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行政监察法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工伤案件认定及司法审查的法律原则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劳动保护，《劳动法》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摆在立法宗旨的第一位。而《工伤保险条例》也处处显现出立法者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倾向，这些足以可见，我国在劳动立法方面针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赋予了他们不对等的权利义务，法律重在保护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立法者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理念体现在了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的条文当中。而作为执法者，是不应带有任何倾向性的。执法者所应遵守的首要的法律原则应是严格依法办事。在严格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将立法的精神、立法的原则付诸实践，并使其价值真正得以实现。但作为成文法国家，我们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立法中的空白地带大量存在，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用语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明确。这种立法本身的缺陷和滞后性，即使刚刚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也难以幸免，比如它不能穷尽认定工伤或非工伤的所有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法者，亦不是仅基于保护弱者或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判断，而是应当结合有关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立法本意或法条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精神以及法律价值来进行认定。
二、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基础。依据《劳动法》第16条的规定①，劳动合同应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最明显标志。但在实践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内尤为突出。1995年劳动部正式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了“事实劳动关系”概念，指出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签定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本人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为其提供了有偿劳动，亦认定形成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造成了实践中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不一致。笔者理解的劳动关系应是一种相对稳定、规范的用工关系，劳动者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付出劳动，由用工单位领取报酬。以下就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有关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和承包关系的有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界定的现实意义在于，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认定为工伤事故，则不考虑雇主有无过错，雇主须对工伤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者适用民事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须证明责任人有过错，才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劳动者如果不能证明其受伤是因用工者的侵权行为所致，该风险就只能自负。关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1、根据主体双方是否需符合法律规定进行界定
劳动关系的主体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用人单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即只要是在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各种经济组织和经营单位，均是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未依法登记的非企业或非个体经济组织，如农村松散性建筑队、农村承包经营户，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主体。而劳动者应年满十六周岁。如果用人单位招用了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该未成年人与用人单位间就不能形成劳动关系。若在工作中受伤，亦不能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从保护这部分劳动者的角度考虑，制定特别规定，该类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但伤者所在单位应给予伤者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而劳务关系则对主体无禁止性规定，对用工方，可以是依法登记的主体，也可以是未进行登记的主体，可以是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对提供劳务的一方亦无年龄等相关限定。
2、根据是否形成规范的用工关系进行界定
所谓规范的用工关系，一是体现在关系双方建立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长期的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的过程要接受用工单位的监督、管理，用工单位应定期给付报酬，即双方存在一种支配、控制关系。二是规范的用工关系，更注重的是劳动的过程而不是劳动成果。劳动者只要付出了劳动，不论能否得到预期的劳动成果，用工单位均应给付劳动报酬。而劳务合同关系是受民法、合同法调整的一类民事法律关系，它不受《劳动法》的调整。一般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劳动者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用工方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在劳务关系中注重的是劳动成果，至于劳动者以怎样的劳动形式取得该成果，并不受用工方的约束。劳动成果作为交换条件，未取得劳动成果则用工方一般不予支付报酬。
（二）关于劳动关系与承包关系
企业承包有内部承包和外部承包之分，所谓内部承包，即企业将部分工作承包给企业自己的职工，内部承包实际是企业的一种管理行为，对该职工的行为应认定是代表企业行使的职务行为。由此，对该职工自行招用的人员应认定与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外部承包中劳动关系的认定则应区别不同情况。如果承包方是进行了工商登记具备经营资格的独立主体，则承包方招用的人员是与该承包企业形成劳动关系，与发包方无劳动关系。如果承包方是自然人，一般情况下，该自然人与发包企业间是承包关系，与其所招用人员间是劳务关系，即承包方及其招用人员与发包企业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对于有些工作比如建筑工程，是需要具备一定资质才可以承揽和施工的，但有些具备资质的企业如建安公司会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非法转包给没有资质和经营资格的农村闲散包工队，这些包工队并无建筑施工资质，所以其对外施工只能是以该建安公司的名义，对此建安公司也是默许的，而且建安公司最终对该工程质量负责。基于此，笔者认为，从严格责任的角度，完全可以认定包工队人员系建安公司因施工需要而招用的，即包工队的人员与建安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
以下有关劳动关系的二个案例，也是目前存在于建筑行业中的较为普遍的二类情形。
案例1：王某与某建筑公司签定了一份合同。合同中约定王某为建筑公司加工一批空心砖，建筑公司按王某提品的数量、质量与其结算。王某在与建筑公司签完合同后，招收了部分民工，王某按民工们提供的劳动量支付劳动报酬。后一吴姓民工在工作中右手受伤。吴某认为自己是在为建筑公司加工空心砖时受的伤，请求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其受伤是工伤。劳动行政部门认为，吴某与建筑公司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故不能认定工伤。本案中，王某与建筑公司间形成的是经济合同关系。因王某系非法用工主体，王某与吴某间形成的应是一种劳务合同关系。故吴某与建筑公司间并未形成劳动关系，劳动部门的认定是正确的。
案例2：某建安公司承揽了一综合楼建设工程，承包了该工程后，该建安公司将其中的水暖安装工程交由蒋某进行施工。双方口头约定，公司提供设备、材料及负责工程验收，验收合格，支付蒋某人工费30000元。蒋某一般在农闲时带领几个人做些水暖安装活，并无营业执照及施工资质证。口头合同订立后，蒋某组织宋某等人到该综合楼施工，后宋某在施工现场用电钻钻角铁时被电击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宋某的母亲向所在县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该局认定宋某与建安公司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故宋某死亡为工伤。建安公司对该认定不服，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经复议，复议机关认为县劳动局认定宋某与建安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撤销了县劳动局作出的工伤认定。蒋某即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本案中，很明显蒋某与建安公司间形成的是承包合同关系，而蒋某与宋某间是劳务合同关系。但依据《建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只有在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而建安公司将部分工程转包给既无营业执照又未取得资质证书的蒋某的行为，应认定属非法转包。蒋某在对该工程进行施工时，其对外应是以建安公司的名义，建安公司也要最终对该工程质量负责。同时《建筑法》第四十五条也明文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企业负责。故从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该类案件的风险责任应由建安公司承担，应认定宋某等人与建安公司间的关系是一种用工关系，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三、对工伤认定案件中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一定原则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力。
关于自由裁量权的产生笔者认为主要有二方面的原因：1是成文法的局限性。任何一部法律，无论它如何周密，都不可能规范当时相应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更不能规范其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2是法律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法律语言是法律的载体和表达形式。但作为语言它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导致了一些法律在对具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达上的障碍。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一）项“在紧急情况下”，第（四）项“工作紧张”，如何界定“紧急”“紧张”呢？《工伤保险条例》中亦有“工作时间前后”的表述，那么这个时间如何把握呢？甚至包括如何界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实践中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笔者受理过这样一个案件，原告是某装饰公司，被告是某县劳动局，第三人李某是伤者。第三人与原告有劳动关系，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脑溢血，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丧失劳动能力。被告对第三人作出了工伤认定，认为第三人已50岁，发病时站立在1.5-1.8米高的木架子上用电动机切割瓷砖，工作难度大，噪音大，符合认定工作紧张的条件，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李某为工伤①。原告到法院后，当时形成二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第三人切割瓷砖的工作并不能构成工作紧张，且脑溢血这种病随时有发作的可能，与工作情形无必然联系；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认定的“工作紧张”，有其事实和理由，也相对合理，基于“工作紧张”本身很难界定，故应尊重行政机关的这种自由裁量。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劳动行政机关认定第三人的这种工作状况能构成“工作紧张”，是其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的认定，其中不乏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自由裁量权应如何进行司法审查呢？笔者认为把握好审查的“度”非常关键。对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的审查，其“度”必强。应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职权，是否超越法律法规授予的裁量权限等，对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而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其“度”有限。对于行政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即使认为不适当不合理，也应保持克制，在最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除非被诉行为不合理情形属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则应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变。即：一是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裁量行为是出于非法的目的；二是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出于主观武断、严重过失，或显系缺乏合理性。
四、工伤认定案件的司法审查程度和处理方式
对工伤认定案件，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般就是劳动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司法审查的重点就是该决定书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在这儿，笔者重点就证据的审查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的情形，第1目是“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证据”是指行政机关认定事实必不可少的证据。行政机关认定事实除了主要证据外，通常还有其他一些次要证据。主要证据不足，将使事实认定不成立，而次要证据缺少则不会影响案件基本事实。具体到工伤认定案件，主要证据应包括，认定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据，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企业的工伤报告或劳动行政部门的调查记录。有这样一个案例②，某劳动部门仅依据当事人提交的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受伤证明”就认定了申请人受伤害的事实，并作出了认定为工伤的决定。该认定行为显然就缺乏了“医疗机构的诊断书”这一主要证据。
