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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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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立足中国教育的实际，作好严谨、科学、现实的研究假设，在先进教育理念与教育现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推广工作更顺畅;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充分考量不同学段的知识总量，尤其是高考大纲知识总量的把握与规定，为推行素质教育提供必要的教育空间;国家与各级政府应切实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师资投入，改变大班上课制度，切实提高教育质量，从而为学校体育发展提供空间，为学生体质增强与健康地促进奠定现实教育基础。各种社会关系分类根据学校体育今后改革的宗旨分析，结合影响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横向的复杂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与政府等，这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整个教育结构的不断科学变革(诸如小班上课制的普遍实施等)，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长期的奋斗;另一类是纵向的复杂教育社会关系，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主体构成的教育系统社会关系。这两类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导致学生体质下降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系统。其中教育类社会关系相对较为简单，对问题的认识也容易达成共识，而且在相关的法规性文件中，教育部门已经广泛参与，从教育部到省市政府教育机关，从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到学校体育机构等，都进行了一些列的相关法规、制度、文件的制定与宣传，形成一种积极努力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氛围。因此，我们在进行全面分析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解决目前问题的路径应该考虑其现实性，力求长期改革目标与现实改革目标相结合。那么，从教育系统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寻求解决学生体质下降问题的路径是相对现实的。
强制体育是缓解青少年学生体质下降问题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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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学是把青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业起作用的规律。首先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对青年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M•米德，继后按文化学模型进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顿、卡丁纳等人。他们认为，青年期不单是一种生理一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现，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所确定的差异和从一个年龄组向另一个年龄组过渡的方式。在文化不发达的社会里，如萨摩亚群岛的原始部落群里，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期，人们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机”，也看不到与青春期到来相随而生的戏剧性变化。当代社会文明不仅促进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断提前，而且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长。因此，人生历程上的漫长的青年期，是当代社会文明的必然产物。他们认为，青年是社会世代结构关系中的一代人。世代关系是一种文化关系。在传统社会里，社会文化缓慢演进，上一代人把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会文化的加速度发展，世代间传统的文化传递过程产生了障碍。上一代人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龄群体所代替。青年群体成为青年社会化或文化适应过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可以不再依赖于成人据优势的社会主导文化，而越来越仰仗青年自己创造的文化，即所谓青年亚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进一步把人类社会世代关系归纳为三种文化类型。即成人楷模型、业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谓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团体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类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传统，从过去吸取权威，所谓业存文化，是指文明社会里的两代人各自从自己同龄人那里吸收文化。两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会;所谓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变成了社会文化权威。上一代人只有反过来向青年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六十年代以来，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科学技术为主体的新文化面前，两代人被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长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词。青年人正在赢得尚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权威地位。他们处处用青年楷模文化来理解社会的未来。今天，没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样理解、经验和吸收人们眼前所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他们指出，社会文化类型的演变，与世代之间的“鸿沟”相关。所谓代沟，本质不在于代际间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也不在于某些社会和政治行为方面的区别，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其核心在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和冲突。