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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08年滥觞于欧美之金融风暴席卷世界，由于受到金融体系和资金流动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单一金融机构之信用风险，迅速扩大至全市场之系统风险，尤其造成一般民众财产巨额损失，或有退休金血本无归者、或有相信金融机构贩卖保本理财产品，却血本无归者。此后，无论欧美金融先进国家或新兴国家，学界聚焦于“金融消费者”概念之讨论，希望能加强对于金融体系底层的投资人保护，由本次损失惨重的风暴中获得些许经验，综观金融消费者讨论之文献，学者对于赋予底层投资人（通常是零售投资人）更多倾向性保护有一致性的共识，即使是主张自由经济市场、降低政府干预及管制的学者，亦强调必须加强“信息披漏”的要求。
因此，在金融法规范不足之现实下，我们不得不寻求规范目的相似的法领域以求解决已经发生争议之个案，这是探讨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原因。另盘点现行对于得以提供零售消费者倾向性保护之法律，即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为接近，故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争议提供适当的保护，则相关立法论无继续讨论之必要；如不能，方继续讨论究竟应修订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之概念，或另行重新订定专法加以保护。
在讨论的顺序上，本文先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保障之主体、行为及目的范围，确定其保障之范围后，再将确定后之保障范围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依照其既有之文义确定消费者保护法如适用于金融消费领域，其保护之主体、行为及范围为何。亦即，从法律文义解释出发，划定何种金融商品交易争议适用于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的范围为何？其后才讨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已能完全规范所欲规范的争议？如不能，应该做如何的调整？是调整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抑或有重新立法之必要？不同于目前国内文献在该问题的讨论上，大都先定义法无明文之“金融消费者”，然后削足适履地穿着不合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但容易混淆法规范的实然面和应然面，并且导致目前自陷于“金融消费者”莫衷一是的定义争议。
二、界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保障之主体、行为及目的范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虽然本条并未直接明定属于消费者之定义，但国内学界已形成共识，[1]根据该条提炼出三要素：一是主体为“自然人”；二是行为为“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三是目的“为生活需要而消费”。
关于消费者是否限定其主体为自然人，事实上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学界虽有认为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消费者，[2]但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目的在保护人们生活性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所以无论购买商品之缔约相对人为自然人或法人，最终使用消费之人必然为自然人，故个人认同通说关于主体限于自然人之见解。
关于消费者定义三要素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何谓“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所谓“为生活消费”是对立于“为生产或为经营消费”而言，在经济学上，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大类，生产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生产，生活性消费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3]消费者之所以需要特别保护，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消费者对于商品之熟稔度远及不上生产者或经营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别于民法之一般规范，而采用倾斜式的规范保护消费者，其最终目的不在弥平因职业不同所造成的专业落差，而是在于确保商品及服务符合一般水平，进而保障消费者之身体及财产安全，减低消费者检查商品的成本，维持市场秩序。至于在非商品之服务领域，可以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划分，转化为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二类，由于服务提供者对于所提供之服务具备专业知能，故相当于生产或经营者，相对的，服务接受者即属于消费者。故“消费者”系相对于生产者或经营者而言。
需注意的是，或有见解将“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误解为消费动机，然后在错误的理解下，将消费动机又区分为“为了生活之需要”与“为了营利之需要”两种，虽然消费者的消费动机通常属于“为了生活之需要”、生产或经营者的消费动机亦符合“为了营利之需要”，但这只是通常情形的附随结果，若直接以生活/营利之消费动机为标准，则在个案中容易产生区别困难或混淆的情形，下列多起实务见解即为事例。
实务上关于“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之认定十分紊乱，个案中呈现标准不一之情形，判决中明确表示非为生活需要之目的而消费之案例，如：“购买板材为了加工销售”、“签订接受法律服务之合同”、“签订接受医疗服务之合同”等。[4-6]至于“专业打假人购买商品行为”较早的见解认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并不妨碍其作为一名公民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属于消费者，但晚近的实务见解则多认为专业打假人不属于为生活而消费之情形，因此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7-8]上述第一则意见认为“加工销售”不属于为生活消费，恰因为加工销售属于为了生产之目的而消费之情形，是典型的生产性消费，该实务意见正确的区分生活目的之消费与生产者或经营目的之消费。然而，在第二则及第三则案例关于接受法律服务与医疗服务为何不属于“为了生活目的而消费”，则因为欠缺说理无从得知，若简单的以服务提供者/服务接受者二分观察，上述两例皆属于服务接受者之地位，即使以生活/营利之消费动机加以观察，接受法律服务和医疗服务亦非基于营利目的，并且依照一般生活经验，为了解决争议至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服务和患病上医院接受医疗服务，其目的属于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盖无疑义。至于专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实务见解分歧，需要留意的是较早的实务意见认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无碍其为消费者之地位”，较正确的区别消费目的与消费动机之不同，亦即，打假之动机虽然在于获得数倍赔偿，有营利之性质，但其目的仍然为生活性消费而非生产性消费，故无碍其为消费者之事实。
三、从法的解释论出发，界定金融交易争议之适用范围
依照前面所述，现行学者通说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定义之三要素，依次为自然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为了生活而消费。将金融交易争议涵摄至该三要素时，在前两项自然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并无问题（许多发生交易争议的主体为“自然人”，金融商品虽为无形物但无碍其属于“商品”之性质，至于给予投资建议、经纪等属于“服务”怠无疑义），容易引发争论的在于购买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务是否属于“为了生活而消费”？目前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之学者，多数采取肯定见解，其理由略分为三：其一认为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服务是现代为了追求较高生活水平所需之家庭生活消费；其二认为投资人在经济上或金融市场中属于弱势地位应予以特殊保护；其三从因金融商品创新导致事实上银行、保险亦贩卖投资型商品的角度，说明目前混业经营模糊了原本银行的存款人或借款身份、保险的要保人或被保险人身份、证券的投资人身份之区分。[9-11]分析上述三种立论，第一种站在现代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解释金融消费属于为了生活需要之消费型态，但却错误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为生活消费”当成消费动机加以解释，所以得出购买投资型金融商品属于追求较高生活水平所需之家庭消费之结论。第二种为了调整经济上弱势地位及第三种行业界线模糊属于立法论上的说明，即给予法规范上应然面的理由，并非现实上法规范能否适用的实然面说明。
个人认为，若紧扣消费者与生产者或经营者二分模式，购买投资型商品属于“为了生活而消费”殆无疑义。为了追求转售利益而购买投资型金融商品的投资人是属于消费者，相对于此的生产者，则是利用财务工程技术设计生产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而经营者则是代销代售该金融商品的金融中介机构。诚如前述，学者陷于营利目的或者是生活目的的讨论是错误的混淆消费动机与消费目的之不同，若紧扣消费/生产或经营二分模式，则投资型商品之购买人相对于商品设计者而言，显然是属于消费者。由于投资型金融商品与一般商品的“使用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一般商品的使用方式是消耗折旧，但投资型金融商品的使用方式则在于转售，因为该使用方式之不同，所以一般商品的消费模式含有最终使用的结果，而生产者或经营者的消费模式通常伴随转售及营利，但投资型金融商品则而一般投资人购买投资型商品是为了出售而赚取价差，并以追求营利为目的而非为了最终使用，由于一般商品和投资性金融商品使用方式的差异，以及对消费目的和消费动机的混淆，造成学界对于投资型金融商品是否能涵摄于消费者的定义中争论不休，若紧扣消费/生产或经营二分模式，则上述争议可迎刃而解，投资人购买投资型金融商品本质上属于为生活而消费之情形，符合消费者之定义，该特殊使用方式不影响其为消费者之本质。至于非投资型的金融服务，如：存贷款、信用卡申办、一般非投资型保险，或者纯粹接受投资建议或委托代为操作投资等，则属服务接受者，基于前述服务领域区分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受者二分的角度，接受此等金融服务之人亦属于消费者。是以，在不变更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者之定义下，将购买金融商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涵摄至前述大前提后，所能适用之主体为自然人，所能适用之金融商品类型，包含投资型金融商品及存贷款、信用卡申办、非投资型保险、接受投资建议及委托代为投资之金融服务。
在目前法规范欠缺的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毫无疑问成为金融消费纠纷发生时，唯一能提供民事请求权基础的现行法规。在不变更该法对于消费者定义之前提下，藉由解释论厘清金融商品或服务得否涵摄于该法之适用范围，远比变动既有解释重新定义金融消费者更为迫切。依照上述讨论，得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者，包含购买所有投资型与非投资型之金融商品、接受所有金融服务之自然人，排除法人之适用。
四、金融消费者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能产生的问题分析
1、金融消费是否属于“为生活需要而消费”易生争执
如上述，一般民法学者对于定义消费者的要件“为生活需要而消费”的解释，系以目的解释方法导出生产（经营）/消费二分的方式，亦即非生产者或经 营者即属消费者。从民法学者的解释方式虽可以解释“金融消费者”符合消保法第二条，从而得出金融消费者可纳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但透过解释学将“投资行为”划定为“为生活需要而消费”，文义解释上恐逸脱出一般人对于“为生活需要”的概念。
此外，姑不论一般消费者争议的案例中，法院对于“为生活需要”的判断屡屡出现分歧，且执掌行政消费争议的北京市工商局亦曾表示，股民、基民的行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最终目的是一种投资经营行为，并非消费者，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保护，此认定无异让本以难解的金融消费者定义，更是含混不清。[12]
2、保护主体仅及于自然人不及于非专业投资机构之一般法人，恐生保护不足之弊
由于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在生活性消费过程中的安全，并调整经济地位强弱悬殊之现状，所以通说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保护主体仅及自然人而不及于法人。惟目前金融交易已渐趋复杂，即使是法人并不意味一定具有能力搜集信息、了解信息，举例言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10年4月16日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控告高盛在次级抵押贷款业务金融产品（cdo）涉嫌诈欺一案，造成投资人高达1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荷兰银行与德国工业银行。台湾地区各大银行于2015-2016爆发贩卖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trf）案件，由于大多数买受该契约之人均为一般非金融机构之法人，而非自然人，其资力虽然较一般自然人高，惟其投资经验、金融知识未能与专业机构投资人相当，但由于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之保护主体仅为自然人，故一般非专业法人即被排除于保护范围之外，造成重大损失。由此可知，即使是具备专业能力之金融机构，仍有可能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遭受到权益损失，传统上发生信息不对称的相对人，已经不限于自然人。如要调整该信息不对称之现象，促进金融市场之进步和稳定，无论是自然人或是法人均应赋予其要求接近信息之权利。
此外更需注意的是，投资人保护的终极目标仍在促进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如果无法完善金融机构的义务内涵，诸如根据相对人的专业程度建立不同的披露义务，则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相同的义务负担或者是不明确的义务负担，均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发展。个人建议引进欧盟mifid指令建立弹性客户分层机制，其优点在于金融机构能依照商品的风险性大小，贩卖给不同专业程度的相对人，风险大、复杂性高的比方客制化的衍生性商品的卖给专业投资人，反之风险性小的、复杂性低的股票，卖给一般零售投资人或称金融消费者，如此金融机构才能明确贩卖商品的风险，以免动辄被诉。
3、金融商品本质上属于无实体之权利，可能造成法规适用之I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不限制所规范之商品必须属于有体物，但从法条内容可知其规范基础系以有体物为主轴，例如：第22条经营者应保证正常使用下之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第23条包修、包换、包退责任；第11、18、35、41、42条有关人身损害之规定；第44条造成财产损害应负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之责任；第49条欺诈行为应负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的一倍。上述保护手段均是针对有体物所为之设计，但对于金融商品发生损害时的保护手段则付之阙如，未来若要将金融消费者引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势必需要做相对应的法规调整。
另外应予注意的是，存贷款或者接受投资建议属于接受服务的范畴，但证券、期货、基金、或其它衍生性商品本质上属于权利，权利瑕疵和制造或设计上之瑕疵系属不同问题，故金融商品所造成之损害方式，除了权利瑕疵以外，通常为附随义务之违反（例如：未尽说明义务），商品本身不会发生设计、制造之瑕疵，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条文适用上容易发生I格。
4、欠缺完整的争讼途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仅规定，发生争议可以透过五种途径加以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向法院提讼。条文中并无规定适用顺序，故消费者应得自由选择前列五种程序进行争议处理。
相较于英国关于金融消费争议已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公评人制度（fos），前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规范密度稍嫌不足。金融公评人制度分成四个层次，首先强制要求金融业者必须受理申诉案件；其次规定申诉人和金融业者协商和解方案；和解不成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由初阶裁判人调处做成初阶决定；若有不服，再由公评人做成最后决定；最后仍然无法解决争议才能进入司法救济。此外，现行消费者争讼之五种途径是否足以应对金融纠纷高度专业化之需求，亦值得注意。
五、结语
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划定之范围，“金融消费者”如直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主体应为自然人、行为为购买所有投资型及非投资型之金融商品及接受所有金融机构之服务。此与目前国内唯一出现“金融消费者”一词之成文法――2013年所颁布试行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第四条定义大致相同：“本办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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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5-70.
