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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情况报告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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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1

一、汇率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随着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等主要贸易顺差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人民币汇率政策开始备受关注。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汇率问题政治化,助长贸易保护主义。

从2001年开始,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稳步提高,中国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进口竞争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失业,如果再加上美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极易导致以全美制造商协会等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联合起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政府主要根据《1988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3004条款要求,由财政部部长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是否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或压低汇率寻求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竞争优势进行定期检查,并以提供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评估报告》来要求人民币升值。而Jeffrey A. Frankel and Shang-Jin Wei(2007)对美国财政部判定是否存在汇率操纵时是基于切实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权术作了一项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政府对人民币问题的施压主要受政治因素推动,取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第二,中国输出资本,补贴美国经济。

伴随中美双边贸易顺差持续激增的是巨量美元的涌入,中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的稳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流回美国。中美经贸关系就表现为,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廉价的商品换回美元,随后中国将出口所获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借给美国,为美国平衡经常项目逆差。中国已经积累了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政府债券和美国政府机构债券。中国这种为促进出口以带动国内就业所采取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商品的形式换回美元或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可以说是以实物的形式向美国输出资本,补贴了美国经济,实际上造成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流失。

二、启示与建议

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而后者又取决于该国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汇率政策是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增长方式在成功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国内就业同时,造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的隐患。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应该将人民币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反映的是中国应该如何调整自身的对外经济政策,如何处理同美国等经济大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冲突的关系,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中国急需转变严重依赖出口需求的经济发展战略,依靠出口顺差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受到限制,在出口市场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很容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双边贸易失衡扩大,不可避免的激起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人民币汇率政策问题上的不同争论,加上媒体报道的渲染,很容易使得原本复杂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而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保证汇率改革的平稳过渡。短时期内,可以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允许人民币汇率逐步升值。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同其他国家之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就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来看,也能够缓解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避免人民币汇率政治化。

参考文献

[1]Ronald McKinnon(2007) Why China Should Keep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43-70.

[2]Nouriel Roubini(2007) why China Should Abandon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71-89.

[3]Samuelson, Robert J. China's $2.4 Trillion Stash Newsweek; 2/1/2010, Vol. 155 Issue 5: 17-17.

[4]美国财政部报告(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2002-2010)).

篇2

2005年美国财政部汇率报告认为,人民币挂钩政策“造成了全球市场的严重扭曲”。2006年报告提出,中国货币政策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2008年,美总统奥巴马曾阐述了如下观点:“若要实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中心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其汇率政策。”[①]2010年9月20日奥巴马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称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未尽全力。由此可见原因与影响,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焦点。

一、中美双方的人民币汇率之争

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始于2002 年免费论文下载。美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是导致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冲击美方制造业市场,造成众多工人失业。有鉴于此,美方要求中国升高人民币汇率,改变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经过双方不断的摩擦、对话,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美方积极评价中方这一举措,但又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大,要求中方继续提升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进入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更是愈演愈烈。2月,奥巴马施压人民币,表示全年都将“劝说”人民币升值;3月,美国考虑征收人民币汇率反补贴税,奥巴马请人民币采行“市场导向”汇率政策,美国130名议员上书奥巴马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听证人民币汇率原因与影响,表示5月前投票;6月11日,美将审议针对中国汇率议案,议员再次强压人民币升值;6月19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三周之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堪称史上拖延最久的关于主要贸易伙伴国汇率半年度报告,未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9月15日,美国会就人民币汇率展开两天的听证会,督促人民币升值。历时近十年,人民币汇率之争始终处于风头浪尖。

二、美方为何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首先,政治需求:

当前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不满情绪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原因与影响,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将制造业压力大的原因归结到廉价的国外商品上。而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为国内近10%的失业率找到借口免费论文下载。而议员们更希望操纵议题,为自己选举拉票,进而掩盖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事实。因此,在选举的压力下,立法者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第二,美国公众认知偏差:

美国公众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汇率政策。典型观点是中国汇率机制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上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顺应市场供给的需要,则人民币自然升值,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自然上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自然下降。[②] 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讲原因与影响,中美经贸关系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美国公众认为普通民众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美国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贸易收益没有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公平分配。”[③] 在美国,持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影响美国制造企业及工人就业”的言论也越来越高。不少美国人认为促使人民币升值是舒缓这一问题的“良方”。因为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1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8890亿美元,日本为7654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元贬值,也意味着相应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负债。这才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意图。同时美国对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也万分忧虑,一方面,美国人担心中国突然减持美国债会对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另一方面原因与影响,又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加会使美对中国金融依赖加深免费论文下载。因此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转移债务、转嫁风险。

第四,中国崛起触动美国危机感

美国表面上宣称,美中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国繁荣对美国也有利。但在实际外交策略中,美国总显露出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迹象。首先,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让不少美国人顿感压力。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崛起之势更加明显;人民币正朝着实现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迈进。如此一来中国对美元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允许中国发展,但是绝不允许发展成为它强劲的对手原因与影响,更不允许中国崛起到美国之上。中国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紧咬人民币汇率,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人民币,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也是美国的真实政治意图。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中美贸易影响分析

(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分析

2005年7月中国汇率改革以来,分析五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情况(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已经大幅升值23.5%。2005年7月21日 中国开始汇率改革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11:1;

2005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07:1;

2006年5月15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0关口 为7.9982:1;

2007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6.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30:1;

2008年4月10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关口 为6.9920:1;

2009年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基本上在6.81-6.85元区间;

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宣布重启汇改后的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8275。9月21日原因与影响,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升值至6.6997元,破6.7元免费论文下载。

表1 历年人民币汇率统计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7

汇率变化

8.07

7.9

7.3

篇3

中方则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1)美国的统计夸大了中国的对美出口;(2)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难以全面衡量中美贸易平衡的状况;(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释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防美国可能使用的贸易制裁;贸易报复等。

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中美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由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须结合中美两国各自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动态变化来考察这种东向贸易和西向贸易所导致的不平衡关系。

1.从中国对外贸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皮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70%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

费用,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主要市场则为美、日、欧国家。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依次为:日本、中国的台湾省、东盟和韩国,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65%。同期,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分别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468亿美元、281.5亿美元和261.4亿美元,对美、日、欧三个市场的出口合计占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了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中国仅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而已。另外,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增长点,中国赚取的少量加工费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国实际获取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因此,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香港转口因素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东向贸易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向贸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因此,如何处理和统计两国贸易中的香港转口份额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之争的关键。一方面,美国把经香港转口的中国产品价值全部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就把货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归为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又把经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排除在对华出口之外,这样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统计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国也把美国经香港转口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算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报告的美国贸易逆差数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带来的双边贸易不平衡规模,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分析的结论是,中国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但不管如何,中国对美国贸易存在顺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贸易顺差没有美方统计的那么大,这也是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转口份额的下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能否会走向客观化,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影响将十分巨大。

2.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外,还包括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也就是说,生产的全球化对国际分工的内容、形式和作用机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传统的国际收支统计已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关系。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实质。

从近年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边贸易不平衡基本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并由中国发挥两个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内部的比较优势所导致的结果。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排在前五项的商品分别是杂项制品(18.44%)、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4%)、鞋靴(8.7%)、电力机械气具(8.09%)。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经贸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上半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948.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7%,高出全国外贸进出口增幅11个百分点,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贸易方式,具体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5%,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补充地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边际产业的转移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问题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延续,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对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美国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客观的理解与分析。华盛顿策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业部主任凯兹指出“在看贸易赤字问题时不应该只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还应该看一看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因为中国正在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抢生意。本来在那些国家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去制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转移,从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转移到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更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通过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是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④所以说,对美中贸易赤字的争论,总的看来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从美国经济自身结构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一方面,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类产品及电动机械、金属加工等机电类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与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正在成为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止200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212个,涉及合同外资762.53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03.79亿美元,“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正把中国作为它们的出口平台”。⑤因此,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有可能再次扩大,短期内单边倒的趋势难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对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两国经贸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当两国都认为它对自身经济发展有好处时,才会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阻碍。

1.对美国的影响

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弥补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抑制了通货膨胀发生,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二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而带来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优化了美国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产业的高级化,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由于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或者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美国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作用,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是贸易,是对中国的外国援助。”⑥“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令人忧虑的影响”等等。⑦

2.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改善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状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夯实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约1/3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国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美国消费者,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等于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GDP增长也是一种巨大损失。例如,一个玩具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将以10美元购买这个玩具,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美国的进口商和中国的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中国2002年427亿美元的对美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54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对美经济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处理与美摩擦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3.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问题”,⑧因此能否处理好、何时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以获取全球化利益的强大“武器”,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就会以“公平贸易”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90年代以来的美中经贸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证。具体来讲,如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政府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华施压:(1)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中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攻击的主要依据,因此美国会不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这一问题在当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倾销方面,基于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美国会判定更多的中国企业产品对美构成倾销,从而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立案就达到十几起。(3)在出口补贴方面,美国会要求中国减少对其出口美国产品的补贴,削减出口退税力度,以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总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会成为阻碍双边经贸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增大双边经贸摩擦的频率,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可能使双边贸易朝平衡方面发展。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走势与展望

任何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可能永远处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终趋势应该是走向双边平衡。然而就短期来看,对决定中美贸易状况的几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当中既有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恶化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趋势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这几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决定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的加工贸易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顺差,而且顺差额持续稳定增长,从1989年的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亿美元。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所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超过了55%,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顺差的这种势头应该还会延续,也就是说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是顺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国是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短期内可能会继续加大。

