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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二、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路径
(一)技术模仿的路径。技术可以通过模仿和示范产生溢出效应。珠三角生产规模较大的本地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加工贸易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示范效应下，通过学习、模仿和竞争，逐渐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竞争对手。美的、科龙、格力就是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跟踪跨国公司的技术，经过模仿和创新，不断提高家电业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
(二)配套生产的路径。发展珠三角配套产业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实现技术外溢的直接渠道。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产品本地化水平逐步提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珠三角已集聚了5万多家电子信息企业，打印机配套率达91％、PC机达80％、激光视盘机达64％，稳压电源达53％、计算机主板及功能板达41％。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级的IT业制造基地。不少与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为外资厂提供配套加工零配件的本地企业，在加工配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以及市场营销网络，由“配角”地位逐步转化为市场的“主角”。
(三)人才流动的路径。在通常情况下，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当地化比例越高，流动性越强，向内资企业流动越多，技术外溢效果越好。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是珠三角取得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形式。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聘用了当地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普通的员工，实际上就是间接地向珠三角提供技术转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不少人在加工贸易企业积累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成为自身创业的重要资本。昨天的“打工仔”，今天成为大大小小的“老板”，在珠三角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珠三角地区提升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启示
(一)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珠三角地区的经验表明，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后进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和技术赶超的关键所在。没有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础上的模仿创新，该地区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长期停留在低技术、低层次的水平上，只会强化经济发展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性，这样虽然可以使某一地区的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但有可能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加工贸易企业人走楼空，最终导致经济出现“空心化”的现象。
(二)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根本途径是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以技术垄断为前提，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成熟性技术。不论处在全球化生产链条的哪个环节，从事加工贸易的东道国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也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即使位于核心的产业链条，依靠核心技术的转移与溢出也是十分有限的。进入21世纪，珠三角人发现，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向国内转移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但真正核心、领先的技术是绝对不可能转移的。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个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一种办法，但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最终还得靠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
(三)开展深加工结转是实现技术溢出的有效方式。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下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据统计，目前珠三角七成加工贸易企业采购配套以深加工结转的方式实现。在全省IT、计算机和家电行业中，80％以上的手机部件、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和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内实现配套。
(四)产业集群的形成是技术溢出的有效载体。仅仅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成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并获得更多的技术转移和后向联系，才能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和加工贸易利益，否则，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时就是加工贸易利益丧失之日。加工装配产业是无根工业，即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日，就是加工装配产业转移之时。如果不能在加工装配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素养的产业大军，现时加工装配活动中所得收益将会随着加工贸易产业向外转移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该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即使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外转移，本地仍可通过向增加值相对较高的前向或后向生产环节转移，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继续分享加工贸易利益。
(五)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是实现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亮点。民营企业不仅有与大型加工贸易企业配套生产的强烈愿望，而且初步具备了接受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能力。灵活的经营机制有利于民营企业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并通过与跨国公司的配套互动，逐步上升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环节。民营企业与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不仅能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能促使加工贸易落地生根，使“候鸟经济”变为“榕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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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珠三角两地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情况分析
两地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无论是从总体规模还是外资企业的角度考量，都呈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中长三角尤其明显，2005年长三角的机电产品出口与外资机电产品出口双双超越珠三角。两地的机电产品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也呈快速上升趋势（EXJ/EXM）。珠三角EXJ/EXM指标额在2000年之后发展势如破竹，1999年超越50%，2001年突破60%，2005年突破70%，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点71.96%；长三角在2003年、2004年连续突破50%、60%，并在之后的6年中指标额一直保持60%以上的水平微幅增长。机电产品在两地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据了较大份额，是拉动两地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主力军。
指标EXJf/EXJ代表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与该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由该指标可以判断外资企业对于该地区的机电产品出口的贡献率，进而可以推测外资对当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贡献率。两地EXJf/EXJ指标的发展与前一个指标并不一致：长三角的外资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要大于珠三角，且发展较为迅速，2002年突破70%，2007年、2008年相继突破80%、90%，2009年为历史最高点达到93.32%；相比之下，珠三角的机电产品比重发展趋势较为平缓，总体比重在65%左右浮动。总体来说，长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中，外资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而珠三角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机电出口总比重较为稳定。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出口倾向大于珠三角，长三角FDI对于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贡献较大。珠三角外资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虽占据较大比例，但并非全盘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两地出口贸易结构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珠三角外资企业出口结构更为多元化，而长三角外资企业出口结构相对单一。
二、长三角、珠三角FDI与机电产品出口实证分析
考虑到时滞问题，以及变量的平稳性，本文选取、
分别代表机电产品出口额、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以 为被解释变量， 构造机电产品出口与FDI的模型。同时，设机电产品出口与出口总额的比重为，设外资机电产品出口额与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以 、 为解释变量，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出口结构模型。
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机电产品出口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模型
（机电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各变量与外资存量的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效益对于机电产品出口的规模以及结构的影响作用比较大。经过ADF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差分之后为平稳序列，可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珠三角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1）
LNEXJ = -12.3559 + 1.7243*LNFDIC(-1)
（-7.3862） （16.9976）
R2=0.9569ADR2=0.9536F-statistic=288.9197
珠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2）
LNEXJF = -14.2381 + 1.8138 *LNFDIC(-1)
(-7.0793) (14.8714)
R2=0.9444ADR2=0.9402F-statistic=221.1588
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3）
LNEXJ = -17.13251 + 1.9911*LNFDIC(-1)
(-10.1535)(9.6128)
R2=0.9697ADR2=0.9672F-statistic=384.6649
长三角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4）
LNEXJF = -20.5856+ 2.1822*LNFDIC(-1)
（-11.9032） （20.9731）
R2=.9734ADR2=0.9712F-statistic=439.8741
方程1、2、3、4的调整拟合优度分别为0.95、0.94、0.96、0.97，变量对方程的解释程度较高。方程自由度均为12，各方程F值均大于FO.O1(1,12)=10.04，说明以上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方程解释度较高。方程解释变量LNFDIC的t值均大于
tO.O1=2.68，变量99%水平下显著成立，可以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方程1、3的自变量系数为1.72、1.99，该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分别对于两地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说明珠三角地区FDI存量对于机电产品的出口弹性分别为1.72，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拉动1.72个单位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长三角出口弹性略高于珠三角，每增加一单位的FDI累计额能拉动1.99个单位。
方程2、4的自变量系数为1.8138、2.1822，该系数代表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对于两地外资机电产品出口的弹性系数。经济意义可解释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就能分别带动珠三角1.81个单位、长三角2.18个单位的外资企业机电产品的出口。
