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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水生态文明是尊重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更高阶段。关于GDP如何衡量浙江“五水共治”的关系问题，应该利用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等多个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将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与水生态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综合考虑。浙江有5000万人口，应将提高人口素质等发展战略作为综合考核的指标。从文化层面讲，水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是水乡文化与生态相结合的产物。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和生态文化的培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主要依靠法律法规和刚性措施难以奏效。水文化不仅渗透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哲学观与道德观等精神层面，而且融入到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人们信奉的行为准则。可见，我国的水文化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就此而言，我们理当将水文化研究从精神文化层面拓展到生产生活领域，使水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驱动力。水文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构成和支撑，化解水危机、保护水环境、实现水的可持续利用有三条重要途径，即文化的途径、制度的途径和技术的途径。这三条途径缺一不可，在当代尤其要重视文化建设。今天我们不缺处理水、建设重大水利工程的技术，也不缺管理水的法规，缺少的是正确使用水的观念、利用水资源的价值观、善待水的行为。因此，水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化水文化建设，拥有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水文化，就拥有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水文化是生态环境的守护神，水文化是浙江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对水的充分认识及利用的结果，是留给当代的一份丰厚的文化财富。对浙江水文化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开发利用浙江的传统生态智慧、总结水环境变迁的历史经验教训、加深对于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也将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份特殊的贡献。浙江文化宝库中蕴藏着丰富多样的水文化精华，既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也有生产生活层面的，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也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甚至不乏产业化发展的潜力。我们应该对那些在当代仍具应用价值的水文化元素给予充分的重视，这样既有效拓展了水文化的研究领域，又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驱动作用。水文化是生态文化领域传播的载体，生态城市建设中生态文化培育，力求水文化与生态文化相融通，剔除传统中与生态自然不相吻合的文化成分，生成“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离不开水文化的融会贯通，这是生态理念融入城市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水文化向生态文化领域传播的真实写照。
三、水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水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水文化反映着人类社会各个时代和各个时期一定人群对自然生态水环境的认识程度，以及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指导原则和行为方式。做好水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处理好水利工程建设和水生态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流域和区域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重视生态文明的整体设计和细化，重视科技、经济、法律等手段的综合运用，重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对水利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要求，统筹水利建设与城乡发展，以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水的良性循环保障流域其他生物具有良性生态条件，以打造富有文化内涵和高品位的水工程和景观性水环境，适应人们不断增长的水精神需求等水生态文明建设，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水利、民生水利、利水水利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了水利的发展空间，这些现代水文明建设的主攻目标，都少不了水文化和新的水文化工程技术的支撑。水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是水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水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是建设以水域及水利工程为主体的水利风景区逐步展开的，在建设中又以深度挖掘水文化内涵，做好水文化景观开发，建立水利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加强水文化价值推广，加强我国悠久的治水历史和水利科学知识宣传，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水利优美环境，感受当代水利事业的巨大成就和水文化的丰富内涵。水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推进有利于水文化建设和水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统筹水利工程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水利工程的景观元素和文化元素，提升水利工程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
四、用“五水”文化塑造水文化体系
通过爱水、保水、节水、治水、享水来实现水文化体系塑造，形成水生态文明引领的社会价值观。
1．爱水。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弘扬浙江优秀的爱水节水治水传统，倡导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产业带动生态自然、景观优美的新的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和水文化理念，形成水生态文明引领的新型社会价值观。
2．保水。推行饮水安全保护计划，关停重污染企业，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全民参与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在滨水社区和民宅建设中推广中小型、家庭型潜流湿地;鼓励民间成立水生态保护组织，形成“政府—企业—百姓”联动保水净水的社会氛围。
3．节水。全面落实以供定需的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建立以单位产值用水量和节水效率为标准的产业竞争体系。在城市生活中推广雨水收集、中水回用等技术，将节水作为浙江的文化品牌进行塑造。
4．治水。积极开展以治水智慧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兴修水利、疏浚河道、截洪补源、造福百姓。
5．享水。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参与，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通过滨水商业、节庆和赛事等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乐水宜居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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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室内空间设计的“天人合一”