米德认为，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局部的代沟现象，以前就产生过，如农民出身的父母与其在城市里长大的子女之间;外来移民与其在居住国长大的孩子之间，一次大战前无优无虑地过着舒适生活的一代与在欧洲希望之火熄灭后走进生活的青年之间;受过严格宗教教义熏陶的人与拥护现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间，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来，代沟已经不再是发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长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的抗议示威，法国的巨大，英国的愤怒的一代，类似事实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数越来越多，反叛者的年龄越来越小。代沟已经由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歧、隔阂，发展为彼此的对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米德等人认为，当代之所以出现代沟这样世代间的文化对立状态，其深刻根源在于社会高度技术化。现代技术提供给人们足够的物质享受，但都以牺牲家庭为轴心的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流动日趋高频化。家庭的根基在社会流动中动摇起来;技术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获得信息的电视，提供了不必再依赖父母就可生活好的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设施，提供了形形的社会服务机构，产生了各种色彩的交际圈子，从而瓦解了家庭成员相依为命的传统关系;与技术进步相关，青年的经济独立愈益受到社会赞弩业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轻而易举地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从而逐渐淡漠了对父母的依恋情感，知识爆炸，技术更新，往往使两代人都处于零点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竞争中，青年比老年有着天然的优势。上一代人对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将越来越不可能，企图驾驭自战，超越社会的青少年，与总爱回忆过去的父母之间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终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青年社会学理论
青年社会学把青年作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一个年龄群体进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规定性，探究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社会学融合了关于青年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运动之后获得蓬勃发展。但是，由于青年社会学一开始便面临着解决社会青年间题的紧迫任务，着重于对策性应用研究，所以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较系统的青年社会学理论体系。现将对青年研究影响较大的几种青年社会学的微型理论简介如下:
(1)父权衰落说这是社会学学者G•门德尔等人用以解释不同年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权威地位变化的学说。他们认为，远古社会，包括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社会，父亲拥有绝又的权威地位，父辈靠亲缘关系和宗法专制取犯‘弃轻人的崇敬、依附和服从。而在社会经济迅速变革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动摇为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父亲的权威性日趋衰落。以血缘关系和宗法专制为基础的人与人，特别是代与代之间的结构关系分崩离析。价值、道德、传统、习惯也受到空前的侵袭。家庭的传统关系濒于瓦解，亲子的情感关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断受到强烈的“亲缘危机”的威胁，而不再受父亲富有有权威性的教育和保护，这就构成了一个“反专制的社会经济范畴”一一青年。
(2)新社会化理论这是社会学学者TH•齐黑等人用以解释青年群体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变化的一种理论。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迅速变革使父母不再成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将由青年同龄群体取而代之。社会的高频流动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亲子间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接触越来越少，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留给了青年同龄人作交往，技术统治加官僚统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应付变化不定的现实，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确对待生活。父母为了掩盖自已对变革着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质上的最大满足，把子女引向“消费主义”的歧途，以补偿对未来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带来的精神贫困。这样做的结果，越加使青年人对成人的生活模式产生信任危机越加对自己的双亲持怀疑、不信任、批判的态度。既然成人不能满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会自己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那末，精神饥饿和贫困的青年就只好实行“自恋主义”，把自我以及与同龄人的交往放在首位，从而用同龄人所倡导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当代青年社会化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人社会化的一种新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过程，除了形成一个无限威胀的青年“自我”以外，还更快地滋生着对成人的不满、嘲笑、鄙视、抗议和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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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慈溪市指定被调研企业及个人
三、调查方式
携专利问卷前往指定的不同企业找到公司的专利负责人做问卷调查并留下其联系方式，盖好公司公章。个人问卷要求填写相关真实信息。
四、调查时间：xx年7月20日――――xx年08月20日
五、调查内容
专利问卷分为a与b卷，分别为企业专利权人信息和专利信息，主要针对公司对于专利的申请、运用和保护的情况。
六、调查结果
问卷完成率在95%左右，成功地完成了老师规定的完成率，靠自己实践奋斗而获得社会经验和锻炼的能力。
