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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篇2
众所周知，农田基础设施（机井、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等）、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和技能的推广培训等)、农业灾害防治（水旱灾害、火灾、病虫草鼠害等）、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集贸市场、农产品买卖行情等）、农业生产资料（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具等补贴）和资金支持等是目前影响农村生产的重要变量。表2是调查农户根据重要程度的排序统计结果。①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的公共“硬品”需求优先。从表
①调查中对全部调查项目进行分项统计,并赋予各顺序与其序号相同的分值(即排序为第1位记为1分、排序第2位的记为2分,以此类推),用各顺序的被选频数乘以其相应分值,再累加计算总分,依总分值由小到大为序,即总分愈小,排序愈靠前,总分相同时,以第1位被选频数多的选项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较农业科技、资金支持、农业市场与信息服务等公共“软品”，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排在前两位，充分表明这两类公共“硬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农田基础设施公共品，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因此有近40%的农户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产类公共品，总体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从各选项不同顺序的被选频次看,被列为相对优先项的为农田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等,说明调查对象中多数人对这三类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时也说明这些公共品的现实供给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之前，集体经济的实力相当雄厚，这为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农田整理及大范围推广农业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强制性”的义务工制度也为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准备了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但在农村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迅速瓦解，集体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动员资金和劳力来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现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需求，因此，农民对这三类公共品的需求极为迫切。
第三，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较为强烈。尽管资金支持的整体得分排在第4位，但调查结果同时说明将资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农户，仅次于农田基本设施，由此也可窥出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见表3）
上述基本生活类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结果表明：
第一，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最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是使农村劳动力得到迅速修复和补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但在目前广大的农村，疾病往往使农民陷入贫困陷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使农民充分意识到健康对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调研中有65%以上的农户将看病就医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总体得分也是远远小于其他生活类公共品，由此可见农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较高，物质需求优于精神需求。结果显示，农民对看病就医、乡村道路建设、清洁饮水有较高的需求，这充分说明，目前对于农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洁卫生的水。而当前农民收入水平、对时间价值的评估以及环保意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户更为关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时地获取燃料；电视机的基本普及和农村有线电视网的建设也使得单户农民有了自娱自乐的方式和渠道。因此，当前农民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品需求优先于能源和文化娱乐项目，对物质类公共品的需求优于精神类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类公共品需求（见表4）
从表4和调查结果可以看得出，农民对公共卫生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而对职业教育、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需求则较弱。这说明当前农民把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对宏观环境需求之前，农民公共品需求显现了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的特征。
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阶段，农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相关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时获得医疗卫生服务、能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能让自己老有所养等等，但对于那些未来十分重要、对整体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职业教育、农业保险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暂时还无法从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给予了较低的评价。
综上，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品种繁多，涉及面较广，为此，问卷设置了10项公共品，让被调查者选出最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和最不满意的三项公共品。具体的统计结果见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给
1．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从表5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最高。第一满意到第三满意分别为35.47％、30.7％、20.11％,三项平均达到28.76％。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专题调查也可以看出，农民对这一“兴起——衰落——重新兴起”的合作医疗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为94.17％，91.63％的农户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总体运行状况表示“满意”，并且有99.57％的调查户选择明年继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契合了目前的农民需求，提高了农
①在我们课题组另一调查小组以县（区）、乡镇为被调查单位的数据汇总中也可以发现农户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较高，莱芜市的平均参合率为87.8%，而历城区则达到了93.5%。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使农民的疾病风险得到部分地分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恢复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们对以往制度无限怀念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农民对新制度的信赖程度，因此，尽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农民仍对其给与了最高的满意度评价。
2．粮食直补政策
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进行了粮食直接补贴的重大改革，这对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粮食直补项政策改变了过去对农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赢得了民心，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农户对这一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前三项平均比例为25.49％，名列第二位。
3．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切中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害，符合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而且在国家统一政策标准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础设施基本都能按照大体相近的标准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另外，从基础设施的运行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两进两出”，不仅大大方便了农村的农产品销往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同时也为城市的资金和居民流向农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对其的满意程度较高。
4．农村义务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历史的原因，本次调查的3个省份的农民都特别强调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和校舍达标的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使得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农民从中切实得到实惠，因此，农民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相对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给（见表6）
1．农村社会养老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且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农业经营相对收益的下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开始弱化，“家庭养老”和“养儿防老”的伦理观念也在受到冲击，这就对农村的社会养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农村社会养老的供求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因而，农民对其的满意度评价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这也可从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农家乐旅游中得到部分验证，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地区，农家乐、农产品开采、生态旅游开展的十分红火。
2．农村金融服务
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两个方面。调查中，有86.64％的农户没有从正规金融机构贷过款，有87％以上的农户表示当前贷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较高”。当前在农村金融领域，农业银行在不断收缩营业网点，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对象和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为主要服务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则垄断严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务效率较差。农村金融机构短缺和服务不足，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见图1）。
3．农业科技信息服务
农户对农村科技信息服务的满意度也给予了较低的评价。调查中发现，在遇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难题时，只有9.52％的农户选择了请教政府技术人员这一途径，90%以上的农户认为可获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农户一次都没有得到县乡农技人员的服务，有近70%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员补充和培训机制以及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不能满足农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娱乐服务
调查表明，有10.11％的农户把文化娱乐服务排在最不满意中的三项公共品供给的首位，与之相对应，只有1.67％的农户表示对文化娱乐服务表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农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集体文化活动稀少、文化娱乐设施匮乏，使农民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此外，表5和表6还说明，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与不满意现象同时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户对生活类的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有线电视入户等工程建设表示出较高的满意度，而对生产类的基础设施如农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给表示不满的混合效应所致。
（三）公共品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高低主要与公共品规模、公共品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和公共品质量等因素有关。
1.公共品规模
公共品的非厌足性决定了农户对供给水平低下的农村公共品的评价较低。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并不仅指其绝对量，也包含相对量的涵义，公共品供需缺口会影响到满意程度。笔者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实缺口和放大缺口组成，前者是农民的真实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后者则是放大需求与现实供给的缺口。尽管我们目前还难以甄别两类缺口的准确分野，估量其规模，但明确两类缺口的存在具有认识和决策的意义。某项公共品供给水平既定时，如存在放大需求，则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供给绝对数量和质量较好的公共品（如农村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两位。
2．公共品质量
农户给予供给存在或数量比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农户对此类公共品质量存在诉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权益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公共品消费城乡“均等”的要求凸现。国家对“两免一补”义务教育投入总额远大于对粮食直补投入的数额，但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要低于粮食直补，这一方面反映了“负价格”与“零价格”公共品在消费者满意与否决策中的价格因素的较量，另一方面则说明农户开始对某些公共品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农民对城乡均等的义务教育有强烈认同，要求自己的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能享受到素质教育。
3.公共品价格
现阶段，虽然我国农民与公共部门存在公共品购买交易假设条件较弱，但定性分析各类公共品供给满意的程度，可以发现公共品的价格分摊机制影响到了满意度。农民能免费或以“负价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担极小部分价格消费的公共品，其往往隶属于合意的公共品。调查显示，与“零税费”相连的“负价格”性质的粮食直补、近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只承担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价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属于合意的公共品。当公共部门应供给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价，或以较高价格提供公共品时，农户对此类公共品的评价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农民自己付费解决的农村养老问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问题等就构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
多项式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见表8和表9）。
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防疫和农村合作医疗的满意度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此类公共品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随着年龄上升，被访农户对义务教育的满意概率也出现下降，年龄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属于接受义务教育的人群，农户对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难以给予较高评价，这反映了家庭年龄构成会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给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上升，农户对农村社会养老的不满意概率增加，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年龄较长的被访者对关乎自己将来的养老制度安排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随着收入上升，文化消费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费降低了富裕家庭对农村文化娱乐服务不满意的概率。
这种人口社会学背景对满意度的影响，也说明了政府供给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农户的满意度，因为每个农户的受益并不严格相等同。
3、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为全面考察当前阶段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状况，作者根据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强弱以及政府供给的多寡，同时考虑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状况，建立了一个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由此将当前农村公共品分为四类（表10）。
（一）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
主要有农村卫生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
如前所述，这些公共品都是农民生产、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类公共品的供给切实符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农民的大力拥护。但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对此类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更多带有低层次性、相对性的特征，是对公共品供给“量”上的满意而非“质”上的满意。即尽管这些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农民就医难、行路难、上学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调查中发现，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乡村卫生院设备不足、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如，“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使得农民负担减轻，农民切实得到实惠，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财政支持教育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础设施的后期维护还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农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满意的公共品也说明，农民对当前以财力有限的政府为公共品供给主体适时提供公共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农民当前最急需的卫生医疗公共品因为政府供给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得需求方对此类公共品的供给表现出了相对高的满意度。