篇4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双方贸易摩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最惠国待遇问题、贸易平衡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等。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并受过渡期特殊安排的影响,摩擦焦点发生了新变化。有些摩擦难题,如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劳改产品等问题,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解决或弱化。另外一些摩擦,如反倾销、纺织品配额、农产品以及知识产权问题等,成为目前的主要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摩擦性质以及美国贸易救济的手段各有差异,因此我国在应对时也应多管齐下。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变化,我国应以平稳的心态对待中美贸易摩擦,在WTO整体框架内寻找解决的途径,并应该对摩擦问题进行细分研究,根据摩擦性质及影响的不同采取差异性策略,有效控制和缓解摩擦,促进中美经贸和谐发展。

二、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细分研究

随着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的扩大、经贸联系的加强,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了数量增加、领域扩大的趋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根据摩擦的性质及影响不同,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商品贸易层面的摩擦

商品贸易摩擦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摩擦形式并构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部分。目前,中国面临的商品贸易摩擦主要有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和技术贸易壁垒。

从摩擦商品结构看,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美方对这类产品采取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保障及特别保障措施等。美国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自由贸易的严重扭曲,美国企业界也非常清楚,这种自由贸易的扭曲将会损害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拒绝中国商品也将使美国零售商面临巨大市场风险和损失。但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摩擦的出现,使从事对美出口的众多中国企业也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当然,该类产品摩擦也不全是负面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优势产品,美国限制这些产品的进口,实际上是保护了美国没有优势的产业,有利于美国的弱势产业,但不利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对我国来说,长期的发展要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即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美国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中国的产业调整,有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

随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主导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往往是贸易摩擦的重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对中国发起调查的行业和产品逐步呈多元化趋势。涉及五矿、化工、轻工、纺织、食品、土畜、机电等多个行业。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贸易摩擦的重点开始由轻工、化工等低附加值产品扩大到机电等高附加值产品。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多数是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主要利用我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从日本、韩国等进口各种零部件,加工装配后出口到美国。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工厂导致中国出口速度增长,对美国国内市场及相关产业造成竞争压力,自然引起贸易摩擦。

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其对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更为严格。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等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摩擦不同,在现阶段,中美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摩擦不是由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对美国同类产业造成冲击而引发的贸易摩擦,而是由美国严格限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引发的贸易摩擦。从中美两国贸易进出口比较优势来看,美国应该出口本国的优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本国的相对劣势产品轻工和纺织品等。美国严格限制对华资本密集型的高档次产品或高技术产品出口对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非常不利,并导致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持续扩大。但对美国却十分有利,保持了美国在产业领域内的优势,另外还考虑到安全等因素,由此对中国在开放市场等制度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制度层面的摩擦

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摩擦、汇率制度摩擦、劳工标准摩擦以及中国进口和开放市场摩擦。

我国与美国知识产权摩擦一直没有间断。加入世贸组织前中美已经发生三次知识产权摩擦。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为了强化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持其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加强了对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监督力度。美国指责中国企业现在对美国企业全面侵权,知识产权摩擦已成为中美经济摩擦的新焦点。2005年美国商务部长唐・埃文思访问中国前对记者说,布什政府希望看到“盗版者被判处徒刑,并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美国贸易代表在年度特别301条款报告中,将中国列为301条款重点监督对象,并称如果中国未全面履行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将对中国贸易实施制裁。美国“337条款”引发的知识产权摩擦也不断增长。美国已把中国当成头号公敌,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采取的态度十分强硬,坚决严厉打击制裁。然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知识及技术进步主要还依赖对外国的模仿学习,如果完全按照美国的标准履行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先进技术是一种保护,但对我国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我国也是很难办到的。

中美汇率之争近年亦不断升级。美国称“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产业和工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不失时机迫人民币升值。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来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增加外商投资成本,不利于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也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已几次小幅上调了利率,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仍不满意,认为人民币汇率偏低使得中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剥夺了美国数百万人的就业机会。一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则威胁说,如果不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将重新提出旨在制裁中国的相关法案。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就汇率问题与中国政府展开谈判,并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确定中国是否是“操纵汇率的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已作出了让步,并且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得到了缓解。

2004年劳工标准摩擦已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包括SAI(社会责任国际)制定的SA8000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扩大,甚至成为某些国家炮制贸易壁垒的借口。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内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替代国”等歧视性办法,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形成了由政府、企业、国会组成的多层次的监督机制,对中国的贸易、投资、出口管制、人权、法律、宗教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指责。由于中国入世承诺涉及经济政策、货物贸易政策、服务贸易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等各个方面,从而是否履行入世承诺成为中美经济摩擦的新焦点。 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这对美国向华出口产品、在华投资大有裨益,但对中国产业发展却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中国市场开放,美国及各国产品和企业进入,对中国各行业尤其是弱势产业乃至宏观经济运行都产生很大冲击。

三、中美贸易摩擦解决对策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出口迅速增加的过程中,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两国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和贸易量的增加导致贸易摩擦是历史的必然。中美双方经济的互补需求远远大于摩擦冲突,中美两国都从贸易中获得很多实惠,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两国经贸交流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音符,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发展的大局。但中美贸易摩擦毕竟给两国经贸关系蒙上了阴影,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理性分析、积极对待。

商品层面的摩擦,我国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作出适当让步。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起到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美国对纺织品设限,我们可以考虑机电产品的出口,对机电产品设限,再转向更高的行业,当然,产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档、低价是我国产品在美国屡屡遭遇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我国在作出适当让步的同时,应提升商品档次、质量和价格,这是减少贸易摩擦的根本出路。

美国限制对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尤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积极商讨,据理力争,绝对不能轻易让步。该类产品对美国有关产业影响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大,美国控制比较严格。好在我国该类产品大多数属于加工贸易,有些零部件还是从美国等进口的,我国还可与提供部件的其他国家协调,展开多边谈判,这样受到的限制和压力反而减少了。

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我国政策的协调。过去,产业政策鼓励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贸易政策则刺激了劳动相对密集的加工出口的增长。鼓励出口创汇,出口贸易结构就偏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成分提高。这种政策不协调减缓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加大技术开发的力度,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出口产品中熟练劳动和知识技术要素的密集程度,在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改造的同时,提高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规模经济产业的资金资助和政策支持力度。

如果说商品层面摩擦属于短期的、表面的和微观的问题,那么制度层面的摩擦则是深层次的、涉及宏观经济的大问题,中国在此方面问题的处理上还很被动,需要大力采取行动。

美国对知识产权摩擦态度强硬,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对美国还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要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但需要的时间还很长,中国侵权行为在一段时间内还很难消除。现阶段中国要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知识产权之争,中国政府需要委婉斡旋,尽量减少冲突,同时也要让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作出最大努力,但知识产权保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也需要美国政府合作共同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美国动用超级301条款直接制裁有悖于WTO原则,中国也不能一味退让,可借助国际法,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

应对中美知识产权摩擦的同时,还要告诫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现在一方面我们有企业侵权,另一方面中国又有大量的商标和祖传秘方等在国外被抢注,实在让人痛心。另外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中也要起到应有的作用。地方政府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就业、税收问题,要看到侵害知识产权会长时间损害当地的投资环境、打击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几次作出了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摩擦,但美国仍未得到完全满足,还在继续对中国施压。对此,中国也不能一味让步。一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象征一国的经济,汇率政策的制定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的,中国应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需要稳步调整,不能跟在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后面行事。

篇5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当中国刚开始准备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美国就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1989年到1996年,中美进行了四次正式的知识产权谈判。1996年的第四次谈判中美签订了三个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尽管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却有增无减。从2005年开始,美国还对中国进行所谓的“不定期审查”,以评估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情况。

二、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的成因

美国方面对于产生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原因

第一,知识产权产品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知识产权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对美国的经济影响重大。

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宣传,知识财产占美国企业全部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高新技术的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知识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800万。

近年来,美国的外贸逆差逐年上升,尤其是中国更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与此同时,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却年年出现顺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会借助其优势产品来改善或扭转其贸易逆差。而拥有知识产权的美国公司也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控制中获得利益。

第二,维护美国贸易政策的权威。

在二战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把知识产权列为其贸易政策的关键部分,以创造一个更加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框架。通过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WTO谈判所达成的一揽子协定,如期提高了美国发明人和知识产权持有人在海外获得和维护平行权利的能力。就国际体制而言,美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落实。美国必须紧盯其它国家的履约情况,以真正确保美国的利益。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美国更是不能放过。

中国方面对于产生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原因

第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升级,高科技产品已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是,许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并且中国许多公司还处于模仿阶段缺乏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使得知识产权纠纷成了目前跨国公司压制中国公司的强有力的武器。

第二,中国企业在引进国外技术时忽视各类技术标准。近年来,美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借助于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向中国企业发难已成为一种新动向,即所谓“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趋向。除以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发难外,更多情况是与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环境保护标准等相结合而发难,以维护其经济、科技的领先地位。技术标准在市场垄断中有着特殊的使命,随时准备套牢中国企业。

三、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知识产权申请困境。我国的专利申请费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而一些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提高专利申请费用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弱小企业在本国申请专利,从而进一步维护本国企业在技术垄断上的利益。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公平的经济后果,即来中国申请专利的外国公司享受到了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少缴纳费用的好处,而中国企业则被发达国家的高费用挡在这些国家之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无法甚至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第二,我国政府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这个主要体现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还不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中。

第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国企业目前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很多企业将重点集中在生产制造业这种短期盈利多、见效快的经营层面上,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产权意识和专门人才。人才管理机制和队伍建设不到位是企业走知识产权道路的巨大障碍。我国不少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没有设置相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人才。这样不仅在主动争取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出口企业在面对美国政府发起的“337调查”的时候存在侥幸心理,指望同样被列入侵权人的其他公司来出面答辩或者根本将调查工作置之不理,最终落得大家一起败诉受裁的局面。

中国针对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的建议

1.面对严重的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性资源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经济安全的战略武器,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国家经济、科技、贸易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只有将知识产权战略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体国民的创新意识及对创新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第三,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第四,提高知识产权的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2.企业方面的应对措施

第一,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第二,培育和增强知识产权竞争力。

第三,面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企业应积极应诉。

四、结束语

知识产权纠纷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问题,严重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国门,获得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政府应完善各种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企业也应该积极地投身于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上,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知识产权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少中美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同时也使中国企业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宋国友.超越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西部论丛,2007,(7).

