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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表明；一方面，市场机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所在。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家整体形象设计等方面能发挥并且正在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主体作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纵深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除了必须塑造企业行为主体外，还必须有政府相应功能的支撑与服务。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所以能对当代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以能长期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牢固的垄断地位，与这些国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对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异议的话，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领域，它们几乎都作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职能来实施。这表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与传统产业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分离，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懈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启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已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报告中强调，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术产品的开发而形成的带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的出口额已占商品出口额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确定，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支持召开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产业的竞争力——政府的作用”研讨会，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新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问题。显然，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竞争力，是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新经济实践表明，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经济功能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直接参与行为，如把财政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去。二是政府通过建立一系列优惠政策体系去推动、引导、促进、调整和规范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新活动的持续、有序化发展。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公共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对复杂。这表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简单明了。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规、规划与计划等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竞争实力。它是指一定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竞争力。
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问题提出的重要背景。
从理论渊源上分析，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竞争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优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主要实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就成为决定一国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从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产生和发挥，除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产业政策。即从强化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的角度，增强政府经济功能对国民经济作用的效果，尽量减少“政府功能失灵”。
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不仅使政府经济功能的强化成为必然，而且使政府经济功能的重点有了战略性调整的必要。为此，必须把政府经济功能集中在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上，进而形成一套能促进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政府政策体系。
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分析，一国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以下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变革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工业序位结构等。由此形成两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竞争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环境优化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环境优化竞争力成为制约企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环境优化竞争力又与政府经济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关。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效果，必须以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为关键。
从理论上分析，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之间的乘积。即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强化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内容。
(2)决定和影响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因素。这是影响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家政府才有对其实施产业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其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提高，从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必要性、主动性、积极性。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术产业财政投入力度指标、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市场行为主体利益矛盾的政府规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幅度指标；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地位的形成和扩散程度指标；三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指标；四是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化发展指标；五是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率指标；六是高新技术企业就业贡献率指标；七是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指标等。
(3)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经济体制的影响，但经济体制变量对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已由过去的单纯企业化、个体化和小额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会化和巨额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规模与实力已成为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这是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实的体现。
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重大创新和技术、知识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中的功能成为主要决定力量。由于技术、知识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相关性极小，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一般与经济体制因素关系并不特别密切。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及其知识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变量对其影响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措施、手段等体现出来，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也成为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经济体制对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政府行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在国家经济职能中的作用，如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满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提高一国产业素质的重要条件。首先，政府通过相对超前和富有战略性的优惠政策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客观上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和规模；其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主要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高度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对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级化调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过必要的、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等手段，能促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进而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最后，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保护和产业开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产业发展素质。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和主要条件
2.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体系：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供给；建立和健全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建立和强化具有自主开发能力和知识产权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才能供给和研究与开发人才供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既是一个多重目标体系，更是一个客观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建设必须具有条件体系的支撑与服务。具体地，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有：
(1)国家规划和战略支撑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成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需求条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充分条件。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和实力条件。这主要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对财政贡献率提高等条件。
(3)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条件。在市场结构改善、提供市场信息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主体作用。从发展趋势看，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导和刺激条件。引导和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和创造相关需求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又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形成和强化的基础和核心。
(5)高新技术企业有序竞争条件。调和企业行为主体和居民户行为主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法规监管能力和水平，进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宏观调控能力。
(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条件。强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建设，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这是从根本上确保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终极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功能的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社会日益增长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长过程的方式，也是经济管理体制、新兴产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不断调整、转换和创新过程。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载体，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产业增长的国际因素影响，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必然过程。
