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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农业科技教育经费投入失衡，使得人才培养的经费不足
我国教育和科技资源配置及经费投入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投入模式，越到基层，经费就越是递减，因此越接近农业科技实用人才开发的单位，反而得不到足够的资源配置。当前，农业教育、科技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靠财政拨款，有限的拨款要保证相关人员工资及其他公务费用，才能考虑业务费，也就难以开展一些重要的研究、难以维系急需人才的培养费用支出。
1.3管理体制不完善,使地本已有限的农业科技人才无法形成团队进行研究
我国现行可以管理农业科技人才的有农业、教育、渔业、林业、科技、环保、经贸等许多部门，这就使得重要的研究项目必须经过多部门的协调才能进行。缺乏科学有效地协调机制。不但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更主要的是低下的效率极大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1.4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成长和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经费投入总量严重不足
我国目前开始增大对农村科技人才培养和研究的投入，但总体上仍然不够。许多农村的科技人才培养和研究的条件很差，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培养和研究要求，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实验都无法完成。由于经费的原因，应该及时更新的先进的农业科技信息也往往更新速度很慢，许多已经陈旧的信息和技术仍然在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内容当中。
1.5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缺乏科学、合理的开发方案,农业科技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农业科技人才资源的培养需要有科学的培养计划，并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当前许多农村地区科技人才培养没有规范的计划，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没经过实地调研就先进照搬地区模式，这样很难培养出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人才，创新就更谈不上了。因此，农业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可持续性。
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的解决途径
2.1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造就一支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着缺乏实践技能的情况，培养农业创新型人才需要有创新型老师的指引。近年来国家已经逐渐地鼓励高中等学校加强对“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求教师不但能够开展基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更要加强与实践单位的联系，使理论与实践相互验证、相互促进。只有培养出创新型的老师，才有可能指导学生走出创新之路。
2.2理顺农业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科技成果与市场的接轨和转化
现有条块式、多部门各管一摊的管理体制是无法适应未来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必须根据现在农村的实际情况，集中资源、理顺关系，形成稳定的协调和管理机制。再以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协调现有资源，全力攻克当前急需解决的农业科技问题，不断提高农业科技的成果转化率。另外，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将农业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市场转化无缝对接，形成良好的科技发展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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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创造性品格
当代美术教育对于创造性品格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急功近利的情况，从这个立场出发，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品格其主要体现在主体性的不断超越，即：超越前人、超越同代人和超越自己。超越前人是大学美术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整体所面对的任务，在他们的身后，是长长的过去，前人固然在教育方面有自己的创造，但过后却成为了过去、成为了传统。后起的美术教育工作者有权从传统中吸取养料，但却无法原本的模仿。所以，如果没有对前人的观点、理念和思想的创新，又何来进步，主体性的价值功能何以得到彰显呢？超越同代人是要求我们加强教育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彼此之间相互学习，并借以启发灵感，激发主体意识的创造品格。所以，超越自己的是实现大学美术教育中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充分发挥大学美术教育的主体性价值功能，才能使大学美术教育的创造性价值和意义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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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4
在理论宝库中，把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有机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把一个特殊形态的社会结构作为说明资本产生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载体的著作，惟有《资本论》。中国化的当代性研究，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之后，面对世界性金融动荡，亟待认真研究和创新的应当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解析马克思资本理论整体结构，它既是一个剖析和描述社会生产方式性质、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经济学理论，又是一个揭示和阐述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是一个展示和再现马克思如何去认识以及如何去参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实践过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以全球化的视野认识资本、掌握资本、运作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人类的进步服务，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当代话题。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公开发表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科学分析，仍然在世界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拥有很高的地位。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丰富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的广阔视域。本文仅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探讨、展现其当代性价值。
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反映的当代表现