（二）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
主要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
调查中发现，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层次有提高迹象，在水、电、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对更高层次的公共品显现出旺盛的需求，这也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这些公共品供给最不满意说明了农民对政府的少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的不理解，这固然是公共品供给决策内在的滞后效应所致的供给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说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给链条上此类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在加强“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时急需探索各种新的、有效的农村养老模式，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应建立政府主导公益，市场主导经营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运行新机制；在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引入多种层次、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村能源和一事一议。
这些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真实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政府在没能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公共品，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还不能得到农民的较高评价。调查中发现，这类公共品即使提供给农民，由于不能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从而出现了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象。譬如，虽各村均建有体育锻炼设施，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已使农民十分疲惫，年富力强的农民又大都外出务工，因此这些设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尽管在经济性、环保性方面优势突出，但由于技术、气候及农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气在北方地区难以得到大面积推广，因此，调查中农民对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现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补贴情况下部分农户家中建有沼气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应立足实际，建立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顺畅表达渠道，逐步实现农村公共品供求之间的衔接。
（四）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主要有农业保险、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农业灾害防治。
此类公共品需供双方均没有行动意图，并不表示就处于供需均衡状态，即使在某一点上暂时处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因为此类公共品中的大多数外溢性较强，因此，作为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政府应先期规划此类公共品供给，做到未雨绸缪。
4、结论
1．当前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即硬品优先于软品；物质需求优先于精神需求；现实优于长远；切身利益重于宏观环境。从理性角度看，农民的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这四个特征反映了目前农民的现实需求，必须在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中加以考虑，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导。
2．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公共品的规模、价格、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及公共品质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给有公共卫生防疫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义务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农村社会养老、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
3.影响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供给质量、价格以及农户的人口社会学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导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给质量是否与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给质量相同，农民能否以较低“价格”甚至是“零价格”消费公共品，以及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公共品供给的满意度。
4.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阵将公共品分为四类，即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充分，农民满意度较高；农民需求强烈，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农民需求不强，政府供给较少，农民满意度中等；农民需求不强，政府没有提供，农民满意度中等。
5．根据公共品供需衔接状况，农民对公共品供给的满意程度，实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策略。对农民急需政府供给不足农民不满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应的供给制度；对农民需要政府供给了的农民比较满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类公共品供给体制、机制和制度，在“质”的方面做文章；对农民无需求而政府供给了的公共品，要总结经验教训深入了解农民无需求的真实原因；对农民目前没有需求动机而政府也没有供给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预期和远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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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外贸依存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5年高达60%，导致我国国内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且随着国外贸易壁垒不断加强，出现了贸易效益低下和贸易条件呈现不利趋势等问题，已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是亟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出口商品结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出口额与整个贸易额的比，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对该产品的出口将拉动国内的生产，形成规模经济。虽然我国工业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转变完成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分别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类半制成品、中间品转变，特点是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
第二阶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了62.2%的顶峰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强劲，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这一时期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其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阶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44%的份额，达到49.4%，使其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顺利完成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轻纺产品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根据海关历年公布的数据，从我国出口商品构成情况来看(按SITC分类)，2004-2006年初级产品分别为405.5亿美元、490.4亿美元和475.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5%、20.9%和7.8%；工业制成品分别为5528.2亿美元、7129.6亿美元、8274.9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7%、29%和28.8%。
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资、低技术密集度、高竞争强度的产业和加工环节，基本上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我国现阶段的出口产品相对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食品等，多属价格敏感性商品，这类产品一般技术含量不高或产品开发、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大多出口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在贸易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表现为出口萎缩，进口增长而导致的贸易收支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危险在于：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净福利增加的背离，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为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是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出口来弥补损失，因而有可能出现出口规模越大，国家净福利损失越多的现象。
二、近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动态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则下降了2%。
(一)价格贸易条件。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1.2%，这表明我国近年来贸易条件不断下降，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取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对我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收入效应。
2000-2002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连续三年有不利的态势，虽然总体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如2002年，棉花的价格贸易条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价格贸易条件=(93.4/104.1)×100=89.72，蚕丝的价格贸易条件=(79.3/108.1)×100=73.36，且严重地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贸易效益。其中，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矿产品及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进口原油(主要局部冲突和战争威胁导致)和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自然灾害导致)价格上扬。通过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间，海关统计的18种主要进口商品中，天然橡胶等12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处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数量和价格同步上升，价格增幅大部分超过了2位数，特别是未锻造的铜及铜铝材同比价格增幅高达63.1个百分点，谷物及谷物粉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基本稳定，只有大豆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首先，随着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部分因为我国经劳动力成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某些产品的大量出口压低了国际价格。从进口的构成看，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价格的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国原油进口占消费的38%，使贸易条件进一步不利。第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投资的迅速扩张，导致我国进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过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平均3%的增长速度。
(二)收入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现良好的优化态势，贸易条件指数出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通过对近年来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贸易条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贸易增长主要是依赖大规模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我国外贸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单纯的数量扩张，只能靠结构的转变。只有进行外贸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逐步由非熟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乃至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化，才能进一步加大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三、调整贸易战略、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优关税理论指出，当一国的进口需求足以影响国际价格时，关税的提高将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需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提高关税显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将依靠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长期能源战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抑制投资的过度增长。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第一，由于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升受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是极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调控经济过热应从根本上抑制投资需求。第二，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上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尽管经济过热，可电价调幅极小。而某些产品(尤其是耗电量大的产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电价，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暴利，加剧了投资的大幅增长。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相比，电价远落后于这两者的上涨。这意味着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电的实际价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应该大幅提高电价，依靠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来筛选真正有效益的企业和调控行业间的平衡发展。对电价的控制，可以说是造成电力瓶颈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和极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国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成本负担，为他国提供经济“补贴”。但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却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因此，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这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出口，将重心移向高端产品；二是提高汇率灵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不排除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的可能。
(二)从长期来看，应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兴部门和行业不断涌现，各个领域和行业的竞争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拥有和保持竞争优势不能单纯依赖于低成本和大规模，要逐渐过渡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改变这一局面，“科技兴贸”是当前的重要工作。我国明确提出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路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必须建立一套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创新机制，引进先进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技术，提高自主开发、设计和研制能力，打破原来重引进、轻开发的格局。在引进开发、推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从全球产业发展的高度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设，解决落后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问题，把资源集中配置在对中国产业有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和专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四是要研究制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组织优化，提高企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产业群效应，形成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名牌产品和支柱产品。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中国的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维护国内的传统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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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乃武，等.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2).