(1)提高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创新的主要内容。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进行重大的转换和创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作为关键。这既有助于缩短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起步阶段周期，又能极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和战略产业化发展进程。为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必须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引导和改善，进而使一定时期的产业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顺利调整。即在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通过某种、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创造和刺激，去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厂商调整生产方向，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通过创造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去引导社会总需求的变动方向，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4)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指导方针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障碍，又要能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促进政府产业政策的完善，并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这可通过形成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超前调节，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或一地区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构造国际竞争的后发优势的关键。实践表明，这既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关键，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市场管理的新模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三是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四是政府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宏观管理模式；五是对高新技术市场垄断的管制和规范能力等。
(7)要创造全面提高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动力机制。必须强调，长期以来，在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中，需求政策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供给政策则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由于其资源构成和各种资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地位和权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创业人才资源和新型企业家人才资源等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对超前，因此，普遍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并且这些新型要素供不应求程度会更明显。因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就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优惠政策条件体系来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风险；二是通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规模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的多元化机制。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要以控减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为基点。众所周知，高风险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风险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就成为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目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税收减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战略性关键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创业孵化条件体系，降低科技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和风险；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五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分散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
必须指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与一国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直接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状况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因此，在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来提高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能力。这既能增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政策导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主体风险度，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形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上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丝毫不比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条件方面的认识不到位，它在这方面的供给职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条件和行为建设的重要性，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飞阶段或成熟阶段，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的手段也要进行全面调整和创新，不能再单纯依赖于优惠政策条件，而要通过建立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控制效率。
因此，强化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供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基本功能。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品种相比，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承担者是政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绩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的制度创新条件。21世纪美国经济优越的竞争优势，与其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有巨大密切相关。一方面，而对新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在及时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国防R&D经费支出的政策等。国防R&D经费支出在美国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美国政府积极为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创新条件。如2000年联邦政府放宽对人类胚胎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是一个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政府经费一直被禁止用于有关人类胚胎细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中终于取消了这项禁令。由于联邦政府经费在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占有最大份额，大大推动美国在胚胎细胞方面的研究进程。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美国加强了相关法律环境的规范建设。2000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全球和国内商务之电子签名法》，确认了电子签名在签订合同、使用和存储文件时的法律有效性，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这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非常有利条件，如该法案承认了电子商务网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为了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5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协议，使隐私权问题正式进入美国科技制度创新范围。由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使厂商获得了强大的消费者私人资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胁到消费者个人隐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厂商进行相应约束。虽然美国企业界一直不愿加强隐私权保护，但美国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对隐私权保护提供立法保障。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积极支持。
(8)改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使政府协调行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国政府加快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预期和责任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政府必须在新型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竞争地位，在技术、信息、管理、新产品和服务等配置竞争中处于主动。这要求政府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实施适当干预。这要求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操作的开放化要以培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竞争与合作机制优势为关键，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产业全球化竞争能力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能力密切对应的。因此为了提高一国在产业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必须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为此，发达国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功能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和实施国家级中、长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纪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中有突出的表现；二是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对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引导社会科技投入规模和结构，提高社会科技投入供给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对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和条件体系；四是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政策，创造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长大；六是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我国各级政府有干预经济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模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促进行为相差甚远。①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过多侧重于行政功能，与市场经济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组建国有企业，进入国民经济诸多行业。而在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能直接参与的行业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我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干预功能难以实施；③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往往导致很多的投资失误，导致重复建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如果国家干预导致了投资失误，可能会从根本上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周期，加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进而加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国际差距。这比传统经济下我国政府干预失灵的危险要远大得多；④我国政府传统的干功能没有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发达国家政府干预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有行政手段，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观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制度创新条件难以有效供给，此时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预功能能弥补制度创新不足和滞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入到成长阶段后，单凭行政手段所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时过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导致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承担全部制度创新功能。从我国情况分析，政府在干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实际上，现行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法对高新技术创业的限制还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1]科斯·罗纳德.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斯蒂格里茨.政府经济学[M].春秋出版社，1988.
