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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至1985年的对象建构。自1979年社会学重归学术界以来，各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致没有间断过。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于光远等人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群”。该主张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杜任之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性，范围十分广泛。杨心恒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指出，社会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985年至今的对象建构。1985年至今是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第二阶段，此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趋于一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思路更加开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构成了应用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形成了理论社会学。第二，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以及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第三，陈颐认为，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上是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其他界定，如：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为、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等等，这里不详细阐述。从国内以上学者们的表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社会学家对于研究对象建构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社会”；第二，该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外学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国外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创立至今的不同阶段对此进行梳理。
初创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正式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相互联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科学系统的最后一环，前几环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由于社会学和以上学科共处一个科学体系，且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在本质上应当和这些学科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方法论，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孔德创立的社会物理学“是指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它本着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精神来考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是社会物理学所研究的特定目标”。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现象。第二，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稳定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当时，孔德的社会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不能与我们目前理解的社会学完全划等号。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历史法。综上所述，创立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寻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特有的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并不处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导意义式学科。
形成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社会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时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中，社会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席位。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从产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因此，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首先是从了解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开始的，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进行讨论。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社会学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家应首推涂尔干和韦伯。
（1）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哲学应研究宇宙中所有现象的普遍性，而社会学只研究“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学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中走出来，寻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强调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性。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摆脱一切预断性的概念与主见，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来考察；对于社会现象，只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解释。涂尔干对社会现象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有‘动作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社会现象。”该定义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尔干在确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特别反对社会唯名论，主张社会一旦形成，就有超乎个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须用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第二“，强制”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对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尔干的“社会现象”指的就是社会制度。他甚至直接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的科学”。
（2）韦伯的“社会行动”。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行动。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试图用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因此在研究层次方面，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是个体的“社会行动”。而不是社会结构。韦伯所讲的“社会行动”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意义；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第三，行动的目标与他人相关。韦伯进一步把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目标导向的行动，第二种是价值合理的行动，第三种是情感导向的行动，第四种是传统导向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行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社会学形成时期，涂尔干和韦伯为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界定。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都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与初创时期的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引导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社会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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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及内部阶层的分化
从50年代到70年代，国有企业的工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声望以及政治待遇、经济收入和身份高于其他阶层。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工人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外部冲击以及企业内部改制的双重压力下，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优越感已消失，代之以经济上陷入“相对贫困”、精神上面临来自外界与自我的双重轻视，并且还面临着越来越重的失业威胁。冯同庆把这种地位的下降具体表述为劳动权益的失落、资本利益的失落和政治权利的削弱，认为导致这种阶层地位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建立起的新的阶层结构与公有制深层制度化结构没有有机的结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李亚雄则认为“权利与市场混合机制”是塑造了工人阶层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结构化因素。周长城1997年在对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时，先将职工按照劳动方式的不同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三个层次，并研究发现：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处在转型期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在下降，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同时，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不同层次的工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心理、行为取向等方面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国有企业工人的心理研究
国有企业工人的心理研究包括心态、满意度、社会心理承受力和阶层意识等方面。企业改革关乎每个工人自身的利益，其对工人阶层心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郭星华根据2000年一项对北京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国企职工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安全与稳定是他们十分重要的社会需要；同时，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存在着失落与失衡的心态。毕素华认为国企职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但其适应性还不强。他们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滑坡、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着较大甚至强烈的不满。这些都需要建立起良好的表达机制，以防止不满情绪的膨胀和社会的不稳定。阶层意识体现的是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赵炜从对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的分析来看，职工的阶层意识和职工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基本上一致，但相对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罗忠勇在提出工人的阶层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发现：工人有明确的阶层认知，大多数工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在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和下层，工人对本阶层的利益有明确的认同，但工人的阶层利益维护意识淡薄。这反映出当前国企工人普遍对自身地位评价较低，相对剥夺感较强。