[3] 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7.
[4]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85号.宏俐投资有限公司.（HONGKONG TREASURE INVESTMENT LIMITED）等与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5]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民三终字第131号.黄秀英与张刘鹏等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
[6]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郑民二终字第565号.郭新军与登封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7]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1997）玄民初字第270号.吴进文诉南京大庆烟酒食品商店买卖案.
[8]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郑民一终字第399号.王进府与郑州悦家商业有限公司其它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9] 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9.
[10] 吕炳斌.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之构建[J].金融与经济，2010.3.4-5.
[11] 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J].金融法苑，2008.75：20-24.
篇2
网络购物是电子商务的一部分，主要是指“卖方在自己的网站或者是专业的网站注册登记，然后通过互联网商品信息，买方通过互联网检索商品信息，并采用电子订单订购商品通过网上银行支付货款，卖方通过邮寄的方式发货或者通过快递公司送货上门的一种新型购物方式，属于非现场购物的一种主要方式”。由于网络购物消费与传统的消费环境不同，在网购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所以网购中的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应该得到保护。目前，网购在我国发展的非常迅速。
网络购物与传统购物模式相比有下列新特征：
第一，交易主体多元化。传统购物的交易主体包括买房和卖方，而网络购物中不仅有买卖双方，而且还包括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金融机构以及快递物流公司等，这些主体为买卖合同的达成提供了交易平台、付款渠道以及商品的运输，但同时也使网购主体复杂化同时也产生了更加复杂的网购纠纷。第二，交易方式为在线交易。传统购物中的交易通常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完成，而网购的买卖双方是通过网络即在线方式完成的，买方通过卖方在网上的商品信息来决定购买与否，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及支付方式都是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的。第三，开放性。在网上消费的消费者具有比传统消费者更多的自主性，由于消费地点、对象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时间的自由行，同时为网购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给卖家进行不法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给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二、我国网络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年10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第44条对网络消费进行了明文规定，但也不尽完善。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仍然是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合同法》中的有关规定。网络消费中买卖双方通过网络的方式达成合同，因此就要受到《合同法》的规制。在网购中一般卖方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条款，即一方为了能够重复使用而预先确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买方只有同意受该条款约束合同才能得以确立。大多数格式条款都是不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因此《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三）《产品质量法》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网购最吸引消费者的特点是价格远远低于实体店，但这种低价销售的商品大多情况下存在质量瑕疵，而卖家也通常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来销售其商品，这就需要《产品质量法》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
（四）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如《电子签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
三、关于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外经验
（一）美国相关立法。美国是最早开始网络购物的国家，因此一直非常重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的迅猛发展，美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更好地进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如于1978年颁布了《电子资金划拨法》，1997年颁布的《全球电子商务纲要》，1999年通过的《全球及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草案）》，这些法律法规都从不同角度体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了保护。
（二）英国相关立法。在英国既有同时包括传统交易和网络交易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又有专门规范网络消费的法律法规，如1979年通过的《商品销售法案》，1999年通过的《合同法》，1998年通过的《信息保护法案》和2003年通过的《隐私和电子通信法案》等，这些法律法规针对网络消费的快速发展，通过对缔结合同、网上支付、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等的详尽规定来保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我国关于保护网购中消费者权益的困境
（一）相关立法不完善。虽然我国目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比较健全，2013年10月也在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增加了网络消费的条款，但是仍然没有进行比较全面的规定，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同时，现有的法律法规也只是对网咯消费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原则性的调整，不具有可操作性，远远适应不了网络飞速发展的情形下对网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
另一方面，网络信息安全也得不到较好的保障，快递公司也不十分规范，国家未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予以规制。在线支付也存在许多问题，对银行这方面的规制也过于狭窄。因此如果发生网络消费纠纷，消费者很难通过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监督管理的缺位。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相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调查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等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各部门分工不明确、相互推诿，消费者权益的不到很好的保障。我国网络消费市场几乎没有行政执法，而且行政机关按照监管传统市场的方法来对网络市场进行监督管理是无法达到规制网络市场的目的的。因此，无数经营者无视行政监管，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证据取得困难，维权成本高。在网购中，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证据，如经营者的虚假信息、交易数据等都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经营者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借助技术手段进行修改或删除，从而使证据毁灭，即使消费者通过截图保留了信息，到这也不能在法律上认定为证据。而且消费者在网上购买的商品一般为小额商品，一旦双方产生纠纷，消费者通常采取协商、投诉的方式来解决，但如果采用诉讼的方式，只诉讼成本就可能是商品价款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许多消费者会放弃该种维权方式自认倒霉。另外我国民事诉讼中规定的举证责任为谁主张谁举证，网络消费中消费者缺乏保存着方面交易信息的意识，所以让消费者举证是很困难的。
（四）诉讼管辖权难以确定。在传统的消费模式中，管辖权依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来确定的。而在网络消费中，买卖双方交易都是通过网络完成的，大部分为异地交易，很难确定侵权环节，消费者无法预见到管辖法院，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消费者进行异地诉讼的成本更大。
五、我国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完善
（一）完善相关立法。虽然2013年10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增加了关于网络消费者的相关条款，但仍然不够完善。因此应该制定专门的《网络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来通过更加完善的法律、更加完善的条款来保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网络信息安全也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必须在立法层面上要求经营者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条款，而且要求其承担信息不实的相应责任。对于快递行业的规制也应该加强，我国亟需对快递行业进行整顿和规范，并出善快递物流行业的法规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
（二）完善网络消费的行政监督管理。要建立网络消费中经营者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对网络交易的监管。我国《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中没有关于注册登记标准的条款，这就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网络交易中的卖家必须提供真实的信息，符合相关准入条件。只有达到准入资格的经营者才能获得经营许可。同时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网络交易的机构，具有其特定的工作职责，培养专门的网络交易管理人员，以便更好的维护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网购小额诉讼的法律解决机制，实行特殊的举证责任模式。网购中大多数购物都是小额交易，诉讼成本大，消耗时间长，这往往使消费者放弃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简单，效率高，对解决异地、标的额小、案情简单的纠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方便。
由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模式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极为不利，应该采用特殊的举证责任模式，即举证责任倒置。虽然根据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3款的规定，机动车等耐用品和装饰装修等服务购买或接受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的瑕疵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是限制很多。如果一旦买家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则由卖家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没有侵权，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四）确立有利于网络消费者的诉讼管辖原则。对于网络消费纠纷，世界各国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出发，一般多实行保护性管辖，即由消费者所在地实行专属管辖。我国目前并不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原则，并不利于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应该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由消费者所在地法院管辖。鉴于此，有的学者主张将消费者所在地视为网络侵权行为地，适用消费者住所地管辖原则。这样就便利了消费者进行诉讼，保障其诉权的实现。
现阶段，网络交易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交易方式，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虽然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依据，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所以应该加快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步伐，进一步优化网购环境，促进网络交易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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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军权.网购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郑州：郑州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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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网购因其方便、低价、快捷等特点迅速发展，备受人们青睐。从2009年开始，阿里集团每年的“双十一”举行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将网购热潮推向了巅峰。2009年“双十一”销售额1亿元，到2013年销售额飙升至350.19亿元，这相当于中国日均社会零售总额的5成。
信息显示，过去的5年，中国社会零售总额涨了1.8倍，而网络零售总额则飙涨了19倍。与此同时，据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度共接到全国各地用户的电子商务投诉58613起，与往年相比在量上有了大幅增加。在领域分布上，网络购物投诉占56.5%，网络团购占20.1%。
网购由于其本身的虚拟性、无形性使得消费者的各种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一是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二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侵害了公平交易权；三是泄露消费者身份信息的行为侵害了隐私权；四是产品存在缺陷侵害了安全权等。加之经营主体的真实性难识别和现有的有关网购维权的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使得经营主体身在暗处，并在产生网购问题的时候有法律空子可钻。如此情况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维权无门、维权无效的大难题。
故笔者认为，如何完善网络购物的消费者维权体系，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和促进网络购物这一新兴行业的健康发展迫在眉睫。
二、传统维权系统无法有力有效解决网购侵权问题
如上文所述，网购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也对交易安全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引发了不少的问题，而我国现有的维权系统并不能有效解决网购侵权的问题。
（一）现有立法无法针对性解决网购出现的问题
在我国，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外，针对网购维权的相关法律规范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产品质量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电子签名法》等，事实上，其内容比较简单、散乱，可操作性不强，远远不能适应电子商务迅速发展所要求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迫切需要。其中《电子签名法》中几乎没有涉及网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不难发现，现有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主要针对传统消费，由此一旦出现网购侵权案件，消费者则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无奈的境地。
（二）现行司法管辖权制度不适应网购维权的需要
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是解决纠纷重要和有效的途径，在提起诉讼之前，则需要先确定管辖权。但是由于网络购物本身的无形性，客观的地理界线消失了，传统的司法管辖区域的界限也难以确定。
针对网络购物中的合同和侵权纠纷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合同纠纷的管辖权法院属于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纠纷的管辖法院属于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依据该法，网购纠纷案件难以确认管辖法院：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经营主体的身份和营业地、住所地不一定是真实的。
