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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学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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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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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本质及特点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基于业务风险方法,来建立、实施、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信息安全的,包括组织结构、方针策略、规划活动、职责、实践、程序、过程和资源等内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支撑标准为ISO/IEC27000标准族。在ISO/IEC27000标准族中,不但给出了“建立、实施、运行、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信息安全的”“基于业务风险(的)方法”,而且还给出了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实用规则、审核指南以及相关安全域的具体指南等。例如,仅GB/T22081-2008/ISO/IEC27002:2005信息安全管理实用规则,就包括了11个控制域,39个控制目标,133项控制措施。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可在不同的学科中找到其渊源,在实施框架上,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应用了质量管理中的Plan-Do-Check-Act的戴明环,在具体的控制措施上,则包括了密码学、人员安全以及各类信息安全技术,其研究的特点是将科学思维、工程思维和社会思维相结合,但更强调工程思维的“设计”理论。工程研究活动不同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是“设计”。工程设计活动包括对象设计和过程设计。例如,建造水坝的坝体设计是对象设计,如何实施就是过程设计,在信息安全中,设计组织自己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对象设计,设计如何部署是过程设计。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演化过程与规律

2.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起源和发展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建立在体系(System)化基础上的“最佳实践集”,到国际标准的正式公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过度关注技术,忽略人的作用的“技术浪潮”阶段,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了大量的信息安全技术产品,例如,防火墙、防病毒和入侵检测系统(IDS)等。第二阶段为强调人的作用的“管理浪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企业开始设置专职的信息安全管理岗位,以加强对个人行为的控制。第三阶段即“体系阶段”,在体系阶段信息安全以目标为导向,不再局限于手段的应用,而是技术、制度和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这个阶段是信息安全的工程化阶段,体现了工程的实践性、经验性、继承性、创造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2.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动力和机制分析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一个“需求驱动”的过程。AlvinToffler在其经典著作《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时代,“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价值非凡,因此面临诸多风险,为保护信息,安全需求的出现是必然的。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推动力。新密码算法的产生,各类以“信息技术解决信息安全”的思路涌现,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信息安全产生的本质原因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反过来,解决信息安全问题又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速度更快,与防火墙形成联动的入侵检测系统。国家政策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应用的导向力。任何工程活动都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开展的,都要接受国家(政府)的引导和调控。对工程创新的应用,企业的认识往往是滞后的,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性政策。例如:商务部印发的商资发[2006]556号及商资函[2006]110号,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鼓励引导政策。

2.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演化特点、方式和规律

对比国外,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在国内发展体现出了明显的跳跃性,这种跳跃性不但体现在信息工程领域,也表现在其他诸多领域。国内一般不会沿袭其循序渐进的路线,而是直接引用国外的先进经验或者在国外已有的原型上进行模仿开发。在科学、技术和工程3个领域内,与文化、制度、历史等环境因素联系最紧密的就是工程。在信息安全领域内,作为基础科学的密码学,其算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会因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特征,绝大部分技术亦如此。但在工程层次,不同的文化制度有时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例如,腾讯QQ本来是模仿国际聊天软件ICQ,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ICQ,MSN等点对点国外聊天软件均濒临破产,但QQ在线用户却在2010年突破1亿。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虽然修改自国际标准,但也显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更强调保密性,和国外用户相比,更多的认证取向等。

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思维与工程方法论

3.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思维

科学思维是“反映性思维”“发现性思维”,体现理论理性的认识,工程思维是“构建性思维”“设计性思维”和“实践性思维”,体现实践理性的认识。科学家通过科学思维发现外部世界中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自然规律,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创造出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工程构建物,工程设计是以价值当事人的特定需要为出发点,以构建某种与主体需要相符合的实体为归宿的筹划。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族的GB/T22080-2008/ISO/IEC27001:2005原文别强调:“采用ISMS应当是一个组织的一项战略性决策。一个组织ISMS的设计和实施受其需求和目标、安全要求、所采用的过程以及组织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且上述因素及其支持系统会不断发生变化。按照组织的需求实施ISMS是本标准所期望的,例如,简单的情况可采用简单的ISMS解决方案。”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部署过程也专门设有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目的就是找到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3.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工程方法论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应用了PDCA戴明环,与A.D.Hall的系统工程方法略有差别,但在本质上是遵循这个基本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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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搭建开发平台(安装前端开发工具及后台数据库)。

①建立数据库服务器,确定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名称、类型、大小等属性;

②建立各数据表间的映射关系;

③撰写开发脚本;

④模块划分;

(2)代码开发阶段。

(3)各模块进行测试、验证并确认。

(4)通过第三方进行测评。

(5)修改完善。

(6)使用培训。

(7)全区各地市血站安装调试。

(8)正式开通使用。

3运行环境

网络版:客户端操作系统:Windows7/XP/2003/2000。服务器端操作系统:Windows2000/2003/2008Server,数据库:SQlSERVER2000/2005/2008。前端开发工具:Borland公司的Delphi7.0作为主要的开发工具并配合第三方控件进行开发。

4系统模块设计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有:系统设置管理、基本资料管理、服务工时管理、培训管理、服务奖励管理、综合评价体系管理、短信发送联络管理、退队注销管理、任务计划管理共9个功能模块。各功能模块的具体作用简述如下:在管理系统中为全区各地市血站分别分配一个注册码,注册成功后,各血站的志愿者就可以登录使用,并且以此注册码作为识别不同血站的依据。

(1)系统设置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设置系统的初始统一的管理标准,包括字典设置、系统参数设置、菜单权限管理、数据备份、参数设置等;

(2)基本资料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针对招募的无偿献血志愿者进行初级培训,待培训合格后进行注册,并且分配一个服务工号作为识别志愿者的唯一标识,此后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内容就以此工号进行关联。另外,该模块还可以对志愿者的注册资料进行统计和查询,建立志愿者队伍通讯录以及志愿者历史工时的登记和对已经注销的志愿者重新进行注册等内容。

(3)服务工时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对已注册的志愿者服务项目及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主要是对志愿者的服务地点、服务内容、服务工时及服务表现进行登记,作为量化考核的依据。

(4)培训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经过初级培训及岗前实习,并且能够正确引导献血者按流程进行登记、体检、采样和户外负责招募等工作,当累计服务工时达到一定数量时,可对志愿者进行更高级别的培训(中级培训、高级培训、指导培训、外出培训)及交流等方式。

(5)奖励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的晋升采取“星级晋升制”,共分5个级别,各级别以志愿者服务工时数和服务质量进行评定。按照国家级和区级制定的标准分别制定每个星级所对应的服务工时数,程序可选择按照国家级或省级在某一时间段内进行检索统计,并显示志愿者所获得的星级级别。按照规定每年对志愿者进行一次星级评定,并且对获得五星级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发放荣誉证书。

(6)综合评价体系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根据志愿者服务工时满意度、服务质量满意度、出勤天数满意度计算得出综合满意度,并由此建立志愿者综合满意度评价体系,作为对志愿者进行综合考量的依据。

(7)短信发送联络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将要进行服务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并且可在节假日对志愿者进行祝福问候。

(8)任务计划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进行的服务活动以及献血宣传活动、培训活动等制定月度、季度或年度计划,并对计划进行管理。

(9)志愿者退队注销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长期不来参加志愿者服务并经与志愿者多次沟通仍然无效的,可对该志愿者进行退队注销处理。

5结果

(1)建立起全区无偿献血志愿者统一、规范的服务以及星级评定和奖励模式。减轻了手工管理的工作量,真正做到了无纸化操作。

(2)方便、快捷、高效的数据查询和统计。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管理的信息数据量也随之增大,因此对志愿者信息的管理也变得不易,期间要翻阅大量的手工台帐,再者对重要指标数据的统计汇总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容易出错;

(3)自动判断及分析。由于在数据字典中设置了规则和标准,软件会根据这些规则和标准进行智能化的分析及判断,譬如,获得星级类别和级别、培训级别、综合评价系统等,计算机会自动进行分析判断并显示出来;

(4)可为全区各地市血站志愿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使各地志愿者对本地区开展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的经验进行广泛的交流,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志愿者队伍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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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患者体检情况确定检查项目

临床对疾病的控制或者保健目的,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患者那一项作为检测目标。根据患者的病例,体检情况,以及可以接受的费用标准,确定检查项目。另外,要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对一些医学可以论证并提供资料的项目进行检测。切不可以迎合患者,做出不科学的检测项目。

(2)制定预防措施

现代医疗保健中,疾病的预防是最为重要的一项。老年痴呆症患者在老年群体处于高发病症,对于预防群体性医疗事故必须高度重视。临床试验和实际的临床数据可以明显发现老年痴呆症患者在老年群体中所占的高危比例,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活环境发生重大的改变,环境对于基因的变异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导致老年痴呆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循证医学表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理饮食、坚持运动、良好心态有助于老年痴呆病症的预防;同时,对有适应症的对象,严格控制饮食是有效的预防措施。

(3)结合实际给出治疗方案

循证医学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儋证实践,去发现效果更好的治疗方法,摒弃效果差的治疗手段。根据儋证医学原理制定出具体的临床指南,医务人员根据指南提供医疗服务。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和患者进行沟通,让患者提出治疗问题,再根据具体要求确定治疗方案,这时,一方面不能一味摒弃患者的意愿,要对具体要求经过严格分析;另一方面,临床实践是否支持新的治疗方案也需要论证,切勿盲目执行。