篇4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Px/Pm)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ηSM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ηSM<ηDXηDM时,汇率贬值改善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Px/PM)Q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Px/Pm)Zx,Px与Pm同商品贸易条件,Zx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REER,XW,RI)。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对贸易条件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一般商品贸易条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收入条件与单边要素贸易条件非常重要,只有综合考虑多重贸易条件的综合效果,才能较为全面的判定一国贸易条件及贸易整体状况的变化情况。
篇5
我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
（一）数据说明和 计算 方法
本文结合《
2类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变化也呈现恶化趋势，从2005年的99到2006年的71，下降了28，通过h-p值可以看出其恶化趋势不断加剧，幅度大于整体贸易条件，该类产品贸易条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为6.7%，低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9.1%。
3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虽然也是恶化，但是恶化程度并不是很大，从1995年的109到2006年的102，通过h-p值观察到的恶化趋势程度从1995年的-0.57%到2006年的-0.07%有所减轻，3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在入世前为7.6%，入世后上升为9.2%。
4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是上升的，h-p趋势值从1995年的53到2006年的99，但其上升的趋势在不断减弱，因其h-p值从1995年的12.2%逐年下降为2006年的1.6%，同时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为17.2%，入世后为16.8%，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5类商品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是恶化的，1995年为110，2001年为92，2006年为68，并且其恶化趋势在不断地加剧，h-p趋势值的增长率从1995年的-2.2%变化为2006年的-6.8%，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前者为7.1%，后者上升为8%。
6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也是恶化的，1995年为126，2006年为72，且恶化呈下降趋势，入世前的年均波动则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分别为4.4%和5.6%。
7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从1995年的124恶化为2006年的95，但是恶化趋势有所减缓，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动11.1%则高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动7.2%将近4个百分点。
结论
第一，从贸易条件的变化分析来看，我国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从1995年到2006年处于下降趋势，但入世前则是较为缓慢地下降，幅度较小，入世后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对于不同的分类商品，除了4类商品外，其他种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类、5类、6类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入世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第二，从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分析来看，入世后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比入世前较大，这跟入世以后整体贸易条件的明显下降有关。从分类商品来看，2类、3类、5类、6类商品入世后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性大于入世前贸易条件的年均波动，这与这些商品入世后贸易条件的明显下降有关，3类商品（虽然未出现入世后的明显下降，但是其贸易条件入世后的变化幅度要大于入世前。0类和4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入世后的年均波动则小于入世前，而7类商品贸易条件整体上呈现正弦式的波动。
第三，结合我国入世前后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波动性分析，可以看出，入世前后我国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和绝大部分种类的商品贸易条件是下降的，整体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入世后下降更为明显。入世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和大部分分类商品的波动性大于入世前，且入世后的贸易条件出现明显下降的分类商品，其入世后的波动性也比入世前较大。
可见，入世前后我国整体贸易条件和分类商品的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和波动性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对研究入世对我国贸易利益和 经济 福利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入世通过哪些因素以怎样的路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产生了影响，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参考 文献 ：
1.崔津渡，李诚邦. 中国 对外贸易条件：1995-2005年状况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06
2.韩青.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基于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
篇6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成本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部采购行为使得加工贸易原料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FDI对我国的熟练劳动及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与非技工的工资差异,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若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适当引导FDI进入我国的第一产业,使之发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使我国逐步完成从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最终提高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已经较少采用,而非关税壁垒由于其多样性和隐蔽性,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却屡屡得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造成了巨大影响,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篇7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和谐发展与其采用的汇率水平是否恰当有着重要关系。汇率失调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同时可能导致国际摩擦。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曾探讨：究竟怎样的汇率适合中国？但不管怎样应遵循基本的原则就是创汇和用汇均衡是用于贸易双方的最佳汇率，也就是说不能偏离了均衡汇率。爱德华兹等人证明，均衡汇率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评估和评价。
由于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鉴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和评价人民币汇率。均衡汇率理论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均衡汇率。关键是如何选择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特点且对人民币汇率有显著影响的基本经济因素，这也是本文的重要视觉所在，事实上，斯坦为代表的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把反映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增长力这一指标在模型中加以体现比较适合转型中的中国。因此，本文试图综合以上特别是实际汇率理论和自然均衡汇率理论成果，浅究决定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和基本经济因素。
1. 基本经济因素变动与均衡汇率
爱德华兹、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得出了重要结论，我们在借鉴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分析贸易条件、外资流入、关税、出口补贴、技术进步等基本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
1.1贸易条件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贸易条件改善会产生收入和替代两种效应。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改善首先会增加实际收入，从而不仅会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对非贸易品的需求，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因此会上升，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同时，贸易条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原先的国内需求将有部分转移到贸易品上，这会减少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从而导致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时又要求均衡汇率贬值。这是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替代效应。一般情况下，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所以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是导致均衡汇率升值。相反，如贸易条件恶化，即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受特定的经济条件制约，在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现象。这时，贸易条件改善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贸易条件恶化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2关税与均衡汇率。关税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来达到调节进口量的目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那么降低关税就意味着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格，这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就会相应地增加，如果马歇尔---纳勒条件成立，将会打破原来的经常项目平衡，这时就会产生均衡汇率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关税降低还会产生进口品对非贸易品的替代，消费者会因为进口品价格下降而增加对它的消费，导致非贸易品均衡价格下跌，这也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
1.3外资流入与均衡汇率。一般来说，外资流入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因为流入外资的一部分，会通过结售汇或银行间外汇调剂市场，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外汇市场的外汇供给。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就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从长期看，如果外资是以借债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所以这些流入的外资，如果全部进入消费部门而不创造任何生产力，最终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如果是进入投资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如果外资是以产业投资的形式流入的，特别是投资于外向型部门，则会导致均衡汇率升值。
1.4出口补贴与均衡汇率。出口补贴实际上是一种负关税，岁调节出口有较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减少出口补贴会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润减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减少会使结售汇需求不变，则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这是减少出口补贴所产生的供给短缺效应。另一方面，出口补贴减少同时会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的这部分购买力若最终被用于非贸易品支出，则会增加非贸易品需求，从而促使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这又会产生均衡汇率升值的压力。在现实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结构比较多样同时其作用有滞后性，即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所以减少出口补贴一般会导致均衡汇率贬值。相反会导致升值。