2、审查“主要证据”是否充分无须通过重新查证认定事实。从理论上讲，通过看诸法定事实要件是否都有相应的充分证据证实来判断主要证据是否充分是办得到的。在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充分，严格遵守了程序规则，并且无嫌疑的情况下，即使这些证据材料如果由法官认定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法院也不应撤销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
3、关于对主要证据“充分”的审查。审查应包括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关于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在这里，笔者重点就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出认定时是否考虑了反证问题谈一下看法。在进行工伤认定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听取利害关系人陈述、申辩，调取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在对正反两方面证据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认定事实。对于行政机关未给相对人申辩和提出反证的机会的，应认定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对行政机关已有反证但未予考虑的，则应认定行政机关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有瑕疵；对行政机关在事实认定中充分考虑了反证的，那么即使在诉讼中法院认为反证和行政机关的证据是势均力敌的，也应维持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
我们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原告孙某系某橡胶厂职工，该橡胶厂为了给车间降温，使用了一台较大的排风扇。孙某因感觉风扇正对着他吹不舒服，就想将风扇调一下角度。在搬动风扇的过程中，手被叶片打伤，造成残疾。县劳动局在作工伤认定时，采信了橡胶厂提供的该风扇的照片，照片上的风扇四周有防护栏且挂有警示标志。而孙某向法院提交的数份证人证言均证实，事故发生时，该风扇无任何防护措施和警示标志。但县劳动局的证据中并无这方面的反证，故应认定其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违法。
篇2
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法院审判独立的关系
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1]的关系,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有着不同认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损害了法院的审判独立。审判权作为审理和裁决诉讼案件的国家权力,其行使不应受到任何外在权力的干预,一旦审判独立受到威胁,就将影响这种权利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其结果必然是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因此,审判独立要求排除任何权力、任何机关的干预和影响。审判权独立本身隐含着司法公正,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也就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外在表征。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实质就是以检察权（或监督权）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干预,目的是通过这种干预影响法院的裁判,即要求法院撤销其原判,重新改判。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尽管不能代替法院做出裁判,但其要求法院修改已经做出的裁判的权力是非常强大的。事实上,民事监督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表明,对案件裁判的监督,不仅有损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而且还破坏了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从而严重地动摇了法院的权威性。因此,民事检察监督应从对裁判的监督转向对法官个人行为的监督。[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检察机关实施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目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追求法律的统一和公正是通过对具体案件的监督来实现的。这样的监督符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法院的判决既是法律的化身,也是公正、正义的体现。维护判决的公正和正义,不仅仅是法院的职责,也是检察院的职责。事实上,检察机关近几年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并没有导致司法不公,相反,抗诉的结果是法院经过再审,纠正了原来错误的判决或裁定,恢复了法院公正审判和严肃执法的司法权威。因此,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3]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分别代表了目前法院和检察院对民事检察监督机制的普遍认识。
但是,这两种认识的不同,已经使得实务部门,尤其是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上产生了重重矛盾。加入WTO后,由于WTO协议强调司法独立原则,所以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将更趋激烈。因此,检察机关在这一问题上应早做准备,从理论上摆脱目前被动应付的局面,鼓励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法院审判独立的关系展开研究与讨论,以理论先导和实践探索来推动立法的完善与改进。
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与法院审判独立的关系问题,首先须认识到的是:（1）经常的、大量的影响法院审判独立的因素是地方党政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而不是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相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恰恰是在事后纠正因地方保护主义干预司法而导致的裁判不公的重要机制,这是维护司法公正,而不是损害司法公正。（2）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来自于审判的独立。民事检察监督的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维护审判的权威,如果为了维护审判独立而不惜对不公正的裁判视而不见,那恰恰是损害审判公正和审判权威的舍本逐末的做法。（3）关于对不公正的裁判或者错误的裁判如何认定的问题。我们不否认,对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的适用,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这种对事实的认定至少应当符合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明规则和认识规律的最低要求,这种对法律的适用至少应当符合法律的一般原理,并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不仅是理解不同的问题,而是错案了。对这样的裁判,检察机关进行抗诉乃是职责所在。（4）如果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损害了裁判的稳定与权威,那么法院自身发动的再审同样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5）缺少监督的审判权,往往使法官过于信任自身的经验与学识,使其成为相对孤立的群体,这不利于法官素质的提高。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我国的法官群体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另外,对民事审判权的检察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法官恣意专断的冲动。因此,至少就现阶段来看,民事检察监督机制的存在和发展,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抛弃部门利益的偏见,从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维护群众的利益以及维护国家与集体的利益这一核心和本质出发来思考问题,民事检察监督和审判独立的关系完全是可以协调好的。
至于在WTO司法独立原则的框架下,民事检察监督和审判独立关系的走向问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WTO协议中所谓的司法独立,主要是强调审判机关的审判权与行政机关行政权的独立,[4]而不是要求审判权脱离检察机关的监督。WTO的绝大部分规则是针对政府部门,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因为WTO协议主要是关于经济贸易方面的协议,而关于经济贸易方面经常性的领导、决策、指挥、协调的职能主要是由行政机关来履行的。为了制约行政权,防止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背WTO协议的规定,WTO协议确立了司法审查的原则,即要求审判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于被审查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从自身利益出发干预司法,影响司法公正,所以要求进行司法审查的审判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直接目的就是保障司法公正,在WTO协议强调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能不是要减弱,而是要强化。
（2）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一部分总则第2条的规定,作为WTO成员方,我国的义务是保证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与以上协定书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这一义务的履行是通过我国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来实现的。WTO成员涉及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其司法制度也各有特色,从而其关于司法独立的内涵与实现途径也各不相同。因此,WTO协议并不要求成员方采纳某一特定的司法独立的标准与模式,只是原则性地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至于成员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属于一国范围内的事项,由各成员方结合自己的社会与司法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来探索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所以,实现WTO司法独立的原则,并不以改变我国目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架构为前提。相反,如前所述,在目前的我国,这一架构是有效实现WTO司法独立要求的重要前提。
（3）WTO协议作为国家间的协议,其实施的前提是尊重成员方的体制,在成员方的体制之下来实现其宗旨和目的。我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分工与制约是宪法对国家权力架构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我国体制的重要内容。所以即使是WTO这样的协议,其宗旨和原则的实现,也必须在这一体制之下来完成。转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
当前,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持不同看法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那么,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呢？
如前所述,其一,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应仅限私权领域。涉及公权行使以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不得由当事人处分。目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私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却渐受冷漠。一方面,在国有或者国家参股企业的经营或者转制过程中,国家利益所遭受的损害常使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因片面强调私权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此种情形下,法院基于审判权的被动性以及程序的制约,不应主动对生效裁判提起再审,但是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责,却应当抗诉。如果检察机关也视而不见,不进行抗诉,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就无法挽回。另外,有些领域的诉讼,例如涉及身份的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受到限制的。对这些领域的诉讼,即使当事人出于私利对错误的裁判不申请再审,检察机关也应当有权抗诉。其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负有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职责,只要法院的审判活动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监督,这种监督权的行使和监督程序的启动,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当事人的申诉仅仅是为人民检察院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提供线索和资料。而对于纯粹属于当事人私权处分的行为,只要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并不进行监督。其三,是否申请再审,固然属于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但是,是否抗诉,却属于人民检察院监督权的范围,当事人放弃申请再审,只是放弃了自己享有的申请再审权,不能影响人民检察院的诉讼监督权,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的权力,既是人民检察院的权力,也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其行使与否,不以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为转移。
行政诉讼中,由于诉讼标的是有关行政行为这种公权力行使行为合法与否的争议,而且行政机关居于强势,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故对损失赔偿额以外的事项,当事人无权处分。
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而且还要监督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所监督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均在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之外,属于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监督,更不能以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为转移。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机制应当坚持,但是应当予以改革和完善,尤其在民事抗诉机制方面,要认清楚并且处理好上述几对关系。一方面,检察机关在进行监督时,应以启动再审程序为限,避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也要遵循适当性、谦抑性原则,在追求公正的同时兼顾效率,在监督纠正错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维护民事诉讼结构的平衡。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裁判既判力的关系
