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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世界人民了解到内蒙古丰富的旅游资源,如何让内蒙古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就是需要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宣传工具,以这个宣传工具带动提高整个内蒙古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在内蒙古众多的旅游资源中,既具有独特性,又有着极高知名度的旅游资源只有昭君文化旅游资源。从历史渊源上来讲,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传奇女子,一个被冠以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历史名人,一个为汉匈两个民族带来近百年和平安定的英雄人物,以此足够具有吸引力和特殊性。纵观中外历史,如昭君一般的女子寥寥无几,可知她独具的特殊性。从影响力上来讲,从古至今赞美凭吊昭君的诗词歌赋从未减少,近些年,随着影视业的发展昭君的形象以影视剧话剧等形式体现,在影响上昭君文化具有广度和深度上的优势。从文化融合上来看,昭君代表着纯正的大汉文化,来到匈奴(今内蒙古地区)与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体现出特殊的文化融合和多元文化的魅力。以昭君文化的广泛影响力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将草原文化一并推向世界。可以说草原文化和蒙古族文化孕育了昭君文化的特殊性,而昭君文化又成功发展继承了草原多民族文化的内涵,两者互为促进一同发展。借此将内蒙古的自然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一同奉献给全国和世界人民。让他们在感受昭君千年傲骨壮魂的同时体验着内蒙古的青草蓝天白马蒙古包,感受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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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各层次评价因子的权重,首先,请文化资本与旅游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旅游产品的经营管理者以及游客,采用1~9标度法,对位于同一层次的各因子间相对于其上一层次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问卷评分,并构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判断矩阵;然后,用数学方法得出每个层次判断矩阵中各因子的权重;最后,通过各层次权重的组合,得到全部因子相对于目标的权重)。问卷调查期间从2012年4月到9月,共计发放调查问卷290份,收回调查问卷226份(回收率77.93%),其中有效问卷179份(有效率79.20%)。具体的评价因子权重如表1所示:在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因素中,文化载体的权重为0.0318,文化内容的权重为0.1230,文化精神的权重为0.3689,文化价值的权重为0.4763。这说明在文化资本的四层次模型中,由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四个因素之间的由表及里关系,使得其重要性也依次递增。因此,文化价值作为文化资本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
(一)文化载体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载体的权重层中,新颖性和观赏性的权重都是0.1390,而体验性的权重是0.7221。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体验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上一定要强化体验性,这是使得文化能够真正成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之灵魂的关键。具体的,在新颖性的权重层中,地方性的权重是0.0521,民族性的权重是0.1563,稀缺程度的权重是0.7812,地方性的权重是0.0104。数据表明在新颖性的构成因素中,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稀缺程度、民族性、地方性和可替代性。在观赏性的权重层中,优美度的权重是0.6923,新奇度的权重是0.0769,和谐度的权重是0.2308。数据表明在观赏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优美度。在体验性的权重层中,体验性的权重是0.0759,参与度的权重是0.8483,多样性的权重是0.0759。数据表明在体验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度。
(二)文化内容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内容的权重层中,真实性的权重是0.2308,积极性的权重是0.6923,广泛性的权重是0.0769。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积极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的文化主题的定位上要强化积极性。具体的,在真实性的权重层中,历史记载的权重是0.0428,文化渊源的权重是0.1284,广为人知的权重是0.8288。数据表明在真实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广为人知。在积极性的权重层中,增长见识的权重是0.2561,开拓视野的权重是0.2878,净化心灵的权重是0.4561。数据表明在积极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净化心灵。在广泛性的权重层中,知名度的权重是0.4561,美誉度的权重是0.4561,市场占有率的权重是0.0878。数据表明在广泛性的构成因素中,知名度和美誉度居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三)文化精神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精神的权重层中,道德性的权重是0.2768,激励性的权重是0.302,先进性的权重是0.2653,融合性的权重是0.1559。数据表明在文化精神的构成因素中,激励性是最重要的、之后依次是道德性、先进性和融合性。具体的,在道德性的权重层中,言行习惯的权重是0.0769,公德意识的权重是0.6923,法规意识的权重是0.2308。数据表明在道德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公德意识。在激励性的权重层中,振奋人心的权重是0.2500,陶冶情操的权重是0.7500。数据表明在激励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陶冶情操。在先进性的权重层中,与时俱进的权重是0.2052,符合心理需求程度的权重是0.7948。数据表明在先进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符合心理需求程度。在融合性的权重层中,地区融合性(国内)的权重是0.7500,中外融合性的权重是0.2500。数据表明在融合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地区融合性。
(四)文化价值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价值的权重层中,传承性和教化性的权重是0.4561,而资源价值的权重是0.0878。这说明在基于文化资本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文化的传承和教化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是根本。具体的,在传承性的权重层中,文化传承的权重是0.4561,可持续性的权重是0.4561,文化创新的权重是0.0878。数据表明在传承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与可持续性。在教化性的权重层中,人生观的权重是0.5000,价值观的权重是0.5000。数据表明在教化性的构成因素中,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重要。在资源价值的权重层中,文化保护的权重是0.7548,文化积累的权重是0.1949,市场前景的权重是0.0503。数据表明在资源价值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保护。
三、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都是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状况不同方面或侧面的反映,为了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下面以多目标线性加权法为基础,结合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实际状况,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E=∑n1k=1Bk·∑n2j=1Ckj·∑n3i=1(Dji·Pi{[]})×10.其中,E代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综合得分值;Bk表示评价综合层k的权重;Ckj表示评价综合层k中评价项目j的权重;Dji表示评价项目j中评价因子i的权重;Pi表示评价因子i的评分;n1表示评价综合层中评价指标的数目;n2表示评价项目层评价指标的数目;n3表示评价因子层中评价指标的数目。由于综合评价模型的满分是50分,所以,可据具体得分将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划分为五个评价等级:得分如果高于40,为I级;得分如果在30到40之间,为Ⅱ级;得分如果在20到30之间,属Ⅲ级;得分如果在10到20之间,属Ⅳ级;得分如果低于10份,属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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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涵深厚的茶礼茶俗。