七、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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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AtpresentChinese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whichisintheprogressofindustrializationandinformationalizationfacescomplicatedandvarioussocialdemands,whichneedsustomakestrategicchoicefromthecombinationofrealisticdemandsandlong-termdevelopment,thatis,constructingtasksandachievingmodesindifferentstagesof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accordingtolife-longeducationalideaandtargetoflearningsociety,infiltratinglife-longeducationalidea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andgraduallyformingthesystem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whichcanmergeintolearningsociety.Solearner,learningorganizationandlearningsystemmustbechanged.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学习者/学习机构/学习制度
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learningsociety/life-longeducation/learner/learningorganization/learningsystem
近代职业和技术教育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的，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经历了以技能为主向以技术技能为主的转变；从为制造业服务向同时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服务的转变；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职业技术教育也必然要经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真正形成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同时，却面临着迈向学习型社会的新要求，即工业化和信息化平行发展，这就使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面临更加复杂而多变的要求。
一、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社会需求
（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当前，我们既面临着国内市场的需要，又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种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我们培养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由于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使我国的职业教育面临国际教育的竞争。
（二）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但是，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在有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教育问题非常严重的对比下来推动技术进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推动技术进步就会加剧低素质劳动者的失业，而要满足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就必然会影响技术进步的推动，所以，职业技术教育需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既能为技术进步加快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又尽可能地适应中国的实际，为解决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二元结构和城乡教育统筹
工业化过程中，要面临一个从二元结构转向发展城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乡教育资源统筹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包括城镇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就业人员向工业转移的问题，均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结构的调整。
（四）工业化与信息化
我国的工业化处在全球信息化，尤其是网络发展的背景下，因此我们需要新型工业化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加快信息化发展，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产品，要求我们在发展职业教育、为工业化服务的同时，为加快信息进程提供更多的教育。
面对如此复杂而多变的社会需求，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从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的结合上作出战略和策略的选择。既要以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的目标，总揽和架构职业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任务和实现形式，又要在现阶段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渗透和体现终身教育理念，逐步形成融入学习型社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因此，把握职业技术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体现，对于构建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现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发展职业教育模式，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要讨论终身教育理念，要体现终身教育理念，要把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融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中，要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背景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二、建设学习型社会过程中，职业教育必然经历相应的转变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社会形态和教育形态的深刻变革，它是以知识革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兴起为前提的，将从以制度化教育为主要形态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以终身教育为主要形态的知识社会。这个转变是覆盖全社会和全部教育的，职业教育也必然会经历相应的转变。
这里需特别提及“知识革命”这个概念。“知识革命”在国内提得不多，但是在国际上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已相当普遍，在很多国际机构的报馆之间都会提到正在经历的这场革命对未来的影响。《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里对知识革命描述如下：“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通讯价格的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10年前根本不可能想像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革命。”
