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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面对生态文化的大势所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也应以此为重点，充分借鉴生态文化的理念，创建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相互交融、和谐共处的校园环境。大学校园应塑造优美且赋有内涵的校园环境。赋有人文气息的校园布局、建筑风格、自然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审美情趣，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理应有一个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校园环境，这对于学生们思想意识、学术创新等都有益无害，同时这也是校园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岸根卓朗先生提出：文明大学的校园应以物和心取得调和的自然共生型社会系统为目标，以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宗教（善）与艺术（美）三位一体化作为办学精神，它的校舍也必须是象征文明的科学的森林、宗教的森林、艺术的森林三位一体化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学会系统。因此，赋予景观环境历史文化内涵，使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历史的光辉和文化的气息，这不仅是时代对当今大学提出的要求，更是传统文化对当今大学提出的考验。大学校园应塑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学术氛围的优劣，标志着一所学校品质的好坏，更是一所学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助于师生学习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科研项目的研发，对学校的声誉和地位也有重要的作用，更加有品位、有内涵的校园环境有助于校园学术、文化氛围的营造。一个具备浓厚氛围，优雅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学校园正是当今高校建设的发展趋势，大学内在文化的体现已经成为校园环境设计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从而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校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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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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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建设的意义
中国的名山尤其是南方名山，一般都具山美、水美、林秀的特点。按照传统的审美观，一般都具有雄、奇、险、秀、幽、旷等美的形象特征，而且具有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考察价值，故而“自古名山僧占多”;也是学者盘桓、文人墨客登山和游山抒发胸怀的重要对象，也就有孔子的“仁者乐山”之说，以及“陶渊明性本爱丘山”、“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徐霞客一生与山结生死盟”之举，旅游业也就成为了现代名山开发建设的主导产业。茶文化生态旅游所提供的是农旅结合、“禅茶一味”而最富生机和活力的高品位旅游产品，从而丰富了名山旅游活动的内容。中国的名山旅游特别是中纬度地区的名山都具有淡季、旺季之分的弊端，而茶为多年生常绿作物，即使冬季，仍可形成“冬雪初雾吐白花满川谷，弥望新粲，异香拂人，寒蝶冻余，迎距宛转如春日”(清王船山《莲峰志》)的活力，亦可充分利用其景区旅游淡季的旅游设施和服务。名山景区多有发达的前山和相对落后的后山之分，茶产多集中于后山，一般保持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生态环境，扶持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也就成为了缩小名山景区区域差异、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南岳衡山景区茶文化生态建设的特点
1．自然生态环境建设一直受到珍重
五岳之制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五岳独秀”是对南岳衡山生态环境建设的总结和概括。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带性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环境下，72峰间终年云雾缭绕，清泉涌流，瀑布跌水棋布，河水四季丰盈。并有烟云异彩、雾松冰雪、日出奇观、海市蜃楼等特色天景现象。南岳之秀关键在于其林，有林则山青水秀。南岳衡山的森林植被率高达94%，构成特有的“林海”、“竹海”、“花海”奇观，还保持着十多处寺庙周境的次生原始森林，并有金钱松、绒毛皂荚、银杏、红花油茶、云锦杜娟、白玉兰等稀有珍稀品种，而其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于其多方面的关注重视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地大山深的南岳衡山，历史时期多为无主公山，其山林容易受到人为破坏，但其保护和建设历来受到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贤达，仙道名僧的呼吁保护和积极倡导。如在那“襄劝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旧唐书•地理志》的唐代中后期，南岳衡山就曾受到畲瑶先民的斩伐烧畲，其时居住于南岳衡山的玄泰禅师特作《畲山谣》呼吁保护山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担任潭州刺史时，为南岳衡山禁止毁林垦荒而了《约束榜文》。在名山建置上，最早五岳各设岳牧，宋代诏五岳各置庙令，明代设永寿司，清代设僧纲司、道会司，乃至民国初年到建国前夕，官方先后在南岳衡山设立了“小林区管理局”、“林垦局”、“管理局”等林管机构;建国后山林一律收为国家所有，并先后设计了南岳林场、南岳园艺场、南岳树木园等管理机构，对其山林进行了统一管理和开发，有力推动了南岳衡山的生态环境建设。
2．茶叶生产的种植历史悠久
南岳衡山七十二峰连绵，又正好处于世界“绿茶黄金纬度”(北纬25－31度)地带，其茶叶生产的历史始于汉代，但识茶、用茶的历史更为久远。据清代黄本骥《湖南方物志》载:“湘中产茶不一其地，佳者有衡山之钻林，盖极高岸磴所产，日色不到之处，往遣捷健樵者缘木采之”，实际上这是一种生长于悬崖峭壁之上的野生茶种，至今尚遗留有20多个品种。茶叶最早称为“萘”，湖南的茶陵(包括现今的炎陵县)古称“萘乡”(景阳山)、萘水(繲水)，《汉书•地理志》的萘陵即“茶陵”。唐陆羽引《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可见茶陵一带西汉或更早就种植茶叶了。而茶陵古代曾一度属衡州府管辖。繲水中下游即流经衡州府，并于衡山县境注入湘江;在南岳衡山一带至今留有众多的炎帝及其弟子的遗存遗迹。“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的传说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还有陆羽茶经也有关于“衡州茶，生衡山山谷”的记载等，由此可以认定南岳衡山识茶、用茶、种茶的历史不晚于汉代。但其大规模种植和加工始于唐代中期，而且是其时重要产茶区，也是著名贡茶之一，《茶经》还将衡州列为全国产茶四十三州之一;在宋代的南岳衡山仍然是全国重要产茶区，而且其茶叶大量销往北方，乃至明清仍然是“沿山皆茶……，满川谷”(王船山《莲峰志》)，足见其古代茶叶生产长盛不衰的历史。
3．名山茶文化积淀深厚
南岳衡山茶文化根基深厚，茶诗、茶文、茶歌、茶楹联文化得天独厚。“客有衡岳隐，遗余石廪茶，自云凌烟硝露，采摘春山芽”(唐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小园茶树数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尝。虽无山顶烟岚润，亦有灵源一派香”(朱熹《夜得岳后庵僧家园新芽》);“浮瓯雪色喜初尝，中有祝融风露香。径欲与君同晤赏，短檠清夜正相望”(宋张磘《上封新茶》;“荆楚腊将残，江湖苍莽间。孤舟载高兴，千里问名山。雪浪来无定，风帆去是闲。石桥僧问我，应寄岳茶还”(唐齐己僧《送人游衡岳》;“深山三月雪花飞，折笋禁桃乳雀饥。昨日刚传过谷雨，紫茸的的赛春肥”(清王夫之《摘茶词》);“破门破屋破沙锅，住在溪边煮月多。挑担柴米来一捆，拾象橡粟老烟波”(清破门僧《摘岳茶•志之以诗》)等咏茶名章佳句炙烩人口。唐代杜荀鹤、杜甫，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文天祥等诗文大师也都有咏颂南岳衡山茶的诗篇不少。仅朱熹、张磘的《南岳唱酬》一书中就有咏茶诗7首，明未清初著明哲学家王夫之竟达10首。我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南岳衡山日记中也有关于“中立(僧)以芽茶馈”的记载。现代，咏南岳衡山景的新作仍然不少，如“路陡山高险，心愉步缓松。茶叶层绿绿，树树傲冬隆“(陈兴琰《重登南岳》)，“大寨精神辟地才，银锄挥地岳云开。新茶叶展春仍驻，华盖峰高客数来”;烟霞峰下夏禅鸣，雨过茶山满眼青。昔日诗僧留妙句，三杯淡绿醉心灵“(谢洪治《烟霞峰品茶》)”。还有湘潭大学杨春秋教授的南天门茶联:“到南天门歇歇脚，喝杯茶去;到祝融峰看看山，携朵云来”，以及著名歌唱家何纪光的“挑担茶叶上北京”等，都极为传神，共同形成了南岳衡山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宝库，为其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