珠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与FDI回归方程如下：（方程5）
Y = 0.3674 + 1.4228*FDIC(-1)
(11.8315) ( 8.0478)
R2=0.8328ADR2=0.8199F-statistic=64.7676
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与FDI回归方程如下：
（方程6）
Y = 0.3467 + 8.6262*FDIC(-1)
（10.2362）（5.7034）
R2=0.7305ADR2=0.7080F-statistic=32.5293
方程5、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3、0.73，方程解释优度相对前四个方程较差。方程自由度为12，两方程F值为64.76、32.52，均大于FO.O1(1,12)=9.33，方程总体线性关系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tO.O1=2.65，方程5、6的变量在99%水平下显著成立，可以用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自变量系数分别为1.4228、8.6262，该值反映截至上一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对于两地出口结构（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影响程度，可以理解为出口结构优化的效度系数。经济意义可解释为珠三角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使出口结构优化1.42个单位，即珠三角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1.42个单位；长三角地区每增加一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便能使出口结构优化8.6个单位，即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8.6个单位。
在机电产品总体出口规模以及外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规模上，FDI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两地的作用都呈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小岛清的投资出口互补理论。在出口结构优化程度上，虽然都呈正向效用，但长三角珠三角呈现了较大的差异性。长三角FDI出口结构优化效度系数为8.6远高于珠三角的1.42。外资存量对于长三角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的增量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结合前文机电产品出口规模描述性分析，两地出口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长三角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以机电产品为主，该地区近年来外资行业投向一直聚焦于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制造业；珠三角的高技术、高资金密集的产品结构相对趋于多元化。根据珠三角地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作为高技术、高资金密集产品的代表逐渐成为了珠三角出口的主力军之一，2000年其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比重为19.23%，2009年达到了39.59%，其中75.58%的出口份额是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拉动。虽然两地的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都占据较大比例，不能否认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有一部份是出于加工代工的电子组装产品。但从两地外资行业投向进行分析，两地的区别显而易见，珠三角外资有一个全新的投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1995年外资额为442万美元，2009年飞跃至66764万美元，十五年间增长了150倍之多，珠三角FDI的行业投向直接地影响该地出口结构，而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外资投向分析中，此项目的FDI投入金额很少。由此可见，在珠三角的出口结构中，除了传统的机电产品，还有一股新生代的出口支持力――高新技术产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该地的出口结构的起到了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优化与升级作用。
长三角、珠三角两地FDI对于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致的正向推动促进作用，其中，外资的投入、外资企业的设立对于出口的规模的扩大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长三角出口结构中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种类相对单一，而珠三角显得更为丰富多元，高新技术产品已经成为了珠三角地区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之一。珠三角地区在引资政策的健全与完善、引资环境的创造、"质""量"并重的引资战略高度都值得长三角地区的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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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大学毕业论文；现状研究；问题；对策
一、引言
大学毕业论文的写作，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价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关于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如，论文的选题、摘要的写作与翻译，关键词的提炼，论证的过程、语言表述等等）已受到很多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因此，本文无需重复讨论此类的问题。在连续几次毕业答辩中，笔者发现商务英语大学论文关于现状研究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很有必要在此提出并加以讨论，以引起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注意，避免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犯同类错误。
二、商务英语大学毕业论文关于现状研究的几个常见问题
（一）对“现状”这一概念的模糊和错误认识
首先，什么是现状研究？所谓现状研究，就是对当前的某一现象状况分门别类，离析出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主线，并以此解决问题。[1]可见，现状研究的时间段应当是“当前”。然而，怎么理解“当前”这一概念呢？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当前”，是指“近期的时间概念，视野范围内的时空阶段。[2]可见，现状研究，应当把时间段放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具体地讲，就是近一年内。然而，有些学生将现状研究的时段放在了十几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恰恰缺少近一年（即，2016年）的数据。例如，有一学生以“珠三角外贸企业的现状研究”为题，然而，该生追溯了珠三角企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的大约三十年的外贸发展状况，恰恰缺少近一年的数据和事实。显然，这不是现状研究，而是历史研究。又如，有一学生以“中国电子商务存在的新问题及对策”为题，其实，这也属于现状研究。然而，该论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却是中国电子商务从开始至2012年前后这段时间，而最重要的近一年（即2016年）的数据却被完全排除在外。当然，还有学生将现状研究的时间段放在“历史”和“现在”两个阶段。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之所以犯这种致命的错误，是因为学生对“现状”这一概念存在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但也有学生是因为一时无法收索到近一年内的相关数据和事实，就只好用历史数据来充当近期数据了。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混淆“现状”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不能用“历史数据”来代替“现状”
（二）对“特点”、“优点”、“缺点”、“存在问题”
这四个概念的混淆在现状研究中，我们常常是通过对某一事物近期数据和事实的分析，得出该事物现在所具有的特点、优点、缺点，或存在的问题。然而，很多学生分不清“特点”、“优点”、“缺点”、“存在问题”这四个概念。所谓“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特点就是与众不同。任何物质都有其自身的特性，也有同其它物质所持有的共性。比如同样是人，有的语速快，有的语速慢，有的个性张扬，有的个性谦和，比较之下，都是一个人的与众不同，在某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与众不同，就是特点。[3]所谓“优点”，是指人的长处、好的地方，其与缺点相对。优点是与同类事物作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重点在于更优秀、更好。[4]所谓“缺点”，是指人或事物的短处，欠缺之处，其与优点相对。缺点是与同类事物作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重点在于认清自身不足而尽量改之。[5]所谓“存在的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指“需要解决的矛盾、疑难、麻烦”通过对这四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点不一定是优点或缺点。特点是不同于其他事物之处。但是，有些学生，在分析现状时，却习惯于将事物的某个特点归于优点或缺点。例如，上文提到的“珠三角外贸企业的现状研究”一文，该生将“珠三角企业GDP增长速度减缓”这一特点归入到“缺点”这个范畴。显然，这是不对的。珠三角企业GDP增长速度减缓，只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的，或相对于以前而言的，只是它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或必然结果，既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从某种角度来讲，这可能还是优点，因为，这符合“软着陆”的原则。但是，该生却盲目将这个特点归入“缺点”这个范畴，显然，她混淆了“特点”与“优点”、“缺点”之间的区别。同理，“缺点”不能等同于“存在的问题”。前文已经指出，所谓“存在的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指“需要解决的矛盾、疑难、麻烦”。事实上，“缺点”是导致“存在问题”的部分原因，除了“缺点”，外部环境的恶化也可能导致企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缺点”归入到“问题”这个范畴，而应当分析，这些缺点是如何导致问题的。但是，仍然有学生，误以为，缺点就是问题。例如，企业技术不够先进，这是一个缺点，但是，这个缺点并不必然导致问题。因为，这样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技术不够先进的劣势，生产一些低端产品，来满足低端市场的要求。
（三）“外贸企业”与“企业外贸”——专业知识或概念的混淆
仍以“珠三角外贸企业的现状研究”一文为例。按照该论题，论文应当论述分析珠三角地区专门从事外贸的企业的现状。然而，该生在文中阐述的却是珠三角地区各行各业的从事生产的企业在外贸活动方面的情况。显然，“外贸企业”与“企业外贸”两个概念被混淆了。“外贸企业”是指“专门从事外贸活动的公司”，这些公司一般不从事生产活动，他们的业务是组织货物（或服务、技术等）的进出口，通过差价从中谋取利润。而“企业外贸”是指各行各业从事生产的企业对外进行贸易的情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体系以来，珠三角地区及中国其他地区专门从事外贸的企业或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小，特别是随着中国跨境电商的兴起和发展，这类外贸企业已大大地猥琐，相反，企业的外贸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对策
（一）加强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教学
本文所谈及的三大问题，其中前两个都属于基本概念的问题，属于普遍性问题。这类问题不仅存在于商务英语专业的毕业论文中，同时也存在于其他专业的论文中。学生对于这些基本概念（如，“现状”、“特点”、“优点”、“缺点”、“问题”等），往往自以为是理解的、清楚的，而实际上却是模糊的，或是想当然的。我们往往因为对自己太熟知的东西（或概念）缺少思考，而造成对它们的错误的认知。因此，我们应当在商务英语专业中开设毕业论文写作课程，加强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教学，并将此类涉及基本概念的共通问题纳入教学中，以避免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时屡犯此类错误。
（二）加强专业课程的教学
本文所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属于商务英语领域里的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外贸企业”与“企业外贸”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应当在相关的专业课（如，外贸实务、电子商务等）的教学中呈现出来。同理，其他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如，“电子商务”与“移动商务”、“互联网”与“物联网”等概念的差别，都应当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得到解决，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以避免学生在论文基本完成时，甚至在毕业论文答辩时，才发现此类错误。这类错误，往往不属于局部错误，修改的难度很大，是论文的硬伤。
（三）加强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