这里面讲到的知识革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的，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同时需要考虑。因为这场知识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运动方式，改变着产业结构，也在改变着产品生产方式，改变着就业方式。从学习型社会对职业教育影响这个角度，应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习者
制度化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的学习者主要是学习某种职业技能（技术）的谋职者，学习只是他谋生（职）的手段，习得某种知识和技能就实现了学习目的。而在学习型社会的终身学习体系中，学习者面对的是职业、职业岗位以及职业知识和技能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各种职业岗位的知识含量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学习者的综合素质会要求更高，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
在学习型社会里，学习者面对环境的变化会有新的要求。2001年一份题为《中国与知识经济》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知识经济带来工作岗位的变化和教育模式的变化。工业社会时期的劳动者，在泰勒制的管理下能够按照岗位规范化要求完成岗位工作，就可以称为工业社会的合格的工作者。当然，这种要求往往注重一些常规问题。而知识社会的工作经常会发生变化，面对的是很多非常规的问题。因此，知识社会的工作者不仅要按照岗位规范去完成岗位工作，而且要具备处理非常规问题的能力，尤其强调不仅要执行上面的指令，而且要能主动地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或者说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也是学习者在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发生变化的，当然还有组织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是相对固定的，在学习型社会是相对变化的。这就给我们的工作者和学习者提出新的要求，学习者必然要具备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更加宽广的知识基础、职业能力基础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讲过：“归根结底，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最全面发展的人，是对新思想和新的机遇开放的人。任何把对劳动者的教育计划局限在可能产生短期效益的劳动技能上的企图，都将导致大量长期的结构问题。其代价将是一个僵化的非学习性的劳动市场。这种市场面临快速的不可预测的变化会风险很大。”这里强调培养不断变化的有预见的应变能力。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在对学习者的培养上提出几个问题。
1.近期需要与长远发展的问题
我国的职业教育要针对岗位群的需要来培养人，但是这种针对性地培养人和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是不可兼顾的，我们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胜任某种职业的人，同时又能够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里面有一个近期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学生应在现有的职业学校里更好地学习各门基础课，打好基础，具备再学习的能力，知识迁移的能力，以及再学习以后转换经验的能力。同时，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习计划，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2.培养职业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关系（略）
3.技术技能与人文道德的关系（略）
4.就业与创业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培养的人中有没有创业人才。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今后10年左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为1000万～1300万，而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岗位为500万～600万。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就业增长已越来越少，所以如何创出一条创业教育之路，需要我们探讨与关注。
5.就业与升学
前几年在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开通了一条中等职业学校可以继续去升学的途径，这为不同学生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但是应处理好就业与升学的关系，职业教育绝不能搞成一种升学教育，否则就失去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本质。
（二）学习机构
在制度化教育体系中，学校是惟一的学习机构，而在学习型社会中，各种社会机构都应该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即所谓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仅仅靠学校来支持的，各种社会机构都应该成为学习型机构。所以，需要探讨的是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环境中，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机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学校
这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和技术、技能的更新速度加快，学校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会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学校教育再也不能局限于传授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基础；二是学校教育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受经费、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常常不能与企业和工作场所的技术更新同步，所以实行学校与企业合作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工作场所的交替学习，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
2.工作场所（企业）
在逐步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条件下，企业将成为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与学校联合进行职前教育，企业应该成为职前教育的合作伙伴；进行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场所。未来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不断的继续教育。
3.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略）
4.网络（虚拟学校）
