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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美国经济当局于是尝试着依靠从公共和私人两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公共借贷的结果是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私人借贷的结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国公共和个人的透支消费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品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生产并出口到美国；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实际消费能力。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当然，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暂时平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在2003—2007年间，世界经济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明显扩大，拉动我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众多行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在推动我国经济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长②。在美国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消费需求，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支撑这种平衡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额的外债将拖垮美国经济。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足以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外债。而巨额外债的实质就是美国人的消费远远大于了他们的物质创造。数据显示美国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接近30%，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内部的过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权。在二者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能力被极大地放大了。但是，这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和个人的过度借贷的基础之上。美国人依赖其自身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导致消费的畸形膨胀，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费。以经济长期透支为基础的过度消费，使得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体，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消费市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长期以来不得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一旦美国经济开始下滑，进口首先大幅收缩，对全球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这体现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其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美国经济对世界长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根据统计，80%的美国家庭拥有信用卡，每个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债务为1.0679万美元③。在2001年—2007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的GDP增长率处于战后最低水平。经济的增长完全依靠个人消费和住房投资，这些皆源于宽松的信贷和飞涨的房价。尽管房地产泡沫和布什政府的庞大联邦赤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但是经济表现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和住房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跌落④。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1976年以来，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美国经济透支率(私人和政府总支出与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为正，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状态。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剧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过4.7%。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经济透支率超过5.7%。透支率的不断增加正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总之，与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相平衡的是被严重放大的美国消费能力。在这种暂时的平衡背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
2.平衡破坏——危机发生
这种虚假需求是靠房价的不断上升来支撑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费能力必然要向真实水平回归，从而导致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由于事实上生产能力已经远远大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场需求将向真实值回归，这样就会在整个链条中出现生产过剩。美国的虚假消费能力，信贷市场快速增长，规模庞大，透支消费非常普遍；不仅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美国在国家层面的透支，表现为它的巨额国债。由于投资的支撑，美国经济表面数据一片繁荣，但是背后却是信用泡沫的不断积累。最终，泡沫从房地产信用贷款领域开始破裂。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以上循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以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调整过程。自2008年7月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大房贷公司濒临破产，美国政府向其注资2000亿美元“救市”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便演变成金融危机。此后不久，美国金融危机酿成金融风暴，其五大投资银行悉数解体，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25家银行先后倒闭。除美国以外，其他许多国家金融危机也随之恶性发展。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机构或破产倒闭，或被其他银行并购，或被政府接管。连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英国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难摆脱危局。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其苦，许多国家股市大跌，货币大幅贬值，外资大批撤离，财政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特别是东欧国家主要靠欧洲银行提供贷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共欠外国银行债务达1.65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外资纷纷撤离，加重了其困境。在东欧国家中经济形势向来较好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国的货币分别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最严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财富大缩水。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全球股市总值从2007年的63万亿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万亿美元，降幅达55%。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表现为：世界各类国家都遭遇工厂大批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工业产值急剧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业产值下降10%，其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中就有克莱斯勒和通用两家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欧盟失业人数一度达到2000万人，比危机前剧增20%。不少新兴国家工业产值也快速滑坡。