[3]杨俊一.制度变迁与管理创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篇2
(一)调整用地思路,争取用地扩容’突破土地瓶领
一是集约利用土地。调整用地指标,将单个项目的建筑密度提高10%;调整用地方式,能建多层厂房的不建单层,分期建设的项目规定项目建设期限,逾期依法强制收回土地;调整用地门槛,对人园项目设置投资、技术和环保门槛,重点引进投资密度大、占地面积小、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企业。二是盘活存量土地。充分利用闲置用地,实行“空地”招商;对已投产企业,按照园区新的投资政策,要求其追加投资或引进新的投资项目,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实行“无地”增资或“零地”招商,把现有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创新土地报批方式。认真梳理建设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向上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用地计划,通过多种途径申报各级各类产业基地,借牌“生地”扩容,接纳人园项目。建议省政府和国土资源厅对位于县级市的国家级开发区单独供地,这样会极大加快开发区发展。四是抓紧扩区申报。建议省发改委、商务厅、科技厅深人各地调研摸底,调查审核各地园区建设发展的实际和扩区的必要性,省、市政府及各级业务部门要给国家级开发区以指导和支持,抓紧开展扩区申报试点工作。建议把招远开发区作为山东省国家级开发区土地扩容、扩区申报的试点园区。
(二)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缓解资金压力
建议设立对国家级开发区主干道路国债贷款和基本建设贷款贴息,适当增加经济落后地区的开发区贷款数额,帮助其完成区内主干道路建设,降低园区贷款成本。建议省内各大金融机构在国家级开发区融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多渠道解决园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紧张的问题,缓解资金压力。建议将国家级开发区作为省市发展的重点区域,积极取得银行信用支持,减少贷款手续,提高贷款到位速度,加大信用贷款数额,节约贷款成本。建议成立国家级开发区发展扶持专项基金,在金融和资金配套上向国家级开发区倾斜,在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发展创新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创新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制,破解招商难题
在园区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要给国家级开发区“正名”,赋予相应法律地位,理顺管理关系和管理体制,强化对开发区建设开发的管理,实现资源统一调度、政策统一落实、企业统一管理、项目统筹运作,解决传统体制不顺造成的诸多麻烦。在招商引资方面,创新招商措施与机制,强化领导和组织机制,广开招商渠道,把专业招商和全民招商、产业招商和功能配套招商、工业招商和农业产业化招商有机统一起来。要注重“项目立企、项目兴区”,鼓励企业策划项目、开发项目、包装项目,完善和充实项目储备,用项目去吸引资金。要注重吸引投资的环境建设,为投资者创造投资成本最省、运行成本最低、市场机会最多、投资环境最优、效益回报最好的投资发展条件。建议全省多搭建平台,实现园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渠道通畅,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开发区发展。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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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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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国民经济
前言:
要素生产的效率、要素投入数量的多少等，都会对经济产出的规模产生直接的影响。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将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适当的转向非农业，能够使劳动力配置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更快增长。因此，在国民经济增长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做出的贡献，应当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加科学、合理。
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
在不同部门当中，对于劳动力的配置，可以进行如下假设:在一个国家当中，包括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城市地区是现代经济部门，主要进行非农业经济活动。农村地区是传统经济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经济活动。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如果政府完全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那么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中的劳动力市场就会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同时都能够保持均衡的劳动力市场。如果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没有限制，在自由流动的作用下，二者的劳动力市场就会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中，产业或地区之间的薪资待遇差异，是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流动的根本性原因。而这种差距反过来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得以消除。此时，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就能够得到相对均衡的配置状态[1]。在二元经济结构当中，为了研究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封闭转变为开放，假设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会产生费用。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之前，由于城市地区缺乏劳动力，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高。而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充足，因此薪资待遇相对较低。在劳动力市场开放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薪资待遇的差异，因此，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流动。此时，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减少，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上升。而城市地区由于劳动力增加，因此薪资待遇会逐渐下降。理论上说，当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薪资待遇达到相同的时候，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停止。在福利方面，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无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都会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的流入，城市地区的工资率下降，因而企业的福利将会增加。而在农村地区，由于劳动力流出，使得工资率上升，也会带动福利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下，社会总福利的水平将会显著提高。
二、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边际生产率的测定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2]。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3]。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4]。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结论: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国民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劳动力的配置情况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中的转移，能够有效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劳动力分配，从而使二者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工资率得到合理的优化与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增长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国民收入理论比较的再研究张建君;经济评论2006-07-15