三、南岳衡山茶文化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构想
1．强化南岳衡山有机茶的品牌建设
品牌，是信誉的保证和对消费者的承诺。美国著名广告专家茉利莱特曾说:“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品牌互争长短的竞争”。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第一核心要素应该是优质的品牌有机茶。众所周知，有机食品是指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标准加工的并通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农副食品。有机食品是中国一般绿色农产品的最高层次，是一类真正源于自然、富营养、高品位的环保安全食品。有机茶就属于有机食品之列，而且我国第一个有机食品产品就是由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浙江省进出口公司于1990年联合开发的有机茶。。因此有机茶本身就是品牌。南岳衡山的“南岳云雾茶”即属于一个有机茶品牌产品，并以其“香高、色绿、味爽、形秀”等特征，而先后被评为湖南省优质名茶和中国优质名茶，其茶多酚、氨基酸氮水浸出物、儿芽数总量等方面的指标值与“龙井”、“碧螺春”等国内名茶相比均不相上下。其龙池茶场就是获得湖南首家有机茶认证的生产基地，2005年至2007年获得欧盟和美国颁发的有机茶证书。就是这么一个产品，种植规模不上万亩，产量不上万斤，单位面积产量与产值都相对很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品牌产品优势。为此，必须强化品牌意识，加大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投入，通过内部整合，外部联合，做大做强南岳云雾茶这一品牌，不仅要有质高量大的南岳云雾茶保证市场供应，而且要在名山茶文化生态旅游中，让旅游者看到的是茶园，闻到的是茶香，听到的是茶歌茶调，吃到的是放心茶饮料，欣赏的是茶文化，带走的是品牌南岳有机云雾茶。
2．加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无论是发展生态旅游，还是进行生态有机茶的生产，都有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以及“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生态环境的本底极有利于优质的机茶的生产。经国家环保局有机茶发展中心对其茶园的大气、水体、土壤等10项环境指标进行严格监测和检验，被认定为一切均符合发展有机茶生产条件。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其茶园1979年以来就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保护和利用其天敌，保护景区生态环境，维护茶园生态平衡，使茶园天敌与无害虫种类比例至1996年便接衡水平，从而大大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品质和效益。据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鉴定认定，其有害物质理化检测明显低于国家现行水平，但其大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所接待的国内外游客超常增长，且季节分配的极不平衡。如1980年所接待的国内外游客为25万，至1985年近100万，5年增长4倍;进入21世纪增数仍然不减，2010年为420万人次，至2012年达608万人次，而又一直集中分布于南岳衡山约80平方公里的核心景区的8月至10月，使得前山南岳古镇至祝融峰一线每当旅游旺季更是人满为患。目前南岳衡山的主要茶园又多分布此线的两侧，给茶园环境无疑带来一定影响。其次，在南岳衡山景区周边原有京广铁路“107”国道公路基础上，已是高铁客运线、高速公路线纵横交错，不仅促进了其景区人流物流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景区周边古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样会给景区及其茶园带来影响，其环境保护和建设就显得到十分必要和紧迫。唯有办法，一是精确测算出其环境承载量，限额接待年进山游客数量;二是调整优化茶园布局，在“南岳云雾茶”品牌建设前提条件下，将新建茶园尽量布局于后山及其周边适宜地带;三是进一步加速其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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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古歌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等原生态文化特征。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这种内涵恰当翻译出来，才能保存苗族古歌原文的原生态文化韵味，从而达到原生态文化对等翻译的目标。例1:射死岩鹰落地上，叫谁来审判，数说了它的罪状，才能剖来吃?［19］例1包含有4个小句，如果按照普通的翻译方法翻译，译文如下:译文一:Aneaglerockwasshottodeathontheground，whoshouldweasktojudgeandlistthefaultofusbeforeweslitandeatit?从表面上看，译文一似乎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读者不是苗族人，或对苗族的传统文化了解很少的话，他们对该译文就会觉得很迷惑，比如什么是罪状，什么是猎杀了岩鹰的罪状，既然知道猎杀岩鹰是一种罪过，那为什么还要猎杀呢?显然，该译文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主要原因是，译文没有对原文所反映苗族所独有的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等特征的原生态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翻译。具体地说，例1原文主要反映了苗族的一个关键的民俗传统文化:人和动物之间同根同祖、难以割舍、和谐相处的原生态民俗习惯。这正是例1原文中“罪状”来源，即苗族人民猎杀了动物就会感到内疚，需要先数说自己的罪状，然后才可以吃掉。这也正是苗族古歌自然生态性和民俗性的原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对该方面进行科学翻译处理，译文与原文才能达到科学的动态对等，从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因此，译文二比译文一更科学。译文二:Aneaglerockwasshottodeathonthegroundbyus，whoshouldweasktojudgeandlistthefaultofus(becausewehavethesameancestor，andweshotitnow，wefeelguiltyandneedtobeforgiven)beforeweslitandeatit?与译文一相比，译文二增加了注释部分(becausewehavethesameancestor，andweshotitnow，wefeelguiltyandneedtobeforgiven)，通过注释将苗民俗传统文化:人和动物之间同根同祖、难以割舍、和谐相处的原生态民俗文化观念反映出来，这样读者就会很容易理解(罪状)“fault”的来龙去脉。当然，译文二的准确性可能受到质疑，因为它比译文一多出了注释部分，而该部分在原文中却没有对应内容。但是，这正是译文二的科学之处，因为根据原生态文化对等翻译理论，科学的翻译既要考虑原文的社会文化因素，又要考虑译文与原文的动态对等，即意义方面的对等，而不是形式内容方面的绝对对等，译文二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所以更恰当。例2:还有枫树干，还有枫树心，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19］译文三:Thereisthetrunkandcenterofthemapletree，fromtheformercomesMeiBang(MotherButterflyinMiaoculture)，andfromthelatterMeiLiu(alsoMotherBut-terflyinMiaoculture)．译文四:FromtheunitedwholethetrunkandcenterofthemapletreecomesMotherButterfly(calledMeiBangorMeiLiuinmiaoculture)译文三和四都兼顾了文化翻译，对苗族文化中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从形式角度看，前者比后者似乎更符合原文，也更容易理解，但是根据原生态文化对等翻译理论，译文四比译文三更准确，因为它既兼顾了原文中原生态文化因素，又恰当处理了与原文意义对等的问题。根据苗族万物有灵而崇拜枫树的观念所产生，其中包含了枫树生人、枫树生成天地万物原生态文化观念。例2选自《枫木歌》，它讲的是人类起源的问题，其中“榜”和“留”系苗语音译，意为蝴蝶，“妹”指的是母亲。．苗族神话中把蝴蝶看作是人、兽、神的共同母亲，即枫树的干、支、心、叶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宇宙万物共同的祖先，所以译文四中把“枫树干”、“枫树心”等翻译成“theunit-edwholethetrunkandcenterofthemapletree”更符合苗族的民俗文化内涵，与原文在意义上达到了动态对等。而译文三把“妹榜”、“妹留”等用音译加注释进行翻译，虽然更符合原文的内容，让译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但是它不符合原文的内容，即“妹榜”和“妹留”均指的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蝴蝶妈妈这样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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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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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文生态旅游资源