[2]李浩.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国际贸易问题,2005.

[3]曲建忠,张红霞.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对策.国际贸易探索,2005,(6).

[4]李鸿志.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及对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

篇6

美国参议院于今年3月5日通过了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获得补贴商品关税的权力。

而在2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已宣报启动美国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以协同美国多个部门应对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此举亦有助奥巴马实现从2009年到2015年“出口倍增计划”的目标。

大选年加剧经贸摩擦环境

表面上,这些举措旨在保证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但适逢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奥巴马要向选民表现出捍卫公众利益的形象,相信其实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总统大选本身不会引致经贸摩擦,但它会营造产生摩擦的政治环境。一般情况下,大选年中美经贸摩擦跳不出以下的过程:声称自己利益在中美经贸往来中受损,或提出非经济理由来遏制或制裁中国,以为那些针对中国某类产业或某项政策的措施开路,并援引美国国内贸易法要求联邦行政机构,主要是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劳工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开展相关调查,甚至直接实施对华贸易制裁。又或通过州的国会参、众议员提出法案,同时在媒体大肆炒作。

由于在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采取对华强硬的态度几乎全无政治成本,因此只要主张不是极端到损害美国利益,两党候选人为了争取选民,都会表示支持。而最普遍利用大选年政治气候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美国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类:一是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及其行业协会,另一类是工会组织。

很多时侯,美国政府会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扫除美国企业的出口障碍,譬如频频向贸易对象的政府施压,迫使对方按美方要求改革贸易体制、开放市场,为美国企业出口提供更多机会、更多便利。

以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为例,政府绝非只是企业的出口促销员,而会动用各种政府资源,为企业扩大出口铺路搭桥和保驾护航。出口路径和渠道的开拓殊非简单,而是必然要触及到双方的贸易规则、法律规范、交易习惯等制度性的深层次问题。

可想而知,今后美国政府实施“出口倍增计划”之后,必然会将其经济强势的地位和在贸易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今年内加剧,对我国政府和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信心还未完全回复,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可说仍然相当脆弱,因此美国要通过各种手段快速恢复国内经济。

可是,美国政府既希望发展对华贸易,但又要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既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国的发展。开放贸易整体而言对美国有利,但贸易收入的分配,对美国不同阶层或行业的人是利是弊,却有很大差异。加上高失业率会引起民众的不良情绪,使美国在推行开放贸易的同时,也同时扩张贸易保护主义。有关利益集团要保护自身利益,只好迫切要求在对外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发声,大大增加了中美经贸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贸易保护势力越增强,中美贸易摩擦也会因此而加剧。

如无中国,美国的出口会更疲弱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有几点认识。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上升,美一直处于逆差局面,但相比起中美贸易逆差的增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美贸易所占部分缩减了约20%。此外,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并没有增加美国进口总量,虽然自1990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增加,但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进口的商品总份额已经下降。

而自200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相对下降。如果没有中国,美国的出口定会更加疲弱。从各种研究已清楚说明,贸易逆差为美国带来的利处是显而易见:不单抑制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可以利用劳动力优势节约生产成本,同时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消费剩余,获得更价廉质优的产品。

其实很难看到中美贸易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比起贸易逆差,美国就业率的下降与国内投资的减少和出口下降应该更有关联。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自有原因,而中国过去由于劳动力的优势,在对华直接投资的带动下,转移了很多原有亚洲国家对美的贸易顺差。目前40%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是由美国公司下订单,这些贸易额计算入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但贸易利润本身却会被汇到美国本土,可见说尽管对美贸易有顺差,但并不等于中国因而享受到当中的实际利润。

《华尔街日报》2010年底刊登的《并非真正的“中国制造”》一文尝试揭开中美贸易逆差的谜底。两名专家在文中通过对苹果手机的全球贸易链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只是承接了iPhone的最终组装工序,但贸易额却全部算在了中国头上,增加了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我们手上拿着的美国高科技产品,通过全球贸易链之后竟然成为100%中国出口的商品。所以,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才是中美贸易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对华贸易近几年出现较大逆差,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对中国的出口中,存在着诸多的政策壁垒和歧视,如对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集成电路、卫星传感技术等中方需要的产品与技术,实施种种限制。

这种对华出口的严格管制,在中美贸易中大大制约了美方充分发挥其产业比较优势。出口管制削弱美国很多本来具有优势的产品的竞争力,还间接培养了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因而令受到管制的产品,需求往往大幅减少,同时,一些本有优势的产品则会在不利的环境下渐变劣势产品。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而我国又处于被动,更应积极应对,从被动变主动,力求减少所受影响。

我国出口行业中,仍有一大批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出口企业完成产业升级,建立产品个性化竞争优势。而对于那些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可以考虑直接在海外设立公司,使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并有效规避贸易壁垒的阻碍。

当下美国国内需求并无大增,而美国实施“再产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则可能会导致产能在较短时期内急升,过剩产能就只好通过国际市场消化,即必须扩大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实体经济的不断充实和产业链的完善,对部分进口产品的需求和依赖降低。

因此,在美国出口和进口此增彼减的双重压力下,中美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升级。我国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格局,扭转过度集中在对美出口的局面,开拓更为广阔的新兴市场和非传统市场,走出口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在中美贸易出现争端时再陷于被动。

中美贸易关系极不平等

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中掺杂着很多政治因素,使中美贸易关系极不平等。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贸易关系时,往往为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而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并就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成为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有利借口。

故此,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体系改革步伐,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快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改善其他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场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美国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同时,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尽可能以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去响应美方挑起的贸易争端。这样不仅能培育我国行业协会和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减少行政成本,也能为政府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

美国国会修改《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另一更严重的隐忧是国际自由贸易正由WTO主导转向FTA(自由贸易协定)式双边或区域贸易下的“自由贸易”,令国际贸易步入“冲突/博弈”的新阶段,使WTO规则面临被边缘化之风险。

中国若未能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各种FTA博弈,那么在冲突日增的国际贸易上则更为不利,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阻碍中国从贸易大国跨越到贸易强国,这比美欧等不时在WTO框架下向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危害

更甚。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很多重要资源的供应上仍然要依赖外国,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又在人口老龄化下逐渐消失,欧美制造业持续回流的趋势更是不可避免,可以说中国在未加入双边或区域FTA下吸引实质外资的难度增加,而中国在WTO框架下多年争取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将受到挤压。

若欧美主导的FTA迅速成长并逐渐取代WTO,那么国际贸易结构的调整将加剧,如FDI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会和国际资源的布局,将优先在FTA协议国布局。而FDI和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等,恰是支撑中国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支柱,一旦国际技术减少外溢,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将难以突破,须密切留意。

篇7

一、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都有所体现,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贸易额增长及贸易手段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1950年全球总贸易额为1130亿美元,1997年已达11万亿美元,增长了97倍,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贸易额已达GDP的35%。另外,国际贸易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主要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电子数据交换(EDI)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资金转账(ETF)等也已在许多国家开始应用。

2.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为了获得更多的优惠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积极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熏在WTO的144个成员国中,近90%隶属于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组织。目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

3.跨国公司蓬勃发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已达到44 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 659家。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0%以上,在国际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额已达19万亿美元,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1/3,雇佣人数达5 400万。

4.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国经济相互传递的障碍减少互动性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和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发达国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5.对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货物利益,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另外,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使统计出现严重的误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中美贸易作为世界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不平衡的进一步扩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5―2004年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2%。其中,2001年中国对美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为804.8亿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长了20.8%,达到971.8亿美元;2003年则增长了30个百分点,达到破纪录的1 263.3亿美元;2004年又增长了34.3%,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696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对象。2005年中美贸易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 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与此同时,随着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0.8亿美元,2002年达到427亿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亿美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802.7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则为1 141.7亿美元(见图)。

另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截至1999年7月底,美国公司在华获得批准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7 814个,协议金额498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236.7亿美元。按投资额排名,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前20家各国公司中有11家是美国公司,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司。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趋势不断扩大有其内在的统计误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等外在因素则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

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品服装为主的贸易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但实质上,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器。可见,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体现出来,无法实现优势互补的国际分工合作,由此导致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美国跨国公司近年来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也成为加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绕开了关税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关税措施,获得了更多利润。这些跨国公司以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为他们在华的企业输送境外关联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将制成品输送给其在消费国的批零企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费。美国跨国公司把原来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于是,简单的进出口统计,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关系,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没有计算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贸易的差额。据中美商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参加调查的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但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利润并未被统计在内,这就更加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各国的生产跨越国界,这就使各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产业进行调整。在进行产业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由于政局的稳定,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动力等因素,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美国、欧洲的跨国公司转移制造业的对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贸易差额的转移。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因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1.东亚地区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的增加,主要是东亚地区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向中国转移的结果,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产业转移,使原来东亚各国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是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工业化的繁荣发展之后,劳动力成本开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渐丧失了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断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内地来生产,再返销国内和出口到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产品因此继承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也继承了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对1989―1995年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见下页表)。

