和开放经济背景等角度出发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得出了政府债务具有合理性的结论。斯蒂格利茨用此研究结论成功地解释美国80年代出现“双赤字”现象的原因并且创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两个恒等式：“贸易恒等式”及“储蓄投资恒等式”，并以此为工具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结论：政府债务并不确定会“挤出”国内私人储蓄和投资；缘由赤字债务导致了贸易赤字的出现，因此政府举债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国家需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的管理。
（2）关于政府债务结构及风险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 Polackova在政府债务结及风险分析方面贡献最为突出，也为世界主要国家所普遍接受。她曾经在她的论文“政府或有负债：影响财政稳定性的潜在风险”（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 A 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中，提出了著名的财政风险矩阵（fiscal risk matrix），奠定了研究财政债务风险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矩阵被公认为最能全面显示政府财政风险。汉娜将政府债务划分为四类。从法律责任的角度，政府债务包括显性债务，从道义责任的角度，政府债务包括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指由法律或政府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或书明由政府承担偿还义务的债务，隐性债务是指没有法律或政府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但政府出于公众期望、政治压力和道义责任而承担的债务。从债务责任确定性角度，政府债务被分为直接债务间接债务。直接债务是指不需要特定条件，即在经济运行中无论如何都需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是指只有当特定事件发生才会形成的债务，特定事件的发生决定了这类债务的发生。这类债务要由未来其他事项的状况来决定，因而其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往往难以确定。具体来说：（1）直接显性债务：是指通过法律或契约的形式确认的，地方政府在法律上具有支付义务的债务，是最容易识别的政府债务。如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本级政府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等。（2）或有显性债务：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当某特定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债务。包括国家保证的非借款，国家对重大私营投资项目的保证，国家对外贸与汇率的保证，国家对某些信贷的支持等。（3）直接隐性债务：并没有在法律或契约中规定，但是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预先确定的政府支出责任而形成的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期望，虽然政府没有公开做出承诺，但是人们在心理上存在预期，认为地方政府一定会承担这部分债务。如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筹资而形成的债务。（4）或有隐性债务：指在某一特殊事件发生后才会发生的债务，一般是道义下的选择。如银行倒闭的拯救开支，灾难与军费追加开支，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债务，环保保护开支等。隐性债务往往与道德相关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也由九十年代初期的疲弱逐渐转向强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随之不断扩大，债务风险开始显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逐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开始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广泛研究。下面我们将分别从政府债务风险的识别、债务风险的现状、风险形成原因及治理对策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介绍。
（二）国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文献回顾
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日益引起社会重视。尤其以2008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地方政府大举借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高速铁路、公路陆续开工，并伴随着地方经济金融化和地产化，这种宽松货币的不均衡持续放大了包括地产在内的资产泡沫，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更为严峻。2013年国家审计署24号公告以来，更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与讨论焦点。但是，对于“目前债务现状是否真的构成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人们恐难有确切、统一之认识。然而，只有基于对现状的深刻剖析，审慎思考，这种讨论才会更有意义，也才能促进相关的决策的妥当制定。事实上，自政府债务问题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以来，中国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机构便开始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状的相关研究。
厦门大学的郭琳（200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因地方政府债务范围的模糊或其本身的缺陷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由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地方政府债务可分为内在风险和外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范围的模糊或其本身的缺陷导致内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引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形成外在风险。中国审计署的刘星（2005）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财政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财政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造成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并不断激化，并最终破坏财政稳定和平衡，导致债务风险的产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2007）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通过面向政府及相关机构和单位放贷的金融机构转化为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威胁到地方乃至全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社会各界对此应该高度重视。
李增来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巨大，而且绝大多数属于隐性债务，已严重影响地方的经济交全、社会稳定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的集中体现，以万亿计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通过银行机构向金融风险转化，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动向，这必将影响国家金融安全。
中国审计署于2011年3月至5月对全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分析。审计发现，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 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 51亿元，占62. 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 66亿元，占15. 58%。中国审计署认为，相对GDP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所占比例为1/4，对比国际对政府债务风险的衡量的各项通行指标，大约两成地方政府的债务存在风险，但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警戒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2013年6月，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公告透露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012年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不仅如此，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在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我国学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晓光、高淑东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控预警系统应当以地方政府的财政及债务数据的信息化为基础，全面监控地方政府经济运行中的各项风险，准确评估真实的财政风险，提出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定量地衡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拓宽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研究的思路。