应该说马克思认定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确实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而言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并不存在其它生产关系的资本，资本的形态还比较单一。但同样面对资本现实，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其共同点是都不把资本看作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而基本上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物，是一种生产要素。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马克思资本理论和西方资本理论的本质区别。否定资本的现实社会关系本质是西方资本理论的根本缺陷；马克思透过资本的物质属性，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正是马克思资本理论深刻性和科学性的体现。因为资本理论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现实生产关系，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才能解释资本为什么会增殖、要增殖，从而才使资本成为一个科学的范畴。因此生产关系的性质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所特有的，而是资本的本质，是资本的一般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也不例外，只不过是体现的经济关系不同而已。
篇5
上述8个主要观点，部分由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初步提出，并经由其第二代传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的深入解释而变成了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意识。奥地利学派的这8个主要理论观点，绝大部分目前已被当代经济学家们所接收，从而已几乎全部被吸纳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学术发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的3代经济学家们，已对当代主流经济分析和人类的经济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这已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尽管奥地利学派已对人类知识存量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论主张却不是没有问题的。深入探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问题，对未来经济学的成长和发展，将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对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未来理论建设来说，可能有着根本性的理论含蕴。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分析进路上的主观主义。熟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会马上意识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的这两个基本点，恰恰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潜隐基础，并且实际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t）经济学理论架构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说，尽管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明言——甚至他们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并没有自我意识到——，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一思想方法论，实际上已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最底层的一块基石。
要理解这一思想方法论的意义及其潜在的问题，看来还要从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上入手。在这方面，当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许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曾发表过“纽康柏问题（newcomb’s problem）与选择的两条原理”（1969）、“对纽康柏问题的反思”（197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1976），“经验、理论与语言”（1986）（这几篇论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论文，并在《个人选择的规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质》等著作中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沿着诺齐克的轮辩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初步讨论一下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及潜在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和审视一下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界所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学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另一方面也与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参韦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学和文化研究中所见的个人主义，均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自主”和“自我独立”，并且均公开支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张扬追求；而奥地利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基本主张是坚持要把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还原到对经济当事人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正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111）所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声言，社会科学中所有合乎事实的理论均可以还原为（reducible to）个人行动的理论，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动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人类社会的所有事实和存在均还原为当事者（agents）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并支配着人们行动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尤其是哈耶克——进一步推进了门格尔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第一代传人的思想，并在分析进路上进一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哈耶克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觉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从而，哈耶克以信息的获取以及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作为出发点，构建了他的宏大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解。应该说，就当代社会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体进展和目前格局来看，从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思想，要比其他经济社会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说）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并且他们也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恰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第2章中专门做了介绍（见韦森，2001）。