2.美国本土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一些企业原来在国内生产、国内消费,现在则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生产出的产品再对母国“返销”出口。有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的。以纺织品贸易为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纺织品最具价值的外包基地,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服装采购商的订货或美国本地服装企业在中国生产的返销产品,中方除了赚取小部分加工费用外,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美国。与此同时,也通过产业转移加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四)全球化导致的原产地统计误差

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为国际社会所确定的。当时,这种以国家境域为统计着眼点所形成的外贸统计,即货物跨境流动统计是与国家参与对外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由于原产地规则,使中美两国在贸易额的统计上产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贸易不平衡被进一步夸大。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但美国海关按原产地规则却将这类商品的全部价值计入进口额,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实际顺差。另外,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按原产地规则也被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这也扩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四、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目前,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对象,这就使我国对外贸易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且风险也较高。因此,我国应鼓励企业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国市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参与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如:10+1、10+3、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参与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可使我国享受关税优惠等贸易优惠政策,这无疑为我国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比如,2005年7月,随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双方已就7000多种商品进行关税削减,而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国企业正可以抓住这一商机拓展出口市场,而不是只注重向竞争已很激烈的美国市场低价出口,从而也可以起到适当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推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我国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性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同时为企业做好咨询与信息提供的宏观指导工作。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不平衡,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设厂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另外,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组建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其国外直接投资行为,可以分享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加入WTO也要求服务业逐步开放,因此中国可以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借机弥补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须是美方对服务贸易进行充分的统计。

另外,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对华贸易的优先策略之一就是扩大服务出口,限制货物进口,而后者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因此,只有扩大服务出口才能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才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

(四)大力发展高科技产品技术贸易,促使美国放松出口限制

高科技产业是美国出口的主要优势产业,但由于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高技术产品,尤其是军民两用技术设备的出口,致使大批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厂商痛失商机。事实上,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并不能达到其阻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目的,中国不从美国进口,则可转向他国进口同类技术设备。美国这一举措不但不能实现对华限制,反而不利于中美更深入、更广泛的进行合作。因此,大力发展技术贸易,不仅有利于改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实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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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晓东.浅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J].中国轻工教育,200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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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夏明国.合理看待中美贸易摩擦[J].理论与现代,2005,(7):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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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苗迎春.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重新审视[J].同济大学学报,2004,(8):99-104.

篇8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钢铁、彩电、家具、纺织品和集成电路等产品挑起的贸易摩擦不下十次。有些摩擦如“钢铁案”化险为夷,有些指控如“彩电案”受到倾销终裁;有些案例如“家具案”涉及巨额贸易,有些案例如“纺织案”案情特殊。概括地讲,后WTO时期的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贸易不平衡摩擦随中美贸易总量的增加而加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递增,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其攻击中国的靶子。

贸易摩擦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农产品和纺织品日益成为贸易摩擦新焦点。入世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纺织品、钢铁产品、彩电、集成电路、椅座升降装置、钢丝衣架、刹车鼓和转轴、、铸铁供水管、糖精、家具、化工原料、农产品等等,双边贸易摩擦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其中,农产品贸易因为中国对美国转基因大豆实施安全审查招致美国的不满。纺织品和服装贸易摩擦因为“特别保障条款”的规定会愈演愈烈。

贸易摩擦积极按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美方试图滥用反倾销和过渡性保障措施,如美国在对中国的反倾销中经常滥用“替代国”政策。

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措施增多,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方制造贸易摩擦的新手段。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WTO允许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外,美国又从中国加入WTO协议中拿到了12年“特保措施”、15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8年的“纺织品限制措施”,以及长达10年的WTO多边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以美方指控中方为主,涉及医药、软件、书籍、音像制品等。

贸易摩擦与对贸易政策及实践的评估紧密联系,中美相互展开反倾销调查。一方面,美国紧盯中国加入WTO承诺不放松,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国执行协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利用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报告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开始反击美国的不公正调查,并利用反倾销调查手段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一般贸易措施与国别贸易措施并存,非经济因素对贸易摩擦推波助澜。中美贸易摩擦既有美国根据本国商法针对所有贸易伙伴适用的一些贸易措施,如337条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缘于中国在加入WTO协定书上承诺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和“特保条款”而产生的大量摩擦。与此同时,非经济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美方对国内市场份额进行战略调控。其次是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贸易的干扰,尤其是对华出口限制和产业保护。

应对后WTO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

我们面对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贸易摩擦,必须以冷静的、非政治性的观点来看待,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程序来解决。既要有战略方面的应对,也要做好战术上的安排。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

结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远高于许多WTO成员。在此情况下,美国应效仿WTO其它成员的做法,尽快结束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便在反倾销中得出一个非歧视的判断。

正确认识和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由于中国设置了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是不容置疑的,但从美国对巴西、墨西哥、荷兰等国的外贸历史来看,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也不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

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中美双方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中国外贸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特点、中美国际分工和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对华产业转移,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国际油价上涨、服务贸易顺差下降、J曲线效应作用有限等等。以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转移为例,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有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

商务部马宇认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起码今后十年内都不可能扭转。中国政府需要调整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战略,加快国内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开放,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加强透明度,规范竞争秩序,减少贸易摩擦的制度性因素。

强化行业协会功能

行业协会的职责之一,就在于对全球范围的行业动态理所当然地进行搜集、分析和通报。但毫无疑问,我们的商会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够。2000-2002年,中国彩电对美国出口增长了1166%,面对如此高的出口增长,在美国方面立案前竟无一家企业警觉。按理说,有欧盟彩电反倾销在先,商会和协会凭经验就能做出基本的判断,及时反馈给政府和企业,提醒有关方面注意。中国企业和商会应尽快建立市场预警机制,在把握美国国家安全、贸易战略的基础上,对市场份额、产品研发、品牌创立、兼并合资等各方面有全面、细致的战略构想。

大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目前占据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的半壁河山,但是企业核心技术研究开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加工贸易项目相对较少;国内配套能力不足,使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未得到充分释放。以家具为例,珠三角家具企业小而分散,多而不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弱,大部分家具出口产品都是通过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很多企业只能靠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通过价格与国外产品竞争,缺乏原创性和现代营销理念。这些因素制约了珠三角出口家具品牌的培育,也容易招致反倾销。

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市场依存度过高,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家具案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目前中国家具出口额中,仅美国市场就占到52%以上。而且出口的家具品种也过于集中在一、两种产品上,其中增长最快的就是木制卧室家具。据美国商务部称,2002年,来自中国的家用木制家具的进口额比2000年的16.5亿美元猛增了75%,达到28.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类商品进口额的1/3以上,在美国价值230亿美元的木制家具市场上,来自中国的家具产品就占了35%的份额。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因此,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及非洲市场进军,以不断提高我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利用世贸规则解决中美贸易纠纷

解决国际贸易磨擦与争端的措施,通常分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层面,各层之间以及内部的协作十分重要。以反倾销为例,倾销问题属于企业层面的贸易磨擦与争端,和应诉的主体必须是企业,企业必须学会或应诉以及做好反倾销预警、规避工作。企业必须要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做好账,在遭遇境外反倾销调查时,企业应当积极应诉并相互通气。企业之间的团结协作在“家具案”中表现突出,相关的中国家具企业,其中包括台资、港资甚至美资企业,成立了专门应对此次“反倾销”危机的规模实力空前的联合组织。行业协会可以监控出口市场以及境外同行的动向与反应,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外协调工作,最大程度帮助会员化解境外反倾销危机,或者组织国内企业对外反倾销,维护本行业利益。更为重要的是,行业协会可以积极向会员普及反倾销知识,总结各类反倾销经验,提高会员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在反倾销争端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反倾销有时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政府有必要通过双边谈判,争取使更多的国家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排除,在WTO新一轮谈判中,争取修改反倾销协议中的部分条款,防止成员滥用反倾销措施,扭转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重灾区的被动局面。在保护国内产业方面,政府应当制订较完备的反倾销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要学会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对方的法律法规为自己争取利益。一方面,在受到对方产品倾销打压下,积极申请反倾销措施。另一方面,在对方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中方企业可以要求美国以享受正常调查待遇的中国企业的产品的价值,代替所谓“替代国”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正常价值,做出对中国企业产品价值的正确判定。因为对取得了正常调查待遇的中国企业,意味着美方承认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不受国家控制,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定》要求的,可以根据企业的会计记录,计算受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

此外,还应当在贸易伙伴国寻找反对保护主义的强大同盟军,包括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商团体、学术界和舆论界人士,增强我们对付保护主义团体的力量。只有这支同盟军才能使进口国居民充分认识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以及保护主义团体为了私利使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才能扭转贸易伙伴的舆论风向,才能有效阻止保护主义团体将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政府实际的保护措施。“家具案”中,美国有35家销售商为中国企业积极奔走,向有关方面申请取消制裁,由此可见一斑。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由于汇率下降是刺激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测算值不断提高的直接因素。从这一点看,目前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已经不单是外国政府对中国施压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当前的人民币汇率确实已经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快发展外汇市场的步伐,推进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研讨人民币的合理币值,继续为外贸的发展提供货币政策的支持。