(4)循证医学有助于预后判断

医学上很多疾病的预后都是没有具体的记录,或者记录不符合实际症状,循证医学对患者的症状进行记录,对有效的方法记录,为下一次治疗打好基础。通常医疗人员根据循证医学原理,经过科学的分析,给出了一年内发病的概率。循证医学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在国家的医疗体系不是很完善医疗水平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一方面要考虑到患者的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患者自身的意愿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2.研究意义

循证医学原理对老年痴呆症的治疗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目前有关老年痴呆医疗保健的措施还不普及,还没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积累。管理部门应通过有效的教育手段.加强保健医生的培训和教育。引导从事干部医疗保健的医务人员学习和应用循证医学知识,提高利用循证医学证据的能力。循证医学的运用,极大的改善了大学生的医疗保健状况,这为我们临床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极大提高医务人员的水平,对成体系的实施医疗保健措施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医疗保健水平提高的第一受益人还是患者,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是一个保障。循证医学更注重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交流沟通,重视改善医患关系,使得病人与医生之间并非单纯的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医生在充分对患者的疾病及心理的了解之后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同时病人需要在充分知情(包括治疗方案的选择种类、费用、预后等)的情况下。对自己疾病的诊断、治疗做出选择,参与医生的医疗决策,有助于治疗效果。长远来看,这种医疗保健方式节约大量的医疗经费和医疗资源。同时也是为以后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项目的研究背景、目的、方法和技术路线时间安排等项目内容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研究背景

中医历代文献中并无老年性痴呆这一病名,而多散见于“癫疾”、“狂证”、“郁证”、“文痴”、“善忘”等病证中。近年来,治疗老年性痴呆运用针灸机理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有人发现针刺能使利用听觉刺激引起的条件相关脑诱发电位P300潜伏期显著缩短(P<0.001)。刘氏等则发现针刺可明显降低血管性痴呆病人的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同时针刺对脑血流图异常波幅有双向调节作用,可使波幅差减少,流入时间延长。在近年来对老年痴呆症的研究中,对于其发病的具体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明确,然而在老年痴呆症的症状的发生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基底前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在早期的主要表现为大脑后扣带皮层以及其内侧颞叶和定下小叶代谢下降,后扣带皮层以及海马与整个大脑区域联系减少也作为诊断老年痴呆症的一个重要的生物标记。在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发病初期,患者伴随着大脑后部区域白质的损伤,其损失的分布以及相应功能出现的障碍是相符的,并且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弥漫张量成像的方法来分析,不过也有不少的研究发现,当老年痴呆症患者发病的时候,患者体内的神经元以及小胶质细胞会出现胶质细胞以及血管内皮细胞的前列腺E合酶微粒含量会出现上调的情况发生。然而,也有研究发现,老年痴呆症可能还跟个体基因遗传易感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β-内啡肽(β-endorphin)是由Li等首次通过动物实验从骆驼脑垂体分离并弄清其主要的化学结果的,直至近些年来,也有不少的研究中先后发现大鼠下丘脑弓状核以及分布于其附近区域的β-内啡肽能神经元胞体,研究还发现β-内啡肽免疫反应阳性纤维分布于第3脑室管膜下层,室管膜上皮细胞之间,脑底软脑膜中,室周区,室旁核等。β-内啡肽不仅是内源性的镇痛物质,同时还是对人体应激的激素之一,它参与着机体的循环和呼吸系统等方面继发性应激损伤的过程,在剧烈急性的疼痛过程中,可以引起人体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增高。本次的研究主要通过使用免疫治疗的方法对老年痴呆症患者进行治疗,并监测记录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变化,从而了解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变化对老年痴呆症临床作用及意义,证明降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病情,从而为今后对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证据。

2.研究目的

中医学虽无老年痴呆病名,但早在《内经》中即对脑髓的生理、病理及其与脏腑、组织的联系有较全面的论述。本次研究通过使用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对痴呆的大鼠进行治疗,并监测记录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变化,从而了解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变化对老年痴呆症临床作用及意义,证明降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病情。

3.研究方法

实验模型以患有痴呆症大鼠为研究对象,取其中78只雄性大鼠进行分组,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取39只作为对照组,其余均以致痴呆后作为治疗组,通过使用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对痴呆的大鼠进行治疗,而对照组中的大鼠不进行任何治疗工作,使其处于常态。观察两组大鼠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通过两个月进行持续性监测,记录两组人群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变化。

4.技术路线及时间安排

有实验研究根据国际标准头针穴选取顶中线(MS5);额中线、额旁1-3线(MS1-MS4)(双侧);颞前线(MS10);颞后线(MS11);MS10及MS11均取病灶侧。然后将针沿头皮15-30o角斜刺进帽状腱膜下,进针深度3cm,得气后留针,在针柄上连接WQ-10C型多用电子穴位测定仪,密波变动频率200次/分,强度一般以病员能耐受为度。留针30分钟,每日治疗1次,每周治疗5次,休息2天,总计8周。结果:治疗60例老年性痴呆患者,显效8例,有效33例,无效19例,总有效率为68.3%。有研究采用四神聪、风池(双)、内关(双)为主穴,并随证配穴,髓海不足取绝骨、风府;肝肾亏虚取肝俞、肾俞、足三里;脾肾两亏取足三里、三阴交、太溪;心肝火盛取太冲、行间、侠溪、神门;痰浊阻窍取丰隆、中脘、足三里;气滞血瘀取血海、开四关,针刺得气后,连接上海产G6805电针治疗仪,施以连续波,频率为2-4次/秒,刺激量以患者耐受为度,研究时间大概为2-3年。结果治疗血管性痴呆患者31例,总有效率为83.87%。

有学者研究根据醒脑开窍法为主治疗老年性痴呆26例,总有效率为92.3%。具体方法取水沟、百会、大椎、风池、内关透外关、太溪、悬钟,其中水沟、内关透外关用提插强刺激手法,太溪、悬钟、大椎用捻转补法,风池、百会用平补平泻手法,留针20分钟,出针后用艾条灸百会、大椎,每日1次,10次为1疗程。李氏[14]等取穴1)人中、四神聪、神庭、本神、足三里、太溪、悬钟;2)百会、大椎、命门、肝俞、肾俞毫针刺,用捻转和提插补法,两组穴位交替使用,肢体穴位以艾炷直接灸为主,头部穴位以针刺为主,治疗血管性痴呆18例,显效5例,有效11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89%。沈氏[15]等取神庭、合谷、神门、间使、足三里、三阴交、太冲为主穴,并配合百会穴隔药饼灸,留针30分钟,隔日1次,30次为1疗程。共治疗40例老年性痴呆患者,结果:显效10例,占25%;有效24例,占50%;无效6例,占6%;提示针灸对老年性痴呆患者的智能提高及临床症状改善均有明显的作用(P<0.001-P<0.05)。

器材及药品:本次实验所采用的检验试剂均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核医学中心提供的血浆β-Ep放免药盒(最小可检出3.0pmol/L,批内CV为6.8%)。实验过程严格按照其说明要求操作:中医针灸治疗方法,分别对两组实验模型患有痴呆症的大鼠进行针灸治疗,每天对大鼠进行针刺动作,主要的针刺部位为大鼠的命门穴,关元穴以及非穴;样本采集,对于治疗组和对照组中患有痴呆症大鼠,均于上午9时左右进行血液标本的采集工作,每次均采集1ml,采用放射免疫法进行血液标本的测定;监测方法,本次实验的过程中,对两组痴呆症的大鼠进行血浆β-内啡肽浓度变化监测的办法:固定每周分别进行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监测并记录,治疗监测记录时间持续两个月。

统计学方法:两组试验所有数据分别采用SPSS.V13.0.医学统计学软件对进行统计,试验数据处理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比较用t检验进行分析。当P<0.05时,则认为有统计学意义,当P>0.05时则认为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三、预期研究结果

通过使用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对痴呆的大鼠进行治疗,并监测记录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变化,从而了解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变化对老年痴呆症临床作用及意义,证明降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病情。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当患痴呆症大鼠的β-内啡肽浓度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中患痴呆症大鼠的β-内啡肽浓度水平,同时当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治疗组中的患痴呆症大鼠的病情有所减轻,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推出,降低患痴呆症大鼠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痴呆症大鼠的病情,并可假设,降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病情,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对老人痴呆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通过本次的研究可以从中观察,没有经过治疗前,监测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如果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比较结果如果发现患有痴呆症的大鼠的治疗组其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的平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中痴呆症的大鼠其血浆β-内啡肽浓度平均水平,就可以视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从临床主要表现上,治疗组的39只痴呆症大鼠的症状表现有所减轻,而没有经过中医针灸治疗的的39只痴呆症大鼠并未出现任何病情减轻的情况,同样可视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证明降低患痴呆症大鼠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痴呆症大鼠的病情,也

就是说,降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病情,血浆β-内啡肽浓度水平对老人痴呆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计学方法:两组试验所有数据分别采用SPSS.V13.0.医学统计学软件对进行统计,试验数据处理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比较用t检验进行分析。当P<0.05时,则认为有统计学意义,当P>0.05时则认为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四、防治措施