吕塘村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尤以古建筑（古厝、宗祠、庙宇）、古乐（南音、歌仔戏、高甲戏）闻名。古厝：明清时期，吕塘村的进士、举人、祖辈先贤修建的精美的闽南红砖大厝，现存的这种大厝还有三十来幢，集中分布于吕塘村的中心地带。宗祠：吕塘村各氏村民于每年春秋之际祭祀列祖列宗，所修葺的祠堂大都美轮美奂，古色古香，金碧辉煌，分别有洪氏宗祠、西林柳氏宗祠、董水董氏宗祠、后树柳氏宗祠等。庙宇：全村现有寺庙9座，如西林清溪宫、吕塘九溪宫、吕塘青龙宫、董水清溪堂等，供奉各种“神明”，每座寺庙都有“佛生日”，每个自然村每年有一次“民俗日”。吕塘村灿烂的宗祠文化是福建省仅有的，也体现了吕塘村深厚的民俗文化信仰。古戏：梨园世家创办的福建省唯一一所民办民间的戏曲艺术学校——吕塘戏校，以高甲戏、歌仔戏、南音为特色，形成吕塘独特的民俗文化景致。此外，吕塘村还有“金门名贤蔡贵易墓”“望洋阡墓道石坊”“明太监柳智太监碑”“清时期镇守海疆的胡提督衙府”等大批明、清文物古迹以及“九溪神奇传说”“陈县令墓葬的传说”“牛心石的传说”等历史、神话传说。
二、吕塘生态旅游文化市场定位
吕塘村处于厦、漳、泉、金“闽南金四角”的核心位置，随着翔安隧道的开通，将承接来自泉州、福州等福建其它地方东部方向的交通量，未来厦门岛约有1/4的车流将通过翔安隧道进出，翔安将成为进出岛重要的门户。加之，拥有5A级旅游景区的厦门，也是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每年接待游客量达千万次。生态旅游的客源市场较复杂，旅游者的行为和对旅游活动的要求不一样，大致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低层次客源的旅游活动以观光为主；中层次客源的旅游活动以增长知识为主；高层次客源的旅游活动以科学考察和科学教育为主。根据世界旅游发展的趋势和吕塘村生态旅游文化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吕塘村生态旅游文化目标市场层次应定为大力吸引素质高、生态文化保护意识强的中、高层次生态旅游者群体。根据吕塘村的地理位置，从空间上看，吕塘村生态旅游的目标市场应该是以市内及省内其它周边城市居民为一级市场，以除省内的国内外游客为二级市场。
三、吕塘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开发
目前，旅游市场正呈现由单一的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度假旅游转变，休闲度假旅游逐渐成为世界旅游消费的趋势和潮流。通过前面对吕塘生态旅游文化资源的分析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市场的定位，吕塘村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应以打造生态旅游产品为主，观光旅游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为辅。紧紧围绕“最美乡村，生态吕塘”的整体形象理念，按照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其旅游文化产品设计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打造良好的休闲旅游环境，设计旅游项目。吕塘村生态旅游消费群体不是单一的，每个旅游者所青睐的旅游产品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生态旅游产品生产过程中，防止其单一性，应采取合适的产品组合策略并使其达到最优。由此，笔者对吕塘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开发提出了组合策略的设想，如下：产品名称：自然观光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吕塘村亚热带自然风光，田园风光，古松、古榕树林森林公园，九溪文化川河流湿地公园，戏曲文化主题公园等；农业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农业观光，农产品出售，农家乐等；人文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古建筑群，民俗信仰文化，戏曲文化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文化产品，古屋旅居，戏曲赏析，九溪垂钓，水上竹筏漂流，休闲街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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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位于湖南的东北部，在“3+5城市群“中是重要的一环。也是一座有2500多年的历史名城，它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英才辈出，集名山、名水、名楼、名文、名人于一体，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岳阳市现有文化馆机构10个，各类文化艺术馆8个，艺术表演团体392个，公共图书馆7个（其中初馆8个，档案馆17个，已开放各类档案28.42万卷），体育馆9个（楼区5个）。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水平不断得到完善与提高，但也有着明显的问题与不足：
a、数量与质量岳阳市定位在生态宜居城市，而现有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同城市发展目标尚有较大的差距，其数量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差。不能满足未来城市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变化。岳阳市部分公共文化设施陈旧落后，缺乏维护，文化活动环境较差。运营制度不合理，没有合理的经营。
b、布局与规模现状岳阳市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过于集中，整体发展部均衡。并且建设在事先规定好的文化区或者行政中心之内，往往孤立地矗立在城市环境中，优质设施资源集中在部分地区，核心区与组团、新区与旧城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
c、经营与发展虽然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正在大量进行，但各级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模式仍然以政府投资、单项开发为主。并且其暴露出了许多不尽人意的社会问题和设计弊端。如相关机制的滞后、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的不同程度的破坏、艺术设计上的本末倒置、公共艺术的相对欠缺等。
岳阳市生态宜居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特点
所谓生态宜居城市，是指城市生态环境良好，能够提供适宜的居住条件，人人享有住房保障的城市。也就是说，生态宜居城市必须具有良好的居住条件和空间环境、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良好的生态与自然环境、清洁高效的生产工作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岳阳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a、宜居性—体现宜居城市的特点，关注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强调满足居民在不同层次上对生活环境的各种需求。
b、动态性—是一个动态的目标，这是相对于其他城市或该城市过去而言的相对标准。
c、层次性—表现出传统公共文化设施在不同空间层次上的布局要求。
d、沿承性—其建设要按照城市及其发展的历史环境，即传统公共文化设施是基础，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发展。
e、可达性—以高效、便利作为各项文化设施服务规模及半径的设定条件。
f、公平性—更加注重居民平等享用公共服务设施的权利。
岳阳市生态宜居城市公共文
化设施的规划设计策略根据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岳阳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目标，在对岳阳市生态宜居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规划中提出以下构思：土地和空间使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设施建设及配套——保证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能够实现的最直接的控制手段；居民使用便捷程度——衡量设施是否宜居；建设开发管理——保证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公共文化设施的顺利运行于经营。根据岳阳市生态宜居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构思的分析以及岳阳市总体规划的布局参考，结合国内外著名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和实践经验，对岳阳市的生态宜居公共文化设施规划设计做出以下策略：
