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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都具有社会性；其次，会计作为一种监控、管理、调和手段，它反映了一种社会组织能力；再次，会计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会计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文化，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1）会计文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会计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体系；（2）会计文化是一个多层面、多元化的文化体系；（3）会计文化是一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自然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管理学、文学、行为学等相融合的边缘文化体系；（4）会计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综合性、规范性、国际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社会组织文化体系；（5）会计文化是在会计行业中所形成的一种行业管理手段。
（二）会计文化的基本功能
1.导向功能
会计文化能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及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直接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性格、行为起导向作用，使之融会于会计整体的行为之中。这是由于会计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制度性、物质性、精神性导向），会计文化会通过积极、明确的导向，把明确的会计目标、强烈的集体意识、合理的会计行为、鲜明的社会责任、可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诸因素渗透到会计管理的全过程，使之更完善、合理、有效。如果会计人员的价值和行为取向与会计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会计文化会对会计人员的行为进行纠正并将其引导到正确的价值观和规范标准上来。良好的会计文化使会计人员在会计实践中无形的接受共同的会计价值观念的引导，并自觉地把这种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目标追求，脚踏实地的为实现这个共同价值观而努力。
2.约束功能
所谓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是指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对会计人员的思想、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所体现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会计文化的约束功能包括有形的“硬约束”和无形的“软约束”两种，会计物质文化限制了会计人员的活动，而使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会计制度文化以会计法律、法规章程的形式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起到了约束作用。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对会计人员的约束是刚性的、直接的且具有外部性的，是一种有形的“硬约束”。特别是会计制度文化，它的约束功能通过制定各种约束会计工作的法律、法规而起作用，它运用刚性的制裁手段，强制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而使其符合会计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证了会计工作顺利高效的进行。
会计活动能够有效的进行，不仅依靠纪律、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工具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还通过一种“软约束”体现出来。会计精神文化就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会计精神以及会计职业道德、义务感、责任感、归属感等无形的因素对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产生制约，这种约束是柔性的、间接的并且只有内化到会计人员的思想和价值中才会发挥作用。这种约束是除了物质式和制度式“硬约束”之外的一种无形的“软约束”。会计精神文化的这种约束弥补了会计物质文化和会计制度文化约束所存在的缺陷，只有“硬约束”和“软约束”两者相结合才共同构成了会计文化的约束机制。会计文化的“软约束”力更有利于会计人员进行自我调节，从而使会计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一致。
3.凝聚功能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是指会计文化通过会计人员之共同价值观，增强会计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构建会计人员与会计组织之间的融洽关系，使会计组织内部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劲合力量，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激发会计人员努力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整个会计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会计文化的凝聚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对会计人员行为的凝聚力。会计人员作为会计活动中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行为势必与会计组织与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由于会计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在引导会计人员行为的过程中会将所有会计人员的行为聚合在共同的会计行为取向上，从而将会计人员的行为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对会计人员思想的凝聚力。会计人员的行为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支配会计人员行为的是会计人员的思想。会计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使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在思想层面形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共同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凝聚在会计文化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中，使会计人员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把分散的个体力量凝结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促进会计组织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会计文化有效地将会计行为和会计思想融合在一起，从而推动了会计组织发挥其最大的整体效应。
（三）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
会计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而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就会呈现一个多层次目标、分阶段目标的阶段。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包括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陈兴述（1994）认为“中国会计文化的目标模式应是：以我国传统会计文化为根基，以时代精神和现代会计价值观念为核心，兼容社会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和外来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会计现代化要求的开放性会计文化体系。笔者认为，会计文化建设总目标是会计文化建设目标的最高层次，它是以会计物质文化建设、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为基本内容，兼容社会文化、企业文化之精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文化体系。通过营造一种奋发向上、团结合作、亲密和睦的文化氛围，使会计人员在会计组织中提升个人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得到归属感、自豪感，实现自身的价值，最终实现会计人员的全面发展。