回到个人的行动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包括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等在内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宽泛涵义上来“等价”使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这个术语的）的相互关系上，有了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和制度视作为只是具有不完备信息和分立知识因而只具备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个人参与社会博弈的适应性演化的“非企划的结果”（unintended result）（参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的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构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而，这即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为什么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会得以如此自发生成和扩展？照哈耶克看来，这仍然需要从个人的行动原则及其社会后果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学所做的“个人主义：真与伪”的著名讲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确指出：“我们在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的不可预见的结果，这种观点与把所有可发现的秩序都归结为刻意设计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真正个人主义和笛卡尔学派的所谓的‘个人主义’的鲜明对比中看出来。”从哈耶克的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传统，方能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有一个真正到位并脉络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奥地利学派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较清晰和“客观”地展示了人类的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而这一重要理论贡献一方面与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对其社会理论解释对象的把握和理解有关。具体说来，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一般把包括人们的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在内的社会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们“行动表征”（act tokens——诺齐克语）的总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则进一步精确地把其中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视作为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的常规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人们社会博弈的非个人设计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发生成结果，这就为未来博弈论制度分析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上才开始出现的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预标了分析路径（参韦森，2003b）。从这个视角来展望，在世界未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洞识，还将会为学术界进一步挖掘，并将会得到进一步张扬和重新进行理论诠释。
(三)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已为现代微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础，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洞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从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方法论不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来，其问题之一是，如果把种种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都还原为个人行动的结果，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人们个人行动的原则？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现代博弈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那样仅仅把市场参与者一律视作为一台台追求着个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级”计算机？
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只是以含糊其辞（尽管哈耶克从信息的获取与知识的利用论及了这一问题并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主张鲜明地区别开来了）而处之，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试图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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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广义上的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大范畴，是指人的生存方式的样态，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而狭义的文化指的是上层建筑即思想意识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异化方面是从狭义的文化界定的，是从艺术或审美形式的文化丧失其本真的超越和自由的维度进行批判的。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用“肯定的文化”这一概念为切入点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所谓肯定的文化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殊文化，它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从而为现存辩护。[1]（P.136）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
二十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移居到美国，看到那里流行着一些非法西斯的却带有操纵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笼罩美国社会，控制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于是他们展开了对这种大众文化的批判。大众文化以商业原则取代了艺术自身的价值，以市场为导向取代了精神的需求为基础，注重娱乐形式而忽视文化内容。总体来说，大众文化就是以商业化运作为目的，利用大众传媒手段，批量化生产的，在大众中传播的文化形式。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文化是本应具有原创性，是对人的创造性本质和个性的确证。但是大众文化使人丧失了否定和批判的维度成为统治人操纵人的力量，成为异化了的文化。它的异化作用表现如下：