三、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入手。宏观方面主要包括通过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来寻找导致失业下岗的原因以及政府治理失业问题的政策选择研究。
微观方面包括：第一，影响下岗职工再就业选择的因素，其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甚至是政治资本在再就业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98年，风笑天在对武汉市四家“下岗”情况较为严重的企业职工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对职工能否再就业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戚和朋友的社会地位，而和自己具有同质性的父母和配偶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的规模等因素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再就业信息和机会的获取以及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个人的职称或技术级别，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对于再就业也有显著作用。然而在2002年，赵延东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受到制度背景的制约，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下岗职工来说，社会资本带来的却是“负面效应”。与社会资本形成对照的是，人力资本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完善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则表现得越来越显著。可是，李培林基于一项调查发现，与一般的常规推论相反，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大转折时期，会发生劳动力市场“知识技能系统”的改变，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断裂。谢桂华则把人力资本的作用更细致的描述为：教育程度高的工人更有可能再就业，工人下岗前所获得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无助于他们再就业。政治资本对再就业的概率没有影响，无论是党员还是前干部在再就业方面都没有优势。在我看来，“人力资本的失灵”更是把职工培训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摆在了企业和社会的面前。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一定适应企业发展的知识素养和工作技能是不行的。这就需要企业和社会能够给工人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场所。
第二，失业下岗职工的转型适应心理。很多学者在研究失业下岗职工时都提到他们的“等、靠、要”思想，并将之归因于“单位习性”。单位习性即是在国有企业中形成的感受、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语言使用、社会交往等固有的社会习惯，它包括相对固定且封闭的生活交际圈、规律性的休假制度、丰厚而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社会保障及身份上的优越感等等。而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在原单位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失业者转型适应和社会认同的进度和深度，进而影响着失业者再就业路径的选择。刘爱玉认为差异性资源赋予工人不同的市场能力，越是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市场的适应和对集体行动的回避。越是拥有市场排斥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企业的依赖，一旦企业依赖难以为继，若缺失预防性正式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则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大。
四、国企工人的行动回应
以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引起了大规模的减员，这类群体必然会对正在生长形成中的新体制和结构产生行动回应。李静君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一些国有企业的调查，认为“集体无行动”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政治形式，这种集体无行动表现为：冷漠、不合作、公共责任的侵蚀、积极性缺乏、缺工、工作场所的无效率。她认为社会主义工作生活的经历影响了工人对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回应与解释。然而，1995年之后，国企进一步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工人行动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行动已经成为工人表达其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这种集体行动是有限的。冯同庆认为，工人是具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中国的企业改革使工人以“主人翁”形式体现的特殊利益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这虽然是工人始料未及的，但以往的“主人翁”地位升华出的自尊并不会同步失去。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工人地位越是下降，反而越强化了自尊。工人的社会行动具有明显的以实现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自尊和自信特征，他们的行为选择在不满与容忍中更倾向于后者。工人总体上希冀的是有基本保障的工作和生活。刘爱玉依据大量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发现，工人在因制度变革而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工人的行动回应方式主要是服从、消极退出、个人倾诉，集体无行动不是企业政治的主要形式，这种选择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的稳定，使得改革得以继续推行。而佟新在研究工人的集体行动时更注重的是行动的文化基础。她认为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与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所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五、国企工人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它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结构状况的变化。90年代以来，我国工人的社会流动与农民的流动相比，更多的是表现为体制的变动和收入的变化。体制的变动，是指工人从“体制内”单位即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单位向“体制外”单位即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流动。收入的分化，是指工人阶层或群体中的一小部分通过岗位竞争或重新择业等途径进入社会的较高收入层，而有些工人会随着经济分配结构的转变进入社会低收入层甚至是贫困层。这种分化又称为结构性社会流动。影响工人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包括体能和智能型资源、整合性资源和勤力性资源；二是社会资源，包括先赋性社会资源和后致性社会资源。郑路则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转换体现出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从业人员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的趋势呈上升性态势，且教育因素发生了从阻碍转换到促进转换的变化；单位级别的意义减弱，而单位类型的制约日益明显；政治资本中党员身份的阻碍作用依然明显，家庭出身和干部身份的作用日渐消失。
国企改革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从以上综述看，学者们对于国企工人的地位变迁、内部分化、行动回应和社会流动的关注是颇多的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失业下岗职工的研究更是成为了国企工人社会学研究的焦点。这也是符合社会学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学科宗旨的要求。但是，对于国企工人在改革后社会身份的重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人阶层的整体分化研究较为欠缺，工人的阶层意识研究还应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此外，随着市场转型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国企工人的研究角度应该是历时态的，这就需要学者们对这个阶层投以不断的关注，并为解决他们切实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冯同庆．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关系的变化与工人阶层的地位[J]．工会理论与实践，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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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星华．北京国企职工心态调查[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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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炜．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研究-对一家国有企业阶层关系的调查与分析[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2，(5)．
[7]罗忠勇．转型期工人的阶层意识[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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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爱玉．适应、依赖与社会结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企工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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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选取《社会学研究》和《中国人口科学》2003～2014年间每年第1期刊载的论文为样本，对其数据引用行为进行
>> 19877―20166年我国档案法规研究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期刊论文评价研究 体育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中网络文献引用情况研究 从高被引期刊论文看我国图书馆读者工作研究 从代表性期刊论文看我国教育博客研究 西安工程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国内物理学期刊arXiv自存档论文的引用优势研究 我国学习型城市研究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 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期刊论文被引用率分析 陕西理工大学期刊论文计量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 我国新闻传播学期刊集群分布及其亲疏关系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期刊评价历程研究 单篇期刊论文h指数的实证研究 期刊论文与专利文献的整合框架研究 教育游戏期刊论文内容的分析研究 英语学术期刊论文转述动词研究 国内实证类英语硕博论文与国外期刊论文结果与分析讨论部分的引用对比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引用网络的构建与分析 能力坡道模型视角下期刊论文数据生命周期管护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8]《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投稿要求[EB/OL].[2014-08-15]. http：///channel/tgyq.