一是注重建筑与自然的融合设计。“天人合一”是传统风水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两宜，既顺应自然，又要加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因此在室内空间设计时要体现出室内外空间环境的互通性，在现代室内设计时要根据不同的空间形式采取不同的空间互通方式，比如对于开放性的空间需要重点考虑人们在室内与室外所体验到的持续关系的视点转移，比如套间住宅的阳台可以通过玻璃隔断实现，这样可以实现室内与室外的相互借景；二是重视室内设计与整体建筑风格的融合。基于低碳原理，室内空间设计要尽量与整体建筑风格相保持一致，保证室内设计空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
2传统风水文化在现代室内整体装饰效果设计中的应用
室内装饰属于室内设计的重要部分，其主要包括室内墙面、地面色彩以及材料等方面的设计。
2.1传统风水美学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阐释
传统风水文化美学思想包含自然美、象征美、构图美以及人文美，当前很多室内设计注重与传统美学的融合，形成了赋有特色的中国古典装饰风格。风水美是建筑设计中经常应用的一种手法，比如在室内装饰中人们常常要通过各种色彩背景图表达出设计的空间要求；平面方正是风水学对构图美的追求，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设计师充分考虑了空间设计的造型问题，人们都热衷于采取方正形的建筑设计要素，比如在建筑空间的梁与柱体之间必须要通过界面装饰进行掩盖，因为风水文化认为有梁柱的地方就会出现尖角，不利于室内良性气体的循环，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2.2传统风水五行在室内装饰设计色彩中的破译
色彩在室内设计中是最活跃的因素，传统风水文化中的色彩与五行是紧密相连的，五行之间对应着不同的颜色，而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内涵，因此在室内设计中通过设定不同的颜色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只要合理的应用好颜色效果就可以提升室内设计的整体效果，给人一种气场的提升，以室内客厅色彩装饰为例，客厅设计属于一个家庭的门脸工程，客厅的装饰效果对于提升一个家庭的整体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设定科学的颜色可以提升人们的视觉感受，调节人们的情绪。客厅的颜色取决于室内装饰的整体色彩基调，虽然在设定具体颜色不一定要衬托户主的无形，但是必须要综合考虑客厅的朝向，根据客厅朝向选择合适的颜色，比如客厅的朝向向东，那么就应该选择黄色，因为东方五行属木，按照五行生克理论，土乃木之财，而土的代表颜色是黄色，因此客厅的颜色应该以黄色为主。
3传统风水文化在室内陈设设计中的应用
室内陈设设计大致包括家具设置设计与其它室内陈设设计。利用家具进行室内设计是户主实现自我设计的直接体现，反映了户主的文化素质、生活情趣。通过传统风水文化中的“趋吉避凶”思想应用到室内陈设设计中，可以给人以最大的精神安慰。
3.1家具设置体现“山水”格局思想
家具设置充分体现了传统风水文化的“山水”格局思想，比如在餐厅的空间设计中，可以设置一面墙作为陈列架，在架子内放置一些美酒、纪念品等，不仅可以为室内增添华丽的色彩，而且还赋予餐厅一种文化气息，而且餐厅的陈列架高而长，其体现的是“山”的象征，而相对陈列架的“山”型，餐桌构成了河流，充分体现了山水格局思想，而且此种格局会给人一种空间上的视觉拓展功效。
3.2具有“生旺”作用装饰品的陈设
在进入室内的显眼位置安防一些吉祥物，可以瞬间给人一种心生愉悦的感觉，比如在客厅中经常挂的中国传统风水字画等对于提振家庭的气息具有重要的作用，一般将吉利字画作为家里的中堂，悬挂于客厅，以求锦上添花，旺上加旺，是良好家居的布置方法之一；养鱼是许多人的爱好，也是室内重要的装饰品，通过养鱼不仅怡情养性，而且其在传统风水文化中具有化煞旺财的作用，但是对于鱼缸的位置具有明确的说法，在风水文化中养红色鱼代表着旺财，按照五行，鱼缸应该存放在北方，而且在室内养鱼会使室内的空气得到净化，美化居住的空间环境，提升居住着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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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作为当今高等艺术院校重要的专业课程，经历了从师徒言传到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当代山水画的教学要求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着。今天，山水画艺术的教学呈现出多元探索的状态：一部分教师重视古代山水画传统的教学，注重追求古代文人画的符号化、抽象化的境界并付诸实践；一部分教师则重视师法造化，面对自然，走写生和创作相结合的道路，更加注重追求人生回归的艺术情怀；还有的山水画教师受西方现当代艺术流派的影响，求助于特殊肌理和抽象语言的综合表现，在倾向于现代水墨的探索中通过现代人文意识去触摸天人合一的境界。WWW.133229.coM这三路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交揉形成了当代山水画坛新的教学格局。然而，作为高校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教学内容之一的山水画教学实践该何去何从，如何转变教学理念，如何进行创新教学，如何更新教学内容等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一个教育实践者，笔者想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提高学生理论修养和增设相关理论课程
山水画的学习，理论知识是关键，只了解山水画理论的基本方面是不够的，中国的山水文化和山水画艺术博大精深，其构图布势、风格意韵、人文关怀诸方面的认识才是根本，然而这类知识学生往往难以理解，不愿触及，这使学生在宏观上失去坐标，迷失方位。教师作为先行者，应提前对相关理论材料进行梳理加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进度与学生需要分发下去供交流参考，使班级教学形成研究理论的良好氛围。
学生需要的理论课程是多方面的，其中应至少包括哲学、文化、历史和美学理论著作等，还应有与山水画艺术相关的理论文献的阅读。根据笔者个人经验，学生应该阅读的有关山水画理论著作有郭熙的《林泉高致》，宗炳的《画山水序》，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潘运告的《唐五代画论》、《宣和画谱》、《宋人画论》、《元代书画论》、《明代画论》、《清代画论》，朱良志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杨大年的《中国历代画论采英》，张强的《中国山水画学》、《中国画论体系》、《国画现代形态》、《中国绘画美学》，陈传席的《中国山水画史》，愈建华的《中国画论类编》，杨成寅的《视觉美》等诸多对学习山水画有帮助的理论书籍和绘画文献。
阅读应在任课教师指导下，将有关理论著作和文献资料，细致分析，合理分解，找出规律，使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另外，最好定期与学生谈阅读感受，或者经常组织主体鲜明的理论知识辩论和论坛。千万不可忽视学生的理论修养，当然，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才能做到在教学中有源源不断的知识带给学生。
二、要注意临摹的深度并加大写生教学环节的训练
首先，教师要加强学生临摹的深度和广度。山水画的临摹教学是学习山水画艺术的重要一课和基础一课，历代山水画名家都非常重视学习传统技法。对于临摹来讲，其前提是会赏析，山水画赏析的必要性往往被我们在山水画教学初期忽视了，其实，只有读懂了作品的内涵，了解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构思立意、形式技巧、笔墨语言等等，实践起来才不致于盲从，才会有分寸，才能深入挖掘传统资源，达到学习、借鉴、转化、吸收、提升的最终目的。古人讲“师其意不师其技”，师其意者为上，要学好山水画就要临对范图，更要领悟古人用意所在。
传统山水画的教学是要让学生了解山水画在美术史上的独特意义，赏析山水画的经典作品和继承发展。对山水画传统中要求掌握的树石画法、皴擦技法和构图布局规律的知识要结合具体理论，逐一掌握。山水画临摹是个艰苦复杂的过程，山水画景物繁多，层次丰富，绘制过程中要有耐心，临摹过程中还要做到胆大心细，教师要不断激发学生的临习热情，变枯燥临摹成为主动的求知过程。临摹中应注重临摹广度和知识的全面性，一般先要侧重一个时代的一家之法学好吃透，然后再换另一家学习，山水画的临摹应该遵循从隋唐临本开始，先进行工笔山水画的学习，等学生有了一定笔墨造型基础后，再从宋代山水名家中选择几家作为学习对象来重点研究。
在临摹教学中，教师要做学生审美方向的辅导，要让学生从临摹教学的一开始就学着用个人审美眼光和个性化的观点审视传统山水文化，用自己之个性去感悟古人之个性；用自己之特殊去感悟古人之特殊；用自己之创造去感受古人之创造。在临摹课堂上，必须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把学习路子走正，还要保证学生的临摹时间，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花大力气临摹一批传统山水画经典名作。毕竟厚积才能薄发，传统山水画教学的最高要求就是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还要用最大的力气打出来。