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1.3%，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8%，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大幅减少，其中俄罗斯出现了6%的负增长，为10多年来之首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2008年9月以来，欧美市场的萧条和萎缩，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度下降，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活动急剧减速。受外需大幅缩减的影响，我国大批出口型企业经营困难、倒闭，失业剧增。据媒体报道，2008年上半年破产倒闭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全国有约6.7万家，下半年还在继续增加。随之，返乡农民工有约780万人。受出口持续下降和国内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⑥，由此可见危机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轮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矛盾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费和透支消费(以房价上涨为依托，由于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能力被严重放大)——虚假需求快速膨胀——全球范围扩大生产能力——暂时平衡(潜在生产过剩)——房价下跌——信贷违约上升——金融危机——潜在生产过剩转化为直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本轮危机的突出特点在于生产过剩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对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国信用泡沫的泛滥，导致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消费能力，为了满足被放大的消费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生产能力，以使二者达到暂时的平衡，这样的结果就是使生产能力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真实需求，所以维系过度消费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场需求将急剧下滑并向真实水平回归，这样就会在全球性生产链条中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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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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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之比较
1.1相近之处
1.1.1本质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
危机的爆发本质上都是由失衡产生的，每次危机的解决都是对失衡的一次纠正。失衡的本质就是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就会以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失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国际收支短期平衡与长期平衡的关系处理不当。在长期国际收支平衡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就试图开放资本项目来实现短期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国内经济的均衡，这样做是很容易导致外国投机资本侵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一国的汇率往往具有助涨或助跌的作用。而这正是投机资本大量进入的国家极易发生货币或金融危机的原因。
当前金融危机实质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引起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危机的爆发就是对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严重失衡的一次总调整。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这样，美国、亚洲新兴国家、石油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三极，后两类国家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一石油美元一商品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均衡”上。于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出现了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只有有效缓和乃至改善全球经济失衡的痛苦局面，全球经济金融才能真正从危机中走出。
1.1.2经济发展过热，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的不合理是内在原因
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经济增长较快。但高速增长积累起一些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迫切地推动经济增长，忽略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普遍高估房地产供给、制造业的产能；同时，这些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过分依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因为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居民大手大脚地借债消费，国家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加上全球化的趋势，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达到了70％的历史新高。美国自1992年开始，经常账户余额已持续15年呈逆差状态，2001-2006年间经常账户逆差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7.36％。从2001年末到2007年底的6年中，美国个人积累的债务更是达到过去40年的总和。美国政府和社会近年来一直是在债台高筑的危险状态下运行的。
1.1.3政策不当，银行不良住房贷款的全面爆发促使危机产生
过分依赖外资是东南亚经济中的弊病。泰国银行从外国银行借来“短期贷款”，然后借给国内房地产商“长期贷款”。该国还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如此，当外资纷纷撤离时，构成了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此外，由于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致使大量资金变成呆账。这就增加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濒临破产，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随之爆发。危机首先发生在泰国，迅速蔓延到其他东亚经济体。
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当为当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其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潜在诱因。
此外，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为阻止美国经济下滑和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仅为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将这一超低利率水平维持了1年的时间。这种货币的扩张和低利率的环境降低了借贷成本，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膨胀，促使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又使银行千方百计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上。但之后随着2004年以来美联储的连续17次提息，使利率由1％提高至5.25％，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高利率使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甚至导致其断裂，进而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1.1.4房地产泡沫膨胀是首要表现
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据统计，泰国金融机构实际贷给房地产业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50％，马来西亚占29％，印度尼西亚占20％，菲律宾占11％。房地产业泡沫膨胀严重。
在2001年至2005年的5年中，美国自有住房者每年从出售房屋、房屋净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等套现活动中，平均获益近1万亿美元。当经济开始周期性下滑时，货币政策出现调整，利率提升，房价暴跌，泡沫也随之破灭，整个链条便出现断裂，首先是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了次贷危机。1.1.5都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并迅速蔓延的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也使资本流动能力增强，带来对危机进行防范和治理的难度加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等负面影响。