篇8
关键词：贸易条件；内外部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4-0020-06 收稿日期：2008-12-2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Prebisch和Singer提出“普雷维什一辛格”命题以来，大量的文献就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进行研究。Findlay(1980)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或投资的增长不仅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改善，反而引起了贸易条件恶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Singer(1999)等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价格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Sarkar(2005)的研究表明，韩国制成品的出口结构迅速高度化，其贸易条件却呈下降的趋势，制成品出口结构的改善对价格贸易条件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贸易条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张建华等(2004)将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归结为：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组织状况、汇率和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状况。曾铮、胡小环(2005)认为，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是造成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并存的原因。韩青(2006)认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企业出口是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最重要原因。王平、钱学锋(2007)认为我国长期采取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是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韩青(2007)认为，实际汇率、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贸易收支长期都在不同程度地恶化着我国的贸易条件，其中又以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恶化效应最大。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一部分，而我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内部失衡，因此，应把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纳入内外部均衡的框架内加以探讨。
二、内外部均衡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理论分析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在封闭经济中，国民储蓄必然等于投资，投资是储蓄转化的惟一方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储蓄=国内投资+经常账户余额，储蓄一投资缺口直接表现为经常账户余额。因此。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正是国内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进而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的结果。我国储蓄率偏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被取消，另一方面，转型时期，我国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及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由此导致预防性动机储蓄增加；第二，由于税收制度原因，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而住房、教育等价格的快速上升对一般消费品产生较强的挤出效应，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第三，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也成为制约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国投资率偏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内过高的储蓄率压低了我国金融市场上的贷款利率水平，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成本，推动了投资率的上升。第二，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于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的考虑，政府采取鼓励民间投资、激励外商投资、放宽金融政策及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激励投资率的上升。第三，国企投资体制改革不彻底，预算软约束没有根本消除。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不很充分，企业的所有者没有拿到应有的红利，这使得企业掌握的营业盈余比较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土地出让收益，为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基础。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低效率，为了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迫使投资率必须处于高位。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讲，过高的投资率会不断形成新生产能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第四，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在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率偏高的情况下，大量过剩产品在国内难以找到销路，势必会低价涌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使我国出口剧增，在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出口退税、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土地供给优惠政策、劳工标准偏低、资源环境的成本没有被企业充分内化等，一方面，这些优惠政策为企业降低成本，低价出口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导致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出口快速增长是以国内经济失衡为基础。以国内要素市场的扭曲和社会成本增加为代价，并伴随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磨擦增加，而贸易条件恶化，造成企业出口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而工资增长缓慢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国内需求不足和内外部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根据以往的文献及上述分析，本文把影响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因素归纳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贸易结构变动、汇率变动、加工贸易在货物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等六个方面。
三、内外部均衡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货物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分别用NBTT、INBTT来表示，用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货物出口额(IPR)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供业制成品出口额(CPR)来衡量贸易结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用SITC5+S1TC7表示：用加工贸易总额／货物贸易总额的比例(IT／GT)来检验加工贸易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用货物出口贸易总额／GDP的比例(DFF)来表示国内生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用TFP来测度技术进步，用实际资本存量代表资本积累，用REER代表实际有效汇率。
本文所考察的时间区间为1981～200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货物及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本文的1981-2004年货物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数据来自黄满盈(2006)的博士论文《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2005~2006年数据按黄满盈的方法算出，并以2000
年为基期调整而来。在估算实际资本存量(k)时，本文引用了汤向俊(2006)核算的1978-2003年我国物质资本存量，2004-2006年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由本文测算。具体方法如下：以1978年为基年，折旧率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选择5％，本年K(1978年不变价)=上年K(1978年不变价)×(1一折旧率)+本年固定资本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对实际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了统一调整。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本文运用C-D函数，假设中性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测算，通过回归计算得出ak=0.68885，al=0.3115，并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历年TFP数值。本文REER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国际金融统计，其它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二)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首先需要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变量才可以讨论它们是否协整。本文对NBTT、IPR、CPR、TFP、RC、IT／GT、REER、DFr的对数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l。从表l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对数值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除InCPR在5％显著性水平上外，其它各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可见各变量的对数值均为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 协整检验
虽然时间序列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InDFT的ADF单位根检验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它们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滞后阶数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虚协整”。本文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根据以上准则，可以确定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阶数为2的VAR模型各方程拟合优度很好，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由于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以后得到的VAR模型。因此，该VAR模型的滞后期应该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期确定为1。本文采用Johansen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迹统计量接受了r≤5的零假设。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接受了r≤4的零假设。综合起来看以上六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即在95％的概率下，技术进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实际资本存量、实际有效汇率、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出口货物贸易总额／GDP与贸易条件的变化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式为：
InNBTT=1.553251LNTFP-0.186008LNRC+
(0.06979) (0.01170)
+0.356630LNREER-0.015025LNIT／GT+
(0.01643)(0.00905)
+0.273068LNIPR-――0.2029071nDFr
(0.00605) (0.01611) (1)
(1)式中括号内为标准差。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同向变动关系中，TFP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远大于IPR对贸易条件的影响，TFP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货物贸易条件变动1.55325个百分点；其次是实际有效汇率，REER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0.356630个百分点：第三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例，IPR每变动一个百分点，NBTT变动0.273068个百分点。在反向关系中，首先是出口贸易依存度，DFT每变动一个百分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0.202907个百分点，其次是资本积累的影响，最后是加工贸易的影响。
