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文化论文评语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可以根据需要囊括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种特殊的理论。转贴于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p.26.）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正面形象，相反还会被当作是帝国主义剥削和操纵的标志。”[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由此，斯皮瓦克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这里主体成为一种缺失。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个理由，这一理由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对于事物秩序的思考，当这种关于秩序的讲述是由别人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没有思考机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成为了被别人思想征服的头脑方面的殖民地。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篇2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参考文献
篇3
自在而富有个性的线条语言
如果说“团块中的精神”的造型理念使奥尔巴赫的作品获得厚实凝重的体量感，那么其自在而极具个性的线条表现语言，就像经脉和血液一样，使其作品充满了灵性、活力和意韵，各种长短不一、自由而略带几分紊乱的或平直或旋勾的折弯线条与形块、调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艺术史上以线造型的大师有很多，但奥尔巴赫的线条充满着自己的情韵，形成了自己线性语言的编排“密码”。确切地讲，奥尔巴赫的线就像密码中的乱码，看似紊乱无序，实则明确地勾画出奥尔巴赫穷极各种表现可能性的挣扎面貌，奥尔巴赫的线已经融入了强烈的精神因素。比较而言，奥尔巴赫的线没有德•库宁的线抽拉般的恣意和洒脱，却多了几分风骨和凌厉；没有贾科梅蒂线的别致有序和舒展，却更具韵致和张力；没有马蒂斯线的华丽、安乐以及梵高线的笔触感，却更具朴质和力度。奥尔巴赫将线与形体交织在一起，又不完全从属于形体，线条似乎随着形体的幻影在空间交织与扭动，不断地改变着形象，使形象弥漫出无限的意蕴，充满着神秘和未知。
奥尔巴赫作品中线条往往给人聚散离合不定之感，这与他不懈地追求事物的内在真实有关，他不断在形象中寻觅那种囊刮了“真实”的各个侧面的形、结构密度、重量，以及对象被消化的难易度，因而，使线的运动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从其作品《桑德拉肖像》的艺术表现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这种面貌的形成过程，此画结构的每次重来，用线从轻画揉擦，几乎浑然与边界相融，到如鹰爪般凌厉的折线又回到几乎空茫，如此反复过后，形象有着不同的生长，而每一次生长痕迹又孕育了下一次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线条似逐渐被赋予了更多的意涵和灵性，直至与作品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奥尔巴赫曾说过：“在一幅好画里，每一处都是画外更伟大的构想所决定的，但有时这构想直到最后才对艺术家显现……。问题在于怎样分辨它，然后明确它。这常常令画呼之欲出。”奥尔巴赫追求的是一种能使画味更浓厚的用线技法，线条已经不仅仅是线条，而是作品情绪所在、精神所在，他让线条做到了形意并举、形神相通，而又显得自在和理性，达到了超凡脱俗的表现境界。
混沌意象的图式空间
造型艺术的目的在于表现视觉形式，并将视觉形式作为特定的感觉对象呈现给观众，艺术家创建视觉形式会运用各种表现语言和手段，并使这种形式富有一定的意义和意味。西方现代绘画史可以说就是形式语言探索与发展的历史，奥尔巴赫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画面图式空间的独特建构。苏珊•朗格对空间有过精彩的论述：“绘画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可见物，对于触觉、听觉和肌肉活动是不存在的。而对于眼睛它总是充满了各种形状的深不可测的空间，这是一种纯粹的视觉幻象空间，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空间。而这一切离开了形状的组织，它简直就不存在。”
事实上，正如苏珊•朗格所说，奥尔巴赫作品的空间就是一种纯粹的视觉幻象空间，而且是一个混沌意象的图式空间。那么，这种混沌意象的图式空间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我们知道现代艺术家既依据有意识的思索进行作品创作，同时也依靠想象和意象，艺术家已经从他的知觉和社会的禁锢中解脱了出来，表现为更多的依据某种潜在意识来获取创造的灵感。作为表现主义艺术家，奥尔巴赫不为具体形象外在因素所束缚，将线条、形块、调子等表现语言按照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图式建构，从其作品的形象塑造上看，奥尔巴赫放弃了对人物外在表现的刻画，弱化了人物特征对视觉的干扰，以意象的表现手法对形象加以处理，当形象的诸多外在特征被抽离以后，形象的内在性却得到了丰富和展现。
在混沌意象的图式空间中，空间已经没有特定的场所意义和时空性质，更没有现实中的景深尺度，画中的所谓空间不过是用柔性的线条涂抹揉擦而交织成的色层和痕迹，是一种具有形式意义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是为承载特定图式物象所设定的，它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取决于置身其中物象的存在方式。在奥尔巴赫的作品中往往作为背景的线条和色层、形象同构在一起，有时根本找不到边界，形象似乎很难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形象本身就是这种图式空间的有机体。整个画面因此而呈现出特有的气息。我们知道作品内在气息一般是较难体现的，艺术家在表现过程中必须努力使构成画面的各元素都浸在某种气息之中，使之成为既是这种气息的形成因子，又是这种气息的展现部分。
篇4
篇5
《焦点访谈》开播之后，连连创造收视神话，有数据显示1998年它的年平均收视率在27.48%左右，这意味着“《焦点访谈》成了近1/3中国电视观众每天晚饭后的一项生活内容。”②焦点访谈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节目姿态的放低以及说话方式的转变，从“非我”向“我”靠拢。
这里的“我”与“非我”指的是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原则下，新闻性节目中传播者进入节目程度的深浅。“我”可以理解为传播者深入或者完全进入节目，以真实的“我”的姿态去理解新闻，传播价值。“非我”则体现为传播者与节目的绝缘，冷眼旁观。中国新闻评论30年，从《焦点访谈》开始，每一次新的评论话语的出现，多多少少有点“非我”向“我”嬗变的意味。
一、《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刺破“假大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提出“自己走路”的诉求，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抹不掉浓厚的报纸印记。电视新闻脱不了“新华体”的束缚，评论走不出“画面+文字，以文字为主”的泥沼。直到1994年4月，《焦点访谈》横空出世。