茶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之处在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嗜茶的人更是到了“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所以茶文化它更多地体现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在福安,茶以一种文化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中,它不仅是解渴的饮料,更是一种厚重的礼仪。大年初一喝“过年茶”,新娘过门喝“新娘茶”,亲人出门喝“出行茶”。福安广泛流行“茶哥米弟”之说,有客来先敬茶后吃饭,生活中称“喝茶”为“食茶”,表示茶似饭食,一日三餐不可无。福安茶与婚姻的关系密切而独特,男子在向女子求婚的聘礼中要插上一枝茶枝,聘礼中带茶枝表示今后家庭兴旺,茶树又是一种独特的植物,茶树开花的时候其茶子还在树上,叫做母子见面,寓意今后儿孙满堂;女子在出嫁的嫁妆中要放入几粒茶子,古有“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不可复生也。”用茶以寄寓,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从一而终的儒家道德观念,也体现了中国青年男女祈求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美好祝愿。
3、旅游资源丰富。福安旅游资源丰富,省级风景名胜区白云山风光秀美,其南部的第四纪古冰川遗迹——冰臼群是我国低纬度地区保存最多、最好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保存完整的廉村宋代古城堡建筑群、神秘古老的瓜溪“活化石”刺桫椤、古朴奇特的柏柱洋明清古民居、别具风情的溪塔葡萄沟、绚丽多彩的仙岫畲族风情以及闽东苏维埃旧址构成了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是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
4、当地政府大力引导和支持。福安市重视坦洋工夫茶文化的传播与茶经济的发展,在加大对“中国茶叶之乡”、“坦洋工夫”红茶品牌的宣传力度的同时,致力推动坦洋工夫品牌与中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交流,推动东方文化的传播,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借茶文化办旅游、以旅游助茶业发展”已成为有关部门的共识,包括茶博物院、乌龙茶都、畲乡茶艺表演队等在内的一批与茶叶相关的景点和节目相继形成,为茶文化旅游创造了条件。近两年来,坦洋村已经投资1000多万元完成主题公园、横楼民宿文化茶博馆等工程的建设,“坦洋工夫”生产性非遗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9月1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关于提升现代茶产业发展水平六条措施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和主管部门大力挖掘、弘扬茶文化,积极开展茶事、茶艺活动。支持茶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开发推广茶园生态观光游和茶文化体验游。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借鉴其他产区的先进经验,不断增强茶产业竞争力。
(二)劣势(Weakness)
1、高质量茶文化人才较为缺乏。茶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茶知识,还得掌握旅游知识,做到在旅游服务中能将茶文化融入旅游景点中,茶景相融。当地政府虽然抓住茶文化旅游这个旅游热点来推进福安市旅游业发展,但与之相关的茶文化人才从业素质不够高,相对较为缺乏。福安茶文化旅游的大力推广和稳步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支撑,人才的缺乏导致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程度不高,个性化不强。
2、茶文化旅游的开发程度较浅。福安市茶文化旅游多集中于坦洋村,多是对环境资源进行观光式的浅层次开发,缺乏针对深层次内涵式产品的开发,未能在业内打造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和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茶文化旅游是主题性旅游,但多数茶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没有融入到福安特定的地域文化中,难以展现历史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观光型的茶文化旅游使得游客走马观花,停留时间短,未能将茶文化传播出去,也未能最大程度地对当地旅游产业进行开发。
(三)机会(Opportunity)
1、借海峡西岸经济区之东风。中国政府批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政策支撑。自“十一五”规划以来,海峡西岸经济区获批,为福建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作为福建的产茶中心,福安借助此次政策东风,吸引外资注入,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各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茶文化、畲族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
2、借力福建自贸区,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而福建自贸区则突出对中国台湾自由贸易将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福建与台湾在交流上具有多种优势,主打两张特色“牌”即对台和生态。福建省内交通方便,温福铁路、福厦铁路等多条铁路对福安市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而台湾茶文化发展迅速成熟,通过福建自贸区的建立,加强闽台茶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以对台为特色的茶文化旅游。
(四)挑战(Threat)多数茶文化旅游资源单体差异不大,旅游资源类别少,造成茶文化旅游系列内各景区景点内容相似,这就决定了茶文化旅游区域间的可替代性,容易导致区域间同质旅游产品的竞争。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全国各地将出现大量同质性的茶文化旅游景点,进一步加剧了茶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福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福建省内其他市而言较为落后,丰富的茶文化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从业人员及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等跟不上旅游业的发展。因此,与北部的浙江、南部的安溪、武夷山等拥有知名品牌的茶叶大省市相比竞争压力较大,茶文化旅游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福安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
(一)整合旅游资源,树立大牌意识
福安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整合旅游资源,将茶文化和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属于福安自己的茶文化旅游。加强红茶的品牌建设,借鉴立顿红茶、大红袍、铁观音等国际品牌的经验,树立大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有影响力的福安茶叶品牌。
(二)加强区域联动合作,多元化品牌宣传
在区域合作上,一方面要加强省内各市茶文化旅游的合作,联动发展,打造茶文化旅游区,共创区域旅游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强省与省之间茶文化旅游的合作,在福建茶文化旅游线路的基础上打造精品线路,实施客源共享。在旅游营销方面,可利用网络平台如新浪微博,淘宝以及其他茶叶专门网站等方式宣传茶叶产品和茶文化。同时,通过举办一系列茶文化赛事、活动等措施,加强茶文化旅游的宣传,努力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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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四川省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被称作阳光花城,座落在四川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自1965年建市以来,城市建设已形成规模,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独具风味的饮食,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成为攀枝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文化的翻译工作是使对外宣传资料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 也是一个城市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体现。如何让攀枝花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攀枝花, 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扩大对外交流和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攀枝花市独特旅游资源的英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将极大地促进攀枝花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由于中英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差异表现在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及风俗习惯等中英旅游文本在提供信息方面亦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在功能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英旅游文本的不同点,,旅游文本的翻译应以游客为中心,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最终达到旅游文本的诱导目的。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直译、增译、省译、类比等,以期增强旅游文本译文的可读性,最终有效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
