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民间音乐文化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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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传统观念，营造保护开发氛围，注重科学合理的利用与开发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首先从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对荆门民间音乐文化保护环境的宣传普及。首先，注重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开发的传媒视听。强化荆门当地人民对本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增强对民间音乐文化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演出、比赛，丰富民间音乐文化内容，使荆门民间音乐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并通过演出、获得荣誉、各类艺术节的举办增强民众的认同感与荣誉感，为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的开发保护营造积极良好的传媒视听氛围，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愿意主动继承弘扬本地区的优秀民间音乐文化；其次，充分利用当地音乐艺术院校作为实践基地，增设荆门民间音乐文化相关专业，招收乐于从事荆门民间音乐文化事业的当地学生，另一方面，重视民间音乐文化课堂的营建。民间音乐人才的培养是继承开发民间音乐文化的重点环节，关系到荆门民间音乐文化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民间音乐文化保护开发的政策倾斜力度，例如，在教育政策上，可以从中小学做起，在中小学中普及荆门民间文化教育，为荆门音乐文化的保护开发营造全民参与的氛围，奠定强大的人才基础。
（二）举办各类演出，为民间音乐提供更多的展现舞台民间音乐文化来源于民间，应根植于民间发展，才能保护其生态韵味、民间风格，保持其本真的民间音乐文化特色。例如，在街头演出、广场演出，参加节日、喜庆、祭祀等活动的演出，或在各地请戏班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和演出，扩大荆门民间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在不断的演出中得到发展与保护，并逐渐深入更多的人心，使更多的人了解喜爱荆门民间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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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舞蹈音乐的文化基因
鄂温克族的人口较少，其语言文化比较特殊，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其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口头传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承担了艰巨的使命，在舞蹈中所承载的狩猎文化在实用功能以及教育功能方面要大于娱乐功能，所以说民间舞蹈音乐是鄂温克族传承狩猎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舞蹈的表现形式，其中蕴含了鄂温克族人民对古老文化的全部寄托，所以民间舞蹈音乐中都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从目前的流布范围来看，鄂温克族游猎舞蹈不仅流传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这样“最后的狩猎部落”之中，而且还广泛地流传于已长期告别狩猎生活，习惯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农区、牧区。从舞蹈动作等方面来看，阿罕拜舞、奴克该勒舞等节日庆典舞已经融入了很多近现代的生活内容，但是其音乐内涵与舞蹈内容仍然传递着古老狩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与多位鄂温克族朋友的交往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狩猎文化对于鄂温克人的影响之深，感受到鄂温克人对大自然那种无以言尽的热爱和深厚情感。无论是鄂温克族的哪一个分支，也不论他们现在从事驯鹿饲养业、牧业、农业还是远在他乡，抑或融入城市，狩猎歌舞和狩猎文化都承载着他们最原始的民族记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是鄂温克族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文化符号”。
三、族群文化基因的流变
游猎舞是鄂温克族民间舞蹈的代表，在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历史比较久远，从呼号型的游猎舞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是对原始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能够明确的展现出狩猎生活中的各种情景，所以其是原始狩猎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在经过后期的艺术加工后，形成了歌唱型的舞蹈，在舞蹈元素中加入了音乐，在艺术形式上更加的生动活泼，能够赋予原始狩猎生活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思想，在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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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撒拉族主要聚居区的民歌进行了重要的调查和记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曲谱资料，为撒拉族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草案）》，根据这一精神，青海和甘肃音协组织了音乐家深入撒拉族地区采风。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亚雄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前往撒拉族地区采风，发表了一些介绍、研究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畔红花――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①。
1979年《中国民歌集成》编纂工作得到恢复后，各省对各民族民歌进行了普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收集撒拉族民歌32首。199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杨鸣键的《撒拉族民歌简介》一文，对撒拉族民歌做了全面介绍，也对撒拉族民歌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共收入撒拉族民歌70首，2000年再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收入撒拉族民歌71首。除此之外还有《青海花儿曲选》（青海群众艺术馆编印，1979年）其中收录撒拉族花儿41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编印），其中收集撒拉族花儿11首，宴席曲4首、号子6首、其他4首。《中国曲艺集成》（青海卷）回族撒拉族部分中收录打搅儿曲目1首；《驼泉清清――歌唱循化歌曲选》，由青海本地作曲家及音乐爱好者创作撒拉族歌曲共188首；《青海撒拉族花儿曲选》马正元编，名人出版社，2004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民间小调》，1978年。关于舞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由中国戏剧家学会青海分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其中收录了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青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989年，介绍了撒拉族舞蹈概况，收录了民族舞蹈7部，并在其中附有舞蹈图示和乐谱。
二、音乐文化著作中对撒拉族传统音乐的介绍
从中国少数民族大的民族领域研究音乐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篇章涉及了撒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撒拉族音乐及其风格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使撒拉族民间音乐得到不同程度的昭示
综合类主要有：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本书中按艺术体裁将撒拉族民歌进行了分类；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撒拉族的音乐史分为四个部分；乔建中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蔡廷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54页，1989年）编写了《撒拉族音乐》部分。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对“撒拉尔玉尔”“撒拉号子”“撒拉婚俗”“撒拉曲”“撒拉少年”“撒拉戏”条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对“撒赫稀亚格拉”（哭嫁歌）、“撒拉尔玉尔”“撒拉花儿”等条目均有介绍。
三、对撒拉族音乐及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主要论文：钟子林《撒拉族音乐概况》，中央音乐学院院刊，1959年总89期；张谷密.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马忠国.撒拉族民歌概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4）；范晓峰.撒拉族民歌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01）；马盛德，司马力.试谈撒拉族舞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03）；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式旋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8（04）；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02）；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7）；张云平.撒拉族哭嫁歌艺术特征研究[J].民族艺术，2009（02）；晁元清.撒拉族民歌《阿里玛》遐想[J].音乐创作，2010（03）；王玫.浅论青海撒拉族民歌的多元文化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J].青海民族研究，2005（01）；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研究[J].民族艺术，2009（03）；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2）；郭晓莹.土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J].中国土族，2008年夏季号。
除此之外，涉及到音乐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有朱刚、李延凯的《撒拉族民间文学简介》，马学义的《撒拉族民进文学简介》，马成俊的《撒拉尔歌谣初探》。
（二）论文集：《百年撒拉族文集》其中收集了21世纪以前撒拉族论文，其中包括了音乐类的有张谷密的《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马忠国的《撒拉族民歌概述》，马盛德、司马力的《试谈撒拉族舞蹈》等。
（三）专著：苍海平的《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9月。本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撒拉族民族民间音乐，参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方法，对撒拉族现收集到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收集到的100多首民歌逐一进行了极细致的曲式分析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歌曲《新循化》《阿里玛》等；歌舞音乐《摘花椒》《黄河放排》《驼泉清清》《打墙》等。舞蹈方面有1989年由蔡廷玉、尹崇尧编剧的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
近年来，撒拉族的新型歌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优秀的剧目有撒拉族花儿剧《驼泉清》《打麦场上》等。随着时代的前进，撒拉族音乐将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继续不断地激励撒拉族人民在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结语
撒拉族音乐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现发表的论文只是简单地将现收集到的撒拉族民歌做了分类和说明，并没有新的挖掘和整理。2.研究的视野还不够扩展，至今也没有涉及到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的著作和论文。3.关于撒拉族音乐的渊源没有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4.撒拉族民间音乐仍需深层次挖掘和整理。5.对撒拉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加强力度。6.撒拉族音乐研究还处于以个人研究为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散乱，且深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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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现状