（三）现行举证制度不适应网购维权的要求
民事诉讼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制度，在网络购物中，不仅消费者与经营主体的强弱、经济实力悬殊，而且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极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网购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消费者购置的商品与经营者网页中的“宝贝描述”存在差别，如衣服的色差问题等。消费者较难证明商品与宝贝描述有差别，该差别是否能达到换货、退货的程度。除此之外，格式合同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在法律上处于更不利的位置。例如经营者在合同中规定商品有瑕疵时，消费者只能主张更换，而不得解除合同或者要求赔偿损失等类似的有利于自身的条款。
其次，在网络购物中，购物行为都在虚拟平台上完成，经营者一般不会主动给予消费者发票。当消费者索要发票时，经营者可能会拒绝，或者要求消费者多交钱才给予发票，在后一种情况下消费者往往由于不愿意多出钱而放弃索要发票。但是发票的作用非常大，在赔偿诉讼中其可作为损害赔偿诉讼的证据，虚拟平台上的纠纷最终还是需要遵循现实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制度，若经营者迅速删除经营者可编辑的电子证据，消费者在没有及时截图保存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在法庭上证明经营者曾经存在的类似“非正品包退换”等的承诺。
三、构建适应网络特点的维权体系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我国传统维权系统在解决网购问题时出现的问题，下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国外现行有效的维权做法，提出保护网购中消费者权益的若干意见。
（一） 加快立法：增加经营者义务
上文分析了传统法律在维护网购中的消费者权益时可操作性不强，故笔者建议首先在大家熟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义务增加内容，尤其是关于解决经营者信息真实性、平衡买卖双方地位、保障消费者隐私权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增加信息披露义务，应包括以下内容：（1）经营者身份信息：包括法人名称、经营所在地、可联系到的通讯方式、许可证号；（2）法律处理服务信息，即司法执法部门可以联络到的地址；（3）商品信息：商品来源、材质、规格等商品基本信息；（4）提供格式条款文档及合理提示义务（若经营者制定了面向消费者的格式合同，应提供可保存和复制的格式合同文档）；（5）保护消费者信息义务。
在对网购纠纷案件有法可依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可以独立起草一部针对性解决网购纠纷问题的法律，以求规范网购中的经营者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二）政府把关和行业自律结合
针对上文所述的网购纠纷案件难以确定管辖法院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可以结合西方的“政府把关”和“行业自律”来规范网购市场。
一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有权参与到市场中，其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创造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市场。
另一方面，美国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基本上仍采取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通过给商业网站发放可信赖标志的方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美国与OECD合作，共同制定了《OECD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指南》，该指南的核心内容主要是要求经营者履行网上披露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关于企业、产品或服务、市场交易条款和条件等准确无误的信息。④
根据西方国家以上两方面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在规范网购市场秩序与安全时，首先可以通过政府设立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对网购经营主体实施严格的认证程序，具体为自然人或者法人必须向有关机构提交申请，在对其申请、身份信息或经营地住所地等基本信息进行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后方可“上岗”，并且经认证后被允许“上岗”的经营者的信息必须注册登记至当地工商部门，便于质量监督部门对其商品质量进行检查，以及一旦出现网购问题，工商部门可干涉并进一步解决问题。
其次，“行业自律”的目标在我国有关网购的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政府把关”的前提下，我国可借鉴美国的做法，要求经营者进行网上披露（当然立法上也需同步跟上，后文将涉及），逐步达到行业自律的目标。
（三）设立网络质量监察机构
网络销售的商品也需接受质量监督，但暂时还没有专门针对网上私人卖家的检查，也没有相关网络质量检查机构。这使得消费者从私人卖家处所购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风险，而如今网购量如此之大却不对其质量进行检查及监管，假使存在黑心卖家经营存在缺陷商品的情况，消费者使用后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笔者强烈建议设立网络质量检查机构，在前文所述的政府严格市场准入并要求经营者进行注册登记的前提下，相信监察机构对当地私人卖家所经营的商品检查监察也是可操作可执行的。
（四）实行举证倒置制度
篇4
“知假买假”请求惩罚性赔偿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一直是社会争议热点，最高院司法解释对此作明确规定，结束了我国司法界在相关案例审判中存在的认知不同现象，令各级法院不再以是否“知假买假”作为判案条件，有利于净化食品药品的市场环境。在此司法解释出台的大背景下，本文拟对“知假买假”行为作具体分析，探究其产生原因，并通过对各方争议点的详述，具体分析其对各方争议做出的解答，并从法理角度探讨“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的合理性。
一、“知假买假”概述
（一）“知假买假”行为定义
在制造商品时，模仿同类产品外部特征或在未获授权情况下复制销售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商品，即称为假冒商品；而生产销售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质量、性能不达标甚至无标生产的商品，称为伪劣商品。上述二者通常合称为假冒伪劣商品，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伴生产物，具有社会危害性，“知假买假”现象中，“假”字是“假货”的简称，“假货”正是“假冒伪劣商品”的通俗说法。
所谓“知假买假”，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已经对商品的性质有一定清楚的认识，并在主观上判断此商品为假冒伪劣商品，但仍然主动或放任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事实发生的行为。这一行为实际有两种情况：一是消费者认为假冒伪劣商品存在价格优势，虽然知道其侵犯知识产权或存在安全风险，但仍因其价格低廉而购买；二是消费者在认识到商品的假冒伪劣性质后，为获取《消法》、《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高额赔偿金，购买假冒伪劣商品之后主张赔偿。本文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况，且因在实际生活中，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的惩罚性赔偿额较高，“知假买假”纠纷也多是这类案件，故与新司法解释配合，在此重点讨论食品药品的知假买假行为。
（二）“知假买假”行为产生的原因
我国消费者“知假买假”之后索赔这一现象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企业家往往追求盈利最大化，希望以最小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回报，这样的重利思想容易诱使部分企业主置道德法律于不顾，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尽管我们的国家不断在加强对于产品质量的监管，但是这并不能在短期内根治此现象。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现状，直接为消费者“知假买假”提供了大量的假货来源，是“知假买假”并索赔这一行为的客观成因。
另外，对消费者而言，国家为了打击假货销售，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惩罚赔偿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修正）》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均规定了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具有辨识假货的能力与知识的消费者认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购买假冒伪劣商品并索赔来获得经济上盈利的可能性。
二、“知假买假”行为长期争议及其分析
（一）“知假买假”行为长期争议
国内法学界针对“是否支持‘知假买假’行为”这一观点有着长期的争议，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学界对于“知假买假”这一行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知假买假”者的事前知情是否影响事件中经营者行为欺诈性的认定，购买者能否成为“消费者”，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知假买假”行为的投机性是否有违社会主义道德观，进一步而言，“知假买假”者是否应当获得法律规定的经营者惩罚性赔偿。这两方面的争议中，“知假买假”者最终能否获赔，部分上取决于对其前置争议的分析，而前置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主体资格认定，欺诈行为存在的判定，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响这几点，下文将对其争议双方观点做较为详细的说明。
（二）争议双方观点详述
1.“知假买假”者主体资格的认定
《食品安全法》中虽并未针对消费者做明确定义，但是我国《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反对者认为，消费者必须具有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前提，而在正常理解，以索取高额赔偿为目的的购买并不属于生活消费的范畴，故而“知假买假”者不能够认定为消费者。支持者则认为，“知假买假”者的购买动机认定是道德范畴而非法律，对其审查有违立法精神，也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应当笼统认为，只要购买时并未以再次出卖为目的，就属于《消法》规定的消费者范畴。
2.“知假买假”过程中经营者是否成立欺诈
反对者认为，由于“知假买假”者对商品的性质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因而购买行为是基于其“明知”的主观心态发生的，经营者虽然试图用假冒伪劣商品欺骗顾客，但实质未能成功施行，故而双方行为中不存在欺诈。支持者认为，《消法》设立目的是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商品购买者，故而经营者义务的承担与购买者的消费心态无关，只要经营者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并且购买者已经购买，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即成立。
3.“知假买假”行为对社会道德影响
支持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虽为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其对于整个社会假冒伪劣商品的遏制也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使得广大消费者以及社会全体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利益，“知假买假”行为符合社会道德。反对者认为，“知假买假”的投机行为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它是在用“以恶制恶”的方式维护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够成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正确方法，也有违《消法》的立法精神。
三、“知假买假不影响维权”具体分析
（一）新司法解释对争议点的相关规定
新司法解释并未直接针对多年来学界的争议点做出相关规定，而是列明：不支持生产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抗辩。本文认为，这一条文实则已经对上文列出的争议点进行了部分解答。
1.主体资格。“知假买假”行为引起争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我国对“消费者”的定义不够明确具体，本次最高法院虽未对这一定义做补充规定，但解释条文已然撇开了凭借购买者主观因素来认定其消费者资格的做法，采用客观方式来界定，即，承认“知假买假”者属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
2.欺诈行为认定。欺诈一词出现在《消法》第55条中，对于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和提供有缺陷服务行为作了区分，惩罚性赔偿数额也不相同，但在《食品安全法》中，十倍惩罚性赔偿的认定标准与是否欺诈无关，主要在于生产者和销售者是否生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故而新司法解释并没有关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欺诈行为的认定。
3.社会道德问题。我国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已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具有统一的性质和建设目的，并且二者正处于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故在这一体系的精神指导下出台的最高院新司法解释，明确肯定“知假买假”行为不影响消费者维权，也就是直接肯定“知假买假”行为与社会主义道德的符合性，认定其为人民自主维权的一种积极做法。
（二）新司法解释合理性探讨
1.承认“知假买假”者属于消费者范畴。法律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需要制定具体规范并以此调整公民行为的方式，换而言之，法律条文的设立针对的是具体的行为，而并非人们的思想。以此论点出发，通过查探购买者购买时主观心态的做法是违背现代法制精神的，只要购买者购买物品后并没有再次出卖的行为或明显意图，便无必要详细区分何为生活消费。
篇5
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权利即是安全权。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没有安全权，其他权利就无从谈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的第一项权利即是安全权，足见其重要性。笔者认为通过对侵害主体的界定，可将消费者安全权的内容作如下划分:
由所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造成的侵害。对消费者而言，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在为商品的所有、服务的提供付出代价后，对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合格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安全权的要求。
由营业场所设施或第三人造成的侵害，消费者应当享有广义的安全权。因经营场所的设施，例如电梯设备坏损，天花板跌落对消费者所造成的侵害，同样应当认定为经营者对消费者安全权的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即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一范围内，都应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
二、消费者消费安全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消费领域的安全问题
1食品安全问题
为了牟取非法利润，不法分子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普通白酒中加敌敌畏冒充“茅台”;用福尔马林泡凤爪;出售变质、发霉的各种食物等，这些商品损害人们的健康，甚至致人死亡。
2.药品安全问题
药物原本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但是有些置人们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以非药物冒充药物，不能对病情产生缓解及解除作用，延误疾病的治疗;有些还掺杂有害成份，致使病情加剧。
3.化妆品安全问题
对美的追求成为时尚，化妆品致人损害的案件越来越多，有些润肤膏不仅不能美容反而致人容貌毁损，还有些化妆品甚至含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有害物质。
4.服务的场所和方式的安全问题
旅馆房屋年久失修、楼梯老化腐朽;饭店、旅馆电源外露，极易触电;饭店管理不善，顾客财物失窃等等。服务方式不安全:理发师使用工具不当或者不消毒致顾客受伤或者传染疾病等。
(二)电子商务中的安全问题
1.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人身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问题集中体现在隐私权上。大量的私人信息和数据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被信息服务系统收集、储存、传输，消费者的隐私权受到威胁。网络经营者为追求利润使用以致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银行的过错行为或黑客侵犯导致的个人信用卡信息被盗、丢失;垃圾邮件的骚扰等。通过手机短信对安全权的侵害，表现为用户的私人信息被任意采集和利用。用户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就可能被传播、转载、披露、利用。
2.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财产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采用的网络交易是一种非即时清结交易，区别于日常的即时清结消费交易。受到金融服务水平和电子化程度限制，网上支付的安全性还难以得到保障。网络的开放性增加了消费者财产遭受侵害的风险，消费者进行网上买卖时承担着许多风险:网上支付信息被泄露给第三者;帐号密码被盗窃或非法破解以致电子货币被盗等。