其次，教师要重视学生写生教学环节的训练和生活感受的山水画写生是很好的提高学生绘画水平及能力的有效途径，自徐悲鸿引西方对景写生之法以来，无数画家得到益处。写生教学的要求是让学生在写生中做到真正消化好从临摹中学到的笔墨规律，并努力找寻属于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绘画语言。山水画写生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概括提炼能力和综合表达的能力，是山水画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高校的全日制教学有着优越的写生条件，应多组织学生下乡写生采风，把写生的重点放在观察方法的转变和笔墨语言的组织上。因为写生是创作的搜集素材阶段，所以还要有意识去探索地域特征，找到事物的典型性并尽量与自己的内在追求统一起来，从写生开始积累感受和表达冲动。写生环节就是到自然中具体研究客观事物，寻找规律，学生应在老师指导下深入研究消化传统知识和技法，去开掘自然之妙，打开自己的心灵，找到表现自然和内心情感的笔墨语言和审美图式，克服缺乏情绪调动和缺失个性化认识等通病，打开属于自己的精神状态。写生是直接面对自然的艺术行为，既要写景又要写情，不应只是关注自然物像的表面形态，还要研究其内在变化规律，找出共性，并渗透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期待。
山水画写生造境应是长时间关注的教学重点，教师在教学中要做到以身示范，循序渐进。山水写生环节中，教师要对学生不同时期记录的不同感受做定期辅导，把学生产生的不同心境作全面纪录和整理，还要引导学生多想像，与记忆中的某些场景发生联想并锻炼学生组合能力，正所谓“移花接木”、“迁想妙得”。写生中我们主张稳扎稳打，利用个体的独特感受去观察自然，表达自然，从情感深处贴近生活，练就学生的主观洞察力，学会将美的事物加工组合，践行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原则。
三、积极组织学生进行山水画创作
强化富有开拓精神的山水画创作教学是高校山水画教学的延伸环节。山水画创作的教学是最终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在全面继承吸收古典山水绘画资源后，学生应抛弃急功近利和浮躁的情绪，走向生活，走人自然，走进内心，尝试展开属于自己的山水创作之路。教师的教学应通过给学生分析大量的创作实例，使之逐渐找到自己的切人点并深入挖掘，教师要做好解决突发事件的准备，对于当下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创作问题，学生要泰然处之，教师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于西方艺术思潮的诸多影响，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个人坚定的民族文化立场。我们主张学生应在教师的辅导和鼓励下选定属于自己研究的绘画方向，并深入探索和用于实践，从而绘制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山水画作品。我们在山水画创作教学中要始终坚持以独特、创造为核心的教学思路，既要印证传统又要摆脱束缚走向自由，正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
四、山水画教学要处理好的几个重要关系
首先，是教与学的关系。美术教学有其自身特点，心灵交流非常重要。教师要与学生经常谈作品、谈感觉、谈心情，随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外出写生时，教师尽量与学生同吃同住，保持亲近，在指导写生时，要密切关注每个学生的作品进度和学习规律，随时挽救一些转瞬即失的好想法与好感受，这样才真正起到教师的点拨作用并使学生可持续进步。教师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多的用自己良好的修养、熟练的技巧影响感召学生，并做到与学生一起探索，一起进步，让学生明确知晓自己的探索道路是正确的。
其次，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教师在布置作业和留给学生独立思考命题时要有一定的量和深度，并且最好因人而异并有关联性。没有数量的要求难以提高质量，但盲目追求数量也会影响质量的提升，由于学生接触山水画时间有限，在绘画工具和艺术语言的训练中，要适当安排学生多练习写字和体会用笔。山水临摹课程期间要保证质量并很好的控制数量，山水写生与创作环节中需要多画稿子，反复修订，力求逐渐找到自己的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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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族文字总是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民族文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文字又必须以一定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文字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和承载物的文字，从它的发生之时起便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字的社会文化属性不但决定着文字的形成，也影响着文字的发展变化。宗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各民族文字的创制通常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社会经济活动较为简单，人与人之间异地或隔代传递信息的需要并不迫切，相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自然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人与自然力的化身――各种神灵之间的沟通十分重要。人们不仅通过语言向神灵表达愿望和要求，也迫切需要用其他的符号形式和神灵世界进行各种交流。[1]
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是作为人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而在中华民族中的一支――水族的古文字“水书”中，我们则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情形。本文试从水书文献、水族古文字义类、水族古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几个方面对水族古文字的社会文化属性作一简要论述。
水族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的民族。分布在贵州省境内的水族主要聚居在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其次还分布在与三都毗邻的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及黔东南的榕江、丹寨、雷山、从江、剑河等县。此外，还有少数散居在福泉、平塘和黎平等地。在广西境内的水族主要散居在南丹、宜山、融水、珠江、都安、来宾、河池等县市。
水族自称“虽”(sui3)。汉称为“水”，是自称的音译。汉译的称呼，最先见于明代，王守仁在《月潭寺公馆记》中称为“休”。其后在邝露《赤雅》一书中还有“ 亦僚类”的记载。“虽”在水语中有“篦子”和“疏通顺理”的含义、在水族古文字的《水书》中，也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水”也读作“虽”，但其含义也不是“水”字之意。在中国的历史上，水族曾被统称为“百越”、“僚”、“苗”、“蛮”等，直到清代中叶之后才有所区别，改称为“水家苗”、“水家”。解放后，于1956年被确定称为“水族”。水族交流主要用汉文，而在水族内部则有一种外形古老的文字，水语称为“泐虽”，意即水族人的书，现多称“水文”或“水书”。这种文字还不能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交际手段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仅局限于记载年月日时、方位及吉凶等。文字的使用者仅限于巫师，外人不懂不用。文字用于抄写各种卜筮内容。这种古文字的数量，《水语简志》称有200多字，《水族简史》称有400多个单字(P92)，刘凌女士曾参照各家字表，结合所见水书，统计为780字左右，除去异体字约270字左右。
从已发现的水书看，这种水族古文字不是作为一种日常的交际文字，而是以一种神秘的宗教巫术文字的形式存在的，这种社会文化属性不但反映于现在可见的水书文献内容、水族古文字的意义类型上，而且这种社会文化属性也影响到水族古文字的形成与发展。
一、水书文献与其社会文化属性