毕业论文的指导，是高校教师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只有加强对毕业论文的指导，才能避免学生犯基本概念的错误，以及其他涉及论文全局的错误。教师应当对学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进行指导，从选题、开题报告、初稿、中稿到定稿，把握好每一个环节。教师不要过多地检查论文中语言表达的错误，因为此类错误容易修改，它并不影响论文的全局，即使放在论文写作的后期修改，都不影响论文的进程。教师应当重点检查论文是否存在上文所谈及的基本概念上的严重错误及专业知识或专业概念的错误，尽可能杜绝论文出现难以修改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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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角并购，通常是指某外国收购企业首先在东道国设立、组建一家全资子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全资子公司以母公司股票置换的方式并购东道国的目标企业，最终成为被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由于在其交易过程中涉及到三方，故被称之为三角并购。此前，日本外资收购法并不允许外国企业直接收购日本国内企业，然而，自1997年5月1日起，经过日本政府的长期努力终于解除了旨在防止外国企业通过“三角并购”的形式对日本企业实施并购的禁令。解禁的因：相关数据表明，在日本只有11%的收购是来自外资公司并购本土公司的，而这一比例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是最低的。 [1]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策略师Kathy Matsui在近期的一份并购报告中也指出：“现今应当加强日本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加快促进日本国内行业的整合，使建筑、化工、零售和餐饮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提高公司的定价能力，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2]长久以来，欧美经济界尤其是那些希望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来实现支付收购的公司，一直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三角并购实施解禁。因为这样一来：外国公司可以免于使用大量的现金，被节省下来的现金既可以用来研发工作，又可以从事生产性活动；收购公司可以避免企业由于收购资金不足而向其他机构贷款所支付的高额利息；通过股票支付收购的方式还可以使那些股价与权益比高的外国公司从自己较高的股票价格上获益。
二、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影响
（一）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第一，与一般的并购和合并经营方式一样，三角并购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还可以利用企业现有的稀缺资源，充分调动企业间的人力、物力、信息、资金等经营资源，使其产生更高的附加价值，从而推动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经济新闻》4月30日发表社论指出，2005财年（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日本上市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为3.1％，低于同期美国企业的4.7％；2006财年（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日本上市企业的股东资本利润率为9％，低于美国企业的16％。 上述数据表明，日本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较欧美企业相比仍然较低。[3]除此之外，当今日本还面临着人口减少、老龄化日益严重等诸多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在此背景下，加快企业整合、重组的步伐，增加企业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便成为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重要途径。
第二，三角并购可以使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更加顺利的进入日本，并将为那些希望被收购的日本公司提供新的工具。那些希望通过并购来实现业务增长的日本企业还可以通过三角并购解决收购交易中的财务问题。因此，三角并购不仅有利于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股东权益，还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着积极地影响。
（二）三角并购解禁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第一，三角并购解禁可能会对日本的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欧盟相比，日本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方面还显得不够完善。现行的日本外国贸易法规定，对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相关企业必须事先向财务省等相关政府部门申报并接受审查，但审查对象仅限机、军火、核能、电力、煤气等行业。许多专家认为，这样的力度并不够。
第二，三角并购解禁会给恶意收购创造机会。恶意收购通常是指收购者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购买、炒作被收购公司的股票，来转嫁、逃避其经济责任或从中赚取高额的股票差价。由于这种收购公司多为空壳公司，本身没有实体业务和实质上的资产，所以收购后不会考虑被收购公司的长期经营管理及人才培养。更为严重的是，在漫长的收购过程中，收购者会在股票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很可能会使股票暴涨，引发股市的大幅波动。又由于三角并购的特点就是子公司可以通过母公司的股票来换取被并购企业的股票来完成收购，因此一旦发生恶意收购，其对日本国内公司或是日本股市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三、日本针对三角并购解禁所采取的对策
（一）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对策
为了使三角并购解禁能够顺利的进行并有效的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日本政府还提供了三角并购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简称cgt）优惠。日本经济新闻3月28日的报道指出：“对于外国企业为透过三角并购的方式并购日本企业而设立的公司，日本政府计划提供递延课征资本利得税的优惠。若外国企业通过网路或电话进行行销或广告，并与日本被并购标的间存有部分业务合作关系，则财务省将认定外国企业在当地的事业单位可同样适用递延课税制。” [4] 资本利得税也称资本收益税，它通常是指对纳税人出售或转让资本性资本而实现的收益课征的税，即通常理解下对低买高卖资产所获收益的征税。这种优惠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外国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外国企业也主张并购制度若要成功，则递延课税势不可免，否则被并购企业的股东续以现金支付资本利得税。
（二）日本针对三角并购解禁所采取的防范对策
一直对三角并购解禁持否决态度的，代表诸多日本蓝筹公司的商业协会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nippon keidanren， 简称日本经团联)表示，为了防止外国大公司利用这个机会对日本重要的优质公司进行恶意收购，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日本经团联将解禁推迟了一年。而在这期间，日本本土企业纷纷制定防御对策和计划（如回购股票，摊薄股权等措施）以保护自己免遭收购。据公司治理咨询机构institutionalshareholde
rservices估计，从2005年3月开始，已有200多家公司采取了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截止到新法实施前，可能还会有300家公司采取这一措施。[5]
参考文献
[2]andrew morse.法律调整或将激活日本并购市场[j].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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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6年，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5％。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增长62％；服务贸易逆差88亿美元，下降6％；收益顺差118亿美元，增长11％；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增长15％。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84％。其中，直接投资顺差603亿美元，下降11％；证券投资逆差676亿美元，增长12.7倍；其他投资顺差133亿美元，上年为逆差40亿美元。200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截至2007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2万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至1990年开始，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将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内外经济情况分析，不难发现当前经济内外部失衡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论文大全。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经济。
2、 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率。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的缺口，加之金融体系不发达，我国居民和企业都被迫过度储蓄，而资本市场的落后使得储蓄无法通过其它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
3、 外资政策的扭曲。我国各省、市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与重复建设，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例，其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70%，不但是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迅猛发展。原来亚洲设在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同时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保持“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导致其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后者再通过输出资本弥补了发达国家国内储蓄不足，这种格局可能还将持续。
除此之外，我国宏观经济前景看好、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际流动性过剩等问题都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这种不合理结构的原因。这种体制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对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进行深层次的结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落脚到FDI的引进和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
二、FDI流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FDI（对外直接投资）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从1979-2004的25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000亿美元，F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由于对外资及外资技术的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平面同质性扩张以及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等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FDI战略。
2006年数据显示，与德国、日本等主要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高出3－4个百分点，仅低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额的58.9%，其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51.4%，但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
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资弥补本国储蓄缺口、外汇缺口和技术缺口。目前，我国国民储蓄大幅过剩，外汇储备远远高于进口和偿还外债的需要，引进外资的收益集中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然而实证研究表明，以长江三角为例，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研发资金，又十分注重技术竞争，2004年我国申请的专利中，国内发明专利的绝对比例数量虽然有不少的上升，但仅占申请总数的23.6%，而国外占86%；同时跨国公司极力抑制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独资化和技术垄断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抢占制高点的同时，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这使得以前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可以分的一定的先进技术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实现，要通过模仿和借鉴实现也增加了不少困难。另一方面，FDI的大举进入将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低端排斥，国内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如组装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德的创新能力，走资源消耗型的发展道路。第三，跨国公司具有优越的科研环境，对国内企业的科研人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其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向跨国公司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削弱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导致我国资本项目巨额顺差，同时又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引起我国贸易项目持续对外顺差。一边是FDI在中国市场占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且长期享受国内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实现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属国资源的节约化，一边是中国经济承担着产业低端化和重复投资的巨大损失和大额顺差的巨大压力，两相差距之大，是我国在引进外资这一政策上必须予以重新审视和调整把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我国国内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全年，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存款余额高达16.15万亿元，而全国银行业机构贷款有效需求却相对不足，2005年仅为2.5万亿元。从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来看，2002-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只有8.8%、9.1%、13.3%和12.9%，二者比例失衡加剧。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投资严重不足；以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中西部资金严重不足；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农村依然资金匮乏。这些问题都突出反映出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严重问题：储蓄剩余意味着消费不足，同时存在的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实际也映射出国内储蓄转化投资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成长缓慢，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等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落后而引起国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如余永定指出，许多企业需要资金，但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于是以各种方式引入外国资金，然后把外汇卖给政府，以换取人民币资金，从而突破信贷规模，即所谓的“绕信贷规模”，使得外资流入不但没有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反而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形成“双顺差”，另一方面，国内储蓄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让渡给国外部门使用，这种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使得我们出现了一个“穷国借给富国资源以供富国超支消费的”讽刺局面。