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白族传统音乐种类最为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归纳为白族民歌、白族曲艺音乐、白族戏曲音乐、白族器乐音乐、白族歌舞音乐、宗教音乐等六大类。①下面笔者分别对这六类音乐艺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白族民歌
有关大理白族民歌的作品集、论文等，成果丰富、异彩纷呈。主要有：专著《大理白族民歌概述》②、《白族音乐志》③等，论文《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④、《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⑤等，这些专著或学术论文⑥的出版及发表，对于白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2.白族曲艺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曲艺音乐是大本曲。关于白族大本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收集、整理、编写的《大本曲音乐》（禾雨编）、《白族大本曲音乐》⑦、《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⑧等⑨。另外，有关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⑩的课题正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将密切关注其阶段性的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3.白族戏曲音乐
白族古典戏曲名为吹吹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吹吹腔改称白剧。白剧是在白族吹吹腔、大本曲两种声腔系统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地方戏剧。在学术界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笔者目前所见资料，有《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11}、《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12}、《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1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14}等文{15}可见。
4.白族器乐音乐
白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当数龙头三弦和唢呐。对于白族代表乐器的研究，目前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如：《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16}、《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17}、《白族八角鼓的演变》{18}等{19}，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学界对于白族乐器及器乐的了解更加深入。
5.白族歌舞音乐
对于白族歌舞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在学术界的关注主要有：《简论白族霸王鞭舞》{20}、《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21}、《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22}等{23}。
6.宗教音乐
过去大多数白族人信仰佛教，同时也奉祀“本主”（即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故事中的英雄）。与佛教（包括道教、儒教）活动有关的音乐有“洞经音乐”，在本主节活动中主要是邀请白族民间曲艺艺人弹唱大本曲。
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主要有《大理洞经音乐》{24}、《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25}、《剑川洞经音乐调查》{26}、《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27}等{28}。其它关于白族宗教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29}、《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30}等{31}。这些研究对于大理白族的宗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存在如下特点：
1.对于白族传统音乐本体研究的成果不足
所谓音乐本体，即指音乐的旋律、曲调、和声、曲式等。在现有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较多的研究满足于对白族传统音乐中某类音乐或某地区的音乐作泛泛的介绍或基础性的资料梳理工作，没有典型曲例，更没有音乐分析。如果我们对于一些正在面临消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始终深入不到音乐本身，不研究音乐，只介绍大概情况，只满足于音乐形态的最表层描述，那么对于该种音乐文化被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及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2.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史料发掘及研究的成果不足
黄翔鹏先生说过：“传统是一条河流。”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早些年就已经有了不少学术交叉后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目前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对于其历史发展问题关注得非常少，或者说，有关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多数人云亦云，真正下功夫花时间研究史料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民族音乐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及特点，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完善，相信会对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3.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田野调查的“体验性”和“叙事性”研究的成果缺失
目前的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调查的理解，早已不再满足于把“田野”仅仅当作资料收集的场所，而更多的是描述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对于“共时”现状描述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反省，即追求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希望田野调查后的研究具有更多“体验性”和“叙事性”的表述。这种新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或称观念，在目前的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显然还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4.对于白族传统音乐目前的发展现状研究的成果不足
白族传统音乐和其他的民族音乐一样，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从音乐思维方式、传承方式、表达方式和音乐制度、活动场合、传播要求等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文化方式的改变。那么，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改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甚至还可以由此引申出，我们在当地的中小学及高校的音乐教育中，对白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又有哪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以上种种，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
三、结语
结合白族音乐研究这二十多年的回顾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白族音乐的探索期，八十年代为白族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九十年代是白族音乐研究走向成熟的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则是白族音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学术研究上的特征也是与整个现代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32}二十多年来，正是有了我们许许多多前辈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云南大理地区白族传统音乐的挖掘、抢救及理论建设、含辛茹苦、忘我耕耘，才奠定了今日坚实的工作基础。同时，当我们为目前已取得的成果而兴高采烈时，也应关注到这样的现状：不少珍贵的音乐遗产正随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的改变和一些老艺人的逝去而佚失，因此，我们对民族音乐包括白族音乐的考察、采集、整理、保护等工作远未结束。笔者深信，在扎实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白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工作会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一样，将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注释：
①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j］.人民音乐，2008.
②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③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赵全胜.白族民间叙事歌的艺术特色［j］.音乐探索，2006，3.
⑤冯洋.从文化人类学视野看白族民歌［j］.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第34卷.
⑥关于大理白族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
李晴海.大理白族民歌概述［j］.民族音乐，1987，4.
段寿桃.白族打歌及其他［m］.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张文，陈瑞鸿主编.石宝山传统白曲集锦［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赵宽仁.白族的音乐［j］.人民音乐，1961，11.
李晴海.西山白族风情与“西山白族调”［j］.音乐初探，1985，2.
饶峻妮，饶峻姝.略论大理白族情歌中的白由超越性［j］.大理学院学报，2009，5.
赵怀仁.论白族民歌曲调的忧伤色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杨秀.大理白族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特性［j］.民族音乐，2008，3.
⑦大理市文联等编.白族大本曲音乐［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4.
⑧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j］.思想战线，2004，4.
⑨此类成果还包括有：杨亮才.谈白族大本曲［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伊铨.论大本曲之“三腔”白族传统曲艺大本曲的三腔介绍［j］.民族音乐，1987.
李晴海.白族民间大本曲概述［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4.
丁慧.云南白族大本曲的音乐特征［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09，1.
杨红斌.大理白族民间音乐的类型及表现形式［j］.民族音乐，2008，3.
⑩张涛.省级在研课题.白族大本曲的保护和传承.
{11}张绍奎.白族吹吹腔音乐概述［j］.民族音乐，1987，2.
{12}寇邦平.白族吹吹腔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1988，5.
{13}李晴海.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1989，5.
{14}傅媛蕾.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15}其他还有：蒋菁.白剧望夫云的音乐成就［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2.
尹铨.白剧音乐发展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1988，3.
杨晓凡，马永康主编.白剧风采［m］.内部资料，2006.
丁慧.云南白剧“吹吹腔”夕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1.