老年性痴呆症现在已成为老年人群中主要死亡的原因之一,如何防治老年性痴呆症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尤其重要。由于老年性痴呆症的病因还不是完全明了,但保护大脑血管,积极防治心身疾病是预防的关键。因此人们目前能做到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检查凡6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近期有遗忘现象,应及时到神经内科就诊,做一些相应检查,以确定是否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如已发生,便应实行一系列的早期治疗预防措施来延缓它的发展。合理饮食老年人消化功能差,应多食清淡的食物,蛋类、瘦肉、菌菇类,富含卵磷脂、维生索的食品,含镁的食品,碱性食品等,对改善大脑细胞营养和延缓大脑细胞衰老、增加抵抗力、提高记忆力有明显的作用,对大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益处。此外,铝过量摄入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因此应少用或不用铝锅。不沾烟酒,长期饮茶有利于降低老年痴呆症的危险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食物疗法既切实可行,又简单有效。保护牙齿研究人员发现,青年时期缺牙不补,易患早老性痴呆症。健康人和早老性痴呆症患者的残留牙齿数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患者开始缺牙的年龄比正常人小得多。另外,有力的咀嚼不仅能防止大脑老化,还能维护全身健康。积极治疗原发病高血压病、动脉粥样硬化、高血脂症、糖尿病、中风等都会引起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和病情恶化。因此,患有这些疾病的人应及时治疗。此外女性补充雌激素也可以预防老年人痴呆症的发生。保持心情舒畅培养乐观开朗的性格、广泛的情趣、善于社交等良好的心理特征。尽享天伦,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广交朋友培养广泛的爱好,如绘画、书法、写作、集邮等,既可锻练脑力、又可陶冶情操。听音乐对改善注意力、增强记忆力、活跃思想、丰富和改善情绪状态方面有明显的功效,有利于消除孤僻老人与周围环境的情绪和理智障碍,加强老年人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和自我信心。

1.智力训练

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文化程度,可教患者记一些数字,从简单到复杂;亦可利用玩扑克牌、玩智力拼图、练书法等,以帮助患者扩大思维和增强记忆,从而延缓大脑的衰退,使老年人生活的更充实。

2.生活训练

篇4

塞尔正是利用这一结论对图灵测试(Turing Test)[2]进行反驳。图灵测试和人工智能的结论都坚称计算机最终会具有人类同样的智能,能够理解人类,具有思维。下面拟从中文屋论证的心智哲学进行演进性分析。

一、心智分析的哲学基础

分析哲学主要进行意义分析,是建立在弗雷格(Gottlob Freg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罗素(Bertrand Russell)、摩尔(Gordon E. Moore)和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之上的。19世纪后期,弗雷格发明了现代符号逻辑学,并建立了严谨精深的语言哲学。当时,哲学研究的本质已经等同于将现代逻辑学与语言概念分析相结合的语言学。维特根斯坦和摩尔在语言分析中进一步发展了弗雷格的逻辑分析方法。这种传统哲学理论与现代逻辑分析的紧密结合便产生了分析哲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分析哲学理论逐渐形成,主要有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否定,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与格赖斯(Paul Grice)的意义理论的结合。

(一)杜恒-奎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

奎因(1953)【3】认为,科学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化整体,包括边缘层、内层和中心层。经验证明只是在边缘层对科学话语进行证明,这种经验证明可以产生各种可能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并不是完全由逻辑分析产生,相反地,逻辑分析在试图进行各种实用性或实践性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验特征。当今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奎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否定。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否定对分析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奎因的这种整体论思想受到法国科学哲学家杜恒(Pierre Duhem)的极大影响,因此被成为”杜恒-奎因论题“。

(二)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和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使得语言哲学成为了行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语言哲学和行为哲学又成为精神哲学的下位概念,这些概念的厘清构成分析哲学的理论基础。塞尔 (1975)【4】进一步把言语及其意图分为5种基本的“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speech acts),即断言式(assertives)、指令式(directives)、 献身式(commissives)、表达式(expressives)和宣言式(declaratives)。在奥斯汀和塞尔之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者力图与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关于意义的理论结合起来。格赖斯(1957,1968)【5】指出,在讲话者发出言语的目的与这些言语的意义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意义是一种自我指称的意图,在会话中,人们会接受某些心照不宣的原则,格赖斯将其称之为“会话准则”(conversational maxims),即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关系准则(maxim of relation)和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

言语行为理论在计算机应用方面主要体现在人机对话的计算言语行为模式和自动分类及检索。维诺格瑞德和弗洛里斯(Terry Winograd & Fernando Flores,1987)将“言语行为”(Speech Acts)发展为“对话行为”(Conversation for Action)。他们认为,无论在人-人、人-机或机-机之间的交互行为都是一种“对话行为”,计算机处理证明计算机“对话行为”完全可以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模拟各种现实社会行为,如医生与病人之间咨询问诊等。

    塞尔为了进一步论证,特别将人工智能区分为强人工智能(Strong AI)和弱人工智能(Weak AI)。强人工智能认为,正确模仿实际上是一种心智;而弱人工智能认为,正确模仿是一种心智模式。模仿心智与具有心智是截然不同的。塞尔认为,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用以解释心智,图灵测试足以建立心智状态,可是,人脑研究却与心智研究无关。塞尔认为强人工智能犯了二元论的错误。这种二元论认为,心智和身体由不同“物质”组成,“强人工智能只有当二元论假设成立时才有意义,这个二元论假设是:心智起作用时,大脑不起作用。”塞尔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他认为 “大脑产生心智”,“人的具体心智现象是由人的大脑的具体物理化学属性决定的”。塞尔的中文屋论证聚焦于“理解”上,认为“理解”就是哲学家称为“意向性”的心智状态。

二、中文屋深度论证

鉴于论争当中的不同论点,在中文屋论证的基础上,塞尔(1990)【6】进行了更为正式而深入的心智分析论证。受到争议的中文屋论证的唯一前提或结论称为A3,而这恰恰得以论证中文屋思维实验的可靠性。

塞尔首先提出三个公理:

A1)程序是正式的(具有句法)

一个程序运用句法操控符号,并不理会符号的语义。程序可以将这些符号放在适当位置、如何移动符号,但并不知道符号代表什么,也不懂符号的意义何在。对程序而言,符号仅仅是符号。

    A2)心智具有思想内容(具有语义)

我们的思想代表一定事物,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代表的是什么,这些思想内容是有意义的。

    A3)句法本身并非由语义构成,也不足以构成语义。

中文屋论证正式凭此证明:中文屋里的手册说明具有句法,因为有一个人在中文屋里移动那些符号,使符号符合中文句法。可是,这些符号并不被中文屋里的人或物所理解,因而这些符号并无语义。因此,具有句法并不足以生成语义。

    塞尔认为这些论证可以直接推出一个结论:

    C1)程序既非由心智构成,也不足 以构成心智。

    勿容置疑,从上述三点可以推出:程序没有语义,只有句法,句法不足以构成语义。而每一次心智活动都有语义。因此,程序不是心智。

上述论证表明:人工智能永远不能通过编写操控符号的程序来制造具有心智的机器。不过,这个结论又带来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人脑是否在运行程序?换言之,心智计算理论是否正确?针对这个问题,塞尔又提出一个公理来解释有关大脑和心智的现代基础科学上的一个共识:

    A4)大脑产生心智。塞尔坚称,我们可以迅速地、毫不费力地得出如下结论:

    C2)任何能够引起心智活动的其它系统必将产生与大脑所产生的至少相等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

大脑肯定具有产生心智的某种东西。这尚需科学来确定这种东西为何物。但是,这种东西一定存在,因为心智存在。塞尔把这种东西叫做”因果力“。因果力正是大脑用以产生心智的东西。如果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引起心智活动,那么这种东西一定具有”同等因果力“。“同等因果力”就是用以产生心智的任何其它东西。

由此,塞尔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C3)任何产生心智现象的人工制品,任何人造大脑,必将能够复制大脑的特定因果力。而只要通过运行一个正式程序,人造大脑就可能不执行对因果力的复制。

这个结论是从C1和C2得出的:既然没有任何程序产生心智活动,既然“同等因果力”产生心智,那么可以说,程序不具有“同等因果力”。

C4)人脑实际产生心智现象的方式不可能仅仅凭借计算机程序的运行。

既然程序不具有“同等因果力”,既然“同等因果力”产生心智,那么就可以说,大脑产生心智。从而得出: 大脑并非通过运用程序来产生心智活动。

当然,塞尔的“强人工智能”与未来学家的“强人工智能”不能混为一谈,如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理论。未来学家使用“强人工智能”来描述与人的智能相对的机器智能。库兹韦尔主要考虑机器所表现的智能的量,而塞尔的论证在量上没有作出专门限制,认为只要承认智能仅仅是一种刺激而不是心智本身就行了。另外,强人工智能在“背景常识”(Commonsense Knowledge Base)的量上也有两种看法:一者认为,电脑根本无法具备背景常识,代表人物是塞尔(Searle,1990,1992);一者坚称电脑是可以具备背景常识的,主要是电脑储存的背景常识的量仍然不够,或者是因为电脑的大量背景常识没有进行恰当的组织,代表人物是莱纳特(Douglas Lenat,1990)【7】。

参考文献:

1. Searle, John. R. (1980).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 417-457

2. Turing, Alan.M.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 433-460

3. Quine, W. V. O.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20–43

4. Searle, John. R.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ed. P. Cole & J. L. Morgan, pp. 59–8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5. Grice, H. P. (1957). Meaning.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4: 377-388

篇5

从文学作品意义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三次转折。随着对文学作品意义的不同解释,批评作品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每一阶段各有自己的理论中心;每一理论中心下,又有不同的批评流派;各不同流派又有各自的批评方法或体系。从历史的发展概略地看,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经历了:以作者原意为理解作品意义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以作品的文本自身为理解作品意义的根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以读者的创造性理解为作品意义产生的主要根源的读者中心论三个阶段,西方批评界称之为“3R”。