作者简介：丁楠，女，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杨柳，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丁莹，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本科生;凌晨，男，本科生;潘有能，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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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训练研究生形成系统思维、运用科学知识、培养其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毕业论文应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见解。选题是撰写毕业论文的首要环节，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较大的理论或实践价值。常言道：“好题一半文”。选题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普适性价值，选题关系着研究质量的高低。中国正值快速转型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面对纷繁的社会现象，研究生是否能选好时代命题，“问题意识”至关重要。
二、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标准与程序
俗语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同理，无标准不易选题。标准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题。本文由收集整理
选题一般采用重要性、创造性、可行性和合适性标准。重要性指研究问题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是理论意义，也可以是实践意义或社会意义，或兼有之。创造性又称创新性或独特性，指在选择确定和确定研究课题过程中具备的特点。可行性指研究者是否具备进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种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适性主要指选题是否适合研究者的个人特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宜考虑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能力、经验阅历、知识结构、操作技术，遵循“以小见大”原则，从熟悉的领域发现问题，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重视“小课题”，以小见大。
选题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从感兴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炼问题原型，接着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初步确定研究问题，然后进一步查阅专门文献，从而将研究问题明确化。同时，对研究问题进行他评和自评。即在听取权威专家、前辈、同辈意见和看法的基础上，不断实行自我修正，使研究问题日渐成熟。最后，确定毕业论文选题。
三、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来源与方法
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来源有二，自选题目或导师承担的课题。自选题目具有较大自由度，选题水平和个人生活阅历、研究能力关系较大，呈参差不齐之态。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稳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灵活性。研究生可根据个人情况择优而从。勿论何因，“问题”意识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从琐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选题，取决于自身的人生经验与阅历。“学校-学校”型研究生群体生活经验尤为单一，是不是束手无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对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间接生活经验亦是对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经验的无限补充。个人能够直接感受或认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为广阔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来完成。对“阅读”材料进行“内容分析”“二次分析”来激发“灵感与火花”，获得选题。
四、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选题思维在于怀疑，“问题”意识在于发现。爱因斯坦曾指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当然，怀疑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缜密思考基础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又是新研究的开端。“问题”意识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研究生欲向毕业论文要质量，就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恰当运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加芬克尔“常人方法论”，有助于研究生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根据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养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个人对时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从日常生活中，破坏“理所当然”的常规，发现常规背后潜藏的社会事实。
此外，宜“勤”宜“懒”，“问题”长存。“勤”指遇事勤思考，拓宽思路，训练发散思维，培养“问题”意识。“懒”指大胆创新，学会偷“懒”，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养成创新思维习惯。
总之，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有章可循，“问题意识”是关键。“问题意识”是研究的开端，创新精神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要注意“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创新思维习惯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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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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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review system
作者简介：成龙（1987―），男，江苏泰兴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创业理论研究。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综合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结性成果。有专家倡议，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应“从学位论文的设计、研究与写作到评审、答辩，实行全面质量管理”[1]。近年来，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制度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作者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归纳总结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的方法与程序
学位论文评审是由学位管理部门组织的，受聘专家以通讯、书面或其它形式，对学位申请者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科学评价的具体活动。通过评审，学位申请者本人及其导师可以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意见和建议，丰富和完整文章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学位管理部门，通过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可以了解学位论文的实际水平，并对其质量进行监督，同时作为审批答辩的依据；此外，通过对不同学科的评审意见进行收集、分析、整合，可以找到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提供决策支持[2]。
学位论文评审通常采用“专家评审”的方法，即国际上所说的“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指由该领域或邻近领域的专家以通讯或现场接触的方式，来评价研究工作科学价值的一种评估方式，是国际科技界公认的科学评价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据马莉萍（2005）的观点，论文评审方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1）校内评审和校外评审；（2）定性评审和定量评审；（3）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4）书面评审、网上评审与口头评审[2]。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第三种，即根据评审的方式分为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国际评审是匿名评审的一种衍生评审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审程序一般按照以下五个步骤进行：（1）建立评审标准；（2）提交论文；（3）确定评审方式；（4）选聘评审专家；（5）意见反馈与处理[3]。