一、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
攀枝花地处攀西裂谷中南段,属浸蚀、剥蚀中山丘陵、山原峡谷地貌,山高谷深、盆地交错分布,地质构造复杂,森林覆盖面积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广,裂谷、温泉、溶洞、瀑布和河流比比皆是,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对于对于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方面,张沉香(2007)对于术语的国际化, 提出应“适当加大音译比例”,“促进国际合作和科技发展”。
音译不仅能够达到简洁和透明的作用,还是保存源语文化的最佳途径。尊重术语体现的文化而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也是现代术语翻译的一个趋势。以攀枝花地理地貌“喀斯特”为例,就是采用的音译方法现已被学界多接受,然而它却曾被中国学界采用意译的方法改译为“岩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世纪初由中国学者确定的“天坑”,即西方地理学学术话语中的“特大型塌陷漏斗”所描述的地理样貌,在攀枝花也是数量众多,大小不一。2005 年起,“天坑”这一定名获得了国际喀斯特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汉语拼音 “tiankeng”开始国际通用“喀斯特”在中国和 “tiankeng”在国际学界的最终被接受,这体现了两个属于名词文化内涵的保留,以及音译在学术文化界的认同。
攀枝花非常有名的“格萨拉生态旅游区”主景区距泸沽湖116公里,距丽江376公里,沿省道216线(稻攀路)前行可达稻城、亚丁,景区景观由天坑地漏、岩溶景观、高山草甸和彝家风情等组成。关于“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英译资料“Gesala Ecotourism Area as a part of the Golden Triangular Tourism Area of Daocheng, Lijiang and Panzhihu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ure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该译文首先介绍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地理位置位于稻城,丽江和攀枝花旅游金三角,位于川滇两省的交接处。 “ It is not only the south gate of the Great Shangri-la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unshine Ecotourism Area in west Panzhihua City.” 此句则强调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重要性,为中国大香格里拉的南大门, “the south gate”则运用了英语中隐喻的修辞手法 “metaphor” ,非常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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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境内,居住着占总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数民族,相对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区,罗平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太强的优势,但在滇东依然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罗平各民族服饰、节庆活动、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
1.多样化的民族节庆活动文化。
节庆活动是每个民族的民俗与文化集中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区域和人文特色。罗平除了汉族传统节日外,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文化。如布依族的对歌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祭山节,苗族的踩山花节等,无不体现着群体的参与性,又呈现着差异性,以及狂欢性,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因此,“节庆的组合与协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开发民俗节庆旅游,不但能丰富区域旅游资源,还能从文化内涵上传播当地形象。
2.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罗平在饮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罗平独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盛产黄姜、白果等“三白三黄”特产;其次,形成一些有特色菜肴,如白果炖猪脚、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靓白薯等;第三,地方小吃风味浓郁,如卷粉、凉粉、面蒿粑粑等,也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旅游产业开发资源。旅游目的包括了休闲、娱乐、度假,为此,良好的食宿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打造出独具特色、物美价廉的风味佳肴,将进一步丰富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的韵味。
3.丰富的民族音乐舞蹈。
罗平民间有着花灯等艺术形态,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大量的民族音乐舞蹈。如,布依族的蚂螂舞、竹竿舞等,彝族的山歌小调、“跳把式”、“箩箩舞”、“摆马”舞,苗族芦笙舞等。每逢节庆、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各族男女盛装云集,或对歌,或舞蹈,体现出别具风味的民俗传统,对开发旅游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4.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服饰就是形象的史书”,罗平的彝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服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景观,也是一种形象的史书。在民族服饰文化中,布依族的蜡染,布依族和苗族的手工刺绣,体现了各民族的审美与精湛技法,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开发为民族特色的旅游工艺品。所以,民族文化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罗平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罗平县委政府、旅游文化部门注重开发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先后举办了油菜花节、开发了多依河布依族文化景区,建设了布依族风情园等,在旅游业发展与旅游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罗平成为滇东的旅游精品与代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罗平旅游文化建设在深入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民族文化旅游精品不多。目前,罗平布依族文化旅游已初具成形,多依河景区已较成熟,进入景区品质转型升级阶段,但布依风情园还未展现旅游功能,长底乡还需要开发打造。同时,旧屋基、鲁布革等地彝族、苗族文化资源也需要开发打造。因此,民族文化旅游显现得过于单一,大大制约了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的彰显。其次,民族文化体验、参与性项目太少。罗平旅游总体上仍偏向于自然生态观赏,文化旅游形态较为单一,加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分散,资源挖掘深度和整合利用不够,文化体验、文化休闲娱乐项目极少。再次,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规划布局与整合发展滞后。随着经济观念的转化,一些民族村落自发开发了许多旅游、休闲项目以发展经济。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加之利己观念意识主导,忽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导致旅游项目重复建设,特色不突出。同时,民情风情旅游,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旅游品牌效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大打折扣。第四,民族文化旅游工艺产品水平不高。虽然布依族制作了竹制风车、水桶、水车等民族工艺品,但由于文化意蕴挖掘打造还不足,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因素,整体上罗平的民族特色文化商品和旅游工艺纪念品水平不高,缺乏观赏性、收藏性的文化旅游工艺产品。