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LNIT／GT、InDPTX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对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根据VAR模型，利用AIC和SC准则对不同滞后期的VAR系统进行评价，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实际资本存量变化、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变化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因果关系。加工贸易进出HI货物贸易进出总额、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不是贸易条件变动的Granger原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所有变量中，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大；第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降低是贸易条件恶化的最主要原因。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采取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在促进出口增加的同时，也导致商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第三，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资本积累对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依赖程度的提高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商品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第四，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对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表明，贸易结构的高度化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三)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1 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LNINBTTJnCPRJnTFP、InRC、InMER、LNIT／GT、lnDFF的平稳性检验见表1，JJ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InINBTT、InlPR、InTFP、InRC、InMER、InDFT六个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式为：
LNINBTT=0.462426LNTFP-0.119049LNRC
(0.25592) (0.12193)，
+0.300990LNREER+0.433951LNIT／GT
(0.04188)(0.05451)
+0.613176LNCPR-1.0586461nDFT
(0.18020)(0.06810) (2)
(2)式中括号内为标准差。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贸易条件呈同向变动的关系，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实际资本存量的变动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呈反向变动的关系。
进一步对InINBTY，InCPR，InTFP，InRC，InREER、
LNIT／GT、InDFF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根据VAR模型，利用AIC和SC准则对不同滞后期的VAR系统进行评价，得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变量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从表5看出，技术进步、实际资本存量、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加工贸易进出H／货物贸易进出总额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与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因果关系。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与贸易条件的变动不存在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技术进步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其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是我国贸易结构高度化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与加工贸易密切联系的FDI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伴随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贸易条件有改善趋势；第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DP的变化率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具有重要影响。在所有变量影响中，该变量前面的系数最大，货物贸易出口总额／GDP每上升1个百分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恶化1.058646个百分点。同时，实际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第三，实际有效汇率的降低是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第四，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与贸易条件的变动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升级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四、结论
篇9
入世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农产品贸易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到201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1356.43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为770.26亿美元，农产品出口为586.17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133.8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作为农产品贸易的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经济增长与贸易相互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可谓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关于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影响。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讨论了反映经济增长一个侧面的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对经济体国内生产格局及贸易条件的影响。Bhagwati（1973）指出，经济增长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导致该经济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现“灾难性增长”（梁丹丹等，2005）。
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一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来考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用净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来表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对外贸易政策研究课题组（1999）和彭福伟（1999）等；二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或联立方程组来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如吴振宇和沈利军（2004）、刘碧云等（200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等。
关于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反馈关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产率增长而导致的规模经济的实现，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将导致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生产率进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并对促进农产品产出及农产品贸易的更好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理论基础
本文讨论的研究方法与框架，主要借鉴了龚关（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四大贸易效应分别为：消费效应、生产效应、综合效应以及贸易条件效应。
（一）消费效应（CE）
消费效应是在不改变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进口需求的变化与国民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使得该经济体是更多地依赖国内生产，还是更多地依赖贸易进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别为商品/服务A的边际消费和平均消费，EdY为AD（进口品A的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则说明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费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则消费效应为反贸易偏向型（A），即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减少；若其值等于0，则说明进口品需求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保持不变，即消费效应是中性（N）的。
（二）生产效应（PE）
生产效应是反映进口品（商品或服务）的国内生产（产出）的增长与国民收入（或总产出）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别为商品/服务A的边际供给和平均供给，EsY为AS（为进口品A的国内供给或产出）的收入弹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则说明进口品的国内供给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生产效应表现为反贸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则生产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即进口品的国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增加而减少；若其值等于0，则说明进口品的国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增加而保持不变，即生产效应为中性（N）的。
（三）综合效应（SE）
经济增长的综合贸易效应或净贸易效应是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即：
（3）
如果公式（3）为正，表明综合贸易效应为顺贸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为负，说明综合贸易效应为反贸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则说明综合贸易效应是中性（N）的。
（四）贸易条件效应（TE）
一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会使其进口量发生变化，其提供曲线将会移动，从而其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对于大国经济，其贸易量的变化会对其自身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别表示经济体1对商品或服务A的过度需求和经济体2对商品或服务B的过度需求。当βdY 0，从而显示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是改善的；当βdY >βsY 时，dp/dλ
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的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农产品贸易进出口、国内农产品生产等相关指标。对这些数据的选择和处理作以下说明：
关于农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本文选取的农产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进出口货物分类”，将第一类（活动物和动物产品）、第二类（植物产品）、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动、植物蜡）、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类的统计数据加总而得。
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考虑到与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单位的一致性，根据2002-2011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价（中间价），计算出了其相应年份的GDP美元值。
关于国内农产品产出的数据。本文选取的农产品产出值为第一产业（农业）的产值，有关原始数据均从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得到。并根据2002-2011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价（中间价），计算出了其相应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关的数据均为名义值。理论上，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需要将名义值折算成实际值。对GDP、农业产出值而言，可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第一产业价格指数折算为实际值；但对农产品贸易数据来说，需要利用进口和出口的价格指数，而这些指数我国的官方统计部门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将农产品贸易的名义值折实换算成实际值。因此，为保持统计数据的一致性，上述数据均采用名义值。