会计文化建设的具体目标是对总目标的具体化，也是会计文化构成要素的目标，即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目标、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会计物质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物质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引进先进的会计工作手段、会计工具、会计技术，营造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从而提高会计工作的效率，降低会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质量，为会计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建立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规章制度体系，建立内部的稽核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通过强化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促进对会计行为的激励，调动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塑造良好的会计形象。会计精神文化建设目标就是通过精神层面的会计文化建设，培育一种以诚信为核心，客观公正，积极进取的会计价值观、会计精神、会计心理，营造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团结、进取、勤政、务实的会计人文环境，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引导和规范会计人员的群体行为，增强会计组织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
二、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会计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会计的发展也需要和谐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是指会计的发展处于一种民主法治、公平、诚信、充满活力、健康有序的环境，和谐会计环境的营造离不开会计文化的建设。因为和谐会计文化环境的标准是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三者之间互为促进，同周围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自然环境、技术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能够和谐共存。
会计文化在会计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会计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会计文化的变迁。建设“以人为本”的会计文化是推进我国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它立足于对人的管理，充分发挥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会计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实现会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于会计人员价值观的不同，社会上才会出现屡禁不止的会计舞弊，而且涉及的经济数据也越来越大，会计文化建设可以加强会计人员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会计人员的行为，维护社会经济安全，减少经济犯罪，促进社会环境的和谐。
（二）会计文化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悠久，人类文化长河是由众多的分支文化组成的。而会计文化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若将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会计文化就是树枝。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会计文化建设必须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去，会计文化同其他分支文化和谐共处才能更好的丰富文化内容。
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法制文化、市场竞争文化、科技文化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因而，会计文化建设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互补结构。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碰撞，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会计文化的建设，是体现法治、公平、诚信、有序的总体要求，是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相承接，与构建社会先进文化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体系，体现了时展的进步潮流。我国会计文化建设要朝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但却不能失其民族个性与特色。在提倡将传统优秀文化与渗透高科技、现代管理艺术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成一种“完全”文化的同时，要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丰富文化的内容。
（三）会计文化建设能够为防范会计风险提供支撑
会计制度文化规范了会计人员，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如何做”。制度文化越详细，会计人员的行为越标准。监督制度在确保企业经济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资产流失，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会计法》中规定了职责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法律基本要求。企业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在内控中的防范监督作用，防范差错与舞弊，提高审计效果，可以说内部审计机构是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制度文化的建设是防范会计风险必不可少的内容。会计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会计工具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己成功地引入到会计领域，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电算化大大提高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但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会计数据的安全问题。在当今社会，“无纸化”办公还没有完全取代“手工”办公，一些重要的会计资料，比如会计报表，企业战略等资料都涉及到公司的商业机密。因而，对会计工具、会计资料的限制使用是防范会计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计精神文化的基础是会计诚信。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往往最先从会计信用关系中体现出来。不管是美国爆发的信用危机，还是中国爆发的失信事件，大多数都牵涉到会计失信。社会各界对会计失信的谴责此起彼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经济决策与实际的经济状况偏离，己经成为一颗“毒瘤”，严重危害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会计精神文化建设从会计思想、会计精神入手，从会计人员的内心出发，解决会计人员思想的不稳定。
会计文化建设中不论是对会计物质文化的建设、会计制度文化的建设，还是会计精神文化的建设，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会计风险进行防范，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不仅是丰富会计人员精神生活、提升会计人员思想境界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防范会计风险的有效途径。