二、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的现状
公开评审与匿名评审是国际上并存的两种常见学位论文评审方式。美英等国的大学一般采用公开评审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由导师提出拟参评专家名单，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送这些专家评阅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匿名评审方式，如澳大利亚很多大学，要求博士生在预计答辩前2个月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选定国内外3为专家对其进行评审。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对博士论文也采取类似的匿名评审方式。在我国，自建立学位制度至90年代中期以来，各培养单位一直采取公开评审方式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3]。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公开评审方法实际操作中，评审专家名单通常由导师来确定。这种做法的优越性在于：操作性强、易于聘请合适的专家。然而，这种评审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和论证，暴露出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弊端：一是导师一般聘请熟识或有学术往来的专家，因此评审专家通常会做出高于学位论文实际水平的评价，不利于对学位论文的监督，淘汰制也就更无法实现；二是导师所认识的专家有限，由导师来确定评审专家名单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片面的评审意见既不能反映学位论文的水平，也不能反映指导教师的指导能力[2]。
为了解决传统评审办法带来的弊端，90年代中期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陆续改革公开评审制度，试行匿名评审并逐步扩大匿名评审比例，甚至出现了国际评审的方法。
三、 匿名评审制度的实践与改进
(一) 匿名评审的实践与作用
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分为单匿名评审（又称“单盲审”）和双匿名评审（又称“双盲审”）。单匿名评审是只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和导师的信息是公开的；双匿名评审是同时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的信息和导师的信息。具体操作分为两种情况：（1）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学位论文寄给其它高校研究生院，再由对方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论文派发给本校相关专业的专家；（2）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自行建立专家库，根据专家库将学位论文寄给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2]。
王则温、赵张耀（2009）通过相同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两种不同的评审方式中的评价差异探讨不同评审方式对学位论文评价的影响[4]。结果表明：（1）双向匿名复审大幅度降低了各项评价指标的优秀比例；（2）双向匿名复审使中等及以下的评价比例有较大的提高；（3）评价为较差等级的比例在双向匿名复审和原始评阅中都是极低的。王珞晶、张春元等（2005）对参加普通评阅的博士论文和匿名评审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做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1）匿名评审使论文评阅更加客观、公正、规范；（2）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得到显著提高[5]。
可见匿名评审制度可以有以下作用：（1）避免了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人为影响，提高评阅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2）对提高学位论文水平具有督促作用；（3）有利于管理部门及时了解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2][6]。
(二) 匿名评审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尽管匿名评审制度对解决传统评审制度的问题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实行匿名评审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足点不正确，建立在对学位申请者、导师及评审人不信任的基础上；（2）增加了评审的中间环节，评审的科学性、权威性打了折扣；（3）成本较高；（4）学校对外校专家缺乏联系性和约束性，专家积极性不高 [7]。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措施，概括起来包括：（1）科学建立高质量的匿名评审专家库；（2）制定较为详尽的评价指标体系；（3）健全对评审专家的选聘和监督机制；（4）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李秀兵（2007）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双盲”评审的情况，从学位论文应包含的信息问题、评阅人的确定问题、评阅意见的表达问题和评阅意见的后处理问题等角度出发，分析了问题的表现形式、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8]。
（三）国际评审制度的出现
在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国际化评审也在少数高校中推行开来。论文的国际评审，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选取用外文撰写的学位论文，将其送至外国同行专家进行评审。这种评审主要是充分发挥国外同行专家作用，评审往往更严格、更具体、要求更高，对促进研究生用外文撰写论文、扩大国内研究生在国外的知名度、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国际化评审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时间长、费用高、选聘合适的外国专家比较困难以及学位论文必须用外文撰写等，因此，要想使国际化评审达到预期效果，并能大面积推广，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保障体制和措施。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在组织学位论文评审工作中，大胆地尝试了这种评审方式，其他大学也有涉及[9]。
参考文献：
[1] 吴宏翔,顾云深.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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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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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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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及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大学英语创新教学模式为研究切入点，以二语习得为视角，探究了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实践。“3T”是“Task－based”、“Teamwork”以及“Text－reconstruction”三个单词的缩写及统称;“3T教学模式”指的是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所进行的基于任务的学习活动、小组分工合作活动及第二语言语篇重建活动，三种活动方式通过有机结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目标是:在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构建宏观及微观的社会化语言学习环境，并建构学生与学习任务之间、学生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不同学习任务之间、课堂内外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生态化系统，从而提高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三、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构建