中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两国的经贸问题,还涉及两国的政治体制。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贸易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今后还会长期存在。中美两国政府应加强沟通、磋商和信息交流,在国际规则、双边协议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贸易争端,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和宽容,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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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宇.中美贸易争端的表象与本源[N].中国经济时报,2003.12.1

篇9

2010年11月,欧盟委员会了名为《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的战略文件,描绘了未来几年欧盟的贸易政策框架。与上一份欧盟贸易战略相比,新贸易战略在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和维护欧盟企业利益方面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被众多媒体认为更具有攻击性。该报告提出,中国既是欧盟的主要挑战,也是主要机遇所在。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的政治一体化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这份战略文件的出台预示欧盟贸易政策总体上会趋于强硬,而中欧贸易本就摩擦不断,认真分析并积极应对这一新的变化,对于促进中欧经贸合作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现状

(一)贸易方面

中欧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欧盟统计,2009年,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中国出口的204%;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73%。中国(不含中国香港)是欧盟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占欧盟出口的75%;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占欧盟贸易总额的129%。

从我国的统计看,2010年,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是2001年(全年)的57倍。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是2001年的69倍,进口是2001年的42倍(见表1)。

表1 中国对欧盟贸易统计(亿美元、%)

年度 进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同比增长 进口额 同比增长 顺差

2001(15) 7663 110 4091 71 3572 158 519

2002(15) 8675 132 4821 179 3854 79 967

2003(15) 12522 444 7216 497 5306 377 1910

2004(25) 17729 334 10716 367 7013 287 3703

2005(25) 21731 226 14371 341 7360 49 7011

2006(25) 27230 253 18198 266 9032 227 9166

2007(27) 35615 308 24519 347 11096 229 13423

2008(27) 42558 195 29288 195 13270 196 16018

2009(27) 36409 -145 23628 -194 12780 -36 10848

2010(27) 43388 331 28231 333 15157 326 1307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商务部网站。

从增量看,中国是欧盟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据欧盟统计,2005—2009年,欧盟27国对外出口增加420亿欧元,其中,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均下降,而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266亿欧元,占欧盟出口增量的633%。这也是欧盟认为中国是其重要出口机遇的主要原因。

(二) 投资方面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1—10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1181家,同比增长166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003亿美元,同比增长1571%。其中,欧盟二十七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22家,同比增长49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从欧盟的统计看,2008年欧盟对华投资流量47亿欧元,仅占其对外投资流量的14%,位居欧盟对外投资的第14位,排在美国、离岸金融中心、瑞士、俄罗斯、新加坡、澳大利亚、埃及、加拿大、土耳其、中国香港、日本、乌克兰之后。中国对欧盟投资流量则非常少,2005年、2008年甚至出现负值。欧盟对华投资存量占比和排名同样靠后。

(三) 技术方面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累计最大的技术和设备供应方。截至2009年,我国累计从欧盟引进技术32401项,累计合同金额12705亿美元。与美、日等国家的企业相比,欧洲企业更愿意转让较为敏感的技术。

二、中国欧盟经贸关系特点

(一) 不平衡

贸易总量不平衡:根据我国的统计(见表1),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开始大幅增加,2008年达到16018亿美元,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顺差回落到10848亿美元,但2010年又迅速上升到13074亿美元。

根据欧盟统计,欧盟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对中国贸易逆差(见表2)。2008年,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欧盟贸易逆差比重最低,但也达到67%,高的年份甚至超过100%。

表2 EU27 对中国贸易逆差/EU27 逆差(十亿欧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欧盟贸易余额 -746 -1268 -1927 -1925 -2585 1051

欧盟对中国

逆差占比(%) 108 86 68 83 67 127

资料来源:Eurostat(欧盟统计局)。

除总量不平衡外,贸易结构、国别结构存在不平衡。我国对欧盟虽然总体贸易存在大量顺差,但我国对欧盟的服务贸易存在逆差,2009年逆差达到50亿欧元(见表3)。从国别看,我国对欧盟的出口、进口、顺差主要集中在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和法国,这五个国家占我国对欧盟贸易的70%左右。其中,我国对德国存在贸易逆差。

表3 服务贸易(十亿欧元)

2007 2008 2009

出口 进口 余额 出口 进口 余额 出口 进口 余额

中国与世界 888 943 -55 996 1074 -79 923 1129 -206

欧盟对中国 140 180 40 150 199 49 131 180 50

资料来源:Eurostat(欧盟统计局)(服务贸易不含政府服务)。

(二) 不对称

贸易增速不对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快于中国对世界的出口增速,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增速慢于中国从世界进口的增速。2010年1—11月,我国对世界的出口是2001年的53 倍,进口是2001的51倍;同期,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是2001年的69倍,进口是2001年的42倍。

依赖程度不对称:尽管中国、欧盟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但两者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对欧盟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75%。从贸易余额看,虽然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只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30%,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占其贸易逆差的67%~127%。

贸易投资不对称。中国、欧盟贸易相互占比大,但投资流量、存量占比都较小,对比鲜明。

(三)不同步

根据欧盟统计看中国、欧盟贸易产品结构,2009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主要体现在办公及通讯设备(欧盟逆差629亿欧元)、服装纺织(欧盟逆差306亿欧元),合计占欧盟对华逆差的70%。从时点来看,服装纺织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办公及通讯设备则是加工贸易的结果。但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演变看,这种逆差主要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发展阶段不同步引起的。

从人均GDP指标看,美国人均GDP46021美元,欧盟32986美元,中国仅为3760美元,发展阶段明显不同步(见表4)。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创业动力和压力、工资水平等因素不同。这些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而发达国家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产业空心化。

表4 中国、欧盟、美国GDP指标比较

中国 EU27 美国

2009 2007 2009 2007 2009 2007

人均GDP(美元) 3760 2680 32986 34282 46021 46670

GDP 增速(%) 91 142 -42 29 -26 19

人口(亿) 1305 1297 498 495 307 301

资料来源:EIU(经济学家信息中心)。

但是,中国、欧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步,并不仅仅意味着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实际上,双边贸易存在竞争性。根据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 25/2009,中国在2006年超过欧盟,成为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三、中国欧盟各自利益诉求

(一)欧盟的利益诉求

1政府采购

欧盟认为,政府采购市场是对欧盟企业最封闭的一块国外市场(见表13),而欧盟企业在公共交通、医疗器械、药品和绿色技术等领域非常有竞争力。欧盟明确提出在政府采购市场要对等,为此,将采取立法手段促使国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反对国外的歧视性做法,并将敦促中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确保欧盟企业获得公共资金项目的市场准入。

2原材料出口限制

欧盟宣称,可持续的、没被扭曲的原材料供应对欧盟的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将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就出口限制、造成供给瓶颈和其他扭曲行为的产业政策进行谈判。

3产业政策措施

欧盟指出,为确保国内外生产商基于真正的比较优势进行公平竞争,其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以下扭曲、破坏贸易的行为采取贸易防御措施:战略性产业补贴、进口替代产业政策、购买国货政策、强制的技术转移。

4知识产权保护

欧盟企业普遍认为,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法律执行差,仿造、盗版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中国的造假企业一般在一个星期就可以制造出样机,25%的中国造假企业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制出市场需求的产品,50%的侵权企业收入为暴利。欧盟将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中使知识产权条款尽可能保护知识产权,而多边的《反盗版贸易协定》将提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

5其他问题

欧盟认为,监管壁垒严重损害了其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欧盟将通过要求第三国匹配其提供给该第三国的内部市场来获取更大的市场开放。如在银行、电信等核心服务领域取消欧盟投资者在所有权、设立企业和经营方面的限制;改善认证、检验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检验、认证做法以及规则、标准方面的融合与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业成本。

除知识产权、原材料出口限制、产业补贴、监管壁垒外,欧盟还认为,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的不同会造成不公平竞争,欧盟将考虑改革“普惠制”,使之与国际劳工标准、人权、环境保护、政府治理等挂钩。

(二)中国的利益诉求

1外部发展机遇

自由贸易由发达国家提倡,但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加速转变,欧美日益突破自由贸易的范畴,强调公平、开放(公平主要指公平竞争、公平贸易,开放主要指市场准入),并以公平、开放名义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如何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反对不合规则的贸易保护,继续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机遇,相应成为我国的核心利益。

2市场经济地位

由于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欧盟在判定中国产品是否以低于成本价在其境内倾销时,不是以该类产品在中国国内的价格为参照,而是以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价格为参照。由于选取的“第三国”与中国不存在可比性,而且欧盟选择的“第三国”的价格水平往往远高于中国,导致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时遭受不利结果。这实际上与欧盟提出的公平、开放原则相违背,对中国企业构成最大的不公平、不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不但可获取铸币税,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目前,我国正在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欧、美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美高举公平、开放的国际贸易大旗对我国进行施压,我国完全可以公平、开放原则要求欧、美支持人民币跨境结算。

四、中欧经贸合作的基础较强

中欧经贸关系存在多重分歧,如果欧盟按照新的贸易政策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中欧贸易摩擦势必增加。但总体上看,这些分歧主要基于各自经济利益,多属于技术层面。与中美经贸关系相比,中欧双方在战略上的冲突要弱一些,政治因素相对少一些,在经济和发展战略方面还有不少一致性。