三、完善消费者安全权的保障体系
(一)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提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安全的环境，商品，服务，一旦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积极正当的维权。消费者维权的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取决于消费者自身捍卫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如果因损失小，怕麻烦或诉讼风险而放弃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就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
(二)制定专门的立法和制度
1.建立专门的《消费者安全法》
消费者安全法建立在民法典的侵权法以及现行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单行法规的基础上，对涉及消费者人身和财产遭受经营者侵犯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经营者不得侮辱、诽谤消费者，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既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销售者和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经营者侵犯消费者财产或者人身权利时，在法定条件下，应当承担超出实际造成的损失额承担赔偿责任;规定消费者的人格权，包括消费者的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规定消费者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包括规定经营者在侵犯消费者人格权时应当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的隐私权专门立法
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应当包规定:经营者的义务，制定隐私保护政策与措施并予以公示，对消费者面临的隐私风险有说明和提示义务，对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与限制、禁止使用的义务;收集个人信息行为必须合法。经营者必须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经主管部门许可与当事人同意后才可以进行收集:个人信息的使用安全。经营者对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必须是合法的，未经被收集人许可，不得对其信息进行公开或转让。
3.建立消费者援助制度
处于弱势的消费者面对的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诉讼费用影响了消费者的诉讼能力。建立消费者援助制度，通过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向法院起诉，由法庭对特殊消费者实行诉讼费用救济制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的难度。
(三)加强社会监督
1.加强政府的监管工作
篇6
1 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国内对旅游者的界定，通常认为“旅游者是指离开常驻地到异地，时间不超过一年，进行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或其他形式旅游活动的人”。众所周知，旅游活动由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组成，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费活动。因此作为旅游消费活动的主体，旅游者除了具有旅游者的特性外，还具有消费者的特性。旅游消费者从法律本质上讲就是消费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由此，本文认为旅游消费者是指从旅游市场购买、使用旅游商品或接受服务，满足旅游需求的人。
旅游消费者权益是指受国家旅游法律、法规或有关制度所保护的不受非法侵犯的旅游者的权利或利益。具体而言，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安全保障权，即旅游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享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二是知情权，即旅游消费者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内容享有了解真实情况的权利。三是自主选择权，即旅游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旅游服务的经营者。四是公平交易权，即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享有获得公平交易条件和公平交易结果的权利。五是获得赔偿权，即旅游消费者因接受旅游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六是受尊重权，即旅游消费者在接受旅游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2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理论分析
2.1 “和谐社会”理念，要求构建和谐旅游
和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它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旅游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构建和谐社会呼唤和谐旅游，和谐旅游又是推动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不可否认，侵犯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便是旅游不和谐的声音之一。它不仅阻碍我国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且不利于和谐旅游的构建。因此，构建和谐旅游与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关系密切。一方面，和谐旅游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旅游消费者参加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良好的旅游经历来满足个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在旅游活动中，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会影响旅游消费者获得精神愉悦的程度，甚至会激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这将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对和谐旅游的构建更是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和谐旅游建设的基本要求。旅游业只有向旅游消费者提供高质、优效的服务，把保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其工作的首要目标，理顺好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推动旅游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2 “以人为本”理念，要求以旅游消费者为本
所谓和谐旅游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旅游价值全面发挥和旅游各要素协调发展的新的旅游发展模式。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重要主体，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到旅游消费法律关系中，就是要以旅游消费者为本，把旅游消费者放在旅游各项工作的主体地位上来，通过有效途径切实保护好旅游消费者的权益。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如果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必将打击其出游的积极性，对旅游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只有以旅游消费者为本，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旅游消费者的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科学发展。
3 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本文认为导致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旅游立法的原因
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相关部门先后进行了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目前我国调整旅游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一种是通用性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但这些通用的法律法规，原则性规定较多，内容较为抽象，没有具体规定旅游业的相关权利义务，难以解决旅游纠纷中的矛盾，进而体现对旅游消费者的特殊保护。另一种是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包括《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旅游投诉暂行规定》等。但由于这些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旅游局或地方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其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在司法实践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与快速发展的旅游业相比较，我国旅游立法表现得相对滞后，至今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旅游法，这不仅不利于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2 旅游执法的原因
我国旅游行政执法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即旅游局或旅委会);二是国家、省、地市三级旅游质监所，个别旅游业发达的县级旅游局也成立了质监所，经过授权取得了行政执法权;三是旅游综合执法大队、执法大队或旅游监察大队，从公安、工商、旅游、物价、交通、文化等部门抽调人员，采取委托授权、集中办公、统一行动的方式执法。 转贴于
目前，我国旅游行政执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行政执法水平不高。有些执法人员对行政法和旅游相关法规不熟悉，没有做到依法行政;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程序违法、结果不公正等现象。二是旅游执法经费欠缺。目前旅游执法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旅行社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存款利息的一部分，经费的不足影响着维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执法工作。
3.3 旅游消费者的原因
旅游消费者自身法律意识的薄弱，也是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之一。尽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旅游消费维权意识已逐渐深入人心，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旅游消费者在出游前，没有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旅游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可以选择哪些救济途径来维权;等等。由于旅游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差，导致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不能积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完善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议
4.1 完善旅游立法
最完善的法律制度，应该是最有利于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与强大的旅游经营者相比较，旅游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地位，法律的天平应当向弱者倾斜。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加强对旅游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规范旅游经营者的行为，纷纷制定了旅游基本法。而我国至今尚未出台旅游基本法，在立法上只是效力较低的旅游法规、规章和一些通用的法律法规，这不符合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的要求。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旅游基本法，对旅游活动主体的权利、义务作出具体规定;完善旅游专项立法，如《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增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如《合同法》中实现旅游合同的有名化。通过建立完善旅游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为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对此立法部门应有足够认识。
4.2 加强旅游行政执法
加强旅游行政执法，是治理旅游市场秩序、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的又一重要环节。首先，应健全和完善多形式的执法渠道。如加强对旅游投诉的受理，提高处理投诉的效率;引导旅游消费者利用消费者协会的渠道来解决纠纷;积极争取参与综合执法、集中处罚权试点等。其次，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加强对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和执法要领的培训，进一步增强其法制观念，增强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最后，解决旅游行政执法经费问题。例如设立旅游行政执法专项经费，从物质上保障旅游行政执法的落实。
4.3 提高旅游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在旅游活动中，当遇到旅行社缩短行程，减少景点，住宿、车辆、用餐标准与合同不符，导游讲解差等问题时，怎样维护自身权益显得尤为重要。而实践中不少旅游消费者对上述问题采取了能忍则忍的态度，不清楚如何维权。对此，首先要开展旅游消费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教育。通过教育，让旅游消费者明白在旅游活动中享有哪些权利;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如何避免旅游消费陷阱;了解相关旅游消费维权的时效期限规定，以免延误最佳的维权期限等。其次，旅游消费者也应当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旅游消费者在参与旅游活动时，要选择有资质的合法旅行社，并同其签订旅游合同;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应注意保留旅游消费凭据;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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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架构
1、核心成员架构
协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两名，下设秘书处、财务部、宣传部、实践部、学术部和外联部。（参考下图）
2、基本职能
会长：统一管理协会常规事务，对外代表协会；两名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分管协会各部。一名副会长主要负责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工作分配的上传下达，另一名以协调实践部为工作重心，参与并监督社团常规活动与大型主题活动的规划与实施。
秘书处：负责管理会员档案，会员与协会的互动沟通，及时反馈会员的意见和建议，发现和推荐优秀会员参与管理层。主要负责社团活动的各项答辩。
外联部：负责协会对外联系，主要包括与学生会社委办、校内各社团、外校同类社团及各大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如消协、消保委、工商局等行政机关。
财务部：负责协会一切财务收支、现金管理和帐目记录。严格遵守社委办的相关规定。
宣传部：负责协会宣传工作，包括各类海报的制作、向校园媒体或各大报刊杂志投稿，协会宣传资料的编辑以及社团主页的制作与更新。
学术部：负责制定消费习惯、消费侵权和维权行为调查问卷，并对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进行相关消费维权理论的研究工作。
实践部：负责协会活动的提出与可行性研究，向会长提交活动草案，负责协会活动（内部交流或外部实践）的组织安排；对会员组织进行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带领会员参与公益维权的社会实践活动。
3、社团内建
由于公益维权协会是新近成立的，还未开展相关活动，因此调研报告将侧重于对社团发展方向和演进模式进行思索，以期强化制度建设并逐步锻造协会品牌。
步骤一：思考未来社团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下是上学期末核心成员充分交流后开展的头脑风暴。
宣传部：如何实现有效的宣传？以海报为例，在形式上如何建立社团品牌，使同学快速关注并记住我们这个社团；在内容上如何吸引他们参与我们的活动，即能够满足受众需求。
外联部：如何建立并运用资源网是对于拓展影响力尤为关键的环节。我们需要考虑下有哪些现有资源和潜在资源，后者的探索应该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即我们能为对方提供什么，后者则在于需要对方提供什么。
实践部：怎样的主题活动和形式，才能赢得潜在合作方的青睐同时又保证同学的参与度？
学术部：常规活动如何开展使得同学能够在消法和维权知识等方面获得很大受益？如何充分运用社团前期活动的成果，开展学术研究，形成学术报告？
财务部：已有的章程制度比较粗略，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产生问题，而这方面又是很敏感的，所以如何细化资金管理和报销制度并在执行前进行必要公示是需要考虑的。
秘书部：如何有效管理和沟通会员？有关申请资金的答辩如何操作？活动档案如何记录和保存?