已发现的水族古文字主要用来书写各种有关占卜及其他巫术活动，这些书籍也叫水书，水书多系个人传授，并在民间辗转传抄，也多由个人收藏。水书的分类，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吉凶两类，若按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阅览本、朗读木、遁掌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朗读本是学习水书的基础读本，阅览本是水书的主体部分，是择定各种日期的主要依据。吉祥类有代旺、鸠高、鸠笨等四十多个条目；凶祸类有棱项、鸠火、花消、都居等近六百个条目。从社会用途上看，水书中一类是“普通水书”，水语称le。kwa3，意为“白书”，为普通占卜之用，如生产、出行、丧葬、婚嫁、动土等，当事者事前均请鬼师卜问凶吉，并按水书所示以决定方位行止。另外一类是“黑书”，水语称le。thant，即秘传水书，主要用于放鬼、拒鬼、收鬼，是一种巫术用书。20世纪40年代，岑家梧先生曾到水族地区调查统计，调查普通水书约有560余种，主要用于丧葬。而秘传水书的持有者一般不肯将其藏书示人。黄润华、史金波先生在《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一书中曾提到了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几部水书文献。(见表一)
从这些文献来看，它们的基本内容均反映了水书的这种社会文化属性。水书的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使得它不是作为人们日常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是多为民间择日占卜所用，私密性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因此现存的文献均系誊写抄录，而没有发现统一的刻板印制，同时，抄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水族古文字形体的变异，产生了古体、今体、异体的字形。
从已经公开的关于水族古文字的研究成果看，其中提到的文献也有这一明显的特征，如王品魁先生的《水书・正七卷・壬辰卷》被认为是目前关于水书的唯一一部著作，内容主要是整理译注《正七》《壬辰》水书，另外由王品魁、潘朝霖先生合作译注的《水书・丧葬卷》，据报道已在贵州出版。王国宇先生在《略论水书与二十八宿》提到了《七元宿》的水书，是巫师用作放鬼的书，属于“秘传水书”，书中记载限于甲子纪年、二十八宿纪日、阴阳五行及放鬼的情况等。上述这些文献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的特殊用途和私密性，而现在所公开的水书文献的数量少，其原因也可能在于：一方面因文献的私密性，流传少或保存下来少；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其拥有者并不希望将这些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文献示人有关。这与历史上某些汉文书籍如择日、相宅、卜墓之类的纬书有着相似之处。
二、水族古文字的意义类型与其社会文化属性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水书文献的某些共性，由此而来的特征也反映在其文献用字上，文字义类的特殊性。
对于水族古文字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曾得出许多富有见解的研究成果，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目前所做的研究，现收集水族古文字字形819个，根据意义类型进行分析，可见：属于天象类的文字形体有265个，地理类86个，宗教类72个，数名34个。表二、表三是有关义类形体的分布简况。
从上可见，目前所见的水族占文字在意义类型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属性，主要用字集中在具有神秘色彩的干支、五行、七曜、宗教神鬼以及其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字上。从目前的关于水族文字的研究成果看，也能反映这一明显的特征。学者们对水族古文字的分析也大致是依赖于上述 类型的文字来进行的。
三、水族古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也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属性相联
根据目前学者对水族古文字造字方法的研究，我们知道水族古文字系统中存在初造字和新造字，初造字是按照仿拟的原则造出的那部分字，新造字是参照已有字而造出的字。(有的研究者称自源字和借源字)自造字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仿拟自然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包括自然、动物、植物、人物、房屋、器具、食物、宗教、假想物，这些都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文字的形成发展中出现了异体字形多，字形不规范的情况。(上述字形数情况分布表也能反映这点)这实际上与其神秘巫术用字要求是一致的。作为神秘巫术用字，其目的并不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只是用于水书先生与神鬼之间的交流。它并不要求看到的人都能够识别，只要某个水书先生能够用一些文字符号达到与神鬼的沟通，这些文字符号即能实现它们的功能。这种目的造成了文字书写的随意性，而另一方面，使用者也存在对文字进行有意变形的情况。这在水书的新造字中也有表现。如对汉字参照借用时出现所谓“反书”“倒文”现象。实际上，对汉古文字的借用即使不经过变形也可完全表达其中所蕴涵的意义，但是在水书中却进行了大胆的变形，其中求异的原因值得探讨，而文字使用的神秘性不能不算是其中之一。
此外，水族古文字发展变化缓慢，刘凌女士在其硕士论文中分析指出，从文字结构与表达方式上看，在由自源造字到借用汉字、新造汉字式文字的漫长过程中，水字的发展极其缓慢，汉语借字集中在干支、五行、八卦、数目、方位、季节用字上。而从文字符号形态的变化看，在记录语言的功能上，借人汉字前，自源字只是巫师的巫术或记事符号，不能完整记录语句，借入汉字后，不能记录日常生活语言，记录语词时存在一字多音多义、一字多义和一义数形等现象。这些现象与巫师在使用文字中的宗教需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首先这种文字足以用于满足巫师在某些仪式活动中的需要，可以通过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达到与神鬼的沟通。其次，不同的使用者为了保持巫术的神秘感和灵验度有意为之，使一般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奥秘。其三，文字只使用于某些固定的范围之内，用于宗教活动的内部。这与汉字历史演变中某些奇特的现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道教的符篆等。而直到现代，人们在刻写印章时，仍对自己的印章文字作某些变形处理，以达到与众不同或保密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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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免费报税服务中心，其社区义工免费报税服务(VITA)的服务对象是年收入低于49000美元(2011年）、51000美元(2012年）的纳税人，老年人税务咨询服务(TCE)为年满六十岁的纳税人提供免费报税协助。德国除极少数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自行上门申报或邮寄申报纳税外，更多的是委托税务人即执业会计(税务)师进行纳税申报，委托会计（税务）师做账、编制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并请其作为税务顾问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
（二）提供业务辅导和咨询
在美国，纳税人如果认为自己的税务问题无法在线上或通过电话解决，需要面对面的税务协助，可以向美国纳税人协助中心(TAC)要求个人税务协助。在德国，纳税人协会办有《纳税人》月刊，无偿发给会员、图书馆、议员和政府部门，并无偿帮助协会会员办理纳税事宜。澳大利亚纳税人协会不帮纳税人具体的报税事项，只负责纳税人的税务咨询，并且负责向官方反映税法或者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三）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美国的纳税人辩护服务处是内部独立机构,其协助对象包括遭遇经济困难的纳税人,或是通过正常渠道未能解决税务问题而前来寻求协助的纳税人，或是认为国家税务总局的体系或程序未能正常运行的纳税人。该机构独立于国内收入局地方办事处机制并直接受全国纳税人辩护服务处主任管辖。法国各省设有税务委员会的独立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西班牙税务局内设纳税人权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是政府的特别派驻人员。新加坡税务局设立纳税人服务办公室，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协助纳税人解决税务纠纷。韩国每一个区税务局均设有“纳税人律师服务中心”，处理纳税人的投诉。日本明文规定，税务部门不得干涉税理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二、推进我国纳税服务社会化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规划