实证分析
（一）消费效应
由表1可知，在整个时段200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但前后两个时段差异较大，2008-2011年是反贸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这10年间，顺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6年，分别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这说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以消费效应反映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虽不十分稳定，但总体趋势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即表明农产品进口需求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产效应
根据表1的结果，在整个时段2002-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经由生产渠道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贸易偏向型增长出现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为顺贸易偏向型增长。这说明，在所考察的样本时期内，以生产效应反映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是稳定的，总体趋势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即说明，与农产品进口相竞争的国内农产品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总产出的增加而减少。
（三）综合效应
由表1可知，在整个时间段以及两个分时间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农产品贸易效应都是顺贸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顺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有9年，分别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贸易偏向型出现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从总体趋势看，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农产品贸易效应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
（四）贸易条件效应
在整个样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为负，这一跨期结论与2002-2011各年度的具体表现一致。根据前面的讨论，计算结果似乎可以证明，对我国这个农产品贸易大国而言，入世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结论及启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经济增长经由消费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这说明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国内对农产品存在过度需求，导致农产品进口以更大的幅度趋于增加。我国经济增长经由生产渠道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这说明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农产品产出不足，导致农产品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趋于减少。综合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的结果而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农产品贸易效应则是顺贸易偏向型的。综合考虑经济的增长、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条件是趋于改善的。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解决土地的细碎化经营问题，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探索和发展更加适合的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增强农民在交易中的地位；关注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采取有力措施充分发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突破农产品贸易的贸易壁垒，积极应对各种农产品贸易摩擦，以扩大农产品出口。
参考文献
1.梁丹丹，程大中.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师，2005（10）
篇10
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同级商品的竞争力，亦即价格竞争力 ；第二个层次是对外贸易商品级别状况。在提高价格竞争力方面，如果一国采取了相对降低传统生产要素成本这一直接途径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压低劳动要素成本亦即劳动力价格来实现的，那么就可 以说该 国采取了劳动力价格竞争。对外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应该是指对外贸易部门为了增强同级商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而采取尽可能地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方式以降低出口商品价格的贸易竞争模式。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者没有能力促使劳动力价格合理提高，致使中国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劳动力价格竞争从贸易部门蔓延至非贸易部门，造成了中国整体性劳动力价格竞争。因此，只要证明了中国整体性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存在性，也就等于证明了中国对外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存在性。中国存在劳动力价格竞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中国居民消费率低。1990～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 50．6％下降到了38．7％。根据熊学华(200r7)的研究，1990年以来，除东亚和太平洋、中东和北非地区外，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在 55％以上，而 自 1990年以后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 50％，比低收入国家低 20～27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 14～19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 lO 21个百分点，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低近 20个百分点。
其次，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人均 GDP增长速度偏低。1990～2005年人均 GDP增长了 2．7倍 ，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约 1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增长了约 2倍(相关增速均为实际增速)。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人均 GDP增长速度 明显偏低，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格偏低。
再次，中国第二产业职工名义平均工资增长率相对人均 GDP增长率的增长幅度偏低。以 1990年为基期 ，到2005年末，第二产业 中采掘业和制造业职工名义平均工资的增长倍数都比第二产业人均 GDP(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少约一倍 ，建筑业中则少约 2．6倍；但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却多一倍多，可见在这些垄断行业中工资待遇较好，不存在劳动力价格竞争现象，这也说明了这些垄断性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和事实。
最后，劳动者报酬占总投入比重逐步降低。在《中国统计年鉴》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表的 17个行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总投入比重 2000年与 1997年相 比、2002年与2000年相比均下降的行业有9个。剩余 8个中，有 4个在2000年与 1997年相比出现下降；3个在 2002年与 2000年相 比有下降；2002年与 1997年相比，劳动者报酬 占总投入比重上升幅度很小，只有 2个行业变化大于 1％。另外 ，劳动者报酬 占总投入比重 2000年与 1997年相比、2002年与2000年相比只有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 5．37％上升到了9．46％。随着中国外贸和经济的发展，劳动者报酬 占总投入比重不升反降，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竞争已成愈演愈烈之势。
二、相对贫困化增长的涵义及其测量
(一)相对贫困化增长的涵义
所谓相对贫困化增长，认为应该是指某出El导向型发展中国家，在其低端出口产品国际需求的价格弹性不高的情况下，如果依靠充裕要素的低价供给维持出口竞争力，那么，其贸易条件就会处于劣势地位，而其出口规模的大幅增长甚至会带来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最终导致国民福利水平相对其低端产品进口国(高端产品出VI国)的持续下降。相对贫困化增长虽然可以短期内换来国民福利水平的改善，但长期来说，却会导致与贸易对等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福利的差距逐步扩大；这样相对贫困化增长国家(发展中经济体)永远也追赶不上其贸易对等国(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二)相对贫困化增长的测量方法
环比贸易损失额表示由于价格贸易条件相对于上一年的恶化，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所受的总损失，是由于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损失，可以称之为贸易价格损失，其值为正时说明相对于基期贸易价格损失在加速；累积贸易损失额表示由于价格贸易条件相对于基期的恶化，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所受的贸易价格总损失；环比贸易贫 困额是环比贸易损失额与净出 12I增长额的差，用来衡量某年相对于前一年是否出现了贸易的相对贫困化及其大小，正值说明相对于前一年出现了贸易的相对贫困化，且相对于基期贸易贫困化在加速，负值则相反；累积贸易贫困额是累积贸易损失额与贸易差额(净出口额)的差，用来衡量某年相对于基期是否出现了相对贫困化增长及其大小 ，正值说明相对于基期出现了贸易的相对贫困化，亦即由于参与国际贸易而出现了国民福利净流失，相当于用国内创造的国民财富补贴了其相关贸易伙伴国，负值则相反。计算公式如下：
环比贸易贫困额：
其中，Ix．等于第 n年出口价格指数，Pro．等于第 n年进口价格指数，xTI等于第 n年出口额， 等于第 n年进口额 ，Tn=XIl—M 等于第 f1年贸易差额(净出口)；HRx．= ．等于第 n年环比出口损失率，Imm．= ．等于第 n年环 比进 口损失率，HQx．=)(n·nax，等于第 n年环比出口损失额，等于第 n年环比进口损失额 ，等于第 n年环比贸易贫困额．等于第 n年累积出口损失率，，等于第 n年累积进口损失率，等于第 n年累积出口损失额 ，等于第 n年累积进口损失额，．等于第 n年累积贸易损失额， 等于第n年累积贸易贫困额；px．为第 n年的出 口价格指数，em．为第 n年的进口价格指数，Px．为基期出口价格指数 ， 为基期进 口价格指数， 。
三、中国对外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导致相对贫困化增长
中国劳动力价格竞争使相对贫困化增长具备了现实条件 ，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国依靠充裕要素的低价供给维持出口竞争力，采取劳动力价格竞争方式 ，第一层次的竞争力即同级商品的竞争力较强，更具体地是价格竞争力较强，这使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都会迅猛发展 ，尤以加工贸易为甚。加工贸易其实就是以进养出，导致进出口总额迅速增加，但进出口总额并不表现在 GDP上，只有占进出口总额比例很小的进出口净额才是 GDP的一部分；又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本来就不小的经济规模得以迅速扩大的潜力巨大，这又为对外贸易规模的更快速扩大提供了有力支撑；因而中国会迅速发展为贸易大国并使得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提高。因此，中国劳动力价格竞争使相对贫困化增长具备了现实条件：
第一，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高。2O04年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59．77％，远远高于美 国和 日本的19．99％和23．37％，甚至比印度这样同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也高出近两倍。2005年外贸依存度更是高达 63．87％。
第二，中国偏向出口拉动的国民经济增长。这表现为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的 GDP增长率保持在 8％左右 ，而出口增长率除 1996年、1998年增长不明显外，其他年份的出口增长率均超过 CDP的增长率，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符合相对贫 困化增长的前提条件之二 。
第三，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达 到创 纪录 的 17606．9亿 美元，比 2005年增长23-8％，稳居世界第三位。据海关初步统计，2007年 1 12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 21738．3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增速已经连续 6年保持在 20％以上。