{16}李洋.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民间器乐概述［j］.民族艺术研究，2000，3.
{17}赵全胜.白族唢呐与白族民俗活动［j］.大理学院学报，2009，1.
{18}杨红斌.白族八角鼓的演变［j］.民族音乐，2008，3.
{19}此类研究还包括：杨育民.大理、洱源地区白族民间唢呐乐曲调式初探.民族音乐，1984，5.
马建强.云龙白族唢呐及其音乐形态探析［j］.民族艺术研究，2001，6.
黄锦华.白族唢呐锣鼓乐浅探［j］.民族艺术研究，1999，4.
徐傲丹，吴永贵.白族吹打乐探究［j］.民族音乐，2008，4.
{20}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21}潘晓敏，山雨彤.云南白族“霸王鞭舞”传承现状调查及保护建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2}孙淼.白族霸王鞭舞的文化透析［j］.中华文化画报.
{23}此类成果还包括有：石裕祖.简论白族霸王鞭舞［j］.民族艺术研究，1989，6.
羊雪芳.剑川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生活的关系［j］.民族艺术研究，1999，5.
聂乾先.关于白族舞蹈——从大型白族歌舞《玉洱银苍》说开去［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聂乾先.“白族打歌《考略》与《质疑》”之我见［j］.民族艺术研究，2001，1.
{24}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5}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6}羊雪芳.剑川洞经音乐调查［j］.云岭歌声，2003，4.
{27}张文.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j］.音乐探索，2003，1.
{28}还有：罗明辉.关于洞经音乐问题的探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29}杨明高.白族本主祭祀活动中的音乐文化［j］.艺术探索，1997，s1.
{30}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j］.音乐艺术，2005，1.
{31}此类成果还有：石裕祖.大理地区白族佛教乐舞纵横考［m］.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编.云南民族舞蹈论集.1990.
张逾.白族阿吒力佛教乐舞［j］民族艺术，1998，1.
石裕祖.白族巫舞及其流变［j］.民族艺术研究，1998，3.
{32}杨曦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9，2.
参考文献：
［1］吴学源编著.滇音荟谈——云南民族音乐［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2］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晴海.“白族音乐”——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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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人转音乐研究文献统计
1.1 期刊论文
对2014年以及之前的文章进行整理统计，共查找到学术论文63篇，2006年之前共17篇；2006年以后共有46篇。涉及的期刊有《戏剧文学》《北方音乐》《中国音乐》《戏剧之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音乐期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曲牌、唱腔研究、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等方面。
1.2 硕士论文
通过“中国知网”（）对2014年以前的硕士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0篇相关论文。分类如下：
（1）二人转音乐审美研究，共2篇：任佳颖《二人转艺术的审美特征》；李鑫宇《当代二人转审美特征与流变》。
（2）二人转唱法研究，共3篇：邢珊珊《浅论东北二人转的“咬字吐字”技巧及其特色》；苗艳《东北汉族民间小调演唱风格探析》；钱芳《二人转与二人台演唱方法比较研究》。
（3）现状研究，共2篇：李露《地方剧场二人转现状研究―长春市和平大戏院个案剖析》；于玲《二人转的调查与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例》。
（4）其他研究，共3篇：于宛冬《东北二人转研究》；王静《浅论二人转人物性格》；张静雅《论东北地方戏―以二人转为例》。
1.3 图书著作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著作，共检索到相关著作21部，主要有专著、曲集、集成词典、教程4类。
（1）专著类，共13部：那炳晨《东北二人转》；那炳晨，杨修生著《东北二人转》；冯娴著《东北二人转》；李玉珍著《二人转概论》；马力著《二人转舞蹈・中国传统民间舞蹈选》；冯光珏著《双年文录》；冯光珏与李明正，周来达共同编著《曲艺音乐》；耿瑛著《正说东北二人转》；曹保明，张洪江共同编著《泥土灵气・东北二人转》；刘振德主编《二人转艺术》；张成德主编《中国古今名书大观》；耿家林，张希玲著《二人转艺术文化研究》；颜培金，颜硕编著《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东北二人转》。
（2）曲集类，共2部：金士贵编写的《金士贵经典二人转作品集》和裘柳钦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曲选》。
（3）集成词典类，共5部：《中国曲艺志・黑龙江卷》；《中国曲艺志・吉林卷》；《中国曲艺志・辽宁卷》；《中国戏曲志・吉林卷》；田连云，崔凯主编《辽宁当代曲艺词典》；盛广志主编《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词典》。
（4）教程类，共1部：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民族民间教研室编写的《二人转音乐――民族民间音乐教材之三》。
2 二人转音乐研究
研究以期刊论文为主，同时也兼顾了部分硕士、博士论文和图书专著。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两个方面展开。
2.1 二人转音乐的起源探究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学界中的主要观点是源自萨满神歌，除此之外，还有起源于莲花落和东北秧歌两种说法。陈明大认为，“东北‘二人转’是萨满音乐的继续与发展”。他在《萨满音乐――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之源》中提到“二人转音返暮枚喟迩惶宓拇丛炀褪抢丛从谌满祭祀”。文中有三个例子：第一，“二人转”中的《红柳子》《秧歌柳子》来源于萨满的祭柳。第二，“二人转”中的四平调，来源于萨满神曲《烧太平香神歌》（跳家神），“十八调”中的其他曲调来源于萨满神曲《背灯调》《请神调》《接神调》《念杆子调》（萨满佛调）等等。第三，“七十二嗨嗨”源自于萨满神曲及萨满音乐中的《镶神词武嗨嗨》。韩立民，王冬岩对陈明大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二人转吸收了莲花落的众多曲牌，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改造之后，形成了地方化的新面貌。在《二人转唱腔与莲花落的渊源关系》中针对莲花落曲牌成为二人转唱腔之后的实际运用情况，分为了3种情况：第一，直接运用，即旋律、节奏、节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二人转之中的应用。例如，“最早形成的莲花落曲牌《喇叭牌子》，进入二人转之后，整体旋律框架未变，只是过门间奏采用了加花变奏。”第二，变化运用，即“增，减衬腔的应用”。例如，“二人转的主要唱腔曲牌《胡胡腔》，是以莲花落的商调式散花调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它与母曲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下句的衬腔，将原来的‘哩留莲花一朵梅花’改为秧歌中常用的虚字衬腔‘哎咳哎咳呀……’。”第三，“结构与起唱的借鉴运用，包括两分句结构运用，闪板起唱以及抒情与叙事曲牌的组合。”分别举例，如“《武嗨嗨・排字句》《红柳子・排字句》等，其上下句中的上句或下句旋律，均为两个分句，两小节句式。此种句式承袭了莲花落曲牌的结构形式”。韩立民与王冬岩虽通过大量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但杨朴认为，不能因为二人转中的曲目与山西等地的莲花落相近就证明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在《二人转的亲子鉴定――二人转起源于东北大秧歌而并非山西莲花落》中，他坚持认为，二人转起源于东北秧歌。他写道：“一种艺术被一种艺术吸收融合，是常见的文艺创作现象。莲花落虽然有很多曲牌被二人转吸收了，但却吸收了东北秧歌和东北民歌的曲调，不是以莲花落原本的形式直接进入。”而且通过二人转的曲目对比发现，从整体上看，二人转的曲目与东北大秧歌和东北民歌相符，与山西等地莲花落不符。
2.2 二人转音乐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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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艺术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可能产生新问题，对某些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专业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描述，乃至说服其导师级的学术同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不以年资论，而视其能否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学科研究。
本书的作者孟凡玉博士正是这批年轻博士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那论文封皮上写了他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这三个字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只是“跳”入了我的眼睛。我收下了这篇论文，仔细地看，然后答应参加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都提倡“十年磨一剑”，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位博士研究生，从学子到学者，也需要较长的蜕变时间。后来作者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比起专攻艺术学本身的学位，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扩充知识，反观以往。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作者重新解读和消化田野的时间，这样才能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作出从容的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两面而已，但从这份成果本身来说，我们又似乎在理论上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含有田野地点的内在知识，又拥有当地历史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的。不过，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过程中，提取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下，我重点就这方面谈谈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以往各学科还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民间艺术是一座保存地方、民族、语言、宗教和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在艺术学领域里，傩戏研究推进很快，钟先生还曾就傩戏面具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②。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傩戏。傩戏研究是涉及戏曲、民俗、宗教、音乐、舞蹈、绘画和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有各行专家的多种发表成果。本书作者的田野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已有前人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的书名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的一个叫“荡里姚”的村庄。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个案法。