首先是姿态，“真诚面对观众”。这是《焦点访谈》从《东方时空》处延续而来的品质。“真诚面对”不同于之前的“高高在上”式的俯视，这里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是平等、亲近的，节目“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应该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会通过哪怕是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③这里，传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我”的意识觉醒。
其次是话语形式，“用事实说话”，述评结合。这是《焦点访谈》的口号，一直沿用至今。“用事实”是方法，“说话”是目的。《焦点访谈》重点在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它以“事实”做依据，要求传播者充分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深入采访、调查，以证据说话。某种意义上说，用事实说话也是用过程说话，用最直观的画面语言展示事实。比如，《焦点访谈》的《罚要依法》报道的是山西309国道乱收费的现象。记者的摄像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交警认定超载开罚款单记者试图减少数额交警再撕一张罚单记者无奈。而类似的镜头和手法是《焦点访谈》惯用的。《焦点访谈》的事实是“看得见的流动的过程”④，给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对话空间，给公众展示公正的、完整的事实。
第三是叙事结构，故事式叙事。“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的话语形式，同样是它结构文本的依托。节目制作者对一个个鲜活的事实进行包装，加入悬念和冲突，用“故事化”的手法进行文本创作。《焦点访谈》的叙事结构一般是：“百姓利益受损——记者采访调查——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补偿”，事件本身就是故事；出镜人物一般是“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多元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构成故事的看点。用故事化结构文本，加入戏剧性因素，比传统式的“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论证”更富说服力，也更有看点。
《焦点访谈》在摆出事实求证观点的同时，通常会在节目头尾加一段主持人的述评，或者在节目中间加入记者的现场述评，这种“述评结合”的评论样式集纪实性、说理性和思辨性为一体，是延续至今的经典模式，即“提要+引导式主持+主体事实+评论式主持”。
二、《新闻1+1》：引入人际传播，多元声音交流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泛滥愈演愈烈，“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唯一稀缺的是资源，是人们的注意力。”⑤如何获取注意力？在这个新闻报道漫天飞的时代，要的是独家视角和观点。《焦点访谈》选择“用事实说话”，重事实轻言论的模式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央视开始了自己的言论节目探索，在经过《央视论坛》和《新闻会客厅》论坛模式的探索之后，2008年3月24日，《新闻1+1》上线，这是一次“事实”和“论坛”二合一模式的实验。
篇6
1动画批评自身的必要价值
动画批评的主要范围和对象，是动画创作以及动画作品，对所有的动画形式和内容进行理论评说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动画批评。动画批评对提高动画理论价值和动画创作实践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动画批评自身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它是一项科学的、严谨的、具有深刻美学价值的活动。动画批评是动画领域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正性、全面性、客观性、科学性以及建设性是动画批评的主要抓手。
1.1保证动画教育过程顺利进行
动画批评是动画教育过程顺利进行强有力的保障。动画批评能够将动画理论和动画实践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二者和谐统一于动画作品的意境之中。动画批评本身应当是动画教育的组成部分，并且可以与动画教育相互影响。所以，在动画教育当中，教师需要利用动画批评与学生进行沟通，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不断鼓励学生敢于质疑一些粗制滥造的动画作品等，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这样一来，学生就能提高动画批评的能力，并且可以不断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保证动画教育顺利进行。如果动画教育缺少了动画批评这一重要内容，学生在学习当中就不会具有批评意识，教育内容就不够完整。
1.2对于动画创作存在重要意义
动画批评是伴随动画的出现而逐渐发展的，可以进一步带动动画思想的具体发展，是动画思想上升到实践理论并且指导具体实践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动画批评与动画创作存在紧密联系，在动画创作过程当中，相关人员会对不同的动画方案进行批评分析，从中选择最优方案，并且对动画创意进行批评分析，进而保证动画创作的整体质量，以免动画创作存在明显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此外，动画批评还可以及时发现动画创作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后续的动画创作提供科学的方案，不断提高动画创作质量。
2如何在动画教育中融入动画批评
我国高等教育在对动画专业的教学设计中淡化了动画批评这一重要的教学内容，从而使得动画教育在涉及动画批评方面的课题少之又少。众所周知，动画理论是建立在动画实践基础之上的，而动画批评是一项理论的科学活动。一方面，动画批评能够促进动画理论在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普遍理论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动画批评能够促进动画实践自觉地接受动画普遍理论的指导，从而形成动画专业教学的理论批评和实践创作的良性互动与循环。
2.1正确认识动画批评及动画鉴赏关系
在我国开设动画教育专业的学科建设中，很少有将动画批评作为内部的分支学科的现象，大多数使用动画鉴赏等其他内容代替。还有很多教师认为动画鉴赏与动画批评是相同的，导致动画批评无法顺利开展。动画鉴赏，主要是指欣赏动画的对象利用自身的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等对动画内容进行艺术方面的再创造，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享受。而动画批评是在动画鉴赏基础上发展形成，带有很强的客观性与理智性，是一种以价值分析为表现形式的活动。动画鉴赏带有很强的被动性，也是动画批评的最初阶段。相关教师应当告知学生，动画批评是在动画鉴赏的基础之上深入发展的，主要是在动画相关理论的引导下对动画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进行理论方面的鉴别等。
2.2在动画批评中遵循科学原则