中欧贸易与中美贸易存在不同。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在本次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通胀率处于低位,就业状况良好,其本身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受益者。美国对华贸易存在逆差,但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只要其内部结构不调整,无论是压人民币升值,还是对中国产品征税,都无法改变美国巨额逆差的现实。而且,美国经济结构两极分化,对华出口商品结构过于单一,在控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情况下,中美贸易很难实现平衡。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都更像是政治工具,很难仅仅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

中欧双方发展经贸关系的根本目标比较一致。与中美贸易摩擦相比,中欧贸易摩擦中虽然掺杂一些政治因素,但经济成分更多。欧盟新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贸易、增长和世界事务》报告中明确提出,欧盟推动对外贸易是要取得三方面的利益,即经济增长、就业和更多更廉价的商品,这一提法不仅仅是口号上的。与美国相比,欧盟经济面临更多困难,近20年来,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低于美国,而失业率高于美国。欧盟在2010年10月份开展的一项调查也显示,61%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贸易政策应首先关注创造就业。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巨大逆差。欧盟成员国众多,经济体系完备,有能力推动对外贸易,包括对中国的出口,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欧双方都有较强的愿望通过经贸合作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即使出现贸易摩擦,也应该更易于在贸易谈判的框架下来协商和解决。

中欧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欧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欧盟的经济、技术相对发达,但在外部全球化和内部一体化背景下,欧盟也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外部竞争力下降,财政、债务存在巨大不平衡,内部各国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平衡,其边缘国家融资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甚至威胁到了欧元的生存。中国虽然相对欧盟处于后发阶段,并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外部发展机遇发生变化,内部存在资源、环境压力和结构调整压力,但与欧盟不同的是,中国GDP长期快速增长,GDP在世界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财政地位为中国创造了更有利的调整空间。中欧各自的优劣为相互合作发展经济提供了机遇。如欧盟的技术有助于中国解决资源、环境瓶颈;中国良好的财政和外汇储备有助于欧元的稳定。

从贸易的结构和价值增值看,造成欧盟逆差的主要产品是办公及通讯设备、服装纺织。办公及通讯设备主要是加工贸易,中国表面上得到了顺差,但欧盟企业获取了价值增值,利润由欧盟企业而非中国企业得到;服装纺织中国有比较优势,在产业结构上与欧盟形成互补,同样对欧盟有利。从贸易增速看,尽管中国对欧出口快于中国从欧进口,但欧盟对华出口增速快于欧盟对世界、对美国、对瑞士的出口增速,事实上,欧盟对美国的出口近年来还呈下降趋势。因此,欧盟对中国市场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通过扩大对中国出口获益。另一方面,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虽然较大,但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同样使得欧洲消费者获益。根据欧盟2010年10月的调查,39%的被调查者认为欧盟贸易政策应帮助消费者获得更多更廉价的商品,其重要性仅次于促进就业。总体看,中欧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中欧战略选择在经济跑道上的共性夯实了双方谈判的基础,贸易的互惠互利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则确保了谈判地位的平等(甚或中国稍占主动),为通过谈判实现共赢构筑了前提。

五、对欧经贸关系政策建议

(一) 完善对外经贸战略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在经济、贸易、投资、消费、技术等领域的地位上升,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欧盟对华关系定位也发生变化,从自由贸易等传统领域转变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强调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公平,客观上对中国维护内外部发展机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目前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贸易增长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内外的要求有一定的一致性。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国有必要调整对外经贸战略,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这种战略转变要求国内政策、措施、步骤等相应调整,通过维护全球化来确保中国中长期内的战略发展机遇。当然,维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做出不必要的让步。

对欧经贸政策应与对美经贸政策有所不同。欧盟的贸易政策目标比美国单一,其核心是扩大对中国出口。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对欧盟国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而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差别较大,利益诉求也有差异,并非铁板一块。在对欧经贸关系中,中国不处于弱势,甚至还有一定优势。贸易问题更容易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为此,在对欧经贸关系中,宜采取与对美国不同的策略。可以建立多方面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就贸易谈贸易,在讨价还价中,让渡部分国内市场,争取对我有利的条件,取得双赢,不断完善和推进中欧经贸关系,同时,可以以经促政,并以此向美国施压。

(二)驾驭国际贸易规则

战略转型要求中国的政策、法律、操作技巧符合国际贸易规则,通过掌握、制定、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来恰当地维护国家利益。

政府采购方面,欧盟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提供对等开放的市场。从实际情况看,虽然欧盟表面上开放了政府采购市场,但其政府采购协议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也仅占其政府采购总额的18%(见表13),并且中国企业很难进入,客观上存在市场准入壁垒。中国目前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但可以按欧盟对等开放的要求进行让步,在对欧盟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同时,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有关规定进行合理保护。如可以根据《政府采购协议》第5条“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第23条“允许一国政府在协议中选定某些排除其适用范围的要求,涉及公共秩序、安全、生命与健康、知识产权、慈善、劳教和服务采购等均可有保护措施”的例外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的技术性处理等进行合理保护。

原材料出口限制方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g款规定,缔约方可以实施“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也就是说,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缔约方为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采取适当的出口限制,但这种出口限制不能造成国内外的不公平竞争(案例研究表明,对原材料出口限制时,一同实施的国内生产或消费限制不要求待遇完全相同,也不要求效果相同)。因此,只要措施适当,中国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是无可厚非的。

战略性产业补贴方面,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将补贴分类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讼补贴和不可诉补贴。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关于研究援助、地区援助、环境援助等不可诉补贴规定,以及微量补贴等规定,对战略性产业进行补贴。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鉴于不但欧盟需要保护知识产权,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也需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建议在中国市场上加大对欧盟厂商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要求欧盟也加强中国厂商在欧盟市场的保护,但对超过国际标准的保护要求,则应坚决抵制。

(三)深化中欧经贸合作

在中欧经贸关系上,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比如我们现在会议室使用的麦克风大多是飞利浦或德国的产品,欧盟不能只看有些规定,实际做法上,中国要灵活得多。投资方面,中国购买欧盟国家的债券是对欧元的巨大支持,也是对欧洲统一货币的支持;中国对欧投资并购也是对欧洲的支持。因此,欧盟应放开中国对欧投资的限制。中国在可贸易商品领域的优势难以撼动,欧盟只能在高技术领域放开限制才能平衡这种优势,否则中欧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无法解决。因此,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需要中欧深化合作。

一是加大中欧之间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力度。要求欧盟自己做到开放、公平,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减少欧盟设置的中国对欧贸易投资壁垒,增加中国从欧盟的技术进口,扩大中国对欧盟以技术为目的的收购,从而减少欧盟对中国的逆差,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中国则可以在符合本国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宽有关市场准入壁垒,如欧盟愿意对其绿色技术出口到中国提供融资支持时,中国可以放宽外债指标限制。

二是对欧经贸合作不要仅限于欧盟和中国市场,还可以扩大到在第三国的合作。例如,非洲是欧盟的传统市场,非洲国家的矿权大都在欧盟国家手里,中国和欧盟可以在非洲等第三国开展贸易、投资、融资合作。这不但需要在拓宽合作的地理范围和合作领域方面转变观念,而且需要改变一些具体的做法。例如,在融资领域,政府部门一般要求中国进出口银行在融资支持时考虑中国成分,对欧盟内部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提供商业条件的融资;不太支持外资在华企业的出口及其对外投资的融资需求,但实际上对第三国的出口和投资有利于中欧经贸平衡,有利于市场多元化,有利于确保外部市场对中国的供应。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除开放、公平外,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欧盟提出改善认证、检验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检验、认证做法以及规则、标准方面的融合与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业成本。中国则可以要求欧盟支持人民币跨境结算,在货币领域实现开放、公平,从金融领域降低商业成本,实现贸易便利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强调各有关国家“共赢”、“平等”、“公平”、“共存”,是相互依存的现实要求。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加强交流和合作,形成一种合作机制和平台,使各有关国家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各国从中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进程,我国外贸发展环境日趋紧张化,研究突破贸易壁垒的对策机制,不能以传统“见招拆招”的被动方式进行,更需要主动参与,以创新思维进行思考,需要突破以单个国家为出发点思考对策机制的限制,将对策机制融入到集团化和区域化合作中,避免以“壁垒”对“壁垒”,以求顺应大势,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1]任丽华. 中欧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9(28):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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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a-EU Trade Relations

WANG Li

篇10

一、引言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当中国刚开始准备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美国就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1989年到1996年,中美进行了四次正式的知识产权谈判。1996年的第四次谈判中美签订了三个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尽管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却有增无减。从2005年开始,美国还对中国进行所谓的“不定期审查”,以评估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情况。

二、中美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的成因

美国方面对于产生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原因

第一,知识产权产品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知识产权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对美国的经济影响重大。

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宣传,知识财产占美国企业全部价值的三分之一以上,高新技术的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知识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800万。

三、我国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知识产权申请困境。我国的专利申请费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而一些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提高专利申请费用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弱小企业在本国申请专利,从而进一步维护本国企业在技术垄断上的利益。这种现象导致了不公平的经济后果,即来中国申请专利的外国公司享受到了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少缴纳费用的好处,而中国企业则被发达国家的高费用挡在这些国家之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无法甚至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

第二,我国政府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这个主要体现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救济措施还不完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中。

第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国企业目前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很多企业将重点集中在生产制造业这种短期盈利多、见效快的经营层面上,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产权意识和专门人才。人才管理机制和队伍建设不到位是企业走知识产权道路的巨大障碍。我国不少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没有设置相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人才。这样不仅在主动争取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出口企业在面对美国政府发起的“337调查”的时候存在侥幸心理,指望同样被列入侵权人的其他公司来出面答辩或者根本将调查工作置之不理,最终落得大家一起败诉受裁的局面。