寇铁军和张海星（2001）认为，应当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机制，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切实控制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周礼华认为，应当改善地方政府管理情况，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深层原因，促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曲智超认为，应当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切实防止新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的顾建光（2006）在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对策：第一、透明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素；第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控；第三，明确债务偿还责任；第四，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第五，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换和机构精简；第六，试行地方政府“举债权”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层面的分析和论述，该领域的定量研究还很不足。而且，面对我国各地区发展环境、债务规模、管理方法均存在差异的情况，针对某一个地区的相关研究也不多见，当前研究成果大多只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理论探讨，未能结合某一地区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因此，前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我国某一具体地区的参考价值不大。而且，由于已有的研究在研究思路、方法上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对后续研究的参考价值也有限。正是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首先选取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GDP、财政收入的关系。然后应用修改的KMV模型对西安市的财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西安市政府应该控制的债务总额规模。最后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定
1、KMV模型原理
KMV模型是美国旧金山市KMV公司于1997年建立的用来估计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方法。该模型认为，贷款的信用风险是在给定负债的情况下由债务人的资产市场价值决定的。但资产并没有真实地在市场交易，资产的市场价值不能直接观测到。为此，模型将银行的贷款问题倒转一个角度，从借款企业所有者的角度考虑贷款归还的问题。
KMV模型的运用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步，利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根据企业股权的市场价值及其波动性、到期时间、无风险借贷利率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估计出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资产价值的波动性。
KMV模型将企业负债看作是买入一份欧式看涨期权，即企业所有者持有一份以公司债务面值为执行价格，以企业资产市场价值为标的的欧式看涨期权。若债务到期时企业资产市场价值V高于其所需清偿的负债面值D，则企业偿还债务；反之则企业选择违约。根据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得到：
其中σv表示企业资产价值波动率。
第二步，根据公司的负债计算出公司的违约点 （default point），计算借款人的违约距离。假设企业资产未来市场价值围绕企业资产市场价值的均值呈正态分布，则违约距离可由下式得出：
其中，DD表示违约距离，DP表示违约点价值。
第三步，根据企业的违约距离与预期违约率（EDF）之间的对应关系，求出企业的预期违约率。
企业违约率为企业资产市场价值低于违约点的概率。根据Black-Scholes模型，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t时刻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为：
其中，μ表示企业资产的预期收益率，ε表示资产收益率的随机部分。预期违约率EDF就可以表示为：
2、KMV模型在西安市政府债务规模评价中的应用
为了应用KMV模型，可以将西安市政府看作为一个企业。用政府债务余额D替代KMV模型中企业的负债，用政府财政收入R替代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V。假设在T时期，政府到期债务为DT，财政收入为RT。若RT≥DT，则政府不发生债务违约。若RT
3、该模型的不足之处
经过修改的KMV模型虽然能较好的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况，并对实际数据进行评价。但是KMV模型主要还是用于计算企业的负债违约风险，运用到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还是有局限性。而且，在计算预期违约率EDF时，对随机变量分布的假设也过于苛刻，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
四、实证分析
（一）西安市政府债务控制模型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是个谈论已久的话题，1994年分税制以后这个问题就已开始出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政策，中国也不例外，提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各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便开始迅速膨胀。2001年，国家审计署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全面摸底，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地、州、盟、区）、县（市、区、旗）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最终的审计公告显示，截止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0.7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它相关债务1.7万亿元，占全部债务的15.58%。
下面用西安市2005～2013年的财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修改的KMV模型对西安市政府债务规模进行评价。
通过前面的公式计算，得出西安市财政收入的波动率σR为0.273924，增长率g为0.334392。
假设西安市财政支出部分或全部来自政府负债，西安市2013年财政支出总额为729.81亿元，按目前五年以上贷款利率6.55%计算，可以得到不同融资规模下西安市政府的债务本息和。
进一步，可以计算出不同融资规模下的违约距离和预期违约率EDF。计算结果如下：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西安市政府债务情况总体上良好。融资比在110%以下的预期违约率几乎为0。但如果融资比进一步上升，预期违约率会迅速攀升。超过120%时，政府债务违约的概率更加明显。西安市政府之所以可以维持在110%这个较高的融资比水平，是由于西安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很高，保持在33.4%的高增长率。同时，西安市GDP的平均增长率也在18.4%的高水平。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该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总额应该保持一定的比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地方政府负债率）是衡量债务规模的一项重要指标，反映债务规模与经济水平的协调性。负债率过大势必会增加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而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也应该与其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偿还债务本息的主要资金来源，债务规模应尽量保持在与财政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比例，否则会增加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严重的会损坏政府信用，影响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此我们提出假设：财政收入和GDP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因此较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可以支撑西安市政府债务规模的高增长。
（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财政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消除我国不同地区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在进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财政收入相关性分析时，我们选用1996～2010年的全国财政指标。具体见表4。
其中，1999～2001年、2003～2006年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由于查不到具体数据，因此由估算得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际上公认的负债率安全线是20%，2008年以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负债率控制的较好，都在安全范围内。2008年以后，负债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突破了26%的水平，应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地方政府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一般认为该比率低于100%是一个合适的范围，意味着地方政府拥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但2008年以后，该比率首次突破100%的安全域，达到131.60%，虽然2010年有所回落，但仍在128.97%的高位。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之后，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膨胀，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开始显现。