中国长期苦于资本不足，在总体上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向国外借新债，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一边是外资持续涌入赚取高额回报，推高外汇储备余额，一边是中国的资金持续多年净流出，而投资回报率偏低。可见并不是中国资金严重不足，也不是国内企业多得用不了，从根本上说，最关键的是由于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了“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局面形成。论文大全。
四、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的出现，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对引入的FDI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减少或禁止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产业趋同性强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入，把通过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促进本土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2、 深化推进我国人才战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体系，提高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国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中国不能只发展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成为一个技术大国。
3、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系，以及价格形成体制，使国内储蓄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充分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透明度，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同时逐步拓宽市场投融资渠道，引导资源流向真正需要并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
4、 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同时鼓励新兴企业，中小型企业到海外发行上市。
5、 增加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鼓励合理消费。
结语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加剧了我国的国际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产业的不平衡发展。
立足自身找原因，中国想利用FDI的流入来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网络的目的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其实FDI并不是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反而挤出了本土技术创新，并加大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对资源利用的低效率。论文大全。因此，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在积极观察、应对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应认真审视国民经济内部是否合理地对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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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动态演化路径是逻辑自洽的，当前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次区域跨边界经济合作现象。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与借助比较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动力是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考察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双方推进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动态演化；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由此，国内市场统合势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一经提出，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或签订。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从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经举办以泛珠为名的论坛共31种46次。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
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的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尤以广东省为重。例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深入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问题，并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借助学校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成功地举办了“欧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就主办过数次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将参会论文整理成《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一书正式出版(龚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学珠港澳研究中心则已经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数据库。政府层面，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办公室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项目仍然是十一五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的重要选题。
(一)学术研究的现实理性与技术缺陷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短期内，学术成果迭出。但也有厉以宁等甚至一度质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期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骤然变冷，客观、理性、冷静且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深度研究成果阙如。概括起来现有成果：一类是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但数据权威性且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个别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另一类是国际关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为主.以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质量的技术手段。从整体上观之，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将战略研究和技术分析结合起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匮乏。
(二)区域合作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 有的省区政府和学术界的公开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立场含糊。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不够清晰理性.对于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更为缺失。且研究者多从地区本位或行业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省区盘算着如何从粤港澳地区承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通过比较优势的探讨来确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区域治理的利益博弈与机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周黎安，2007)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区资源与跨国资本融合，这样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绩，虽然会因此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弱。于是，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选择、对外贸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竞争与政绩冲动(陆铭等，2006)。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区域所属省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整合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向和战略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推进曾经如火如荼。在地区政府层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关泛珠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也是方兴未艾。但是，这种区域合作形势的背后实际上自其一出现起就存在重重隐忧，毕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运行规律是逻辑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当不存在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市场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问题，用政府职能发挥出类似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备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会加速经济发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过现代经济发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强迫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并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层面的干预效应和影响多是双重的，有时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绩冲动与发展战略调整往往会带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扰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上届政府的决策给下届政府留下很多发展隐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积极发展涵盖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处理不好，三个“成长三角”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抓不住区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借助增量改革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双轨制形式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引发市场逐步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区域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分散化平行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和产业偏好，拉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变快，区域冲突开始日益严重(张可云，2005)。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大量涌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尝试。泛珠三角区域