第四，国外对 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现在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 出口的现实状况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品，如食品、纺织品等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并且，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的限制，不会改变这种出口商品结构。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竞争激烈，需求价格弹性小，且进入门槛低，容易引起供给过剩和无序竞争，从而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符合
相对贫困化增长加速的条件之五。
至于中国相对贫困化增长的第三个条件，在第一部分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四、中国相对贫困化增长的定量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5年相关数据，选取43种出口商品作为出口价格指数样本、26种进 口商品作为进 口价格指数样本，计算出了中国 1990～2005年价格贸易条件(1990～2005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除了 1991、1993和 1996年外都在恶化，已从 1990年的 100．0下降到2005年的 60．3)。以此数据为基础，以本文中相对贫困化增长的测量方法为依据，得出了 1990—2005年 中国贸易贫困化的相关数据。
从表 1可以看 出，环比贸易损失额除了 1991、1993、1996和2005年外都是正值，说明除了这 4年外其他年份都因为价格贸易条件相对上一年的恶化而遭受了贸易价格损失，从而相对于基期的贸易价格损失在加速；环比贸易贫困额除了 1991、1993、1995、1996、1997和 2005年外都是正值，说明除了这 6年外其余 9年中的每一年相对于上一年都出现了相对贫困化，也就是这 9年中贸易贫困化加速了；累积贸易损失额除了 1991、1992和 1993年外都是正值，说明其余 13年都从对外贸易中受到了贸易价格损失；累积贸易贫困额除了 1991、1992、1993、1994、1996、1997和1998年这 7年外都是正值，说明其余 8年中国都从对外贸易中流失了国民福利。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至 2005年，中国的累积贸易贫困额一直为正，且 1990～2004年快速递增，2004年的累积贸易贫困额几乎达到了当年净出口额的 10倍 。
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劳动力价格竞争造成了相对贫困化增长，亦 即这种贸易和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国民福利的大量外流，表面的巨额贸易顺差并不能弥补国内经济对其贸易伙伴国的福利补贴损失。
五、关于我国出口贸易劳动力价格竞争的对策
(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劳资双方博弈地位时等化
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关键在于劳资双方博弈地位的对等化，这也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原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当工会独立化进而劳动力供求双方博弈地位的对等化之后，将藉由供求原理真实反映出较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价格 。
(二)快速发展服务业，作为提升劳动力价格的配套措施
我国转变劳动力价格竞争模式，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原有产业部门必然要产生相当大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如果我们积极发展服务业 ，将这部分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服务业中，将会获取一举多得的效果，不仅能保证我国优化竞争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又是产业升级的必要环节。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政府对服务业的支持。第二，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第三，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
(三 )国民收入递增计划
我国可以学习日本 20世纪 60年代的做法 ，根据自身情况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以此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平、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形象，同时从根本上改变出口和产业竞争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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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金融；投资
0 引言
贸易投资是国与国之间重要的联系之一，其核心就是为本国的经济利益合作和竞争的过程。实质其实就是贸易利益分割问题。但是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只存在商品贸易而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流动。随着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和贸易投资一体化迅猛发展，国际间贸易分工利益总量显著增加，也是的国际间的利益分配更加趋复杂，尽管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产生的国际总利益不仅高于各国在封闭条件下生产交换的个别利益之和也高于要素不流动条件下各国通过商品贸易进行国际交换式的贸易分工利益，而且每个国际都能通过参与更深层次，更紧密的国际分工获得更多利益，但是贸易分工总利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各国参与分配的方式也是复杂多样的。
1 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来源
与传统国际贸易不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基础是要素分工，是国际分工从以产品为界限的产品分工向以要素为界限的要素分工发展的产物。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投资有关国家一般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要素参与国际迂回生产，并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就其来源看，还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利益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使得国际分工利益整体放大在分析利益的根源时，不同贸易理论针对不同的贸易现象，有不同的介绍，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完全竞争且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现象，由于贸易按照国际分工各自产生具有比较封闭条件下各自产出之和为多，这样总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
其中一些分析还指出各国产生要素是形成比较优势和直接原因。而新贸易的理论，分析的是相似的国家质检以及产业的贸易现象，认为在规模寂静或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开展贸易后，贸易国总的福利水平会提高，贸易利益的产生不仅可能得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更重要是由于分工后产生集中，产生规模扩大，形成过膜经济，从而能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或增加不完全产业的竞争，促进同类产品差异化，优化资源配置，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感觉并有多样化的选择，从而增加社会经济福利提高人民的经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不发达就是看人民的经济收入，人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经济也就跟着上去了。只有本国的经济进步了才能去更好的与国外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从而引进别人的技术，别人的经济。
2 传统理论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利益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是麦克杜格尔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产品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资本从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主要是各个国家之间利率是存在很多的差异的。可是很多地方是存在的竞争的，资本的价格不是有一个人说的算，主要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决的。很多国家资本是很富裕可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价格很不是很高，很多贫穷的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高，价格却非常的高，有时在价格的影响下，贫穷国家的资本慢慢的流入了富裕国家去了，导致了输出资本的边际生产提高，世界资源利用率提高，总产量增加，各国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麦克杜格尔模型包含严格的提前假设，在现实中这些前提假设有很多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模型的基本逻辑，应当说，该模型对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有较强的适用性。以此为基础许多经济学家还对国际直接投资利益的产生及相关方面做了一些更具体深入的分析。某些人认为，很多的公司会去果味进行投资，去赚更多的钱主要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垄断行业，能够很好的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这是也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好的反而资本边际生产力高的原因。任何产品成熟起来，都会选择去富裕国家去投资，这样可以取得很大经济的利益而且能赚更多的钱，这也就是各个国家直接要去投资之前要做的分析等等。
3 贸易投资一体化中的利益分配
对于各国来说，无论是民营企业，国企，最关心的还是本国从贸易投资一体化中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贸易一体化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利益分配基础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传统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分工变成了要素分工，这一改变及即使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传统国际贸易相比在利益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就比如说一下几点：
3.1传统的国际贸易，是贸易国按照国际分工完全利用本国资源生产贸易品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的贸易活动。现有的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等一般都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因此这些理论也就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不流动，这样国家间不流动想进步都很难的。
3.2贸易的投资突显了贸易利益必定是要属于贸易国的国别界限的。有些贸易品是需要有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要素或中间投入品的形式下变化而来的，贸易品的成本不仅仅是贸易单个国家生产要素根本，而且还是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在内的多国生产要素下的产物。所以贸易国不能仅仅只在乎独享贸易利益，更要在乎贸易与各个国家的紧密关系。
3.3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有利有弊的，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价位的高低直就影响到得收入的最基本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内的产品出口的性价比高那GDP相应的就会增长，国内的生产量就会加大。生产量大了就代表着销售渠道也要跟着增大，不然会导致国家经济倒退，劳动者白费劳动力。
4 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开放之间的联系
一般来说，贸易的开放是离不开金融服务的，他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很多专家都在探讨贸易的开放和金融的开放之间的利弊问题，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权威人士指出“入市不等于开放，加入WTO就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大误区” 因为在金融这个领域里我国还不是“孰能手巧”一定要脚踏实地的落实每一个计划，金融服务开放度的提高对这一行业的人士来说可是一大优势他提高了资金外换和产品出口安全控制度，从而促进国际贸易和贸易信贷，而且会降低国际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促进国际资本流动。Natalia T.Tamirisa的研究指出，对于银行、保险和证券投资，股票投资这些不同类型金融服务贸易来说不同行业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内地的保险行业就不是很乐观，这是一个高端的行业，但是他的人员流动量就很大，但是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保险行业就要比我国做的好的多。
很高的金融经济对贸易开放有着一定的的负向影响的，这代表着金融一体化的程度不高的国家，其贸易机会的不需要用投资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是说贸易和投资是可以替代的。所以金融开对放贸易开放是具有正面关系。我们需要利用他们的关系去制定更好的方案，提高国家的经济。
5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
简单而言，国际经济活动上在于拓展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贸易的开放直接关系这经济增长的发挥机制，但是，很多国家的进京活动与国外的经济活动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要想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效果，主要要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分析这有进行了分析才能了解并且利用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货物贸易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是贸易开放的两个方面。货物贸易开放，促使各个国家有了密切的销售往来，东西不仅仅只限于本国商品。服务贸易开放能增进各国之间的关系往来，不在闭关自守。