步骤二：为新学期未雨绸缪，预先制订工作计划和活动规划，突出公益维权协会的优势项目，如："315大型消费维权咨询活动进社区"，同时综合考量各种客观要素，通过对现实或预期情况进行判断，保证社团工作的有效开展。其中应当思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确认已掌握并可以运用的资源，考查项目实施过程中潜伏的不安因素或可预见的现实障碍、项目可行性分析等，希望在此过程中充分调动核心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为社团壮大奠定各类资源的基础，以期实现稳步发展。
现举一例进行说明。以下内容是在上学期就已经初步拟定的新学期工作计划，以指导本学期的大规模招新。
会长：负责总结本学期工作，作出新学期社团的整体规划，探索可用资源、建立联系。
财务部：完善财政制度，在下学期招新前公示于社团blog。
宣传部：宣传平台建设（建立bbs社团账号等）、电脑技术人才吸纳、海报等媒介宣传中的品牌元素（logo等）。
秘书部：申请资金和答辩流程、场地等校内资源的申请、成员通讯录。
外联部：完善外联宣传资料，考虑已有和潜在资源。
学术部：搜集热点话题，整理出一些消费维权的小常识用于以后的传单或书签制作。
实践部：各类企划书的制作和下学期大型主题活动构想，有思路，即主题、时间、地点、内容等基本元素即可。
三、社团资源
1、资金
区别于其他以收取会费作为活动开展和项目支持的社团，公益维权协会一大特色在于不收取来自成员的任何费用。鉴于协会本身的独特属性，即强调人合性，主要以人为媒介进行交互，手段采用大众化的教育宣传、讲座论坛、援助咨询等形式，因此依靠学校对社团的资金扶持，是可以维持日常运作的成本费用的，如交通、复印、租用设备等支出。
2、合作伙伴
我们与"中国公益维权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一个与我们社团有共同志趣和目标的民间组织，已经成功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并掌握了包括媒体、律师、志愿者等在内的多元化资源，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与他们建立联系，深层次的交互了解，核心成员对社团的文化内核和价值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了对内部团队建设和协会品牌凝聚内涵的理解。
通过与联盟的外部联谊和内部交流，我们对各类问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思索，如公益类活动如何能吸引同学们的眼球以及怎样提升各界关注度，增强社团文化在人群中的影响力并能够在各类优势社团如兴趣类、经管类协会中脱颖而出，没有设想过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大家意识到道阻且长，任重道远。
由于各种形式的资源，如资金、人力等对于活动开展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启动初期，我们计划从低处着眼，立足于低成本项目实施，如举办讲座和学术沙龙、调研实践等。在刚刚过去的新学期大型招新中，联盟就给我们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海报模板。我们意识到资源优势是社团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这个学期中，我们也会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各个层面，积极与多个企事业组织、行政主体、社区律所等建立联系，在他们的资源支持下，共同开展多彩的活动。
四、社团活动
拟开展的协会活动
一、定期校内宣传；以传单、海报等形式宣传消法相关知识，普及消费维权方法；与《复旦人周报》、优频等各种校内媒体合作，开设专栏，以法规介绍、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宣传；
二、专题讲座；针对社会消费各个细分领域，收集和整理各种资料、邀请相关专家或业内人士进行深度讲述，并对侵权与维权的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三、不定期在校内和周边社区、商业区开展普及消法和提高维权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四、不定期去市、区消协、消保委、工商局、质监局等行政机关参观、见习，了解消费维权举报和处理流程以及相关取证、认证过程；
五、与法律援助中心等校内社团合作，消费者参与诉讼；
六、参加"益暖中华-谷歌杯中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等各类竞赛；
七、撰写学术论文和报告，进行消费维权理论的研究工作；
八、与其他高校的公益性学生社团不定期互访，交流经验，增进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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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的数量在2007年6月就已经突破了1.62亿，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个网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网络大国，有25.5%的中国网民有过网上购物的经历。简单来说，网上购物就是抛弃传统式面对面的交易，利用网络直接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者享受自己需要的服务。“网上购物”，这种购物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发展迅猛。但是这其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商家肆意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加重，诸如此类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因此，要从法律上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一、透过案例分析消费者权益受损的表现
前段网上热议的“网购不满意退货惹纠纷，湖南买家竟收到死老鼠”，帖子是这样的：梁女士平时十分喜爱网上购物。2012年10月15日，她在淘宝网某女装店内购买了一条黑色格子连衣裙。“到货后，我发现实际尺寸与所标尺寸相差4到8厘米，裙子前后长度也相差很大。”梁女士说，“网店答应退货，但不肯承担运费。”三天后，网店仍未回应，梁女士一气之下就给了个“差评”。当天梁女士就接到了网店店主的电话：“像你这种人让别人生意还怎么做？真是一粒史上最臭的老鼠屎！”并且店主还在网页的评价详情上开口骂人。随后数天，梁女士的手机经常接到归属地显示为广东的陌生来电，梁女士买的裙子就是从广东的店铺寄来的，怀疑是卖家打的骚扰电话。2012年11月10日下午5时许，梁女士收到一个快递，包裹送货单上只有一个电话和姓名，没有详细的地址。她打开纸盒一看，里面是一只用塑料袋包住的死老鼠，她说：“肯定是淘宝店铺邮寄的！”当晚，梁女士便向淘宝网客服投诉，工作人员表示会处理此事。“两天过去了，没有回音。”梁女士说。而网店店主周先生向记者解释，他们不会寄死老鼠恶意报复，“我确实打过电话跟梁女士协商，可梁女士坚持退货，一定要我们店方承担全部运费，但衣服尺寸有误差不属于质量问题，我们是不承担退货运费的。”
通过上述案例以及“228人团购烤肉券，餐厅关门了案”、“网购疑遇假货欲退遭拒案”、“网购足浴器引纠纷，消费者状告淘宝网案”等案例体现了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表现如下：
（一）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侵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买卖双方面对面的传统购物方式就能确保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然而网购的虚拟性导致卖方提供的信息与买方获知的信息严重失衡。消费者在网购时，无法亲自看到商品实物，不能亲自检验商品或者直观感受商品的性能，而是只能通过浏览卖家的网页以及已买商品的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来获得商品的相关信息。然而，诸如淘宝、拍拍等网站对于卖家的商品图片以及文字信息并没有实际审核。与交易联系密切的关于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等均是卖家以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单方面提供。因而卖家为了达到销量的增加获得利润的目的，往往以次充好、夸大宣传，消费者在网上获得的相关商品信息就可能存在与实际见到的商品本身不一致的现象。从一定层面上讲，网购剥夺了消费者在决定购买商品前验收货物的权利。网上经营者也常常利用与传统交易的这种差别进行欺诈或者隐瞒商品质量的真实情况，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二）隐私权受到威胁
一般的网络购物平台为了达到提高点击率和知名度以及便于管理的目的，都要求网购者进行相关的用户注册，个人邮箱等私人信息就已经有所曝光。并且由于异地购物，卖家在发货时都要求购买者输入个人姓名、性别、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甚至身份证号、工作单位等个人背景资料。然而，一旦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入国际互联网，就很有可能遭到广泛传播。由于网络中的信息易于复制和窃取，且不留痕迹，这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各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屡屡发生。例如网络经营者为追求利润和利益使用甚至买卖消费者个人信息，有的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就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行商业活动。这些情况对消费者人身隐私权构成了极大威胁。而在传统购物中，买家与经营者面对面交易，以钱易货，此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
（三）侵犯消费者的求偿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保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络上的经营者大多数没有实际经营场所。网络使消费者购物范围和经营者销售范围无限扩大，从而拉大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实际距离。当前，如果消费者不主动要求提供购买商品的相关凭证和发票，网上经营者几乎是不提供的，这样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求偿权将得不到实现。有的网上经营者甚至在格式合同中直接规定某些商品不得退货。即便是在退换范围内的商品，经过经营者规定后也变得无法退换。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在传统面对面的交易模式中，如果消费者的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消费者就可以直接找到具体的经营者或生产者请求赔偿。然而在虚拟的现代网络交易模式中，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后，要获得赔偿就会比传统消费模式困难千万倍，甚至更本找不到赔偿者。
（四）侵犯消费者的安全权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安全权是消费者享有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而在网络购物中，较传统交易而言，因无法真切地接触商品的实物，而无法准确地对商品的质量安全进行判断。而部分网络经营者为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充分利用网络购物的这一缺陷，不顾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出售质量不合格产品，给消费者的身心带来伤害。同时，不仅商家有非法获取消费者隐私的可能，也为不法分子通过篡改信息等方式侵害消费者的财产权提供了契机。
二、网上购物投诉困难
（一）侵权方难以寻找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买卖双方素未谋面，卖家的真实姓名是否和网络上注册的一致，都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很多网上交易的店铺并没有进行登记注册，这导致经营者在实施侵权行为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只能通过咨询网站所有者、查IP地址、查银行账号所有者等其他途径来侧面查找，难以找到现实中的经营者。即使找到了经营者，由于网购的跨地区甚至跨国的特性，超越管辖范围以及法律的适用也都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二）侵权证据难以掌握
一方面证据不好保留，消费者在交易时的网页没有保存，投诉时很难再找到。所以消费者上当受骗以后，举报的时候甚至连一个证据都没有。另一方面，网络交易往往不开发票，买卖双方没有交易凭证，在涉及售后服务纠纷时缺乏依据。
（三）侵权责任难以认定
由于网络交易涉及多个环节，不仅是交易双方，还包括运营商和网站经营者，涉及物流商等多个环节。消费者的权益受损害，往往不是一个环节造成的，但是各个环节之间相互推诿，就使得侵权责任更加难以认定，消费者获得赔偿权也就更加难以实现。
三、完善网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消费者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积极维权
消费者要挑选信誉比较好的商家以及交易平台，有效利用网络交易的信用评价体系和第三方交易支付平台，提高交易的安全程度。仔细阅读合同的条文，做到货比三家，详细询问有关商品的品质、产地以及有关的保修时间等，维护个人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保留相关电子证据，以备不时之需等，提高防范意识。不要乱扔快递包装，小心个人信息泄露；在丢弃网购包装前，要将填写了个人信息的快递单撕下销毁，或者用笔涂画抹掉关键信息，以消除信息流失隐患。消费者不应该觉得网上购物的规模和涉及的金额并不是很大，不像骗银行卡的，一下能把银行卡里钱全拿走，从而放弃权利的维护。
（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
目前，网上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在我国还是一个“盲点”。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上购物中消费者权益进行保障显得简单、散乱、可操作性不强，远不能适应网上购物迅速发展所要求的对消费者权益保障的迫切需要。因此，加强对网上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研究和立法，已经迫在眉睫。
（三）使用权威认证工具，避免权益受损
笔者建议，消费者在网上进行购物时，最好选择一些可以使用如支付宝这类有第三方机构权威认证的交易工具的网站。因为使用这类工具，只有在用户收到货，并认可后，才会将钱汇入卖家的银行账户，这样可最大化地保证消费者的权益。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认真了解网站的资质，对生疏、冷僻、甚至是境外的网站要提高警惕，尽量选择一些有保障的规模大的网站，争取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避免权益受损。
（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
在举证责任方面对消费者予以特殊规定，以鼓励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维护权益。由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以及维权意识、证据意识的缺失，消费者实际举证能力十分有限，对消费者维权造成严重威胁，动摇了消费者维权的信心。因此，当网上购物发生纠纷时，应由经营者来承担举证责任。
（五）网络商家必须建设诚信信用机制
应完善商家的注册信息、信用等级、银行保证金以及关联机制，明确网络经营者对商品或服务内容信息的披露义务及网络经营者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六）加大政府监管力度
政府应加强对经营者身份的审核与公布，加强对网络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监管，加强网络虚假广告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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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纷纷通过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我国也亟需在金融消费领域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本文立足实际，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论述我国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必要和可行性，并对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提出相关建议。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益诉讼制度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是与私益诉讼相对的，其含义是“原告代表社会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而”。①在古罗马时期，由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因而请求权和诉权未能明显区分，公益诉讼包含请求权和诉权双重属性。随着现代法律制度不断进步发展，特别是实体法和程序法制度的建立，公益诉讼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公益诉讼是指特定机关、组织和个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公益利益以及不特定他人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不特定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有权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
（二）公益诉讼的特征
1.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最大的区别在于诉讼目的，原告提讼目的或者说在诉讼中保护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特定他人利益，通过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从而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2.诉讼原告的不确定性。主体可以是与涉诉案件无直接关系的不特定主体。凡是侵犯公益诉讼可诉的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的组织及个人（适合原告）均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无需受到“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限制。
3.判决效力的广泛性。私益诉讼解决的是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公益诉讼涉及到的利益，一般来说具有公共性和集合性，加之受害者不确定，实际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未必全部参与到诉讼中，而是由法律授权的组织或个人代表受害人进行诉讼，法院作出的判决对未参加的诉讼的受害人产生同样的效力。
4.诉讼当事人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公益诉讼的受害者一般是欠缺专业技术知识、财力微薄公民个人，而被告一方往往是掌握着专业知识或者具有实力雄厚的组织，相对众多弱小受害者，不管是在对专业的掌握上还是物质财力方面，被告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具有不平衡性。
二、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必要性
（一）填补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空白
首先，未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科学、规范界定，缺乏适用《消费者公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理论基础。现行《消法》虽然在第二条对消费者的内涵作了规定，但是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进行股票投资等金融消费是不是属于“生活消费”，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其次，缺乏可操作性维权规定。《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法律虽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了宗旨性规定，但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可诉性规定，导致了金融消费维权依据不足。最后，法律滞后性的特点导致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规空白不可避免。
因此，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广泛聚集社会资源参与金融消费维权，激发社会各界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思考，从而推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二）弥补“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缺陷
“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促进了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分业监管模式的弊端也阻碍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一方面，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监管“真空”。由于监管对象业务的特点，目前只有人民银行在县级有分支机构，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分支机构只延伸到地级市，存在监管“空白”。另一方面，现行的监管模式缺乏监管协调性。部分金融消费权益纠纷涉及到两个监管部门，甚至三个监督部门，目前“各司其职”分业监管模式，导致协调机制不健全、不顺畅，不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
因此，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健全“一行三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填补金融领域监管的“真空”，弥补“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缺陷，有效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破解金融消费维权难题
金融消费维权受到“信息不对称性”、受害者人数不确定、司法资源有限等因素制约，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成为必然。一是金融业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而金融产品具有专业性，一般消费者不能充分认识金融产品的属性和特质，缺少风险判断能力。二是金融消费具有广泛性，消费者人数不确定，具有潜在公益的性质。金融产品消费者遍及全国，一旦侵犯了部分消费者合法权益，将可能扰乱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影响到社会稳定。三是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和降低维权成本。公益诉讼由法律授权的组织或个人代表金融消费者提讼，法院集中审理，判决效力扩张到未提讼而受到同样损害的金融消费者，节约司法资源，降低金融消费维权成本。
三、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可行性
（一）公平正义价值追求为构制度建讼奠定法理基础。公平正义是法律的最高理想，是人类社会最终的价值追求。而保护弱者、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根本途径。如上述所述，由于金融领域专业性强，金融消费者与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之间不仅在专业素养存在较大的悬殊，而且金融机构不管是在财力还是诉讼技巧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必要给“弱者”适当的“救助”，才能使双方相对平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公平正义价值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举措不断改进，为构建金融消费公益诉讼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二）现行法律制度为制度构建提供法律依据。虽然目前我国未有明文规定在金融消费领域适用公益诉讼制度，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为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制度依据。在程序方面，新修订的《民事诉讼》第五十五条明文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机关和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讼；在实体方面，新修订的《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不管是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现行的法律为构建金融消费公益诉讼提供制度依据。
（三）“一行三会”金融消费保护局的成立为制度构建提供事实依据。“一行三会”相继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虽然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下“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保护局的主要职能和宗旨是一致的，就是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基于其职能，“一行三会”可以作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在日常的监管中，保护局一旦发现存在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讼，从而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一行三会”金融消费保护局的成立，为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创设了适格原告。
（四）世界各国的金融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为制度构建营造良好的环境基础。纵观世界国家和地区，但凡金融发展水平比较先进，都构建了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无论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都可以进行集团诉讼；法国新修订的《消费者法典》建立金融消费者团体诉讼资格登记制度；德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商业条款法》、《不作为之诉法》、《法律服务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消费者团体诉讼；我国台湾地区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法》和2003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体系。