整合战略首倡以来，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国家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
其实，政府与市场是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就不会有泛珠三角区域今天的快速发展形势，背后越来越起支撑作用的变量还是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青木昌彦，2004)。从根本上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产物，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占据优势还是回流效应占据优势(陈秀山等，2003)。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会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合作各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的平台。哪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对参与方更加有利与合适，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和推动该合作体系的建设进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契约的自由选择过程。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则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尴尬问题与不确定因素势必将会有所缓解。作为一种相对开放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体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更，不能排斥会有成员的增减和进退。其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市场统合不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层，也需要圈层。然而，只要核心紧密圈层成员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保持相对稳定.并通过扩散效应逐渐外延(克鲁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深化与推进，形成次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反而会推动未来泛珠三角区域更有力的经济整合。国内的区域融合应该与市场统合协调并进(徐现祥等，2005)。所以，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不是国内的区域分割和制造区域大战.而是在认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区域合作的治理机制
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来看.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任何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嬗变，首先是政府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最终会导致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区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考虑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体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协调、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调、大型项目的协调、产业发展方面的协调、政府间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协调、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等(梁庆寅等，2007)。关于区域内部治理问题，笔者已经另有专文阐述。因此，下文主要侧重外源性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特定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区域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强度的正相关。基于此，笔者判断，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和借助比较优势互补基础上.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战略利益。在国际和区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谋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在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加速地区经济整合.不仅要靠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观战略利益捆绑，在区域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更加需要实实在在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微观经济利益推动。合作与竞争是加快双边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秩序与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结合。
泛珠三角区域是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三角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而且客观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相通之处，前者作为国内的区域经济战略，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没有进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层次，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的审慎态度，泛珠三角整合还存在诸多战略和技术障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能变成政绩项目和短期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国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自发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其中可能既有权力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对地区自治倾向方面的顾虑，涉及到一些体制改革中的敏感问题(布罗姆利，2006)。同时也是保持对地方自行发展的理性态度：鼓励探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具有先行区的功能.带有实验性质，是我国从相对内生型的大国封闭模型逐渐向外向型的大国开放模型转变。两大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且泛珠三角区域也有对外经济战略.但是对外开放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优势。所以从地缘经济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这样就出现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来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这势必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战略层面加强协调和规划，谋求实现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调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时.要注意将其和中国与东盟间的整体战略以及政策进行协调安排，而在考虑和实施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市场统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则要注意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行筹划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在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时。则要注意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接。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由于他们越来越将重点放在集体联合自主的区域政策上，区域一体化不再将
国家经济作为惟一的合作内容，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共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来应对第三国或区域外集团，并希望协调立场与政策。争取在更广泛的包括贸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内重新定义区域合作的内容(Narine.shaun，2002)。与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较而言.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当的战略风险，原因在于：第一，本国或者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取向成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机，只有与本国或地区发展战略相符的区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东盟部分国家内部近年来陆续出现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维护政府权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区域合作的影响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东盟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势必受到干扰；第三，伴随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区域外部的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国的关系演变。东盟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逐渐趋向战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双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与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是东盟的其中一个重要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三、余论
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而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从地缘经济层面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从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对比或力量格局来看，西欧国家在区域合作下的机会成本比较确定.而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合作情况则比较微妙复杂，当相对获益不利于东盟国家时。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因此，满足东盟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又能确实对泛珠三角区域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东盟国家和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上.省略)
注释：
①数据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工作简报[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国内学术成果众多，代表性研究参见赵伟、汪全.2005.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程玉鸿，2005，长江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献如朱羿锟、马慧凌2005.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财贸研究(1).王丽.2006.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J].特区经济(7).韦以明、周毅.2006.区域合作经济的国家立法回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主例[J].学术论坛(10)等。陈瑞莲、刘亚平.2007.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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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昌彦2004.比较制度分析IM].上海远东出版社：20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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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师要把握导入环节，做到先声夺人。魏书生老师曾说：好的导语像磁铁，一下子就能把学生的注意力聚拢起来，好的导语是思想的电光石火，能给学生以启迪，催人奋进。对此，教师可在课下搜集相关材料，提高自身知识储备，并采用多种方法，集中学生注意力。
例如，在教学“”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播放相关视频，使学生深刻体会禁烟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
其次，教师要利用教材图像资源，促进学生理解和记忆。
例如，在教学“血腥的资本积累”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引导学生结合教材上的地图，观察“三角贸易”的路线，动手画出“三角贸易”的简易示意图，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三角贸易”，记忆“三角贸易”路线。
这样，学生就能加深对黑奴贸易路线的记忆，深刻理解黑奴贸易的罪恶，牢固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再次，教师要利用生活中的历史资源，拉近历史与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牢固掌握历史知识。