a、设施定量——提高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和质量的规划设计策略经济发展水平是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保证。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数量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数量不足和现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不能充分利用的问题。应该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有序的增加扩建公共文化设施，同时应该着重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设施，将其使用率开发到最大程度。
1）在全市建成一批体现城市特色的标志性文化设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人民群众的净胜文化生活，增强文化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在全市建立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较为完善的“15分钟社区文化圈”。
2）提高现有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生态宜居社会要求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在最大程度上的为广大人民所使用，让更多的人都能从中享受到服务。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中未向大众开放的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未能全面利用是设施是一批很大的潜在资源，将他们利用起来能节省建设新设施所需的大笔资金。岳阳市有多所学校，如湖南理工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青岛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岳阳市江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岳阳市第一中学等。特别是湖南理工学院分为多个校区，包含两个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总量达到177.79万册（件）。这些学校周围分布多个社区，对周围居民来说，路程不远，活动半径合理。所以，开放这些高校的图书馆、体育馆设施可以为周围居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便捷。
3）利用已有城市资源合理改扩建。“改造成公共文化设施，是老建筑最好的命运，也是对历史建筑和城市文化的最有效的保护。”法国的卢浮宫就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改扩建最好的例子。几百年前曾是法王的宫殿，现在却以博物馆而声名渊博，迎来了它枝繁叶茂的“第二春”。
目前，岳阳市是一个拥有诸多历史文化名胜的城市，在发展中也会留下许多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却又能进行新的发展的建筑。如岳阳市旧城的民居，有些没有成片，只是零星分布，这种老房子可以做成小型博物馆、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在怀念历史的同时，又实现其现在的价值。
4）优化公共文化设施设计优秀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是可以作为城市的一件艺术品。形式是它的外在生命，它以什么样的姿态展现在公众面前，是公共文化设施设计的精髓所在。在设计中要明确对象、控制规模、特别是在选址上要慎重考虑。要给之前功能单一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赋予多元化的功能。
b、规划定性——改善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与规模的规划设计策略布局与规模是关系到公共文化设施是否切实面向岳阳市民，服务大多数人的根本前提。根据生态宜居城市的发展要求，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与规模更应当体现出层次性、可达性和公平性。
1）按等级配置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市大剧院、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等大型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社区级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设施。在金凤桥地段、各组团及居住中心建设小型综合性文化设施，改建工人文化馆，青少年文化宫选址木鱼山。人均用地面积达到1㎡。
2）注重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可达性。随着距离的增加，市民潜在进入文化设施进行文化活动的可能性和人数会不断减少。因为到达目标地的交通费用和时间在不断增加。在规划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之前要确定其服务半径。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岳阳楼区，并且集中在岳阳大道和巴陵路附近，这样辐射范围就会欠缺。
3）优先发展中小型公共文化设施，并结合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大型公共文化设施耗资巨大，例如国家大剧院。其建设和维护费用过高，脱离实际消费水平，让许多群众望而却步。所以在岳阳市生态宜居建设的背景下要优化强化中小型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其能深入城市，离居住区较近，可达性好，可以广泛的被市民使用；另一方面其环境适宜，消费相对不高。
c、共享互溶——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经营与发展的规划设计策略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公共文化设施继承了传统邻里中心土地集约利用和功能适度混合的有点，不赞成某一类或一项设施被孤立的使用，而是要与其它类别的设施混合互溶，通过聚集来发挥更大的效用。
1）结合岳阳市地域文化开发传统文化项目。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是一个城市生存的基础和城市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岳阳市兼具名城文化、名楼文化和湖文化。这里聚集了历代先贤“上下求索，先忧后乐”的情怀，它概括了中华名族上下几千年的思想精华，融汇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具有鲜明的岳阳文化个性。要加强市民的精神文化的建设。在文化设施设计的时候，要突出表现这些岳阳市精神文化具有的特点。
岳阳市具有许多传统的文化项目，如赛龙舟、巴陵戏（图3）、花鼓戏等。这些传统的文化项目极具娱乐性和观赏性。多由群众自发组织进行，多利用城市居民区的宅间空地、广场公园、河岸湖边等非设施性场地。如果能把这些项目和文化馆、艺术馆的日常经营相结合，如在文化馆或艺术馆外提供场地，吸引群众进行这些文化活动，并通过岳阳市政府号召。那么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功效会更大发挥。并且会改善经营，吸引更多的市民来体验。
2）促进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共享与互溶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公共文化设施是可以通过居民相互之间的交叉使用，形成一些非物质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有助于“和谐邻里”的形成。可以说，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公共文化设施规划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让居民区使用，而是通过居民之间的公共活动去形成这种微妙的关系。所以，除了某些需要安度占地的文化设施外其他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必须加强用地兼容性，即结合土地使用的不确定强化文化设施的混合使用。例如，在邻里中心附近最好设置一些公益性的文化设施，同时规划规模适度的绿化广场等公共空间，并要有足够的停车空间，促进丰富的公共活动的形成及增强活动的便捷度。
岳阳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保障措施
a、促进科学决策。完善项目储备机制，减少项目实施的盲目与被动，对规划项目提出科学的建设时序及合理化建议，推行项目公示和专家评议制度。