四、我国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构建路径
根据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纠纷要进入诉讼程序，要有适格的原告、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因此，原告资格、诉讼范围、启动模式、费用承担、举证责任等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金融消费权益公益诉讼也需要具备这些要素。
（一）适格原告
1.检察机关。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我国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公共利益职责。同时，检察机关又是我国的司法机关之一，在调查取证、法律应用、诉讼技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不管是基于职能还是专业优势，检察机关都应成为我国金融领域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2.消费者协会。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在发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时，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当发生侵害众多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时，消费者协会理应对侵害众多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
3.金融监管机关。这里的金融监管机关指的是“一行三会”。目前“一行三会”相继成立了金融消费保护局，可以从日常监管中全面、准确地获得侵犯金融消费者信息，有利于高效地为金融消费“定争止纷”。另一方面，“一行三会”作为适格原告也是符合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宗旨。
4.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由于目前我国公益组织众多，为了防止“滥诉”，应该对公益组织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在我国能够提起金融消费公益诉讼的公益组织只限于公益律师。
（二）涉诉范围。从《民事诉讼法》和《消法》来看，存在“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适格原告才能进行公益诉讼。那在金融消费公益诉讼中，如何认定一个案件侵害金融是否达到“众多”呢？笔者认为这里的“众多”不应是指受害者人数的多少，而是应该从社会生活角度去理解“众多”的含义，主要指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提供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过程中已经（或可能）侵害广大金融消费者，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开展。出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侵害金融消费者的行为，适格原告应当向有权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三）启动模式
1.主动模式。金融消费公益诉讼适合原告在日常监管中发现金融机构存在侵犯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时，已经涉及到了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金融消费公益诉讼原告可以依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金融消费公益诉讼，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2.被动模式。在受到权益侵害后，不特定的金融消费者依法向适合金融消费公益诉讼适合原告提出公益诉讼申请，适合原告根据受害者的申请，以自身的名义向有管辖权法院提出公益诉讼，履行公益诉讼职能。
（四）取证责任。取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影响到诉讼结果。在金融消费公益诉讼中，应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提出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就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能履行举证责任，将承担不利后果。一方面是由于原被告之间地位不平等决定的。如果公益诉讼取证责任还是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而这对于不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原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不利于诉讼双方能够平等的抗衡。另一方面，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有利于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诉讼中，推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发展。
（五）激励机制。在金融领域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诉讼费用、办案人员办案经费等都涉及到合理的费用支出。因此，国家应对金融公益诉讼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公益诉讼各个环节费用支出，具体由各级财政进行划拨，由消费者协会统一管理。同时，国家还应对公益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中的公益律师进行适当奖励，这样可以有效激励公益组织参与到金融领域公益诉讼中来，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维护意识不断提高，公平正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健全和完善我国金融制度中重要一部分。我国只有构建金融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才能为金融改革发展保驾护航，才能有效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注释：
①《罗马法》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周吴文翰谢邦宇/编写第354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12月
参考文献：
[1]张韶华，刘萧天.我国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研究.金融与经济，2014，08.
[2]张韶华，刘萧天.我国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初探.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1.
[3]吴俐.公益诉讼法理基础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2（总第1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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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利的提出,最早出自1962年3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总统特别咨文》,其中提出消费者有四项权利:获得商品安全保障的权利;获得正确的商品信息资料的权利;对商品自由选择的权利;提出消费者意见的权利。自此该四项权利得到了广大国家的认可,并且极大推动了消费者运动的发展。3月15日后来也在1983年被消费者联盟组织将其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日”。消费者权利的提出,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化出独立的主体:经营者、消费者,而他们的利益却往往发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而就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最终的动力在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人们在观念上逐渐认识到消费者的重要。并且现实中消费者受侵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保护消费者的重要性。
就我国来说,消费者运动起步是比较晚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消费者运动并未开展。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消费者问题,于是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被催醒,1984年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成立。消费者运动也比较迅速地在我国开展起来。
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风起云涌般的消费者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消费者”思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终于形成“消费者权利”概念。现今各国消费者运动无不高扬消费者权利的大旗,而保护消费者权利已成为各国消费者政策的核心和理论基础。
二、现行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消费者权利的范围过于狭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二章中专门规定了九项消费者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批评监督权。这九项权利。并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维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以列举方式提出的九项消费者的权利已不能全面的保障消费者的权利。
1.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多的为不同机构因不同目的而采集、使用,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恶意利用、篡改利用的情况,严重扰乱了消费者个人正常的生活作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业,学历,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电话、E-mail),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等可以识别消费者个人的所有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本应用于为消费者服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给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
新浪报道的一则新闻就是如此。1个淘宝差评引发上百骚扰电话:曝网上购物软肋 就是一个例证:某淘宝买家收到在淘宝店“美橙名表折扣”买的一块手表。由于商家送货严重延迟,并且销售的是假货,他在评价体系里给了一个“差评”。但随后该买家便收到一条匿名恐吓短信,不过于并没有理会。随后,他的手机上开始出现大量骚扰电话。之后他安装了一个手机过滤软件,总共拦截了100余个骚扰电话。除了一声响就挂的骚扰电话,也不断有“撤销中差评后停止呼叫!否则呼死你!永不停止!”类似的短信发至于的手机中。于是,该买家将交易编号等信息发送给淘宝客服,等待处理情况的反馈。经反馈后,骚扰电话停止了。但是威胁短信仍然继续发送。
以上案例便是一例典型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案例。现实生活中,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案例简直是不胜枚举。比如购房的业主电话号码以及相关信息被开发商打包卖给装修公司,比如个人手机常常受到各种推销短信及电话,等等,这些现实中的案例无一例外地提醒我们,在当下信息时代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十分必要并且紧迫的。
2.关于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的知情权包括了权利行使的两种形态:一是根据法律对经营者强制说明义务(如商品标示)的规定,消费者消极接受信息;二是消费者在不明了的情况下,主动向经营者询问商品或服务的有关情况。也就是说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包含经营者“告知”与消费者“获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有二种途径:一是通过自己“搜寻”获取;二是通过经营者获取。自己要想成功搜寻信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信息储备,具备“搜寻”信息的能力,第二,搜寻信息的成本不会太高,比方说你去买一辆奔驰轿车,也许你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搜寻相关信息,因为相对于买一辆奔驰车所付出的代价,前期搜寻信息的成本大多数人都会忽略不计。
第二种获取消费信息的途径:通过经营者获取。但是从经营者获取也往往遇到障碍。在电脑城买电脑时,销售员总会拿出一堆专业数据,现实电脑的品质如何的好。对大多数不甚懂行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是无法通过这些数据来了解该电脑品质究竟如何。从法律上讲,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了保护,经营者也尽到了义务。经营者即使是尽到了真实的说明义务,但是其透露的信息是其全部所知吗?或者其透露的信息是关键信息吗?
经营者已经严格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那么法律是否要进一步加重经营者本来就已经较为严苛的告知义务呢?经营者到底要尽到怎样的告知义务才算其履行了法律义务呢?
(二)消费者权利救济的途径狭窄在我国,消费者权利被侵犯后,消费者可以自己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以到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寻求帮助,还可以寻求法律帮助。看似全面的权利救济措施,实际上往往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首先是与经营者协商,这一办法只有在经营者比较诚信时才能够发生作用,但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往往缺乏诚信,所以,消费者往往不能在协商中取得满意的结果。其次是寻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帮助,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支持,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稍有改善,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毕竟不是官方组织,没有执法权力,对不良商家的威慑力有限,所以对消费者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最后是寻求法律的帮助,即向法院。这看似是一个好的途径,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问题。诉讼程序比较烦琐,消费者精力有限,不愿在这上面浪费过多精力。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权利受损的消费者不能维权,不愿维权,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经营者肆无忌惮的侵害消费者权利。
三、关于强化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立法方面的建议
(一)扩大消费者权利的范围上文已经说过,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仅靠列举的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需求。所以,一方面,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这九项权利予以扩大解释,详细阐述各项权利的具体权能,这样一来,既可以使消费者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又方便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活动;另一方面,扩大消费者的权利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有些在之前并不受关注的领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就需要立法及时予以体现,以更好保护个体的权利。比如上文提到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就应当被纳入保护的范围,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有必要予以完善的保护。
(二)加强侵权责任的承担制度这里所说的侵权责任的承担,主要是指惩罚性赔偿机制。所谓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就是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者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惩罚性补偿责任不同于民法中的补偿性责任,在民法中,民事责任指民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以恢复被损害的权利为目的并与一定的民事制裁措施相联系的国家强制形式,故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恢复与赔偿,即在于补救(补偿)。而惩罚性赔偿责任是指与民法中的补偿性责任相对的一种救济模式,而不能与刑法中的“惩罚”相等同。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基于利益主体的假设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各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并且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采取一定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通常,经营者的行为是在经过计算成本和收益比后得出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考虑道德的因素。如果经营者违法,那么他要计算一旦违法行为受到惩罚,他将承受多大的损失,可是,受罚还有一个概率和数额的问题,如果受罚的概率很低,受罚的数额很小那么在同其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相比较后他自然很清楚会选择哪一种行为。所以,决定人类社会选择的根本,在于预期与估计的行为结果在收益上大于实施行为支付的成本。经济主体之所以会选择经济违法行为,无疑也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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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与我国消费权益保护的现状
1.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发展。1891年,世界上第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组织:纽约消费者协会成立;1898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消费者联盟。1960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简称IOCU)成立。
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984年9月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作为我国第一个消费者组织率先成立,1984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1987年9月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上海市在2004年初率先将消协更名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更好地体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趋势。
2.消费者权益合法化、规范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目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际,我国重点突出消费者以下权利。(1)选择权。选择权是确保消费者在消费生活中行为自由、生活自主的法律保障,也是消费者实现自身消费意愿的基本保证。(2)公平交易权。一是消费者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准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二是消费者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3)安全权。一是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权利,即消费者享有其生命、健康不受侵害的权利。二是财产安全的权利,即消费者享有其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利。(4)知情权。知情权是消费者了解商品和服务,避免因盲目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而遭受损害的法律保障。(5)索赔权。索赔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的一种救济权,使消费者所受损害得到经营者的赔偿,既是对消费者的适当补偿,同时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进行惩罚。(6)受尊重权。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的权利。
二、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投诉热点与结构变化
1.投诉总量增幅平缓,部分传统投诉热点总量有所下降。
2.投诉范围与结构有较大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尤其含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相关含服务类的投诉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垄断业、电信、邮政服务、摄影冲印、洗染、美容服务等纠纷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时,购物权益受到损害;一些地方的商场、服务场所仍然发生对消费者无故搜身的问题。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汽车成为近年来投诉增幅最大的商品之一。
3.投诉难点变化不大。(1)商品房投诉明显增多,群体投诉案件上升。(2)高新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知情权难以保障。(3)部分垄断、公用行业的规则欠公平。(4)汽车售后服务合同履行差。(5)农资产品质量问题仍很突出。(6)新商品和服务不断涌现,但有关规定、标准的出台却明显滞后,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不便。
三、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1)完善相关立法,尤其是服务领域的相关立法。我国虽然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是涉及服务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而且有些法规和条例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处理和打击的力度不够。
(2)加大执法力度。目前,少数中介组织(如鉴定单位)执法人员自律性差,更有甚者知法犯法,使消费者投诉取证极为困难,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中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逐步实行中介组织、执法人员执业后果的连带责任制度,增强其执业的风险成本。
(3)加强行政职能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做到以较小的社会投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4)抓紧制订消费者援助制度。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诉讼费用影响了消费者的诉讼能力。实施消费者援助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可以向法院,要求给予违法者以民事处罚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也可以支持消费者,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法庭也可以对特殊消费者实行诉讼费用救济制度,体现在司法程序中保护弱者的原则。
(5)加大法律知识普及力度。
2.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
(1)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消费者维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取决于消费者自身捍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要逐步普及全民族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宣传,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提高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能力。消费者应加强相关商品知识的学习,了解有关商品信息,积极做好消费前的准备工作;购物、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一定要索要并保存好有关证据,以作为消费权益受损时的投诉依据。。
3.加强监督工作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1)加强政府的监管工作。①加强专业执照管理。②强化产品安全标准。③严历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
(2)加强新闻监督,实行举报有奖制度。
(3)加强社会监督作用。广泛宣传消费者维权意识,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
参考文献:
[1]王江云.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法律出版社,1990.