例如，在教学乡土历史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开展“我写历史小论文”、“家乡考古”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最后，教师要对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学“海峡两岸的交往”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总结海峡两岸关系改善的史实，使学生认识到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不少诗人都对海峡两岸的亲情作出了深情的抒发。对此，我利用余光中的诗歌《乡愁》进行总结。这首诗情深意切，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升华了学生的情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用情渲染，把握教学中的情感结合点
教学是通过语言讲解来实现的，教师的语言技巧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因此，教师要重视语言与情感的结合，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把情感融入教学之中。
例如，在讲解“”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加重语气，使学生体会到当时中国的落后，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
要想激发学生的情感，教师就要钻研教材，挖掘教材中隐藏的情感因素，创设教学情境，开展相关活动。
例如，在教学“”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开展辩论会，将学生分为正反两方，使学生在激烈的辩论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另外，教师还要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例如，在教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联系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活动，使学生深刻体会世界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问题引导，设计有梯度的问题
篇10
一、引言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服务业成为继农业、工业之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服务经济迅速发展，服务业产值与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而长三角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区域之一，其服务业发展不但关系到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对全国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因此，对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进行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际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发展、自主创新与服务业发展两大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点问题。目前，关于国际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技术溢出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如胡朝霞（2010）［1］通过构建中国服务业FDI影响下的复合式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利用中国1992~2007年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联立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考察。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进步都有促进作用。王青（2009）［2］通过对中国银行整体开放实践的检验发现，从整体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存在净的正收益。李杏（2008）［3］利用南京外商直接投资额和三大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南京吸引外资对服务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Feenstra和Hanson(2001)［4］指出通过FDI，跨国公司将企业价值链中的某些工序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提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水平。
关于自主创新与服务业的研究，学术界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自主创新能促进服务业发展。如裴长洪和李程骅（2010）［5］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在相对较长的“后危机”阶段，我国可以通过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来促进生产业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刘好和张士运（2007）［6］的研究结果表明：自主创新极大地改善了北京服务业发展环境，夯实了北京服务业发展基础，对北京服务业发展起到了促进和引导作用。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7］认为通过激励各种服务经济主体进行管理和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可以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Michael Peneder（2003）［8］指出自主创新能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并扩大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服务业发展。Simon Kuznets（1999）［9］分析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时发现，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观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关于国际技术溢出对服务业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FDI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较少讨论国际技术溢出的另一重要途径，即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讨论国际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发展关系时，现有文献忽视了自主创新这一重要变量；而在讨论自主创新与服务业发展关系时，忽视了国际技术溢出这一关键变量，以至结论不够准确。因此，本文以长三角为例，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本文中的国际技术溢出不仅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还包括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第二，本文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同时讨论国际技术溢出、自主创新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比较国际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对服务业发展贡献度的大小。另外,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运用面板VAR模型，与大多数文献所运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所构成的模型相比，面板VAR的分析方法综合了VAR模型和面板模型的优点，既能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包括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也可以分析面板冲击时服务业发展的动态反应［10］。
二、模型与数据介绍
1.模型设定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资本和自主创新的提高能促进一国或地区的产出水平，因此，可将一般生产函数定义为：
其中，A0为常数，φ、α、β和γ分别为弹性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国际技术溢出（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有利于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表现为：进口贸易产生的国际研发溢出效应可以使东道国获得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国内生产力；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培训效应和关联效应以促进东道国生产力增长。因此，根据 Coe and Helpman （1995［12］，1997［13］）提出的C-H模型，Ait可表示为：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1年第5期2011年第5期(总第173期)王耀中,陈 洁等：国际技术溢出、自主创新与服务业发展基于长三角面板 VAR 模型的研究
Ait=A1Tradeα1itFDIα2it（3）
其中，A1为常数，α1和α2分别为弹性系数， Tradeit表示进口额，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
Tit表示国内自主创新，目前，自主创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主创新投入，反映了一国对创新的支持力度；二是自主创新能力，反映了创新的市场价值。两者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自主创新，因此，可将Tit以C-D形式
长三角服务业发展（LNYit）：由于数据选择的局限性，长三角服务业发展指标选取长三角i地区t时期的服务业增加值。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LNTradeit）：世界技术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 G-7国家又集中了主要的技术，并且G-7国家一直以来是长三角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因此，利用G-7国家的技术来衡量长三角地区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具体采用LP（1998）［14］的研究方法来计算长三角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计算公式如下：
LNTradef－LPit=∑mijt S djtyjt
LNTradef－LPit表示地区i在t年的国际贸易技术溢出， S djt表示国家j在t年的国内 R&D 资本，mijt表示地区i在t年从国家j进口的商品总额，yjt表示国家j在t年的 GDP 总额，在计算过程中，单位统一为亿元人民币。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LNFDIit)：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模仿、竞争、人力资本流动和关联四种途径导致技术溢出，从而影响东道国的服务业发展。本文采用沈坤荣（2001）［15］提出来的方法，即地区i在t年的 FDI /地区i在t年的 GDP 来计算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
自主创新投入（LNRDit）：自主创新投入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推动因素，并构成了服务业发展的知识来源和资源条件。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不仅能提升该地区的服务业知识水平，而且能扩大服务业外部智力资源的获取。本文采用研究和发展经费支出/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长三角的自主创新投入。
自主创新能力（LNPATENTit）：关于对自主创新能力衡量的指标有很多，如专利、科技论文、高新技术产品、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贸易额等。而自主创新的本质就是创造性，专利制度就是对这种创造性的最直接的表现，因此，本文选择专利来衡量自主创新能力，专利通常包括申请量与授权量，但专利授权量与政府的决策有很大关联，因此，本文选择长三角不同地区的专利申请量来衡量长三角的自主创新能力。
服务业劳动力（LNLit）：采用i地区t时期的服务业从业人员表示服务业劳动力。
服务业资本存量（LNKit）：采用永续盘存法对1997~2009年的长三角服务业固定资产存量进行了测算，计算方法是以1978年为基期，将i地区t时期的服务业固定资本存量表示为：Kit=Ki,t－1(1－δ)+Iit，其中Iit表示i地区t时期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Kit是i地区t时期的服务业固定资本存量，δ是折旧率。
样本空间为1997~2009年，其原始数据来源于1998~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克服选择一种方法进行检验所带来的偏差，本文选择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检验和PP-F检验五种方法对长三角服务业发展、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自主创新投入、自主创新能力、服务业资本存量和服务业劳动力七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从表1可知，LNY、LNTrade、LNRD、LNPATENT和LNK的水平值检验中，所有的检验均未通过，尽管LNFDI通过了IPS检验，LNL通过了Breitung检验，但其它的检验均未通过。因此，需再对LNY、LNTrade、LNFDI、LNRD、LNPATENT、LNL和LNK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LNTrade和LNK通过了所有检验；LNY、LNFDI、LNRD和LNL通过了LLC检验、IPS检验、ADF-F检验和PP-F检验；LNPATENT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PP-F检验，所以LNY、LNTrade、LNFDI、LNRD、LNPATENT、LNL和LNK都是一阶单整过程。
2.面板协整检验及其估计
由于LNY、LNTrade、LNFDI、LNRD、LNPATENT、LNL和LNK 均表现为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其检验方法选用建立在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检验基础上的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2可知，尽管Pedroni检验中没有通过Panel rho-Statistic和Group rho-Statistic检验，但其的检验全部通过，并且在T＜20时，Group rho-Statistic检验效果极差。此外，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ADF检验，这说明变量LNY、LNTrade、LNFDI、LNRD、LNPATENT、LNL和LNK面板数据间存在协整关系。
