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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国文化的起源
文化这一概念历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有相关的文化综合体出现,然后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不断继承、发扬、改进和积累,形成一个逐渐趋于成熟的文化综合体模型。这个过程告知我们文化乃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拥有自己种族延续历史过程的鲜明特性。每个民族在不知不觉中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特殊文化并且在不断继承和发扬。
1.中国文化的起源
经过五千年的风雨洗礼,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华夏文明不断发展延续、创造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先后经历了巫山人——元谋人——南田人——北京人——山顶同人几个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三大文化区:河洛文化区、海岱文化和江汉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大融合。到了秦汉之际,由于秦始皇一统天下,通过战争消除了北方的威胁,终于形成了地域包括长城以南,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的汉族。以儒、道、释为支柱诸子百家并行发展的思想文化构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虽然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时期的封闭落后,但如今已与世界文化接轨并不断发展。
2.俄罗斯文化的起源
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9至13世纪古罗斯民族时期。因为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欧亚大陆各发达的国家,地理位置相对开阔,与外界有一个广泛的联系,所以自古罗斯民族至今俄罗斯民族在熏陶西方文化、沐浴东方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其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文化概念。
二、中俄两国饮食文化差异对比
吃穿住用行是一个人存活在这个时间最基本的要求,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些。这其中吃又排在首位,即饮食。吃什么、怎么吃,一个地区或者民族的饮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而中俄两国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很自然地就成为两国民族性格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
1.中国的饮食文化
(1)酒文化。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起源于商周时期,且种类繁多,是中国文明的标志之一,有深厚的内涵。意境说:中国人饮酒讲究意境,似醉非醉、似醒非醒,“就酒醒花前坐、酒醉花下眠”,“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品德说:中国人喝酒讲究酒德,即喝酒、敬酒是要有礼有节,“酒能养性亦能乱性”。
(2)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世界闻名,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喜欢喝清新淡雅的绿茶,用沸水冲泡,香气四溢,再配置以茶道器具特别是紫砂壶一类,充分体现了清新淡雅之意境及君子之风。
(3)食文化。中国的食文化讲究博大精深。中国人注重菜品的精致和丰富,招待客人往往是一桌丰盛的菜肴方见主人的热情及对客人的重视,例如满汉全席在极尽奢华的同时,也展示出主人对客人的重视程度。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一道菜便诠释了一种文化理念和内涵。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与时代、地域、技法及喜好程度等划分开来。例如在中国比较闻名的各大菜系之分。中国饮食文化讲究的是慢补调养之说,阴阳五行、荤素搭配。
2.俄罗斯饮食文化
(1)酒文化。俄罗斯的酒伏特加起源于水,人们赋予酒“生命之水”一说。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纬度,气候寒冷,环境恶劣。俄罗斯人用酒来取暖,抵抗严寒。伏特加是俄罗斯的一种民族品格象征。自由说:俄罗斯人喝酒豪迈、大方,不劝酒直到喝倒为止,希望在酒的世界中摆脱束缚、得到解脱。逃离说:俄罗斯人喜欢喝烈酒,希望烈酒能麻醉自己甚至是麻痹自己,以逃离生活、远离尘世。
(2)茶文化。俄罗斯的茶文化历史并不长,直到十八世纪茶叶才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俄罗斯人喝茶喜欢味道相对较重的红茶,再配以砂糖、方糖、巧克力等用茶炊引用,展现了俄罗斯人独特的民族性格。
(3)食文化。俄罗斯大部分地区位于高纬度,所以一般人都喜欢喝烈酒,除此之外俄罗斯人还喜欢油大味厚、味道浓重的食物。他们以面食为主,用黑麦烤制的面包,即大列巴。在中国哈尔滨的一些大商场中会出售一些名为俄罗斯列巴的大型软面包。但是一些从俄罗斯回来的人经常说这样的列巴不正宗,正宗的还是那些黑黑的可以打碎茶杯的大面包。除此之外,鱼子酱、酸牛奶、咖啡等是俄罗斯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虽然俄罗斯的传统美食不如中国一样精致,但是在粗犷、随便的背后诠释了俄罗斯人朴实无华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三、结语
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和文化中都在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支系。虽然,文化习俗和文化生活有差异,但是两国之间、两个文明支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认同。我们应把这种精神文明的认同构建成两国共同发展的深层次资源。
参考文献:
[1]王洪玲.中俄饮食文化差异探析[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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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所作的长篇小说,共五十六回,是中国十大古典名著之一。该书对于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之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儒林外史》以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读者的目光,因此对于该书的英译无疑至关重要。
二、 《儒林外史》英译本简介
与《红楼梦》、《聊斋志异》不同,最早译介《儒林外史》的均是中国人。我国学者葛传、徐真平、王际真、张心沧等人都曾翻译过《儒林外史》的片段。葛传是第一位英译《儒林外史》的学者,他所译的第一回刊载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英文杂志》。第二位英译《儒林外史》的是徐诚斌,他节译的《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于1940年刊载于英文杂志《天下月刊》。1946年,王际真翻译了第二回和第三回,其译文收录在《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中。1973年,张心沧英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和第三十二回,译文收入其专著《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最为大家熟知的译本则为1957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The Scholars,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儒林外史》英文全译本。
三、国内学术界研究现状
本文收集文章共76篇,其中期刊论文50篇,硕士论文26篇。为了有效分析《儒林外史》英译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先统计出历年所发表的文章数量、所占比例及主要研究视角。
从(表一)中不难发现,自2000年起几乎每年都有研究《儒林外史》英译的文章发表,主要研究视角则集中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习语的翻译、文化缺省的处理、英汉语篇对比等方面。下面笔者将从这些文章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对这些文章做出分析。