（四）会计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会计可持续发展
构建会计文化的最终目标提高会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会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会计人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又涉及到会计的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会计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改变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这要求会计人员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要与会计管理的要求相适应。同时，会计文化是同其一定的文明程度相联系、相适应的，会计人员在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的同时也是为会计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会计工作是所有会计人员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是一个制度共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大家庭，会计人员在做好会计工作的同时，自身素质也会得到提高，这也是会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会计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会计文化变迁、会计文化冲突的过程，是寻求先进、文明的会计文化的过程，是发现自身会计问题、解决自身会计问题的过程。会计文化建设，是高层次科学管理模式的再造，它使各项管理更具人性化、科学化，促进了会计管理由“硬管理”到“软管理”，由“控制式管理”到“支持式管理”，由“被动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因此，要强化会计文化对会计的积极影响，促进会计改革与发展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需要。
（五）会计文化建设能够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会计信息披露是解决会计信息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举措，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来源于直接参与人，这种真实性需要会计人员有能力对会计信息进行获取及加工，同时也需要会计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会计文化通过实践、会计手段的丰富、会计物质资料创新，从而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的胜任能力，通过责任感、使命感的加强，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诚信，可以说，会计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和会计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能间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具体来说，会计文化包括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会计精神文化。会计物质文化的重点在于会计工具的改进，比如电子计算机的引入，形成了会计电算化。会计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处理速度及准确，这也是会计信息披露的前提。会计制度文化侧重于会计行为规范，它规定了会计人员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培养会计人员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品质，这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环节。会计精神文化则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当会计人员的价值理念、价值系统与会计的环境相适应时，会计人员就能够做出符合会计需要的行为。同时，会计文化将会计的目标、社会责任内化为会计人员的会计精神、会计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并规范为会计行为准则，它将会计的管理与控制深入到会计人员的思想深处，形成“内控”机制，以“软约束”的方式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三、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的途径
由上述论述可知，会计文化建设无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国家来讲，都具有具体的作用，因此，加强会计文化建设是当前会计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会计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建设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会计基础工作是会计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会计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会计工作的深入，会计基础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以规章、制度的形式予以规范。因此，对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等问题需要做出全面规范，一方面为各基层单位和广大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基础工作提出要求，加强会计基础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努力方向，以此推动各单位的会计基础工作逐步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为管理部门管理会计基础工作、监督和检查会计基础工作情况提供政策依据和考核标准，督促各单位不断改进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基础工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会计基础工作，影响了会计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和会计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对各单位的经营管理和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消极的影响。
（二）加强会计机构的建设
会计机构建设的内容除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了会计机构的组织形式、会计工作的领导体制、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等。通过会计机构建设，可以在会计工作环境和内部分工方面对强化会计职能起到促进作用。会计机构建设是会计工作规范建设的实施机构，它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起到了监督作用，是会计人员自律的约束机构。会计机构一方面执行了组织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部门执行会计相关制度，就需要会计机构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沟通、宣传。在组织中，会计机构以事后核算反映企业全部经济活动，重视以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核算工作，为所有者和债权人提供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会计机构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立会计的独立性、权威性，它是会计制度执行的制约机构。
（三）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