在读者中心论兴起之前,新批评的提倡者们提出了文本中心论,他们的矛头之一就是针对以往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批评方法。他们认为,文学批评所要研究的是独立于作家个人背景与作品历史背景的文学文本。他们之所以把作品(work)称之为文本(text),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作品的形式和技巧。他们还提出了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感受谬误(affective fallacy)和细读(close reading)等理论。可以说,新批评把文本独立于作家来研究在文学批评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进步。但是,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逻辑发展看来,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模式在突破了作者中心论的偏见之后,又陷入了文本中心论自足圈套,因为它脱离了一切作品以外的因素。从理论发展史来看,在文学的“作者―文本―读者”的运作环节中,“读者”是历来研究最少,需要填充的最大空白的一环。于是,读者中心论应运而生。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总体指向会走向读者并不是一种偶然。本文谈谈读者中心论的哲学理论基础、布莱奇的主观批评、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费施与感受文体学和卡勒的阅读程式。

一、理论基础

任何文学艺术理论的发展和更替无不是与同时期的各门学科的进步创新相互影响的。在自然和人文科学方面,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一个创新的时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人们突破以往所谓的“客观知识即是人类对事实的简单的积累”这样一种偏见埋下了伏笔;哲学家T.S.库恩(Kuhn)指出科学上是不是所谓的事实要取决于观察者所引入的对被观察物的认识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心理学上,人们开始认为人类思维认识世界是通过多个要素建构(configuration)而成的完型(gestalt)来实现的。而完型当中的各个要素在不同的环境(context)中会显得不同。这就说明了人们的感知(perception)是主动的建构而不是被动的接受(Selden,1985)。最浅显而又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应该是“鸭头―兔头”的图像。

*此图既可以看成是向左的鸭子头,又可看成是向右的兔子头

这说明:一个观察者本身又是一个主体,他的感知手段影响到那个客体的本质,甚至首先影响到它的存在。“一个客体被一个主体的动机、他的好奇心、特别是他的语言所限制,并给它划空界限”。(金元浦,2000)

二、布莱奇的主观批评

在主观转向和读者中心的研究中,美国理论家戴维・布莱奇(David Bleich)认为,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遵奉一种客观范式。按照这种范式,知识被认为是科学家对独立于他之外的事物进行观察的结果。知识客体与认知主体没有任何联系。对客体的解释被从属于那一客体,而对客体的解释则像客体一样也独立于主体。因此,关于一个客体的知识,也像客体一样,是一种客体。这就是由科学主义(scientism)霸权形成的客观范式。它确立了解释的一些标准,包括普遍性、可重复性及可预见性。当解释对象能通过数理形式或符号逻辑的某种变化得到表达时,就是符合解释标准的。这一范式几百年来一直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布莱奇认为,我们可能并且应该建立一种主观范式――主观批评。这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时期的作为读者中心转向的一些理论基础了。主观范式认为不存在独立的认识的客体,因为在每一种情况下,观察者的作用都是至高无上的。在主观范式中,新的真理是由“一种新的语言运用和一种新的思维结构创造的。新知识的创立是知识思维为使自己适应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活动。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人们创造的”。(转引自金元浦,2000)

布莱奇从对新批评的客观范式的批判开始了他的文学美学理论范式的构建。他认为新批评等形式主义延续了一种“科学的”(贬义用)方法,它以艺术作品的客观自主性为出发点,把文学文本客体化为内部具有连贯的客观意义的自足的东西,认为艺术是独立于人类感知之外的客体。但文学艺术的现实实践和发展都给予这种客观范式以猛击。现代文学中早就有人坚持文学的情感和知识的主观基础;本世纪初,已有不少作者“转向内心世界”。这些主观小说家们承认,主观经验的每一种因素都有潜在意义。乔伊斯(James Joyce)、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20世纪文学大师都广泛表达了对主观性的发现。主观性已成为现代艺术经验的一个基本的和普遍的事实。这种文学的特点自然将阅读经验的主观性提到了显著地位。特别是在当代文化现实中,主观范式显然已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启发当代文学美学家、理论家建立新的文学的主观范式。

布莱奇的主观范式是建立在语言诉动机性质和象征形式上的。既然任何解释行为都发生于我们内心产生的一种对解释的需要、欲望和要求之后,所以布莱奇认为“动机”在主观范式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布莱奇看来,一切认识都是解释,这种解释通过解释共同体被认定是否是最满意的解释。这一解释共同体就是一个思想者、解释者的共同体,它既是引起象征化解释的综合者,又是再象征化及其可适性和价值大小的裁定权威。先前客观范式中认定的可预见性、可重复(操作)性等解释标准已不再具有绝对权威,解释是否满足了充分条件,更多地依据于解释共同体的认可。因此,主观范式关注的不再是作品表面的意义,而应该是接受者对由文学作品的审美对象的主观阅读活动。

三、接受美学与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的诞生地在前联邦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康士坦茨,创始人是五位文学理论家:伊瑟尔(Wolfgang Iser)、福尔曼(Manfred Fuhumann)、姚斯(Hans Robert Jauss)、普莱森丹茨(Wolfgang Preisendanz)和施特利德(Jurij Striedter)。由于他们活动在康士坦茨,故人们称他们为“康士坦茨学派”。这五个当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伊瑟尔和姚斯。

如果说戴维・布莱奇从反对传统哲学的客观范式来考察当代美学范式的转折的话,接受美学家姚斯则从解决“文学史悖论”出发,向当代西方美学与批评理论发出了挑战。姚斯与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德国二战后风行的内涵阐释批评的反拨而登上批评舞台的。它以当代诠释学(hermeneutics)为哲学基础,向文本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发动猛烈攻击。姚斯清醒地把握了德国及西方文学转折的历史语境。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文学研究一直把文学事实局限在文学创作与作品表现的封闭圈子里,使文学丧失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接受。在以往的文学史家和理论家们来看,作家和作品是整个文学进程的核心与客观认识的对象,而读者则被置于无足重轻的地位。实际上,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周宁,1987)。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则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不断地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没有读者,文学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这正是文学的历史本质。

接受美学立足于以往研究对读者自身理解结构的忽视。姚斯指出,任何一位读者,在其阅读一部具体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结构,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horizons of expectation)。它是在作者、作品、读者的历史之链中形成的。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任何文学的阅读都将不可能进行。从作品来看,在每一阅读展开的历史瞬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即使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它总是要通过预告、信号、暗示等,为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一开始便唤起一种期待。读者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以在阅读中改变、修正或实现这些期待。

读者如何进行创造性阅读呢?与文本中心论专注关于语词的客观性不同,接受美学注目于读者的审美经验,它认为,读者的既定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审美距离。读者对每一部新作品的接受,总是通过对先前即存经验的否定来完成“视野的变化”,从而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水平,进入新视野的。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出现的历史时刻,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便构成了审美价值的尺度。正是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经验与新作品接受所需要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距离越小,读者就越容易接受。反之,有些优秀作品在其问世之初并没有赢得广泛的读者的欣赏,因为它们彻底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读者只有在不断提高或发展后方能适应作品。当先前成功作品的读者经验已经过时,失去了可欣赏性时,就说明新的期待已达到某种更为普遍的水准。到了这个时候,它便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

作为对文本中心论范式的科学主义的挑战,接受美学又是对于历史主义的重新认识和批判。姚斯认为,文学的接受包括文本与读者相互关系的历时性方面与同一时期有文学参照构架的共时性方面,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接受美学主张的历史性。对于历史上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理解、判断和评价,不同时代的读者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品本身在效果史的背景上会呈现丰富的“语义潜能”。一部作品的意义潜能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读者或某一个别读者所穷尽,只有在不断延伸的接受之链中才能逐渐由读者展开。历史上的经典作品在其产生之初只是开辟了观察事物、形成新经验的崭新方法,但它是历史距离上的新经验。随着历史推移,读者、批评家甚至教授们对它的看法逐渐积累下来,进入读者的视野,成为传统。这时,不同视野之间发生“视野交融”,这就是调节历史与现实的效果史原则,是接受美学所强调的历史性的核心所在。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建筑在作品的社会效果之上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斩断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只有在读者进入其生活实践的期待视野后,形成他对世界的理解,并因而对其社会行为有所影响之时,文学才真正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功能。接受美学认为它对文学社会力能的构成特点的看法大大超越了传统美学的能力,从而综合了文学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之间的距离。文学在社会存在中的特殊作用并不局限于艺术的再现功能,它能打破社会中的旧传统,改变陈旧的社会习俗,树立新的社会准则,并逐渐为包括所有读者在内的整个社会舆论所认可。

四、费施与感受文体学(Affective stylistics)