依托互联网开展的网络教育，正在成为新的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它既可以作为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的技术补充，又可以独立承担某些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尤其是它在未来教育发展中的前景更是值得关注的。
利用网络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公共场所教育的一个补充，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当然职业教育如何利用网络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
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学习机构的讨论涉及体系构建中的实体部分，而关于学习制度的讨论则涉及体系构建的软件部分。
讨论这几个学习机构之间的关系，应该从能力建设的角度来讨论。世界劳动组织2003年了题为《公共学习与教育培训》的报告，主要讲知识社会到来以后，工作、学习的变化对于教育培训的影响，其别谈到能力和能力建设：
基础能力——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公民资格、社会技能、学会学习的能力、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在以上能力的基础上，个人能力（自尊、目标之确定和动力、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技能）、集体能力（人际关系、团结合作精神和谈判技能）、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职业（岗位）能力——普通职业能力、特定职业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基础能力主要在学校里面培养，岗位、职业能力在工作岗位中培养，而核心能力应由工作岗位和学校共同培养，网络则为能力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在学习型社会环境中，学习机构扩展为社会学习型组织，各种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互补为终身教育提供服务。
因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考虑在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中，各种教育机构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担负的主要责任，在这些职能里面如何合作，如何整合。
“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要求表明，教育体系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学校再也不会是一个为学生一生准备一切的地方。实际上，终身教育意味着学校可以从为人计划一生的沉重负担中摆脱出来。只要社会能为人们以后的生活提供很多学习机会，人们就能取得适应并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复杂世界中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即使整个职业工种消失和出现整个的全新职业，也不应构成重大威胁。”
（三）学习制度
从制度化教育向学习型社会的转变，并不否定制度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从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向终身教育制度转变。
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指出：“制度是用以协调人类行为的法规、组织机构和社会规范。”按照国际上一位很有名气的学者哈耶克的观点，这种制度是“由规则调节着建立起来的秩序”。
职业技术教育要建立一种制度，能够按照这种制度共同的争取这种规范来维持职业技术教育的运作秩序。所以，关于迈向学习型社会职业教育，特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供讨论。
1.就业导向与文凭导向
以就业为导向，对职业技术教育而言，不管是民办，还是国办，体制的健全都是一个前提。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当前的文凭导向。如何从文凭导向转为就业导向，从近几年高校扩招和能学生就业的变化来看，很重要的一条，是市场会逐步改变文凭导向这种观念和意识。
2.学历本位与能力本位
职业教育要体现能力本位，必须强调能力建设。不能走普通教育完全学历的路，而应突出能力建设，当毕业生真正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能力优势时，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强大生命力。2003年国务院提出，大专毕业生不能就业可以到职业学校去学习技能，拿证书。这就体现了能力对于人们在社会上谋职的重要性。天津的一所信息工程学校2003年计划招收500多名学生，报名数远远超过计划招生，其中20%的报名者有本科和专科学历。所以，突出能力建设，是职业教育的优势所在。
3.单向考核与多向考核
现在的选拔基本上以考试成绩、知识作为衡量的标准，尽管现在考高职也是有一些侧重的考核，但是能力考核还没有在考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包括经验，经验也是一种能力，这些都不包括在考核内容里面。所以，要真正体现能力本位，应该在选拔制度上调整。
4.弹性学制与模块教学
目前的职业教育学制是根据普通教育模式制定的，中等职业教育为高中段教育，为期三年，不管是哪个专业，不管实际需要，在时间与专业教学安排上缺乏必要的针对性。因此有必要强调在职业教育中推行弹性学制与模块教学。
5.衔接、沟通、渗透（略）
6.政府与市场
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发展还是要强调政府起主导作用。但是，职业教育应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即使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也要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因为职业教育有没有生命力，最终要接受市场检验。
最近我到四川泸州合江县看了一所民办的中等职业学校，学员12000余人。这所学校设备条件非常简陋，但是读的人非常多，而隔壁一所公办职业学校却关了门，后来被这所民办学校买下了。同样是中等职业学校，民办学校靠的是市场经济，而公办学校没有利用好市场机制来增强竞争力。所以，职业教育发展固然需要政府支持，或者某种程度上政府要给些政策，但是市场机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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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现状
（一）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优势
1.突显专业学科的特点。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愈发重视，当代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更应该坚持贯彻落实“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的口号，而农林类院校的学生更是首当其冲的。农林类院校专业主要包括农学、茶学、林学等，虽然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农林类院校也逐年增设了文学及理工类专业，但相较于其他院校而言，农林类专业仍是农林类院校的优势专业。在需要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服务的“三下乡”活动中，农林类院校的学生更能够学以致用，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来，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为服务三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农林类的大学生相对于其他院校而言，在学科专业等方面更有优势。