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为加快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我国应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的规划。短期规划主要是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初步建立全国税收服务志愿者队伍；长期规划主要是组建全国稳定的税收服务志愿者团体、成立独立于税务机关的纳税人权益保护中心，扩大纳税服务社会化组织的范围，形成税务机关负责，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志愿者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划的要求，将纳税服务社会化列入年度工作部署，细化工作目标和计划，分步实施。
（二）合理界定各纳税服务主体责任
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应明确各主体职责，规范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的业务范围，加强对各主体的工作指导和后续监管，建立社会各界评议机制，科学客观地考核评价各主体提供服务的效果。税务机关应加强与工商、海关、邮政、银行等部门的协作，实现信息共享，拓宽服务领域。同时，要规范发展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与社区街道、科研院校等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在纳税服务工作中的作用，使各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共同做好纳税服务工作，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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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种种“水“之中，海水、潮水因其难以捉摸的动态和激扬特征，又是最难表现的。宋代山水画理论家韩拙就在《山水纯全集•论水》中提到：“夫海水者，风波浩荡，巨浪翻卷，山水中少用也。”这其中的“少用”，主要是指广阔如江海之水者、灵动之如海潮之水者，在创作中难以表现。
孔仲起说：“我爱行云流水，爱其生气流动，无虑无塞，无碍无际。所谓云行雨施、海阔天空。”他又说：“大海开阔，海纳百川，具有广阔胸襟的含义。海水千变万化，惊涛骇浪，起伏不定，汹涌澎湃，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的余地，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启迪……”通过这些语言可以看到，孔仲起先生笔下的云水，已不仅仅局限于形态上的描摹，而更在于注重精神气质上的把握。他主张“作画贵在气质，而气质并不抽象，首先要具备人类普遍的感情、达观的气度、开阔的胸襟，面对美好事物的灵敏性和表达欲。”希望通过画家笔底山水画的描绘，“追求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和空间意识。从自我本真到民族本土到世间宇宙，由小及大、天人合一的意识，追求往复天地、回归自然的意识完善。”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现以前少有人表现的大江大海的云水形象，也是为了达到个人修养与气质的圆满与完善，表现新时代的精神面貌，进而给人以大气磅礴的陶冶，为历史留下当代作风，当代气质。
海水的难以表现，孔仲起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自己曾说：“千百年来画山水的，山画了许多，画水的却很少。画水也停留在高山流水，画江河、大海的比较少，一种讲法，江河大海比较难画，画家故意避开，扬长避短。”本着这种知难而上的精神，在对于“云水”的描绘中，孔仲起尤其专于描绘江海潮水，而且善作山水巨制。江海潮水的神与态，于孔仲起的山水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他的《大江东去》、《观水》、《云烟海天》、《惊涛拍岸》等一系列的作品，或关山万重，江河如练，或危峰耸峙，洪波涌起，或白浪滔天，喷珠溅玉。对于中国绘画的新题材开掘和雄壮美学意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古至今，历代大画家在山水画创作中无不重视“云水”的表现，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表现云水的技法与理论，发展至今，称为“云水法”。孔仲起先生所专注于探索的江海浪潮表现手法，是山水画传统中“云水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在笔墨技巧和美学内涵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扬与拓展。“山无水则不灵”，“云水法”与树法、石法作为山水画表现手段的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伴随着山水画的确立而出现的。最早的卷轴画作品之一的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摹本）还处于“水不容泛”的阶段。及至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中，以极细的线条勾水波，开始有起伏荡漾之势。至唐代二李，山水画确立，画家也开始掌握了水的描绘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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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的主要征收思想就是用纳税人收取的销项税额抵扣其在采购过程中支付的进项税额，其余额为企业实际应当向国家缴纳的增值税税额。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的进项税额作为在征收环节中可抵扣的税额，对于企业最终实际应缴税的多少产生直接的影响，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越大，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就会越小。因此，企业可以仔细研究增值税相关法律法规的主要内涵，按照增值税税收相关政策来决定自己的经营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对企业有利的税收法律法规条款，使企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使股东的权益达到最大化。一般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非应税项目，应当划分清楚其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值税税法规定，一般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或者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应当按下列公式计算其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月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月免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合计÷当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企业可以通过计算来比较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与实际免税项目、非应税劳务不应抵扣的进项税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应正确划分并按照规定转出进项税额;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无需在核算时正确划分，而改按公式计算。案例2．某军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既生产军工产品(属于免税增值税项目)也生产民用产品。2014年10月购入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300万元，增值税税率17%。当月该批原材料的80%用于生产民用产品，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750万元。另外20%用于生产军工产品，取得收入150万元。该公司可以采用以下筹划方法:
(1)若划分不清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月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月免税项目销售额、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营业额合计÷当月全部销售额、营业额合计=51×150÷900=8.5(万元)