b、科学合理规划。一是严格执行城市总体规划，二是要合理布局功能分区中的居民生活设施，三是在城区某些敏感地区，要做“负规划”，即不是规划见什么，而是规划不能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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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因特网的兴起和普及，已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利器。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网和卫星技术的全球传播则从根本上跨越了国家界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因特网构成全球化进程的急先锋和推进器。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吗?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仍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罗伯森则强调，“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重点转向了……在一致性中寻求独特性，而不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与特殊的同时性。”这就是说，全球化应当具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双重面相，网络全球传播吹响的不是同质化的号角，而应奏响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欢歌，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包蕴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态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从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说，作为当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网络文化面临危机。一方面当代自然科学和高端科技的飞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光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信息鸿沟、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极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诋毁。因此，基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从文化生态人类学角度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哲学传统上说，西方人的认识路线是“主客二分”，即把客体看成是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中国人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换言之，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不能将世界万物与人同它们打交道的活动过程分割开来。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第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主客浑然一体阶段”，第二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当前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的转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巨大参照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现“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一历史任务由西方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国传统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校正当前网络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霸权和价值殖民倾向无疑具有巨大纠偏、解毒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全球化的物质载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边界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受到了冲击，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缩小，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但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美好设想远未实现，而网络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蕴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农业文明想象，而现存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远未达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状态。无论从技术手段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媒体集团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区、核心地带，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都市”的边缘地带，它们在融入这个“全球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数据显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以网络为推进器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依赖，正面临遭受“信息霸权”(informationhegemo-ny)和“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夺的威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文化的萎缩，危及网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产。网络文化中的西方价值霸权与价值殖民的实质是价值专制，与多元互动、众生喧哗的网络精神格格不入，与强调整体、循环、平衡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原则背道而驰。暂时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原因不谈，其思想根源与误区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夺式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习惯。人类的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价值共生的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恶性膨胀与价值霸权必将影响其与其他诸价值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乃至影响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明生态的深层结构是价值生态，文明的合理性，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价值生态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机体的整体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当今网络全球传播语境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重建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关系，实现生态价值互动，很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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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状
生态文化在农村的传播是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当前农村生态文化的传播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没有物质文化的保障，精神文化层面存在大量的空白，制度文化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将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困扰着农村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