既判力的价值功能大致体现在诉讼经济、维护程序和法的安定性以及尊重审判权威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功能,都必须服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和民事诉讼的目的。无论就民事实体法还是民事程序法来看,正义都是其首要价值。失去正义,既判力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光泽。因此,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在采纳既判力理论的同时,又设定了再审制度,使存在重大瑕疵的错误判决能够通过再审得以纠正,从而弥补既判力理论的价值缺陷。[5]因此,虽然既判力理论是维护确定判决的效力,而再审制度是动摇部分存在重大瑕疵的确定判决的效力,但是二者的目的是统一的。就我国的国情和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机制,有其制度价值。
首先,《民事诉讼法》在赋予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职能时,已经比较充分地考虑了民事诉讼的特点。第一,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仅对审判活动有权监督,而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则不进行监督。这是考虑到当事人在私权领域有处分权,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不宜进行干预。因此,在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第二,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监督,这体现了对法院审判独立和审判权行使的尊重。第三,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以提起抗诉的形式进行,而不是随便干预确定裁判的效力
。所以,目前的民事行政抗诉机制,在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目标下,已经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法院独立审判权和裁判既判力的尊重。其次,实践中检察机关审查监督的案件一般都来自于当事人申诉,而当事人在很多情形下都是在法院申请再审不获成功的情况下才到检察机关申诉。即使如此,检察机关在审查的过程中也严格把关,承担了大量的息诉工作。最后,受理的案件比实际提起抗诉的案件就更少了。因此,民事行政抗诉机制并没有对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构成不当的干预。
对既判力的尊重应以法院裁判的正义为前提,如果说抽象的正义标准难以把握,则法院的裁判至少应当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并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的一般规则和原理,否则,我们就可以说裁判是缺乏正义的,是错判。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法院的裁判必须百分之百正确,但至少它的错判应当控制在社会一般的容忍度内。就现阶段来看,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满足了民事审判工作的要求,裁判的错误还是经常发生的。目前,当事人大量的申诉活动说明法院的错案率经常超出社会的容忍度。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仍然僵化地以既判力理论来割裂现实,有错不纠,就会使民事审判活动偏离民事诉讼法为它设定的目标和任务。而在强势审判权面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权处于弱势,同时法院作为裁判机关,又有着认为裁判正确的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再加上错案追究责任制以及一些考核制度,使得当事人再审申请权的实现经常遇到困难。此外,当事人申请再审,是从维护私权出发,将监督审判权正确行使的重任委之于当事人,乃是其不能承受的。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审判权的正确行使正是其职责之本义。同时,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与法院的审判权同属公权,与审判权居于平等地位,且民事诉讼法又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法院应当再审,所以检察机关抗诉,较之当事人申请,更利于再审程序的启动。由此,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存在,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制约与平衡,对法官的审判活动有着监督与警戒的作用,进而敦促审判活动正确进行,促进裁判接近正义。
综上,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机制,有其独特的制度价值,与既判力规则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并没有损害裁判的既判力,相反却更促进裁判接近了正义。[6]
注释:
[1]关于审判独立,有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两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在我国实际上是承认法院独立的。
[2]:《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法理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9日第3版。
[3]高建民:《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载《检察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3版。
篇3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据以做出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可以在对行政行为提讼时，一并要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这也仅仅是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将推进行政诉讼的快速发展，同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属于事后监督，涉及司法对行政的干预，因此必须确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标准以保证行政机关能够正常行使其职权，同时又能真正发挥司法对行政的监督作用。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并借鉴国外的司法审查制度，使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又能促进法治中国的建成。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前提条件
人民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必须符合一定的诉讼条件，如原告应当具有原告资格，受诉法院具有管辖权，被告为适格的被告，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讼必须在期限内等，对这些条件进行规定是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前提条件。同时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与普通的行政诉诉不同，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依据、审查的范围以及司法裁判的类型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应当与对普通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有所区别。
（一）原告的主体资格
向人民法院提讼必须是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人，只有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人才能请求法院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审查，法院才会受理其申请。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所谓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如果人符合原告资格的各项要求，具有司法争端所影响的足够利益，就可以认为人在诉讼中享有法院应当给予保护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原告资格的另一个作用是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法院是否享有审判某一司法争端的权利。原告资格与人实体诉讼请求的是非曲直没有直接关系。”根据该解释，原告必须对司法争端具有足够利益，对司法争端不具有足够利益的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1. 原告资格的认定。各国在原告资格问题上的规定各不相同。美国的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法律权利标准”到“利益范围标准或者单一的事实损害标准”的变迁。即从要求只有当事人受实定法保护的权利遭受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请求法院对侵害行为进行审查，扩大到只要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利益，就能提请审查，这种利益不需要是法律特别规定或者特别保护的，只要能主张是处在法律规定或调整的利益范围内即可。①在英国公法上的救济属于特权救济，原告资格受不同救济手段的限制，直到1977年最高法院规则在修改后的第53号命令第3条第5款中规定：“法院除非认为申请人与申请事项有足够的利益关系，否则不予批准申请许可。”用“足够利益”作为原告资格的统一标准。①只是对于如何检验是否有“足够利益”，则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问题必须由法院根据个案来解决。②日本以“法律上的利益”来界定原告资格，只是“法律上的利益”也存在不同理解，或认为指“实定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认为指“裁判上值得保护的利益”等，从而范围上也存在区别。③德国则以诉讼权能一词来分析原告资格问题，诉讼权能的具备应兼有对抗权利侵害及涉及本身两项要素。④对侵害的权益分析上，德国以“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别来作为界定原告资格的标准。⑤
2. 原告资格的限制。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制，一方面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能够防止滥诉的产生，在考率我国对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的原告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时，也应当考虑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制。哪些人能够对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由于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范围比较广，规范性文件违法会侵害很多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赋予所有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原告资格，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规范性文件侵犯了其权益，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有人主张，规范性文件违法并不必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只有规范性文件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时，才会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对规范性文件提讼的权利应当赋予实体的权利义务受到侵害的个人。对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介于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既可以采取直接审查也可以采取附带审查的方式，对规范性文件提起直接审查的诉讼，应当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监督机关，由其作为原告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之诉，一方面能够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也能够防止对规范性文件的滥诉。对于附带审查的方式，原告的主体资格就应不予限制，因为原告在提出其他诉讼请求的同时，要求附带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此时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是与其他的诉讼请求有关联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说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且认为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就可以提起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请求。
（二）法院的管辖权
对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需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权限应当赋予哪类法院，各国的规定不同：英国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一审集中由高等法院王座分院统一进行审理，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依据某一项条例作出的某一项行政决定的，就可以以该条例无效为由向高等法院王座分院提讼，要求高等王座法院依法审查该条例，如果当事人对高等法院王座分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复审，直至上议院。美国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虽然采用的是分散式模式，即地方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有审查权，但是在美国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也十分谨慎，一般由联邦上诉法院对行政规范进行审查，而且对于一切重要的行政决定，美国直接在法律中规定由上诉法院对其进行审查，美国对该制度这样进行安排，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地方法院法官的素质不高，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能力缺失，上诉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实行合议制，而且上诉法院法官的能力和司法水平比较高，由上诉法院进行审查，可以保证审判质量，同时又能节省司法资源。在德国，根据其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如果是依据建筑法典的规定颁布的规章、法规，其他阶位上属于州法律以下的法规，只要该法规是由州法律予以规定，对此类规章和法规是否有效的管辖权在高等行政法院；如果法律明文规定法规专门由州审查，则由州审查。联邦最高行政法院作为行政诉讼的终审法院，当然拥有对法规、规章的审查权。在法国，根据行政条例制定主体的不同将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赋予不同的法院，对于总统和部长会议的命令及部长制定的行政条例的审查由最高行政法院行使，对于解释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及合法性的上诉案件
①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364-389.
② 丹宁勋爵著，杨百揆等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25.
③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732-737.；盐野宏.行政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347.
④ （台）吴庚著.行政争讼法论[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53.
⑤ 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4：214.