(2)若准确划分各自的进项税额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51×20%=10.2(万元)由此可见，若准确划分进项税额可以节省增值税1.7万元(10.2万元－8.5万元)。若该批原材料70%用于民用产品，30%用于军工产品，则情况正好相反。准确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为51×30%=15.3(万元)，与不能准确划分进项税额相比，反而增加税负6.8万元(15.3万元－8.5万元)。因此，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自己的税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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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税收筹划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
化肥企业属技术和资本密集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其税收筹划工作具备很强的专业性，作为税收筹划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与税收相关的财务知识，而且也需要熟知企业的经营活动、筹资活动以及投资活动等经济活动。但是对于许多化肥企业来说，缺乏相应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并且企业也未能对其进行相关培训，加上大多数负责税收筹划工作的人员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政策以及企业财务、税收等知识掌握不足，导致其在实施税收筹划工作时存在一定的困难。
（三）税收筹划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导致企业税收筹划工作具有风险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来说，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与理解税收筹划的概念，而且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对其予以足够的重视。加上有些企业本身就存在发展不稳定和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这必然会使企业在实施税收筹划工作时产生一定风险。其二，由于我国税收相关政策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使得企业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了解实际情况，致使税收筹划效果不佳，使其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四）未能严格遵循税收筹划成本效益匹配原则
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其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没有分析其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的成本与效益是否匹配，主观上认为只要是能够达到节税的目的，就可以开展。有些企业为了能够实现纳税最小化，甚至委托税务顾问与中介机构进行有针对性的筹划，大大增加了企业税收筹划的成本，使得部分企业开展税收筹划所支出的费用，要比企业节省的税收费用还要高。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缺乏对税收筹划成效的分析与判断能力。
（五）税收法规存在一定的缺陷
由于我国税收相关法规仍存在缺陷，使得企业在开展税收筹划时，会遇到一定的阻碍。税收法规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相关税收定义不够清楚，以及税收征管没有较高的监督管理水平。此外，对于企业的合法节税，虽然国家已经颁布了不少优惠政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很多企业无法享受。这主要是因为操作程序复杂，且多数企业对于其优惠政策并不了解，导致无法及时申请而错失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机会。
二、解决企业税收筹划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对纳税筹划进行事先规划、设计和安排
在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通常滞后于应税行为，许多企业不是在发生应税行为或纳税义务之前进行筹划，而是等到纳税义务已经发生或已被税务机关查出问题时，才想起纳税筹划咨询，想方设法寻找少缴税的途径，无异于亡羊补牢。税收筹划涉及各个职能部门，很少有一个税收筹划只需要适当的财务安排，而不受供应、销售、生产等部门的影响，因此，经营者应统筹做好税收筹划事项的规划、设计和安排。
（二）提高企业税收筹划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企业应积极培养税收筹划人才，不断提高其合法筹划的能力。作为税收筹划方案的设计人员与实施人员，应达到如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企业的税收筹划人员应该具备相应的筹划与实践经验，能够熟练掌握最新税收政策，并有技巧地使用税收筹划工具，从而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第二个标准，必须要具备扎实和全面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比如在法律、管理、财务、税收等方面都应该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第三个标准，需要具备相应的税收筹划以及判断能力，能够准确且及时地根据国家政策变动和企业情况做出相应税收筹划判断。
（三）有效规避企业税收筹划风险
为了有效规避企业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可能存在的风险，企业应该了解并正确认识税收筹划存在的风险，并对其税收筹划风险进行合理评估，进而采取相应的调整与预防措施。企业需要对税收筹划的风险与收益进行权衡，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加强税法知识学习，而且需要加强与税收部门的交流与沟通，做到知己知彼，从而有效规避风险。
（四）加强对税收筹划成本效益的分析
虽然税收筹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节税，但企业应具备正确的税收筹划观念，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纳税筹划，并不是只要能实现节税的行为都应当实施。在具体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还应对税收筹划工作所担负的成本加以分析，通过分析、计算其支付的成本与企业筹划后节省的税收费用，对比两者并选择最优的税收筹划方案，以确保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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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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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认识不到位。虽然地税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时紧时松、时快时慢、时重时轻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广大税务干部对地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知抓什么、如何抓，客观上抓抓停停，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有人认为地税文化建设有点务虚，短期成效不大；有人认为地税文化建设深不可测，存在畏难情绪；也有人认为地税文化建设就是搞一些文体活动。这些观点都有其局限性，没有认识到地税文化建设就是宏观的社会和经济在税务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行业管理文化。
（三）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当前，地税系统各项基础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税收收入快速增长，征管软件成功运用，规范化建设初步形成，表明地税文化建设已初具成效。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物质，地税文化建设应与地税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使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地税工作，以推动地税事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地方文化建设与实际工作相脱节，业务与实践相脱节，没能以文化建设指导地税工作，导致文化管理无法产生出有效的生产力，影响了地税文化建设的发展。