下面，笔者将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第七单元课文《比尔盖茨》为例，全面细致分析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首先，在学习本单元之前，教师要结合学习主题及教学目标为学生布置各项学习任务，并根据任务难度及时间跨度为全班学生合理分组。此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各项学习任务之间在宏观层面上要保持其关联性和系统性。并且，分组学习任务的完成既要注重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的互动，又要促进学生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举例来说，本单元的学习主题及教学目标包括启发学生对成功必备的性格因素进行深入思考及探讨、培养学生对文章整体内容把握及掌握陌生词汇的能力。教师可以此为目标，布置如下学习任务:1．搜集整理关于比尔盖茨的成功事迹;2．各组搜集3至5名成功人士示例并分析成功者必备的性格要素;3．分组学习课文各个部分，并掌握其大意及词汇。其次，通过课前的小组分工合作，各组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并与教师交流问题及心得，课上各组对各项任务成果进行展示并相互评价。通过这样的流程，为学生构建了语言学习的社会化环境，建立了课堂内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体系;另外，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作为课堂各项任务的组织者，应融入到学生的互动合作学习活动中，从而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及技能的获得;此外，学生还可以借助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网络通讯工具，在小组成员之间对学习任务进行探讨，从而形成微观层面的学习体系。此外，通过在课堂上对小组分工完成的相关学习任务进行展示，并对课文各部分的语篇进行重建，能够促进学生探索其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语法知识、语音语调、语篇组织、口语表达等，这样就可以促进小组成员之间持续地交流与合作，包括思考问题、搜集归纳资料、分类整合信息、并且通过第二语言来输出所学到的知识技能来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而整个学习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综上所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与3T教学模式的有机结合，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能够促进学生从多模态立体互动的角度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更真实的互动交流的情景。因此，笔者认为，该模式能够帮助学习者提高第二语言输出的质量，提高学习者语言运用的技能，同时，能够促进学习者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提高。
四、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优势
从上文教学案例来看，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整个流程以特定任务的完成为导线，通过对主题的探究及课文理解的各种活动，引导学生发现、探究、归纳并运用所学知识，思路清晰，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并达到预期效果。首先，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实现了教师角色的转变。从最初教学过程的设定、课前预习任务的布置，到课堂各个教学环节的实施、以及知识的巩固和课后学习任务的完成，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起的是引导者、组织者及帮助者的作用。课前，教师可以通过各种交流平台对学生进行适当分组及预习任务的布置;课堂上，教师通过对各个环节指导学生参与并完成知识的输入与产出;课后，在完成作业任务的环节，师生可以通过交流平台及时反馈教学效果，形成及时高效的师生互动。由此可见，教师的引导角色由单一的传授者转化为积极的引导者，整个流程均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次，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学资源及教学方法的丰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及教学任务选择适当的资源及方法。并且教师可通过明确指导、情景转换、实境实践、互动评价、实用输出等步骤，加强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读写能力、听说能力、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等各项技能的训练及提升，从而有利于学生英语语言知识的输入，并能有效提高其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再次，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多元技能的提升。在完成教师所布置的课前预习任务时，学生需要通过搜集网络及图书资源等途径，向教师提供各种形式的作业，包括文本、图片、视频、配音、歌曲、表演、模仿等;在课堂教学环节，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包括图片欣赏、听力练习、语音模仿、视频赏析、图表分析等各种形式的教学流程;课后，教师会指导学生通过准备口语展示、角色扮演、影片赏析等符号形式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深化理解及运用。学生一方面需要从听觉、视觉、语言、动作等角度对多种模态符号进行识读及分析，另一方面还需要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对符号进行建构，由此提升了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及技能。
篇10
一
1800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这成为文艺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共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以及苏联的艺术社会学。这四个流派，究其理论而言，都清晰地指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即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似乎又都没有说清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正如约翰・霍尔所说：“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主要弱点之一，是不能确定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确切联系。”要确切弄清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首先要从本质上分析。文艺，就其根源来说应属于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因此文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它的各种要素身上都充满了社会的气息，但是，文学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它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存在，需要通过各种中介环节反作用于社会，因而更显现出与社会变迁不相同步的相对独立性。
二
中介，指的是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两极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中介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他在《逻辑学》里说:“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他认为作为事物之间联系环节和事物转化、发展中间环节的中介，是普遍存在的。的确，在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就大量存在着这种中介因素，因此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线性因果关系，从而构成了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
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诸种中介因素之中，审美心理是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中介之一。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性的审美实践活动，是一个主体全身心参与的过程，在整个审美活动过程中发挥效能的主要机制就是心理因素。
审美心理，即人在审美实践中以审美态度感知审美对象，从而获得审美体验的心理过程。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和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通过情感、想象等因素促使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品味及审美经验创作出具有自我独特风格的作品；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则通过感知、理解等因素，对审美活动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取舍，以丰富自我的审美经验。就审美心理的产生而言，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他们的审美心理都是社会性审美实践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内容在思想领域形成的心理准备，这包括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因素。
三
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是各种审美心理要素彼此交融制约、综合作用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审美心理“三要素”：感觉、情感、理解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
审美感觉因素。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里对人的审美感受有一段论述：“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由此看来，审美活动是人的本质能力，而审美感受则是人在此社会性活动中的最初表现。人们往往通过审美感受对审美客体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审美感受直接推动着文艺实践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审美情感因素。人是一种情感动物，拥有“七情六欲”。心理学上说，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往往关于物质生活，因而带有功利性、欲望性，而审美情感虽以日常生活情感为基础，却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审美情感非关审美主体个人的切身利害，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需要，因此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关系和物质上的功利追求，蕴含着更为公正、深刻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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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人学生心理问题概述