接着对面板协整方程进行估计，在进行估计之前，应先判断是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首先，通过Wald F检验来判定是否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接受原假设则适用混合回归模型，否则，接受备择假设。其次，通过LM检验来判断是选择混合模型还是变截距面板模型，若变截距面板模型优于混合模型，则拒绝原假设。最后，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接受原假设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否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Wald 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得出长三角国际技术溢出、自主创新和服务业发展所构建的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测算出来的协整方程为:
LNY=3.594-0.139LNTrade+0.078LNFDI+2.470LNRD+0.323LNPATENT+1.445LNL+1.567LNK
(0.019) (0.017) (0.179) (0.087)(0.131) (0.156)
［-7.324］ ［4.503］ ［13.803］ ［3.716］ ［11.067］ ［10.048］(1)
式(1)所示协整系数下的小括号内数字为渐进标准误，中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明各变量在协整关系中显著，且方程具有良好的性质。
方程式(1)表明，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抑制服务业发展，影响系数为0.139。分析其原因，一方面，长三角劳动力优势主要集中在技术发展缓慢的传统服务业上，所以该地区可能因贸易优势而减缓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另一方面，长三角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即当经济发展还未达到“门槛”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无法促进服务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服务业发展，影响系数分别为0.078、2.470和0.323。分析其原因：首先，长三角鼓励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提供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改善投资效益，而且能引进先进技术，提升长三角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服务业中包含了很多高新技术产业，如金融业、科学技术产业，这些产业所拥有的关键技术涉及面广、开发难度大，因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长三角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不仅能大幅度改善产品的性能，而且能提升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发展服务业。最后，长三角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使企业了解国内外最新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企业创新起点、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培育新兴产业和发展传统服务业，进而促进服务业发展。
3.VECM检验
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可以发现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无法得知这些变量的短期动态关系，而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Grange定理，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都可以表示成误差修正模型，下面考察长三角服务业发展与国际技术溢出、自主创新之间短期波动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
D(LNY)=-0.075ut-1-0.011×D(LNTradet-1)+0.002×D(LNFDIt-1)+0.043D(LNRDt-1)-0.01D(LNPATENTt-1)+0.311×D(LNLt-1)+0.171×D(LNKt-1) +0.113
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是-0.075，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以7.5%的速度向长期均衡趋近，D表示变量的差分序列， ut-1 表示误差修正项。在短期内，长三角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抑制服务业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促进服务业发展。在短期中，除长三角自主创新能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长期的影响方向相反外，其它变量各自对长三角服务业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方向都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从短期来看，长三角地区的专利评估、转化、交易机制和专利投融资体系并不完善，使得企业的专利成果无法在短期内通过转让、许可而实现专利价值的最大化，同时科研机构的大量专利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无法在短期中促进服务业发展。
4.方差分解
为避免共线性对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还采用方差分解来比较长三角国际技术溢出指标和自主创新指标对服务业发展的解释能力。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从数值上来说，某指标的方差分解数值越大，表明该指标对服务业发展的解释能力越强。
如表3所示，长三角服务业发展在第1期只受自身发展的影响，国际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在第2期才显示出来，并且从第2期开始，长三角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大于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此外，长三角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同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分别为2.766%和1.501%，此后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而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从第2期开始逐渐增强，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增强程度较大。
四、结 论
利用长三角1997~2009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研究了影响长三角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探讨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服务业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抑制服务业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服务业发展。从短期来看，长三角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抑制服务业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促进服务业发展。方差分解表明长三角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大于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并且长三角自主创新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在第4期达到最高值，此后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从第2期开始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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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Base on Panel VAR in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Yao-zhong1,2,CHEN Jie1,Zhang Ya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79,China； 2.School of
篇11
中新网10月12日电 据潮州市侨联消息，广东省潮州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结果揭晓，潮州市侨联主席杨锡铭选送的论文《以侨为“桥”汇侨力推动潮州跨越式发展》获二等奖。
当前，随着推进珠三角改革发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完善，潮州作为著名侨乡，如何应对机遇和挑战，把侨乡优势转化发展的优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杨锡铭在《以侨为“桥”汇侨力 推动潮州跨越式发展》一文中，论述在当前新形势下，潮州如何汇聚侨力、借助侨力，把侨乡优势的潜力发掘出来，推动跨越式发展。
文章指出，潮州必须通过各种方法，特别是文化和经济的手段，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侨务工作，进一步密切与当地潮人的联系，从而促进潮州市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往来，推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侨为“桥”汇侨力 推动潮州跨越式发展》一文适应时势，就区域的侨务工作进行深入的探讨，论述精确，反响良好，对作好新时期侨务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篇12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行业经济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国债研究发展战略税收理论税务研讨财政税收财政政策财税法规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证券金融证券投资债务市场地方战略银行管理公司研究经济学理论保险学西方经济经济贸易保险信托计量经济财务分析期货市场
二、五个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前的远距离贸易虽然存在，但以贸易地区的游移为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向有相对稳定贸易区域为依托的格局的方向转化，我认为此时期出现了五个经贸区：江南经贸区、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和西北经贸区。
经贸区是以经济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但并不等于经济区。所谓经济区主要是基于经济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区域特征。其特征的表露又主要是生产状况。因此，经济区的界定是以生产状况为主要指标。所谓经贸区则是从交换的角度而界定的商品市场圈。当然，一个地区的交换，取决于该地区的生产。就此而言，经济区与经贸区有时难以断然界别。但是，也应该注意，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一是需要便捷的交通。特别是在古代陆路交通欠发展的情况下，便捷的水路交通是形成经贸区的重要条件。当然，有些地区由于特殊原因，也可能在水路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经贸区。二是，有一个或数个对大宗商品有很强吸纳力的城市作为该经贸区的中心点。
我们再详细谈谈五个经贸区。
1、江南经贸区。所谓江南，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的江南地区，在16至18世纪形成了三个农业区。一是以种植棉花为主或棉稻并重区，它包括松江、太仓大部和苏州常熟、昭文等县；二是以蚕桑或桑稻并重，它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苏州的若干县；三是种稻区，它包括常州无锡、宜兴和松江的华亭、青浦。江南地区有太湖水系。太湖东靠运河，南接钱塘江，北跨长江，又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这种经济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决定了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格局是：输出以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为主，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
江南是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特别是蚕丝生产中心湖州府，更是享誉全国。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明万历时张瀚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利于罗、绮、绢、zhù＠①，而三吴为最。”（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这说明，至少是明万历以来，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丝织品销往外地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稍有差异。据范金民估算，明后期江南销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区市场）的丝织品，每年约相当于绸38万匹，值银38万两；至清乾嘉年间则为1000万匹绸，价值约1500万两银（注：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1993年版第252、253页。）。
棉花的大量种植，也推动了江南棉纺织品的发展。明代江南棉布远销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地。明万历时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注：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59《布税议》。）。降至清代，由于华北各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江南布在华北市场受到排挤，转而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清代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方家估算数目不一。徐新吾估计为每年两千数百万匹（注：徐新吾《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两宋时期，江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降至明清，由于大面积种棉植桑以及城镇人口的激增，江南成为缺粮区。苏州、南京、杭州以及那些主要从事丝、棉纺织的专业市镇，都需要输入粮食。清前期，向江南输粮的地区，主要是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广、安徽及江西。乾隆时，东北成为新的江南粮食供应地。据郭松义估计，清前期各地输入江南米粮每年约达3050-3350万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