2、中国经济失衡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巫文强;改革与战略2010-06-20
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创新国民;经济管理
1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比较习惯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外乎是物资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对自然资源进行管理，物资资源的流动，货币资金的存取等来进行经济管理，管理内容也仅在于资金的运作、物资的调动，劳动力也是这些运作和调动中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国民经济内容单纯以物质和资金流动来当做主线。因为传统的粗放经济模式，人们对于物资的需求比较高，占的比重也比较多，而如今有了变化，因此需要对内容理念进行创新。
2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1)政府组织的变革
政企分开以及政经分开，政府组织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领域，由民营企业进入其中，参与竞争，给民众创业提供条件，给经济创新提供基础，清除创新路上的阻碍，提供便利。尤其是政府组织的领导，应该要打破行政垄断，让组织结构退出经济领域。如果政府在经济领域过度的活跃，乃至于与民众争夺利益的时候，那么就不能够让经济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民众可以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中退出来，对民众组织进行扶植，建立社会公共经济组织，促使民众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
(2)国民经济管理组织中的社会自组织生长起来
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设立第三部门来对法治经济秩序责任进行承担，能够帮助政府缓解负担，同时提升了经济的民主性，对法治社会的完善具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国民经济管理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实现的目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必须存在的，企业和国家之间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能够确保国民经济管理的正常运行。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组织除了注重上下级关系之外，微观主体活力也是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够将微观和宏观主体聚合能量给无限放大。
(3)权利平衡和分割的组织结构
政府进行国民经济管理是利用其行政身份，而当其职能发生了转变之后，其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新的国家经济管理组织中，权利应该划分得更清楚，防止相互之间的推诿现象，避免责任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3结语
总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创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创新又是现代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我们对国民经济管理理念创新进行了探讨分析，希望能够为其创新和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篇6
一、国际如何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毛病，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适应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对中国发动了经济战争。首先是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是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走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1］。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从而美国实现了奈账；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二、经济战争的性质
美国等国家害怕中国经济快速超越自己，又觉得军事能力不够，于是就专注经济侵略，其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资金）［2］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精神战：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中国搞特色社会主义，今天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问题，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清醒过来，建立自己的符合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
譬如，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一个处方一年就开了十几次，还不见效就不应再模仿下去。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
（二）货币战：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
1．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
2．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
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是地道的货币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
3．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
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颠覆中国经济的。据说通过上市国企，资产已外流2万亿元啊。
（三）市场战：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四)公关战：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三、战略原理
（一）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3］
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用计消市产模式［4］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
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三）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
解放思想认可升官发财的积极一面，鼓励每一位士兵当将军，使升官发财与法治行为结合实施。但同时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5]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6]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作前提的升官发财作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稍微泡沫式繁荣。
除上述创建特色自然理论、制度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四、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洗走。
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救市治市维护沪指在4000～8000点间运行（注：本文写于奥运前，现已错过时机，参数应修改为止跌而缓升）
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奥运行情的出现意味着战胜了国际敌对势力，维护沪指在4000～8000点间小幅波动，不给外资下抄底上套现的机会，使其进退二难。股市是虚物质的而不是影子，是可以救起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是必须救市的。目前救市是一场同外国颠覆中国经济势力的较量。就目前来说，空方近乎耗尽，没多少可卖的筹码了，中国有党领导的十亿人民，是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因此救市必成，如果政府想要有奥运行情就会有。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三）稳定楼价的重要性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四）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五）将盲目的流动性过剩转化为有计划的社会基础投资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回笼的货币不能搁置仓库，否则就是将人们的能力信誉束缚废弃，就是打包欲望压缩消费。因而，我们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徒然。