（一）大众文化的齐一化，造成个性的东西日益削减，消除人的创造性、否定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展现在大众面前的艺术品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可言，失去了真正的艺术品的不可替代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不管是在权威国家，还是其他地方，装潢精美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心到处都是一模一样……一系列企业如雨后春笋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2]（P.107）在文化工业社会中，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使得文化产品具有同样的模样。文化与娱乐的结合产生了娱乐知识化，再加上大规模地复制，长期以往就使文化产品像广告语一样僵化、不真实且随处可见。以爱情为例，爱情本是美好的，古今中外有很多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年轻人内心深处对爱的理解和表达已经物化了，以爱情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都似乎遵循着一些固定的模式，仿佛整个世界都要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一样。
（二）人的思想日益平面化，失去否定性，失去思想内容。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齐一化使人失去创造性，只是被动地接受展现在他面前的形形的没有价值的文化形式，思想日益单一、平面化，没有深度、没有内容，现存的世界在人们眼中都是合理的。 法兰克福学派在说到文化工业对人们的生活没有积极作用的时候， 还是用电影举的例子，如果所有的电影院都关上了大门，人们也不会失去什么东西的 ，因为这种快乐机制是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尊严的。人们在大众文化的作用下，只能了解自己的虚无，而正是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人逐渐成为单向度的人。
（三）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操纵性统治和操控人，具有普遍存在的特点。电影、广告、无线电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无一不存在着欺骗功能，提供给人们的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承诺，而人们还乐在其中。这些娱乐工业在用自己的规则、尺度来调节和操纵着人。它助于资本主义对大众的同化作用，同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消除了人的反抗性。
正是由于上述提到的大众文化的消极作用，导致人们认同于现存的体制、制度。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操控行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造成人们面对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却反抗无效的局面。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维度，使人们从根本上不能威胁资本主义制度。“人民，即先前的社会变革酵素，已经‘上升’成为社会团结的酵素。”[3]（P.189）无产阶级被同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丧失其阶级意识，消除了他们本来的反抗性，并与往日的敌手联合起来。
三、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评价
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具有针砭文化工业之弊的作用，是在社会理论批判的宏观视野下进行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充满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只是“失望与愤怒”，他写道，“除了绝望能救我们之外，就毫无希望。”[4]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持悲观态度，完全忽视其积极意义。他们过于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科学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理论矛盾之中。既寄希望于艺术的革命性和解放功能，希冀建立一个超越于现存世界的精神世界，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审美乌托邦的虚幻性，因而在理论上陷于一种矛盾。[5]他们夸大了艺术的社会功能，而否定了艺术的愉悦性质。由于学派成员受到法西斯的迫害，他们把对法西斯仇恨渗入到对文化工业的研究，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大众文化是片面的，单一的。他们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来一味地批判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强调科技进步和人性发展的反比关系，而忽视科技给社会带来进步的积极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消极的、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批判。
四、大众文化在中国
大众文化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属，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港台流行歌曲、通俗小说和电视剧为先导开始出现。大众文化一出现就立刻受到主流文化的攻击，而攻击它的理论武器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当然，中国的大众文化仍是以商业化运作为目的，利用大众传媒手段，批量化生产的在大众中传播的文化形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我国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品。很多学者认为，在当代的中国，存在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
主流文化是弘扬社会主旋律的文化，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是指社会为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者。精英文化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承担着教化大众的使命，传播着中华文化精神。
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后，精英文化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人文学术科技著作出版困难，无法吸引读者，人们的关注的热点在于娱乐明星的八卦、票房最高的电影以及一些肥皂剧等等，精英文化正在面临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大众文化无孔不入，男女穿着、时尚发型、饮食习惯、娱乐方式都被网络、电视、广播等所左右。所以，很多学者也从大众文化使人丧失个性、变得庸俗不堪、不思进取，有损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批评。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艺术作品已经倒退成为消费和受摆弄的消遣，而远离前现代时期注入鲜明个性的文化生产。那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高等文化”或“贵族文化”，但被送进了纪念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圈护起来的地方。我们只能瞻仰它们，而它们不能为我们所用、所享受。前现代时期的文学艺术的创造的对象是有闲阶层，而对大众来说只是精神奢侈品。它的创作主体是文化精英，拒绝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拒绝进入交换关系但又需要为大众所接受的自恋的文化。但是工业文明发展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大众在工作之余有了充足的闲暇时间，因此具备了文化消费的可能性。文化的创造主体也不再是天才人物的专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介入文化创造活动。