四、罗平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
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枯竭和消亡。因此,罗平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政策与机制,全面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只有盘清家底,为旅游规划部门提供现实依据,才能确定哪些需要拯救和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如何开发。
(二)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
旅游业在开发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时,也会给民族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满足游客“猎奇心理”而交易化,过度“文化表演”而庸俗化,甚至因经济需求而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因此,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才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罗平的民族文化基础不厚,生态脆弱,如果急功近利、过度包装,则会颠覆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改变其文化结构与生态环境,那么,要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就会力不从心。所以,罗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定位为休闲、体验的生态文化,结合新农村建设,通过民族村落休闲项目,让旅游者更多地滞留罗平,引导游客参与、体验罗平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加速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罗平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民族文化旅游受制于山区交通,因此,改善民族地区旅游交通设施是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条件。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一是结合罗平区域位置条件,联通昆明、广西、贵州交通,拓展旅游辐射空间;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整合师宗五龙民族乡,连贯罗平河、多依河、鲁布革、旧屋基,再到板桥、长底、九龙的旅游路线,形成乡镇村落“小而精”的旅游品格,提高旅行通畅性,缩短旅行时空,延伸游玩时空。其次,科学规划,结合地方经济实力,逐步推进基础建设。再次,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民间资金投入,以旅游项目方式推进基础建设,从旅游效益中产生回报。最后,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而形成保障。
(四)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罗平的民族文化传统,目前更多地处于“待在深闺人未识”,因此,在组织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应加大罗平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要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也可借助文化节庆活动中,以民族文化专题的文学、摄影、绘画展示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甚至开展专题旅游广告,以印刷、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形式,强化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宣传,以整合的宣传阵势推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从而获得旅游者最大程度的认同,推进罗平民族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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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较乡村旅游多出些许,但主要是从产业链视角出发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厉无畏,于雪梅(2007)认为培育创意人才,完善创意产业链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邢华(2009)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价值链的整合,并提出以产业链末端—版权贸易为主线整合产业链。陈少峰(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链的经营与运作,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以及产业要素挖掘与整合。纵向产业链的延伸,可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内、外部资源共享,即产业内、外融合;横向产业链的拓展,可表现为产业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即产业规模效应的体现;产业要素的挖掘与整合,可表现为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化和专业化经营。金元浦(2010)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概括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创意环节,秉承“创意为王”的理念;第二环节,生产环节,采取“内容为王”的措施;第三环节,销售环节,坚持“眼球为王”、“渠道为王”策略。
(三)国内对创意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国内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融合的机理、路径、模式及策略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且系统,并且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但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对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有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且主要集中在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方面,研究的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柯涌晖,赵明,陈白璧(2011)认为闽台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了创意产业价值链,完善了旅游产业链条。李洋洋(2011)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了延伸性型、重组型和渗透型三种,认为延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出现在产业链的生产制作和消费环节,延伸了原有产业链条;重组型的产业融合模式解散了原有的产业链,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条;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扩展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内涵,提高了产业增值能力。王爱玲(2009)以“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其成功是现代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从产业链的设计、经营和营销各环节充分融合的结果。
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弱化
乡村旅游地普遍受到不同程度农业化学物质及废弃物污染、污染企业转移农村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污染。但受政府对农村污染控制问题还没有系统的、足够的重视,且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扶持措施不力,以及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因素影响,乡村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美、生态好的意象日益弱化。
(二)忽略市场调研,营销模式固化
乡村旅游地的营销首先缺乏与市场的对接,乡村旅游地自发进行市场调研及市场分析的凤毛麟角,因此,营销模式和手段的选择没有实际指向性。其次,乡村旅游地的营销模式落后,网络营销、植入式营销、创意营销及联合营销所占比重极低,全国范围内建成“信息化乡村旅游景区”的数量屈指可数。