2.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相对于金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而言，农林类专业学杂费用较低，并且奖助学金比例较高，因此，很大一批来自农村家庭的子女在升学时会选择农林类院校就读。他们大多不是独生子女，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相较于生活在城市家庭中的学生，他们更愿意走进基层服务农村，更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对农村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感。
3.拥有丰富的实践基地。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长期稳定有成效的开展下去，必须通过院校的力量与当地村委进行联系，通过定期开展活动加强双方的沟通，多方式地丰富实践内容。农林院校一般都处于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面积较大，在校园内或校园附近有许多农村社区，且具有一定面积的农林实践基地。这样一来，学生省去了舟车劳顿之苦，同时也节省了活动时间。在“三下乡”活动开展的时候，农林类院校的学生更有机会进入有合作的基地进行实践，不仅能够方便管理，而且可以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活动当中。
（二）农林类高校大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不足
1“.三下乡”实践活动流于形式：一方面，目前仍然有个别高校对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期对学生采取流放式的管理，少过问甚至不过问，活动后期又急于追求实践成果的宣传，实则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三下乡”活动时间较短，在交通上费时费力，又考虑到暑期的特殊天气，学生走到实践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对实践的热情度早已降低。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不积极、不主动，大多流于形式，走个过场，实践过程中大多存在懒散、消极的状态，甚至存在很大一部分学生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在实践单位盖章，并未达到思想教育、培养综合素质以及促进社会化的最终目的。
2“.三下乡”实践活动学生参与面不广。调查表明，参加过“三下乡”活动的人数较少，约有2/3的在校大学生没有参加过这项活动。由于暑期“三下乡”需要的活动资金较大，参与人员不便于管理，组织活动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各大高校或学院组织的“三下乡”活动不仅队数有限，而且每队人数有限，导致能够获得机会参与的同学寥寥无几。同时，为了在实践活动中能够取得一定成果，院校往往挑选一些成绩较优异或者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干部组成核心团队，而忽略了其余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时所需要的帮助与支持，这样就导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参与面较低的局面。
3“.三下乡”实践活动针对性不强。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强调实践与大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相结合，开拓一些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基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扫盲和卫生宣传上，要把扫文字盲和扫意识盲结合起来，把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结合起来，把送文化下乡和送文明下乡结合起来。而当前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时由于缺少老师的指导，实践过于盲目，往往局限于只是挑选了一个较为简单普遍的主题，进行了粗略的调查研究，而没有根据所学专业进行针对性的实践，所以得到的调查结果对“三农”问题而言用处不大。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农林类高校大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不足，这样以后才能更好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三、改进农林类院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建议与思考
（一）健全保障机制，保证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健全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保障机制需要从制度、人员和资金三个方面落实。首先，农林类院校需要高度重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的教育意义，成立专项领导班子，每年拨付固定资金以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政府应该给予学校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让农林类院校能够扩大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规模，以确保更多大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实践中来。最后，院校也可结合本校实际情况，与当地企事业单位联系，通过帮助企事业做宣传或学生进行自愿无偿服务等形式得到资金或物质资助，建立“共赢”的长期合作关系。
（二）加大指导力度，确保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由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地点各异、时间不一、形式多样等原因，对于参与实践的学生不便管理，因此，在鼓励学生参与实践的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指导工作，每支“三下乡”实践队伍都要安排指导老师。由于“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学生应进行每一阶段的成果汇报，在活动中如果遇到了专业方面的困难，可以及时与指导老师商量解决办法，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在实践中由于解决问题方式不正确而做无用功。有了学校和老师的大力支持，学生参与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效果会进一步提升。