斯坦利・费施(Stanley Fish)的读者反应理论是与接受美学有共同之处的。他主张一种“集中于读者而非集中于文学制成品的分析方法”(金元浦,2003)。新批评的主要观点切断了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各种关系,将作品作为文学唯一的本体。文学的意义就贮存在作品这个容器之中,它具有作为客体的不容置疑的客观性。费施则认为:“语言材料的客观性是一种幻觉。一行铅字,一张书页或一本书是那么明显地放在那儿――它可以用手触摸,被拍照或放到一边――以致它似乎是任何我们联系在它上面的价值和意义的唯一容器……它采取的物质形式使得我们难以看清它的本质……所有这些都鼓励我们把书看成一个固定不动的客体。”(王逢振,1991)但是,文学不是这样一个客体。文学需要阅读,阅读是一种活动,“它是运动着的(书页的掀动,字行的推移)”,而“我们是随着它一起运动着的”(转引自金元浦,2003)。因此,文学是一种动态的艺术。费施还认为,文学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文学的意义是一种事件,是发生于文字与读者头脑之间的事件,是一种行为或活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一种人们从一首诗中取出或得到的东西,或像从硬壳里剥取果仁那样,而是人们阅读过程中的一种经验。“能使一本书具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地方,是读者的头脑,而不是一本书从封面对封底之间的印刷书页或空间”(转引自金元浦,2003)。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于读者的体验与创造之中。

费施和文本中心主义理论的对立点还在于,文本中心主义如新批评等理论认为,文学文本肯定存在着一种意义,人们一看就能够知道意义的存在。费施认为这一理论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忽略和贬低了读者活动。其被忽略是因为文本被认为是自足的――它里面什么都有;其被贬低是读者的活动被认为是无关紧要,可以任意处理的。费施认为,他所主张的动态过程中,读者活动应是注意的中心。在这里,读者活动不是通向意义的方式,而是本身就具有意义。

意义就是一个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而不是在他接触作品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某种东西。他说:“一个句(段落,小说,诗歌)的意义与其文学所表示的东西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和缓一点儿,一个话语所发生的信息,亦即其要旨,是其意义的组成部分,但并不就等于意义本身。话语的经验――话语的一切――才是话语的意义。”(转引自金元浦,2003)既然这样,那么整个文学要回答的问题就不是“诗含有什么意义”甚至也不是“诗起什么作用”,而是“读者是怎样生成意义的”。这在文学批评中可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转移。

这样一来,是不是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完全不可决定和预知的呢?费施认为,“有可能描述出每个说话者共用的语言体系的特征”,建立一个“能力模式(linguistics competence)”(ibid.)。他认为:“假如操同一语言的说话者共有一个他们人人都内化了的规则体系,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理解就会整齐划一;也就是,理解将依据所有说话者共用的规则体系进行。这些规则约束着话语的生产――规定界限,……也将约束反应的幅度,甚至反应的方向;即它们使反应在某个范围内可以被预知和规范化。”(ibid.)这就是说,理解和反应的一致性来源于读者在对语词作出反应时所采用的规则的同一性,来源于读者与作者使用语词的同一规则。费施所说的按照其规范进行反应的读者是一个有学识的读者(informed reader)。这个读者应具备三个条件:

1.语言材料所用语言的有能力的说话者。

2.完全拥有“一个成熟的……听者带到理解任务中的语义知识,包括措辞、造句、习惯用语、职业语言和其它方言等方面的知识”。

3.具有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即文学传统知识。

这样一个读者是有阅读经验的,完全能够内化(internalization)文学话语的全部财产,包括从最局部的技巧(修辞手法等)到整个体裁的。

五、卡勒与读者的阅读程式

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是在结构主义下寻找突破文本中心论而起的。他的基本思路是:一部作品呈现于它的读者面前的形式,不决定于本文自身,而决定于读者惯常应用于本文的符号系统。作品之所以具有结构和意义,因为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阅读它,因为这些潜在的属含在客体本身的属性中,要在阅读行为中应用话语的理论,才能具体表现出来。这一特殊的方式就是把一部文学作品当作文学来阅读。这种阅读决不是让人们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预先不带任何想法去读;而且读者事先已经对文学话语如何发挥作用心中有数,知道从文本中寻找什么,他必须把这种不曾明言的理解带入阅读活动。卡勒从语言的理解开始着手。他论证到使用某种语言说话的人听见一串语言序列,就能赋予这串语言序列以意义。因为他掌握了这种语言中的音韵、句法、语义系统。据此,他才能对这句话作出结构的描述,作出阐释。没有这样一种内含的知识,即内化了语法,声音序列对他就毫无意义。同样,谈判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也涉及读者内在化的“文学语法(grammar of literature)”,即一种“文学的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这就是引导读者辨认出文学作品的特征的一套阅读程式(conventions of reading)。这种阅读程式引导读者以新的方式看待语言,从以前没有被发现的语言中又找出了某些有意义的属性――文学特性。因此,文学的意义不是读者对作者的暗示做出反应的结果,更不是白板式地反映或摹写对象,而是一种已成为程式的东西,内化为读者的能力,是公众自觉或不自觉认同的程式所产生的一种作用。

在一般的文学教学中,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研究,有助于下一首诗或小说的研究:我们不仅掌握了进行比较的要领,而且懂得了该如何去阅读。我们渐渐揣摩到一套合适的、有价值的问题,渐渐掌握一套标准,以判断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们是否能产生有益的价值;我们渐渐懂得了文学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如何区别这些可能性。我们还可以将这套标准推及另一部作品。但恰恰是这一习焉不察的推论过程本身,即文学研究者们所掌握的那些有意义的形式和特点,需要予以解释和说明。因此,将不明的东西挑明,建立一套有关文学能力的理论,这就是卡勒规定的诗学的任务。为什么一部作品可能有若干种意义,却又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为什么某些作品起初给人以怪异、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印象,现在又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有这些事实,所以我们就必须架构出一个文学能力的模式,来对它们进行说明解释。

总之,卡勒认为,诗学基本上是关于阅读的理论,他把制定文学能力理论的任务放在首位,而把批评阐释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就重新制定了文学的程式和阅读活动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颠倒是至关重要的重新定向,具有重要意义。

六、读者中心论的意义

读者中心论是在继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后找到的另一个文学批评的维度,它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哲学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在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把读者纳入了文学的本体研究。在西方文学批评中,对于读者反应的研究其实一直存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一直到文艺复兴,从奥古斯都时代到19世纪的社会历史批评,都曾从不同角度关注读者的反应。但尽管有表面形式和所指对象的同一,实际上它们与西方当代接受、阅读、反应批评都有着质的区别。读者批评理论家们提出并论证了读者反应是否可以被看作诗的意义和组成部分,反应和经验是否应该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有机构成?

其次,是对历史主义重新认识和批判性的创新。读者中心论范式下的诸批评话语是作为对文本中心论的驳斥而登上批评的历史舞台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以文本的自足性,以作品的形式、技巧、结构,以文本的语义、符号等唯一的“科学”依据为其安身立足之本,以为脱离了作品与作者、读者的联系,脱离了作品与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外部关联,就可以获得独立的、唯一的内在本质或内在特性。费施的读者反应批评、布莱奇的主观批评、伊瑟尔的审美反应都从解释学的视角去研究处于过程中的解释活动的解释策略,打破了在历史之外存着某个“清明中立的零点位置的传统在史观的幻觉”(金元浦,2003)。同时,这种历史的角度又不回归到寻找作者原意的解释方法中去,不以作者创作或作品诞生的历史时代的历史瞬间取代文学以语言储存的整个文化、历史和传统,而是以读者作为主要的出发点。

最后,是对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几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方法在自然领域内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以为这种方法在一切领域包括人文科学也同样无往而不胜,因此在文学批评中,对文学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追求成为西方批评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新批评、语义学与结构主义主张另一种科学化的“客观”批评,它们视文本为完整的系统,企图以自然科学和逻辑的精确、细密、严谨的操作方法和封闭系统,保证作品意义的“绝对”客观性。读者中心论范式下的诸种批评,首先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品格,反对将文学作品看成永不变更的客观认识对象,看成给定的客观存在。反对将其艺术思想价值看成超越时间空间的恒量,而文学研究与批评只是发掘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它们关注解释者和解释共同体,关注阅读者的情感、心理、审美经验等。同时,它也无意放弃对“客观性”的追求。它引导文学批评将目光转向个人的前理解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上来。这种关系不能由任何个人主观随意地选择或决定,而是存在于个体主观意识自身之先。这种先于理解、先于解释、先于主客体分离之前的历史存在中,包含着极深刻的客观性。

结语

读者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方法,它将读者的阅读活动推置于文学批评的中心,并把读者的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带来了文学批评的又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对于纠正脱离民众、孤立研究文本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读者中心论在了作者的权威和否定了文学作品的自主性之后,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形象。这种超常的“读者”形象将会使读者批评“重蹈绝对意义的覆辙”(王先霈,1999)。

对于读者批评的局限性,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也曾说过:“接受美学并不是独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它并不足以解答自己所有的问题。我们不如说,它是对方法的片面反映,它不拒绝任何补充,而且还有赖于跟其他原则配合。”(转引自刘小枫,1989)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是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创造,在强调如何发挥读者的生产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作者创作中的精神活动。将读者批评与作家批评结合起来,似乎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参考文献:

[1]Selden,Ra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

[2]金元浦.http://省略[EB].2003.

[3]刘小枫编.接受美学译文集[C].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4]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文化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5]王逢振编.最新西方文论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6]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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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篇8

3、文稿篇幅(含图表)一般不超过5000字,一个版面2500字内。文中量和单位的使用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最新标准。外文字符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应区别明显。 

4、文中的图、表应有自明性。图片不超过2幅,图像要清晰,层次要分明。 

5、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未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脚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 

6、来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个工作日内审稿,电子邮件回复作者。重点稿件将送同行专家审阅。如果10日内没有收到拟用稿通知(特别需要者可寄送纸质录用通知),则请与本部联系确认。 

7、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抄袭或重复发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杂志一个版面2500字,二个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数,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况,请在邮件投稿时作特别说明。 

篇9

标题格式:黑体小2号字 居中。副标题格式:黑体三号 在标题下面左面与论文题目左面对齐。

文学院中文2007级 8班学号07010227姓名杜楠指导教师;刘贞

(黑体小4号字 居中)

例如: 2001级9班0100012张展展指导教师: 李丽丽.