会计制度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对制度进行规定，但重要的是会计制度的执行力问题。会计准则的建设关键在于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则的实施比准则的制定更有难度。制度再完善，没有执行力也是枉然。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当预期效用超过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在会计行业里，很多人都存在着寻租的可能。会计监督一旦弱化，会计寻租行为的成本就会降低，收益空间就会增加，会计人员就会在利益的驱动下背离会计目标，把信息失真的成本转嫁给社会，使资源配置发生偏差。因而，要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就必须建设高效的会计监管，在会计人员内部形成自律的机制，消除道德风险，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只有行政、民事、刑事三者有效的结合才能提高会计人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同时，为了促使会计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可以实行“问责制”，建立责任中心，明确责任中心的范围、考核、评价、控制。
（四）加强会计法制的建设
会计法制建设涉及了会计法制建设的机构及内容，同时也决定了会计法制的效力。会计法制建设目的是为会计制度文化提供法律保障，它是一定阶段调整会计工作关系的法律规范文件和制度统一体。没有法律的保证，容易造成会计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备，账目不清，核算不实的混乱现象。会计法制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它的制定涵盖了工业、农业、商业、合同法、财政法、经济法、审计法等。会计法律建设与其他的法律建设有着相互的联系，在法律制定的同时要考虑其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不能只考虑本部门的情况，各行业之间要有衔接，而不矛盾。
四、总结
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通过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分析，了解了会计文化建设的现状，对会计文化建设进行了反思，希望能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帮助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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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赋予在每一个设计作品中，是设计师表现未来设计作品的一种交流工具。然而计算机制图的广泛应用，势必会排斥个性，使设计图纸趋向于统一的规格，在这种趋势下，景观设计的作品表现趋同，也使设计师们的创造能力面临消亡的困境。
1、培养手、眼、心相结合的造型能力。首先要有一定的悟性和绘画基础，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手绘设计的基本规律和技巧。
2、透视学的理论与设计空间尺度相结合进而表现出设计的合理性。加强速写的训练是培养良好的空间概念与形态捕捉能力的绝好途径。
3、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艺术修养使景观手绘者拥有良好的艺术修养。每张手绘表现图不仅仅是设计构想，它也传递着设计师的个人修养，文化底蕴、个性的张扬、情感表达对艺术的追求。因此，手绘者要学习渊博的文化知识，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对艺术执着追求的心，使设计表现图的境界不断攀升。
4、手绘技能的培养决非一蹴而就。要想画出一幅漂亮的表现图，需要更多的艰苦努力。同时要多观察，勤思考，不断学习他人的经验成果，融合各种知识于心中，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心手并举，不断创作出有自己风格的优秀作品。133229.coM
手绘表现作为设计师的一项必备的专业技能，要熟练掌握，必须要通过大量的线条训练，“线条是手绘表现的生命和灵感”。力求用线条的力度、速度与虚实表现物体的造型、空间的尺度与层次关系。
二、线的基本训练方法
1、首先直线的练习时由慢到快，由规整到随意，并试着用不同的笔尖进行练习。之后再练习弧线、交叉线等更复杂一些的线条。要不断在训练中找感觉。中学课本卖油翁的故事，是最好的耐心培训典型。没有时间的积累，就没有灵活的技巧，也就不可能画出好的作品。
2、线与调子：面对所要表现的对象，它有多样的丰富的色阶，我们往往要将对象加以概括，简化。最亮处可以空白或稍加色调，最暗处，可以用纯黑色。明暗色调的区分调整有两种基本方法：线条间距和粗细的变化。线与线之间加线，使调子更深一层，也更匀称。加粗原有线条，会使结构更突出，有虚实、层次。
3、线与明暗质感：用线表现明暗时，间距和轻重缓急是不同的。在表现园林景深时，还要注意空气透视变化（大气阻隔产生的色调区别）。线条要遵循向灭点处渐远渐小的消失关系。
在绘制景观表现同时，所要表现的质感种类是丰富的。如果对象的材料不同，表现的手法就因材而异。物像变化万千，要多写生、多临摹，经过磨练才能灵活掌握各种技法。
三、掌握手绘表现的几种有效途径
（一）临摹解析名家作品
想要在短时间内使手绘表现水平提高快一些，最有实效的方法就是先临摹，通过临摹再过渡到写生。国内外有很多插图大师的作品是我们学习的最好典范。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表达风格相近的作品来临摹。在临摹的过程中，也应遵循从简到繁、从慢到快的原则。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能使自己少走弯路，在较短的时间里能更快地提高速写的技艺。
（二）照片的重塑
设计师通过手中的笔，有侧重地改写成钢笔画或线条画，赋予对场景的重新理解，培养和提高画者对整体的把握能力，对画面的布局控制能力以及肉眼对尺度的衡量水平。作为学习阶段，这种积累过程必不可少。
（三）寓情于景的表现
一张具有良好表现力的透视图，除了必须清晰、准确地传达设计理念及意图，还应该表现出该场景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与意境。
1、市民休闲娱乐广场，就要体现它的参与性，就宜画人多，表现其热闹，为市民提供休闲的好平台。人物的组合应该做到合理、美观，或静或动，有老人在练习舞蹈，打太极，也有小朋友在放风筝等，加入各种故事情节，使观者产生共鸣。
2、小区中心商业街，要表现其活力四射、繁华的景象，在场景的渲染中多画一些鲜艳的旗帜，亮丽的广告牌和露天的咖啡座椅之外，更加少不了人的参与。这时可考虑多布置一些动作、情态各异的年轻人，提升品牌的时尚度。
3、校园的文化广场，作为学生聚集的场地，适宜多画人，其形态和表情还要结合校园文化的时代特征。还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的活动场景，例如，广场中心有人在进行吉他表演，周围看台上的同学欢欣鼓舞。这种呼应关系使场景的“磁场效应”马上发挥出来。
4、清幽的中庭绿化空间。办公空间中的中庭绿化是幽静的场所，此景中人物就应较少，人物也应以静态为主，且应在中、远景出现，更利于体现场地的清幽情景。通过对人物在场景中的活动表现去强化主题，让观者领悟设计意图，并产生情感共鸣，创造新意。
（四）观悟生长规律
自然界的物种繁多，形象特征各异。在画表现图时，各种物种都可能是表现和创作的重要题材，因此，画表现图必须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常以无心观悟它的奥妙，常以有心观察它的分界”，遵循物种生长规律，细心观察，用心琢磨，才能画出生气灵动的表现图。
篇3
1环境冲突的问题及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就意味着资源分配比较合理。社会呈良性发展时，公众能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开展劳动生产活动，此时社会环境有序，经济能迅速发展;当环境呈现社会不可持续发展时，公众内心便存在着严重的不安感，社会矛盾冲突将会随时会激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则呈现盲目性。环境冲突是风险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当环境因素呈现不良性时，社会风险便会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变成了风险社会，就要尝试从环境因素去探讨让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从改良环境因素的角度着手改变当前的社会，令社会呈良性的方式发展。
2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形式
2.1环境资源冲突
我国的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是由于我国人口数量较多的缘故，因此实际上人均资源的占有量是很少的。当前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自然资源迅速消耗的问题。比如据2015年数据统计，我国南方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由原来的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至今不足50平方公里;我国西部地区，陕西关中一带有数万个池塘已自然消失。因为我国未能做好环境保护，所以带来生态环境失调的问题，造成大量水资源消失。水资源是开展农业资源的重要资源，我国水资源消失的问题影响了农业生产，带来各类旱涝灾害。当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会呈现，其中经济收入分配的冲突是比较严重的。
2.2环境分配冲突