（一）农村生态文化理念缺失我国农民本身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上广大农村长期处于缺乏文化引导的状态，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文化贫乏也就成为现实。虽然农民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原本也有保护意识，但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农民会关注周围的生活环境，从物质保障到精神重视，表现出良好的生态文化观；反之，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下，加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在农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人就只能着眼于当下，不惜掠夺、破坏村里的公共资源，冲击乡里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表现为目光短浅，涸泽而渔，向耕地要粮食、向山林要产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生态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大多只关注经济发展，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文化宣传站，也就没有在农村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化的宣传活动，村民也就没有了知识的来源。另外，在农村基层组织，村干部们也是从普通农民中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生态意识并不比普通农民强，所以就形成了当前农村地区从村干部到普通农民群众生态意识薄弱、生态文化缺失的现状。
（二）农村基础设施保障缺乏由于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态文化理念普遍缺失，导致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重心长期停留在经济建设上，资金不会投入环保这一高投入低产出，甚至零产出的公益事业上。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率低，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城镇化脚步加快，部分耕地被用于工厂、城镇的建设，加剧耕地面积的减少。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断开拓耕地面积，提高土壤肥力。他们一方面采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这样直接造成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耕地面积的直接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农药、化肥提高土地肥力。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却导致土地自我修复功能降低，甚至丧失。而且各种化学物质的使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残留农药、化肥随雨水流入江河湖泊，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再加上各种农业固体废弃物未得到科学的回收利用，胡乱堆放，也会污染水源和土壤。这些错误的做法致使农业的自我修复功能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农村的生活垃圾日益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基层组织从干部到群众生态观缺失，导致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建立与环保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致使大部分自然村没有建立垃圾焚化池，偶尔有几个固定的垃圾存放地点，但没有专人定时处理。于是河边、桥下、田间地头都成了村民眼中的垃圾坑。
（三）农村生态文化制度缺位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绩观上奉行唯GDP马首是瞻的观念，导致各级政府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抓经济上，关系到民生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种有投入没产出的公益性事业。地方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不愿意花太多的心思，尤其是对于农村村委会来说，更是不愿意花费人力、财力、精力去投资。如在山区，房屋往往是依地势而建，居住分散，生活不便。当条件具备后，经常几个自然村村民集中在某个地势较平坦的村庄建房定居。这样就形成了几个村村民杂居的情形。再加上农村本身规章制度就不健全，于是就出现了村委会虽设有文化活动中心，但除了村干部用大喇叭通知村民相关事务之外，几乎没有发挥其他作用；村庄虽建有垃圾池，但村委会难于管理，或者管理不善，经常是垃圾溢出，臭气熏天仍无人理会。当然，有些村委会制定一些制度，但农民个体意识仍然存在，致使监督不力，这也是导致农村生态文化制度难以贯彻的重要原因。我国现在生态文化传播面临诸多困难，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发展日程。自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相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十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将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3]，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性。国务院还将福建省列为生态示范区，支持该示范区的建设，为全国生态建设提供模板。
三、推进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生态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寻找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实路径。
（一）夯实基础设施，为生态文化传播提供坚实保障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的，离不开经济基础这个强有力的后盾。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要在农村推广生态经济模式，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从而为农村生态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物质上的依托。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制定专款专用制度，定时拨款，协助村委会修建文化宣传的设施，如文化广场、生态文化宣传长廊、生态文化家园；帮助设计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绿化、美化村庄道路，加快建成美丽中国。让农民生活在生态、和谐、美丽的环境中，就能够切身感受到生态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最终促进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积极性[4]。
（二）提高生态意识，让生态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文化的传播与形成是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互为影响的结果。我们的理性抉择应该是大家都尽可能的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在相互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影响、良性的循环，共同致力于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首先，要提升村民的领头人———村干部的生态意识。他们生态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全村对生态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视程度。现实中，大多数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生态意识较弱甚至是零，面对上级传播生态文化的要求,也只是敷衍。然而，生态文化传播和教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村干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经常对他们进行各种生态文化培训。其次，要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村民是生态文化传播的受众，其生态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生态文化传播的效果。提升农民生态意识关键在于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应该把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成年农民的社会化再教育尤为重要。只有生态文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使农民真正意识到生态文化的发展对于自身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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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选择与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