他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尤其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号，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得相当扎实。作为青年学者，他还将自己的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同时面对他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观点是将傩戏音乐表演与地方民俗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而产生的。他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论为基础，作了拓展研究。其实这种选题和研究路径不无冒险，但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搭建在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的资料系统上，建立了与导师不同的资料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事实证明，他将薛艺兵的理论给“荡里姚”化了，这就在他的领域里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说，在他的个案中，对“荡里姚”傩戏里长期传承的《孟姜女》剧本的傩戏音乐和民俗表演作了相当完整的调查研究，还对这部戏中的哩和装饰音乐作了精彩分析，这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孟姜女本来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经典题目，但从前它们关注的是孟姜女的文本，而不是孟姜女的戏曲音乐和民间宗教仪式。现在作者用音乐学理论之烛，照亮了这两个暗处，而且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都能接受，这就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如果是成功的，那就应该能够从中抽取出一般性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进而转为宏观层面上的讨论。我认为，根据作者的这本书，也结合考察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之值得关注，在于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文化价值。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民间艺术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其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作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不停滞地走进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灵活地融合，并产生能说服自己的集体性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
现代学者已习惯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民间艺术说得自娱自乐、排忧解难、热火朝天，其实它们有时也很孤独、狭隘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亮的烛光。民间艺术的表演活动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而言，是精神传承，也是物质化行为，同时是初级均质社会组织的活动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还起到流动性的链接作用，而这正是仪式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调查研究民俗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然后艺术学者往往使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对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民俗文化传承予以延伸解释。作者大量描述了“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的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的“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是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他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
当然，作者对民间社会的、非外来的、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是认同的，而这种认同又会使他的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艺术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没有矛盾的，作者的工作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新的理论格局。更宽泛地说，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文化，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就会非均质，而艺术学者正确地描述这种多元、差异和非均质的文化现象，就能发掘艺术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艺术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③。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已经并不可信。我们要问：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不停滞地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转型传承？而这正是艺术学和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放到日常生活中考察，补充民众对民俗表演的认知内容和地方民俗文化要素。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一旦留存下来，也已经历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个案的方法恢复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目前的问题是，田野调查者容易将所获得的历史上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并将之作为文本化的民间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表演活动。我们要说，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历史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由文本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活动造成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长度要符合该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回到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去。如果这时空间中的表演还在继续，那么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庙的时间。本书的民俗主体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出门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了，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外人与局内人对时空观念的理解的差异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和对艺术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某些学者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现在谈谈研究过程。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体会到了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进行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曾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因素，而不止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解释？我听了就明白，廖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出自他长期、复杂而深入的研究，而他在这种场合下提这个问题，还夹杂着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学术期待，因而承载了、超越了研究生实际业务储备的巨大科研信息量。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多年友好，钟先生了解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他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艺术是有不一般的眼光和深度的，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数年过去了，钟先生和廖先生均已谢世，而我仍记得当年廖先生的直面和友善，记得他的问题。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我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④。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初，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他负责的那一组，除了他，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都是他请来的本行的“八仙”。这几位作者个个业务精专，都能遵守结稿时间，交稿很快，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萧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口碑好，学问好，还擅长唱京剧，据说有精通音律的世传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招了乔建中这位音乐理论家的女婿。钟先生派我到萧先生家去“搬兵”，萧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过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我不用给他打电话，他每周一定来看我们，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来怎么办？万一他有事呢？不然您把他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 “我从来不打，他一定来，我没有他的电话。”如此“铁”的翁婿信任让外人无言以对。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低下叫乔建中为“乔老爷”。他还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⑤，里面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这部教材写了八年，我们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本书作者孟凡玉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教授，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知道的。有一首歌叫《传奇》，我与钟思第的见面也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第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还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顺便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制作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跑出去找他，但到了地点，人家又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答辩时，我才第一次与薛艺兵教授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第，我们好像早就是老熟人了。