（四）宣传报道不到位。一个好的文化，能熏陶人、塑造人，地税文化建设作为一种行业文化，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认可，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宣传力度不够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以人为本，调动积极性。人是一切工作的实施者、落实者。地税文化建设的思路再清晰、再完美，也需要人去落实，而且是团结协作的方式。地税文化建设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和主人翁意识，要搞大合唱，不演独角戏。从实际工作上讲，如果我们不能把税收的组织收入职能和监督管理职能很好地落实到每一个税务干部的具体行动上，是不可能充实和创新地税文化的。因此，必须把地税文化渗透到每一位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中去，贯穿到税收工作的发展中去，这样，地税文化才有生命力。
（二）打破常规、积极创新。地税文化建设过程中，创新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只有打破常规、理念创新，思路才会新，举措才会新。建设地税文化，要始终明确思想是先导，创新无止境，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保持思想的穿透力和前瞻性，突破自己，不断探索，才能推动地税文化建设的不断前进。
（三）搞好设计、精心谋划。正所谓万事谋为先。好的规划、策划是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地税文化建设，必须谋字当头，策划先行。在建设地税文化的实践过程中，要集思广益，精心谋划，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可以经常性的在税务干部和广大纳税人之间组织一些文化宣传品的征集活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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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堡大学比格·纳瑞教授认为：“一国特定的税收文化是与国家税务制度和税务执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它历史性地扎根于该国的文化。”美国乔治·埃塞基亚和马修·默里教授在分析转型国家税收文化时采用了纳瑞的定义，而且指出，税收文化反映了一国税务正式规则级次和正式规则在涉税习俗中的运用程度，包括税务法律、税务管理和纳税遵从三个部分。
国内公认的税务文化概念是：广大税务工作者在继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实践中，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形成的管理理念、制度体系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的文化成果，构成一个有机的税务文化整体。
(1)物质文化，是指税务部门组织收入和为实现税收职能而进行的物质建设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它处于税务文化的最外层，表现为工作场所、办公设施、征管装备、社区环境等。
(2)行为文化，是指税务人员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主要表现形态为行为规范、行为组织和行为管理，处于税务文化的第二层。
(3)制度文化，是指税务部门为协调征纳关系、规范税收执法、强化行政管理等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成果，处于税务文化的第三层，包括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管理机制等。
2加强税务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1)加强税务文化建设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要求的一项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新举措。
(2)加强税务文化建设是税务部门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提高执政能力，促进依法治税，赢得广大纳税人对税务工作认同、支持和配合的有效手段。
(3)加强税务文化建设是税务部门主动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增强新本领、开创新局面的现实需要。
(4)加强税务文化建设是税务部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税务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打造一支思想作风硬、业务素质高、服务意识强的干部队伍的需要。
3当前我国税务文化建设存在的误区
(1)表现形式简单化。片面理解税务文化的内涵，把税务文化建设单纯看成是唱歌、跳舞、打球、讲座、培训等活动，使税务文化建设简单化、文体化。
(2)成果反映形式化。不注重税务文化底蕴的积淀，一味追求外在形象，本末倒置，导致税务文化建设流于形式。
(3)具体实施表象化。认为税务文化建设就是创造优美的环境，注重衣冠服饰的标准统一，设备摆放的整齐划一，使税务文化建设表象化。
(4)工作标准肤浅化。认为悬挂标语、制度上墙、成文成册就是在搞税务文化建设，没有认识到税务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长期积累、总结和提炼。
(5)文化建设无用化。认为税务文化建设是务虚，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实用的管理方法；认为税务文化建设高不可攀，无从下手，敬而远之。4加强税务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4.1转变观念，是加强税务文化建设的前提与关键
(1)法治观念。我国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最贫乏的就是法治观念，突出表现在：
①治税思想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缺失。税法没有统一的宪法来源，宪法仅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目前仅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三部税收法律。税收立法还存在体系复杂(存在大量补充规定和修订条款)、修订频繁等问题。
②反映税法弱地位的“政策之治”。实践中是弹性易变的税收政策而非税法扮演主要的规范角色。税收政策透明度差，容易被税务人员滥用而成为寻租的工具，滋生腐败。
③税法内容的义务本位取向。2001年新《征管法》强化了纳税人权利保护，但税法义务本位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纳税人义务一直是我国税法规定的重点与核心。
(2)加强宣传，培育良好的税务文化环境，提高全社会的依法自觉纳税意识。
要改变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对税收有抵制情绪的局面，在全社会形成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重点在于宣传。
①进行各种形式的税法普及宣传，有计划、系统地进行税收法律的培训、辅导和教育，使税法广泛深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以依法纳税为荣，以偷税漏税为耻”的社会氛围。
②加强社会舆论导向，在全社会深入持久地开展税法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和表彰纳税先进单位，打击偷逃抗税行为，塑造自觉、诚信、依法纳税的观念。同时，为企业、公民提供广泛的税收法律服务，着力提高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意识，创造公平、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③加强税法教育是基础性和超前性的工作，在中小学到大中专院校的正规系列教育中，充实税收基本知识，开设税法课，从基础上提高全民税收法律意识。
(3)加强税收法治建设，严格税收立法，强化税收司法，提高税收法制化水平。
①立法尽快跟上，构建完整统一的税法体系。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适时制定税收基本法，把立法原则、税权划分、税收管辖原则、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等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逐步建立起以税收基本法为主导，以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为两翼的三位一体的、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
②司法尽快强化，加强税法的刚性，税收处罚必须有足够的震慑力。严格依法治税，杜绝对税收违法的弹性处理。
(4)坚持以人为本，在服务细节上下功夫。
①在创新载体上，积极搭建、完善办税服务厅、纳税服务系统、网站三个平台，整合服务资源，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丰富网站服务功能，着重建设互动栏目，提供个性化服务，提高纳税人的参与积极性，满足纳税人的纳税服务需求。