三、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建议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互动融合,在第一个创意阶段,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在第二个生产阶段,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旅游者观摩;在第三个营销阶段,建立起文化产业现代化的营销网络,起到足够吸引消费着注意力的目的,而在第二阶段的乡村旅游经历则又刺激着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在两者的互动影响中,创意性文化旅游产业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创意旅游者;在第四个消费阶段,与第三阶段作用类似,在此阶段,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消费产生感染效应,促使消费者对该文化创意相关的乡村旅游感兴趣,而反过来,在第二阶段的旅游经历又增加对该文化旅游产品的认同感;第五个后续环节,实质上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重组,通过建设主题公园,举办展览会、博览会、展销会、节庆等方式向旅游市场延伸,从而实现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创意环节
从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结构来看,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形成依赖于乡村旅游活动能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且有吸引力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建设要从创意环节入手。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的融合阶段,两个产业可以在项目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利用,创意、创作相互借鉴等方面进行互动。具体说来,首先,应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立足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性的本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将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资源作为创意乡村旅游的创意素材,增强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原创力;其次,立足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现有资源,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资源,即: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科技化和数字化的创意理念,实现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资源的互补融合。
(二)生产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生产环节的融合阶段,一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乡村旅游者观摩,丰富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产品素材,如:独具创意的舞台演出、创意影视作品、大型歌舞“秀”等等,都可以成为旅游体验的过程;另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创意性、艺术性及科学性的包装和生产,供乡村旅游者购买,提升创意乡村旅游产业产品的综合功能价值。
(三)营销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融合阶段,该环节决定了策划、组织等环节成本的回收和盈利状况,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满足观众的文化体验质量,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通过现代宣传手段能更好的达到推广效果,且大大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旅游者观看、欣赏或购买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如:影视作品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能更好的展现实景旅游地,而且剧组拍摄往往能吸引众多媒体跟踪报道,对拍摄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宣传作用;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消费者观看相关影视作品。因此,在营销主题、内容、形式、渠道等设置上,不拘泥于模式化的处理,实施灵活的富有创意的运用。
(四)消费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销售是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价值的最终环节。文化旅游消费者完成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消费后,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活动才实现。销售环节是创意乡村旅游产品与受众互动体验的关键环节,旅游者的满足是保证创意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要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效应,成功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必定满足了旅游者的某种文化诉求或创意诉求,能刺激旅游者前往创意乡村旅游地体验;且旅游者在消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时,其相关的旅游经历又能增加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五)后续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商品、知识产权的出让、品牌的扩张、影视动漫等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衍生环节。创意乡村旅游消费结束后,一部分旅游者还可能购买相关的衍生产品,如《快乐星球》图书、《印象•刘三姐》旅游演艺的光盘等。另外创意乡村旅游品牌的扩张,创意乡村旅游企业知识产权的出让等。该环节能进一步挖掘和创造价值,对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意乡村旅游衍生项目的开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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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城市旅游定位”向“生态旅游定位”的战略转移
把聊城旅游定位于“城市旅游”的发展战略必然是失败的。因为,聊城作为“城市旅游地”有着天生的不足,它与周边的大城市(北京、西安、济南、南京、上海)无法相提并论。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聊城“城市旅游”只能是“一日游”或者是“半日游”,旅游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和释放。另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生态旅游”已经深入人心,乡村田园风光旅游的时尚正在悄然兴起,特别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对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俭朴社会的生活情有独钟。
目前,聊城在工业化社会发展中仍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包袱,也就无须“步人后尘”再行“传统工业化”道路,这也是聊城发展生态旅游的一个天然优势。聊城旅游的优势还在于广袤的鲁西平原上,至今仍保留着诸多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迹和深厚而又浓郁的齐鲁地方民俗,是中国历史文化——鲁西文化③的一块活化石。发展“生态旅游”和“乡村度假旅游”是聊城旅游开发的一个大方向,把聊城旅游定位为田园风光型的“大乡村”,使东昌府区成为“休学教育旅游城”①、“高科技创业城”、“环城游憩森林城”、“温泉疗养城”“乡村别墅度假城”和“购物休闲城”[1],让周边大都市里的“有钱阶级”和“有闲阶级”返归传统的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探寻中华文明之根的“鲁西文化”。
三、从“传统包办旅游模式”向“网络定制旅游模式”的战略飞跃
传统的“包办式旅游”正在被迅速兴起的“自助式旅游”所代替,特别是“网络定制旅游模式”的兴起,导致“网络旅游将会在未来的三至五年间成为国人旅游的主导消费方式”[2]。旅游行业是电子商务渗透最早的行业之一,个性化旅游也日益成为网络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而网络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化,使分工合作型的中小旅游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管理组织结构也在“扁平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现如今,人们只要在网络上输入想要去的旅游目的地和旅行时间,网络立刻计算出吃、住、行和游玩的费用,并排出日程表;或者是根据人们的旅游需求,包括坐哪家航空公司的哪个班次的飞机,到哪几个城市,各逗留几天,住哪家宾馆,可以吃到什么特色的饭菜等,设计出几套旅游路线图,并计算好所需费用和最佳方案……这就是信息网络社会下的个性化定制旅游服务。
为迎接网络信息时代的挑战,摆脱聊城旅游的落后局面,实现跳跃式发展,迎头赶上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最佳机遇,聊城市必须做好“网络旅游”大文章,极力推进“金旅工程”[3]建设,把旅游行政办公网、旅游行业管理业务网、公众信息网和旅游综合数据库等“三网一库”数字化建设落到实处。