中国针对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应对策略的建议

1.面对严重的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性资源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经济安全的战略武器,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国家经济、科技、贸易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只有将知识产权战略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体国民的创新意识及对创新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意识,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具体而言,知识产权战略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第三,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第四,提高知识产权的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2.企业方面的应对措施

第一,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第二,培育和增强知识产权竞争力。

第三,面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企业应积极应诉。

四、结束语

知识产权纠纷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问题,严重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国门,获得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政府应完善各种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企业也应该积极地投身于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上,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知识产权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少中美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同时也使中国企业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近年来,美国的外贸逆差逐年上升,尤其是中国更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与此同时,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却年年出现顺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会借助其优势产品来改善或扭转其贸易逆差。而拥有知识产权的美国公司也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控制中获得利益。

第二,维护美国贸易政策的权威。

在二战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把知识产权列为其贸易政策的关键部分,以创造一个更加尊重知识产权的国家框架。通过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WTO谈判所达成的一揽子协定,如期提高了美国发明人和知识产权持有人在海外获得和维护平行权利的能力。就国际体制而言,美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落实。美国必须紧盯其它国家的履约情况,以真正确保美国的利益。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美国更是不能放过。

篇11

据中方统计,中美建交之初的197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5.9亿美元,自美国进口18.6亿美元,中国逆差12.7亿美元。此后,中方逆差一直持续到1992年。期间,1981年的逆差规模最大,达到28.7亿美元;1992年逆差规模最小,为3.1亿美元。从1993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顺差(62.7亿美元),顺差规模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之势,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 141.7亿美元,是1993年的18倍多。2008年后受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开始下降,2009年出现了10%以上的降幅。2010年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10年的3853.4亿美元,增长150多倍。美国从中国的主要逆差来源国变成了主要顺差来源国。

据美方统计,1979年美国对华出口17.2亿美元,自华进口6.5亿美元,美国顺差10.7亿美元。美国的对华贸易顺差持续到1982年,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了3亿美元的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持续逆差。1988年,中国首次成为美国的前10大逆差来源地之一,位居第九位;1989年跃升到第六位,1990年升到第三位:1991年,超过台湾省,位列第二位,仅次于日本;从2000年开始,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达到2015亿美元,比2004年的1619亿美元上升24.5%,为美国有史以来对一国的最大贸易逆差。2007年中国对美国顺差高达2563.7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到24.3%。2010年中美货物贸易4568.2亿美元,同比增长24.86%。美对华贸易逆差2730.7亿美元,同比增长20.36%。2011年1月~4月,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1337.2亿美元,同比增长24.8%。其中,中国对美出口916.8亿美元,同比增长22.4%;自美进口420.4亿美元,同比增长30.5%。依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尽管双方公布的数据差异很大,但两国间贸易越来越不平衡的事实却毋庸置疑。

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1.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数据的差异

目前,中美双方对外贸易统计都是按照原产地规则进行的。原产地统计是指进口货物的国别要按其原产地,即商品的生产地、制造地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进行统计。原产地规则在国际多边贸易协定和各国贸易政策措施中被广泛应用,但对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各国在制订自己的原产地规则时,往往从本国需要出发,标准不一,宽严各异,在判定进口货物原产地时存在较大随意性。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数额不大,各国之间商品交换关系比较简单,按原产地统计大致可以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贸易关系以及相应的利益格局。现在由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跨国投资日趋增加,国际贸易所交换的已经远不是单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而是跨越国界的“世界性产品”。

按现行原产地统计进出口贸易的办法,显然难以准确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势,甚至会扭曲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状况。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认为,目前国际通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存在着不合理性,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原产地原则的局限性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按照原产地规则统计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既没有充分反映中美贸易的客观实际,又无法全面揭示中美双方在相互贸易中的实际利益所得。

2.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国际贸易产业转移的一般表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和境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建立了大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工序的同时,把对美出口顺差较大的商品加工组装工序也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等,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这种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的分离,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相当部分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中国、东亚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存在三角关系:美国对东亚逆差下降,对中国逆差上升;中国对东亚逆差上升,对美国顺差上升;东亚对美国顺差下降,对中国顺差上升。2005年~2010年间,中国累计一般贸易顺差2729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1.46万亿美元。特别是,中国主要承接了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最终加工组装环节,出口体现为全部商品价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美国以外国家的进口,而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取得收益为少量的加工费用。

美国从中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摩根斯坦利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对美出口,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了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获利60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指数涵盖公司利润总额的10%以上。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零售价为178.96美元,其中中国赚取的加工费仅占3.6%,大部分价值被美国的设计、运销和零售企业获得。2011年8月上旬,旧金山联储两位经济学家研究认为,2010年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仅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2.7%,其中从中国进口的真实成本不到一半,其余都来自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的运输、销售和营销成本。

3.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美国国内经济的失衡

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储蓄和投资的差就等于外贸的差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低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外贸的逆差。对中美贸易顺逆差有影响的,最重要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美国人消费太多,投资也比较多,但储蓄率太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有逆差,而不管汇率到底是多少。纠正这种不平衡,就美国的情况来讲,应该提高储蓄率。中国之所以不断积累贸易顺差,则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总储蓄超过了总投资。

4.美国比较优势发挥的政策管制

美国对华政策是影响中美贸易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年来,为了防止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美国一直坚持对华出口管制,而管制的商品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对美国在华进行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成为双边贸易平衡的主要障碍。对此,中国《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白皮书》进行了详细阐述。如果美方取消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可以为美国带来更可观的贸易机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1年1月~6月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2325.2亿美元,增长15.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495.5亿美元,增长20.2%;自中国进口1829.7亿美元,增长13.9%。美方贸易逆差1334.1亿美元,增长11.7%。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制品和植物产品,2011年1月~6月出口113.5亿美元、55.5亿美元、53.0亿美元和52.0亿美元,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22.9%、11.2%、10.7%和10.5%,增长4.2%、13.0%、24.8%和40.5%。对中国出口木及制品增长迅速,出口额10.7亿美元,占对中国出口总额的2.2%,增幅为122.9%。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先国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较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本可以充分发挥这种比较优势。但美国始终奉行冷战思维,以所谓的安全为由,对中国高科技出口贸易采取各种限制措施。事实上,美国前商务部部长骆家辉也曾表示,扩大对中国出口,而非限制从中国进口,是美国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最好办法。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靠劳动密集型产品换来的。中国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同时,美国同时,美国对高技术产品、高尖端武器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如果美国适度放开对中国高技术产品、高尖端武器的出口限制,则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便可有效缩小。当然,这涉及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国家安全问题。但是根据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见下图。美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反而能刺激其国内的产业创新,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领跑全球科技革命。

图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战略高度,美国要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领跑全球高科技产业,使自身尽可能处于T1-T4的阶段,而将落后产业抛给欧、加、日等后进发达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样,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然可以减少贸易逆差,实现其国际收支的平衡。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实证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和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是近年来美国对华经济施压的主要领域。美方指责中方操纵汇率,进行不公平贸易,以低劳工成本、低商品价格、低货币汇率等政府补贴措施向美国大量倾销商品,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导致中美贸易中美国的逆差越来越大。据此,要求中国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市场、逼迫人民币升值,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平衡双边贸易。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汇率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通过以下的研究来论证。

1.美国贸易逆差由来已久

早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就持续逆差。美元指数从1971年1月至2011年9月累计贬值36.1%,但美国的贸易逆差状况未见改善。美国本轮对外失衡问题是以往失衡的延续,美国实际面临不是从中国进口,就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问题。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美元已经贬值23%,但美国仍然承受着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停滞不前的困局,并且现在对世界上90个国家都维持着贸易逆差。2005年中国开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30%,而同期美国的失业率则从7%升到了9%以上。此外,在2007年至2009年间,美国国际贸易收缩了12%,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6550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3630亿美元,同期美国却增加了600多万失业人员。

2.贸易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不解决根本问题

回到中美贸易现状,美国不断在推动美元贬值,同时不断怂恿人民币升值,这种汇率政策,相当于两个合力在推动美元贬值。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即使价格再贵,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技术之类的产品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因此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引起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幅度要远小于美元的贬值幅度;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美国国内不可能现在放弃资本、技术导向型产业从而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引起的美国的进口的减少幅度很少。综上,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现在的中美贸易中,站在美国的立场,Edx+Edi

结论:首先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平衡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本性因素。其次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能会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是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不平衡,高失业率等问题。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美国贸易不平衡的缩影,美国要想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自身出发,调整国内的贸易结构及一些政策才是最好的选择。美国这样一味地把贸易不平衡归结到人民币汇率上,逼迫人民币升值,不仅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还会影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中美双方都不利。

四、政策建议

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贸易的现状是全球产业分工和结构调整的结果,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移,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也是重要原因。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有顺差,但服务贸易长期逆差。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中方已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自美国进口。在过去10年里,中国一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据美方统计,美对华货物出口由2001年的192亿美元扩大到2010年的919亿美元,增长379%,同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物出口仅增长67%。近年来,美对华出口增幅远高于自华进口增幅。虽然美国对中国存在严重的逆差,但是在中美自由贸易中美国是实实在在的得了好处的。

中美经贸关系是互补和互利的,从整体利益讲,美方获利更多。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根本危害,反而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考虑到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保持顺差,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高额利润等因素,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的对美出口使美国消费者受益匪浅。中国出口美国的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使美国的广大消费者得到好处。