2.1选择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能否为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评价模型的构建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6]。因此，该指标体系必须包含影响项目开发模式选择的各个关键要素。本文运用Delphi法确定了政府因素、区域经济因素、城市影响因素、社会因素、市场因素和旅游资源条件因素六个方面共18个指标，建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评价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2.2选择与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应用本文构建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的选择与评价模型，旨在指导开发商运用科学的方法决策项目开发与规划。本文首先采用Delphi法对每一层的各个指标进行重要性的赋值，然后对各专家打分得到的结果进行处理，得到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继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个指标分别进行权重和一致性指标计算[7]，通过五轮计算得出了五种开发模式下各指标的权重。基于此，采用熵技术指标权重修正法修正权重，提高其信度。计算结果见表2。在确定开发模式选择与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基础上，确定指标评定标准，采用专家打分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以西安市大明宫生态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在对案例指标评分进行数据量化处理后，计算出案例中各项指标的得分，分别为：政府支持度87分、政策完善度92分、GDP75分、恩格尔系数73分、城市国际化程度17分、年旅游收入20分、城市知名度86分、城市化率10分、常住人口70分、旅游人数65分、开发商资产负债率80分、房价收入比83分、旅游资源稀缺性84分、空气质量50分、文化旅游资源价值82分、适宜旅游时期87分、交通便利度75分、配套设施35分。本文釆用线性加权和函数对本案例进行综合得分计算，分别计算出五种开发模式的综合得分：模式一为59.2957’模式二为58.8542分，模式三为58.4749分，模式四为48.8936分，模式五为61.9556分。结果显示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模式五，即项目最适合的开发模式为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与之最接近的模式是模式一,即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生态休闲旅游地产。由此可知，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应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与案例现阶段开发模式一致，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可行性。
2.3结论分析西安市大明宫生态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拥有包括大明宫生态遗址公园及周边地区在内的19.16平方公里的土地，该区域不仅是2006年印发的《“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所涉及的100处重要大遗址之一，同时也是西安市重点规划的以文化策划和生态旅游规划为先导，以有利于西安城市建设、大遗址保护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的生态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是实现西安市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依托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后发优势[8]。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将以丰富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灵魂、发达的旅游产业为引擎，着力打造以大遗址保护改造和展示盛唐文化为特色，集文化、生态、旅游、商贸、居住、休闲服务为一体、具有国际水准的城市新区。本文以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为案例，应用所构建的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的选择与评价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项目应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的结论，与该项目现阶段开发模式基本相一致，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的选择与评价模型的实用性。大明宫遗址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完整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通过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与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带动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尝试开辟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新途径，着力打造西安的“城市中央公园”，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使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与建设的样本，实现历史与现代、经济与社会、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城市文化与生态旅游的协调发展。对西安市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1）合理开发规划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带动周边产业发展。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是西安城市发展的重要生态人文象征，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优势功能受到广泛瞩目。本研究得出该项目应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的结论。因此，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地实施过程中，应以文化策划和生态旅游规划为先导进行项目规划，结合产业基础优势合理招商引资，吸引万达、万科、中建等大批国内知名城市运营商在大明宫遗址区落户，将文化业、旅游业和地产业有机结合，为房地产开发和营销找到新的切入点，形成以大明宫遗址区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力求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生态和谐，从而带动周边产业发展[9]。（2）发展生态文化体验、旅游度假扩大社会旅游需求。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旅游开发建立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之上。根据旅游统计资料显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2012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83.68万元。预计2015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将超过500万人次，吸引境外游客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3500万元。因此，积极发展生态文化体验、旅游度假，细节部分彰显地方特色，例如可以将整个大明宫遗址区旅游资源划分为生态休闲旅游资源、文化体验资源、古迹寻踪资源等三大类资源，将具有同类型的资源进行聚类，同类资源主体协同开发，同时要加大旅游资源开发的精度与深度，在大明宫遗址区内实现资源共享，以优化大明宫遗址区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公园的社会旅游需求，推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及其西安市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3）利用区位优势建立生态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区位优势日益突出。大明宫遗址区应该采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的模式，促进大明宫遗址区的可持续发展[10]。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早期重点开发和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力求将大明宫遗址区打造成为西安市的“城市中央公园”，辐射带动国际化、高水准的城市新区，形成高品质的居住、娱乐板块。大明宫遗址公园紧邻西安地铁二号线，靠近西安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围绕大明宫遗址公园，西安北郊旅游商业区块将得到迅速提升。