标题和正文之间要有中文摘要和关键词。

“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用黑体小4号字,顶格。具体内容用楷体小4号字,

1.5倍行距。

中文摘要是指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议的简短陈述,具有独立性和内含性。其内容说明论文的主要内容、结论等。摘要必须体现第三人称要求,不能使用“本文”、“作者”等词语作为主语。约300-400字之间。

例如:

中文摘要:文学作品的语言与信息不同,前者是交流工具,后者是内容。文学作品信息是变化是经常发生的,而语言的变化都非常缓慢。……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属于对立美学范围的文学作品有三个特征:(1)语言所指对象的变化;(2)语言链条中各衔接环节有意脱缺,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发挥创造性;(3)有意违背语言规范。

关键词是论文中出现频率高、地位重要的词或词组,可3—5个,以黑体字符另起一行,排在“中文摘要”的下方。关键词之间以分号分隔。

例如:

关键词: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4;关键词5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用罗马体小4号字(加粗顶格)将中文摘要对应翻译成英文。 例如:

Abstract: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some the phenomenon which is?? Keywords:

正文部分

正文部分的小标题使用黑体小3号字

正文格式:宋体小4号字,1.5倍行距。首行缩进2字符。

论文主体部分格式要求:

序言指引言或绪论部分。简要说明论文目的、意义、范围、方法、选题依据等。应当言简意赅。不要与摘要雷同。一般教科书中已有的知识、理论在引言中不宜出现。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字数应在8000-10000字。内容必须是实事求是、客观真切、正确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语言流畅、结构严谨,符合科学和专业的有关要求。文中所用的符号和术语应采用本专业学科的权威机构或学术团体所公布的规定。引用他人材料要注明出处。

结论应准确、清晰、精炼,也可在结论或讨论中提出建议、设想或尚待解决的问题。

论述的具体要求:论文的层次,其结构序号应按一、(一)1. (1)①等差排列。

序号与名称既是论文组成部分、标题,也是提纲。

正文中的成段引文部分,格式为 仿宋_GB2312,小四号字,左缩进2字符,首行缩进2字符。段落间距为段前段后各1行。

注释(注释两个字用黑体5号字,顶格;其他部分则一律用宋体5号字):文中引文 要注明出处,一律1

用尾注。顺序和正文引文顺序一致,序号为①②③??。引用的期刊要注明: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页码。引用的报纸要注明:序号、作者、文章题目、报纸名、出版年、月、日。

例如:

注释:

①陈思和《探索小说集》[C]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版 第81页

②[德]黑格尔 《美学》[M]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页

注释与参考文献均采用GB7714-87顺序编码编制格式,其中,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从专著或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献,建议用A(未说明文献类型者用Z)。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程序-CP、电子公告-EB;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磁带-MT、磁盘-DK、光盘-CD、联机网络-OL;

例如:

①[德]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②张卉《浅析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孤独”》 [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5期

??

参考文献(用黑体五号字,顶格;其他部分用宋体5号字)。指在论文写作中浏览、阅读的文献、资料、图书目录,且没有在论文中引用具体内容的部分。(包括直接引用的间接受到启发的文献)。序号为1.2.3.??。除页码不标外,其他格式如:引用的期刊要注明:序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引用的报纸要注明:序号、作者、文章题目、报纸名、出版年、月、日。

例如: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 《哲学阐释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2.??

论文最后标识:(字体是隶书4号)200*年月日稿

?

?

? 通篇的页边距为word文档的默认设置,即左右为3.17cm,上下为2.54 cm论文通篇行距为1.5倍。插入页码位置在页脚居中。

? 文档的名称格式顺序为 (字体全部在半角状态下输入)

请保管好论文一、二稿及一稿、二稿的“修改意见”,并与开题报告、定稿一起交给指导老师。

篇10

《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享誉全球的文献检索工具[1],其作用是帮助科技人员查阅最新科技文献,跟踪最新学术前沿,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然而,近年来相关文献[2-3]纷纷报道我国科技领域逐渐把SCI泛化、异化,以SCI收录论文数量来衡量单位或个人科研学术水平的高低,并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评价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SCI热潮”。就连国外Nature杂志也报道SCI在中国学术界存在不良现象和弊病[4]。本文就SCI在医院的价值定位进行相关调查和讨论。

1资料与方法

其一,选择河南和山东14所医院、2所疗养院、2所卫生研究机构为单位调查对象,采用电话咨询所在单位是否将SCI论文列为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是否对SCI论文有重奖措施。其二,选择上述两省4所三甲医院221名医疗技术人员为个人调查对象,采用匿名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对SCI论文的看法、对SCI论文引入评价指标(职称、学术、奖励)的看法、对SCI论文收录数量与医疗水平关系的认知、SCI论文能否实践转化的认知。

2结果

2.1单位调查结果与分析

18所医疗单位均将SCI论文定为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在奖励措施上,18所医疗单位在2013年前全部有经济奖励。之后,14所医院取消了经济奖励,而是在职称晋升上加大了分值,说明纯洁学术风气正在医院兴起,4所医疗单位仍有经济奖励。

2.2个体调查结果与分析

4所三甲医院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21份,回收率92.1%。其中,本科42人,硕士141人,博士38人,分别占19.0%、63.8%、17.2%;医类152人,药类21人,技类48人,分别占68.8%、9.5%、21.7%。

2.2.1对SCI论文的看法从选项统计看,“为职称晋升做准备”占50.7%,与单位调查中“SIC论文列入职称晋升指标”相符,说明被调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着单位指标的压力。其次是“为医院科研做贡献”占12.7%、“为临床服务”占7.7%、“提升自己能力”占4.6%,其他为多选次数占24.3%。

2.2.2对SCI引入评价指标的看法从选项统计看,选择“有合理性但不是唯一”占59.3%,说明多数被调查人员能理性看待SCI。其次是“不合理”占13.2%,“合理”占7.2%,“不做评判”占4.5%,其他为多选次数占15.8%。

2.2.3对SCI论文数量与医疗技术水平关系的认知从选项统计看,“SCI论文数量不能反映医疗技术高低”占45.2%,“SCI论文数量与技术无关”占39.3%,說明多数被调查人员明白SCI论文与临床实践的区别。其次是“SCI论文数量能反映医疗技术高低”占6.8%,“SCI论文数量多技术越好”占4.2%,其他为多选次数占4.5%。

2.2.4对SCI能否实践转化的认知从选择统计看,“不知道”占49.7%,说明多数人对SCI的认知还停留在只是发文,没有理解其实践转化的意义。“没有转化”占19.9%,说明SCI论文并没有完全运用于临床实践。其次是“转化”占17.3%,“个别转化”占13.1%。

3讨论

3.1SCI论文在医院价值认知调查反映出的问题

其实,“SCI热”之现象是全球性的,并逐渐蔓延和加剧[5]。但是,在SCI论文价值认知上,国外多数医疗机构没有刻意将SCI论文设定为指标,而是更加注重通过SIC论文对某种疾病、某项研究的评估,注重其实践转化[6]。本次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报道,发现以下问题。

3.1.1以SCI论文论英雄国内多数医疗机构把SCI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医院之间的竞争、个人进步的评价,都与SCI紧紧捆绑,把SCI论文列为“刚性指标”[7]。在临床上有相当一部分能看病、能解决疑难病症的医生,只是没有SCI收录的论文,在职称晋升中被甩在后面,严重挫伤了积极性。这种以SCI论文论英雄,必然在医院造成本末倒置的现象。

3.1.2对SCI基本概念的认识不足不少医院盲目“崇拜”SCI,对其发展历史、收录特点、评价方法并不了解。本次调查中的某院对全院科主任进行考评,把SCI列为评价指标,结果管理、信息、情报、工程等科主任排在末尾。这就暴露医院管理者对SCI基本概念认识不足。SCI是一种文献检索工具,收录的重点是自然科学,也就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信息学、情报学、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这种“一刀切”式的评价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

3.1.3SCI价值本质的扭曲2013年前多数医院对SCI论文给予经济奖励,吴咸中院士报道有的医院SCI论文可得到几万乃至十几万、二十几万的年终奖励[8]。此外,也有根据影响因子系数进行奖励,如影响因子系数0.3奖励3000元,系数1奖励1万元,以此类推。这种诱惑式奖励条件,扭曲了SCI的科学价值定位,把医务人员引向金钱的误区,最终导致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价值观的滑坡。

3.1.4优质论文相继外流国家自然基金成果都是以论文形式呈现,各类基金成果对SCI收录的论文给予优先,加之各医院优厚的奖励条件,导致优质论文大量外流,造成国家花钱资助的研究成果被外国人享受,受益的首先不是中国人[9],导致国内核心期刊高质量论文组稿困难,影响力较低,最终使国家科技实力受到影响。

3.1.5由SCI论文引发的学术造假在国内把SCI论文过度化的影响下,带来的是SCI产业链,出现了一批打着知识创新的网站,明码标价提供从、翻译、刊用“一条龙”服务。于是,造假、剽窃成风,学术腐败、欺骗泛滥成灾。有报道2009年国内销售额达10亿元[10]。试想,脱离了临床实践的论文,谈何促进医学创新的发展。