四、从“树江北水城形象”向“创鲁西文化名牌”的战略转变
聊城旅游城市形象的塑造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的“江北水城——聊城”旅游城市形象广告是相当成功的,刷新了曾经来聊城旅游过的人们的印象,使没有来过聊城旅游的人开始有了仙境般的想象。但让游客感受到的是尘土飞扬的“黄河土城”,而不是水道错密、纵横交织的“江北水城”,多数游客盛兴而来、败兴而归——期望越大、失望更大。
成功策划和塑造一个具有良好美誉度的旅游城市形象是旅游名牌城市建设的基础,也直接关系到该城市的旅游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虽然,单纯靠公关、广告和宣传也可以求得一时“名气”和“美好形象”,但旅游名牌城市建设必须集“名牌导游、名牌旅游企业、名牌旅游商品和名牌旅游景区”塑造为一体,“外树新形象、内练高素质”,需要注重旅游服务质量、旅游综合竞争力的长期完善和提高。
聊城旅游产业做大做强的难度较大,而做精、做好、做出特色的希望很大。聊城市要想创立旅游名牌城市,首先要把“江北水城”的内涵充分挖掘出来,使“湖、河、泉”②各领;第二,强化“鲁西文化之旅”的建设,使聊城成为鲁西旅游经济、文化发展和研究的中心,挖掘“龙山文化”、“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温泉文化”、“水浒文化”、“金瓶梅文化”、与武术文化等,积极开发国内外旅游客源市场,把国内外的考古和旅游爱好者吸引过来,使之深切理解中国、了解聊城;第三,强化区域旅游合作意识,把济南、泰山和“三孔”纳入“大鲁西旅游文化圈”的范围;第四,重新定位和塑造聊城市的旅游文化功能为“田园休闲文化”,把聊城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田园别墅化乡村度假村、环城游憩森林化温泉休闲疗养地、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活化石的标本城市、无公害瓜果、绿色蔬菜和有机食品的生态旅游度假美食城[4]。
此外,聊城市旅游名牌城市建设要大思路开拓、大策略运筹,建设几个大旅游产业项目,创名牌景区,带动聊城旅游经济全面发展。首先,重修“东昌古城”,拆除现有景区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围墙,修复古城墙和城门楼,城隍庙和隆兴寺等古建筑,将其打造成为“休学旅游城”、“鲁西美食步行城”、“高科技创业城”、“中国传统文化影视城”或“俭朴社会示范城”;其次,易地重建“凤凰台”,可选址在京九铁路和济邯高速公路交界处,高度要超过三百米,使之成为天下第一台、聊城新旧城区观光览胜的制高点,其内部可以构建为鲁西最大的商务中心、“中原会盟”会议中心、中华传统武术或世界各国武术比赛擂台中心,以起到扬名天下、聚集人气和汇聚英才的作用;第三,整合中通客车集团和时风集团,使之成为轻轨铁道和旅游列车的生产商,建设以聊城东昌古城为中心、以周边县市为卫星城的旅游交通体系。
五、从“市场放任经营”向“政府依法规制”的战略抉择
市场放任型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诱导效应,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引发诸多弊端。在假日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因经济利益纠纷引发旅行社“甩团”和“扣团”现象、自费项目强制化、强迫购物公开化,宾馆饭店服务不达标、接待人员态度生硬,旅游车船等交通工具运行状况不良、严重超载等问题时常发生;在出境旅游方面,削价竞争、“零负团费”,擅自增加自费项目、减少合同项目,诱骗游客购物、参加不健康活动,以及中介机构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旅游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适度干预以及严密的旅游市场运行和管制体系。为此,当前聊城市必须迅速转变发展理念,依法治理整顿旅游市场,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为旅游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发挥政府主导、联合执法的作用,明确整治旅行社违规经营、导游违规操作、出境旅游秩序混乱等问题,对非法经营出境旅游的中介组织进行了排查摸底和集中打击;积极配合全国“导游网络管理系统”实现联网开通,开展导游联网检查,依法治理导游市场混乱的局面;搞好上岗培训和认证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对导游队伍的监督和管理等。
参考文献:
[1]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8.
[2]旅游电子商务方兴未艾[EB/OL]./news/review/2000-03-02/18776.shtml.
[3]金旅工程的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EB/OL]./new/display/19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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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心理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地学、旅游教育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环境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经济,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与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现状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与资源开发的匹配现状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特别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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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章制度有待完善近年,《风从山中来》栏目组伴随着栏目举办过程中出现的执行问题已不断的制定出许多的规章制度,并且为了鼓励前线记者的创新与节目生产流程的优化,栏目组不断完善奖惩措施,加强管理模式的改进。然而,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增加以及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竞争力的加剧,栏目组原有的规章制度不能适应时展的变化,并且“闲人忙私活,下级唯上级”等不良现象开始发生,管理规章制度在具体执行环节中亟待调整与完善。2.栏目编制水平有待提高对于地市级电视媒体而言,栏目编辑水平仍然不高不仅是十堰广播电视台《风从山中来》栏目编制存在的不足,也是诸多地方电视台栏目编制中突显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市级电视媒体较省级电视媒体在制作团队的素质及整体业务水平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同时,《风从山中来》栏目组与其他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栏目组一样,人员流动量较大,不利于栏目组整体编制水平的提升。此外,硬件设施与节目经费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是影响栏目编制整体水平的重要因素。3.栏目编制周期长,耗资较大在众多地市级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中,普遍存在“大投入、小产出”的不良现象。在十堰广播电视台中,《风从山中来》栏目中任何一档旅游系列节目的编制基本都花费了较长的周期。无论是从策划、采编、拍摄,还是制作、播放等环节上都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因而需要投入巨大的资费,这对于地市级电视媒体而言,是比较难以承受的。
三、地市级电视媒体办好文化旅游栏目的有效策略
1.积极完善栏目管理制度及考核制度为了提高地市级电视媒体举办文化旅游栏目的水平,地市级电视媒体首先仍需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完善栏目管理制度与考核制度,通过制度的约束与控制,规范栏目的编制,提高栏目制作的质量。对于十堰广播电视台而言,其要加强对《风从山中来》栏目的管理力度,尤其加强在栏目执行上的管理制度建设,从节目制作的工作环境、节目制作流程及规范、节目外景拍摄规章、硬件设备应用于管理等各个环节上加以制度建设。最后还应该对全体媒体人员进行工作质量的考核,通过对个人成绩的考核,达到规范节目编制,提高节目制作质量与效率的目的。2.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文化旅游栏目要与时俱进,坚持创新。因此,这就必然要求地市级电视媒体加大创新投入,从硬件设施及软件设施上加以投入。首先,地市级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组要加强对媒体人的业务培训,从栏目设置、节目内容、节目编排与包装等方面进行培训,通过对媒体人业务技能的培训,强化其创新意识,激发创造性。其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下,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文化旅游栏目也应该坚持引进计算机、互联网等电视设备,提高节目制作的科技化水平。总之,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硬件设施,都需要地市级电视媒体引以重视,鼓励文化旅游栏目制作的创新,这样才能使得其栏目在激烈的竞争中彰显新鲜活力。3.强化栏目全体人员创收意识,鼓励资源联合为了进一步增强地市级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的影响,强化栏目全体人员创收意识,通过创收带动栏目与外单位的联络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对于《风从山中来》栏目及更多的地市级文化旅游栏目而言,节目播出只是其产业链中的一环。栏目中将地方文化通过多媒体及广告营销等多项业务进行标识,以此获得栏目收益,这不仅促进了资源的整合,还强化了地方文化的识别功能,扩大了地方文化的知名度。地市级电视媒体要与网络、广告等多重领域进行资源整合,从创收的角度来提高文化旅游栏目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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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满旅游文化汉英翻译策略研究