成人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社会对成人教育的漠视，对成人学生的淡然，已逐渐成为阻碍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成人教育对象的成人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心理问题愈发严重，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与研究。成人学生心理问题颇多，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卑感、冷漠的人际关系、消极的人生态度三个方面。
1.强烈的自卑感
成人学生大部分都是高考落榜生，与考入普通高校的学生相比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说是出于无奈才接受成人教育的。为此，他们普遍存在着自卑感，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缺乏自信。加上家庭的责难、社会的歧视，让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如他人，一无是处，于是自暴自弃，得过且过。
2.冷漠的人际关系
成人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其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异，家庭条件不同。在与别人交往时不主动、过于羞怯，过多地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言行极端压抑。同时，很多学生与网络为伴，沉迷于网络游戏，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与现实中的同学交流甚少。
3.消极的人生态度
成人学生由于强烈的自卑感，失去了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与决心，缺乏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意志消沉，缺乏上进心，对未来一片茫然。不仅在学习上不努力，在人际关系上也缺乏主动与人沟通，在业余时间更是无所事事，生活单一且无任何意义，总而言之，成人学生消极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情，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更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二、成人学生心理问题溯源
探究成人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缘由不难发现，影响成人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很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成因。但就具体而言，主要有学生自身、学校和社会三大因素。
1.自我认知的偏离
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可以得知，人们对他们的能力水平和态度做出正确的准确评估需基于两点。其一，在缺乏直接的自然标准时，人们通过与他人比较进行自我评价；其二，人们应将自己与相同水平的人进行比较。然而成人学生的自卑感源于同普通高校学生的比较，甚至是普通重点高校的学生比较，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寻求的比较对象就是错误的，同时社会比较理论的比较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更是获得自我强化、自我进步的一种途径。因此成人学生在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目的应该是认清自己缺点，吸取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卑、消极的逃避。
2.学校关怀的缺失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目前，很多普通高校把成人教育学院仅仅当着一种创收的手段，忽视了对成人学生的细心呵护。缺少了学校的人文关怀，成人学生就像没爹没的孩子，成人学生至进学校后，学生的日常管理、教学管理等一切由成人教育学院负责，学校几乎不予过问。由此可以看出：在成人学生与全日制统招学生之间，学校给予学生的关怀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差距体现出的是教育的不公平、学生的不平等。学校关怀的缺失让成人学生难以找到归属感，在一个缺乏温暖的集体中冷漠、孤僻等心理问题便产生了。
3.社会偏见的误导
偏见是对一个群体或个人的一种评价，它包括对圈外群体的负面态度和对圈内群体过于积极的正面态度。同时，偏见具有广泛的破坏力，如：人们对一个人所属群体的偏见会影响他们对这个人的评价。在社会的大家庭中，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是不正规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是汇集为拿文凭的在职人员、学习成绩较差的落榜生的场所，于是在社会中时常听到对成人教育的质疑声和披露声，一系列关于成人教育替代论、消亡论的陈词滥调甚至在学术文章中也经常可见。社会的偏见导致的不仅是对成人教育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对成人学生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伤害。诚然，成人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比普通高校的学生成绩要差，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但是绝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全面否定成人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成人学生中也有相当多素质较高、能力较强、具有个性特长的有上进心的学生。
三、成人学生心理问题解码
相关实践证明，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解决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学生自身、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完成。 转贴于
1.学生正确认识，重塑自信心态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让学生彻底走出心理阴影，还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让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全面地剖析自己，正确认识现状，重塑学习、生活的信心，引导他们从不同的途径走向成功。
围绕培养学生自身的信心，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自我定位，树立学习专业的信心。要让学生充分认识、了解、审视自己，了解其优劣势，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从而依据“克己之短，扬己之长”的原则学自己喜欢的课程，做适合自己的事情。这样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优势，保持乐观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其二，自我表扬，树立实现价值的信心。人自身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因此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审视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每一次的挑战。在经历每一次挑战时，给足自己信心与掌声，让自己充满激情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三，自我规划，奠定实现成功的信心。美好的憧憬、百般的无聊、无奈的悔恨、极度的茫然是大学生们一般都要经历的情感变化，是对大学生活感知的结果。刚进大学时的好奇心让其对大学生活有了美好的想象，熟知大学生活后的他们开始欣然接受自由大学给他们带来的无聊与空虚，一直到后来的悔恨和茫然。不妨追问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斗志？不难发现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因此，为学习制定计划，为生活设计颜色，为人生设定目标，是当今学生们逃脱落入俗套的重要方法，更是成人学生实现成功的必然选择。
2.学校倾力关注，构建平衡心理
成人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培育了众多人才，更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难以衡量的贡献。然而，受社会传统偏见和思想误区的影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受到了国家的“特殊待遇”，成人学生遭受了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成人高等教育沿袭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学籍管理、班级管理和课程设置等，针对成人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学校并未对此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很多学校就算制订了规章制度，但都是形同虚设，没有严格执行。同时，对成人学生更是缺乏人文关怀，学生没有安全感，没有体验到家的感觉。然而，再放眼看看学校对统招学生的态度，这种两重天的待遇不得不让成人学生感到失望，由此产生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为此，学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导向，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成人学生。具体做法为：第一，将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统一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成人教育不是学校创收的手段，而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的场所，其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为此，成人教育的发展应列为学校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第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成人学生可以选择统招学生所学课程并和他们一起上课，经考试合格者学校承认其所修学分。