（六）划分生产币与消费币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七）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7］的思路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在分工合作的社会关联经济条件下，劳动成果的储备基本是富人权利，天天劳动仍衣食难保是穷人无法自控的事。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搞垮中国经济的机会。
（八）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
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九）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
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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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测量缺陷也有各种方式。有的通过目标完成情况来确定缺陷数量。西屋公司的无缺陷测量公式为：绩效＝100－有缺陷项目数／无缺陷项目数×100。如果有缺陷项目数等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为零；如果有缺陷项目数多于或小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就为负或为正。
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control,TQC)来自日本企业管理实践，20世纪80年代大力引入我国。日本企业结合科学管理和零缺陷管理的理论，提出过程质量控制的理念，即将产品的质量缺陷消灭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这样最终产品必然是符合质量要求的。为了做到这点，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质量控制点，每个环节的操作员工都是质量控制人员。为了保障每个质量控制点不出废品，每个质量控制点都设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客观检测手段。按照这种控制要求操作，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
个别工商组织推行的零缺陷管理或全面质量管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显得不够通用和规范，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1988年由国际标准组织推行的ISO9000系列的质量认证体系，融合零缺陷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理念，成为保障质量管理更加规范的国际化标准。ISO9000实施的是已经具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质量国家标准，它适用于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某一具体产品。该体系认证在市场上标志着质量，国际购买者往往会坚持要求其固定供应商获得这种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有严格的程序及考核要求，按照系列分为ISO9001、ISO9002、ISO9003和ISO9004等，依照不同行业设立，但制定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是其核心。其中ISO9001标准的用途是：当合同要求进行设计，并对产品性能要求有原则规定或有待制定，只有当供货方充分证实了其设计、开发、安装和服务的能力时，才能相信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应要求供货方按ISO9001提供质量保障。该质量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与尊重。因而，只要企业通过考核达到ISO9000质量体系并严格按照这一体系的要求去做，其产品质量就是可靠的，其服务就是值得信赖的。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代表着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迅速从工商业领域推广到其他领域。在用企业精神、市场原则改革政府组织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下，规范化管理的思想以及成功经验也开始推广到公共管理领域，国外许多公共机构如医院、学校、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也开始推行规范化管理。在我国，2000年9月深圳市国税局蛇口分局通过了ISO9001税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后河北省地税局也开始学习深圳的经验，在基层机构进行ISO9001体系试点建设。
综合起来，规范化管理的特点就是程序性管理、标准化管理、质量控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
二、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含义
应当说，在政府组织内部推行规范化管理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一些好的经验，但是理论上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推行规范化管理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规范化管理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或自律。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显著特质，诚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第一，政府是一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受到约束。约束的形式多种多样，法律和社会舆论是对政府的外在约束，或政府他律，而规范化管理则是政府的自身约束，或政府自律。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能够有助于消除政府失灵。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将工商组织的质量管理理念引入公共机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按照工商管理的原则和理念，向社会公众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政府规范化管理应运而生。在80年代，我国曾经在政府管理中大力推行过目标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MBO)。实践证明，目标管理比起规范化管理有许多不足。由于目标管理强调终极结果，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短期化弊端，而规范化管理强调的是过程结果，能够促使政府持续不断地改进管理质量与效率，因此规范化管理更符合政府组织的特性。
政府规范化管理就是按程序办事。所谓规范化，就是政府按照事先的规定行动，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是程序。简言之，政府按程序办事，就是规范化管理。政府组织本身就是依照程序建立和运行的，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程序办事，主观随意性、长官意志以及以职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以致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严重的还发生犯罪行为。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就可以大量减少这种不规范行为和犯罪行为，最终提高政府服务社会公众的质量与效率。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增强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提高管理质量。应当将这个目的作为统帅政府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不能为规范而规范，以致走向规范化管理的消极面，搞形式主义。
规范化管理要有制度和考核标准。规范化是一个制度建立和强化考核标准的过程。一般说来，制度建立的依据是法规和惯例。法规比较明确，也容易执行。在建立具体的规章制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与现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法规条文相冲突。而惯例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从行为结果上看具有利弊双重性特点。过去在没有规范化管理要求的时候，实际工作也按照许多工作惯例来运作，并取得成效。因此，政府规范化管理应力求将惯例趋利避害，将好的惯例转化成制度安排，将不好的惯例通过制度安排革除。有了制度，还需要对制度执行的情况进行考核，为此就需要设立独立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机构。首先，标准应是指标化、量化和可操作的。而且标准起着导向的作用，需要下功夫来设计一套标准体系。ISO9000引入公共组织，就是一种标准体系的建立。除ISO9000以外，还可以根据各个机构的实际情况设立其他标准化体系。其后，对运行情况需要有外在的独立机构对政府组织进行考核。政府同级组织或上下级组织之间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性，比较难以做到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考核容易流于形式。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真正制度化，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难点及解决