作者在对蒙满旅游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由于民族文化差异及地域差异,蒙满旅游文化的英文资料有限,并且在译者的汉英翻译过程中很难实现对等的翻译,在语言、文化、交际层面难免会存在一些困难。
(一)语言维层面适应性选择转换作者在搜集整理的资料中发现语言维层面的错误主要集中在两种语言转换时出现的单词拼写错误、专有名词滥用、语法错误、格式错误、中式英语错译等方面。原文:Manchupayshighattentiontoetiquette.Theycherishingthetraditionofrespectingtheoldandlovingtheyoung.Theyworshipcows,andmagpies,maidsoftheHeavenlyGoddess.修订:Manchupayshighattentiontoetiquette.Theycherishthetraditionofrespectingtheoldandlov-ingtheyoung.Theyworshipcows,andmagpies,maidsoftheHeavenlyGoddess.此外,由于文化差异和译者理解的偏差,往往会出现一些词的误用。例如“大召庙”的翻译为“DazhaoTemple”或“DazhaoLamasery”。其中tem-ple指的是庙宇,寺院;神殿(abuildingusedfortheworshipofagodorgodsinsomereligions);lamasery指的是喇嘛庙(amonasteryoflamas)。众所周知,大召寺是闻名的喇嘛寺,所以地道的说法应为“DazhaoLamasery”。为了避免语言维层面的错误,要求译者不仅要了解蒙满文化,也要熟悉英语语言文化,了解两种不用文化的差异,适应目标语言的表达。对于具有特殊民族特色的食物、乐器最好采用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法,使受众有直观形象的印象。例如满族特色食品萨其玛的通常翻译为saqima(akindofcandiedfritter);蒙古族独特的音乐形式呼麦Hoomii(throatmusic;onepersonproducesatleasttwosimultaneoustones.)
(二)文化维层面适应性选择转换跨文化意识在旅游宣传资料的汉英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蒙满旅游文化具有各自明显的民族特色,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民族交流产生巨大的障碍。例如对于长春市皇宫博物院的翻译众说纷纭,作者认为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考虑到汉英文化的差异,不必将汉语的“伪”按照字面意义直译出来,比较恰当的说法为“ManchurianIm-perialPalaceMuseuminChangchun”。原文:为了方便箭术、满族人最典型的服装为长袍,在长袍外面常穿马褂。现代中国女式服装的旗袍和唐装就是由满族的长袍和马褂演变而来。译文:Duetotheconvenienceofarchery,robeisthemostrepresentativeclothingoftheManchupeople.Ontherobe,surcoatisusuallyworn.ModernChinesefemalesuitCheongsamandTangzhuangaredivertedfromManchurobeandsurcoat。原文:蒙古族旅游纪念品中的民间吉祥纹样———佛教八宝纹纪念品译文:MongolianFolkAuspiciousPatternsintheTouristSouvenirs–BuddhismBabao(EightTreas-ures)Pattern从下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文化差异较明显时,应该如何恰当地处理。第一句中将满族传统服装长袍和马褂翻译成Manchurobeandsurcoat。第二句中八宝采用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有利于蒙满文化的宣传和弘扬。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应不断培养和运用跨文化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形成一种认知的标准—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使人们能够准确地进行交流。首先,译者应该注重理解目标语言的文化,尤其注重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冲击现象。其次,充分利用各种途径了解或体验目标语言的文化。最后,要从读者或听众的视角看问题,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从文化层面上实现适应性选择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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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涅槃重生的野三坡更具特色、更具风韵,向着国内一流精品景区、国际知名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大步迈进。二是在企业内部建立“爱心家园”,使职工深切感受到企业是家的概念。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民本思想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赋与现代管理内涵,野三坡景区在全景区范围内为病残职工及家属开展爱心捐助,充分体现旅游大家庭的温暖,树立尊重职工的良好企业形象,激发职工热爱企业,心系景区的热情。
二、以打造品牌为动力,塑造企业形象
在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任何一种产品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否取胜,取决于其品牌能否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美好的形象,对于旅游业来说,品牌的作用尤其明显,外国人到中国,首选就是中国故宫、天坛、八达岭等传统景点,这些已成为国家的形象代表,吸引了每年数百万的游人,究其原因,是它们永远无法替代的品牌。近几年来,在北方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野三坡景区,以“野”字闻名遐迩,这里有醋似桂林山水的拒马风光,形如鬼斧神工的峡谷奇观,幽深奇异的溶洞,难解的金华山之谜等自然风光,素有“世外桃源”之称,每年吸引了中外200多万游人到此观光。近年来,野三坡在京、津、冀、辽、鲁等地进行了全方位宣传,展示野三坡独特的旅游资源和迷人的山水风光,塑造了野三坡“回归自然”的品牌形象。
2012年,野三坡被批准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产业的提升有着极为广阔的空间和潜力,并对大型文化演出《印象野三坡》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和改造,《印象野三坡》是以野三坡历史文化、民间传说和民俗风情为背景精心打造的大型舞蹈剧,是野三坡文明进程的回顾,也是华夏民族文明发展史的缩影。演出中生动再现了涞水智人、三皇文化、“松鼠讨封,免除丁粮”,民主选举“老人官”等历史画卷,成为景区的精品旅游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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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带动性强,与相关产业融合出新的行业,如乡村旅游、旅游房地场、医疗旅游等。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形势下,各种旅游业借助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具有文化内涵的创意旅游产品,旅游相关形态也与文化创意卖点紧密联系,如山东某楼盘组织的威海旅游看房团,四川九寨沟的表演艺术,以及各种与节庆活动相关的旅游营销、纪念品设计、旅游线路的产业提升都体现了旅游与创意的融合。我国演艺活动主要分为节庆活动与巡演、剧场演出,如武汉光谷美食节、光谷国际服装节,以剧场为基地的实景演出,如宏村阿菊,这些实景演出有大量当地居民参与,并且受益。文化创意是旅游业吸引游客的生命之所在,旅游业需要依靠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资源,围绕文化这条主线开发创意性旅游项目,在文化创意的引领下,以旅游为主,融合其他相关产业,实现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之间的互动性,既能提升文化附加值,拓展产业空间,又能实现产业间的相互融合。
三、旅游文化创意手段
目前我国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形式主要分为旅游文化园和节庆演艺活动,旅游文化园主要为各类主题公园,如深圳欢乐谷,以科技文化为主题;横店、中视影视基地,以影视文化为主题;昆明云南民俗村,主打民俗文化旅游。通过主题公园的建设,实现旅游产品类型多元化,提高地区知名度,重塑地区形象,增强了地区吸引力。中国的旅游节庆演艺活动很早就出现于各个景区中,大型旅游演艺主要从主题公园中衍生出来,由国际化团队主创并制作的《宏村阿菊》,以古徽州文化为背景,艺术化地再现徽州女人勤劳、贤惠、持家的忠贞形象,全局融入多元化艺术元素,利用电影特技、3D立体成像技术等科技手段营造出震撼的视觉效果,是文化与旅游、文化与市场、文化与科技结合的文化精品工程。
四、创意与设计表现