（三）发挥新媒体作用，增加农林类院校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林类院校学生自身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存在误区，因为还未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学生对于实践的思考层面仅仅局限于参与之后可以给自己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好处，而不是自主地意识到社会实践对于自身能力会有怎样的提升。因此，农林类院校在平时的教学工作当中就要有着重点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宣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如开展社会实践动员大会；利用新媒体（微博、QQ、人人等）平台展示“三下乡”活动成果并分享学生的活动感悟，促进交流；举行暑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摄影、感悟等方面的比赛。以湖南省为例，政府利用近年来网络宣传发展迅猛的优势，已连续多年通过网络新媒体举行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等活动，不仅扩大了宣传社会实践的力度，相应的也增加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篇8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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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篇10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wwW.133229.cOm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篇11
作者：薛文标 张小娟 翁飚 单位：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羽毛球运动消费迎合了年轻人的消费取向据对中国大中城市羽毛球馆场地收费价格的调查(表略)，在晚上的羽毛球场地租赁价格为每片场地20－40元/h，以3h计，则需60－120元，而预定一片羽毛球场3h的最适活动人数应该是4－10人。假如是几个朋友一起相约打球，且按照AA制付费，那么每人每次在场地费上平均支出15－30元就足够了。若按照每周打2次球，每月8次，则每月在场地费上的开支上限是240元。根据目前大中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和生活开支状况，目前羽毛球运动的消费还只是属于中端消费，城市居民是完全能够支付起的。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社会曾经有过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阶段:即使是最低社会阶层也有能力购买私人汽车和各种家用电器，在经历了那个时期之后，消费社会丧失了其吸引力，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面前。这并不意味着青年人放弃了上辈人曾经费尽心血而追求的丰裕的物质生活，实际上，年轻一代对物质生活的向往逐渐被热爱自然、健身、崇尚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热衷于各种社会交往活动所取代。羽毛球运动消费正好符合这个观点。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让中国人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更让国人感悟到生命价值的珍贵，“花钱买健康”更加深入人心。与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相比，与去KTV消遣相比，参与性羽毛球消费显得更趋理性、更趋健康。在正常情况下，不论是亲朋好友结伴打球，还是羽毛球QQ群组织活动，从开销上看羽毛球活动是“物”超所值的。它带给参与者的回报是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境、结交众多的球友、惬意的情感交流、工作压力的有效释放以及生命活力的纵情燃放。羽毛球运动是一种全身运动项目。无论是作为一般性的健身活动还是进行有规则的羽毛球比赛，都要在场地上不停地进行脚步移动、跳跃、转体、挥拍，合理地运用各种击球技术和步法将球在场上往返对击，从而增大了上肢、下肢和腰部肌肉的力量，加快了锻炼者全身血液循环，增强了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长期进行羽毛球锻炼，可使心跳强而有力，肺活量加大，耐久力提高。此外，羽毛球运动要求练习者在短时间对瞬息万变的球路作出判断，果断地进行反击，因此，它能提高人体神经系统的灵敏性和协调性。羽毛球运动对人的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影响。羽毛球运动因其竞争性、对抗性、大强度等诸多因素的要求，以及揣摩对方的战术意图，对各种战机的把握，对自己运用战术的选择等意志及智力因素，因此，经常进行羽毛球运动，可以使人思维敏捷，对培养人的意志品质具有显著作用。羽毛球运动含有竞争对抗元素，有助于提高人的心理素质。在羽毛球比赛中，强化了进取精神，使人的智、勇、技在竞争对抗中得以升华，使人临危不乱，泰然处之，以良好的心态，正确面对得与失。
羽毛球项目特点符合了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在隔网运动项目中，除了乒乓球运动外，羽毛球运动的场地面积是最小的，人们活动的范围相对较小，而且，运动量可根据各人的年龄、体质、运动水平和场地环境的特点进行灵活调整。不同的人可通过该项活动进行锻炼。身体状况好的，运动量可适当加大，活动范围可为全场，身体状况不好的，可适当缩小活动范围，达到舒活筋骨从而增强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功能。所以，羽毛球运动适合于男女老幼，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不同体质的人都能在羽毛球运动中找到乐趣。羽毛球运动属于隔网对抗项目，打球双方没有直接的身体对抗，比较其他项目，羽毛球运动的运动安全系数明显要高，只要做好运动前的准备活动，掌握正确的动作要领，一般在该项运动中可避免受伤。早期羽毛球运动被认为是一项绅士运动，是与它的运动安全有保障是分不开的。羽毛球运动既可单兵作战，又可多人会战，比如双打练习或一人对两人对练。单人对练时，练习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出任何弧线、任何远度、任何力量、任何速度、任何落点的球，多人会战则可以使练习者养成协调配合的习惯，培养合作精神。灵活机动的活动方式使羽毛球变成一项男女老少咸宜的运动，令男女老少乐此不疲。管理层的适度监管促进了羽毛球市场的蓬勃发展国内大中城市的羽毛球运动表现出长盛不衰的旺势与市场需求密不可分。
大众健身意识的增强、收费合理适中、羽毛球运动老少咸宜且运动量可自由调节的特点、渴望交流交往的情感需求令大中城市市民对这项运动特别感兴趣。消费者人数一栏不难看出当前国内羽毛球市场的火爆程度。工商、税收、体育部门等管理层对羽毛球馆的适度监管也保证了羽毛球市场的蓬勃发展。到目前为止，国内参与性羽毛球市场还处于发展上升中后期，热热闹闹的兴旺景象掩盖了潜在的市场饱和危机，一哄而上开办羽毛球馆的现象初露端倪，这一现象让我们仿佛看到十年前国内保龄球市场的景况，到头来会不会一哄而散?从现在起管理层若不进行有效监管，羽毛球市场有可能重蹈十年前保龄球市场的覆辙。建议各大中城市体育局对当地的羽毛球馆实行许可证制度，遵循市场供需均衡原则，合理规划羽毛球馆布局，对新开办的羽毛球馆要进行严格审核，尤其是那些由废旧厂房改装的羽毛球馆要对其严格把关，条件不合格决不批准。体育局应联合工商、税收、公安部门对羽毛球馆进行定期检查，保证羽毛球市场的有序发展，保障消费者利益。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曾下发的《关于推广国羽俱乐部及国羽连锁俱乐部的通知》，中国羽协在各地推行国羽俱乐部及连锁俱乐部，授权其使用“国羽”商标，并对这些俱乐部的硬件、软件制定了较高标准。《通知》要求国羽俱乐部注册时将交纳一定数额的注册费和“国羽商标授权使用费”，收取费用的15%上缴中国羽协，25%上缴地方羽协，60%自己所有。各地羽毛球俱乐部对此方案褒贬不一，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羽毛球俱乐部管理的规范化。
篇12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篇13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 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
: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 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 ,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
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