全面推行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也有一定难度，这与政府组织的自身特性和承担功能有关。政府是非生产性组织，非营利组织，因此在理解政府管理质量、管理效率方面与工商组织有许多不同，这直接影响政府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的设立。政府的行为绩效应当不同于工商组织绩效，不能以政府机构取得的收益当作考核标准，或政府基层组织不能只是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考核标准，而应以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的满意程度作为绩效考核标准。进一步说，由于政府面对的社会经济事务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能够走程序，实行规范化管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规范化管理不是万能的。
推行规范化管理在实践中会遇到两个突出的矛盾：第一，政府行为合法与合理悖论问题。要么政府行为合法但不合理，比如事事都要按照程序办结果导致不合理行为的发生；要么政府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比如为了便利服务对象的需求，省去繁琐的办事程序，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规。到底以哪种标尺来规范政府行为，没有统一意见，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是依据现行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如火车站内厕所收费；以改革精神来合理规范政府行为，如对娱乐、休闲场所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工作讲求实际效率和办事遵从程序形式的矛盾。应当说，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将效率与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的制度形式有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过程中，由于不可能事事都提前考虑，特殊情况时时出现，需要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才能得到合理的结果。因此，刻板地遵循已有的制度规定，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进一步说，制度是由人创造的，并由人去遵守。而人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在规范化管理中也要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留出空间。21世纪的最新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由于这种理念的传播，使得许多具有创新特性的工商企业开始推行弹性工作制以及创立学习型管理组织。作为侧重程序性管理的政府组织，当然不可能照搬这种弹性工作制，必须推行规范化管理。但是政府组织也会遇到如何处理效率与形式的矛盾，为此，需要上级关注来自基层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做法，及时地将一些不符合惯例或已有规定的做法纳入到制度创新中。不能忘记，规范化管理的终极目的，还是提高政府组织的管理质量和服务效率。
建立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1.建立具有可操作法和可检验性的制度。ISO9000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是需要有相关条件的具备和落实。毕竟，按照ISO9000的要求，需要制定比较繁琐的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许多政府机构还不具备制定这三类文件的条件。美国学者詹姆斯·Q·威尔逊将政府组织机构分成四种类型：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能观察得到的生产型机构；可以观察到付出但观察不到成果的程序型机构；可以观察到成果但观察不到付出的工艺型机构；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观察不到的应付型机构。显然，只有生产型和程序型的政府组织才具备条件实行规范化管理，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府组织实施有效管理就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一般说来在我国，窗口服务性的政府机构可以参照服务业的ISO9000体系进行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和调控性的政府机构主要围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相应的规范化管理制度。
2.细化制度，责任量化到人。政府组织都多多少少建立了管理制度，但是缺乏实施细则，就使得既有制度不能落实。实际部门的经验比较看重领导的重视，以及抓落实就是领导重视，组织到位，实际上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也能起到落实的作用。为了将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需要有一套考核政府组织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但目前国内对政府组织的管理绩效及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和不具体，今后这应是政府组织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难题。
3.尽快建立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对政府组织行为是否规范，从根本上讲不能由政府组织自身说了算，而应当由政府提供服务的受益方社会各界来评价。目前我国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及其考评主要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努力，这是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做出的积极努力，值得高度评价。但是从长远看，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约束应当是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自律和社会他律。实现社会他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
4.强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政府规范化管理固然是政府内部的事情，但是由于与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有直接联系，因此需要将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政府相关服务的质量要求和标准，这样从外部增加了一条对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督促和检查渠道。实际上，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公众，让这些受益者了解政府规范化管理制定规定，会更加有利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
5.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与管理素质。制度再好，也需要人去执行。因此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和管理素质对完成规范化管理有重要意义。搞ISO9000，首先需要人人掌握相关规定和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的自觉性。
6.加快电子政务的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推进政府规范化管理，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的需要。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将加快信息化进程，信息化本身就需要有规范化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同时基于互联网平台构建的电子政府可以满足政府改革的多种目的和要求。因此，把电子政务纳入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构成要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应当从这个角度审视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工作，对电子政务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快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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