第三，成人学生享有与统招学生相同的参加学校课外活动的权利。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成人学生同样有权利参加。这样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更为他们提供了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机会，更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公平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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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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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文科专业，它需要学生具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能以及文理交融的专业知识，该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具有使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以及专门的社会学知识进行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了实现该培养目标，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指导性专业规范”中提出了相应的专业教育内容和知识体系总体框架，而其中包括了专门的实践教学和训练，具体有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调查与研究、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以及专业实习，这些实践教学内容具体都由各高校的社会学系自己设计并实施。本文以华侨大学社会学专业为例，探讨如何进行实践教学方案的设计，并在融入社会学干预理念的基础上，实现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目标
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是为了满足培养方案的需要，培养出能够达到培养目标的专业人才。因此，实践教学方案的设计目标是建立起能有效培养学生相应能力的实践教学体系。这样的体系应同已有的理论课程体系有机结合，着重培养学生使用基本知识和方法技能的能力，包括使其能具备一定的观察社会、分析社会的能力，具备提出问题、设计问题、解决方案、应用方案的专业技能。该目标的定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意义。首先，在培养方案中设置实践教学环节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培养目标，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根据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参考意见，设置一定量的实践教学内容是开设社会学专业的基本要求。目前华侨大学的社会学专业已设置了必要的实践教学内容，但需要进一步的统筹优化，并对实践教学进行适当的改革。其次，现行的社会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内容应该适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完善、补充、优化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实践教学环节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才能使学生综合运用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得到有效锻炼，才能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二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思路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可行的思路。针对社会学专业的特点，我们认为设计思路是：首先，要确定不同环节的实践教学内容该如何设计；其次，搞清诸环节的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再次，统筹诸环节实践教学的衔接方式；最后，将该方案整体用于教学实践并接受反馈以做出相应调整。此外，为了保证实践教学方案能够有效实施，也需要对现有的课程体系（理论讲授为主的课程）提出改革优化方案，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效结合，而这种优化方案需要符合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参考意见，并且也符合本专业目前的实际教学条件。
三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理念
社会学实践教学方案设计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清晰的设计思路，但仅遵这些设计原则并不够，还要有核心设计理念，是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的灵魂。该项设计原则是以往教学改革，特别是实践教学改革不太提及的，但这一点很重要。有了理念，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的具体内容才能具体实在而不流于形式。结合社会学专业特点及社会学理论，我们提出将“社会学干预”作为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的核心理念。
何谓“社会学干预”？它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图海纳在其著作《行动者的归来》中提出不同于功能主义的观念，即个体所具有的主体性使其不再是被决定的个体，而是可通过自身的社会行动来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时代。那么个体如何发挥这种作用呢？图海纳提出了行动社会学的方法，即社会学干预（或翻译为“社会学式介入”）。这一方法对我们进行实践教学方案设计有极大的启发：首先，“行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社会学研究中传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它本身就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还是一种改变社会的方式，一种帮助我们产生社会知识的途径。以往我们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主要目的就是收集跟某个社会问题有关的数据或资料，然后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虽然有时也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社会学专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这种认识是同传统的社会学观念分不开的，社会学研究讲求客观、价值中立，所以并不强调社会学者能做什么，或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什么。而“行动社会学”的思想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学研究的认识，非常契合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理念。其次，可获得真正的社会学知识，或者说认识到社会学知识的真正起源。学生在进行社会实践时，通过使用已学的方法收集资料，通过使用已学的理论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学生只是套用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再次确认或否认书本上的知识，事实上并没有发现新的知识，从而也就无法真
正实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因为分析并解决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行动社会学”的方法告诉我们，社会学知识不仅是或者根本就不是社会学者的工作成果，它其实是社会学者与社会行动者之间共筑的结果。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以往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内容设计。
四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内容及体系
在明确方案设计目标，理清方案设计思路，并找到有效的方案设计理念之后，可开始设计实践教学方案的具体内容并使其形成体系。这里体现出实践教学方案设计思路的三个方面：（1）搞清诸环节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2）确定诸环节的实践教学内容设计；（3）统筹诸环节的实践教学衔接方式。
1.诸环节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
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专业规范”中提及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调查与研究、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以及专业实习是实践教学的五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首先，社会调查与研究注重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重在锻炼学生综合使用社会调查方法、数据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能力，它是整个实践教学的基础性内容。其次，在掌握基本能力后，学生进行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在此过程中检验其掌握已学技能的实际水平，并发现和总结出现的问题。再次，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应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通过论文写作，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培养起来的，并为后续的专业实习奠定能力基础。最后，学生在专业实习中综合应用实践教学中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在教师的引导下反思实习过程。可以说，上述五个方面的实践教学能满足社会学类专业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它们构成了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