和关于行政条例的越权之诉的上诉案件，则由上诉行政法院进行审查，对于部长制定的行政条例是否合法是判断某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时，行政法庭也有权对该条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
从上述国家对行政规范的审查法院来看，各国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都十分的重视，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时都相应的提高了受诉法院的级别，甚至在法律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法院直接予以规定。相对来说，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情况更为复杂，对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应当赋予哪些法院，争论也颇多，有人建议成立专门的行政法院，由行政法院负责审理所有的行政案件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案件，有人认为应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法院的级别，一方面可以保证法院独立审理案件，另一方面，较高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和能力较高。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方案行不通，一方面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成本太高，成立专门行政法院之后人员的分配也存在问题。对于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应当结合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体制。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单独提讼的案件，由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的上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进行审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裁决不服的，可以上诉至上级人民法院，这样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初级法院即为中级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亦应实行两级终审制，这样一方面能够维护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能防止无休止的诉讼循环，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起附带审查的行政诉讼案件，确定其管辖法院更为复杂，由于是附带审查，因此是否可以将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法院为受诉法院，还是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上级人民法院为受诉法院，针对这种情况，应当赋予级别较高的法院进行管辖，如果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是一致的，那么就可以按照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单独提讼的方式确定管辖法院。如果适用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与制定机关不一致，此时应当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作机关来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在附带诉讼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根据制定机关来确定法院的管辖既节省了司法资源，又能保证行政纠纷的实际解决。对于由多个行政机关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提起的诉讼，如果这些制定机关不再同一个法院管辖范围之内，可以在法律中直接规定由较高级别的法院进行管辖，因为由多个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比较特殊，其比由单个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影响更大，直接规定由较高级别的法院进行管辖能够满足司法的实际需要。
（三）被告资格
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直接对规范性文件提讼，对于规范性文件提讼时，被告即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这没什么争议。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的则存在追加被告以及法院是否能够受理的问题，在诉讼实践中，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往往是在对行政行为提讼之后，此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无疑，如果原告在法院受理之后，原告要求对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那么此时法院能否追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为共同被告，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虑。如果追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为共同被告，受诉法院将面临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如果法院对规范性文件没有司法审查权，那么意味着法院就应当终止审理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这将造成法院审判资源的浪费。对于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本案的被告。在附带诉讼中，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排除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侵害，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目的也是为了排除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如果此时追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为被告，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将会延长，被行政行为侵犯的权益得到救济的时间就会延长，对于该类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法院释明的功能，由当事人进行选择，如果原告坚持要求追加被告的，人民法院则应按照法律程序的规定追加被告并将案件移交由管辖权的法院进行审理，如果原告允许法院不追加被告的，法院可以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审结之后，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的审理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请司法审查。
（四）期限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应当有一定的期限限制。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复决定不服的期限限定为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对行政行为提讼的，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等等都进行了规定，对规范性文件提讼的期限也应限定一定的期限，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提讼的期限，应当区分单独的审查还是附带的审查，对于附带提起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期限应当限定在原告对行政行为期至诉讼程序结束的时间之内，如果原告在该期限内没有提出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原告以规范性文件不合法为由要求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案件审理的，应当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为了避免违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侵犯公明的合法权益，原告可向检察机关提出诉讼建议，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诉讼。对规范性文件直接提讼的期限，应当限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布之日起一年。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公民对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规范性文件瑕疵的暴露，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限定直接提讼的期限，规范性文件一经，检察机关就要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那么就有可能干扰行政机关职权的正常行使。限定检察机关直接提讼的期限为一年，在规范性文件公布之日起一年之中，行政机关在适用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现规范性文件的瑕疵，此时就能对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如果将对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的时间予以延长更多，那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规范性文件侵权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将对规范性文件提起司法审查的时间限定为一年是比较适合的。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依据及范围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依据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两个方面，确认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依据应当包括被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上位法，由于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未将规章列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依据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规章。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的审查，不仅仅限于宪法条文所限定的内容，还应包括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将法律作为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据时，不仅限于当事人指明的其所违反的法律，还包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能违反的法律规范，法院对适用何种法律来确认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就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对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能否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理论界争论颇多，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尚未列为司法审查的对象，从我国的法律法规效力体系来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均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时，可以依据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对于规章能否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依据，行政诉讼法明确予以规定将规章作为法院司法审查的参照，因此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规章也应当是参照标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基于我国的多民族性决定的，因此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应当有限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范围
司法具有被动性的特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种，同样具有被动的特点，那么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否也应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如果原告只请求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某一条款或者某一部分进行审查，法院是否只能审查原告的诉讼请求的部分，原告诉讼请求之外的部分，则不予审查。由于规范性文件的特殊性，对于这样的情况应扩大法院的审查范围，赋予法院对整个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权力。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往往是一个整体，只要原告要求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法院就要对该规范性文件的整体进行审查，以确定该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但是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也不能无限制的扩大，法院不能主动提起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在审理对原告提起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案件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依据是上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也不能审查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诉讼类型
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可诉，意味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原告提讼所追求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指引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法院的受理、审判行为。原告请求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其请求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要求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另一种是要求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且侵权。
（一）确认诉讼的亚类型
确认诉讼是指原告要求法院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效力以及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诉讼类型。①在民事诉讼中，存在这样的情形，民事诉讼的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某种义务，而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的义务是以确认某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为前提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需要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予以确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的时候不能直接确认某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此时原告就需要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原告向法院提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认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来支持其他的诉讼请求，此时的行政诉讼类型即为确认诉讼。
（二）撤销诉讼的亚类型
撤销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行政诉讼类型。②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据以做出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可以在对行政行为提讼时，一并要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是为了证明行政行为不合法。如果此时，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超越职权，而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是根据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出的，那么此时提起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就是为了要证明该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应当予以撤销，此时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就是撤销诉讼，应按照撤销诉讼的诉讼类型确定审理的程序。
四、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裁决类型
法院不能拒绝裁判，人民法院应当对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予以裁判，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后，针对不同的诉讼请求，法院的裁判类型也不同。
（一）确认诉讼亚类型的裁判
针对确认诉讼的亚类型，即原告请求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诉讼请求，结合不同国家司法审查的裁判类型，人民法院的判决类型大致有合法有效裁判、违法无效裁判、单纯违法宣告，警告性裁判等几种类型。
1.合法有效裁判。合法有效裁判是指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之后，认为规范性文件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均合法的，或者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可以做出多种解释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其合法的，法院则作出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判决。
2.违法无效裁判。违法无效裁判是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后，认为规范性文件的事实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作出违法无效的裁判，对规范性文件作出违法无效的裁判需要十分慎重，因为对规范性文件一经作出违法无效的宣告，将涉及规范性文件是自始无效还是判决之后无效还是一定期限内无效的问题，需要法官对各种问题综合考量。
3.单纯违法宣告。单纯违法宣告是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违法，但是对其宣布无效的危害要比不宣告其无效的危害更大，为了衡平各种利益关系，法院在判决中并不直接宣告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效而只是确认其违法，但同时法院在作出这种判决时，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改善的建议，同时向立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提出监督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和完善，这样既可以弥补行政规范性文件出现的漏洞，又能督促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时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4.警告性裁判。警告性裁判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后，无法作出行政规范性文件者违法的裁判，而放任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产生效力，又有可能造成行政规范性文件产生危害公民权益的可能，此时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均合乎法律的规定，不能作出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裁判，但是其继续适用，则违法的危险性很大，对其作出确认其合法的裁判也不能满足需要，法院就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警告性裁判。
我国针对告请求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的诉讼请求作出的裁判也主要应包括上述几种类型，这样才能既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又能促使我国规范性文件的体系不断优化。
（二）撤销诉讼亚类型的裁判
针对撤销诉讼的亚类型，即原告要求判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且侵权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其的裁判类型主要有合法不侵权、违法且侵权，违法
① 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95.
② 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4.