1.2美国金融危机的个性因素
(1)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机制，“金融创新”没有得到有力约束。
在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背景下，以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重责的美联储为例，它只负责监督商业银行，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由于缺乏监管，金融领域的“创新”泛滥。
金融评级机制的严重失误。评级机构在工作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因为它们认为这些结构性的债务产品与企业债券类似。实质上，不同的债务抵押证券具有不同的风险测评，应该加以区分地进行评级。结果，对债务工具的错误评级导致了错误的定价，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美国又无视一些国家多次提出的加强监管的建议，因此，整个国际层面也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
(2)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
传统上，放贷银行应该把贷款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并相应地把信用风险留在银行内部。但是，美国的银行却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这样就把原本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贷款资产移除报表，并以此转移相关风险；而投资机构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身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资产证券化的结果就是银行看似把风险已经完全转移给了其他金融机构，得到了一笔“无风险”的类似于手续费的收入，而这种无风险收入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从事这种业务。
由此，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日益膨胀，投机行为兴起。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次级住房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必然坍塌，从而引发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2两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
从影响范围与程度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国泰铢的暴跌，随后迅速扩散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1998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都陷入了负增长，同时，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经济也近乎零增长。台湾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新成员国的经济基本未受影响，因为它们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金融力量相隔绝。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击比以往更强烈。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典型表现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很多国家。因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影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上旬发表报告说，受严峻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正进入“严重低迷”时期。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
不过，亚洲国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相比欧美等地区受创较小，而且不少国家属新兴经济体，复苏亦将较快，随着亚洲外储基金的成立，未来亚洲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将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国金融体系仍未完全开放，加之前一轮的宏观调控已将资产市场的部分泡沫释出，因此我国经济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但应清醒地看到，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而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出口的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发生减少了它们的需求，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的出口，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3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应对
3.1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国际应对
(1)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明显弊端。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资本在全球流动，但目前的监管却是以各国为单位，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对各自的金融市场都有本身的监管机构，这就造成监管竞争。这种竞争的后果是资本向监管放松的地方流动，因此会造成很多问题。
另外，国际组织对单个经济体的检查和评估标准不一，对发达国家约束小，而对发展中国家约束大，造成监管不公。国际组织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的监管。因为储备货币国向全世界发行钞票，应为全球经济负责，但其货币政策却是以本国货币政策为本，最突出表现就是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钞要以黄金储备为后盾，这就约束储备国不能滥发钞票；而现在没有黄金为依据，储备国滥发钞票的倾向无法约束，这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随时存在急剧贬值的风险。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了加强各国监管机制的合作，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中国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的诉求主要是三点，一是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提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二是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三是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
(2)在不久前召开的亚欧会议上，中日韩三国提出建立800亿美元储备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自二战后，由美国主导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原本肩负着应付金融风暴的责任，但面对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明显力量不足。亚洲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基金，维持本地区的货币稳定。
3.2危机情况下中国的应对与未来发展
(1)当前我国金融业的情况。
当前我国金融业稳健运行。三大因素将帮助中国较好地应对此次危机：拥有1.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存在资本管制；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4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而且多年来的改革增强了我国金融业的抵抗力，各类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实行循序渐进的开放战略，对国际金融的参与度还不够高，虚拟经济的发展也比较缓慢，规模还不大，实体经济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因此，我国金融体系是安全的。
(2)中国的危机应对与未来发展。
危机即是转机。虽然中国不可能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彻底免疫，但拥有丰厚外汇储备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通过这次亚欧峰会，中国以至冒升中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获得全新的空间和发言权，甚至参加主导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
纵观全局，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应着眼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个方面。
篇4