2.诸环节实践教学的内容设计
实践教学的内容设计需要达到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的目标，而且要能体现出实践教学方案设计的理念。目前华侨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包括两次各为期4周的社会调查、学年论文、各为期12周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四个主要环节，另有不占学时的寒暑假期间的社会实践。在设计这些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时，我们尝试将社会学干预的理念融入其中。
第一，社会调查的设计安排。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固有的实践教学内容，它是最基本的实践教学形式之一。我们共安排了两次各为期四周的社会调查，它们担负着不同的功能。第一次社会调查安排在第四学期，学生主要将《社会研究方法》中所学的调查研究知识和技能用于实践，侧重于定量调查方法和技术的练习。调查的主题原则上由指导教师统一安排，学生需要根据既定的主题拟定调查问卷并利用问卷收集资料，然后尝试进行统计分析，鼓励学生将数据分析结果写成调查报告或小论文。第二次社会调查安排在第六学期，侧重于定性调查方法和技术的练习。调查的主题仍由指导教师拟定但不指定，学生可从中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学生要根据选定的研究主题拟定访谈提纲，还要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进行个案访谈，最后要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写出分析报告。两次社会调查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路径，这样安排可保证学生得到全面、系统的社会调查练习。需说明的是，两次社会调查的时间安排既考虑了两次调查练习的难易程度，也兼顾了课程教授的实际。学生在学习完《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应用》后从事定量调查练习，学完《定性研究方法》后从事定性调查练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第二，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的设计安排。这一环节属于全校性的素质教育内容，需我们结合社会学专业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学生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自主选择社会实践和服务的主题或领域，根据需要选择人员组成团队来实施。我们鼓励学生将实践和服务结合起来，突显社会学干预的理念。如学生选择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这个主题，可选定若干个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以收集所需的资料，然后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的资料分析方法找出问题，最后就本次调查对象所出现的问题尝试给出解决方案，并身体力行。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研究对象的现状。这个环节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也磨炼了学生的身心意志，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第三，研究论文的设计安排。该环节包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学年论文安排在第七学期，由学生自主选题，按照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撰写。此时的学生已完成了两次社会调查和一次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具备了初步的实践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培养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撰写学年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为了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的研究步骤和写作要领，我们特别开设了专业选修课《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本课程通过对范文的评析以及适当的写作实践，使学生逐步了解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论文写作的兴趣。而且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还可帮助学生将已学的理论类课程、方法类课程、数据统计分析等课程知识打通，形成统一整体。学生在修完该课程后撰写学年论文，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学生可选择学年论文的主题及研究方式，但我们要求学生进行实证研究并写作论文，因为社会学的学科特征就是实证性，而且只有撰写实证分析类的论文才能真正锻炼学生全方位的研究技能。毕业论文虽然也是撰写学术论文，但它与学年论文的定位不同。首先，它是“命题作文”。学生只能在指导教师给予的论文主题中选择，这样就增加了研究和写作的难度。其次，它的要求更高。它是检验学生掌握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重要环节，学生只有在达到毕业论文的既定标准后才能获得学位。可以说，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反映了学生研究和写作能力的不同阶段。
第四，专业实习的设计安排。设置专业实习的目的是检验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并为就业做好准备。学生可自主选择适合的实习机构，也可以在学校统一安排下进行实习，但都要按照拟定的实纲和实习计划施行。学生可从事咨询和公关策划、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市场调查、媒体编辑与评论、社会组织工作、社区工作等领域的实践实习。在该实践教学环节中，我们仍然可以融入社会学干预的理念。专业实习不同于单一的社会科学研究，除了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外，还要尝试找出可能的问题解决之道。在此过程中，社会学干预方法可得到很好的应用和发挥，且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可尝试寻找可行的社会学干预途径。
第五，其他实践教学的安排。除了上述几项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教学内容外，我们还积极利用“第二课堂”进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这些科技项目或比赛可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实践感”，学生可获得一定的研究资助，且通过比赛的形式，可激发学生投身学术研究的热情。适当利用好课外比赛的机会，既是锻炼培养学生能力素质的机会，也是检验学生实践能力的试金石。
3.诸环节的实践教学的衔接方式
在搞清诸环节的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不同环节的实践教学的内容设计后，我们可统筹优化诸环节的实践教学的衔接方式。第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衔接。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理论教学的延伸，为了实践教学有效开展，在理论教学方面要做好相应的课程设计。第二，课内教学与课外比赛的衔接。课内教学的目的在于技能的掌握，而课外的学生项目和比赛是最好的应用场合。第三，调查研究与实践实习的衔接。调查研究重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实践实习还需在此基础上解决问题，强调社会学干预理念。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衔接，社会学诸环节的实践教学可以成为有机的整体，发挥出良好的人才培养效力。
五 实践教学方案设计效果
通过对现有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和体系的调整、优化，我们重新设计了实践教学方案。该方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应用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能够真正有所收获，能够将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技能用于实际。在社会调研、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上的表现有较大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较大提高，学生应用专业知识的信心也有所提高。学生能够积极参加课内外的学术比赛活动，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如我专业的学生获得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福建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和优秀奖，这就充分证明了这套实践教学方案的有效性。当然，实践教学方案的设计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还需要根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市场需求的调整而调整。此外，实践教学方案的设计要重视设计理念的融入，我们认为社会学干预的理念对社会学专业来说恰如其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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