由于与乔建中和薛艺兵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第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开辟的田野调查点作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第”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现在，他的新著的出版，不免让人回忆起这段研究路途上的长长的队伍。我想借央视一个栏目的名称《文化正午》形容此时的心情，因为“文化正午”能忆旧，也能望远，而学术创新的过程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孟凡玉著《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②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第39-5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
③（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lo Valk）《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董晓萍译，收入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第70―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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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1～2
5 “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国音乐》1986.2
6 试论巴托克对音乐民族学的贡献《音乐学丛刊》1986文化艺术出版社
7 汉族山歌研究《硕士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8 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中国音乐学》1987.3
9 中国民族音乐十年《人民音乐》1989
10 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民族音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0
11 曲牌论《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2 雅俗新辩《中国音乐年鉴》1991卷
13 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中国音乐学》1992.4
14 《下四川》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2
15 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当代中国・音乐卷》1993
16 甘肃、青海“花儿会”历史成因《音乐研究学报》台湾师范大学1993.3
17 “剑阁闻铃”腔词关系初探《乐府新声》1993.3
18 甘于寂寞 无声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献辞《中国音乐学》1994.1
19 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音乐研究》1995.3
20 试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中国音乐学》1997.2
21 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当代中国・音乐卷》1997.1
22 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1997
23 中国民族乐队创作四十年《人民音乐》1997
24 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
25 山东民歌论《中国民歌集成・山东卷：“山东民歌概述”》中国ISBN中心2000
26 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一个里程碑――对杨荫浏先生“实践一采集”学术思想的新解《中国音乐》2000.1
27 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音乐研究》2000.1
28 现代琴学论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3
29 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研讨会文集》2001人民音乐出版社
30 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的民族音乐创作简论《人民音乐》2001.8
31 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2 许常惠――两岸音乐学术交流之桥的搭建者《音乐研究》2002.1
33 一寸千思――纪念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人民音乐》2002.10
34 两句体旋律类型简论《音乐研究》2003.3
35 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2003.1
36 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的生存环境及其发展座谈会文集》2003香港
37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音乐与表演》2004.1
38 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音乐研究》2004.3
39 中国的鼓[日本]《自然与文化》第75期2004.3
40 自强不息再创未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献辞《人民音乐》2004.11
41 传统能给我们什么?――新世纪音乐教育改革再议《中国音乐》2004.4
42 一生谦谦百年安和――曹安和先生一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人民音乐》2005.3
43 南王四日――台东南王卑南族猎祭纪略(营地部分)《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44 站在民众的立场理解民众――《陕北民歌大全・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专著、文集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叹咏百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中国艺术音乐篇――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民歌经典鉴赏指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主编
《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1 990
《中国音乐年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91～1992
《典藏国乐大系》台湾风潮唱片公司1995～1999(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杨荫浏百年诞辰专辑等，共六集)
《中国音乐》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首届全国旋律学会论文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锣鼓》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国乐典藏》 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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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孕育了八千年的音乐文明，在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无数优秀的璀璨文化，其中民间歌曲就是一颗闪亮的明珠，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民间歌曲把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情，诠释的淋漓尽致。在民间歌曲的体裁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最基础、最典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以俭朴生动的艺术形式，丰富淳朴的表现内容，活跃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中，某种民族歌曲和某些地区的民间歌曲等名词出现时，经常会有含糊不清或混淆的现象，像“维族歌曲”与“新疆歌曲”，“信天游”与“山歌”，在大不分人们的印象中都是同一个意思，其实这种叫法是不专业不正确的。那么，民间歌曲和民族歌曲有什么区别？
一、中国民间歌曲的起源
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它源自中国原始乐舞，原始乐舞是最古老的歌、舞、乐三者结合的形式，民间歌曲含有原始乐舞的遗留成份。原始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通过模拟动作来进行狩猎、游牧、战争以及爱情，逐渐形成了原始乐舞的雏形。
民间歌曲从原始艺术萌芽发展而来，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的反映。自古历代皇帝与王公贵族们经常通过采风把民间歌曲加工改编为宫廷歌曲，使得民间歌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愈发的完美和成熟起来，《诗经》、《楚辞》无一不是民间歌曲的总集。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民歌，包括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等，无不从民间歌曲中汲取营养和素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间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触，像：敬酒歌、哭嫁歌、洗衣歌、采茶歌等等，它们那淳朴的表现风格，热情生动的表现形式，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当之无愧的音乐艺术之基础?。
二、民间歌曲的概念
周青青老师对民间歌曲的释意是：“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对民歌感兴趣的人在不同的书籍、著作、论文当中，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深度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更大的拓宽了人们了解民间歌曲的途径，也使得民间歌曲方面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
我认为民间歌曲，就是源自民间的歌曲。它是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诸多歌曲艺术形式的来源，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劳作过程中诞生，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文风俗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并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注入新的成份的歌曲形式，表达着人们最真实、最淳朴的情感，并有着独特的歌曲风格和地方特色。它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来源，并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口头传承的一种传统歌曲形式，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同时又情贯古今的艺术，是歌曲中的一颗“活化石”。
三、民间歌曲的特性
1.继承性。民间歌曲保存着历代生活的形象特征，积淀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因素。它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民俗活动紧密结合，世代相传，不断发展。
2.大众性。它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自娱性。它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自人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4.即兴性。它歌唱方式规范性不强，歌曲唱腔因人而异，随情而发。
5.适应性。它是以历史时代为背景，适应着潮流与发展，有着与时俱进的特点。
6.地域民族性。它受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和地域文化色彩。