教师若想在动画教育当中融入动画批评，就需要遵循相关的科学原则。对于人类个体而言，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就会使不同的批评者对于同样的动画作品产生不同的感受。在动画批评当中，教师应当让学生从实际情况出发，并且贯彻“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由于动画作品是整体存在的艺术创作，所以还需要学生在动画批评中进行整体批评。如果学生从单一角度对动画作品等进行批评，就会造成对动画作品的片面认识，甚至会出现错误的批评认知。如果在动画批评当中，批评者仅能将批评视角局限于某一个小的角度，将批评的立论建立在片面的认识上，就会造成动画批评的科学性逐渐消失。只有在动画批评当中确保多元化的批评特点，才能真正保证动画批评的相关效果。
2.3给予动画批评应有的重视
在我国动画教育当中，虽然动画批评还没有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但无法否认动画批评对于动画创作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开设动画教育的院校及相关教师，应当认识到动画批评的自身价值，并且给予其应有的重视。动画批评从实质上分析是一种科学活动，其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对动画创作作品等进行分析，并将动画作品中的深层内涵揭示出来，对动画创作的经验进行总体分析，并且挖掘出动画创作的规律。作为动漫专业的教师应当认识到，动画批评在动画创作、动画教育等发展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应当在动画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建立起完善的批评体系，并且确保动画批评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动画批评的自身意义得到高度重视，并且让学生对动画批评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为动画批评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创造较好的环境。
3结语
从我国动画教育的整体发展来看，动画批评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我国动画批评之所以没有得到重视，与很多因素有关。正是因为很多院校在动画教育当中未能将动画批评纳入教育体系，所以造成学生无法提高在动画批评方面的能力，相关的批评思维得不到有效的锻炼，很多学生仅能够对动画作品进行主观的臆断和十分肤浅的评价，而无法掌握动画批评中的精髓所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展动画教育的同时全面认识到动画批评的意义，并且将两者紧密结合，这样才能保证动画教育的整体质量，提高学生对动画作品的洞察力以及在动画批评方面的能力，实现学生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雷宇.动画片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
［2］韩文利.动画批评融入动画教育的思考［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
篇7
当下反思社会的“存在”问题是进行一种对文化对社会和对自己的一种价值探索，也更进一步注重与公共经验的结合，这种真实具有时段性、背景性、现实性等。如喻红的“目击成长系列”，以自己形象成长经历和历史事情为主题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成长，以自传式形式表达，相当于一种“模仿说”，主要侧重表达内心的世界，希望通过视觉形象的变异来表达对社会的一种反思和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卡通符号的复制与反思是当代文化对人性品格的冲击，具有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刘曼文的《平淡人生》肖像系列，她通过主观的观察和思考，用个人方式作出对生活的诠释，她的家庭成员就是画的主题，这一系列也表现着画家的心路历程，具有自传性的色彩。它属于画家心理和感情的自画像，也是现实生活的自画像，更确切地说，画家是透过生活处境来衡量人的感情质量及其真实程度。
艺术语言的心理演变
自画像属于艺术家话语的空间和舞台，在这一空间舞台的表演与宣泄中，画家主体将自我内在的情感转换为图画，是寻求解脱的图示与外化。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始于客观世界的刺激，它一经生成，就在人类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内化为一种自在的心理图式，并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方向。康德认为，只有当客体所提供的感性材料与主体所具有的先验直观形式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及经脸的感性直观。”
还有弗洛伊德所言：“生活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艺术成为艺术家减轻内心痛苦的手段。”在中国女性一直处于被压迫和受歧视的地位，在“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女性总被看成是”第二性“，”第二人类“，在这种文化背景的束缚下，那种经过模仿，认同和强化后逐渐形成巩固的性别角色差异对于女性的心理有很大倾向性和依赖性，因此她们在创作的同时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消磨时光，从女画家为自己精心绘制的自画像中克看出暴露了她对自己最为关心的自私自恋情结，充分体现出女性的心理特征。这恰巧吻合了约翰，伯格对于绘画中女性的观点：“女人的风度在于表达她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界定别人对待她得分寸。她必须观察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形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
创作心理学认为作家或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的生命体验，现实中的人生缺失感构成了创作的缺乏性动机。女自画像以其特有的个人述说方式表达着一种经验，她们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世界，她们丰富的语言方式准确地诠释着她们对生活的心理感受。比如女艺术家申玲的私密空间，喻红的目击成长系列，闫平的“母子“系列等都是她们各自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心理表述及传达。
表现形式的儃变
早期自画像带有很强的“内化”意识，属于一种自我描摹与自恋情结的语言形式。其画中画形式的构思使自画像具有了多维空间和多重意义的符号信息。由于背景空间的扩大,具体的环境与人的关系成为构思的关注点，表明了女画家以隐喻的环境衬托单纯主体的创作意图和深层意蕴,是她们对自己社会身份和艺术成就的自我关注与炫耀,其符号信息的审美意义显然超过了语义信息。
20世纪90年代，高度一统化体制解冻后，女性表达进入一个自觉自为的新阶段，自画像由静态自我描摹到动态的“我”的历史与现实描摹，以一种女性视野去关注世界，“我”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外部世界紧紧相连，女性自画像至此进入成熟阶段，“她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体惜她们长辈亲历的反思，对中国政治上多种运动的腻烦，对包括“85新潮美术运动”中称重的集体理想主义的艺术运动和与之相应的艺术观点，艺术风格均持整体否定的态度，她们退回到个人的经验，继续通过艺术构想和实验进行变革，更多借助画面来展现真实的日常生活，玩式，调侃，关注当下生存境况，成为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标志。在这一时空的转型中，女性艺术家的才能得到发掘和施展。”