如果将高校比作一个工厂，那么毕业生就是产品。作为工厂，产品的销售关系到企业的存亡，而毕业生的就业同样决定着高校的命运。随着高校扩招，我国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而开始于2007年的这场经济危机更让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雪上加霜。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让每个毕业生及时找到合适的工作，高高兴兴的走出校门已经成为了各个高校的重要任务。
1就业危机的原因
1观念问题
家庭方面，现行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一种消费教育，学费一般都是学生家庭支付。这就导致大多数家庭在培养子女方面投入很高，高投入自然期望较高的回报。学生方面，学生还没适应社会身份的转变，没有意识找工作即是由“精英分子”向“普通劳动者”转变，对自己的社会定位仍然较高，加之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成长经历较为平坦，所以对工作的期望也教高。家庭与学生两者的观念高度统一时，就会表现为眼高手低，甚至“有业不就”。
2高校扩招
自1998年以来，高校逐年扩招，人数幅度较大，因此每年的毕业生也逐渐增加，学校和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供大于求。各个用人单位也随之提高了用人要求，高学历、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占有大部分人才市场，而普通院校的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就显得相当困难。
3学校培养方式滞后社会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行业在不断更新，技术也日新月异。高校作为一个行政机构，自主行为能力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例如专业设置、培养方案修改等都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多部门的审批，这严重滞后于人才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一般需要可以立即上岗的人才，现行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往往是学校学的知识很少能用于工作中，而且实践动手能力较差，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所以企业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对毕业生进行岗位培训，有些甚至要从最基本的教起，这就是用人单位一般只招聘有经验人员而非应届毕业生的原因。
4国家政策与社会设置种种障碍
有的省市和部门给毕业生的就业设置了各种障碍。例如有的城市必须要求有英语四、六级证书，国家计算机等级证书等才能落户口，而有的单位盲目跟风，严格要求各种证书才签约，实际上这些证书对所招聘岗位毫无用处。即使有些单位对各种证书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在工资、福利上也会比有证书的低一个等级。这些政策给那些有能力胜任岗位的毕业生带来了种种障碍，一方面单位无人可用，另一方面毕业生无处就业。
5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这场经济危机使很多企业都破产了，工作岗位也就相应减少，同时释放了许多在岗人员，毕业生相对这些人员来说，经验欠缺，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使毕业生的就业更为困难。
6就业渠道不畅通
我国很多高校都是在内陆省份或者经济不大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就业岗位不多，很多毕业生的就业都依靠沿海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观念和招聘成本的原因，沿海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企业很少愿意到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院校进行招聘。而对于学生来说，到院校之外的地方求职，成本是相当大的，这种情况就导致沿海有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而内陆高校里的人才却又就不到业。
2高校毕业生就业措施、渠道的探讨
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就业就如产品的销售环节，这一环节决定了所有前期工作的成败。在现在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如何让自己培养的毕业生顺利的就业，是各个高校的重点也是难点。要让学生顺利就业首先要改变学生的就业观念，在新生入校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就业思想观教育，帮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使学生知道自己以后的就业方向，这样学生会明确学习目标，有方向性的进行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同时，还要教育学生我国现在的高校教育已经不是以前的精英教育，而是大众化教育，在很多行业，大学生的身份并不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所以要指导学生主动降低就业期望值。在转变学生基业观念的同时，就业方式、就业措施又是关键。只有尽力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发掘就业渠道，才能使更多的学生走上自己满意的岗位。就业措施、渠道有很多种，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依托合法就业中介
就业中介掌握毕业生生源信息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招聘标准、就业政策等。就业中介将招聘单位、毕业生有机会统一起来，进行最有效的匹配，同时从成功的案例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其实网络招聘也是中介，只是高校将中介引进来，可以对整个学校的毕业生进行捆绑推荐，这比学生自己单个出击的成功率更高。
2充分调动校友资源
每个高校都有很多的校友，而且每个校友在他的环境里都有他的人脉和各种关系，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庞大的关系体，对毕业生的就业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校友自己的公司或者校友是公司高管，一般来说都会优先考虑自己母校的学弟学妹。所以高校在毕业生毕业后要注意有目的进行联系，相隔一段时间就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
3开展校企合作的就业新模式
高校在为学生寻找实习单位时，应根据学生的特长和求职期望相应的安排实习单位，打破以往的一个专业或这个班级在相同的单位实习的方式。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和单位都可以相互考察。经过一个实习期，两者彼此都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两者相互满意的就可以在实习完后签定劳动合同，彼此都有利。
4开展定向培养
地方院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与当地的龙头企业签定协议，定向培养。定向培养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班级、专业。对于班级、专业定向培养的，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制定培养计划添加些与企业相对应的知识，在实习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该企业去，让企业进行实践培养，具体落实个人的岗位，使学生一毕业就可以直接上岗，省略了熟悉企业和岗位的过程。
5坚持“走出去”战略，设立“就业推荐窗口”
我国大部分高校在内陆，若让学生自己走出去找工作，成本较大，所以高校应该尽量联系就业单位，将就业单位吸引到学校来招聘，或者高校统一推荐，力求将学生就业成本降低，又提高就业率。
6积极推进高校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现有高校的培养方式主要是自学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大学生上课的时间不是很多，学生有很多空余时间。高校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在课余的时候学习些实践性和专业性教强的东西，例如考取各种资格证书。有的领域不但认文凭，还认资格证。这些领域的单位在招收人才时，对有相应资格证的学生一般会优先考虑，甚至有的单位更看中资格证而非文凭。这就是重能力轻文凭的表现，所以高校应该积极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考取一种或两种资格证。
7积极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就业
对于生到基层和西部就业的这些毕业生，学校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例如反还一定的学费，给一定的就业的补贴等。
8鼓励学生自主创业
对于那些不想就业或者是一时就不了业的学生，可以鼓励其自主创业。学校可以提供一定的无息贷款，同时利用学校资源帮助自主创业，给学生小有所成时，提取一定的利润。
3结束语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不但关系到学生的前途，学校的声誉，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在学校和毕业生努力就业的同时，国家也应该出台些有利于就业的政策。例如对与自主创业的毕业(下转167页(上接165页生，各级地方政府及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要提供创业方便，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国家还应早打破户口政策，让所有毕业生，不分生源地、不分学校的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使毕业生就业时没有后顾之忧，也使他们不会有外来人员的感觉，可以安心的为当地服务。总之，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却关键的问题，各个高校应该尽一切所能的做好这项工作。
参考资料
[1]周先蓉.如何解决我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J].中国科技创新导刊.2007(159.