篇4
一、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检察权相分离的意义
之所以要将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检察权进行分离，其目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确保检察机关能够依法且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另一方面，这是为了将检察长从司法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一般而言，供给充足和服务到位是检验上述目标是否达到的两条标准。同时，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提供了保障。在司法机关中，“人”、“财”、“物”是其履行职能的必要资源。换言之，要确保司法权力的正常运行，则必须保障司法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同时，只有如此，才可能建立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其获得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是从司法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以此来避免因“人”、“财”、“物”的供给和管理而影响检察权的正常运行。换言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以及公正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是服务周到和“人”、“财”、“物”供给的充足。
（2）有利于检察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与“去地方化”的实现。虽然伴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解决了因经费供给匮乏而导致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的问题。但是，现有的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制度具有较为浓厚的地方色彩，从而对检察公信力造成了严重影响。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正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故而，对其进行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3）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方面改革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基础。一般而言，现有的 “人、财、物”保障制度能够对检察权的正常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司法责任制是本次司法改革的核心，且检察官主体资格与独立地位的确立是其前提条件。加之，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又受“人、财、物”供给的影响。因此，将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进行分离是检察官担负起相应办案的责任。
二、实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检察权相分离的对策
实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既是本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一项情况较为复杂且涉及面广的改革。而目前，我国在具体实际相分离的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思想认识问题、司法规律遵循问题、保障均等化问题以及风险防控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因此，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以此来确保其相分离所发挥的作用。基于此，笔者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共总结出以下几点对策：
（1）形成统一的认识，并积极努力推行改革。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人们对实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这项改革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而言，对这项改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司法机关人财物省级统管指的是省以下检察院的垂直管理；另一方面，认为这项改革将会干扰到检察权的正常运行。无论是哪一种认识，均是与改革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必须形成统一的认识，即实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能够防止原来和新的各种干扰。同时，在此基础上积极努力地推行相关的改革。
（2）坚持增量改革的原则，以此来实现“人、财、物”保障的均等化。之所以要实现“人、财、物”保障的均等化，主要是因为“人、财、物”的供给必须满足执法办案的需求。同时，这也是实现检察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国在实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的改革时，还应坚持增量改革的原则，以此来实现“人、财、物”保障的均等化。
（3）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并充分发挥好上级检察院了解下级的优势。要做好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的改革，相关部门还应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并充分发挥好上级检察院了解下级的优势。同时，还应采取行之有效哦的策略进一步强化检察院政治部与计划财务装备部门的日常管理职能。此外，在实行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检察权相分离之后，还应从财政制度和人事制度安排对其日常管理职能进行加强。
篇5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没有专门的劳动监察立法，在法律的层面上，《劳动法》虽专设了监督检查一章，但只有4条规定，原则性较强，不足以对整个劳动监察制度作出具体的指导。《安全生产法》针对的是工作条件的安全，《矿山安全生产法》仅仅针对的是矿山安全，难以扩大到劳动监察的各个方面。实践中，关于劳动监察的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相关的行政法规上，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另外一些部门规章对其也做了一些规定，如《关于实施若干规定》，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权威性和稳定性有很大的不足，众所周知，法律的位阶决定了该法律规范在国家法律规范中的地位，同时反映了该法律规范所规范的对象的社会重视程度，更重要的是决定了该法律规范在实际操作中的执行力度。同时，我国的劳动监察立法也体现出重实体轻程序、重国家机关的权力而轻公民的参与的特点。
（二）劳动监察体制不健全
在实践中，我国现有的劳动监察机构的设置级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设置劳动监察局，负责拟订劳动监察工作制度；组织实施劳动监察，依法查处和督办重大案件；指导地方开展劳动监察工作；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组织处理有关突发事件；承担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监督检查工作。各省设置劳动监察局或监察总队、支队，地市一级设置监察支队或者大队；县、区一级设置监察大队或者中队。根据劳动监察体制的设置，各级劳动监察机构隶属于当地劳动行政机关，其人员、物力等由其隶属的劳动行政机关统一调配，业务上一方面接受上级监察机构的指导，同时又受本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地方政府对监察机构的部门设置、人员的配置、物力的支持有绝对的权力，这种监察体制的设置给监察机构的执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重招商引资而轻执法检查，将劳动监察同改善投资环境相对立起来，对劳动监察工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监察执法工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劳动监察机构在行使监察权力、进行监察活动时不免会受到其上级和本机领导机关的诸多制约，造成监察执法不力的后果。
（三）劳动监察人力不足，劳动监察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劳动监察员，是指依法代表国家机关执行劳动监察活动的人员，在我国，主要包括专职和兼职监察员，劳动监察员必须具有法定的资格。根据人力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07年末全国共有机构3271个，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组建率为94.2%。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配备劳动保障专职监察员2.2万人。截至2008年末，全国共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3291个，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组建率为94.7%。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配备劳动保障专职监察员2.3万人。 2009、2010年的数据未作公布，但根据最大的发展速度，现在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配备劳动保障专职监察员最多不会超过3万人，但是，截止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预计2010年，会超过8亿人，劳动监察员的配置远远跟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满足不了国际劳工组织对转型国家监察员配置指导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者法律意识的提高，劳动监察案件与日俱增，且呈现出涉及人数较多、处理程序繁杂、调查取证困难、办案时间长的特点，劳动监察工作任重道远。2005年至2006年9月底的21个月内，全国劳动监察机构受理群众举报立案专查案件40.9万件，2008年以来，中国的劳资矛盾事件进入高发期，在2008年一年内，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8.1万件，2010年33.6万件，另一方面，劳动监察力量却相对薄弱，远远满足不了执法需要，所出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劳动监察员是劳动监察工作的具体实施者，他们的组织状况、人员素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监察工作的广度、力度和质量。但是从我国的目前实际水平来看，劳动监察人力配置并不是十分的理想，对于劳动监察员的任职资格，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对于一般劳动监察而言，《劳动监察员管理办法》规定，要认真的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熟悉劳动业务，熟练掌握和运用劳动法律、法规知识，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勤政廉洁，在劳动行政部门从事劳动行政业务3年以上，并经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或省级劳动行政部门劳动监察专业培训合格。对于特殊监察，对监察员的条件也有特别的要求，如《矿山安全监督员管理办法》规定矿山安全监察员作了具体要求。但在实践操作中，“有些地方不管学历高低、专业是否对口，是否从事过劳动监察工作，是否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只要是转业军官、退伍兵、中专毕业生和劳动监察系统家属的子弟都有可能进入这种队伍，只要进入这支队伍，都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劳动监察员”。
二、完善我国劳动监察制度的路径
（一）加强劳动监察法制建设
目前，劳动监察法律位阶不高确实是困扰劳动监察工作的一个重大瓶颈，因此应加强劳动监察法制建设，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劳动监察法律位阶，如在《劳动法》中加大劳动监察的相关规定。提升其法律地位，以便更好地推动劳动监察工作的开展。另外也可以采用专门立法的形式，如我国—台湾地区即采取这种形式，于1993年公布《劳动检查法》，采用专门立法的的形式对劳动监察予以规制，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劳动监察法律规范的位阶，另一方面专门、统一的立法也可以避免法律法规的冲突。
（二）加强劳动监察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劳动监察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一方面要增加编制，增加监察员数量，另一方面，要建全兼职劳动监察员制度，吸收各行各业政治觉悟高、法律意识强、服务热情高的有志之士加入兼职队伍，解决监察人员人手不足的困难。
另一方面，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应不断提高监察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对劳动监察员的任职条件应当进一步明确。作为监察人员必须掌握有关劳动法的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要加强监察人员的角色意识、服务意识，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忠于职守、不畏权势、主动热情、保守秘密的职业道德。劳动保障监察员的遴选应该在学历上设置一个基本的门槛，即本科以上学历。同时，由于劳动监察的技术性要求较强，因此在选拔监察员的时候要有技术上考量，如“劳动监察经常涉及法律事务，劳动监察员上岗之前应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具有从事劳动业务的经历，劳动月考核应当合格等”。在矿山、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安全等方面，专业性要求要更强，监察员要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或资质。对于在职的劳动监察员，应当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职业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其综合素质，提高我国劳动监察队伍的专业技术水平，推动监察队伍的职业化步伐，促进劳动监察事业的深入发展。
（三）加强监督，提高劳动监察的效率和透明度
没有监督制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现代法治，失去了监督制约，权力也必然产生腐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制。监督是完善国家管理，防止的重要机制，面对我国现行对劳动监察监督存在的问题，应该内外结合，共同监督，具体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强化行政监察。行政监察与其他的监督手段相比具有程序简便、过程和形武相对简单的优点，不少程序方便易行，加上行政管理具有直接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快速解决问题。同时，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成本较低，即使有当事人申请的行政复议也不收取当事人的费用，因此应当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在劳动监察执法活动中的力度，规范执法行为。2、利用和各种外部监督手段，切实加强对监察机构的监督。应当多策并举，提高广大群众对劳动监察的参与度：要设立相关的举报、奖励制度，鼓励人们检举、揭发违法用工行为以及劳动监察机关的不作为、越权、营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同时，设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对于举报者严格保密，确保其免于被举报单位和个人的报复侵害，促使人们敢于举报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不断扩大媒体监督的广度，解决监督的局限性问题；加强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组织和劳动行政部门的联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如多方的联席会议，提高社会组织对劳动监察事业的监督和参与度。