[2]李昌麒,许明园.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
[3]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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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包”责任承担采取“谁销售谁负责”与“过错追偿”原则（第四条）；
2.明确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各自具体义务（第二、三、四章）；
3.规定“包修期”与“三包有效期”判断标准（第十七条）；
4.详细规定“换”、“退”等四种具体情形（第二十、二十一条）与“三包”责任免除的七种具体情形（第六章）；
5.明晰汽车消费争议处理法律路径（第三十二条）；
6.建立“技术咨询人员库”的鉴定机制雏形（第三十四条）；
7.明确罚则（第八章）。
一、三包责任承担形式与问题
自《汽车三包规定（第一次征求意见稿）》起，汽车三包责任就明确了“谁销售谁负责”原则，即由销售者依法承担三包责任。新规增加了一项内容，即“过错追偿”原则，如果是属于生产者或其他经营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进行追偿。销售者在承担了质量问题汽车退换风险的三包责任后，可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条款向生产者索赔损失。此项规定将生产者义务提到比销售者更重要的位置，意在明确汽车生产者应该是汽车产品质量的“最终责任人”。将与产品质量有直接关系的生产者作为最终责任人，有利于促使其通过提升产品品质来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不是盲目追求产量。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销售者作为三包责任的“第一负责人”，可简化纠纷关系和维权路径。因此，三包责任承担制度的明晰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消费者购买存在质量问题的汽车产品后，经销商与厂家相互推诿与扯皮现象，而销售者作为直接责任人又是明确可辨的，因此，极大地扭转了消费者无法可依、投诉无门的两难局面。
三包责任承担形式在现实的法律监管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新规将三包的第一责任放在了汽车4S店身上，实质是将本该由生产者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销售者。在目前汽车生产者话语权、利益分配权远远大于销售者的情况下，由销售者作为被追责的主体，可能导致一些弱势的汽车4S店的消极抵制，使得消费者成为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其次，生产者与销售者素来就矛盾重重、利益各别。汽车4S店在对消费者进行了退、换车等赔偿之后，生产者若不认账，就会给汽车4S店造成巨大损失，由此可能偷天换日地将不能向生产者追偿的成本损失进行违规“转嫁”，消费者由此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二、三包责任内容要旨与借鉴
汽车三包新规第二至四章以专章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各自的三包具体义务，为各环节的生产经营规范提供了法律依据。简言之，生产者责任含出厂检验、备案说明；销售者责任含进货检验、销售明示；修理者责任含质量保证、记录存档。
其中，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换、退”具体四种情形在新规第二十、二十一条做了详细规定：具体集中在发动机、变速器、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等车身主要零件以及严重安全性能故障，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经2次修理或更换，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可免费更换或退货。该条规定特别是对于一些动辄要求换车的消费者，明确了换车的条件，避免消费者提出过分要求。
纵观美国的《柠檬法》（Lemon-Law，得名是因购买了出厂后问题不断的问题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吃了柠檬一样又酸又苦，因此美国人把保护汽车消费者权益的法律称为“柠檬法”，而问题不断的车被称为“柠檬车”）――汽车保用法，针对缺陷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责任界定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1.生产者可以进行1次维修：产品的缺陷造成其存在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可能性的，如涉及制动或转向方面的严重安全缺陷；
2.生产者可以进行2次维修：产品存在非致命性安全缺陷；
3.生产者可以进行3或4次维修：产品存在其他类型的缺陷；
4.产品因质量缺陷进行维修导致一年中无法正常使用的时间累计达30日以上的。
消费者购买了存在上述任意条款中所描述的质量缺陷的汽车产品之后，有权向生产者提出换车或退车要求，同时厂商应当承担或退还消费者此前修理汽车的合理费用。
可见，美国《柠檬法》相比于我国的汽车三包规定，对汽车存在质量缺陷的危害等级由重到轻进行了详细分类，并规定各类危害有着1到4次的维修机会，“无法正常使用累计时间”的规定更是符合消费者用车要求与赔偿实际。总之，对于车辆仅仅出现一般性的故障或缺陷，可以由维修解决的，生产者不必都承担退、换车的成本，有效地把握消费者维权的适度原则。《柠檬法》的这些经验和做法十分值得我国汽车消费市场法律监管的借鉴与思考。
三、三包举证责任的法理释疑
举证责任是证明并确认三包责任归属的程序规则，要使三包责任兼顾各方利益、不偏不倚，必须考虑汽车4S店与消费者举证能力强弱，平衡双方的举证责任，践行“程序形式正义”是通往结果公正的必经之路。当保修期内的汽车出现质量问题时，销售者认定是由消费者超常规使用引发的，而消费者认为是汽车本身存在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纠纷，明晰三包举证责任应是有效解决矛盾的关键。
但新规出台后，我们发现，第三十条第五款“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者对所涉及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不承担本规定所规定的三包责任：（五）因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产品，而造成损坏的”最后部分删去了原《汽车三包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修理者能够证明不是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不承担三包责任”一句话。至于新规为何将明示由汽车生产者及4S店承担举证责任的条款内容删除，其中的利益博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新规的个别条款内容、措词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明确三包举证责任的法理依据：
新规第二十、二十三条含有强制意味的载明：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或退货；第十八、二十一条载明：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由销售者负责更换。显然，这并不要求消费者实质举证，仅依相关凭据即可要求汽车4S店承担三包责任。
同时，新规第三十五条载明：三包责任争议，按照产品质量申诉处理有关规定执行。而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产品质量缺陷的侵权之诉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消费者只要能证明侵权事实是该产品所引起的，除非生产者或销售者能够证明该产品属于法定免责情形，否则就必须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另外，《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规定，只要经销商、生产商提供不出消费者使用不当的具体证据，就不需要进行质量鉴定，销售商应首先履行免费维护、更换义务，如需做进一步质量鉴定，也应该由厂商来负责。
从举证现实上看，消费者难以掌握汽车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参数。因此，一旦出现汽车质量争议，应一律由汽车4S店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实现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涉及商品的质量标准、技术指标、安全性能等关键性证据，应提供没有欺诈、侵权的证据，从而在程序上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保护消费者弱势举证群体权益的立法倾向。
四、三包责任的法律风险防范
1.三包责任的合同形式约定与意思自治
汽车三包新规在确立“谁销售谁负责”与“过错追偿”原则的同时，还指出：家用汽车产品经营者之间可以订立合同约定三包责任的承担。这就为汽车4S店与生产者之间的责任划分与风险防范提供了“私法契约自由”的法律进路。在美国等国家，只要车辆出了问题，就是生产厂商的直接责任。但在我国，牵涉汽车产品退换问题，最终还是要汽车厂商拍板，销售者更多的是扮演“二传手”角色，因此，只有通过合同形式的合理约定，才能使“传递”最终得到落实，有据可依。
从汽车4S店角度看，产品质量保障是由生产者提供，生产者应先把好质量关。销售者提供的是服务和信息沟通渠道，应积极配合生产者解决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双方可通过预先订立合同，规范相关质量认证、明细“退、换”标准来划清销售者与生产者的责任，避免汽车4S店和生产者互相推脱责任的发生。
另外，汽车消费市场意思自治适用范畴还应当拓展至汽车4S店与消费者之间。就消费者无法获知订购车辆的内部识别信息，如发动机号、合格证代码等信息，这些信息应在汽车销售合同格式条款中进行标注，以便消费者在提车时核对与所定车辆是否一致，保障知情权，杜绝欺诈现象。
2.质检承诺与换退车瑕疵标记
为了将汽车消费者合法权益置于事前保护状态，汽车在出厂或销售上牌时应先进行必要的检测，一些质量问题在检测中就可以发现，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日后的争端。但令人遗憾的是，新规在第八条、第十一条仅笼统的规定了出厂检验制度、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查验结果不仅难以令消费者知晓，甚至容易造成逃避监管。
就汽车4S店销售环节，在认真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的同时，汽车产品的任何瑕疵，销售商应当向消费者明示。对于检验合格的车辆，应对消费者做出《质量承诺书》，这也可以作为今后消费者维权的最直接法律依据。
另外，在履行三包责任之后，退、换后的瑕疵汽车去向问题似乎鲜有关注，新规第四十四条也仅规定：销售“三包换退车”应当经检验合格并明示该车更换、退货的原因，其三包责任按合同约定执行。这一点将可能招致最大法律风险。汽车4S店若通过合同形式避重就轻的转化来侵害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将可能陷入退换、再退换的恶性循环中，三包纠纷永无止息。
当务之急应是，建议汽车4S店对已办理退货手续的汽车产品在工商总局或质检总局规定的网站上公布其退货的详细资料供消费者查询，并且明确“三包换退车”再销售的具体三包责任范围。同时，借鉴美国《柠檬法》的“回购条款”（Lemon Law Buyback），强制规定购买具有已知具有瑕疵的车辆消费者也应当至少享受1年以上的质保期，获得同样保护。可见，完善瑕疵标记制度，不仅可以防范三包责任的法律风险，更使得消费者不必担心买到所谓的“翻新车”。
参考文献：
[1]刘文娟.我国汽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C].新疆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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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诚信研究的学术背景：第一，涉及诚信理论方面的研究。比如樊耀华的《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当代寓意》（道德观察2013年第2期）。宋子怡的《诚信与道德》（《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4期）。虽然与诚信有关，但是没有对诚信进行系列专题报道。第二，对经济领域的诚信研究。如涂红艳《企业诚信缺失的治理》（经济观察，2014年第3期）。文章虽然涉及到经济方面的诚信研究，但属于蜻蜓点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析。第三，有关地沟油事件的研究。例如周凯、杨百惠《地沟油危害的探究》（《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7期）。文章只重视地沟油的成分、危害、鉴别方法等基础知识，缺乏对地沟油的认识。因此，本文作者研究的地沟油事件对食品企业，特别是对其诚信管理方面的探析是其他作者不曾深入研究的领域，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1.文献综述
1.1企业诚信管理概念
诚信渊源。在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视诚信问题的，将诚信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作为整个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诚信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思想家们起初将“诚”与“信”分别做出阐述。“诚”主旨道德修养方面，突出“真”的实质。“信”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处理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这种“诚”的思想道德境界，需要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信”。“诚”与“信”的巧妙组合，就是诚实守信，进而要求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义礼的规范统一。
诚信管理释义。企业的诚信管理是指企业以实现诚实守信为目标对信息、债务、合同和客户所实施的系统管理。企业诚信管理的内容具体来讲包括：第一，信息披露管理。搞好信息披露管理的完整性和及时性，能有效保护食品企业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组织制度的贯彻与实施。第二，企业债务管理，包括银行债务与应付账款债务，企业债务管理的基础是对现金流量的管理，做到现金预算支出与收入的平衡，避免现金闲置，防止现金短缺，影响企业的诚信生产。第三，合同管理，中国每年签订同40亿万份左右，其中履约率只有60%，约有16亿万份合同无法履约。因此，企业将诚信管理作为企业重要的管理职能，其管理决策影响企业价值驱动。
1.2国外相关研究