[2]黄卫华.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6
篇5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篇6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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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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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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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篇10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篇11
1.1制造业企业融资缺口大
自2007年以来，央行推行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制造业企业的信贷份额大量减少，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流向制造业企业，仅占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上年同期减少300亿元，在市场上流动性总体水平减少情况下，制造业企业获取融资的数额相应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与此同时，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企业成本加大、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增加、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导致用工成本增加等，都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困难。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根据国家发改委制造业企业司的统计结果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制造业企业倒闭。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减少不良资产率，在贷款投向上会更加向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倾斜，从而进一步挤掉制造业企业的贷款份额。为了缓解制造业企业融资难，2008年底央行对制造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全国性商业银行调增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资金供给，但仍难以填补制造业企业巨大的融资缺口。
1.2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高
一方面在2007年以来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率的作用下，金融机构各期限人民币贷款利率继续上升，贷款利率提高将导致利息支出的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然央行建议各商业银行增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额度。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更偏向于大型企业，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企业难以从正式金融渠道获取资金，许多制造业企业不得不从非正式金融市场寻找高成本资金。相关调查表明，在温州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约30％—40％来自民间融资。目前，非正式市场利率至少在10％以上，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借贷市场的利率已达20％—30％，甚至更高。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压力很大。
1.3制造业企业融资渠道骤减
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渠道一般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首先，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直接渠道，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进行债权融资和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一部分成长性的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制造业企业板块上市，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一部分制造业企业(主要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和零部件的制造业企业)依附或者挂靠大企业，成为大企业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利用大企业的力量进入资本证券市场获得资金。但一般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规模太小、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上市成本太大等原因不能直接进入资本证券市场融资。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影响下，我国股市大幅下挫。许多企业的IPO计划因被证监会否决或自行撤除等原因中途夭折，部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计划也搁置。不仅是制造业企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都难以从资本市场融资。其次，制造业企业的间接融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银行抵押贷款，直接贷给企业；二是对个人的抵押贷款和消费信用贷款，贷给企业股东个人；三是有担保的信用贷款。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制造业企业急需大量资金用于发展，然而其本身资产较小，缺乏足够的担保物，且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经营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受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控制的约束，就存在着。惜贷”现象，难以满足制造业企业扩大的融资需求
2不同行业类型制造业企业融资方式选择
2008年制造业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状态，央行、财政部、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政策解决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难。2008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制造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由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制造业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专业化发展等制造业企业发展环境建设。地方政府、金融部门也纷纷出招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问题。2008年8月北京推出制造业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08年7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这些政策无疑为制造业企业选择切实可行的融资方式渡过金融危机提供了帮助。以下根据制造业企业的行业类型，结合各种政策，提出一些制造业企业关于融资方式选择的建议。
2.1制造业型企业
制造业企业，资金需求满足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消耗、存货的积压以及日常经营活动流动资金，对资金需求量大，且资金周转较慢。其融资方式主要有实物资产的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民间借贷等。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出口骤减。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型制造业企业，面临将目光从出口转到内需上。大力开拓国内市场，进行产品创新、产品升级的压力。制造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增大。
(1)金融租赁。金融租赁是一种集信贷、贸易、租赁于一体，以租赁物件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融资，方式。具体来讲，融资租赁有四种形式：一是直接租赁，出租方应承租方的要求，出资购买设备-直接租给承租方使用。它是融资租赁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二是杠杆租赁，出租方自筹相当于租赁设备价款20％—40％的资金，其余60％—80％资金由出租方将待购设备作贷款抵押，以转让收取租金的权力作为附加担保，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取得贷款。这种方式主要用于价格高的大型设备的长期融资租赁业务；三是转租赁，出租方根据承租方的需要，先从其他租赁公司租人设备，然后再转租给承租方使用。这种方式一般用于从国外引进设备；四是回租租赁，企业将自制或外购设备出售给出租方，然后再租回使用。通过金融租赁，企业可用少量资金取得所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可以边生产、边还租金，对于资金缺乏的企业来说，金融租赁不失为加速投资、扩大生产的好办法；就某些产品积压的企业来说，金融租赁不失为促进销售、拓展市场的好手段。分期偿付的还款方式，也有助于承租企业避免资金波动风险。