篇8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的发展，从塞尚开始，将物体的存在状态及空间因素给予了平面化的认识；凡·高具有个人符号的笔触不但是激情的表现，也是将事物改变空间关系的认知结果；高更以非常主观化、象征性的平面油画风格，成为西方学习东方的艺术典范。此外，在蒙特里安、莫里迪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绘画的平面语言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米罗、克利等艺术家以极端化的平面手法：色块、线、点的构成组合为纯粹的装饰性语言，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些不但表明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着意探索，也是他们对作品内涵意义的扩展——试图在绘画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观念和主观能动的创造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提倡“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这说明了形式传达意味的关系。美学家王弼也曾说过“得意而忘象”，所谓“记忆象者，乃得意者也”。“象”可以是具体的、切近显露的，而“意”则是更深远的、隐幽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艺术形式的本身，而要看它所包含的意味是否有感知的内涵。绘画中点、线、面、色彩等的排列与组合，如果能与人的深层心理美感结构相通融，与人的美感经验相吻合，就可以产生形式上的意味，使人获得新的美的感觉。东方是平面性形式语言的发源地，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语言朴素、单纯，从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意味：它们既反映了客观物象的真实，又通过笔画形式把自然的具体事物高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线的艺术表现。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出现了几何纹、曲线纹、水波纹、网纹、葫芦纹、涡纹、花瓣纹和蛙纹，这些纹样是一种将形象适应于感官的再创造，符合实践感受而又对它们进行了形式意味的概括，再如太极图形以一根相反互动的“S”线，将整圆分为阴、阳互缺又互补的两个相对的空间，一虚一实，相生相合，由此发展出来的许多以互相对应对照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双鸟、双鱼、双蝶、双龙等，都反映了装饰纹样自然又自由的生动意义。
篇9
小说开篇就注重对陕北地域“城乡交叉地带”特有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先描述了县城雪天自然景致：“1975年二、三月间……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随着情节的发展，孙少平放假回村，村庄景象展示在读者眼前：“从县城到他们的村有七十华里路……坡度还是很长很陡。”作品第一部第四十六章写道：“在漫长的二三百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剥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脸。”
由此可见，陕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尤其是乡村，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几无平地，少平读书的县城与其老家农村地域交通条件差异极大，“陡”“窄”两字写出农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路遥敏锐捕捉到这一环境，从黄土地的自然景致下笔，深入到黄土地上人们的深层生存状态。
二、陕北地域环境影响下的人文精神
原始粗糙的陕北地域环境影响着人文性格。学者张彩玲言：“陕北高原山大沟深、黄土深厚，就赋予了陕北人一种凝重感。”气候寒冷，沟壑纵横，居住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这些地理环境磨砺了人的精神意志力，得以生存下来的人的生命力是坚韧的，但她又指出“这种坚韧的极端就是重本、安土，就是随遇而安”“陕北人有的就是守的耐性与走的冲力的不谐调”。
路遥描写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热血奋斗者形象，生活在社会转型时代的青年命运抉择极具典型性，“他们身上有着不安分的坚决，他们身上交织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双重特质，因为农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所以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特点”。
（一）“走”的冲力――离开乡土到城市发展的打工者形象
第一部写道：“孙少平上这学实在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因此，他常“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主人公孙少平上学艰辛，连饭都吃不饱，他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少平身体里埋藏着“不安分”的因子，而这种因子，其实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奋斗的因子。在城市里的他依然过着困苦日子：“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就这样，这种痛苦伴随着他，从揽工到矿工。”对孙少平而言，生活虽艰辛，但城市是实现梦想的冒险之地。
孙少平的生活分成农村系列和城镇系列，在城乡二元文化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双重性格特征，这样的青年是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他的一生的，他必然会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即使是外面城市的环境令他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他也心甘情愿。作者对他身上的坚韧的意志力表示了肯定与赞美。无论是在农村中还是在城市中的他都是积极向上的，也许孙少平们根本不是为了金钱和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这是作者对美好理想主义的心理寄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贫瘠，生活在黄土高坡上的农民的困苦可想而知，作者把人物置于苦难的炼狱中，让其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经受生活的击打，但始终坚忍地挺过来，体现了中国北方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慷慨悲歌之士的人文性格。
（二）“守”的耐性――安土重情的陕北汉子形象