因此，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的发展方向，应当建立在大遗址保护开发的基础之上，科学规划，合理建设，以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建立集人居生活、休闲度假、娱乐购物为一体的新兴生态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11]。（4）提升楼盘品质彰显市场优势。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规划占地19.16平方公里，规划拆迁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预计新建建筑面积约2500万平方米，实行招商引资约1050亿元。大明宫周边房地产市场分析：目前大明宫遗址公园周边楼盘均价为6000元每平方米，价格上升趋势明显。市场供应以多层、小高层、高层电梯公寓为主，楼盘大都设计比较合理，有合理的定位，良好的绿化，楼盘品质较高。因此，开发商在进行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开发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选择开发模式，对该地区未来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将极大的提升该地区楼盘的品质，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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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黑龙江民俗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中，译者除了要考虑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即考虑原文、原语、译文、译语的不同语言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和文化背景，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定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实现了其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唤功能。原文：“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生产啤酒，哈尔滨130啤酒厂已有百年历史。主要品牌是‘哈尔滨’和‘新三星’。”译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成为哈尔滨人们信息沟通、社会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桥梁。哈尔滨人喝啤酒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在这里当某人邀请别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请去喝啤酒的时候，就意味着双方交际的开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尔滨特有的啤酒品牌，这种译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语的发音，简单直观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表达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尔滨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够扩大游客对未知事物的文化视野，加深游客对该品牌的记忆，同时增加了哈尔滨啤酒的广告效应，起到一个宣传、呼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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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代造就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及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人们不再局限于两点一线的生活圈子，开始走向山水间，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尽情感受工作生活中不曾体会过的惬意和悠闲，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精神。这种住山水之间，吃绿色食品，听泉水叮咚和鸟儿蝉鸣的生活方式已经是一种时尚的追求，是时代造就下的新型生活路线，为森林旅游营造了一定的情感基础。另外随着国家加大对各类设施的改造和升级，我国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条件都非常便捷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人们出行也变得简单既方便，所有这些都为开展森林旅游，进行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投资者们已捕捉到了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广阔前景。
二、如何进行森林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
1.以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指导森林的开发建设
从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后，全社会就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风气在森林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中也要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按照边保护边开发的原则，保护生态多样性，把生态文化建设纳为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建设的重点内容进行科学规划。设定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再结合根据森林公园本身的特色，作出下一步规划和开发方案。在建设过程中，如果涉及到引入外来物种的项目，要全面考虑外来物种的影响和潜在危害，森林内设施的建设也要以不破坏公园环境为前提。
2.把生态文化的教育功能纳入建设中
每一类生物资源都有其丰富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只有将所有价值都发挥出来，才算物尽其用。森林公园建设过程中也应充分挖掘各类自然文化资源的蕴藏价值，不断扩充生态文化的教育范畴，尽可能利用一些能调动游客兴趣的民俗风情文化的潜力，结和专业人员的力量，设计出有卖点又有教育意义的生态文化产品。当然除了在产品上下功夫，还可以进一步规范园区指示牌的作用、导游带领能力和讲解能力，全面提高导游的专业技能，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到各类生态文化的熏陶，达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目的。
3.打开森林生态文化的市场
森林生态文化的建设脱离不了市场这个环境，全面地打开市场才能吸纳力量和资金进行建设。在这个建设中，首先要打响品牌，以与众不同的品牌理念占据市场，并进行全范围推广。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应把各自的特点表现出来，做足宣传推广工作。开发产品和开展活动同时进行，吸引游客和投资商的参与。不过首先得明确市场定位，以生态、绿色、和谐、休闲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知名度，打开市场，持续用品牌推广效应，加速森林生态文化的建设。
4.培养一支精备的人才队伍用于森林生态文化建设
所有的生态资源都是硬件系统，而参与建设的人才是软件系统，是能够灵活处理各类复杂问题的主要力量，因此不能忽略人才的重要作用。森林公园要重视生态文化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对原在职员定期进行培训。同样针对每个员工的专业特长进行合理分工和专业训练，不断加强员工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完善管理和聘用机制，打造一支优秀的森林生态文化系统建设的人才队伍，更好地为其服务。
5.做好森林公园硬件设施的建设工作
空有一座空山，不加任何设备，不做任何规划，是没有游客愿意光临的。所以在资源基础上完善一些游客接待室、休息设备、运动设施及各类标志牌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人们认识森林生态、休闲娱乐、领略自然风光、保护环境提供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6.领导层的努力把关也是必要条件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既需要资源基础、人才基础和设施基础，但也离不开带头人的作用，各级主管部门要做好领导指示工作，按照高标准和高要求，抓好建设过程中的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细节，不断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往更好地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及时总结经验，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对策，在抓出成效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