除粮食外，江南还需要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如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等。
苏州、南京、杭州是为16至18世纪江南经贸区的经贸中心。其中苏州还是全国的远距离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里，各地区商人云集，各商业会馆林立，商业贸易极为发达。
2、珠江三角洲经贸区。这里所谓珠江三角洲，是指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它包括西自西江边高要，北自北江边清远，东至东江边惠州的广袤约1100平方公里的区域。珠江三角洲水运便利。从广州沿西江至封州，入广西梧州，再往西可入云南；沿西江北上可过贺江、开江，抵湖南。经北江上流浈江，再越大庾岭商道，进江西赣江，抵鄱阳湖，与长江相会合，可通江南各地。东江溯流可抵惠州，北上经河源，达龙川县老隆埠，这里是进入闽西的咽喉之地。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趋势大大加强。明
代，这里渔果综合利用的“果基鱼塘”发展迅速。明末，“果基鱼塘”又向着经济效益更高的“桑基鱼塘”转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蚕桑业生产基地，此外，这里的甘蔗、茶、烟叶种植也较普遍。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生产以佛山冶铁最著名，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注：张心泰《粤游小志》见《小方壶舆丛钞》第94卷第4册。）。此外，广州、新会的造船业，石湾的陶瓷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广州的丝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在这样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格局的基础上，16世纪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形成，并显现出自身的经贸特点。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除对外贸易之外，国内长途贩运主要是两条水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的与广西的贸易。两广虽同属岭南，但两者经济差异明显。广西多山，壮、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经济较落后，大多仍停留在农耕状态。但广西生产的粮食和木材、烟草、竹、油桐、茶叶以及铜、铅、锡等又是广东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原料。珠江三角洲的手工业产品，也是广西所需。两广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就籍于西江航运大规模展开。据学者估计，广东每年要向广西购进粮食约1800万石；购进的生产资料，仅烤蚕茧所需的木炭，每年从梧州贩往珠江三角洲的就有1千数百万斤（注：黄鼎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而从广东输往广西的主要是盐和布、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制品。二是通过北江、东江等开展的江西、湖广、福建，特别是与江南的长途经贸活动十分频繁。珠江三角洲输往江南的商品有铁制品、陶瓷、夏布、糖和盐等，尤其以铁制品为大宗。万历时，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注：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上吴自湖翁大司马》。）特别是佛山镇，其“铁锅贩子吴越、荆楚而已，铁钱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注：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风俗”。）。珠江三角洲从江南输入商品主要是棉花、蚕丝和丝制品，褚华《木棉谱》说，闽、广商人到江南，不买布而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广州虽有丝织品，但粤缎、粤纱“必吴丝所织”，才能色彩光华、滑泽（注：乾隆《广州府志》引明《广州府志》。）。
因此，珠江三角洲经贸区的经贸中心，首推广州，其次是佛山镇。
3.长江上中游经贸区。长江源自青海，全长6300公里。今湖北宜昌以上为上游，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段，湖口以下为下游。16世纪以来，随着四川商业重心从成都东移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物贸主要集散地，以及长江中游汉口镇的崛起，长江上中游经贸区最终形成。
重庆古称江洲，“有舟航转运之利。蜀南西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贸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也”（注：民国《巴县志》卷3。）。自重庆输出的商品有木材、茶叶、药材等，而以粮食为大宗，这批粮食主要来自川东各地。据学者估计，每年从重庆顺江东运的粮食在100至150万石左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汉口是长江中游经贸区最大的经贸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清前期又与京师、佛山、苏州并称“天下之四聚”。乾隆十年，湖广巡抚晏斯盛说汉口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15。）。晏斯盛所说这六行，至少有盐、米、木材、药材四物属于过境贸易。入清以来，汉口就是淮盐重要集散地。这载淮盐的船，自仪征出口，抵汉口停泊，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1。），可见汉口食盐过境之盛。清前期，汉口是全国最大米市之一，每年运销量在千万石以上，这些米并非都是湖北所产，其中至少有几百万石来自湖南（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第4期。）。可见这也是中转贸易。湖北虽盛产木材，但汉口市场上优质木材如杉木等，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至于汉口市场上的药材和布，大多也不是本地所产。
除重庆、汉口以外，沙市、芜湖、九江也是长江上中游经贸区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4.华北经贸区。这是一个以水陆交通联结而成的经贸区，它包括京师、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在内，是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的经贸区。
明清时期，北京作为京师，水陆交通便捷，各地商品均可运达北京。北京是华北以至全国经贸中心之一。但北京是消费城市，手工业欠发达，因此，北京与其他地区的远距离贸易，形成了生活资料的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其中尤其是粮食的输入。
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华的都会是位于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的临清。因地理位置，临清成为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枢纽，也呈现出过境贸易的特征。临清市场最大宗商品是粮食，其来源有四：一是从运河北上的江淮粮；二是由卫河泛舟而来的河南粮；三是沈阳、辽阳等地海运至天津入运河南下的东北粮；四是临清附近的山东粮，这些粮食或售于京师，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数量，多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注：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此外，过境贸易商品还有铁锅、铁器、瓷器、纸张、茶叶等。
此外，华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中心点还有天津和河南朱仙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五.西北经贸区。指东起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经山西大同、越杀虎口，往西至陕西榆林，再延伸向甘肃、宁夏、青海、直至新疆巴里坤、哈密、阿克苏、吐鲁番以及疏勒、和阗。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抵多伦诺尔、归化、包头、呼林格尔、托克托，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这里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营，形成了一个经贸区。明代进入西北经贸区的商人，以山西晋商最多，其次是陕西商人，还有徽州、山东、江西以及龙游商人。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明朝军队。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贸易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朝沿着长城陆续设置了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其在西北有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8镇。明后期，8镇驻军多者76万余人，少者36万余人（注：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如此庞大的常年驻军，需大量的粮食、布匹、军械和草料。明中叶以后，随着军屯的败坏以及征兵制改作募兵制，明朝每年拨给边镇大量的“年例银”和饷银。嘉靖三十七年（1551）户部尚书孙应奎说：“今岁入二百万（两），而诸边费六百万（两）。”（注：《明史》卷202《孙应奎传》。）当时有人惊呼：“竭九州之力而不足以供（九边之费）。”（注：王德完《国计日诎边饷岁增乞筹划以裕经费疏》，《明经世文编》卷444。）边镇巨额军费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则是货币投放量的增加，从而促进其贸易的发展。其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和其他生活资料。
入清以后，西北常驻军大量减少，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转移，一部分商人转向内地，另一部商人依然留在西北，从事边蒙贸易或在恰克图与俄国作贸易。三、全国性大市场格局的最终形成
上述五大经贸区，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上的经贸区，如江南经贸区和珠江三角洲经贸区。它们向其他地区输出的是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如棉布、丝绸和铁制品等，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显然，这样的经贸区，是以其他地区作为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这样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可以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林等产品的商品化，使更多的地区卷入商品市场之中；同时，它在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上，则更为明显。16至18世纪，江南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丝、棉纺织业专业市镇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丝、棉纺织品的大宗远距离贸易。第二种是大宗商品过境贸易区，如沿江、沿河和沿海的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华北经贸区中的临清、天津、朱仙镇等经贸中心点。这种经贸区，对推动各地区间经济交流，使各种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促进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功不可没。第三种是以生活资料交换为主的经贸区，如华北经贸区中的北京以及西北经贸区。这样的经贸区，或以消费性城市为经贸中心点，或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区、畜牧区为基础。前者消费性的城市，是以货币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农业产品作交换；后者是以低价的农产品或畜牧产品换取其他地区高价值的手工业制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成为其他手工业生产发达地区的产品销售市场。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对当地经济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作用不大。但是，它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巩固边疆，都起了很大作用。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其产品都可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踏进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输往江南。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云：
凡福（州）之绸丝、漳之绢、泉之蓝、福延（平）之铁、福漳之橘、福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
福建土特产不仅输往江南，也输往北方。在输出土特产的同时，福建也输入各种商品。首先是粮食。福建作为缺粮的地区，每年都要从广东
、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明后期周之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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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统特朗普下个月公布2019年预算案时，预计他将会拨款7160亿美元用于国防支出。这一较大增幅意味着人们的注意力从对赤字日益增长的担忧转移开去。
5、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俄罗斯去年12月实质零售销售年率连升第九个月，且按年升幅再度加快至3.1%（前值升2.7%），符合市场预期；按月更急弹19.7%（前值转降1.4%）。期内，食品饮料烟草销售按年升幅再度加快至3.4%（前值升2.2%）；非食品销售按年升幅放缓至2.8%（前值升3.2%）。
6、近年来,广东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和总抓手,启动并扎实推进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跃居全国第一。
7、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46万亿元，增长18.7%；贸易顺差2.87万亿元，收窄14.2%。
8 近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目前已全面完工，2月6日将进行交工验收。港珠澳大桥是目前世界建筑史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被英国卫报评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建成，使得港珠澳三地的陆地通行，从4个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之内，将极大地促进三地间的贸易、文化、旅游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