孙少安则是另外一种陕北男儿形象。同样是不屈于传统命运的掌控，富有敢闯敢拼的精神。懂事的孙少安在少年时代就放弃了学习机会，忍受着艰苦的劳作，正是他的付出，使全家度过了最艰苦的日子。一切苦难都没有摧毁他内心那份向上的坚定信念。作为生产队队长的他，敢于带领乡亲们改革，“猪食料事件”让前辈都对他刮目相看，最后顺应农村时代改革的浪潮开砖窑，抢先发家致富。
然而这并不是少安的圆满结局，路遥故意让笔下的人物多灾多难，砖厂倒闭了，这对于少安来说是致命的。文中写道：“砖场倒闭至现在……虽然多方拜求还是无法挽救残的局面，少安也因此郁郁寡欢，消沉了一年多，但是那颗不服输的心始终为再次起航准备着。”终于“一九八三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两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当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与弟弟孙少平那种农村外出奋斗者相比，孙少安始终是立足于农村，在乡土中始终以农民的身份、情感和立场去面对生活的困难，去寻求生存道路。
综上所述，少平、少安兄弟俩拥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这个城乡交叉地带上，他们紧跟潮流，确定目标，义无反顾，这些优良品质帮助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只不过，两兄弟相比，孙少平选择的是“走”，哥哥少安选择的是“守”，“走”的还在困惑中，“守”的获得成功，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三、陕北城乡青年的爱情纠葛――城乡交叉地带文化的冲突
作品中，城乡交叉地带文化的冲突还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男女爱情的冲突：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的情感故事。
（一）爱情冲突：对比悬殊的城乡文化显现
作品中的田晓霞代表了现代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摆脱农本思想束缚。田晓霞与孙少平互相吸引，在学生时代，人格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感情深厚。然而晓霞不甘心于此，所以她想要帮助他。她通过书报有意引导少平，在少平眼里她本身就是爱、文明以及理想的象征，她给了他前进的动力，作为大学生的晓霞，早已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也厌倦了城市里的浮夸。她爱上少平不仅仅是青春激情，更是少平积极沉稳的人生态度。但是，爱情在现实面前总是脆弱的，对少平来说，晓霞是遥不可及的，虽然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超越了世俗，她不介意他的出身，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们最终没有结合。
政治学中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城乡交叉地带文化背景基础决定爱情的结果。作品描写了时代转变定地域――城乡交叉地带年轻人的爱情，隐含了深刻的意蕴。孙少平和田晓霞，他们身上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特有的人文文化思想。虽然少平曾受过一定的知识文化教育，但是在物质贫乏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下，他只能为温饱奔波劳苦，所以少平的精神世界还是停留在小农思想阶段。而田晓霞所属的是城镇新兴的市民阶层，物质相比少平来说是富裕的，他们追求更高一层的理想，即追求精神文化。由此可看出，少平与晓霞，不是爱与不爱，导致其爱情不圆满的是城乡文化与经济的巨大差距。路遥借爱情悲剧的描写，引发了读者对城乡差距的思考。
（二）庄稼人的结合――陕北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在爱情与婚姻方面，孙少安认识得非常清晰，他主动回避润叶的热情追求，赶紧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姑娘，娶妻生子，趁早断了润叶的希望。“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孙少安和田润叶的悲剧，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封建意识的阻挠，但是实质上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巨大差距。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是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分离。小说中描写了少安对润叶的忍痛割爱，以及后来满足于与秀莲的婚姻生活，暗示了路遥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篇10
（二）报名审核进度查询
登录系统后，参考人员可以查看到自己的报名、审核进度，如有不通过则给出详细的不通过理由，同时参考人员也可以通过移动应用补充相关报名材料，免去不必要的重复登陆。
（三）模拟考试功能
非注册登录用户可以通过应用查看部分模拟题，完整查看以及答题则需要注册登录。模拟试题系统可以选择在线答题或者下载离线题库，每答完一套题目，点击提交按钮进行批改，并给出错题详解。如果是联网提交，后台系统亦记录错题分布，通过数据分析对参考人员进行易错知识点提醒。
（四）成绩查询
参考人员可以通过应用软件查看到自己的考试成绩，如有不通过的可以通过应用进行在线补考报名。提供上一次考试的错题以及详解，帮助参考人员进行查缺补漏，提高补考通过率。移动应用也可以加入事件提醒功能，比如报名审核进度、考试成绩等重要事项的提醒。
二、安全培训网上教育平台
安全教育培训信息平台是根据《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十二五”规划》和《安全生产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2020）》等相关要求搭建的安全生产在线培训平台，旨在为广大培训人员提供最新、操作最便捷的安全教育培训服务。安全教育培训信息平台构建基于安全培训在线教学的大趋势：一是使安全培训教育不再受场地、环境、时间的限制，给予学员充分自由的空间，在保证课时的情况下，更加人性化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二是通过在线视频教育，集中优势师资力量，填补了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缺乏、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有效提高了安全培训教学的质量。三是通过统一更新教学课件、新一代课件制作工具、视频点播直播系统、双向视频教学系统、构建教师研修平台，可以及时更新学习行业内的新知识、新技能。四是在线教育培训费用低廉，由于利用了网络这个便捷的平台。省去了面授教室场地、招生宣传等费用。安全教育培训信息平台应分设机构端和客户端。机构端分报名管理、课程管理、考试管理。信息统计子系统。客户端分我的课程、我的试卷、我的记录子系统。培训机构通过信息平台集中申报学习，一次性录入学员信息，选择编制适合该次内容的教学课件。学员凭身份证号、密码登陆信息平台，以远程访问的方式学习课件。
三、信息平台未来发展方向
在网络信息化的今天，远程教育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这对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在现有的网络信息化平台上，教学课件内容覆盖面比较局限，教学内容不够丰富，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有待完善。为了打造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化的培训教学信息化平台，需要在以下方向进行探索：