创意旅游不仅包含体验性旅游形式,而且包括参与互动的创意过程,旅游者可以主动参与其中,而不是旁观,更加注重互动形式,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的互动,与相关设施的互动。创意旅游可以使个人或小群体通过投入体力、情感和智力,体验到生产活动的实际过程,获得旅游体验并收获创造成果。如美国的SOHO区,曾经是囤积纺织品的仓库,如今是各种名牌商店、古董店、画廊、书店和餐厅的聚集地。而北京798原先是无人居住的废弃工业厂房区,后来一批艺术家在此从事艺术创作,从而推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带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创意旅游区的设计风格吸收了时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灵感,形成了以各种艺术形式为主题的产业园,文化趣味性增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艺术园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多由老旧工业园、居民老街改造而成。武汉昙华林老街原是一个居住区老街,后将部分居民迁出,将老街有序规划,仿古的新建筑与老建筑混合,一些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前来租用闲置房屋并进行改造,逐渐形成集刺绣、艺术工作室、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化街巷,吸引了大量旅游者。创意旅游能够成功开发起来主要基于创意旅游各方面的基础条件,如具备文化旅游演艺、开发主题公园,举办节庆文化活动等,通过艺术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开发体验性产品和旅游纪念品,最终完成创意设计与文化的融合。
篇13
刘晖在《旅游民族学》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现了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社会环境的世俗化现象,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晒佛节等传统宗教节日的娱乐性、程序性增强而宗教性与神秘性减弱。徐赣丽在《《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一书中描写了龙脊地区壮瑶民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开发中的经济化与商品化现状,壮瑶族好客敬酒的传统异化为一种挣取小费的方式、农家乐为主要模式的农家旅馆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使得传统壮瑶房屋家庭的内部结构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两者的矛盾不能仅仅从商品市场中法律法规缺失等制度层面着手而须深入到现代性的内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帕氏以美国社会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会。相应的,在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中,彼此分化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以各自的价值世界明证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分化出来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价值判断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称”。具体而言,经济行动以工具理性为行动准则并以经济目的作为行动依归,社会领域则以整合作为价值选择而文化则更强调艺术的美学与情感价值。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称的价值序列正如所韦伯指出的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争斗,毫无疑问地永远在争斗”[2]。具体到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命题中,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是以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交换的对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产业链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然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与族群、生态自然环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长期相互关联与思考建构的产物,具有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双重架构,而尤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价值观最为关键,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也是维持本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从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观之,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是一整套文化与社会的实践体系与象征系统。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经济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价值主张。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因形式理性的法学思想、市民城市的兴起以及新教伦理特殊的宗教救赎观等原因造就了一个“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赎“预选”说断绝了天主教教会作为救赎确证的可能性,主张将个人世俗社会的经济成就作为救赎的确证,确立起了经济成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伦理一方面促成了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动的中心地位,同时也使得韦伯的经济行动被宗教伦理所限制避免了经济行动纯粹低级化为经济的营利欲。但是正如贝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禁欲对世俗经济行动的伦理监控,“经济冲动力”不断冲击“宗教冲动力”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济的霸权,取得了相应于社会与文化系统的独占地位,从而将文化与社会作为观照和开发的对象。而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发视野下则表现为将文化作为开发营利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逻辑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了经济开发与经济效益的“霸权”地位,合法化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开发行为。这也直接导致将少数民族的仪式节日、民族服装等文化因子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加以开发甚至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出现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逆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相。这种开发模式似乎类似于莫斯式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体系。其实不然,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莫斯的“总体性社会”背后是一个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意义世界,而当前的经济实践强调的是经济世界的主导,将文化社会系统纳入到经济发展话语当中。
现代性的多元主义与经济中心主义两个面向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现代性展现为价值多元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应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有效性宣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经济中心主义则又强调经济价值的主导作用,并以经济观照社会与文化领域,不断削弱社会与文化系统价值宣称的合法性。实践中,现代性两个面向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直接表现在民族地区的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为文化系统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有效性宣称要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重点是如何维护文化系统的本真意义,而另一方面旅游开发项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本质上说必须以市场为载体,服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最终以经济效益为行动依归,所以必然将导致文化世界精神内涵的逐渐丧失与文化的世俗化、经济利益化。本文所论及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经济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就只是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作者:刘涛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