（四）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加大对劳动监察工作的支持
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对劳动监察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督促地方政府转变思想意识，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劳动监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以此建立起更加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减少群体性的突发事件，维护政府良好形象，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篇6
《行政处罚法》最早对该工作机制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国务院2001年台于规范，对具体细节进行了详细规范。随后，最高检、公安部等部门先后单独或联合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逐步建立健全行刑衔接机制。行刑衔接机制发展到今天，在规制犯罪、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越来越发挥出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执法协作和协调会商、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等机制逐渐成为行刑衔接工作中的重要工作方式，在一些省市，更是出现了一些例如“知识产权执法联络室”等的新兴行刑衔接工作平台，在实践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行刑衔接机制的现实意义
首先，该机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拓宽了检察机关的对外监督渠道，防止国家的司法权和行政权这样的公权力滥用。
行刑衔接，首先体现的是国家的刑事司法权与国家赋予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执法权之间的分立原则，同时也反映了二者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一种关系。在我国，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因此，行刑衔接机制，无疑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外部监督的重要途径。其次，该机制也可以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因为，一旦行政行为构成了犯罪，我们通过分析就会看到，首先该行为必须是违反了我国某一行政法的规定，然后再谈及到，该行为是否因其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序，触犯了刑法的规定，应当接受刑事处罚。行政犯罪的双重违法性特征，明确告诉我们，构建行刑衔接机制是相当有必要。通过行刑衔接机制，对该行为的的行政违法性、刑事违法性进行二次判断，从而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
三、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行刑衔接制度本身缺乏法律规定
纵观行刑衔接的提出及发展经过，我们不难看出，对行刑衔接这一机制作出规制并非是法律，而多是一些效力等级偏低的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在一些地方甚至是由地方政府出具的指导性文件进行管理和规制的。这些规定之间，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多数是分散的、零碎的，有一些规定甚至是只能局限于一地或者一个部门。
（二）刑事法规定的模糊性困扰着行政执法
我国刑法规定，一个行政违法行为要想成为犯罪，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特性，即法定性、社会危害性、应受处罚性。面对日新月益的社会生活和层出不穷的新型犯罪手段，刑法作为成文法之一，难免遇到法律规定滞后性的问题。为了提高法律规定的弹性，在一些犯罪中，“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等高弹性词语就出现在了一些罪名的犯罪构成中。而对于这些高弹性词语的进一步入罪解释就落在司法机关的肩上。
（三）行政机关在行刑衔接中的定位尴尬
现阶段，行刑衔接设计的主要目的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公权力，即主要设计为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但反过来说，行政机关对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的制约则较少，从而导致在行政衔接中，行政机关的定位面临尴尬。行政机关只能坐等监督，而不能主动发挥能动性。
（四）要进一步畅信息渠道
行刑衔接机制，案件的移送虽然是双通道的，即可以从行政机关到司法机关，也可以司法机关主动发现，同时司法机关也可以向行政机关移送。但综观现实，我们发现大多数案件均是从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严正影响了行刑衔接机制的实际效果。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例如，检察机关刑检等部门主动介入，要求行政机关移送案件，同时引入反贪等自侦部门，以强化主动监督的效力。
四、完善两法衔接制度的建议
（一）必须以我为主，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要职能作用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这一点，具有其他机关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我们要立足法律监督这一职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使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扮演好监督者、协调者、引导者等角色，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好协调者的角色。我们认为，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发挥检察机关职能，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畅通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双方信息渠道，将所有信息均置于公平公开的情境下，才能最大化实现机制的设计初衷。
2.加强对行政机关执法技能的培训和提高。由于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特别是一些罪名的入罪标准，确实存在一定的弹性，那么在这种况下，进一步强化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培训只能由能顾及到面，那如何就顾及到个案的点呢。这种情况下，个案之间的沟通联络，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途径。一方面要加强与行政机关的联系，同时也要加强与其他司法机关的联系，从而使个案的办理更能体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三统一。
3.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为了使衔接工作机制得以全面充分的落实，需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一是强化行政监察，对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和对移送案件不依法办理等问题，以监察决定、监察建议等方式加以纠正。
4.进一步调整行政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定位。我们要进一步调整行政机关在该机制中的定位，使其从现有的服从者，转变为参与者、监督者的角色，调动行政机关参与该机制的积极性，从而使该机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针对当前的立法状况和行政机关的进一步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对有关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进行整理，当前关于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较为散乱，当务之急是统一立法。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主要要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第一，要抓好立法主体。现阶段，行刑衔接主要以行政规章为主，而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制，这种情况，首先以国务院协调两高、公安部就行刑衔接的现有制度进行整合，拿出一套适用于全国的规章规范；
第二，要抓好立法内容。现阶段，我们认为，在立法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刑衔接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进一步明确案件移送和管辖的程序。
篇7
3、组织部分的业务学习活动，坚持每周一上午的业务学习制度，协助做好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有关工作。
二、认真完成纪检监察有关工作，为我校党风廉政建设上台阶作出努力
1、做好全校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起草了会议的主报告，着力推动我校各负其责地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运行机制的建立。
2、协助做好省纪委、省委教育工委来我校巡视我校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预备工作，起草了我校的汇报总结材料。
3、分管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组织干部参加省教育纪工委的知识测试，党风廉政教育网页不断更新，教育功能逐步扩大。
4、分管的档案工作被评为校先进单位。
5、以招生监察为主，做好行政监察工作。先后参加了烹饪专业单招考试、普招专业加试和成教专业加试、高考录取等工作的监察，在参与中监察，在监察中服务，无责任事故的发生。
三、认真做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办公室有关工作，为试点取得成功作出应有的贡献。
1、先后赴张家港、南通、宿迁等地调研，解放了思想，明确了思路。
2、起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的讲话稿。
3、负责干部测评系统研制的组织协调工作，设计测评表，协助做好测评组织工作，负责测评系统的演示课件制作的有关工作。
4、起草了《**大学处级领导干部“能管能教”暂行规定》、《**大学不称职处级干部认定标准和调整办法（试行）》、《关于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意见》、《**大学学院、部分、单位考核评估办法（试行）》、《**大学关于实行处级干部诫勉制度的规定》、《**大学关于实行处级干部谈话制度的规定》、《**大学关于处级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大学关于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大学关于建立组织部与纪检、监察等部分联系会议制度的规定》等9个制度。
5、完成了《论高校干部考核评估机制的建构》的论文，并在我校学报上发表。
三、做好党群总支的有关工作
1、完成年度和学期工作要点和小结的起草工作，并对每学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作出安排。
2、协助书记做好总支大会和集中学习活动的安排和组织工作。
3、完成了支部目标治理终期评估的有关工作。
4、做好职工考核、职称提升测评等有关工作。
四、廉洁自律情况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
在纪委工作4年半来，廉洁自律的意识不断增强，用纪检干部素质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果断不做。不接受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吃请和礼品，果断拒收礼金、有价证券，并经常向自责任人汇报自己廉洁自律的情况，对责任对象开展教育。
篇8
⒉认真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并结合高校实际加深理解，体会到干部制度改革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要意义，
⒊组织部门的业务学习活动，坚持每周一上午的业务学习制度，协助做好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有关工作。
二、认真完成纪检监察有关工作，为我校党风廉政建设上台阶作出努力
⒈做好全校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起草了会议的主报告，着力推动我校各负其责地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运行机制的建立。
⒉协助做好省纪委、省委教育工委来我校巡视我校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准备工作，起草了我校的汇报总结材料。
⒊分管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组织干部参加省教育纪工委的知识测试，党风廉政教育网页不断更新，教育功能逐步扩大。
⒋分管的档案工作被评为校先进单位。
⒌以招生监察为主，做好行政监察工作。先后参加了烹饪专业单招考试、普招专业加试和成教专业加试、高考录取等工作的监察，在参与中监察，在监察中服务，无责任事故的发生。
三、认真做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办公室有关工作，为试点取得成功作出应有的贡献。
⒈先后赴张家港、南通、宿迁等地调研，解放了思想，明确了思路。
⒉起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的讲话稿。
⒊负责干部测评系统研制的组织协调工作，设计测评表，协助做好测评组织工作，负责测评系统的演示课件制作的有关工作。
⒋起草了《扬州大学处级领导干部“能管能教”暂行规定》、《扬州大学不称职处级干部认定标准和调整办法（试行）》、《关于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意见》、《扬州大学学院、部门、单位考核评估办法（试行）》、《扬州大学关于实行处级干部诫勉制度的规定》、《扬州大学关于实行处级干部谈话制度的规定》、《扬州大学关于处级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扬州大学关于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的规定》、《扬州大学关于建立组织部与纪检、原创://监察等部门联系会议制度的规定》等个制度。
⒊完成了《论高校干部考核评估机制的建构》的论文，并在我校学报上发表。
三、做好党群总支的有关工作
⒈完成年度和学期工作要点和小结的起草工作，并对每学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作出安排。
⒉协助书记做好总支大会和集中学习活动的安排和组织工作。
⒊完成了支部目标管理终期评估的有关工作。
⒋做好职工考核、职称晋升测评等有关工作。
四、廉洁自律情况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