（一）简化培训流程
摆脱原有培训先申报，再培训，后整理资料的模式。需要培训的学员，通过登陆信息平台，提交培训申请，填报相关数据，选择培训项目，自动生成课程安排表，培训学费自动结算，即时开展培训。培训机构可根据时间段内远程培训情况，灵活选择面授及考试时间，做到资源利用最优化。
篇11
在我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中，重视形神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当然这种设计思想不仅对我国民间年画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设计理念之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设计者经常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作品，从而使作品展现出民族化特点。在此过程中，各类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在经过虚化等处理后可以在色彩和外形方面形成协调与对立，从而构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如，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就使用了写意的手法，在这一平面设计作品中，视觉语言可以传达出运动员与中国结两种意象，在此基础上，这一作品展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意蕴。在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中，“形”是承载设计者情感及传达特定信息的重要载体，能否形成视觉冲击力、能否吸引受众瞩目取决于“形”的运用。从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形”来看，二者在造型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九九消寒图》中圆形的循环构图十分独特，而现代平面设计中也具有与之相似的表现形式，如共用形，即几个图形图像共享相同的空间，并在构建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神”则是指图形中所蕴含的内涵和思想，它是“形”的内化。在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初对宗教和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是进行年画创作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民间年画逐渐具有了更多丰富的美好象征。如，在我国民间年画《福禄寿》中，其所设计的图形是一头鹿背着福字，而寿则在鹿的体内。显然，这一民间年画作品的设计者在设计中使用了“鹿”与“禄”所具有的谐音关系，从而将一种美好的期盼用图形的方式进行了传达。这种方法不仅体现出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体现出我国民间年画艺术创作者在民间年画设计中所具有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而这是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应当借鉴和发扬的重要内容。
篇12
一.报道题材比较单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创造了各自不同的经济文化形态，各自不同的社会情景，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民族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报道的题材上不能单一，然而很多报道中都是平铺直叙，以猎奇的眼光去描写少数民族的节日庆典，日常生活。当然这与很多民族地区的客观条件有关，那些山区民族地区，受教育条件的制约，缺乏本民族的记者，通讯员。很多都是其他外民族的记者在报道，这样就会导致有些记者带这猎奇的目光，缺少生动，带有感情的描写。平面化的介绍少数民族的节日盛况，或者展示草原边寨庆祝丰收的景象，或者描述少数民族歌舞狂欢的场面，或者反映某种宗教仪式活动的过程，并且通常依据相对固定的报道时间年复一年推出这类民族文化报道，甚至在采写角度上都雷同。在体裁上，少数民族报道尤以消息为主，通讯次之。重大题材不多，特别是有深度、有分量的经济报道比较少，即便是有些中央、省级报纸的民族专版中，文化报道也不多。许多报道的高度、深度、力度还不够，仍停留在表面的、肤浅的状态。
二.传播区域范围小
区域传播，指媒体在一定的区划范围内，以当地的受众为主要的传播对象的传播行为。传播活动的地域性是传播具有可比性的现实依据。由于区域自然、经济、人文环境的差异，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效果、传播与其他社会要素间的关系在区际间表现出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以具体的指标来表示。作为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大众传播自身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结构和运动形式，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确定的描述，大众传播学始终未对这一活动做出明确的再细分，即证明了对这一复杂系统的认识选择切入角度的困难。少数民族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媒体市场发展也相对滞后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目前的民族文化报道多是以区域传播为主。在整体的报道技巧上，还不能很好的针对受众的知识总统水平和接受能力。
三.加强民族文化报道的策略
（一）加强报道力度。
民族特色是民族本质的特征，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即包括民族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语言文字、居住地域、心理素质等方面特点的综合表现。现代传媒事业的发展，为民族文化传播提供多种途径，网络、电视、报纸、广播、手机、楼宇电视、广告牌等，政府要加大对这些媒介的投入力度，适当的引导其对文化的传播。立体的，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进行强势宣传。增强民族文化报道的接近性，拉近民族文化与受众的关系，让更多的受众在心理上接受民族文化，才能推出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然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项优秀的文化成果只有引起国人的重视才能与世界民族文化接轨。世界的竞争它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文化侵略放大点就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各个地区的媒介都要打造本地区具有特殊的节目，例如，内蒙古电视台2004年春节联欢晚会以《这是我的家乡》为主题。以塑造内蒙古民族晚会精品，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时代形象为创作思维，诠释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民族文化艺术，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当年的全国各台的春节晚会中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这对弘扬民族文化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再比如，陕西省政府为鼓励秦腔艺术持续有力的发展，在2009年陕西电视台秦腔大赛决赛别设立了“政府鼓励奖”，支持一些旨在发展和从事秦腔艺术事业的集体和个人。加强报道力度不关是媒体的事，也需要政府的支持。