人们沉醉于流行歌曲、言情小说、影视录像，也正是因为这些比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更能打动人。标准化的大众文化对于每一个接受者来说，并不是具有相同的意义的，因为每个主体的接受能力、知识水平、生活阅历不尽相同，所以对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大众文化是被赋予了自己独特气质的。广告展示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种追求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既然大众文化无孔不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看到大众文化的有利一面，提升大众文化的价值，发挥其优势为社会做出贡献。
大众文化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对它所暴露出的弊端我们应加以扶正。精英文化应该改变那种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的对立立场，积极投身于大众生活，传播人文价值与科学精神，这对于提升大众的国民精神文化素质是至关重要的。[6]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融合，促进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如果处理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与全球化及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要远离道德和放弃“教化”，注重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首先，大众文化作为第三产业，是后工业时代的支柱产业，而文化产业在中国是亟需发展的，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其次，大众文化的发展必然会需要相适应的人才，从而利于我国的就业问题。最后，大众文化作为文化产业资源消耗少，经济效益高，能够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符合我国当代对经济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消耗低、污染少”的要求。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应该引起我们的对文化工业的弊端保持警惕，积极引导我国的大众文化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为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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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0.引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般的快速发展起来，其优秀的雕塑作品对美化城市，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树立城市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城市欣赏雕塑，怀念历史，感受当代，展望未来，已经成了一些城市群众生活的重要内容；雕塑也体现着各自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平庸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占据了城市空间，运用现代的金属材质，配有现代光电设备，但 效果则相反，群众为之一片否定声。城市雕塑具有公共性质，其作品只能为城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否则就会带来相应的损害。
艺术都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雕塑艺术也不例外。回顾雕塑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考古的实物中看到，不同时代作品的相似之处，便是传承；因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化的不同之处，便是创新。雕塑艺术沿着传承和创新的创作途径走到了今天，还要走向明天，因为这是一条科学的、规律性的正确途径。那么，当代城市为什么会有平庸的雕塑作品出现呢？这是当代城市雕塑创作中的焦点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通过考古实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实在而普遍的现象，就是雕塑作品都具有形、意为内含的艺术美，都具有其欣赏性的使用价值。如与封建皇帝相关的龙形雕塑，其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意志、情感在于使天下百姓意识皇权的神圣、至尊，威严不可冒犯。历史上的雕塑作品承载着历史发展的时空、内容、情感，是历史的载体，其丰富性不容一一举例，但不表达思想情感，没有艺术性使用价值的雕塑作品是不存在的。将考古现象同当代城市雕塑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相比较，产生平庸、无用的城市雕塑的原因在于创作脱离了城市的实际需要，创作的作品起不到城市雕塑应有的作用。
城市不需要的雕塑作品，在浪费相应的公共资源，影响城市形象，影响群众的视觉以及心理感受。从雕塑发展历史，当代城市雕塑创作中的现状以及城市雕塑作品是否有社会价值、文化艺术价值的角度看，城市雕塑创作只有在传承、创新中符合城市持续发展、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艺术信息交流以及城市雕塑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体现城市的时念、精神、思想、情感，才能避免平庸之作，创作出具有城市雕塑特殊使用价值的优秀作品。
1.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
城市发展需要雕塑，雕塑在城市发展中得到了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科技论文，传承。我国疆域辽阔，气候变化、地理形状复杂，城市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风雨的洗礼中，形成各自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建筑及其布局。城市整体形象雕塑或是散落在城中的局部雕塑，都应该是具有城市个性特征的精神、理念、思想、情感、意志及生活的体现，并从这些方面推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广州的五羊雕塑，在意识领域永远引领城市稻谷丰登、丰衣足食。深圳的拓荒牛雕塑，表现了城市发展的时代精神和奋斗理念、信念，是深圳建设奇迹的精神体现。这种城市发展的建设精神信念，是城市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现在是，将来也是，因为理想社会是富有活力的，没有活力就无法发展。朝鲜平壤市的千里马雕塑，不只引领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向前发展。可见，好的城市雕塑应具有推动城市发展的永恒性特点。科技论文，传承。
2.城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城市群众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发展的动力，也是享受城市物质、文化生活的主体。科技论文，传承。城市雕塑反映城市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以及思想、意志、情感，让群众在欣赏城市雕塑的过程中精神愉悦，受到教育，受到精神鼓舞，使城市群众在发展城市的生活、工作中，为城市的整体建设贡献力量。城市的综合发展，不仅使群众有了精神愉悦的生活环境，同时提高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陕西咸阳中华广场中的秦始皇雕像，西安的“丝绸群雕”等，让群众感受到民族历史的悠久，民族文化的深远以及现代雕塑的精湛技术。西安大雁塔景区的关中群众生活群雕，生动、形象、富有情趣，反映了八百里秦川的群众生活特点(如图1)，外地旅游者无不为之完美、风趣而惊奇，喜悦；本地群众则为自己生活中的情景以雕塑形式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富有情趣而喜悦。这种反映生活情趣的雕塑带给人以喜悦、幸福感，同时从雕塑的角度对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还有以新材质，现代科技手段，表现现代精神，展望未来的雕塑作品。这类作品给群众以现代科技、时代精神同雕塑艺术结合的思想感受，同时启迪人们奔向未来的意志。城市要繁荣、要发展，群众享受文化艺术的同时，在思想方面也需要有所启示，以便在精神方面同城市的进步保持一致。