假设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受GDP与财政收入的影响。运用EViews7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和财政收入的Granger检验，滞后阶数为3，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GDP不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说明GDP确实影响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而在1%的显著水平下，可以拒绝财政收入不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说明财政收入也确实影响着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同时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既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也不是财政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在控制债务规模的时候，会受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以及财政收入水平的影响，考虑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防止债务规模过大而导致地方政府发生债务违约。
五、地方政府债务控制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的修改的KMV模型在具体应用时，需要政府更多的配套政策支持。
首先，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披露机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仍然不透明，导致许多研究在做实证分析时缺乏具体数据，只能停留在理论分析上。政府应尽快统一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口径和编制方式，定期向社会披露各项债务数据。只有随着更多更细的债务数据的公布，才能不断对理论模型进行改进，同时通过定量分析选择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模型，进一步为地方政府控制债务规模提供具有实际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
其次，建立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机制。我国目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机制并不到位，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该地区的债务规模重视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不断增大。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机制，随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进行监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部分来自于各地方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国家应加强对这些公司的监督和管理，规范投融资的流程。这样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对可能出现的损失提前预防，降低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
最后，地方政府应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偿债准备金制度可以为地方政府应对债务的集中到期起到缓冲作用。当偿债压力不大时可以适当提高偿债准备金的比率，预防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偿债基金，资金来源可以由每年的财政预算安排一部分资金、新借债务的部分留成、贷款项目归还的贷款本金与利息等组成。
总之，本文运用的修改的KMV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果有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配合，对该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将会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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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安体富
减税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有：1.应对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各国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世界性的经济下滑，减税作为刺激需求和扩大投资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但宏观税负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保守估计，税负总体负担占GDP的比例超过25％，远远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除了税费总负担偏重，税负的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别和不公平现象。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从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来看，中国应该采取完善税制、适度减税政策，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和完善。而且，当前是减税的最好时机。
入世与资本输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入世与资本输出”研讨会会议论文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 徐滇庆等
资本输出并不一定是富国的专利。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输出的阶段。入世以后，中国的跨国公司应当迅速走向世界。
跨国投资的竞争力取决于比较优势和开拓市场的可能性。按照世界各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排序，最容易合作的国家也许就是在这个排列中比较靠近的那些国家。这可以称为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地区应当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中国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在东欧和中亚未必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中国的资本输出既可以在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开展，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也可以在下游环节突破，充分发挥商品营销的功能。
中国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沿海的夕阳产业不仅可以向内地转移，也可以向那些发展程度尚且不如中国的地区转移。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前提条件是产权清晰。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出很强的竞争能力，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应当有计划地扶植民营企业，在金融、咨询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组织协作，鼓励更多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向世界。中国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
金融
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趋势
《资本市场》2002年第2期
中信实业银行行长 窦建中
混业经营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从历史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现状也将是最终走向金融混业的一个过渡性阶段。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及其它非银行金融业务的不断发展，我国企业和居民对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入世后外资银行大多是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基金等于一体，其产品和服务的综合性和不可分性，将对现有的监管要求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对中资银行的服务和产品会形成巨大的挑战。
对中资银行来说，一步跨入混业经营时代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理性的选择并加强与金融同业的合作才能增强自身竞争能力。虽然从合作内容上看，多数合作尚属框架性的，甚至合作机制尚未落实，但可以肯定，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合作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得到深化和发展。
亚洲如何开展金融合作
《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余永定
亚洲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1.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2.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3.固定的汇率区；4.单一货币区。目前对于亚洲国家，最重要的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当某个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出现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2.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东亚国家和经济的汇率制度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恢复美元本位制和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短期看，钉住美元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长期看将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