环境分配的冲突，是指自然环境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正，带来的社会冲突。当前较为明显的环境分配冲突问题在癌症村扩散的问题上呈现。癌症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发展不合理，因此造成某片区域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在该片区域生活的民众饮受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土壤生产的食物、呼汲了受到污染的空气，染上了给生命带来严重威胁的癌症疾病。在受到污染的区域中，所有居住在该地的民众几乎都会感染癌症疾病，并且癌症感染的范围还会继续扩散。我国2013年官文文件正式承认有癌症村的存在，非官方的资源统计，认为中国的癌症村约达五百多个。癌症村的出现，是因为城市城污染的物品集中排放到某片区域产生的，因为我国以经济发展未中心，不愿意花费太多成本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所以癌症村出现。癌症村的出现展现出环境治理的不公正。当癌症村出现，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社会暴力事件就会频出，我国司法体系会受到挑战。
2.3环境管理冲突
在环境资源紧张、环境分配不平衡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部门未能做好环境管理工作，便会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恶果，比如，2011年，日本东海岸发生了9.0级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部分不法商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民众大量购盐。2011年3月16日开始，我国部分民区的民众开始疯狂抢购食盐，大量商场、商店的食盐被一抢而空。商人开始抬高食盐价格，从中获利。2011年3月17号我国发改委紧急通知平息谣言，直至数日以后，各地区的抢盐风波才平息下来。该问题就是民众不信任地方政府能够做好环境治理工作，能给他们带来安全的生活环境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问题。
3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因素分析
从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环境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环境，环境的冲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风险问题。环境问题给予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的维持、民族的生死存亡深远的影响。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到，因为我国政府未能做好社会运营及管理工作，未能解决好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问题，所以使环境冲突的问题演变成风险社会的问题，而我国政府未能做好以上的工作是由于我国政府的运行机制存在问题的缘故。第一，当前我国的政府未能从宏观的角度做好环境资源统筹。我国政府长期应用牺牲自然资源换取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思路，造成了我国环境资源紧张的问题。第二，我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失衡的问题。当前我国资源主要握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手中，如果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部门不听取其他社会成员的呼吁，一味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就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第三，我国的司法体系存在弱势化的问题，由于受到传统及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的法制体系比较薄弱，法制的执行力不足。当民众不能从法律的角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民众便会以暴戾的态度对待社会，应用破会社会秩序、破法法律的方法提出诉求，造成社会冲突问题。
4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环境冲突的协同治理对策
4.1以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规划经济发展路线
循环经济的路线，是指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循环的利用可再生的资源，以此发展经济的思路。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应用该种方法发展经济。比如以林业发展为例，过去我国的利业发展思路为砍伐树林，发展林木产业。当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在保护林木的基础上开发旅游资源、林业副产品资源、利用林业养殖动物、利用林业空余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等。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林木可以成为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资源、动物可为林木生长及农业生产提供肥料，树木可提供果实资源及菌类资源等。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既可恢复自然环境，又可创造大量的经济效益。
4.2从政治的角度考量，重新分析社会资源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描述的就是资源分配不平衡会造成社会风险。当前我国政府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给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其中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要减少扶植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自行迎接社会的挑战;减少宏观调控对市场的影响，尊重市场的发展规律;加大政府对社会的支出，减少对社会个体及民营企业的干扰。应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法可以优化社会资源分配。
4.3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
十以来，主席强调了要用依法制国的方法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当前依法制国的重点在于约束党及国家的干部。只有党及国家干部带头遵守我国的法律，才能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在法律体系公正的前提下，我国一方面要拓宽民众诉讼的渠道，加强民众对法律的信心;一方面要做好社会道德风尚健设，稳定民心，降低社会风险。
5总结
环境冲突如果未能迅速解决，就会造成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持续积累以后，风险社会便会形成。本次研究从风险社会形成的角度说明了我国环境冲突的表现、环境冲突产生的原因，提出政府要从减少环境冲突这一角度着手，减少社会风险存在的协同治理方法。
参考文献：
篇4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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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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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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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企业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1］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认为中国的“道”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那就是顺应“阴阳”。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阳”性的物质资本比重在不断下降，“阴”性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从道家的观点分析，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古典企业理论都是从“阳”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本质，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阴”性的“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因素被忽视了。