7.口头性。它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且口耳相传的歌曲。
8.变异性。民间歌曲的曲调和歌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而有所变化。
四、中国民族歌曲的概念与特性
民族歌曲作为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性歌曲，这种在自己民族当中流传和发展的歌曲，就是民族歌曲。从狭义上讲，一个民族特有的或专有的歌曲形式，就是民族歌曲。民族歌曲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人文秉性和民族特质。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地理、气候、环境、习俗都各不相同，每个民族受这些因素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歌曲风格。
五、中国民间歌曲与中国民族歌曲的关系
在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聚居、杂居、交错居住的情况很多，日常生活中，民族一词习惯上多指少数民族。因此，民族歌曲也常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相应之下民间歌曲就成为汉族民间歌曲的代词了。
其实并非如此，民间歌曲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本身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反过来说，民间歌曲是由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歌曲所组成的，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并不是两个毫不相连的整体。正相反，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两者的含义虽不相同，但却同属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5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交织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歌曲文化，其中每个民族又以自己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风貌、人文景观、生活习惯，孕育出多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
在我们明确了民间歌曲和民族歌曲的概念与关系之后，可以得知，民间歌曲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同时民间歌曲又是民族歌曲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却并不矛盾。所以，当听人们把“新疆歌曲”叫做“维族歌曲”时，就可以判断这说法是不正确的。“新疆歌曲”严格地说，它包括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族民间歌曲。
结论：
中国民间歌曲形式多样，且生动优美。在民间流传的各民族歌曲都受大众的喜爱，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民间歌曲是一个大的歌曲范围，指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民族歌唱形式。民族歌曲指的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歌曲，两者含义虽不近相同，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歌曲中一些不适应时代精神的部分，会逐渐消失，而歌者们又会把新的认识和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使民间歌曲富有时代感与生命力，附和着时代跳动的脉搏。
我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可以让大家对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清晰。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运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使其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篇10
多年来,我国高校音乐专业为了开阔学生艺术视野,增加学生民间音乐文化的积蕴,普遍在实践教育课程中开设了田野采风内容。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到考察对象锁处的生活环境中去,了解特定区域民族的原始自然的生活状态,考察、学习和感受民族民间音乐,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底蕴,增加社会生活体验,田野采风已成为高校音乐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艺术实践教育内容。
一、田野采风的实践教学性质
实践教学课程是高校音乐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培养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不可缺少的方面。田野采风作为专业实践教学中的一个内容,它的教学目的主要是让学生零距离地接触民间音乐,在了解、学习和收集民族民间音乐的过程中,感触、体验和认识其中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我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形成了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在人类衍育、发展过程中与生来的情感文化,有在生产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作文化,有在社会融合与民间交往中形成的社交文化,也有对自然现象与各种灾难迷惑不解而产生的宗教文化。音乐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普遍的文化形式,紧紧地依附和融合在这些社会民俗文化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根植于民间、积淀于历史中的珍贵民族文化财富,既保留了朴实而单纯的原始人文因素,又体现着凝重而精深的民族历史沉淀,它反映了当地民众独特的生活情趣、审美观点与精神品质,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系统地学习了现代音乐理论体系,掌握了音乐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田野采风组织学生深入民间基层生活,通过接触色彩斑斓的民间音乐事象,体验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活动,领略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民间音乐文化特质,感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民间音乐的原生环境,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在感受原生态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提高了民族文化修养,激发了艺术创作灵感。在采风中所收获的考察成果,必将成为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及开展科研的重要素材与题材。田野采风是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学生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其收获也将是一笔有益学生终身的精神财富。从某种意义来看,田野采风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感情,甚至对他们艺术观念及民族文化认同思想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田野采风活动的实施
我国疆域辽阔,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各有不同,其文化形态的存在与发展千差万别。一方面大多数民间音乐存在于各种社会生活与约定俗成的节庆活动中,具有很广泛的群众性与广场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在传播的方式上多数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特别是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历史的推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少稀有乐种已经后继乏人,甚至濒临失传,其对采访进行有一定难度。因此,田野采风应首先对采风选题进行前期调研,制订周密的考察计划,让学生了解采风活动的目标、内容、作用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使学生提高田野采风的调查采访能力、拍摄记录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只有坚持执着的求索精神、细致的工作态度,作好必要的物质准备,才能持有较好地完成采风任务。
(一)田野采风考察内容的选题
田野采风的目的,就是客观深入地考察、体验、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文化。那么,在采风中考察什么内容,是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田野采风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民间音乐文化现象考察
民间艺术是民族的母体文化,是民间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主题产生的精神文明,是地方民族文化与审美意识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人类远古时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在与凶猛野兽的抗争中形成了强烈的群体意识,从原始部落狩猎捕获的狂欢到现代社会各种民俗活动的喧闹,无不体现了群娱群乐的广场文化特征。民间音乐文化现象主要是指在各种民间活动中,与音声有着直接联系的形式和内容。如民俗节庆活动中的歌会、歌节、歌圩以及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各种民间宗族、家族仪式中的音声;各种寺庙、道观及民间宗教活动中的音声;各种农事,务工活动中的音声等。采风可从这些民间音乐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程式,产生渊源、历史衍变、文化内涵、流传区域及传承方式等方面进行。
2.民间音乐文化形态考察
我国民间音乐艺术种类繁多,古往今来与人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民族的传统,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审美,民族的风情。民间音乐文化形态就是指民间音乐艺术的类型,有演唱类、演奏类、舞态类、曲艺类以及综合艺术等种类。在演唱类民间音乐形态的考察中,主要了解其歌种特征及产生渊源,演唱形式及声部组合,旋律特点及曲式结构,演唱方法及传承方式,流传曲调及各种谱本等;在演奏类音乐形态考察中,主要了解其乐器种类及相关文化,乐器构造及演奏技巧,乐器产生或传入年代,乐种类型及组合形式、传统曲牌及流传曲谱等;其他艺术种类则是重点考察其民族文化内涵与民间音乐表现方面的艺术特征。
3.民间音乐文化载体考察
千百年来,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音乐,以绵绵不断的生命力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承载着这些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各种民间音乐事象中的群体与个人,包括民歌演唱群体与歌手,民间音乐演奏乐社与乐手,民间歌舞表演群体与艺人,以及其他民间艺术种类表演群体与个人。田野采风应重点了解地方各种民间音乐表演组织的创办时间和背景,主要成员与活动方式,组织结构与活动内容,班社的艺术风格与表现特色,技艺特点与传承方式,收藏实物及音乐资料。民间艺人的采访主要了解其从艺历史及师承授徒情况,掌握技艺的门类及技艺特长,个人表演风格及艺术成就,主要历史贡献及社会影响,艺术生涯代表作及保留曲目,收藏传谱及艺术器具,重要演出与获奖情况等。
(二)田野采风的采访方式
强烈执着的求知欲望,敏锐科学的观察能力,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田野采风的行为要求。只有不辞辛苦、不畏艰难深入采风地,真诚地以传统为师,进行认真细致的实地考察,才能获得真实、生动的第一手考察资料,达到采风活动的目标。
我敫髅褡宥嘧硕嗖实慕谇旎疃往往带有强烈的人文因素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最具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民间音乐就生成在这些民俗活动之中。集体考察是采风活动最常用的方式,它能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既节约经费又能获得最好的考察效果。学生身临其境,零距离地体验民俗活动的感人场面,感受乡土音乐艺术的无穷魅力,更能体会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激励他们努力探索民间音乐的热情。