文化负载词是特定文化中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民族心理等因素在语言上的集中反映。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王莉(2004)通过对《儒林外史》译文的探讨,总结其规律性翻译途径:即采用语义翻译+解释,交际翻译,交际翻译+脚注,源语词汇的义素拆分以及意象的转换等方法来实现跨文化翻译的最佳目标。陈莉(2006)通过对《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进行统计分析之后,提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取向与译者的把握度、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度和译入语文化的宽容度等多项因素密切相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该避免归化和异化的任何一个极端。柳晓辉(2007),郑(2012)则均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出发,对《儒林外史》中文化负载词及其英译进行分析。
习语是文化负载词之一,语言和文化的精华。因为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要想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汉语的语言现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宏斌(2004)认为《儒林外史》英译本的译者在翻译其中的习语时尽量采取异化手段,辅以必要的归化翻译策略,保留和传达了源语的文化信息,从而让译入语读者获取异域文化知识、领略原著之美。刘思、华燕(2014)也认为杨宪益夫妇在处理俗语翻译时娴熟地利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译本传神达意。张秀(2009)则以关联理论为基础,对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儒林外史》 英译本中这些习语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探讨汉语习语英译的翻译策略。刘荣荣(2012)则结合直译、意译、套译、直译加注等翻译策略对杨译本中的四字成语进行了剖析,提出“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要联系上下文语境,理解成语在具体语境下的涵义,方能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郑意长(2002)结合英译本《儒林外史》,将“文化缺省”细分为三种类型:待补偿型文化缺省,可植入型文化缺省,以及可隐去型文化缺省。马孟春(2008)以杨宪益夫妇处理《儒林外史》中文化缺省的翻译方法和途径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依据文化翻译观,灵活运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可以成功处理文化缺省现象。”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会导致文化缺省现象。因此,有必要填补这种文化空缺。金文韬(2009)以《儒林外史》为例,运用翻译补偿理论评述了英译本中使用的文化缺省和补偿策略。研究表明,翻译文化负载词要达到形式、功能以及文化上的等同,需要译者熟悉英汉两种语言文化,根据不同类型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再现原语的文化内涵。
也有一些学者从翻译理论和策略出发对《儒林外史》的英译进行了研究。李希(2008)将目的论与文学翻译相结合,对目的论在《儒林外史》英译本中的应用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以此证明目的论对文学翻译同样具有解释力。此外,项西国,欧阳俊林(2008)认为尽管很多学者对关联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实际上关联理论对翻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张秀(2009)也以关联理论为视角,对杨译本《儒林外史》中的习语翻译进行了分析。功能对等理论也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视角。陈倩(2012)以《儒林外史》杨宪益译本为实例,以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为理论依据,探讨“春秋笔法”的翻译策略。李亦凡,肖英荃(2013)也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杨译本中叙事方言的翻译策略。
除了上述研究,从(表一)中可以发现,英汉语语篇对比也是主要研究视角之一。著名学者徐(2002)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指导,从文化语境角度对《儒林外史》英译文进行功能语篇分析,重点讨论文化语境中的语篇体裁问题。李纯玮(2013)则从语言功能方面对《儒林外史》及其英译本进行了赏析,具体从其语境、结构、对比等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功能语篇在《儒林外史》的英译本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李冰(2010)基于韩礼德的衔接理论,以《儒林外史》及其英译本为例,对比英汉语中替代的异同。
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其他方面对《儒林外史》的英译进行了研究。陈菁(2008)通过分析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儒林外史》中的译句,指出译句对中国传统小吃的翻译过于单一。黄杰辉(2013)则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杨氏夫妇在译介这些饮食文化信息时,始终站在文化传播的高度,将作品中饮食文化、茶文化和酒文化忠实准确地传递给了目标语读者。郭晓辉(2010)则依据《儒林外史》汉英版本对照,详细探讨文本中的官职英译。黄莉萍(2011)结合《儒林外史》英译本,比较与分析其中各种人物服饰的汉英翻译,探讨服饰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四、 《儒林外史》英译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林外史》近20年来的英译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英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不及《红楼梦》的英译研究,研究者人数不多,研究缺乏连续性。而《儒林外史》作为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颇大,它所具有的文化传播价值必然需要有一批持续、稳定且专注的研究者。
此外,研究《儒林外史》英译所运用的理论除了上述提到的目的论,关联理论,系统功能理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等,还应该尝试从其他不同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如接受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具体研究对象除了上述提到的小吃,官职,服饰,酒文化等,还应该探索出新的研究对象,以期更好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因素。
翻译是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典籍翻译则架起一座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李绍年(1993)指出,建立《红楼梦》翻译学已刻不容缓。同样,陈莉(2009)提出要“加快步伐努力建立起 《儒林外史》翻译史、《儒林外史》与文化、翻译内容 、翻译理论 、翻译技巧与方法 、翻译理论与实践等专门研究有关《儒林外史》的翻译学”。林戊荪(2011)在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会议上则提出,典籍翻译要以透彻研究原文本为前提、参考筛选已有的译本为辅助,必须抓住英语世界的读者,“中西合璧”是保证译本质量的最佳模式,他建议对现有典籍英译本进行普查、建立数据库,促进各种形式的合作出版和版权交易,扩大典籍的海外传播。如此看来,《儒林外史》的英译研究总体上处于发展阶段,但仍有许多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有待探索,这就需要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不断开展《儒林外史》英译研究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吴敬梓.The Scholars[M].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2]王燕.《儒林外史》何以在英语世界姗姗迟来[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3]刘荣荣.浅议杨译《儒林外史》中四字成语的翻译[J].语言与文学,2012.
[4]王莉.从《儒林外史》的翻译谈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J].皖西学院学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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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儒林外史》英汉语篇对比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尝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