诚信管理与地沟油的相关性。海登・怀特发表的《地沟油中的见闻》提到，“对地沟油进行诚信管理档案，餐厨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置单位均需备案”。约翰・科特将地沟油赋予“液体黄金”，建议餐馆开业前需要签署“诚信合同”。
米特菲克指出，“在荷兰，消费者一旦发现食品生产过程及结果存在不合格的情况，可以通知当地食品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威廉・大内指出，意大利消费者保护协会开设了“吃健康”的网站，帮助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诚信管理与食品企业责任的相关性。阿普里尔表示，“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着重体现经营者自身的素质”。凯罗尔表示，“企业的诚信管理应该渗透在食品企业责任担当的每一个环节”。
1.3国内相关研究
王志忠提出，“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认真履行经济上的诚信，才能获取经济效益最大化。丁光选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诚信是一种投资，是企业生产成本的稀缺资源”。
赵丽清提出，“借鉴国外各国政府对餐饮垃圾的蒸煮分离，将地沟油变废为宝循环再利用。杨广海认为，“中国出现地沟油事件实际上是食品企业诚信观念缺失引起的，要足够重视”。高红霞认为，“事实证明，政府诚信缺失的现象与超出实际责任能力范围有关”。万庆丰强调，“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个人诚信管理、企业诚信管理和政府诚信管理。其中，政府的诚信管理处于核心地位。刘延庆提出，“目前中国诚信立法相对滞后，在《民法通则》中制定的诚信管理用语抽象”。宁浩勇指出，“食品企业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加大食品企业失信处罚力度。林东海认为，“企业诚信管理的过程，鼓励广大消费者充分行使合法权益。”。学者吴冠月提出，“企业出现诚信缺失，最终将失去消费者”。顾子峰认为，“诚信管理与企业自身的责任管理有很大的联系，形成诚信责任链”。
1.4文献分析总结
埃尔文・罗斯提出关于诚信管理与经济学关系的理论分析：在追逐经济利润的同时，一定要遵循相应的诚信准则。丁光选的观点，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认真履行经济上的诚信，才能使交易双方彼此信任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平稳发展。国外研究偏重于运用诚信管理机制对地沟油进行分类和检测。国内对地沟油治理的研究多见于新闻，诚信管理有效运用方面缺乏深入系统的探究。国外各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待诚信管理监管职能明确、具体。本文作者总结万庆丰的观点，将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个人诚信管理、企业诚信管理和政府诚信管理。其中，政府的诚信管理起着导向性作用。世界其他国家法律法规对食品企业诚信缺失行为的处罚会使违法经营者倾家荡产。本文作者总结孙芳芳提出企业的诚信管理的三个方面，这样做有利于企业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本论文将着重分析诚信管理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作用，重点强调企业进行良好诚信管理对企业自身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诚信管理的分析，作为本文作者关于食品企业诚信管理的理论基础。
2.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法侧重运用案例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所需研究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2.1案例研究法
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应用真实案例支撑诚信对唐山市食品企业特别是在经济利润方面的重要影响。运用案例研究法，由于“地沟油事件”所涉及的食品企业众多，本论文之所以选择河北省唐山市的“鸿雁饭庄”和“万里香烤鸭店”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鸿雁饭庄和万里香烤鸭在诚信管理方面的深入分析，找出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诚信缺失的措施，为食品企业坚守诚信管理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意义。
2.2文献研究法
由于诚信管理范围比较宽泛，本文作者在搜集第二章涉及的诚信管理参考文献时，对诚信管理的搜集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为食品企业的诚信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尤其是第四章“地沟油事件”中的唐山市两大食品企业诚信管理的表现，促使食品企业在诚信管理方面做出积极有益的探索。
3.唐山市食品企业诚信管理分析
3.1鸿雁饭庄诚信管理分析
根据鸿雁饭庄官网公布的2013年业绩报告，“在原材料供应、管理费用等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每年的经济利润不同。2011年公司经济利润处于稳步阶段，2012年公司经济利润未受到地沟油事件的影响，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根据2011年-2013年的利润表显示，2011年实现利润为11087284.09元，2012年实现利润为13839147.62元。2012年较2011年利润同比增长了24.82%。2013年实现利润为17702796.39元，而2013年较2012年利润同比增长了27.90%。2012年“地沟油事件”对唐山市食品行业存在较大影响，但唐山鸿雁饭庄在此期间的食品销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3.2万里香烤鸭店诚信管理分析
自2012年发生“地沟油事件”以来，唐山万里香烤鸭店所制作的食物被唐山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检测出含有低劣地沟油的成分，以《唐山早报》为主流的新闻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但万里香烤鸭店的食品销量和市场利润受到较大冲击，企业自身的诚信度遭到社会公众的严重质疑。由于受地沟油事件的影响，唐山万里香烤鸭店食品内销外售数量大幅下滑及食品生产线的停产等问题。据万里香烤鸭店官方网站的2013年业绩报告称，“2011年公司经济利润处于平稳状态，2012年公司经济利润下降，出现亏损”。对于导致亏损的原因，万里香烤鸭店解释到，“在原材料供应、成本费用等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得到的经济利润不同。原因是2012年公司牵涉地沟油事件，导致公司面临诚信管理的缺失，诚信缺失对企业的经济利润造成较大影响”。
通过万里香烤鸭店2011年-2013年财务状况分析可知：2011年实现利润为21102849.70元，2012年实现利润为8792115.49元。其中2011年较2012年利润同比下降了41.66%。2013年实现利润为14867298.54元，2013年较2012年利润同比提高了69.09%。但是，2013年与2011年利润同比下降了70.45%。由此可以得出：在2011年，万里香烤鸭店经济利润发展稳定、状况良好。但是，由于牵涉到“地沟油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致使万里香烤鸭店2012年经济发展速度较2011年有所下降，2011年-2012年企业的经济利润呈直线下滑走势。但从2013年开始，唐山万里香烤鸭店的经济利润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数据分析得知，到2013年唐山万里香烤鸭店食品销售量逐渐回落，表明万里香烤鸭店已经渐进复苏时期，但万里香烤鸭店2013年的经济利润低于2011年发生“地沟油事件”之前的经济利润，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同比下降了70.45%。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危害性很大，一旦失信于社会大众，多年苦心经营的企业品牌形象也会瞬间崩塌，而唐山市万里香烤鸭店就是最恰当的事例。
3.3“地沟油事件”唐山市食品企业诚信管理讨论
对“地沟油事件”中的唐山市两大食品企业――“鸿雁饭庄”和“万里香烤鸭店”的诚信兴商与失信毁誉的事例，探究诚信管理和诚信缺失对于食品企业特别是在经济利润方面的影响情况。事实证明：坚持诚信，既有利于促进食品企业经济利益的快速增长，又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
4.唐山市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措施
4.1诚信缺失的外因
唐山市政府部门是食品企业诚信生产的监督主体，要保证对食品企业的诚信管理，必须强化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食品企业诚信生产的监管职责。当前经济市场条件下，唐山市政府部门片面追求本市GDP的增长，忽视了对食品企业诚信监管力度。在现有的监管模式中，唐山市政府部门没有过多的监管能力，对上万家食品企业诚信生产进行监督管理，极易导致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现象的出现。因此，唐山市政府部门只有加大监管力度，落实高效的执行力，才能形成合理地监督管理，使得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现象不复存在。
相关法律不完善，对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严惩力度不够。中国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缺乏正确明晰的限制范围，留下执法空白。因此，中国食品企业诚信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监管体系，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如《民法规则》只是确立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三条有关“违法违规生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剂，其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其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由此可见，食品安全问题严惩力度缺乏法律法规的震慑力，致使违法违规犯罪成本处罚金额太低。
社会公众（消费者）缺乏食品安全保护意识。2014年1月12日，中国食品安全网选取3000位社会公众，针对食品安全方面的消费维权活动进行抽样，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有75%的消费者认为本人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消费维权观念一般”。当被问到出现哪些因素，会影响消费者自身放弃维权行为时：48%的消费者觉得维权比较麻烦、成本有些多；39%的消费者认为所涉及的食品种类金额小，不值当；还有11%的消费者没有及时留存票据；另有其他原因的消费者占2%。由此可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方面维权的法律意识薄弱，对食品消费过程中出现上当受骗的情况，大多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2012年震惊中国的“地沟油事件”是食品企业诚信缺失最为严重的典型事例。
4.2诚信缺失的内因
食品企业将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资产的最优化视作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要务。放弃了对本企业诚信管理的业务宗旨，导致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现象的产生。当食品企业从诚信缺失行为里获取的好处超出食品企业之前所投入的成本时，会忽视诚信管理的业务宗旨，造成食品企业失信行为的出现。
2011年3月23日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对11个地级市的食品企业经营者道德与素质调查，唐山市大部分食品企业经营者的道德与素质为6.5%。2013年3月15日河北大学于对河北省现设的11个地级市食品企业经营者进行研究，统计结果显示，唐山市食品企业经营者道德与素质水平，能得到社会公众信任的只有3.8%。因此，当食品企业经营者缺乏职业道德及素养时，会发生“地沟油事件”这样损害社会公众身心健康和造成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现象。
4.3企业诚信缺失的解决措施
加强唐山市政府部门监管力度和职责意识。提高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公信力，转变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在实践过程中，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要根据情境需要，充分发挥食品企业诚信管理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做到依法监管、诚信监督，赢得食品企业对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尊重和信任。同时，唐山市政府相关部门应正确利用政策措施的引导功能，运用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为食品企业诚信管理赢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健全诚信管理法律体系，增强对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惩罚力度。食品企业诚信缺失问题的出现，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法规，才可以有效防范、遏制、打击和制裁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问题。2014年3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最突出的要点是以更为严苛的法律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对食品企业诚信管理方面的监督与检查工作。建立统一和震慑力的食品企业诚信标准和规则，制定食品企业生产管理制度、食品添加剂检测制度、食品企业诚信观测制度等，同时还具体详尽的规定与食品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强化社会公众（消费者）辨别能力和维权观念。据北京壹点问卷公司对消费者向相关部门投诉维权事宜的满意度显示：未获积极处理结果的消费者达68.7%；费劲很大周折，问题总算得到彻底解决的消费者达24%；获得最终令自己满意答复的消费者仅占16.2%。