面对五彩缤纷的民间音乐文化,考察者的关注视线与兴趣是不一样的,要满足采风者的不同要求,小组采风是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可在总考察项目中分出若干子考察项目,进行分组并成立相应的组合机构,拟出子考察项目的采访内容与采访计划,达到深入探究、各得其所的采访目的,共同完成采风考察任务。
三、田野采风成果的整理与展示
经过田野采风,学生对民间音乐的了解与感受,对采访对象资料的采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收获。要很好地整理与总结采风成果,以便今后的学习与研究使用,这是采风活动重要的后续工作,也是高校音乐专业艺术实践课程教学成果的体现。
(一)采风资料的梳理与建档
采风资料的梳理与建档要经过整理资料和处理资料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整理采风现场采集的各种原始资料与档案;后一阶段将这些资料进行技术性处理,以便整理成终端性的档案材料。
民间音乐文化的文字资料是采风成果整理、建档的基础,包括采风中收集的原始材料及采访笔录资料。要按照民间音乐类型分门别类进行建档,并按乐种事件产生的年代、历史记载、社会背景、传承方式、发展现状进行整理和造册登记。对尚欠缺部分记录在案,以便日后再行补足。
民间音乐乐谱的收集是田野采风的重要内容,包括民间保存的乐谱手抄本、复印件和拍照图片。可根据乐种分经典曲目、一般曲目、失传曲目来整理,收集表格填写内容有乐种类别、记谱种类、演奏要求、采集地、流传区域、传谱人、抄本年代、收集人及收集时间等。在整理中尽可能将乐谱中的速度标记及各种演奏技巧符号重新订正并标注准确。为保证收集资料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使用音高测定器或电脑记谱软件进行测定和重新记谱。
田野采风中拍录的图片和音像也是珍贵的收藏资料,它客观地记录了采风的实况,特别对一些老艺人或濒临失传乐种的录音录像尤为重要。要注意整理音像资料的技术性问题,尽可能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能够长期保存。可存放教学单位的资料室或电子阅览室,让更多的师生得以资源共享。如能长期持之以恒,势必成为学校甚至地方不可多得的地方民间音乐文化之库。
实物也是采风活动材料收集的内容,在民间音乐文化活动中使用的乐器、道具等都是采风实物采集的重要物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乐种与其特有的乐器是分不开的,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把乡土乐器原件收集上来,以供日后研究使用。如收集确有困难,也可详细了解其乐器构造、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以便仿制。对采集的乐器、道具、服饰等实物应进行消毒、除霉、保洁,使之能长期保存。
(二)撰写民间音乐文化考察报告
认真做好考察总结是田野采风后续工作的重要任务。采风结束后,应按照采风计划上的具体内容,在认真整理采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考察总结,其中包括总考察项目及子考察项目的总结。对民间音乐文化个案的考察分析,应从其民间音乐形态的历史与现状、传承与流变、挖掘与保护、发展与利用等方面的情况撰写考察报告,事件要求真实,数据要求准。对民间艺人个人调查可从其从艺生涯与艺术成就,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进行专题考察报告。学生也可对采风活动的体会与收获进行总结,作为个人参加采风教学实践活动评价的依据。
(三)举行采风成果汇报展演
田野采风收集的资料经过整理后,以汇报展出的形式向广大师生展示,是一种很好的总结方式,一方面让参与者重新回顾采风活动过程,加固学生在采风中引发的民间音乐感受与情感;另一方面能扩大采风活动及收获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共享采风成果。将拍摄的各种采风照片整理编辑后,加以简要的文字说明,出版采风活动宣传版报;将采风中采集的民歌、民间舞蹈、民间器乐、民间曲艺等民间艺术,经过重新编排,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原生态地展示,使采风者通过自己的表演加固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感受,也让更多未能参与采风的师生分享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四、田野采风的后续研究
(一)积极围绕采风题材开展科研活动
经过田野采风,许多关于民间音乐的问题必然会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其中一些具有探究价值的题材也会让他们萌发研究兴趣,因此,要引导学生田野采风结束后积极开展科研工作。音乐论文是音乐学术研究的主要载体,是传递和储存信息,传播与普及音乐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的流通形式。学生的专业理论与学术水平的提高,是通过论文的写作得以实现的。在田野采风活动中,学生零距离地接触民族民间文化,无论是民间音乐的表现艺术或文化内涵都在感动着他们,不少历史悠久、深藏民间的地方音乐需要人们去挖掘,去研究,因此,选择采风活动中引发的研究问题,是高校音乐专业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很有价值的题材。
(二)充分利用收集素材进行艺术创作
挖掘学生艺术潜质,启迪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是高校音乐人才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构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采风活动结束后,学生把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带进专业课堂教学,将采风活动中采集的民间音乐素材充分应用到歌曲写作课程的实践中去,将会拓宽学生艺术创作的题材,激活了学生创新思维的灵感,使他们的音乐作品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民族气息,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我国许多民间艺术形式本来就是歌与舞联系在一起的,在歌中舞,在舞中歌是不少民族民间艺术的特点。经过田野采风,琳琅满目的民族舞蹈艺术还给学生的舞蹈学习与创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其鲜明的舞蹈特色、丰富的舞蹈语汇为专业舞蹈形体教学带来了艺术借鉴,也为师生的舞蹈创编带来了创作的启迪与题材的拓展。
结语
田野采风是高校音乐专业学生四年大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走出校门、亲近大自然、触摸民间音乐文化的实践活动。它在拓展学生艺术视野、转变学生文化观念、树立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信念、加固对民族母体文化的认同、增强自身艺术素质与民族文化素质底蕴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田野采风给他们的大学生涯留下难忘的印象,使他们带着被唤起的全新信念走向未来的人生。田野采风活动也给高校实践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给音乐专业的学科建设与课堂教学带来新的动力,从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朝着学科专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静芳. 乐种学〔M〕.华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
篇11
民间音乐保护的基本模式就是收集、整理、研究、传承，它们常常由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人员来完成。在保护和传承方面，涉及到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以及各级传承人，具有不同的难度。在保护的同时，传承也十分重要，从总体看，传承可以分为较专业的传承和普及型的传承。按照目前中国式的传承方式，一种就是相对传统化、较原始式的表演，另外一种就是新创作式的表演，即旧瓶装新酒，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很普遍，这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的一种标志性形式。近几年，在许多地区，利用中小学校进行一些普及型的传承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运用，即让学生表演传统的音乐，但常常已有大量的改变，因而也只是一种局部的、片段式、形式化的传承。“非遗”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在今天已十分艰难，历史上的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已逐渐消失。人们常常将保护与传承一起陈述，事实上这二者之间在具体操作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区别对待。
如果说保护就是将“非遗”材料收集、整理、出版的话，那么传承的问题则要困难许多，目前在许多地区都面临这样境遇。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定要传承？今天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已天壤之别，客观上有许多“非遗”项目很难传承；即使一些今天看来似乎还能传承的项目其实很快就会中断，这也符合这些文化遗产的自身生存规律。而目前大量的伪传承、假传承，事实上是走向了传承的反面。
二、保护和研究层面
目前主要的“非遗”活体的保护力量主要是文化机构和基层文化干部，而且后者是保护的主体力量，是具体的工作者。但客观地说，其中的一部分是流于形式，只是应付前者下达的任务。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较多，首先在许多地区，“非遗”的内容和项目并未得到理解和尊重，缺少具备基础知识专业的人员，基层文化干部的编制性质、经济待遇、专业知识均有多种问题，另外行政结构的多层次使保护经费的大量流失，导致经济杠杆缺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非遗”的第一级保护，使得基层的具体保护不能真正落实，举步维艰。
当“非遗”成为某种项目或课题时，相应的研究也会开展，研究者有文化干部，也有高校教师，特别是后者，他们是目前“非遗”研究的主体力量。但由于“非遗”研究其实是一份专业性十分突出的工作，因此研究质量难以保证。目前的理论研究者较多，但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与最基层的文化干部之间缺少联系，与“非遗”缺乏应有的情感沟通和联系，即使是采风也是走马观花式，只是将“非遗”作为科研的项目，而不能真正体验“非遗”生存的历史感、空间感，因此难以真正接近“非遗”，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它们；另外研究者自身缺少必要的学科训练，只是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音乐材料的基本分析、传承人的口述采访等等的综合，结论所面对的非遗项目。这样的研究方式目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非遗”的保护方式之一是活体保护，也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根据“非遗”项目的性质、成就，以及专业水平而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客观的说，目前现存的传承人基本上还曾经得到过真正“非遗”传统的传授，也就是得到过真传的，以后将很难再有这样的传承人。针对目前各种观点和情况，对各级传承人进行音像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发展和传承的任何观点也不冲突。但这样的音像资料收集应该由一个相对专业和规范的机构部门来完成，审核的程序很重要，所以设立完善的制度十分必要。
三、研究性保护
在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形式中，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针对民间音乐的多元组成，研究者们一般关注音乐遗产中的基本理论、民歌歌种（准歌种）、器乐乐种（准乐种）、戏曲剧种、说唱曲艺曲种、宗教祭祀类的仪式音乐，另外还有相当的研究则关注与这些民间音乐相关的民俗、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研究方法方面，一种是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手法为主，即重视“非遗”的音乐形态的研究认识，一种则是以民族音乐学的方式进行，即重视“非遗”中的音乐对象与文化、历史、民俗、仪式等元素的关系。二种研究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目前音乐类“非遗”研究范围在涉及面较宽的局面下带有某些不平衡：一是民族范围不均衡，即汉族地区居多，少数民族的研究少，原因是少数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困难、方言复杂、研究者科研经费少、时间缺少、研究周期长、少数民族地区科研力量缺少等；二是地域不均衡，平原地区多，山区少；三是体裁不均衡，声乐形式多，器乐体裁少；特别是关注民歌类的多，戏曲说唱类的少；四是具体音乐形态关注少，关心民俗的多；五是关注目前生存状态的多，对其历史功能认识的少；等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门著作、各级课题论文、研究生及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等形式。