3.2SCI的价值定位

3.2.1充分肯定SCI在医院的作用价值其一,我国科研成果产出形式之一是,所以,医院SCI论文产生得越多,科研成果获奖率相对就高,对医院科研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二,把论文投向被SCI收录的国外医学期刊,既可得到国际专家对论文的指导,也有助于英文写作水平的提高[11],对提升个人素质有一定的帮助。其三,在同等条件下选拔人才,必须有一套评价系统为依据,以体现公平公正,SCI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具有合理性。

3.2.2SCI论文要有但不是唯一国家应积极推进科技政策导向的改制,SCI论文要有,但不是唯一。不能将SCI论文成为逐利的工具,作为衡量医务人员的砝码。提倡开展医疗绩效评价方式,SCI要有,但临床实践、业务能力和医疗安全不能忽视,才能充分调动各层次医务人员为临床服务的积极性。

3.2.3科学了解和评价SCI2014年,韩启德、吴孟超、吴咸中等33名国内著名医学专家联合倡议“正确对待SCI,盲目热衷有弊病”[12]。其实,SCI自身也存在弱点和缺陷,如影响因子就是造成评价偏倚和失真的例子。影响因子是指该期刊被引用情况的相对均值,并不是某篇论文的影响因子。期刊影响因子为4,并不代表论文的影响因子为4。因此,在正确了解和认识SCI的同时,取其精华,融合本国特色制订出更加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标准,使评价机制回归本源。

3.2.4遏制由SCI引发的学术造假2014年某网站报道了《科学美国人》杂志对国际期刊进行抄袭调查,结果所调查的百人名单中,96篇来自中国[13]。当然,学术不端的行为并非我国特例,国外学者报道2047篇被撤销论文中,抄袭和伪造占撤销论文总量的67%[14]。上述现象应该引起我国科技领域的深思和注意。首先,医院要加强科研的规范化管理,遵循科研伦理,注重医务人员的学术道德教育,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预防。其次,政府要整顿网络,取缔论文中介组织,坚决遏制学术造假的不良风气。

3.2.5明确SCI论文与医疗实践的相互关系SCI论文的终极目标不是奖励刺激,而是能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医疗实践,在临床上得到推广应用、解决疑难病例,为人类生命健康作出新的贡献。如果只是为了SCI论文去科研、去提升职称,就是混淆了SCI论文与医疗实践的相互关系。因此,SCI论文在医院的价值定位关键在于将研究成果进行医疗实践转化,提高临床疑难病例的诊治和预防水平。

“SCI之父”Garfield博士曾说,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用这个标准衡量科研人員,或以收录论文数量评价科学研究不合适[15]。虽然SCI对促进我国科研学术、衡量医务人员学术水平具有参照价值,但是国家科技领域应注重政策导向宣传,医院也要辩证看待SCI利弊,制订出科研与临床绩效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成果与转化相结合的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多维性的评价体系。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反腐倡廉的深入,医疗机构正在逐步整顿,通过调查笔者看到不少医院取消了对SCI论文的重金奖励,而是更加注重临床实践与成果转化。“以SCI论英雄”的局面必将得到改善,医院的学术风气也将逐渐正本清源。

[参考文献] 

[1]杨勇,栾嘉,冷怀明.以学术影响力为中心的办刊策略——以《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 26(5):532-536. 

[2]殷忠勇.告别SCI崇拜:重塑文化自信和变革评价制度[J].医学与哲学,2015,36(1):10-14. 

[3]姜莹.SCI论文过热带来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探讨[J].医学与哲学,2014,35(12):91-92. 

[4]Lai DY.Rule on papers puts China′s PhDs at risk[J].Nature,2011,476(7359):152. 

[5]刘雪立.SCI及影响因子用于科研绩效评价的局限性[J].眼科新进展,2008,28(9):654. 

[6]张超杰,肖蔷,张志功.SCI论文在医疗领域价值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2014,35(7):1-6. 

篇11

(1)论文题目:不超过26个字,可分两行排列,中英文对照。

(2)指导教师:论文作者本人导师。未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遴选且在研究生处备案的合作指导教师,不得在学位论文上署名;署名的合作指导教师人数不超过2人。

(3)学科门类:专业所属的学科门类,如哲学、经济学、法学、理学、管理学等。

(4)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应严格按照专业目录和培养方案填写。

(5)日期:学位论文完成时间。

(6) 论文封面颜色由专业点自定,各专业可选择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别。

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附于学位论文摘要之前,需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本人签字。

中文摘要

硕士论文摘要一般为500-1000字。内容包括研究工作目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和结论,应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语言精炼。摘要应当具有独立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论文所能提供的主要信息。

英文摘要

与中文摘要对应。

目录

篇12

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人性论》第一卷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研究》,《人性论》第三卷改写而成的《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第二卷改写而成的《论情感》,以及《<人性论>概要》和宗教哲学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其中,《人性论》是目前较为公认的休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提到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谟的大部头专著《人性论》。但黑格尔概述休谟哲学时没有从《人性论》引用一句话,而是引用布勒写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写的《哲学史纲要》。如果黑格尔读过《人性论》,那么即便他反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在谈休谟哲学内容时也应该会引用《人性论》中的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似乎并不太冒险的判断—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时没读过休谟《人性论》。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出一个类似的判断—黑格尔了解休谟哲学主要是通过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的《哲学史纲要》。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性论》,还有一部《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黑格尔介绍时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而实际上1742年休谟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或译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试论》)。在休谟的理解中,“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且相互依赖的人”。基于对“道德学”和“政治学”异于常人的理解,休谟把他的4篇哲学史论文与论及品味与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论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题的文章一股脑儿编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两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1748年再版时内容虽有删增修订,但题目未变。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时,休谟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对书籍内容范围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所以,黑格尔介述他所知道的这部休谟著作时在时间或书名上是出了差错的。虽然存在黑格尔读过休谟这部分原著而对原著标示的出版信息记忆有误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黑格尔参考引用的二手资料误导了他。

黑格尔对休谟哲学著作介绍的文字中仅提了上述《人性论》和《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而且很可能没有读过《人性论》。至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黑格尔似乎根本不知道。当然,简要概述《人性论》的《<人性论>概要》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发现并确定是休谟著作的,黑格尔就更不可能读过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风险较小的推断,即黑格尔介述休谟哲学的内容时,自己没读过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要哲学著作。至于黑格尔是否读过《人类理智研究》,不能确定,但总体上他不够了解休谟哲学是确定的。黑格尔自己不了解休谟哲学,所以述评休谟哲学时也就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二手资料了。

篇13

北京邮电大学的钟义信教授以《再探“信息”》为题做了本次研讨会的首场主题报告,他认为信息概念是一类与物质和能量都很不相同的复杂对象,只能采取主客互动的研究视角加以研究。在信息的本体论定义和认识论定义中,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后者是前者被认识主体所感知的结果,人类能够获得、处理和利用的只能是认识论信息。 基于此,他探讨了信息运动的基本规律,即“信息转换定律”,并强调了其超过能量转换定律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的苗东升教授首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信息”概念的多维理解进行了评述,赞赏了由此而产生的世界信息科学和哲学的多元协同发展现状。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当前中国信息科学和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唯西学马首是瞻的诸多弊端,而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优秀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邬教授在信息哲学研究中,历经30多年的辛苦而创立的思想体系,已然形成了能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学派”。苗教授还意味深长地呼吁广大学者立足自身,心无旁骛搞研究,力争信息科学与哲学的“中国学派”的长足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信息科学和哲学研究必然有所成就,为西方所不可及。

北京大学的罗先汉教授以《物信论及其应用》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广义信息可由物质的实在状态及其相关规律来表示,由此,他所提出的物信论认为在存在上,信息要依赖于物质;而在运动变化上,物质则要依赖于信息,物质与信息既彼此不同又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规律,才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莱顿大学的詹姆斯・W・麦卡利斯特对经验数据的信息内容:方法论和形而上学意义进行了详述,他认为经验数据是科学观察和测量的结果,包含着关于世界的信息,表达着世界的结构。科学定律的功能并不在于精简经验数据集,而是表征其中的意义模式,且正是这些模式对应着现象。那么,多少模式能够真正地表征现象呢?这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科学实践表明具有所有可信属性的模式都对应着现象,所以世界也就具有所有可能的结构。

俄罗斯科学院的康斯坦丁・科林(由约瑟夫・ E・布伦纳代讲)提交了题为《信息的现实结构、科学世界观和哲学根本问题》的论文。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化世界和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新理解,基于对现实结构的多元组分中的具体信息现象的分析,他认为除了物质客体、过程和事件之外,在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不可见客体、过程和条件等信息内容。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应将关系看作一种关于现实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构成要素。

武汉大学的李宗荣等人认为,在计算机芯片植入人体体内以后,能够与人的神经系统联合工作,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处于信息进化论过程的这两个极端被连通起来了。这样,宇宙间的“信息统一性”被无可怀疑地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证明了。宇宙万物都具有“物质―信息二重性”,对它们既可以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一分为二,又可以进行物质与信息的合二为一。信息具有非物质的特征,但它又必须具有物质的载体,因而信息也是物质的。