(2)制造业企业联合融资。面对危机。制造业企业为了保存生存空间，可采取联合的方式进行集群融资，共同渡过融资难关。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联合方式：一是同类行业联合；二是同类行业的上下游企业联合。制造业企业联合融资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制造业企业集合发债；二是制造业企业联保贷款。通过统一组织、统一冠名、统一担保、分别负债的方式。由数家制造业企业集合发行债券，可以扩大企业规模、增加抵抗风险的能力。这种方式适合同行业的制造企业联合。2008年江苏启动制造业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试点工作，每批试点将组织省内10家—20家制造业企业集合发债。联保贷款，是由牵头企业组织相同或相近区域、资产和规模相当、彼此熟悉的企业组成联保体，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联保体成员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种方式可以拉长企业链条、扩大企业规模，适合同类行业的上下游企业的联合。
2.2服务业型制造业企业
服务业型制造业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满足流动资金的需要，包括促销、存货周转等。相对于制造业型企业，服务业型制造业企业的贷款数额小、风险小，其融资方式主要是民间融资、个人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民间融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的融资，具体包括借贷、集资和捐赠等。它的形式多样，如亲戚朋友之间的私人借贷、民间招商、个人财产抵押借款、当铺、钱庄、个人捐款等。
当前，服务业型制造业企业可以尝试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小额贷款公司于2008年7月，在浙江进行试点。这是地方政府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的一项创新。根据浙江省工商局《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小额贷款公司是指在浙江省境内依法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或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将民间融资活动正式机构化，它可以满足服务业型制造业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可以成为服务业型制造业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之一。
2.3高新技术型制造业企业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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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透过金融危机看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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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2.模型形式的设定。根据以上“三”之“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选择，构建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如下。
3.变量预处理。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变量平稳性，否则易出现伪回归现象。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前，只有CPID、REESD和RISK三个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他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一阶平稳。在金融危机之后，SCF、REESD、EXEP、FIR、LIQUIDITY和TC六个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他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一阶平稳。
4.实证方法和步骤。由以上“三”之“3”可知，变量序列中既含有平稳序列，又含有一阶单整序列。若想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可以运用Pesaran（1995，1996，2001）提出的边限协整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ARDL-ECM。对式（2）中的各变量充分滞后，并根据AIC和SBC准则以及序列相关LM检验统计量选择潜在的各个滞后期Pi。但是滞后期数太多的话，容易产生序列相关的问题，所以本文最大滞后阶数选择为6。根据滞后的一阶差分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得到AIC、SBC、序列相关的一阶、四阶LM检验统计量。根据检验结果，只有在滞后2阶和滞后5阶时，序列无显著序列相关。所以可以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和5。式（4）与式（5）均为金融危机之前不同影响因素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长期关系。ARDL形式代表了各解释变量的之后结束，反应了不同影响因素与我国短期国家级资本流动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在金融危机之前，ECM（-1）的系数为-2.06（0.000）；金融危机之后，ECM（-1）的系数为-0.63（0.015）。ECM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数，说明模型设定正确。误差修正机制为：在t-1期，若ECM（-1）>0，即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超过长期均衡水平，因调整系数为负，使得DSCF变小，即t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净流入减少，恢复至长期均衡水平。若ECM（-1）<0，则调整方向相反。
5.结果分析。就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而言，国内外物价差、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全球流动性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显著且一致的影响。而全球风险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风险增加，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减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风险增加，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增加。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安全港”的地位得以充分发挥。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利率差、全球风险、交易成本和我国经济证券化水平成为了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因素。金融危机之后，模型的可决系数明显的提高。这说明该模型更适用于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强烈的波动，剧烈的冲击使得各经济变量已经偏离了其原有的均衡关系，使得模型的解释能力变弱。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由于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全球经济状况及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也变得愈发不确定。在国内因素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性因素和传染性因素使得分析更加全面完备。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长期因素主要包括国内外物价差、人民币币汇率预期和全球流动性，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利率差、全球风险、交易成本和我国证券化水平等因素发挥的作用也愈发重要。由于我国利率和汇率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利率和汇率可自由浮动的幅度将逐渐增大，其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将会日益重要，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愈发活跃。因此，应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保证我国利率水平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根据供需而调节，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密有效的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