进出口伪报，是通过非法或虚假的经常项目交易向政府汇报确实有道的方式通过低开出口发票或高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出；反过来，通过高开出口发票或低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入。这是非法商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尤其是在服务贸易中，很多的高端产品出；进口不上税偷谁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由于很多服务产品的价值难以准确确定或者是交易难以监管，更是为非法的资本流动提供了渠道。
6 结论
贸易融资是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条件，金融的发展包括了数量增长，质量的提高，总量运用的交易技术，交易机制与交易模式的创新，通过对贸易的增强，使得金融的渗透度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贸易发展越高，金融的效率就越高，反之，贸易发展越低，金融的效率就越低，贸易的开放是指一个国家从事对外贸在生产，加工，制作，分工，交易，等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贸易的开放包括了，国际分工阶段国内市场的开放，本国贸易参与国外市场的程度，贸易政策的开放和与国际经济组织规章制度的趋同，这几方面都的认真对待才能有效的发展尤其是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融资是其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条件可以利用外来的资金调整自己国家的经济。所以，金融开放可以通过影响进出口企业的融资能力影响国际贸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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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成为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的十几年间，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00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经济学论文，2007年则达到3.33∶1。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最终会阻碍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因此，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诠释，但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资源性原因（吴敬琏、温铁军、李朝林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源于农民增收困难，而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关系矛盾，即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陈锡文、易秋霖、吴光炳、李伯霞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们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市场性原因（于凤芹、彭腾等），认为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业信息渠道不通畅、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以及农业投资过少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观念性原因（吴碧君、于凤芹等），认为整体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低，直接影响了科学种田经济学论文，也不利于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导致农民整体收入增加困难，因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这些结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城乡收入分配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还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预测缺乏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没有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地理解；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
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测度指标
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展类因素；二是二元化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包括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经济实力、投资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情况等方面的指标。二元化类因素则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出结构、城乡投资对比、农业贸易条件以及惠农政策等方面的指标。经过比较、甄选，结合指标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原则，最终选取15个统计指标作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体系（表1）。
表1 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体系
影响因素
主要指标及代表符号
主要指标解释
发展因素
CPI
反映物价水平
人均GDP
反映经济发展总体水平
一产占GDP比重
二产占GFP比重
三产占GDP比重
财政总收入
反映经济实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反映投资发展水平
进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贸依存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反映外商投资情况
二元化影响因素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反映城镇化水平
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反映农村工业化水平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反映财政支出结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乡比
反映城乡投资
工农商品综合比价指数
篇13
1、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相互替代关系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与区域贸易有共同的贸易基础。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比较优势仍是贸易主要基础。在比较优势的多方面来源中，最常见的仍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下面就以要素禀赋为例，探讨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相互替代关系。 假设A国有E和W两个地区，生产X(劳动密集型)和Y(资本密集型)两种产品，使用K(资本)和L(劳动)两种要素，没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K也不跨区流动，并且区域和国际贸易的基础都是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使用地区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都拥有竞争优势。再假设在开始时，E、W两地区相对要素禀赋与世界要素禀赋相同，既无区域贸易，也无对外贸易，A国的生产量等于消费量。劳动力从W流向E，而资本不流动，导致了区域和国际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下面分几种情况来讨论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
1.1区域不完全分工时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 显然，劳动力的流入使E成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地区，生产更多的X，而W地区生产更多的Y。根据罗伯津斯基定理，E地增加的X的产量将等于W地减少的X的产量，E地减少的Y的产量将等于W地增加的Y的产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A国的生产量仍然等于消费量。由于两个地区的生产与需求偏离;贸易不可避免，E将输出X输入Y，W则相反;至于这种输出和输入是采取区域贸易，还是对贸易的形式，或者两种贸易都发生，则稂难确定。
因为根据假设，这时对外贸易和区域贸易的价格相同，交易成本也相同，两者没有差异。更为一般的情况是两种贸易并存，并且这时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对外贸易是一种严格的交叉贸易，E、W两地的对外贸易形式相反而贸易量相等，使得A国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进口和出口X与Y，并且X和Y的进口和出口量均相等;第二，由于总贸易量一定，区域贸易量增加将减少对外贸易量，对外贸易量增加将减少区域贸易量，两种贸易之间有明显的替代关系。
1.2区域完全分工时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 仍然假设劳动力由W流向E，并且数量足够大，致使W完全分工于Y后仍在继续流动。在这种情况下，W地区不仅将减少X的产量，还将减少Y的产量，而E地区只增加X的产量;A国为了保持原来消费中X与Y的相对量，必须成为Y的净进口国和X的净出口国。这和E地区以前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形式是相同的。两地区的区域贸易量和对外贸易量可以有多种组合来实现上述结果：第一，E和W同时有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E输出X输入Y，W相反，且E的对外贸易量超出W的，以保证A国是X的净出口国和Y的净进口国 ;第二，E和W的贸易一部分是对外贸易，但E的对外贸易量超过w的对外贸易量，维持A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形式
;第三，W的贸易全部是区域贸易，E的贸易则包括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E的贸易形式就是A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形式。，第一种情况最为一般，并且此时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表现得更突出，一种贸易的增加将减少另一种贸易。当劳动力继续由W移向E，致使E也完全分工于X时，其结果与上面两种情况相同，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仍然存在。
只不过由于劳动力要素分布更为不均，A国作为一个整体;Y的产量更低，消费水平也更低。 以上分析了资本不跨区流动且劳动力区域分布不均的情况下，区域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替代关系。在劳动力均匀分布而资本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下，这种替代关系同样存在，只不过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形式将相应地有所改变;这里不重复。
由于在维持贸易平衡的前提了，区域贸易量对于两个地区而言是相同的，拥有较大贸易量的地区也就是拥有较大对外贸易量的地区，并且该地区的贸易形式决定了A国的对外贸易形式。也就是说，把A国划分为两个地区后，它以地区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A国总的对外分工和贸易形式是其地区对外分工和贸易形式的加总;只要各地区的对外贸易形式不同，就存在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互相替代的可能。
1.3影响贸易量在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分配的因素 在各地区的贸易量和贸易形式一定的条件下，许多因素可以影响贸易量在区域贸易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分配。没有政策干扰的自然状态下，这种分配主要取决于这两种贸易的贸易条件和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对于出口方而言，如果区域贸易的贸易条件优于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它将努力把对外贸易转化为区域贸易，直至两者的贸易条件相同或对外贸易量降为零;如果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更优，则相反。而在两种贸易的贸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它会把对外贸易转化为区域贸易，如果区域贸易交易成本更高，则相反。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对外贸易交易成本要高于区域贸易，因此区域贸易在许多发达大国工业化进程中曾得到了先于对外贸易的大发展。
2、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
2.1国际贸易促进国内区域贸易的发展 布罗代尔在对中世纪晚期近代初期欧洲民族国家全国性市场形成的历史详细考察之后得出结论：对外贸易的繁荣通常是统一的民族市场最终诞生的前奏……从地区市场发展到全国市场，把几个范围不广，几乎独立且往往颇具个性的经济区连为一体，不是自发完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既是在政治意志的强制下，也是在资本主义商业扩张尤其是在远程对外贸易的强制下才得以完成的。
2.2区域贸易量扩大促成的企业规模经济能改变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随着国内区域贸易量的增加，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增大，企业规模经济降低单位产出的平均成本，为提高价格竞争力提供基础。价格竞争力提高后，在其它条件特别是非价格竞争力不变的情况下，不仅会增加别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困难，而且一国原来即使在国内市场上难以和别国产品相竞争的产品，也有可能成为出口产品，从而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改变竞争优势的国际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