二、 关于哲学发展和信息哲学研究方法论

西安交通大学的邬教授做了题为《哲学的发展与哲学的根本转向》的主题报告,他首先指出现代主流哲学数次转向的倾向性实质,乃是沿着向认识主体内部日益狭隘的因素的追求来限定哲学研究的主题内容,如此,哲学必将丧失其应有的功能。人类哲学的发展还有另外一条路径,这就是在一般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所孕育和展现出来的哲学自身的发展。按照信息本体论的理论,世界(存在)是由物质和信息两大领域构成的,物质和意识之间通过自在信息的中介相互过渡和转化。由此,信息本体论学说的建立为变革哲学的所有其他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由于信息哲学首先在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这一哲学最高范式的层面上把传统哲学的“存在=物质+精神”的一般信条改变成了“存在=物质+信息”,并在信息活动高级形态的意义上重新解读了精神活动的本质,所以,当代信息哲学的诞生导致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性转向。

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康教授以《前提性反思与合理性评价――信息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提出哲学思考的最大特点是致极性与超越性,寻找信息问题的极限与边界,进而从发生学、社群学、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等角度,阐释了事物与信息的同时同步关系、信息作为环境或存在领域的本质构成、信息作为认识过程的介质及其与价值世界的相关性等论题。最后,他还指出信息的哲学思考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面临非常复杂的挑战,需要非常多维的视角,尤其是综合化和整体性的研究。

西班牙萨拉格萨大学的佩德罗・C・马里胡安作为外方主席,做了本次研讨会的第二场主题报告。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实践转向信息科学中的诸多论题,一门严格的信息科学能否最终产生,不仅仅依赖于信息哲学的积极讨论,最重要的是要在信息科学自身中构造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它建基于主体/客体、元观察者、自创生、传播和信息流等方面进行思考,其要点在于关注通向信息实体的经验性进路;将信息的“不可见的手”作为包括不同信息领域中所有复杂性的巨大成形器;考察信息在其所激发的转换和不同主体或行动者领域之中的符号化流动,以及在适应性地调整物质结构与自创生过程中的自身呈现。

三、关于信息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关系

汉密尔顿学院的肯・赫罗尔德针对时间和计算的哲学问题,追溯至笛卡尔,强调其时间概念建基于一种行动的同步观念,因而减少了对于记忆的依赖。而图灵,还有维纳,都探讨了经验的纵向维度。由此出发,他采用格鲁普的时间替论,解释了数据和信息之间的一种经由直觉和计算的不同步的逻辑界面。这种时间的界域哲学导向了一种对在吉尔伯特的共同知识的信息结构中的状态和共同回忆的阐释。

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索伦・布赫尔考量的问题在于能否通过将基于现象学的符号学与基于系统和控制论的信息概念结合起来获得一个关于认知和通讯的跨学科理论。生物符号学就是这么一种试图整合生物学和符号学的发现,以构造一个关于生命和意义作为自然世界的内在特征的新观点。生物符号学家强调编码是三元符号化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解释项在对象和符号(表征项)之间建立动机化的连接。

山西大学的魏屹东教授从信息哲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信息与认知或者心灵、表征与语言和知识的相关性,认为信息是认知与表征的内容,认知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而表征则是信息的再描述。在本体论上,信息是构成物理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form),“inform”就是“在形式中”,因此,“形式”就是信息的根隐喻,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是信息哲学的基础。由此,信息是心灵对自然现象的认知与表征,它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半透明的、非绝对的、离散的、无维的和难以言明的,但可以肯定,信息哲学将与认知哲学联手探讨信息问题。

法国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约瑟夫・布伦纳就“人格同一性的信息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告。他认为,人格同一性作为一种复杂现象,对它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同一性和多元性,以及作为动态过程的二者关系的理解。而他所倡导的现实逻辑恰恰提供了一种对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本体论关系的新理解。同时,邬先生所创立的信息哲学和元哲学则首先从本体论上对此给予了支持。基于二者的综合,他指出人格同一性现象的稳定与变化的复杂性乃是一种本体论过程。邬所提供的人类信息活动的等级结构图景,有助于人格同一性的建构,而这正是他所建议的一种人格同一性的本体―认识论之路。

四、关于信息社会、互联网及其伦理问题

维也纳技术大学的沃尔夫冈・霍夫基希纳(由罗伯特・雅恩代讲)提交了题为《“全球性可持续信息社会”――对未来的展望》的论文。他认为社会系统是一种另类的多元进化系统,其所具有的综合效果便是所谓的共同性。社会系统表现着个体化和社会化的辩证关系,如果个体因素处于中心舞台,那么共同性则是其附属。今天,在全球化挑战的时代,共同性附属变得不再稳定,因此需要建构一种超系统,以关照所有演员之间的多元化的整体关系,而这正是一种全球稳定的信息社会视野的理论依据所在。

重庆邮电大学的徐仲伟教授在对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本质的思考中认为,“大数据”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事物从量的角度,通过今天的互联网等技术所产生的,让我们认识到的,体量浩大、类型复杂、迅速生成、价值巨大的社会事物量的表现(或者说记载、信息)。大数据的出现,是人们对社会事物从量的角度对许许多多的社会事物认识和反映的结果,有自身内在的规律和外在的形式。互联网在人们的当代生活和工作中从多个维度展现着其巨大魅力,如果从互联网所表现内容的角度看,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它的社会性,它所反映的完全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从技术手段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本质仍然是它的工具性。

重庆邮电大学的代金平教授从价值哲学层面对网络化传播境域下的信息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网络时代滋生出诸多问题或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人类在网络化传播境域下信息化生存所面临的全新的价值判断、选择和重构等问题。网络文化作为信息文化在网络化传播境域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以自由为根本旨向,然而这种网络自由必须是在一定的网络规范约束下的自由,由此便构成了网络化传播境域下信息文化的基本价值冲突,进而影响着网络时代信息文化的其他二元价值冲突。基于信息文化视角的深入分析,他总结认为网络行为主体的自律才是解决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冲突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的信息文化环境才是解决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冲突的必由之路。

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林・艾伦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能够获得极大数量学术文本的数字途径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拥有适合机器和人们使用的高质量的数字资源的内容说明。对这些内容的不同归类方式必然建基于不同目的,因此会导致不同归类图式之间更进一步的问题出现。他讨论了哲学概念的归类根据,并分析了一些主要的归类途径是如何处理不断变化的资料的,进而描述了印第安纳哲学本体论计划的目标和方法,并提供了这类利用模型方法的分析案例。

维也纳技术大学的罗伯特・雅恩就内在价值本体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引起了困惑,使得哲学尤其是伦理的复兴成为必要。假定道德价值不是物质 (根据物质一元论),而是道德评价者的一种内在的偶发属性,那么信息伦理必须建基于这些价值,因为对于人类来讲,这些价值仍然与信息时代之前的道德普遍原则相契合。信息有其不同的定义,作为一个价值事物的潜在组成,它影响价值的具体性,也就是说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评价主题必须展现自己的价值,而道德行为者也必须证明他所认知的属性是充分的。

五、关于量子信息、信息量子和计算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国林教授以《量子信息与不确定性的哲学思考》为题做了主题报告。他首先将量子信息与经典信息区别开来,指出本体论量子信息是微观事物的状态与关联方式的自我显现,认识论量子信息是微观事物的状态与关联方式对认识主体的显现。进而,他从量子纠缠的关联程度和量子信息的度量入手,阐述了量子信息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消除。量子信息表达了量子系统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在量子信息(量子技术)作用下可以发生改变,而量子世界又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因此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受到量子信息的控制。由此,普遍而言,物质与信息是统一的。

四川社会科学院的有梁教授对“质量―信息关系式与信息量子”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首先从香农―维纳公式推导出一般不确定原理,以及作为一般不确定原理的特殊情况的海森伯不确定原理。基于此,他又结合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得到质量与信息、能量与信息的关系式,阐明了质量、能量、信息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信息量子”、“信息寿命”、“信息长度”的新概念和新公式,进而分析了引力波的“信息量子”及探测引力波困难的原因。

希伯来大学的以色列・贝尔夫对“信息―计算的转向:哈金式革命”进行了探讨。他所提倡的哈金式革命的标准是跨学科的,能够集中体现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与重大的社会实质性变革息息相关,所以也应是无边界的。概括而言,此革命实质在于计算模型和模拟的革命,涉及混沌、复杂性和系统理论中的涌现和还原论中的诸多论题。基于此,他揭示了一个比特的新语义场,其中,信息化手段和计算复杂程度是新的语言,量子比特、黑洞熵和全息原理是新的对象,信息时代(空间/时间/虚拟)则是社会变迁的标志。

亚眠大学的柳渝基于对“信息”与“问题”的西文字源与汉字基因的分析,认为P versus NP问题认知的困惑来自概念认知的困惑:“基于验证的定义”取代“基于求解的定义”,造成了NP欲捕捉的“不确定性”消失了。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提出的著名的逻辑问题“白马非马”,她指出P versus NP的关系只能从相对比较的角度来认知,在中国思想里,此认知表达为“阴阳互补原理”,这样不仅从整体观出发,能够解读P versus NP问题,而且能探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意义以及中西文化的互补性。

六、关于信息、智能与逻辑的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的王小红教授就人工智能问题,提出机器发现系统检验了以及正在检验着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在观察与理论陈述的争辩中的立场。当数据和假设之间的严格边界崩溃之后,机器发现系统重新发现了更多的经验定律。她对旧的争辩和机器发现应用语义信息理论的生产,与应用于厘清人工智能系统和自然智能系统之间差别的成果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