在纪委工作年半来，廉洁自律的意识不断增强，用纪检干部素质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不接受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吃请和礼品，坚决拒收礼金、有价证券，并经常向自责任人汇报自己廉洁自律的情况，对责任对象开展教育。
篇9
2、认真学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并结合高校实际加深理解，体会到干部制度改革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要意义，
3、组织部门的业务学习活动，坚持每周一上午的业务学习制度，协助做好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有关工作。
二、认真完成纪检监察有关工作，为我校党风廉政建设上台阶作出努力
1、做好全校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起草了会议的主报告，着力推动我校各负其责地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运行机制的建立。
2、协助做好省纪委、省委教育工委来我校巡视我校
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准备工作，起草了我校的汇报总结材料。
3、分管的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组织干部参加省教育纪工委的知识测试，党风廉政教育网页不断更新，教育功能逐步扩大。
4、分管的档案工作被评为校先进单位。
5、以招生监察为主，做好行政监察工作。先后参加了烹饪专业单招考试、普招专业加试和成教专业加试、高考录取等工作的监察，在参与中监察，在监察中服务，无责任事故的发生。
三、认真做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试点办公室有关工作，为试点取得成功作出应有的贡献。
1、先后赴张家港、南通、宿迁等地调研，解放了思想，明确了思路。
2、起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的讲话稿。
3、负责干部测评系统研制的组织协调工作，设计测评表，协助做好测评组织工作，负责测评系统的演示课件制作的有关工作。
4、起草了《**大学处级领导干部“能管能教”暂行规定》、《**大学不称职处级干部认定标准和调整办法（试行）》、《关于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意见》、《**大学学院、部门、单位考核评估办法（试行）》、《**大学关于实行处级干部诫勉制度的规定》、《**大学关于实行处级干部谈话制度的规定》、《**大学关于处级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大学关于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的规定》、《**大学关于建立组织部与纪检、监察等部门联系会议制度的规定》等9个制度。
3、完成了《论高校干部考核评估机制的建构》的论文，并在我校学报上发表。
三、做好党群总支的有关工作
1、完成年度和学期工作要点和小结的起草工作，并对每学期的组织生活、政治学习作出安排。
2、协助书记做好总支大会和集中学习活动的安排和组织工作。
3、完成了支部目标管理终期评估的有关工作。
4、做好职工考核、职称晋升测评等有关工作。
四、廉洁自律情况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
在纪委工作4年半来，廉洁自律的意识不断增强，用纪检干部素质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不接受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吃请和礼品，坚决拒收礼金、有价证券，并经常向自责任人汇报自己廉洁自律的情况，对责任对象开展教育。
篇10
研究《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首先要明确价值取向的含义。
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一部法律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处理各种法律关系时所持立场。2006年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从立法内容上看较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重大的变化是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这主要体现为应受治安处罚的行为范围得以扩大，治安处罚的种类增多，增设了治安管理中必要的强制措施等。同时，在权利行使方面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规范。这集中体现为处罚权与强制权的运用要符合正当程序，完善了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权利救济等制度。
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限制公权，尊重和保障私权。《处罚法》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整对象是公安机关与受处罚人的关系，立法如何协调这种关系便能体现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就治安管理处罚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行限制和剥夺的手段，因此，如何处理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和治安相对人的权利便是中心问题。《处罚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宗旨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据此《处罚法》在努力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既要加强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又要严格规范公安机关公权力的运用。其价值取向不是单一的，而是控制公安机关公权力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统一。
二、权力的赋予与制约
（一）规定必要的强制措施并予以规范。公安机关在进行现场治安处置过程中，法律赋予其必要的治安管理强制措施权。如《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在现场处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时，可以采取收缴、追缴、责令禁止进入特定场所、强行带离现场等治安管理强制措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公权力，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二）设计正当的程序制度，规范和限制权力。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证。《处罚法》共设计了35个条文。其中处罚程序占30%。这符合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为了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处罚法》重点对治安处罚程序做了程序正当的制度规定：1、处罚的回避制度；2、处罚的听证制度；3、处罚的时效制度；4、处罚的告知制度。
（三）设计处罚救济制度，有效制约权力。《处罚法》明确提供了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权利救济途径：1、可以向公检及行政监察机关寻求救济；2、可以自主选择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渠道。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立法上对权力予以有效地制约是十分必要的。对公安机关权力的制约，是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
三、权利的赋予与保障
权力的制约与权利的保障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是相辅相成的。对权力的制约最终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赋予并保障公民的权利更是直接的对私权利的保护。这一价值取向贯穿《处罚法》的始终。
（一）完善处罚适用规定，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如《处罚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70周岁以上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人员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可以做出拘留的处罚，但不能送达拘留所执行，充分体现了保护人权、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二）完善处罚程序规定，保障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条例》对处罚的程序规定只有10条。《处罚法》在原条例的基础上补充到了35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期限和尊重人权等程序的规定上更加人性化；二是在搜查和人身检查等程序的规定上更加人性化；三是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篇11
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
任何公共权力的建立都是为保护公民的利益与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权力源于老百姓的授权，权利高于权力。我国全部法律的70％、法规的80％，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绝大多数，都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状况，影响着公民对于法律的态度。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后者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体制上和行政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行政机关漠视法律，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却什么都管不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行政许可法》最显要的原则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则扩大了公民的权利。该法赋予了老百姓很多具体的权利，如信赖保护、补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听证、获得告知、及时得到服务等程序上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过去任何法律中所没有的。权利的发展，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利益的扩增、能力的增强，因此，毫无疑问，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高，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整个社会来说，实现了公民权利印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对公民而言，实现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但要真正实现权利的回归，政府机关必须做到重大决策要定期向社会公开，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三、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1．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强化职能，真正做到“以法为上”。依法治国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监督等内容组成。在这些内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点。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里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纵观世界各国，政府机构总发生机构膨胀的问题。我国的政府机构也经历过膨胀一精简一膨胀的历史“怪圈”。《行政许可法》的公布和实施的直接针对性就是要求政府该管的管，不该管的要退出。可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改变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如英国上下级政府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法律关系，如果“上级”觉得基层政府的做法不对，只能建议其改正，如果人家不听，“上级”就只能用来解决问题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将会彻底消除权大于法的想象，必将大大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
2．行政许可改革之路需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行政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政府扩张权力的领域总体来讲是越来越小，空间被不断压缩。但是，行政权力无孔不入，具有自我扩张性。《行政许可法》实施后，需要警惕新一轮的权力扩张冲动。法治政府，必然需要法律约束。而约束政府的法律，并不仅仅只有《行政许可法》一部。还应包括之前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刚刚完成草稿的《行政程序法》、正在起草的《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只是这众多规范和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中的一环。仅靠一个《行政许可法》并不能限制政府部门伸得过长的手。警惕变种的“许可”。行政权力的扩张，除了进军新领域，在原来领域进行“内部挖潜”，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2004年7月1日之后，政府仍然保留了500项行政审批。也就是说，《行政许可法》并不是要取消所有审批，合理合法的审批仍将继续存在。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审批，披着合法的外衣继续大行其道。需时刻警惕“变种许可”的出现，以及新一轮的权力扩张的开始。要改变这种局面，从立法的角度，《行政强制法》和《行政程序法》就该适时出台。政府权力必须细化，用具体的法律条款来固定。
虽然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然复杂而艰巨，但从立法为民的高度来说，一部法律，不论其初衷如何美好，其最终目标不外是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让百姓们顺心、满意。《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让我们从立法阶段看到了政府行政与百姓生活水融的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勇等著：《中国当代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0年版。
篇12
最近新闻媒体披露了湖南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罗彩霞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人民的广泛关注,王俊佳的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罗彩霞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罗彩霞事件”只是偶然地被发现的个案,其实这种类案件在我国还是很多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从正确的法律途径和司法程序对公民的教育平等权进行维权?