（二）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报道的环境
大众传播试图涵盖或引导这些复杂而深厚的民族特质时，无疑是在进行着某种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政府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挖掘与报道工作，加大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媒的支持力度，以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现在出现娱乐热现象。文化和娱乐之间的把握不好，就出现文化娱乐，在目前，娱乐节目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娱乐化存在每个新闻报道的各方面。比如说现在每年的两会，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名人委员，美女记者，对名人围追堵截，问一些与两会无关的问题，就没把心思放在提案上。而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却“无人问津”。记者要牢记使命，担负起社会责任。传播民族文化，需要社会更多方面共同参与，需要挖掘的。
参考文献：
篇13
2.1德育观念的落后我国素来崇尚教育，教育名目繁多，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不过国际教育潮流演变的大趋势似乎同我国的趋势正好相反：“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交往”之类“学”字当头的口号不胫而走，不少惯用的“教育”名目也逐渐为“学习”名目所取代。这并不意味着“终身教育”、“道德教育”之类概念已经过时，而是反映出从着眼于“教”的教育向着眼于“学”的教育演变的趋势。学生的行为及品德形成由于同学生自身的价值取向相关，因此走向“道德学习”更是大势所趋，这一观念的转变对教师来说尤为重要。
2.2德育队伍的分化人们常常把道德的培养完全寄希望于道德教育，所以就有“加强德育工作”之说。所谓“加强德育工作”，通常是配备专门的德育教师，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开展专门的德育活动，把德育体制化、形式化。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专门化的做法，意味着德育是专门的德育教师的职责，是专门的德育活动、德育课程的任务。这就暗示或默许了其他教师是非德育教师，他们从事的是非德育工作。这样的“加强”使原本“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员”德育，变成专门的德育教师的德育，更加削弱了德育。
2.3德育影响的弱化现在中小学学生的学习作息安排多是每周双休或每周单休。学生每周在校接受五天或六天的教育，但是这几天的教育往往在经过一到两天的休息之后变得无迹可寻。
这是我们一线的教师普遍会有的经历，孩子们在校的学习与生活都很符合老师的期望，行为习惯的养成、情感意志的锻炼较之以往都有明显提高。但是令人苦恼的是这些进步与提高总会经历几次反复，学校的正面道德教育受到不恰当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巨大冲击，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
2.4德育途径的泛化《教育科学研究》发表了《北京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实效性现状调查研究》，此项调查要求调查对象（学生、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以排序的方式表示这些项目实际落实的情况和成效。
(1)关于德育途径，学生排在前三位的是社会实践活动、大型教育活动和课外活动；教师排在前三位的是班会、大型教育活动、个别学生教育。
(2)学生把思想品德课类课程排在第六位，教师把思想品德课类课程排在末位。
(3)关于学生最喜欢的德育活动形式，小学生、中学生都表示最喜欢的是郊游野营；最不喜欢的是公益劳动。
从上述调查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现在需要的是寻求引导学生自主成长的途径和自主参与活动的形式。
2.5德育管理的无序学校在智育方面有一套完整、具体的管理办法，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教学体系。相反，学校在德育方面的管理考核却明显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
表现在：
(1)德育过程没有充分明确，有德育而没有德育管理办法和措施；或者虽然建立了德育规范，制订了规章制度，但不够健全不够完善，考核也不能经常化，导致部分学生不重视道德修养，降低了德育的效果。
(2)是现行的德育类课程考核方法，如测验式、论文式存在共同的不足，即考试的卷面成绩与学生的思想实际是否相符，学生是否真正接受和自觉运用这些理论，难以测度。
(3)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评价，主要凭教师的主观印象，有的学校没有设立学生品德档案袋，教师只有定性描述，缺乏科学性。
三、教师专业化的普遍对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影响“在教育史上，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关注
每一份教育改革方法和每一份学校改进计划都强调高水平的专业发展的必要性。”现代教育的发展，使得教育活动越来越复杂，对教育人员专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突出地表现在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共同举措。但是教育人员中，承担着学生思想品德教育重任的德育专业人才培养却成为一个被人忽视的“死角”。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发展之下也应予以德育教师专业发展以相当的重视。
四、加强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4.1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历史依据德育教师必然专业化，归根结底是教育历史性发展的结果。从教育发展历程来看，古代教育尽管没有出现专门的“德育教师”的提法，但每位教育工作者都可以说是德育教师。随着社会分工、学科分化的不断进行，教育系统中出现了专门的德育教师。从教育劳动的性质看，德育主要是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促进其精神发展的活动，是一项严肃、科学、专业属性很强的工作。这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肯定了这样一个命题：德育工作值得专门关注和研究，德育具有特殊性，德育教师的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劳动，需要专门知识、专门训练，需要专业化。