(一)古典企业理论
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原因。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地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吗?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地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阳”性生产因素―― 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无形的“阴”性生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企业的概念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生产要素，并以之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单位。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交易契约的集合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阳”――“有形”和“实体资本”因素转向企业的“阴”――“无形”和“虚拟资本”因素了。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无形”关系，交易费用可以认定为企业中的一类“虚拟资本”。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阴”――“无形”和“虚拟资本”的视角来探索企业的本质。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交易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4］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生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5］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5］，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创新组织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动态演化的有机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一)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7］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7］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8］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其与《易经》“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9］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虚拟资本”――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二)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分析方法，其将“阳”的“资源"与“阴”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阴”的视角来看，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10］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阳”的方面；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阴”的方面。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阴阳和合”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进行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虚拟资本”问题，尽管她没有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17］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无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11］
(三)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12］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纳尔逊和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13］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无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虚拟资本”――“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 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
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18］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基于演化视角的企业理论
在前面我们提到彭罗斯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由于它们都着眼于生物学的视角，注重于企业的内生增长，所以，我将三者统列为演化企业理论学派，下面就这三派观点作个简要分析。
(一)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沃纳•菲尔特、巴尼等人的发展而形成。菲尔特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入选“年度最佳论文”之后, 资源基础论获得了应有的重视。［14］菲尔特在文中借鉴了彭罗斯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源基础观念”(RBV)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认为以“资源”代替“产品”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对当代企业来说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标志着将人们习惯的企业战略思考由“阳”的“产品”观念转变为“阴”的“资源”观念, 其“资源”内涵与彭罗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更注重于无形资源，从而我将其作为“阴”来看。此种转变将战略制定的基础由外部的“阳”的“产业结构分析”,逐步转移到内在的“阴”的资源与能力分析的“资源基础观念”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视角由产业结构的“实体资本”分析，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的“虚拟资本”分析上。之后,资源基础论不断发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爱密特(Amit)、格兰特(Grant)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巴尼在探讨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发现企业可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培养,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并将其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式”。他认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获得低价格高产出的战略资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他认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的企业资源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即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断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可以分成3类：（1）物质资源,是指企业的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可以看得见的资源；（2）人力资源,指员工、经验、培训、关系等与人有关的资源；（3）组织资源,是指正式的结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协调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与组织有关的资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论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资源与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能力，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偏离了企业成长的本源。