一、平等权和教育平等权的法律意义:有关平等的思想由来已久,汉语中的“平等”一词源于佛教用语。佛教认为宇宙本质皆为一体,一切法与众生本无差别,故曰平等。成书于东晋的《涅梁经》第三卷有“如来善修,如是平等”的说法[1]。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权是衡平性权利,是指不允许在公民之间设定不同的待遇,更加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其他人的特权;国家给予公民同等的地位,除了基于法律的规定,公民在国家的一切公共机关位置和职务的获得上,以及一切公共设施的利用上,都不可以再设置其他条件;同时公民在义务的负担上,不可以有不合理的差别存在。平等权确立了国家机关活动的界限和基本出发点,也是公民实现基本权利的方法或手段。教育平等权即公民接受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训练的权利,或称“教育方面的平等权”。早在古代,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就包涵着的教育公平的原则。平等受教育权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权,是针对国家教育资源有限情况下所确定的一项权利。我国现行宪法第四十七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二、分析我国目前高考的不公平现象:高考是我国人才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是学生个人提高知识水平加强自身文化水平的机会,同时也是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受教育权的重大意义在“高考”这个环节上表现极为明显。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高考也是他们跳出农门的最佳途径。我国《教育法》第36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但是在现实中,受教育权利与其义务存在不对等性,就像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当权利与权力失衡时候,当权力过度泛滥的时候,法律关系的主体的权益必然会受到侵犯,这种不对等性过度地侵犯了普通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利。高考整个组织过程是否公平,是否真正平等,特别是录取标准是否统一、一视同仁,直接关系公民受教育宪法权利的实现与否。根据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1款、第3款规定的受教育权内容:“义务免费的基本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可以知道,高考成绩公开也是教育平等权的一项体现。让一个人的高考成绩真真实实地属于他自己,这是道德正义的最低线,也是制度设计的底线。冒名顶替上大学,不仅是对高考公平的挑衅,也是对他人受教育权与姓名权的侵犯。当国家教育资源增加后,公民所享受到的权利也在不断地增加。在一个并非人人可以获得非基础段教育机会的社会里,强调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尤为重要。教育公平其核心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重点是推进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群体歧视和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不公,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稳定和持续发展。要保证社会的正义公平,须从权力的约束开始。
三、高考招生的法律完善:教育执法监督,是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恢复过程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也是教育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性措施基本上未规定,而且82宪法将54宪法中“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的规定抹去了。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将使教育的执法监督成为政府实现教育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师、学生及其他法人和公民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权益纠纷,也迫切需要通过执法监督制度的运行来调整。在我国的宪法权利保护机制尚未健全,而其他如教育法等普通法律未被人熟识且效力较低的情况下,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实际上就带来了诸多问题。《教育法》规定的受教育权只是公民公法上的一种权利,也就是说,针对国家机关、学校这些单位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人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受教育权在私法上是不是一项权利,在《民法通则》和诸多民法法律中并没有相应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其他公民、法人的侵犯,要提起民事诉讼,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很多都会认为宪法都规定了受教育权,法院理应维护这一权利。问题在于,我们的宪法并没有“可司法性”,也就是说宪法并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建立行之有效的教育执法与监督机制、教育行政监察制度、教育行政执法检查制度和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等。最终解决公民在私法上的受教育权空白问题,还是要靠法律的进一步细化,至少是要让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可以司法化。学者建议制定详细而具法律效力的《招生制度》,并且强调惩罚机制,加大考生的法律救济。有了立法上的保障,就要求政府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法律规定了一种合理的权利,政府和公民须尊重这种权利,不能做侵犯这种权利的事情,否则就是违法。这样在高考中才能公平的对待每一位考生。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许崇德主编,胡锦光副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
篇13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受到整个国际视野环境的改革影响，加上公务员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正处于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顺应了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中植入聘任制度，为专业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开辟了一条道路。[1] 我国的聘任制公务员与委任制、选任制、考任职公务员一样都是政府任用公务员的方式，都要经一定的法定程序，担任政府公职，行使公权力，并从事公共管理事务。
（二）聘任制公务员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基本内容
在我国，与聘任制相承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在《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很多，只有在《公务员法》第一百条中规定："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在《暂行条例》中只有第八十一提到国家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申诉，其中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但是并未提到聘任制公务员的权利救济。
二、聘任制公务员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聘任制公务员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为维护聘任制公务员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但我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其相适应的人事争议仲裁制也不完善。
（一）仲裁机构设立不完善
《公务员法》第一百条中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可以进行起诉，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仲裁委员会的具体组成方式，人事仲裁委员会是根据仲裁需要设立的机关还是一个仲裁的常设机关，如果该仲裁委员会是常设机关，应该设立在省、地、市、县的哪一级政府里；如果是根据争议发生时的仲裁需要而设立的临时机构，那么如何保证这个机构公平公正的，对争议进行权威的仲裁。还有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满意，进一步向法院进行起诉时，应该向哪一级的法院提起诉讼。《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施行6年多的情况下，全国仅有人事争议仲裁机构 1690家，专兼职仲裁员 11000多名。而仲裁员中兼职仲裁员又占了多数，其中主要由政府法制部门、总工会、法院等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 [2]，导致许多地方发生了人事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却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二）仲裁的受案范围冲突与重复
受案范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事争议仲裁与人事争议诉讼的的受案范围的不同。
2007年出台的《人事争议处理规定》规定的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包括："（1）国家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之间因录用、调动、履行聘任制合同发生的争议；（2）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以及履行聘任制合同或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3）企业单位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或聘用制合同发生的争议；（4）依照法律、法规可以仲裁的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3]由此可见，"法释[2003]13号"所涉及的人民法院受理的人事争议范围远远小于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受理的人事争议范围。依照此规定，人民法院是不能受理聘任制公务员相关的人事争议仲裁的起诉。
而《公务员法》第一百条规定，聘任制公务员发生的人事争议仲裁，对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释[2003]13号的规定与《公务员法》发生了冲突，使得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受理人事争议案件衔接上出现了问题，即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的人事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因其不符合"法释[2003]13号"规定而驳回起诉，一旦驳回起诉，又涉及原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裁决书效力如何认定，是被撤销还是发生法律效力，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因法院的驳回起诉而导致当事人失去司法救济途径，就产生了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裁终局"的局面，这又与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相结合的目的相悖，剥夺了聘任制公务员对人事争议结果起诉的合法权利。[4]
（三）中央规定与各地方规定的冲突
各单位的制度本应该在不与法律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制定，但是，我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尚处起步阶段，《公务员法》对此并无详细的规定，而在《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三章管辖中规定：l.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及其直属在京事业单位的人事争议，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事争议，由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处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事争议，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也可视情况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仲裁委员会处理。2.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在京外的直属单位的人事争议由驻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仲裁委员会管辖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仲裁委员会授权单位所在地的地（市）仲裁委员会处理。3.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市）、县（市、区）仲裁委员会的人事争议处理办案管辖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看似详尽的规定，其实只有中央单位人事争议的管辖规定比较明确，而省以下单位的争议管辖规定尚不清楚，因此容易出现省以下单位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之间以上级对下级的形式进行干预。
三、聘任制公务员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完善
由于聘任制公务员人事争议仲裁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政府应出台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并采取一些行动，保证人事争议仲裁的公平、公正的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增设独立的仲裁机构，明确其性质
根据《仲裁法》第14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公务员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基本上都设立于行政机关内部，即使没有隶属关系，但是由于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财政来源及其他相关的权力利益关系，很难使其独立于行政机关本身。[5]
争议仲裁属于群众性的工作，这就要求仲裁组织的仲裁委员会成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作为其组成人员主体之一的聘任制公务员的代表，这部分代表应该从聘任制公务员中直接选举产生，并且要定期或不定期的更换。
另外，公务员主管部门和聘用机关的代表作为争议的另一方当事人人员数量应不得超过聘任制公务员代表的数量。由独立的仲裁机构从外部聘请起参谋咨询作用的法律专家，使配备的人员保持中立性，这样才能在仲裁人事纠纷过程中公正地对待聘任制公务员和聘用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统一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
应加强对人事争议仲裁的立法，完善《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相关条例。为明确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首先，从受理对象的范围上看，应从现有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扩大到排除属于劳动争议范围的我国境内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使任何在这些单位引起的非劳动争议的人事争议都能够得到及时处理。
其次，从受理内容范围看，应包括因履行、变更、接触聘任制合同引起的争议；因录用、调动、辞退、辞职引起的争议；有关工资报酬引起的争议；有关工作时间和节假日为题引起的争议；因劳动保护引起的争议；因职工技术培训引起的争议；因社会保险为题引起的争议；其他有关人事方面的争议。
只有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明确的条文区分，才能够更有效迅速的明确受案范围，提高仲裁的效率。
（三）协调中央法律规定和地方规定
要解决法律与地方单位规定的不统一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完善人事争议仲裁立法体系。
目前各地和人事部对人事争议仲裁范围的规定有很多冲突之处，但由于人事部《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系部门规章，其效力并不优于地方政府规章，这就影响了人事争议仲裁的规范性和统一性。要保证央法律规定和地方规定的协调，就要做好以下几点：
1.人事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仲裁调整范围的冲突也属于立法层面的问题，需要由有关法律来解决，应该加强和完善立法以促进两种仲裁工作的健康发展。
2.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内容。尽管我国于1994年颁布了仲裁法，但在很多内容上对于目前聘任制公务员仲裁制度的规定模糊，因此必须健全《公务员法》中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自上而下建立健全完备的人事争议仲裁体系[6]。
3.统一法律法规上的管辖问题
赋予申请人对仲裁机构管辖享有选择权。赋予申请人对仲裁机构管辖享有选择权，可以提高案件审理的公正性，避免、减少或杜绝部分或全部来自与国家机关的行政干预，同时也可以放置区域内机关擅自选择仲裁机关的的状态。同时，应该实行协议管辖、移送管辖，不实行指定管辖。[7]赋予当事人具有管辖选择权，当事人可以行使管辖选择权，除了可以再自己申请时进行选择外，还可通过另两个途径保证：（1）可以约定或协议管辖，协议管辖可以早事前达成，也可以在事后；（2）己受理案件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收到被申请人要求移送的请求，仲裁委员会审查后可决定是否移送。
参考文献：
[1] 田利辉.我国聘任制公务员法律地位研究[D].2009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肖木.《努力开创人事争议仲狡工作新局面一访人事部剧娜长侠建良》，成《中国人才》2004年第6期.第8页.
[3] 2003年9月5日起施行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
[4]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