4.2德育教师专业化的现实要求学校教育过程中时时有德育、事事有德育，无时不需要德育教师的引领。学校教育的理想是寓德于教，开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局面。但“人人都是德育教师”的理想追求，在现实中常常变为人人都可以不必负责任的推脱借口。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受到整个社会职业的专业化浪潮的推动，也是新时期我国学校德育工作的现实要求。德育工作具有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在一些发达国家，专业化辅导员已是一个固定职业。我国少先队辅导员、学校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化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4.3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已经开始对德育教师专业化进行理性的探索。高校辅导员专业化的问题已有不少成功的探索；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建设方面也已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广西、天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市区有关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一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更多、更集中地从事特定的德育工作是可行的，也符合当前世界德育发展的大趋势。目前，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事实上已大量存在的这一部分人员的尽快专业化，更好地促进学生品德发展、承担普遍德育责任。
五、加强德育教师专业化的运行机制
5.1理解德育教师专业化的价值将德育教师专业化纳入教师专业化之中当前，教师的专业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多是局限于教师的学科教学和教学技能、教学艺术的提升，在各级教师专业化培训中甚少有涉及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培养内容、制度建设、操作要领、运行机制等。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把德育教师专业化视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教师专业化，将其纳入教师专业化之中。
5.2明确德育教师专业化的核心和内在标准专业信念是专业结构的核心，是德育教师对专业性质的认定。德育教师是学生精神生命的关怀者，是影响学生人格的重要他人。因此，关心、理解、尊重、信任等构成德育工作的核心理念。在专业知识方面，德育教师要做好人的精神工作，必须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尤其是道德教育、心理辅导等方面的知识。在专业能力方面，主要有课堂管理的研究能力、与家长和课任教师沟通的能力、研究和指导个别学生的能力等。在专业发展的意识上，德育教师要有对专业的满腔热情，有不断进取的决心，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德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是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动力。
5.3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培养体系德育教师专业化是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因此，德育教师的培养要做到职前职后的一体化。
所以，笔者认为首先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职前的教师教育中开设有关德育教师与德育工作的课程。
第二，要开展职后的校本培训。包括开展德育课堂观摩，进行德育工作的案例分析等。
第三，引导德育教师进行实践反思。波斯纳曾提出过一个教师成长的简要公式：经验+反思=成长。德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实践——反思——实践”的过程，我们必须重视反思在德育教师专业化中的作用。
第四，开展道德教育和管理的行动研究。研究是促进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
5.4制定和完善德育教师专业化的制度学校以及社会对德育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因此要制定德育教师的选拔标准，力争把“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奉献精神强”，对学生充满爱心的优秀教师吸纳到德育教师行列中。
在培养过程中，要把德育教师的培养制度化、规范化，使德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处于一个有序的、有组织的状态，而不是任其自然发展。尤其要注意德育教师专业能力的持续发展，为他们提供发展的动力和愿景。所以，可以借鉴教师的职称评聘制度，在德育教师中试行职级评聘制度。
六、德育教师专业化的标准
6.1心理能量这里主要指德育教师必须心胸宽广，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人热忱、能尊重人、平等待人。首先必须坚信每个学生都是可以教好的，问题在于教育者如何引导和教育他们。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雨果说的好，世上没有坏的“庄稼”，只有坏的“庄稼人”。如果一个德育教师的心理能量大，不仅对人对事热心真诚，并且还能宽容大度地对待那些暂时“不成器”的学生，才能在不良的“土地”上培育出良好的“庄稼”。这样的教师，无论是履行教育职能，还是履行教学职能，他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各种思想行为问题，并得到学生的信任和尊重，从而征服学生的心。
6.2学识水平学，即学问，主要是指个人的专业学科知识和各种科学知识的总和；识，即见识，主要指从社会实践、工作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学问和知识。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德育是建筑人类灵魂的工程学，即“人学”。作为德育教师，深入学生生活的同时，还应随时留意学生的精神生活。经常关心学生的读书方向和读书兴趣，组织学生对各种文学形象和历史人物进行探讨、评价，把他们读书的兴趣引向正确的轨道。一个德育教师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人生的热情，能够促使教师运用已有的知识来为德育工作服务。所以，德育教师的心理能量和学识水平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6.3情感施发这里主要指德育教师在施教过程中的工作情感、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语言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一个德育教师即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具有了很高的学识水平和非常广博的知识，但如果在施教过程中不善于情感的施发，也将是劳而无功。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知识的活的身体里要有情感的血液在流淌，这样，我们才能触动学生的精神世界。所以，这就必须要求德育教师要有丰富的感情和充沛的热情去对待学生，征服他们的心。所以德育教师要特别注意培养自己的情感施发能力，同时也就是在培养自己的心理能量和增长自己的学识水平，完善知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