②在创新举措上，依托信息化建设，实行税务机构“扁平化”管理，推行“一站式”集中办税服务，将纳税人相关的涉税事项集中整合在纳税服务场所办理，形成“统一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的一站式服务格局，为纳税人提供快速、规范、便捷的服务。对涉税咨询、投诉举报、税务登记、申报征收、发票领用、涉税核准审批等事项提出统一标准和要求(服务热线的解答与实际办理时的要求必须一致)，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开展“网送税法”服务，面向全体纳税人提供及时、人性化的税法服务。开展提醒服务，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及时通知纳税人应办理的相关业务，避免纳税人因疏忽或不知情导致损失。积极开展信誉等级评定，引导纳税人诚信纳税。
4.2在创新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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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改增”不等于减税
经调查，大部分文化创意企业税负下降，小部分文化创意企业税负基本不变或有所增加。主要是该类文创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诸如各种服务设计，具体像广告策划、动漫设计、网站设计等，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费用中人员工资占的比重较大，而这些支出无法通过进项税额抵扣;另外，一部分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根本就无需采购，或很少采购，致使该部分企业税负与“营改增”之前基本持平或略有上升;还有就是企业只与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合作开展业务，无形中提高了文化创意企业的税负，束缚了企业的发展。故判断该企业是否减税，还要从诸多方面予以考虑，比如劳动力支出费用无法抵扣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是否金额大，数量多，上下游供应商、客户是否都是一般纳税人、能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这些都是影响税负的因素。
二、促进文化创意企业“营改增”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营改增”税收政策并加大对文化创意企业的税收优惠
文化创意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品在大的范围内以文化为基础，发挥创意力去设计，研发的产品，常见的有电影，电视，动漫，出版，游戏，卡通形象等，文化创意产品大多具有科技和文化高附加值的特点，文化创意产品价值明显高于普通的产品和服务，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养。针对这些特点，也为了促进我国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制定“营改增”税收政策时应考虑，文创产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与商业，该行业前期的创意开发阶段时间较长，资金需求较大、固定资产和原材料购进较少，建议国家要结合文创产业的产业结构、产品消费结构及特殊性，尽量降低加计扣除税收的条件，加大文化产品研发加计扣除的力度和比重，指引我国民族文化产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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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乡古镇是江南地区古村落的典范和代表，其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学者研究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涉及文化旅游策划部分主要包括:(1)多数学者侧重于从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现状分析入手，研究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与开发问题。(李丽雅[15]12003;孙明泉，2001;王莉[16],2003;雄侠仙[17],2002;江五七[18],2003:阳建强[19],2001)(2)有学者从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视角，探讨了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的竞争合作模式。(陶伟[20],2002)(3)有学者通过对旅游地意象空间进行的分析，提出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建议。(蒋志杰,(4)有学者通过具体分析旅游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研究了江南水乡古镇的旅游规划。(阮仪三，1996[22],1998[23],2001[24];陆志钢[25],2001
三、西塘古镇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1.古镇文化旅游策划开发现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经过十余年发展，以江南六大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是华东区域旅游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江南水乡风貌为背景的文化旅游与本区域城市旅游相得益彰。如2001年“五一黄金周”周庄旅游接待人数仅次于北京八达岭长城和故宫，名列全国第三。
2）一些江南水乡古镇通过挖掘本地区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策划的文化旅游产品，不仅促进了江南水乡古镇历史环境的保护，使当地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也使旅游者从中感受到了浓郁的江南民俗，并处处体验着典型的江南人文和自然环境。如2001年至今乌镇先后成功举办香市、花车巡游、烟花大会等节日活动，集中展示了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引起海内外游客的浓厚兴趣。
3)江南水乡古镇文化旅游开展带动了其他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如西塘传统产业的展示性表演极大促进了当地销售地方特色商品的旅游商业的发展。于江南水乡旅游产品而言，其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传统集合。这些元素通过整合从诸多方面反映出水乡传统的内涵。虽然从旅游的6要素层面来讲，西塘旅游产品可以是具备多重核心传统的旅游产品，但从文化旅游资源角度来分析，传统只具有一个核心。差异化构成旅游传统。
2.文化差异化就构成文化旅游资源。
1）民居文化
江南水乡古镇与其他地区的地理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导致了水乡民居文化的独特化。这一独特化不仅体现在单体的房间或宅院上，而且还体现在整个水乡古镇的整体建筑格局上。民居正面朝路，四周均有邻里，水、陆平行，呈棋盘状格局。西塘古镇民居的文化特色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西塘的长廊是江南水乡给人的最初映像，水乡古镇是在这一格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江南水乡在文化层面产生差异，进而产生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心与根源。正是通过在民居文化这一层面上的差异，才衍生出了江南水乡古镇在其他层面上的差异[26]。
2）建筑文化
从其文化层面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些文化类型中，它与核心文化旅游资源最为密切。无论是单栋的民居还是古镇的民居总格局，都会联系到各类的建筑。以桥为例，每个古镇都有桥梁，且各时代都有一定历史文化意义。桥梁是水乡生活的必要设施，所以游客在旅游时强化桥梁的观光，就形成了江南水乡古镇各类建筑文化旅游资源。当然还存在如弄堂（西塘石皮弄等）、各类商铺（万盛米行等）等其它各类建筑。这类建筑与民居文化有相似之处，所以它们是给游客的最初感官映像。
3）饮食文化
造成这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继承性的原因有三个：
1.江南水乡的饮食习惯拥有浓厚的地域性，尤以河鲜为特色。对于非水乡地区的游客依然具有一定的传统。
2.从历史上来看，西塘古镇都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超过1000年。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当地风俗习惯的区别，产生了形式相同但名称相异的饮食文化，其最具传统的部分是这些食品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