目前学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音乐类“非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级文化部门定期举办的“非遗”新项目评选、新传承人评选，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艺术研究学会、高校等学会部门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与许多研讨会一样，这样的会议常常是将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但事实上很难交流，发言者一般是自说自话，与会者也很少了解其他的“非遗”项目，所以一般只能起到信息互通。所以现在常常设定会议的主题，从而使得每一个问题的认识得以交流、上升，以获得一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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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在使用“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某种民族歌曲和某些地区的民间歌曲等名词时，经常会出现含糊不清或混淆的现象，像“维族歌曲”与“新疆歌曲”，“信天游”与”山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叫法是不专业和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民间歌曲，它又和民族歌曲有什么区别呢？
一、中国民间歌曲的起源
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因为民间歌曲源自中国原始乐舞，原始乐舞是最古老的歌、舞、乐三者结合的形式，民间歌曲含有原始乐舞的遗留成份。原始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原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通过模拟动作来进行狩猎，游牧，战争以及爱情，逐渐形成了原始乐舞的雏形。
民间歌曲伴随着人类劳动而来，自古就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之说，这便是反映原始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的歌舞。民间歌曲从原始艺术萌芽发展而来，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的反映。自古历代皇帝与王公贵族们经常通过采风把民间歌曲加工改编为宫廷歌曲，使得民间歌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愈发的完美和成熟起来，《诗经》、《楚辞》无一不是民间歌曲的总集。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民歌，包括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等，无不从民间歌曲中汲取营养和素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间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触，像：敬酒歌，哭嫁歌，洗衣歌，打硪歌和采茶歌┈┈等等，它们那淳朴的表现风格，热情生动的表现形式，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当之无愧的音乐艺术之基础 。
二、民间歌曲的概念
周青青老师对民间歌曲的释意是：“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对民歌感兴趣的人在不同的书籍、著作、论文当中，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深度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更大的拓宽了人们了解民间歌曲的途径，也使得民间歌曲方面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
我认为民间歌曲，就是源自民间的歌曲。它是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诸多歌曲艺术形式的来源，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劳作过程中诞生，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文风俗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并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注入新的成份的歌曲形式，表达着人们最真实、最淳朴的情感，并有着独特的歌曲风格和地方特色。它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来源，并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口头传承的一种传统歌曲形式，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同时又情贯古今的艺术，是歌曲中的一颗“活化石”。
三、民间歌曲的特性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歌曲也随着社会在不断发展、前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
1、继承性。民间歌曲保存着历代生活的形象特征，积淀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因素。它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民俗活动紧密结合，世代相传，不断发展。
2、大众性。它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自娱性。它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自人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4、即兴性。它歌唱方式规范性不强，歌曲唱腔因人而异，随情而发。
5、适应性。它是以历史时代为背景，适应着潮流与发展，有着与时俱进的特点。
6、地域民族性。它受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和地域文化色彩。
7、口头性。它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且口耳相传的歌曲。
8、变异性。民间歌曲的曲调和歌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而有所变化。
四、中国民族歌曲的概念与特性
民族歌曲作为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性歌曲，这种在自己民族当中流传和发展的歌曲，就是民族歌曲。从狭义上讲，一个民族特有的或专有的歌曲形式，就是民族歌曲。民族歌曲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人文秉性和民族特质。转贴于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地理、气候、环境、习俗都各不相同，每个民族受这些因素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歌曲风格，比如：蒙古族的歌曲。从音乐节奏特点上看，长调或短调是区别蒙族民歌的特点。这是因为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长期的马背生活，养成了他们歌唱的习惯。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苍穹，则形成了蒙族民歌节奏自由、曲调有偿、深沉委婉的特点。蒙族人民诚实、淳朴、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决定了蒙古族民间歌曲“粗犷、沉稳”的风格。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构成了蒙古民族歌曲特有的语汇，同样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使得民族歌曲形成了具有个性化、人文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风格，而这样的风格特点成为民族歌曲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五、中国民间歌曲与中国民族歌曲的关系
在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聚居、杂居、交错居住的情况很多，日常生活中，民族一词习惯上多指少数民族。因此，民族歌曲也常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相应之下民间歌曲就成为汉族民间歌曲的代词了。
其实并非如此，民间歌曲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本身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反过来说，民间歌曲是由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歌曲所组成的，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并不是两个毫不相连的整体。正相反，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两者的含义虽不相同，但却同属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5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交织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歌曲文化，其中每个民族又以自己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风貌、人文景观、生活习惯，孕育出多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
在我们明确了民间歌曲和民族歌曲的概念与关系之后，可以得知，民间歌曲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同时民间歌曲又是民族歌曲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却并不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当听到人们习惯的把“新疆歌曲”叫作“维族歌曲”时，我们就可以判断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新疆歌曲”一词，严格地说，它是新疆地区包括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族民间歌曲。像：塔吉克族歌曲、哈撒克族歌曲、维吾尔族歌曲等等。它们在音乐、节奏、风格上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
作为音乐工作者，应不断的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知识，发掘民间歌曲中更深层的文化。使民间歌曲在中国歌唱文化事业中蓬勃发展，成为闪光的艺术精品。
结 论
中国民间歌曲形式多样，且生动优美。在民间流传的各民族歌曲都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它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民间歌曲是一个大的歌曲范围，指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民族歌唱形式。民族歌曲指的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歌曲，两者含义虽不近相同，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歌曲中一些不适应时代精神的部分，会逐渐消失，而歌者们又会把新的认识和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使民间歌曲富有时代感与生命力，附和着时代跳动的脉搏。
我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可以让大家对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清晰。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运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为中国民间歌曲的发展与壮大尽微薄之力。使其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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