图1大雁塔广场《母子挑水》雕像
The statue named 《the mother and the son carrying the water together》of The Big Wild Goose PagodaSquare
3. 城市文化艺术信息交流的需要
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使城市的文化艺术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城市需要文化艺术信息交流，文化艺术信息交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精神、物质文明建设，推动城市的发展。雕塑以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及信息传递功能，在城市文化艺术信息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正因为这一原因，雕塑成了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环节，我国城市发展中才出现了雕塑创作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城市雕塑的信息交流中，首先是雕塑本身主题、题材、思想、情感的传递；其次是雕塑标志性特征的相关信息传递，即通过雕塑而涉及到城市相关的历史、人文、自然、社会信息。再次是在城市社会的各种活动中，雕塑信息所产生的功能性效应。生活中，雷锋雕像会给人以“做好事不留名”的温馨感，使人在语言、行动方面表现出助人为乐的精神。科技论文，传承。还有前面提到的五羊雕塑、拓荒牛雕塑（如图2），兰州的黄河母亲雕塑以及国外城市的自由女神、千里马、海的女儿等，都在传递着城市以及国家、民族的相关信息。
图2深圳“拓荒牛”雕塑
The statuenamed《the bull》of Shenzhen city
4.城市雕塑自身发展的需要
雕塑以其独特的艺术功能性，伴随着人类从远古一路走来，并将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不断发展。当代城市雕塑正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促进城市建设中得到发展的。这说明雕塑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同时说明城市雕塑的产生、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艺术根源。城市雕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产生的必要性是由各种社会条件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讲，城市雕塑创作本身就具有目的性，任务性及不断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因此，城市雕塑本身也需要在社会的发展变化中不断发展。社会、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因素决定了城市雕塑文化艺术的特点。当前是一个知识、科技、艺术发展迅猛的时代，众多的艺术流派、创作风格，使艺术创作领域呈现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现状。科技论文，传承。科技论文，传承。城市雕塑因各城市的创作因素不同，而呈现出整体性的主题、题材广泛，思想情感丰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的景象。现代高科技手段，新材质的运用，对城市雕塑作品的文化艺术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城市雕塑与城市景观紧密结合，对美化城市，提高城市物质、精神文明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总之，现代城市雕塑表现的思想性、艺术性、科技性、前瞻性水准在不断提高，在城市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城市雕塑发展的现状、趋向性，使城市雕塑不断向更高水准发展，城市雕塑在创作中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无疑是创作优秀城市雕塑作品的重要因素。
结语
城市雕塑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是有规律可循的。当代城市雕塑创作根据城市发展，群众生活，信息交流以及自身发展需要的途径，进行有效的传承、创新，就能创作出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为城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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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1996年冬正愚先生苦练白口“报戏名”的高 潮阶段，一次他到山西社晋城地区演出，因两天后 要上演《拾女婿» 一剧，为了确保该剧贯口“报戏 名”的晌熟，每天耍坚持数百遍的诵背。一日上午， 待苏笑神从舞台返回住处的路上练习“报戏名” 吋，因脑子过度集中，在走到楼梯处上台阶时，单 脚蹬空，不似摔倒，脸部碰到楼梯上，竞把门牙碰 掉一颗，当时满嘴凫血，两眼发黑，头鼓嗡m，疼得 他半天没冇起来。当然演出《七品芝麻官》KI]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唐知县时，一 张嘴，逗得满台演员和诘命夫人差一点笑场，小芝 麻官竟变为老唐成了。住戏后当大家关心地问他 时，先生把背“报戏名” 口白、碰掉门牙的来历说了 一遍，后来这段趣事则成了大家经常提起的美谈。 苏笑神在表演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笵者 不用多言，肯定还有他坎坷不平及苦辣酸甜的实 事足迹，断然是用他辛勤的汗水浇灌而成。但作为 演员，尤其是一名久经锻炼的老演员，表演成就虽 来之不易，然而演上几出戏和担任主演的艺者，却 大有人在，俱应属本职的工作范围，而获得几项表 演奖的艺员，又成百上千，不足为奇，一代接一代 的梨园名伶，层出不尽，中华誉满。然而，苏先生不 仅是一位表演功力深厚、舞台经验丰富、悟性灵感 颇强的丑角笑星，而且，又是一名具有独到见解的 喜剧学术、文丑功法、笑学理论的专家学者。几年 来，以他惊人的毅力和勇猛精进的敬业桔神，在近 百家报刊及大专院校学报发表系列性笑学理论、 喜剧研究、文丑学术作品80余篇50多万字，部分 论文佳作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剧、戏 曲研究》等全国学术理论核心期刊作为具冇社科 研究价值颇高的蜇文全文转载刊登和收进索引， 并选入《世界学术文库》、《世界名人艺术大典》、 《国际优秀论文选耍大全》、(〈二十世纪优秀科技成 果选》、《中国百科成果全书》、《当代专家学者优秀 论文枭》、《科学中国人优秀沦文选》、《二十一世 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中华新论全 国优秀科技理论研究成采信息庳》、《中国百科论 文丛书之三》、《世纪英才社科文集》、《中国改革 与建设研究文库》、《中国发展研究文庳》、《中国改 革论坛》、《中华名师佳作精典大全》、《中国世纪之 交文化名人文库》、《中国当代优秀论文荟萃》、《当 1C优秀论文选》、«跨世纪艺术家精品博览》、《中华 儿女论文集》、《二十世纪凝聚的风采作品集》、 《新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大典》、《中国吟坛》、《中国 当代戏剧通典论文卷》等50多部学术理论性丛 书。坝补了中国戏剧文丑课题及笑学理论上的空 白，为中华民族戏肋喜剧表演艺术学科方而的运 用、提高、研究、发展、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获 ’99媿门回归中围学术论文金奖，全国艺术品大展 一等奖，全国艺术品大赛（论文）一等奖，’ 9 9河南 省文化科技进步奖——科研成果二等奖，’99河 南衍优秀论文两项二等奖等多项奖。其文艺业绩 与学术作品、艺术成來被中国唱片总公司，中国世 界ilf出版社，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南方®际传 记中心等制成中英文配乐彩色光盘。
苏笑神在丑角艺术事业上所取得的辉煌业 绩，从河南邯子C豫剧）冇史以来的演艺界内，应厲 为前无古人。苏笑祌在他所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 到：
四行丑最后，意思是压轴。
艺龙不恳学，笑神愿承爻。
明皇为始祖，观众肴不够。
要为丑作文，立志丑学透。
将丑化为美，笑倒五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