1.调整竞争策略,减少贸易摩擦

今后很长时间,美国依然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在对美出口时,应积极调整出口产业和商品结构,改变片面依靠低价竞销的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努力通过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品牌制造”的跨越。

2.继续深化市场多元化战略

市场多元化是分散风险的有效途径,我们应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贸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努力挖掘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而且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基本保持平衡。因此,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层面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对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商品的直接出口

篇12

1.1 保护商品的范围日益扩大。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一方面是本国正在衰弱的传统产业如纺织业,另一方面是本国已经高度发达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金融业等,因此保护范围不仅扩大到货物贸易的一切领域,而且扩大到服务、技术、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近年来在商品的保护上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对于服务行业的保护日益趋于严厉。当前,服务行业的世界贸易额增长迅速,国际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30%,其中美国的金融和快餐等行业对世界的扩张最为突出,这也促使世界各国加强对本国服务行业的保护。另一个是高技术产品领域的保护不断加强。由于技术的特殊性及重要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往往受到出口国的限制及其要求的进口国的保护。

1.2 从国家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贸易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加强。新贸易保护主义不再以国家贸易壁垒为基础,而趋向区域性贸易壁垒,即由一国贸易保护演变为区域性贸易保护。区域化和集团组织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贸易保护性,组建区域性经贸集团一方面可以实行内部自由贸易以促进内部经贸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构筑贸易壁垒,抵制贸易对手的入侵,保护成员国的市场。同时,可以凭借组建经贸集团力量抗衡和抵制外部国家的报复性竞争。在当今世界上,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条约组织、东盟、西非共同体等经贸集团遍布全球。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而对外实行严格的保护,从而严重削弱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

1.3 由单一的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无沦是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还是流行于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保护的是幼稚产业,而后者保护的是战略性产业。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如保护就业论、保护环境论等,其关注的焦点已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由产业发展转向了人本身。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利,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绿色壁垒关注的是人的健康和安全。关注焦点的变化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1.4 发达国家保护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陷入结构性危机的产业部门。农业、纺织、服装、钢铁、汽车、造船、家电等传统行业在发达国家均陷入结构性危机,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这些行业的保护,一旦某些国家为保护这些部门而筑起贸易壁垒,其他国家就会因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而纷纷仿效。同时保护的另一个重点是尖端技术行业。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正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像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宇航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开发应用能力已被世界各国看成能否在未来的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动地位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鉴于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对它采取保护。

1.5 国际贸易保护的技术化和绿色化特征日益突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当代国际经济贸易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不断调整和提升技术门槛,技术要求趋严、趋新、趋多。目前,绿色壁垒以其外表的合理性及内在的隐蔽性,成为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贸易壁垒。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环境意识和治理能力还有待于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绿色壁垒而导致出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被迫长期处于一种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廉价提供者的地位。由于绿色壁垒具有显著的贸易保护效应,因而在国际上存在着快速扩张的趋势。

2 我国遭遇的反倾销现状及对反倾销会计产生的影响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自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至2006 年,我国已连续12 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7 年,全球共有19 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 起,遭遇美国“337 知识产权调查”17 起。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出口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2008 年1 月至2009 年1 月底,我国共遭受来自22 个国家和地区的103 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约65 亿美元,其中反倾销75 起、反补贴12 起、保障措施12 起、特保4 起。按全球各大洲计算,美洲41 起,涉案金额约13 亿美元;亚洲42 起,涉案金额约20.4 亿美元;欧洲12 起,涉案金额约29.8 亿美元;大洋洲5 起,涉案金额约1.4 亿美元;非洲3 起,涉案金额1051 万美元。此外,2008 年以来,美国对我发起12 起337 调查,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其中尤以纺织品贸易摩擦更为突出。如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中欧鞋业争端,中美钢铁业争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中日纺织品争端等。数据还显示,2009 年1 月,共有5 个国家对华出口产品发起10 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印度5 起、阿根廷2 起、巴西、土耳其、南非各1 起,涉案总金额约为3.7 亿美元。

如上所述,反倾销无疑仍旧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了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际贸易舞台所面临的主要障碍。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形势,为了更好的应对反倾销诉讼,对其中从事会计工作的反倾销会计在会计理论和财务实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 加快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

2.1.1 保持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有关产品成本确认、计量的一致性。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在产品成本的范围、确认、计量的规定方面尽可能保持,国际会计准则的一致性。特别是有关成本方面的规定更要以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协定、反倾销法等相关准则为依据进行修改。

2.1.2 进一步加大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性,尽管我国已经颁布了项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大部分内容上趋于一致,但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国际贸易中涉及的会计业务的差异协调,以增强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减小国外倾销认定的风险。

2.1.3 增强会计准则的适用性。由于我国出企业中大部分都属于中小企业,会计人员素质普遍偏低,会计制度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操作上的简便易行。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小企业都只要求提供简化型的财务报告,与现有的财务报告不同的是,简化型财务报告只提供更容易理解的财务信息,只反映企业扼要的经营成本与财务状况、国外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制定中小企业的相关规定时,既要与会计法和新会计准则相一致,又要兼顾中小企业的特点,同时与国际惯例趋同。

2.2 完善财务会计制度。

2.2.1 加强对原始凭证等会计资料的保存,以备核查。会计资料是反倾销应诉中重要的举证证据,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是胜诉的必备条件,原始凭证是产品成本核算的依据,是产品价格合理性的最佳证明。反倾销应诉会计举证涉及有关生产企业及出口企业的账本、生产记录、购销合同、发票、运翰、保险等资料。出口企业应加强日常凭证管理和保存,平时要特别重视收集和保留证据资料,如原材料采购发票、保单、运费、销售发票、工资发放单、电费支付单、格式合同、商务信函和往来传真等,以证明和供货商之间的关系。一旦涉诉,就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证据从容应诉。

3.2.2 账务处理方法要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差异,要求我国出口企业必须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记账、编制报表,需要损耗大盆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较高一、对我国大部分出口企业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我国出口企业应重点针对反倾销应诉中的关键问题如核算成本,按国际会计准则的有关会计处理方法核算有针对性地作两手准备,这样既节约成本,又可以在涉案时免去重新计算的麻烦,以节省时间。

篇13

转身回眸,中拉经贸已经走过艰辛的开拓期。站在2013年的新起点上,极目远眺,未来10年将是中拉经贸发展的黄金期。

回头看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点

贸易是主力

进入新世纪,中拉贸易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出口总体维持平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贸易总额看,从2001年的149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2612亿美元,增长16.5倍。

这至少表明:其一,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增长的步伐(2009年贸易总额为1219亿美元,同比下降15%),没有改变中拉贸易增长的长期趋势。其二,贸易发展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到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用时7年,而此后在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关口仅用4年,中拉经贸合作平台提升的时间大为缩短。

从重要性看,双边贸易占中、拉各自对外贸易的比重都逐年上升,而金融危机客观上更加凸现中国在拉美对外贸易,甚至是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拉美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笔者根据CEIC Data中国经济数据库计算,中拉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9%上升到2012年的6.8%。按出口目的地划分,2000~2011年美国和中国占拉美总出口的比重呈相反的走势,美国所占比重从57.8%降至39.5%,中国所占比重从1%跃升至9.2%。

另外,从贸易结构看,中拉商品结构互补性强,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向拉美出口的商品集中在工业制品中的“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而从拉美进口的商品集中在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

根据拉美经委会报告,除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高技术制成品外,大部分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集中度非常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经济高增长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正是金融危机期间南美国家经济复苏早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拉美国家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将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

投资是新支点

在投资方面,尽管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仍有超过90%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但是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能源和矿产领域投资步伐加快,区域内分布状况有所改善。

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存量达到55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总投资存量的13%。拉丁美洲已是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而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年,中国继美国(17%)和荷兰(13%)之后,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9%)。

尽管仍有90%的投资集中在油气、矿业等资源开采领域,但是随着华为和中兴通讯进入电信行业,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进入汽车行业,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多元化战略逐渐形成。中期而言,制造业、基础设施建筑和服务业也将被纳入。未来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可获得贸易结构优化和投资多元的“双引擎”驱动。

金融合作成催化剂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对金融合作深入发展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金融合作。

例如,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中国和阿根廷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智利央行正在研究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从这些举措不难看出,第一,无论是中国参与区域多边贷款机构增资,还是双方积极推动货币、能源领域合作,都反映出金融合作已是中拉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世界经济衰退产生的贸易融资缺口,为中拉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能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向前看贸易和投资的着力点

金融危机给中国和拉美都提供了结构性调整的外在压力,使双方能够认真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7%的预期指标,与“十一五”时期实际年均增长率11.2%相比,这种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经释放出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战略转型的信号。

而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改革促成了该地区由长期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也急需进行一些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特别是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严重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的局面。

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可能会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中拉经贸合作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也蕴藏着巨大潜力。这是需要中国企业去把握的方向和趋势。

增加产业内贸易

尽管短期内优势互补的结构仍是中拉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从长期来看,贸易结构需要拓展和优化。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过程之后,目前拉美国家已经认识到重塑工业化模式的重要性,这种支持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结构变化对优化中拉贸易结构是有利的。中国企业可考虑渐进性放弃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与拉美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

提速服务贸易

在“中国与智利”、“中国与秘鲁”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效应下,未来将有更多的拉美国家成为潜在谈判国,在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在此框架下,作为“短板”的服务贸易将得到快速发展,而贸易便利化程度应继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