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论的观点不同于资源基础论，而与彭罗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资源基础论与核心能力论的观点分歧恰好来源于彭罗斯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一个立足于资源，另一个则立足于能力。但我认为，这二者都比彭罗斯的观点更进了一步，资源基础论中的“资源”包括了“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而核心能力论的“能力”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视企业中“阴”性的要素，他们都是将人力、智力这类“虚拟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论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各种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组合,它贯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产过程中。成功的竞争者能够进入新的、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行业或经营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扩张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的经营业务的源泉,它是组成公司战略的核心。海默还形象地将多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小的支干是经营业务单元,树叶、花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营养、支撑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仅仅盯住竞争者的最终产品,就会忽略竞争者的真正实力,正如只注意叶子就会看不到一棵树的力量一样。［16］
虽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没能对公司战略制定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它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赖的工具。堪培尔认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广阔些,它包括整个价值链(核心能力只体现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更可见，而核心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少看得见的。因此，在面对竞争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应该比其各个战略经营单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
1997年，提斯等人参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独特能力、组织惯例和核心竞争力，而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位势•路径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而这些流程是由企业的资产位势(特别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所塑造的，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艾森哈特和马丁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这些具体的过程包括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收购整合、策略性联盟、业务部门的剥离和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等等。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动态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义反复的，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导致企业发生变化的活动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导致变化的活动都能称为动态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动态能力的“能力”严格限定为“惯例”，即限定为智力资本范畴。这种理解得到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组织能力”是一个严肃的概念,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是一种惯例。如温特所说:“即兴发挥从来都不能称之为能力”。动态能力不仅关注企业特有的组织惯例，其焦点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惯性的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在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崇尚建立开拓性学习能力。开拓性学习能力是为了在长期内向企业提供新的战略观念而进行的侧重于变革的学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主要是由企业中的“智力资本”――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业务多样化的动态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促进动态能力的形成，并强调人力资源管理从几个方面着手：选人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职位描述概念要详细具体；以培训来扩展员工现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激励成功，宽容失败。
动态能力观学者认为，以波特(1980)等学者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分析和以沃纳•菲尔特(1984)与巴尼(1991)等学者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厂商比其他的厂商能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资源基础观的不足在于，厂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竞争力资源时，必须基于动态产业环境与竞争状况的考虑，且以市场测试来考验资源，因为资源的真正价值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厂商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专用性资产和发展路径。而位于稀缺性的、顾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费者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上与具有专属集的资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动态能力观比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基础观更能够解释厂商竞争优势的来源。［18］
动态能力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经》思想，它立足于企业的“变易”，即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去把握企业的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阴阳和合”，最终达到企业持续稳定地良性循环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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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